第26章 整顿吏治痛惩贪官(18)
和、刘墉、诺穆亲三位钦差大臣及原劾者御史钱沣，于四月四日离京前往济南。“和阴袒国泰”，“怵沣”，钱沣坚持秉公办案的立场，不畏其之恐吓。和便另施诡计，当他们到达济南时，国泰已早知查仓盘库之信，急忙向商人勒借银两，存放库中，凑足了库银数量。像历城县，本来亏空银四万两，现在便以商银补充，暂时掩盖了亏空之情。和一行到达历城后，就盘查仓库。“和令抽视银数十封，即起还行馆”，实即表示盘查已毕，没有亏空。钱沣细心观察，发现取出验证之银，每锭的数量多少不等，“银色不对”，而帑银却一律是五十两为一锭，心知有诈，立即建议将库封存。回馆之后，钱沣了解到借商银充库之情，便遣人宣告于众，如被借银存于库中的商人，不将银呈官报明请求归还，则将尽没其银。第二天，三位钦差大臣和钱沣一行，再到银库，打开库门，查验银色和数量，确与帑银不符，各商人纷纷奏呈被借之故，将银领还，“库为之空”，一下子就使历城县亏空帑银四万两之弊，显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和此时也毫无办法，只好据实向帝奏报。历城县亏银之弊的查清，固与钱沣之正直、多智有关，但也得力于刘墉的支持。刘墉“持正，以国泰虐其乡，右沣”。如无刘墉的支持，和完全可以驳回钱沣封库以备再查的要求，以验银无弊而上报，此案就很难破获了。《清高宗实录》卷1154，页20；《清史稿》卷319，《和传》，卷322，《钱沣传》。
四月十三日，和等奏称：先将历城县库盘查，查出该县知县郭德平亏空银四万两，“有挪移掩饰之弊”。“并询问国泰任意婪索各属员盈千累万各款迹，亦俱承认”，俱系调任漳州府前任济南府知府冯埏经手，从前系吕尔昌经手。“于易简身任藩司，一任县库亏空，扶同弊混，甚至见巡抚时长跪回话，卑鄙无耻。其余案内款迹，现在彻底严究”。③《清高宗实录》卷1154，页15、16，17、19.
和等又奏称：四月初八日到省，询问于易简。于称国泰闻钦差前来之信，就让历城县知县郭德平向济南府知府冯埏府库要去银四万两，“挪移掩饰”。按察使梁肯堂说：“国泰勒派属员银两，俱系冯埏经手。”冯埏、郭德平供认此情，冯并“呈出各府州县帮费清单”，“国泰勒派通省属员，婪索银八万两。”复令于易简等人“当面质证国泰，据伊供认前情不讳”。③。
乾隆帝览折后十分愤怒，于四月十三日、十四日、十五日连下四道谕旨，督办此案。这四道上谕讲了五个问题。其一，将国泰等革职拿问。谕旨说：“国泰身任巡抚，竟敢明目张胆，逼勒派累，任意婪索，通省官员俯首听从”。今据冯埏呈首帮费清单，止系其任内经手之事，从前吕尔昌任内如何勒派之处，著和严行讯问国泰，务令逐一供出，“此案国泰自应按律定拟斩候”。于易简专管钱粮，乃于历城县库听其亏空，“扶同弊混”，又向国泰长跪回话，“实属卑鄙”，著予严究，并命和于五月押带国泰、于易简到京，候帝亲讯。国泰、于易简、吕尔昌、冯埏、郭德平均著革职拿问。其二，盘查东平三州县。钱沣指名参劾的亏空之县，有历城、东平、益都、章邱四州县，今历城既经查出，其余三州县著刘墉一律查办，务使水落石出。其三，限期弥补，不兴大狱。山东亏空，“人数众多”，虽与甘肃上下通同一气公然冒赈殃民者有所区别，但与直隶州县因办公差而有所短缺者也不同，如果各州县官员自知畏法，不以帑银为结欢上司之资，“何以致有亏空”？“今朕格外施恩，不欲复兴大狱，然不可不彻底详查，予以限期，令其上紧弥补”，若不抵补，即从重惩治。其四，追查泄密。国泰为何“闻有钦差过境，恐有盘查”？必有人与其送信，著将于初四日出京前往济南的国泰之家人套儿严切讯问。其五，查抄犯员家产，将巡抚国泰、布政使于易简之任所及原籍赀财一并查抄。《清高宗实录》卷1154，页15、16、17、18、19、20、21、22、23.
