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章 南巡秋谒祖陵(2)
在怀柔蒙古方面，他收到了更大的成效。就在乾隆六年初举秋之时，漠南蒙古科尔沁等部王公，或亲至行营恭迎圣驾，或派专使前来请安，未被指派随围的王公呈请随围，已被派遣随围的王公踊跃参加。乾隆帝十分高兴，于八月二十日对蒙古扎萨克诸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等下达专谕，予以嘉奖说：
“尔蒙古等自太祖、太宗时归仁向化，每逢军旅田猎等事，均与满兵一体效力，是以我皇祖、皇考眷爱尔等，无异满洲，教养兼施，百有余年。朕此次巡幸口外，入哨行围，操练满洲、蒙古兵丁，所有未经派围前来请安之王、台吉等，俱奏请随围，意甚诚切。其随围之蒙古兵丁，行列整齐，号令严明，均知奋勉。秋之典，多年未举，今初行围，尚能与皇祖巡幸时无异，皆尔扎萨克等平素管教有方之所致也。尔扎萨克等，果能如此操练所属，俾致精强，何敌不克，朕甚嘉焉。至尔蒙古等，均系游牧生理，惟赖滋息牲畜，尔等理宜轻减赋役，令得休息，滋养牲畜，俾各勤生业，严禁盗贼，谕以伦常，以期永远仰承国恩。”《清高宗实录》卷149，页3、4.
他随即厚加赏赐。管理围场的科尔沁、敖汉、翁牛特、喀喇沁的贝勒三人、贝子一人、公三人、多罗额驸一人、固山额驸一人、台吉塔布囊七十二人、侍卫官员二百二十五人，皆照康熙六十一年之例赏赐。随围的骁骑、捕户人等一千八百一十一人，除照例每人赏银六两外，再各加赏三两。牵驼马人、赶车人共二百九十六人，除照例赏与银布外，各加赏银一两五钱。贝勒、公等的护卫官员，亦照前例，各加赏毛青布一匹、银三两。科尔沁土谢图亲王等十五人，各加赏纬帽一顶、装缎衣一袭。科尔沁达尔汉亲王等三人，各加赏刀一把、弓矢全撒带一副、上用龙缎一匹。额驸策凌虽未随围，亦照随围亲王之例赏给一份。
乾隆帝继承皇祖玄烨借秋怀柔蒙古之法，收效很大。《檐曝杂记》卷一《蒙古诈马戏》对此作了很好的概括和表述。其文说：“上每岁秋，非特使旗兵肄武习劳，实以驾驭诸蒙古，使之畏威怀德，弭首帖伏而不敢生心也”。皇上幸热河，近边诸蒙古王公例来迎谒。秋八月万寿节，行宫演大戏十日，蒙古王公皆入宴，兼赐蟒缎等物。行围兵一千三百名，皆蒙古人，每遇行围之时，即趋役供事。蒙古王公侍帝左右，“听指挥惟谨”。行围十余次后，蒙古王公必选择一日进宴，“上亲临之”。这一天，设大蒙古包作正殿，旁列四蒙古包，以款待随驾的王公大臣。蒙古王公“奏乐多弦索，极可听，又陈布库、诈马诸戏”。布库不如皇上御前之人，而诈马乃其长技。诈马之法为：驱未曾羁勒过的生驹千百群，令善于骑马之人手持长竿，竿头有绳做圈络，突然冲入驹队中，驹方惊慌，持竿之人已将绳系在驹之头上，跳到驹背之上，驹不愿受鞭策，猛烈跳跃，欲把骑者摔下，骑驹之人以两足紧紧夹住驹背，始终不下马，一会儿，此驹便帖服于主人了。“此皆蒙古戏，以供睿赏者也”。“岁岁如此，不特上下情相浃，且驯而习之于驱策之中，意至深远也。又喀尔喀四大部，地最远，每岁则以一部来入觐。上虽岁岁出塞，而其部须四年一觐。……此又驭喀尔喀之长计也”。