不久，和、刘墉等人之折又送到京城。和等奏：国泰供认，吕尔昌前任济南知府时，“代办物件，并各州县帮费，俱系吕尔昌经手”。于易简尚无婪索属员银两之赃证，惟年节时“收受属员水礼绸缎等物”。乾隆帝于四月十九日就此折下谕：“看来情节不过如此”。国泰系小有才干之人，居心巧诈，因于易简曾在皇上面前为己保奏，“所以故为严厉”，不给予留脸面，而于易简又实系庸懦卑鄙不堪之人，甘心隐忍，曲意逢迎国泰，故通省属员，皆鄙薄藩司，不肯送银与于易简。“此案大概已有根据，不过如此”，和即可一面定案奏闻，一面押带国泰、于易简至京。刘墉、诺穆亲、钱沣查明章邱、东平、益都等三州县仓库钱粮有无亏空后，一同回京。至于山东通省州县之亏空，因人数众多，“且出自国泰之抑勒，朕实不忍似甘省之复兴大狱”。著新任山东巡抚明兴详查妥办，给以二三年之限，令其自行弥补，若复因循延宕，则自取重咎。《清高宗实录》卷1155，页10、11、12.
刘墉等查明历城、东平仓库亏空后，上报朝廷，并称“系因从前办理逆匪王伦滋扰案内，因公挪用，以致各有亏空银三四万两”。国泰、于易简亦辩称，因办理王伦时，“有预备守城，不准开销之项，各州县因公挪移，致有亏空”。乾隆帝先后下达两道谕旨，对此借口加以驳斥说：如果真如此，该省巡抚、藩司为何不据实上奏？“况凡地方公务应用钱粮，朕从无不格外加恩，准其开销”。即如两金川平定后，凡军需奏销，经部指驳，仍令川省承办军需大员详悉列明，切实具奏，即特降恩旨，概予准销，或径行豁免，“动以千百万计，此天下所共见共闻者”。山东如真系平王伦时“公用挪移，即应据实奏明，朕必降旨准其报销”。并且，王伦之事，办理不及一月，“即使因公挪移，何致有二百万两之多”？显系由于国泰、于易简“一则恣意贪婪，一则负心欺罔”，以致酿成东省之亏空。《清高宗实录》卷1156，页18、19，卷1160，页20.
四十七年六月十一日，乾隆帝下谕，宣布对国泰、于易简的处理。谕旨说：国泰贪纵营私，勒索各属官员财物，以肥囊橐，实属目无法纪，其罪自难宽贷，但念其所得赃私，尚与枉法鬻爵者有间，著从宽改为应斩监候，秋后处决。于易简身为藩司，明知国泰种种不法款迹，既不据实参奏，“复敢于朕前欺隐”，著斩监候，秋后处决。《清高宗实录》卷1158，页10、11.
前任山东按察使升任湖南布政使叶佩荪，现任山东按察使梁肯堂，与国泰同城相居，并未将国泰等纵情婪贿情节据实参奏。吏部奏请将二人革职交刑部治罪，帝命从宽，令将叶佩荪降补知府，梁肯堂降补道员。
新任山东巡抚明兴于六月初奏报：山东全省共亏空帑银约二百万两，各府州县官接旨后，设法弥补，已补银五十余万两，现仍亏空一百三十余万两，准备到年底再补五六十万两，余下七八十万两请宽限于明年补齐。乾隆帝批准了明兴的奏请，并于七月初八日下谕，以东省亏空多至二百万两，赐令国泰、于易简自尽。历时四月之久的国泰勒派属员财物、东省亏空二百万两帑银之案，至此结案了。乾隆帝勒令贪官巡抚国泰和庇护其过之布政使于易简自尽，是十分正确的，不杀贪官及其庇护者，不籍没其赀财，难以遏制贪风，于民有害，于国有患。但是，他对州县官之处理，却太为宽纵了。经查明，国泰通过济南知府冯埏而勒派属员之银为八万两，前任知府吕尔昌经手派取之银，未见记载，如按相等计算，两者不过一二十万两。那么，山东十府、十州、九十余县的官员为什么却亏空了官银二百万两？除去上交国泰巡抚之一二十万两外，这一百七八十万两银落入何人之手？需知，这是一笔巨款，相当于山东全省一年人丁田赋银的百分之五十，数量之大，相当惊人。如按律例，贪污银子一千两者即要问斩监候，秋后处决，这一百七八十万两赃银就可杀一千多名官员。这样大规模的集体盗取帑银中饱私囊的大贪污案，怎能仅以交银补足而了结？显然这是太为姑息了。乾隆帝此举很不明智，贻害不浅。
五、窦光鼐查贪案“不要性命不要做官”乾隆帝知错改过重用铁学政。
(一)皇上嘉奖窦光鼐直言尚书曹文埴嫉恨书呆多事。
乾隆五十一年四月十二日，乾隆帝下了一道即将导致朝野震惊的长谕，现摘录如下：
“据窦光鼐奏：浙省各州县仓库亏缺，未补者多。盖因从前王？望、陈辉祖贪墨继踵，败露时督臣富勒浑仅以仓库亏缺具奏，并未彻底查办，只据司道结报之数，浑同立限，各州县遇有升调事故，辄令接任之员代为出结，办理殊属颟顸。闻得嘉兴府属之嘉兴、海盐二县，温州府属之平阳县，亏数皆逾十万，应查明何员亏缺若干，分别定议，指名严参，等语。所言皆属公正。浙省自王？望、陈辉祖在彼贪婪继踵，而其败露，则系监粮、官物二案。其时富勒浑、福嵩以合省仓库亏缺具奏，朕因不欲复兴大狱，惟令设法勒限弥补，已系朕格外之恩，该省大小官员稍有人心，自当及时弥补，乃自立限后已届五年，而福嵩仍以各属未能弥补全完恳请展限具奏，又复公堂设誓，成何政体！是以派尚书曹文埴等前往彻底查办。昨据曹文埴等奏到，该省亏缺仓库，自勒限弥补后，尚亏缺三十三万余两，现在酌议清查，等语，是所奏与福嵩等原报之数相符。今据窦光鼐奏，嘉兴、海盐、平阳三县亏数皆逾十万，则是此三县亏空，已有三十余万，其余通省州县亏缺，自不止此数，而曹文埴等所奏合省尚亏三十三万余两之处，殊非实在确数，似有将就了事之意，而未喻朕不为已甚去其甚之意也。
此事从前富勒浑等仅据司道结报之数，浑同立限，并未彻底清查，而此时曹文埴等到彼，亦仅就福嵩、盛柱开报数目据以入奏，看来曹文埴等亦欲就案完事，殊非令彻底清厘之意。伊等系朕派委前往查办，自应将该省何处亏缺若干，何处弥补若干，何处竟未弥补，何处不但不能弥补且有增多之处，逐一详查根究底里，方为不虚此行。若只就福嵩等开报之数，颟顸结局，则将来该省官员，以仓库亏缺为前任之事，辗转推诿，而不肖之员，且以此挟制上司，更肆其侵蚀伎俩，将复成何事体！……
又据窦光鼐奏：去岁杭州、嘉兴、湖州三府秋收歉薄，仓库正需平粜，而仓内有谷可粜者无几，浙东八府岁行采买，惟折收银两，以便挪移，等语。曹文埴等亦未奏及此也。州县设立常平义仓，收贮谷石，原为偶遇荒歉，临时平粜散赈之用，乃杭州等属，竟至无谷可粜，而浙东采买，且有折收银两之事，尤堪骇异。窦光鼐为该省学政，经朕批询，据实指陈，必系耳闻目睹，所奏不为无据。著将原折抄寄曹文埴等阅看，令其查照窦光鼐所奏各款，逐一秉公详细盘查，务将该省数年积玩亏缺实数，及原亏续缺装点各情弊，并亏空数逾十万之嘉兴等县，及平粜无谷折银挪移之杭州浙东等属，逐一查明，据实严参办理。倘曹文埴等仍有回护瞻徇，不实不尽，将来别经发觉，朕惟三人是问，恐曹文埴等不能当其咎矣。著由六百里速行传谕曹文埴等，并令速行回奏，富勒浑、福嵩各令其明白回奏外，将此通行传谕知之。”《清高宗实录》卷1252，页17、18、19、20.