乾隆帝在反驳御史丛洞谏阻秋之谕中，曾讲到行围不会贻误政事。此话确系非假。总观乾隆帝秋之时，皆同在京之日一样处理军国要务，就是在驰捕兽禽之日，也照样批处奏章。“其行围所有奏章，皆俟上还营后，披览发出，毫无遗滞。”昭？：《啸亭杂录》卷7，《木兰行围制度》。
现在再以乾隆三十六年的秋为例，略予叙述。三十六年七月十九日，乾隆帝奉皇太后离京，“秋木兰”，十月初八日返至京师西郊畅春园。在这八十天的秋中，除了处理一些重要事件外，他着重抓了两个大问题，一是土尔扈特归顺，二是用兵大小金川。离京之前，乾隆帝已根据驻乌什的都统衔参赞大臣舒赫德之奏，当机立断，决定接纳离开俄国万里迢迢归回祖国的土尔扈特部落数万人员。秋期中，他对土尔扈特部人员主要采取了两大措施。其一，千方百计赈济土尔扈特。就在出发那一天，七月十九日，他因舒赫德奏请赶紧运送牲畜救济穷困的来归人员，下谕说：舒赫德“所奏甚是”。“土尔扈特自俄罗斯率领妻子颠连前来，窘迫已极，若不加意抚恤，令伊等或至饿毙，朕心实有不忍”。现在巴里坤有孳生羊只，哈密、吐鲁番、辟展皆系出羊之地，可以加紧办送。但土尔扈特男女将近十万，“必须专派贤能大臣亲往妥办”。著派陕西巡抚文绶即带干员前赴哈密等处，用银二十万两，尽数购买孳生贩卖之牲畜，送至土尔扈特人员游牧住居地方。《清高宗实录》卷889，页8、9.此后，他又多次下谕，指授文绶等人办理赈济之事。文绶等人根据帝旨，不到一个月，就筹集了马牛羊二十六七万匹(只、头)、官茶二万余封、米麦四万余石、羊裘五万余袭、布六万余匹、棉花五万九千余斤，以及大量毡庐、棉袄、棉褂等物，使七万余名土尔扈特人员摆脱了“或衣服破烂，或靴鞋皆无”的饥寒交迫困境，开始了安定乐业自由牧耕的新生活。
其二，编旗封爵，辖隶中央。乾隆帝在安排土尔扈特赈济物品的同时，即积极筹备让其首领入觐之事，并特命额驸色布腾巴勒珠尔亲王陪其来到热河。九月初八日，乾隆帝于行围之伊绵峪大营召见土尔扈特部渥巴锡汗等人，赐赏顶戴冠服等物，并亲撰《御制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和《御制土尔扈特纪略》两篇文章，详述土尔扈特历史，嘉奖渥巴锡汗归顺，列举赈济物品，宣布要按皇祖安置、优恤喀尔喀三部人员之例，优待土尔扈特人。
第二日，九月初九日，乾隆帝赐渥巴锡汗等人鞍马，“并令随围从观”，以后多次设宴款待他们。九月十四日，他又下谕封授土尔扈特汗、台吉爵位。他说：渥巴锡等台吉，“因与俄罗斯风气不同，且不时兴兵争夺，不得安生，仰企朕推广黄教安抚四夷之化，率数万人跋涉远途，不辞劳苦，归诚效顺，殊属可嘉，自应指地安插，使伊等衣食有裨，并予以孳生牲只，以资久远之计。除业经饬交伊犁大臣等办理外，兹特加恩，赐以封爵”。封渥巴锡为旧土尔扈特部卓里克图汗，策伯克多尔济为布延图亲王，舍楞为新土尔扈特部弼里克图郡王，巴木巴尔为毕锡勒图郡王，恭格、默们图为贝勒，旺丹、沙喇扣肯、奇布腾、雅兰丕尔、额墨根乌巴什为贝子，拜济湖为辅国公，诺海、伯尔哈什哈为一等台吉，阿勒克巴等三十人为一、二、三、四等台吉。“尔等仰叨朕恩，其加意管束所属，咸务生理，延及子孙，永荷安全之福矣”。《清高宗实录》卷892，页51、52.后又按漠南、漠北扎萨克蒙古之制，编立盟旗，分授各王、贝勒、贝子、公、台吉为盟长、副盟长、扎萨克，完成了漠西蒙古四部悉隶于清的历史任务。