这道一千二百字的谕旨，虽然讲了许多事情，涉及的方面相当广泛，但集中来看，它主要讲了一个问题，即乾隆帝褒奖浙江学政窦光鼐据实陈奏浙省仓库亏缺太多，训诫钦差大臣曹文埴等三人不要再“回护瞻徇”，“将就了事”，责令他们认真清查，“据实严参办理”。
乾隆帝的这种态度是对的，倾向性也很明确，支持窦光鼐的如实反映问题。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此举给窦光鼐带来了多么大的危险，没有想到专办查库的三位钦差大臣竟会违抗帝旨，合伙陷害、整治直言的学政，更加出乎他意料的是，这个窦光鼐竟是一个不怕权臣、“不要性命、不要做官”，坚持把追查贪污的斗争进行到底的铁汉子。
窦光鼐的危险在于，他彻底清查浙江仓库钱粮亏空的立场和行动，得罪了一大批有权有势的官员，陷入孤军作战的困境，甚至会被定上欺君大罪。其一，他遭到浙江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和许多道员、知府、知州、知县，即浙省大多数官员的坚决反对。谕中所讲的浙省亏空，是乾隆帝于四十七年查办闽浙总督陈辉祖侵吞原巡抚王？望入官金子案件的时候，估计到通省钱粮“难保无积压亏缺”之弊，而下谕清查，当年查出各府州县仓库钱粮共亏空一百三十余万两。经帝多次催促，五十一年二月，浙江巡抚福嵩上奏，四年以来，已弥补九十六万余两，尚亏空三十三万余两，难以依限全补，请求展限上交，并言已于新年正月“传齐司、道、各府共同立誓，共砥廉隅”。《清高宗实录》卷1249，页5、6.
四月十三日，和等奏称：先将历城县库盘查，查出该县知县郭德平亏空银四万两，“有挪移掩饰之弊”。“并询问国泰任意婪索各属员盈千累万各款迹，亦俱承认”，俱系调任漳州府前任济南府知府冯埏经手，从前系吕尔昌经手。“于易简身任藩司，一任县库亏空，扶同弊混，甚至见巡抚时长跪回话，卑鄙无耻。其余案内款迹，现在彻底严究”。③《清高宗实录》卷1154，页15、16，17、19.
和等又奏称：四月初八日到省，询问于易简。于称国泰闻钦差前来之信，就让历城县知县郭德平向济南府知府冯埏府库要去银四万两，“挪移掩饰”。按察使梁肯堂说：“国泰勒派属员银两，俱系冯埏经手。”冯埏、郭德平供认此情，冯并“呈出各府州县帮费清单”，“国泰勒派通省属员，婪索银八万两。”复令于易简等人“当面质证国泰，据伊供认前情不讳”。③。
乾隆帝览折后十分愤怒，于四月十三日、十四日、十五日连下四道谕旨，督办此案。这四道上谕讲了五个问题。其一，将国泰等革职拿问。谕旨说：“国泰身任巡抚，竟敢明目张胆，逼勒派累，任意婪索，通省官员俯首听从”。今据冯埏呈首帮费清单，止系其任内经手之事，从前吕尔昌任内如何勒派之处，著和严行讯问国泰，务令逐一供出，“此案国泰自应按律定拟斩候”。于易简专管钱粮，乃于历城县库听其亏空，“扶同弊混”，又向国泰长跪回话，“实属卑鄙”，著予严究，并命和于五月押带国泰、于易简到京，候帝亲讯。国泰、于易简、吕尔昌、冯埏、郭德平均著革职拿问。其二，盘查东平三州县。钱沣指名参劾的亏空之县，有历城、东平、益都、章邱四州县，今历城既经查出，其余三州县著刘墉一律查办，务使水落石出。其三，限期弥补，不兴大狱。山东亏空，“人数众多”，虽与甘肃上下通同一气公然冒赈殃民者有所区别，但与直隶州县因办公差而有所短缺者也不同，如果各州县官员自知畏法，不以帑银为结欢上司之资，“何以致有亏空”？“今朕格外施恩，不欲复兴大狱，然不可不彻底详查，予以限期，令其上紧弥补”，若不抵补，即从重惩治。其四，追查泄密。国泰为何“闻有钦差过境，恐有盘查”？必有人与其送信，著将于初四日出京前往济南的国泰之家人套儿严切讯问。其五，查抄犯员家产，将巡抚国泰、布政使于易简之任所及原籍赀财一并查抄。《清高宗实录》卷1154，页15、16、17、18、19、20、21、22、23.
不久，和、刘墉等人之折又送到京城。和等奏：国泰供认，吕尔昌前任济南知府时，“代办物件，并各州县帮费，俱系吕尔昌经手”。于易简尚无婪索属员银两之赃证，惟年节时“收受属员水礼绸缎等物”。乾隆帝于四月十九日就此折下谕：“看来情节不过如此”。国泰系小有才干之人，居心巧诈，因于易简曾在皇上面前为己保奏，“所以故为严厉”，不给予留脸面，而于易简又实系庸懦卑鄙不堪之人，甘心隐忍，曲意逢迎国泰，故通省属员，皆鄙薄藩司，不肯送银与于易简。“此案大概已有根据，不过如此”，和即可一面定案奏闻，一面押带国泰、于易简至京。刘墉、诺穆亲、钱沣查明章邱、东平、益都等三州县仓库钱粮有无亏空后，一同回京。至于山东通省州县之亏空，因人数众多，“且出自国泰之抑勒，朕实不忍似甘省之复兴大狱”。著新任山东巡抚明兴详查妥办，给以二三年之限，令其自行弥补，若复因循延宕，则自取重咎。《清高宗实录》卷1155，页10、11、12.
刘墉等查明历城、东平仓库亏空后，上报朝廷，并称“系因从前办理逆匪王伦滋扰案内，因公挪用，以致各有亏空银三四万两”。国泰、于易简亦辩称，因办理王伦时，“有预备守城，不准开销之项，各州县因公挪移，致有亏空”。乾隆帝先后下达两道谕旨，对此借口加以驳斥说：如果真如此，该省巡抚、藩司为何不据实上奏？“况凡地方公务应用钱粮，朕从无不格外加恩，准其开销”。即如两金川平定后，凡军需奏销，经部指驳，仍令川省承办军需大员详悉列明，切实具奏，即特降恩旨，概予准销，或径行豁免，“动以千百万计，此天下所共见共闻者”。山东如真系平王伦时“公用挪移，即应据实奏明，朕必降旨准其报销”。并且，王伦之事，办理不及一月，“即使因公挪移，何致有二百万两之多”？显系由于国泰、于易简“一则恣意贪婪，一则负心欺罔”，以致酿成东省之亏空。《清高宗实录》卷1156，页18、19，卷1160，页20.