在这次秋中，乾隆帝处理的第二件军国大事是用兵金川。他在秋中，多次下谕指授用兵方略，斥责四川总督德福及大学士、管四川总督事务之阿尔泰庸懦无能，并因其难以改过，而罢革德福四川总督和军机大臣之职，授文绶为四川总督，命定边右副将军温福带云南军营全部满兵入川，接替阿尔泰用兵金川之任。由此可见，木兰秋，的确未曾影响政务。
第二节 四谒盛京祖陵。
一、谒陵诸制。
乾隆帝弘历在位期间，曾四次到盛京恭谒祖陵。前两次皆奉皇太后前去。第一次是乾隆八年，他于七月初八日奉母后离京，自畅春园出发，十五日至承德避暑山庄，停驻三日，十九日离山庄，九月二十四日入盛京，十月二十五日返回北京皇宫，历时三个半月。第二次是乾隆十九年，他奉太后于五月初六日离京，十二日至避暑山庄，七月初五日从山庄出发，八月初七日到吉林城，九月十一日进盛京，十一月十一日返回京师。这次时间最长，前后共四个半月。第三次是乾隆四十三年，因太后于上一年去世，乾隆帝率八旗官兵于七月二十日起行，未经热河，八月二十四至盛京，九月二十六日回宫。此次因未到热河，时间最短，来去仅两个半月。最后一次是乾隆四十八年，年过古稀的乾隆皇帝于五月二十四日从京城动身，二十九日至承德避暑山庄，八月十六日离山庄，九月十七日到盛京，十月十七日回到宫内，历时将近四个月。
乾隆八年的第一次恭谒盛京祖陵，基本上参照康熙年间之例，确定了谒陵的主要制度及活动的大致内容。八年五月初一日，乾隆帝下谕说：“朕奉皇太后前往奉天，恭谒祖陵”，择于七月初八日启行。“一切应行事宜，著各该衙门先期备办”。②《清高宗实录》卷192，页1，3、4.
第二天，五月初二日，总理行营事务的和硕庄亲王允禄等，奏上出巡时扈从官员兵丁安营制度。允禄等奏称：凡遇銮舆行幸，扈从大臣官员兵丁，安营各有一定处所，宗室王公之营，应在管声音堆拨之外就近之地，大臣们应按照领侍卫内大臣所指之地住宿，未入班的满汉官员及侍卫、拜唐阿等，各随其班次，章京、扩军各随本旗之纛。镶黄、正红、镶白三旗在御营之后，正黄、镶红、镶蓝三旗在御营之西，正白、正蓝二旗在御营之东。近年以来，渐不遵照旧例办理。现酌定章程，分为左右翼，宗室王公、大臣、满汉官员，以及侍卫、拜唐阿、章京、护军、八旗等，仍遵以往之例安置。拴马支杆，平时设于正门左銮仪卫巡更处，皇上起行时，则设于管声音堆拨内，皇太后起行时，应设于正门左穿堂帐房次层帐房之间。再各部院总管衙门所属官员、内务府护军及太监等，亦令分别安置。其他人员，恐无约束，应特派章京四员及护军校、护军，分别指示。蒙古各部人员，仍交理藩院，令其于大营十数里外安设蒙古包。前后牧马人，随时起行，不准在夜深时刻出入哨内。乾隆帝批示：“好。依议”。②。
盛京礼部侍郎那尔泰等官接到皇上欲去谒陵的谕令后上奏：“銮驾关系甚重”，盛京仅大清门内楼上可以安放，但是此处系官弁出入之路，“殊失慎重”，请拣用大清牌楼外义学官房十三间存贮。乾隆帝批示：将銮驾放在大清门内楼上，待到盛京时再降谕旨。