四十七年六月十一日，乾隆帝下谕，宣布对国泰、于易简的处理。谕旨说：国泰贪纵营私，勒索各属官员财物，以肥囊橐，实属目无法纪，其罪自难宽贷，但念其所得赃私，尚与枉法鬻爵者有间，著从宽改为应斩监候，秋后处决。于易简身为藩司，明知国泰种种不法款迹，既不据实参奏，“复敢于朕前欺隐”，著斩监候，秋后处决。《清高宗实录》卷1158，页10、11.
前任山东按察使升任湖南布政使叶佩荪，现任山东按察使梁肯堂，与国泰同城相居，并未将国泰等纵情婪贿情节据实参奏。吏部奏请将二人革职交刑部治罪，帝命从宽，令将叶佩荪降补知府，梁肯堂降补道员。
新任山东巡抚明兴于六月初奏报：山东全省共亏空帑银约二百万两，各府州县官接旨后，设法弥补，已补银五十余万两，现仍亏空一百三十余万两，准备到年底再补五六十万两，余下七八十万两请宽限于明年补齐。乾隆帝批准了明兴的奏请，并于七月初八日下谕，以东省亏空多至二百万两，赐令国泰、于易简自尽。历时四月之久的国泰勒派属员财物、东省亏空二百万两帑银之案，至此结案了。乾隆帝勒令贪官巡抚国泰和庇护其过之布政使于易简自尽，是十分正确的，不杀贪官及其庇护者，不籍没其赀财，难以遏制贪风，于民有害，于国有患。但是，他对州县官之处理，却太为宽纵了。经查明，国泰通过济南知府冯埏而勒派属员之银为八万两，前任知府吕尔昌经手派取之银，未见记载，如按相等计算，两者不过一二十万两。那么，山东十府、十州、九十余县的官员为什么却亏空了官银二百万两？除去上交国泰巡抚之一二十万两外，这一百七八十万两银落入何人之手？需知，这是一笔巨款，相当于山东全省一年人丁田赋银的百分之五十，数量之大，相当惊人。如按律例，贪污银子一千两者即要问斩监候，秋后处决，这一百七八十万两赃银就可杀一千多名官员。这样大规模的集体盗取帑银中饱私囊的大贪污案，怎能仅以交银补足而了结？显然这是太为姑息了。乾隆帝此举很不明智，贻害不浅。
五、窦光鼐查贪案“不要性命不要做官”乾隆帝知错改过重用铁学政。
(一)皇上嘉奖窦光鼐直言尚书曹文埴嫉恨书呆多事。
乾隆五十一年四月十二日，乾隆帝下了一道即将导致朝野震惊的长谕，现摘录如下：
“据窦光鼐奏：浙省各州县仓库亏缺，未补者多。盖因从前王？望、陈辉祖贪墨继踵，败露时督臣富勒浑仅以仓库亏缺具奏，并未彻底查办，只据司道结报之数，浑同立限，各州县遇有升调事故，辄令接任之员代为出结，办理殊属颟顸。闻得嘉兴府属之嘉兴、海盐二县，温州府属之平阳县，亏数皆逾十万，应查明何员亏缺若干，分别定议，指名严参，等语。所言皆属公正。浙省自王？望、陈辉祖在彼贪婪继踵，而其败露，则系监粮、官物二案。其时富勒浑、福嵩以合省仓库亏缺具奏，朕因不欲复兴大狱，惟令设法勒限弥补，已系朕格外之恩，该省大小官员稍有人心，自当及时弥补，乃自立限后已届五年，而福嵩仍以各属未能弥补全完恳请展限具奏，又复公堂设誓，成何政体！是以派尚书曹文埴等前往彻底查办。昨据曹文埴等奏到，该省亏缺仓库，自勒限弥补后，尚亏缺三十三万余两，现在酌议清查，等语，是所奏与福嵩等原报之数相符。今据窦光鼐奏，嘉兴、海盐、平阳三县亏数皆逾十万，则是此三县亏空，已有三十余万，其余通省州县亏缺，自不止此数，而曹文埴等所奏合省尚亏三十三万余两之处，殊非实在确数，似有将就了事之意，而未喻朕不为已甚去其甚之意也。