六月初二日，乾隆帝就行营所用蒙古包等物的装运及随从人员出发之事，下谕说：此次前往盛京，未到热河之前，俱在行宫驻跸，所有行营需用的蒙古包、帐房、布城等项，及应该预备的物品，俱著于七月初三初四等日，先行启程，运至应该等候地方，预备等候。侍卫、章京、护军，酌量留用一些人外，其余人员著分别次序，预先启程，过青石梁等候。这样分别先后，依次启程，则住宿处所俱有空闲，行走之时，亦不致因人马太多拥挤不堪而损伤田苗。至于安排哪些人员先行，怎样分别次序，以及酌派大臣二三员带领他们出发等事，著总理行营事务王大臣立即定议具奏。王大臣遵旨随即上奏：各处随往盛京人员，应预先遣往的，有侍卫一百五十余名，亲军、护军六百余名，以及各项官兵、拜唐阿，共二千余名，车七百九十余辆。应分三拨，于七月初二至初四等日，派出大臣，按拨带往，分驻博罗河屯、喀喇河屯、热河等处，并于侍卫、章京、护军内酌留二百余名，于青石梁、黄土坎、苇子峪等狭隘地方，如遇行李壅滞难行，即协力护送。至于扈从人员，除安设堆拨等项差使以外，其余无差之人，若俱在行宫周围住歇，恐人多地窄，踏坏田禾，应允许他们随便借寓。另外，牧厂派出马六千余匹，护送先往之人，如待驾到后更换，未免耽延，请先派出放马的章京，赴博罗河屯，会同领拨大臣监视更换，其余马匹及已更换之马，仍交予马厂副都统牧放，以备御营官兵到时换用。乾隆帝降旨：“所议甚妥，依议”。《清高宗实录》卷194，页3、4、5.
同一天，六月初二日，乾隆帝又就随行马匹牧放巡哨之事下谕说：以往圣祖前往盛京时，众人所乘之马，曾照出兵例，派兵巡哨马厂。此次随行官兵，久未外出，未能谙练，“行营马匹，最关紧要”，倘不能寻觅水草牧放，必致疲乏。若按官兵驼马，派兵巡哨，则随往之马甚多，而此次官兵又不甚赢余，或令各自牧放，酌量派遣深悉水草官兵引导约束，倘有遗失，令哨兵寻觅。其应于何处巡哨，何处不必巡哨，著总理行营事务王大臣分别详悉议奏。
王大臣遵谕议奏：御营前后，设有卡座，地面宽阔，水草丰美，卡内尽可牧放马匹，惟左右两翼无卡，应于曾经参加围猎、出征之人内，派出护军校、兵丁共八十名，侍卫、章京四员，每翼派四十名巡哨，以侍卫、章京各二员统辖，如果遗失马匹，即令守卡人寻觅。至于从盛京回銮时，系由大路经过，便不必巡哨。乾隆帝批示：依议。著传示所有随营官兵。
出发之前一天，七月初七日，大理寺卿定柱奏：皇上恭谒祖陵，为期甚长，请于八旗都统、副都统内派出数员，自起驾之日起，至回銮之日止，协同步军统领等官，每晚在皇城内外及大城各处，分地稽查。再谕令都察院、步军统领，转饬五城巡察御史，暨三营将弁，亦不时勤加稽查，务期周密。乾隆帝同意其奏，降旨说：左翼著派松阿里、广禄、王进泰、允禧、韩光基、德敏，右翼著派胡林、弘炯、卓巴、李元亮、阿克敦、西忒库，逐日每翼著一人轮班稽查。
做了这些安排后，乾隆帝便于七月初八日奉太后启銮，并下谕蠲免经过州县钱粮，留下履亲王允、平郡王福彭、大学士鄂尔泰与张廷玉在京总理一切事务，开始了他即位以来的第一次前往盛京恭谒祖陵之行。
二、巩固龙兴之地。
乾隆帝弘历四次恭谒盛京祖陵，除了巡视沿途地区情形外，主要做了三个方面的工作，一为巩固龙兴之地。盛京是清帝的发祥地。奉天(今辽宁省)、吉林、黑龙江三省地域辽阔，资源丰富，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就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来说，辽、吉、黑三省之东、北，与正在积极扩大疆域的俄国接界，是大清国防止北方、东方外来侵略的前沿阵地。就国内各族之间的关系而论，乾隆八年第一次盛京谒陵时，曾大败清军于和通泊的漠西蒙古准噶尔部，势力仍然相当强大，随时都可能南下，袭掠已为清帝外藩扎萨克的漠北喀尔喀四部，并进掠漠南科尔沁等部，构成对直隶、京师的严重威胁。清政府要防御准军的入掠，或对准部进行攻击，奉天是十分重要的军事要地，康熙帝亲征噶尔丹时，军分三路，东路就是奉天将军萨布素率领的东三省劲旅。
奉天、吉林、黑龙江满洲八旗官兵和索伦等部落的人员，还是巩固清王朝统治的重要支柱。此时，北京和关内各省驻防满洲八旗人员，已因升平日久，沾染柔靡恶习，而日趋享乐苟安，士气低落，弓马生疏，临阵溃逃之事，层出不穷。因此，遇逢重大战争，清政府已不能完全指望京旗和中原驻防旗兵，而更多地动用东三省满兵和索伦、达呼尔等部落人员，由后者编入八旗的“新满洲”，出现了不少勇猛善战的骁将。像著名的猛将海兰察，便是世居黑龙江的索伦部的成员。他从乾隆二十年以马甲从征准噶尔起，身经百战，军功累累，任至都统、参赞大臣、御前侍卫、领侍卫内大臣，封一等超勇公，三次图形于紫光阁。
正是由于东三省在政治、军事上的重要地位，康熙帝曾三至盛京恭谒祖陵。自命为皇祖之贤孙的乾隆皇帝弘历，当然也知道此举之重要性、必要性，故在乾隆六年初举秋之后的第二年，就第一次到盛京谒陵，抓紧进行安顿龙兴之地的各种工作。乾隆八年八月二十九日，他正在鹿群最多的巴彦行围之时，便亲题盛京各衙门的匾额，奉天将军衙门之匾额为“屏翰？丰”，盛京户部为“宗邦会要”，礼部是“典要明”，兵部系“陪京枢要”，刑部是“弼教留都”，工部为“饬材山海”。《清高宗实录》卷199，页7.
八年九月初六日，乾隆帝行围于舍里时，又下谕嘉奖和优恤盛京兵丁说：“朕此次至盛京，视其兵丁，身材壮健，弓马娴熟，犹未失满洲旧制，大臣官员等，各相奋勉，训练整齐。自朕来时，伊等欢欣鼓舞，诸务备办，甚属诚敬，尤为可嘉。朕虽加恩赏赉，念伊等生计，恐属不敷”，所请领取生息银二十万两，著交奉天将军俱借予官员兵丁，官员限四年扣完，兵丁于两年以后再定限扣缴，“俾伊等生计，日臻充裕”。《清高宗实录》卷200，页6、7.
八年九月二十二日，他下谕宣布：二十五日设大宴，筵宴盛京将军、大臣、宗室章京、文武官员及三陵(永陵、福陵、昭陵)官员，自京城随驾前来的王、大臣、官员，蒙古王、额驸、台吉，俱著入宴。盛京官员、佐领与员外郎以上，及年老休致的官员，亦著入宴。闲散宗室、觉罗、主事与防御以下官员、拜唐阿等，俱著加恩晚膳赐宴。
九月二十三日，乾隆帝谕赐奉天将军额尔图银五千两，副都统哲库讷等二千五百两，以供办差之用。第二日，他又下谕免征庄头仓粮。谕旨说：盛京户部庄头，每年缴纳租粮，除预备陵寝祭祀各项供应外，送纳入仓，发给各处匠役口粮。“今朕恭谒祖陵，亲诣盛京，轸念各庄头终岁勤苦，输将无误”，著将乾隆八年应缴仓粮一万余石，加恩宽免。各庄欠缴七年份的米豆草束，亦一并豁免，“以示朕优恤旗庄之意”。《清高宗实录》卷201，页12、13.