此事从前富勒浑等仅据司道结报之数，浑同立限，并未彻底清查，而此时曹文埴等到彼，亦仅就福嵩、盛柱开报数目据以入奏，看来曹文埴等亦欲就案完事，殊非令彻底清厘之意。伊等系朕派委前往查办，自应将该省何处亏缺若干，何处弥补若干，何处竟未弥补，何处不但不能弥补且有增多之处，逐一详查根究底里，方为不虚此行。若只就福嵩等开报之数，颟顸结局，则将来该省官员，以仓库亏缺为前任之事，辗转推诿，而不肖之员，且以此挟制上司，更肆其侵蚀伎俩，将复成何事体！……
又据窦光鼐奏：去岁杭州、嘉兴、湖州三府秋收歉薄，仓库正需平粜，而仓内有谷可粜者无几，浙东八府岁行采买，惟折收银两，以便挪移，等语。曹文埴等亦未奏及此也。州县设立常平义仓，收贮谷石，原为偶遇荒歉，临时平粜散赈之用，乃杭州等属，竟至无谷可粜，而浙东采买，且有折收银两之事，尤堪骇异。窦光鼐为该省学政，经朕批询，据实指陈，必系耳闻目睹，所奏不为无据。著将原折抄寄曹文埴等阅看，令其查照窦光鼐所奏各款，逐一秉公详细盘查，务将该省数年积玩亏缺实数，及原亏续缺装点各情弊，并亏空数逾十万之嘉兴等县，及平粜无谷折银挪移之杭州浙东等属，逐一查明，据实严参办理。倘曹文埴等仍有回护瞻徇，不实不尽，将来别经发觉，朕惟三人是问，恐曹文埴等不能当其咎矣。著由六百里速行传谕曹文埴等，并令速行回奏，富勒浑、福嵩各令其明白回奏外，将此通行传谕知之。”《清高宗实录》卷1252，页17、18、19、20.
这道一千二百字的谕旨，虽然讲了许多事情，涉及的方面相当广泛，但集中来看，它主要讲了一个问题，即乾隆帝褒奖浙江学政窦光鼐据实陈奏浙省仓库亏缺太多，训诫钦差大臣曹文埴等三人不要再“回护瞻徇”，“将就了事”，责令他们认真清查，“据实严参办理”。
乾隆帝的这种态度是对的，倾向性也很明确，支持窦光鼐的如实反映问题。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此举给窦光鼐带来了多么大的危险，没有想到专办查库的三位钦差大臣竟会违抗帝旨，合伙陷害、整治直言的学政，更加出乎他意料的是，这个窦光鼐竟是一个不怕权臣、“不要性命、不要做官”，坚持把追查贪污的斗争进行到底的铁汉子。
窦光鼐的危险在于，他彻底清查浙江仓库钱粮亏空的立场和行动，得罪了一大批有权有势的官员，陷入孤军作战的困境，甚至会被定上欺君大罪。其一，他遭到浙江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和许多道员、知府、知州、知县，即浙省大多数官员的坚决反对。谕中所讲的浙省亏空，是乾隆帝于四十七年查办闽浙总督陈辉祖侵吞原巡抚王？望入官金子案件的时候，估计到通省钱粮“难保无积压亏缺”之弊，而下谕清查，当年查出各府州县仓库钱粮共亏空一百三十余万两。经帝多次催促，五十一年二月，浙江巡抚福嵩上奏，四年以来，已弥补九十六万余两，尚亏空三十三万余两，难以依限全补，请求展限上交，并言已于新年正月“传齐司、道、各府共同立誓，共砥廉隅”。《清高宗实录》卷1249，页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