八年九月二十五日，乾隆帝以恭谒祖陵礼成，颁诏天下，优恤奉天人员。诏书说：
“溯源报本，弥深追远之情，陈瑞荐馨，式重谒陵之典。我朝定鼎中原，统一方夏，重熙累洽，海宇升平，声教覃敷，民物康阜，百年于兹矣。缅维圣圣相承，肇基东土，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诞膺景命，式扩鸿图，辽海沈阳实为龙兴之地。朕缵承大统，夙夜孜孜，念祖宗缔构之艰难，思列圣燕贻之绵永，盛京旧地，瞻望桥山，敬考典章，肃申思慕，于乾隆八年秋，恭奉皇太后祗谒永陵、福陵、昭陵。大礼既成，留都是莅，瞻神丘之葱郁，仰祖德之灵长，爰沛德音，用颁湛惠，所有事宜，开列于后。”《清高宗实录》卷201，页15、16.
恩诏共有九条：一、随从之王，记录一次，随来之大臣、官员及奉天文武大臣、官员俱加一级。二、随从兵丁及内务府执事人等，俱赏一月钱粮。三、奉天、山海关文武大臣、官员、兵丁，三陵守陵官兵，俱著加恩赏赉，总理行营王大臣速议请旨。四、奉天居住之宗室、觉罗及国戚子孙，俱著加恩，总理行营王大臣速议请旨。五、奉天府属应征乾隆九年份地丁银两，著予宽免。六、奉天旗民男妇，年七十以上者给予布一匹、米五斗，八十以上者给予绢一匹、米一石，九十以上者加倍。七、试职官员，俱准实授。八、奉天府、宁古塔、黑龙江等处，除十恶死罪不赦外，凡已结正未结正，死罪俱著减等，军流徙杖等罪，俱著宽释。九、奉天内务府庄头之所有积欠，在乾隆七年以前者，俱著宽免。
“尔蒙古等自太祖、太宗时归仁向化，每逢军旅田猎等事，均与满兵一体效力，是以我皇祖、皇考眷爱尔等，无异满洲，教养兼施，百有余年。朕此次巡幸口外，入哨行围，操练满洲、蒙古兵丁，所有未经派围前来请安之王、台吉等，俱奏请随围，意甚诚切。其随围之蒙古兵丁，行列整齐，号令严明，均知奋勉。秋之典，多年未举，今初行围，尚能与皇祖巡幸时无异，皆尔扎萨克等平素管教有方之所致也。尔扎萨克等，果能如此操练所属，俾致精强，何敌不克，朕甚嘉焉。至尔蒙古等，均系游牧生理，惟赖滋息牲畜，尔等理宜轻减赋役，令得休息，滋养牲畜，俾各勤生业，严禁盗贼，谕以伦常，以期永远仰承国恩。”《清高宗实录》卷149，页3、4.
他随即厚加赏赐。管理围场的科尔沁、敖汉、翁牛特、喀喇沁的贝勒三人、贝子一人、公三人、多罗额驸一人、固山额驸一人、台吉塔布囊七十二人、侍卫官员二百二十五人，皆照康熙六十一年之例赏赐。随围的骁骑、捕户人等一千八百一十一人，除照例每人赏银六两外，再各加赏三两。牵驼马人、赶车人共二百九十六人，除照例赏与银布外，各加赏银一两五钱。贝勒、公等的护卫官员，亦照前例，各加赏毛青布一匹、银三两。科尔沁土谢图亲王等十五人，各加赏纬帽一顶、装缎衣一袭。科尔沁达尔汉亲王等三人，各加赏刀一把、弓矢全撒带一副、上用龙缎一匹。额驸策凌虽未随围，亦照随围亲王之例赏给一份。
乾隆帝继承皇祖玄烨借秋怀柔蒙古之法，收效很大。《檐曝杂记》卷一《蒙古诈马戏》对此作了很好的概括和表述。其文说：“上每岁秋，非特使旗兵肄武习劳，实以驾驭诸蒙古，使之畏威怀德，弭首帖伏而不敢生心也”。皇上幸热河，近边诸蒙古王公例来迎谒。秋八月万寿节，行宫演大戏十日，蒙古王公皆入宴，兼赐蟒缎等物。行围兵一千三百名，皆蒙古人，每遇行围之时，即趋役供事。蒙古王公侍帝左右，“听指挥惟谨”。行围十余次后，蒙古王公必选择一日进宴，“上亲临之”。这一天，设大蒙古包作正殿，旁列四蒙古包，以款待随驾的王公大臣。蒙古王公“奏乐多弦索，极可听，又陈布库、诈马诸戏”。布库不如皇上御前之人，而诈马乃其长技。诈马之法为：驱未曾羁勒过的生驹千百群，令善于骑马之人手持长竿，竿头有绳做圈络，突然冲入驹队中，驹方惊慌，持竿之人已将绳系在驹之头上，跳到驹背之上，驹不愿受鞭策，猛烈跳跃，欲把骑者摔下，骑驹之人以两足紧紧夹住驹背，始终不下马，一会儿，此驹便帖服于主人了。“此皆蒙古戏，以供睿赏者也”。“岁岁如此，不特上下情相浃，且驯而习之于驱策之中，意至深远也。又喀尔喀四大部，地最远，每岁则以一部来入觐。上虽岁岁出塞，而其部须四年一觐。……此又驭喀尔喀之长计也”。
乾隆帝在反驳御史丛洞谏阻秋之谕中，曾讲到行围不会贻误政事。此话确系非假。总观乾隆帝秋之时，皆同在京之日一样处理军国要务，就是在驰捕兽禽之日，也照样批处奏章。“其行围所有奏章，皆俟上还营后，披览发出，毫无遗滞。”昭？：《啸亭杂录》卷7，《木兰行围制度》。
现在再以乾隆三十六年的秋为例，略予叙述。三十六年七月十九日，乾隆帝奉皇太后离京，“秋木兰”，十月初八日返至京师西郊畅春园。在这八十天的秋中，除了处理一些重要事件外，他着重抓了两个大问题，一是土尔扈特归顺，二是用兵大小金川。离京之前，乾隆帝已根据驻乌什的都统衔参赞大臣舒赫德之奏，当机立断，决定接纳离开俄国万里迢迢归回祖国的土尔扈特部落数万人员。秋期中，他对土尔扈特部人员主要采取了两大措施。其一，千方百计赈济土尔扈特。就在出发那一天，七月十九日，他因舒赫德奏请赶紧运送牲畜救济穷困的来归人员，下谕说：舒赫德“所奏甚是”。“土尔扈特自俄罗斯率领妻子颠连前来，窘迫已极，若不加意抚恤，令伊等或至饿毙，朕心实有不忍”。现在巴里坤有孳生羊只，哈密、吐鲁番、辟展皆系出羊之地，可以加紧办送。但土尔扈特男女将近十万，“必须专派贤能大臣亲往妥办”。著派陕西巡抚文绶即带干员前赴哈密等处，用银二十万两，尽数购买孳生贩卖之牲畜，送至土尔扈特人员游牧住居地方。《清高宗实录》卷889，页8、9.此后，他又多次下谕，指授文绶等人办理赈济之事。文绶等人根据帝旨，不到一个月，就筹集了马牛羊二十六七万匹(只、头)、官茶二万余封、米麦四万余石、羊裘五万余袭、布六万余匹、棉花五万九千余斤，以及大量毡庐、棉袄、棉褂等物，使七万余名土尔扈特人员摆脱了“或衣服破烂，或靴鞋皆无”的饥寒交迫困境，开始了安定乐业自由牧耕的新生活。
其二，编旗封爵，辖隶中央。乾隆帝在安排土尔扈特赈济物品的同时，即积极筹备让其首领入觐之事，并特命额驸色布腾巴勒珠尔亲王陪其来到热河。九月初八日，乾隆帝于行围之伊绵峪大营召见土尔扈特部渥巴锡汗等人，赐赏顶戴冠服等物，并亲撰《御制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和《御制土尔扈特纪略》两篇文章，详述土尔扈特历史，嘉奖渥巴锡汗归顺，列举赈济物品，宣布要按皇祖安置、优恤喀尔喀三部人员之例，优待土尔扈特人。
第二日，九月初九日，乾隆帝赐渥巴锡汗等人鞍马，“并令随围从观”，以后多次设宴款待他们。九月十四日，他又下谕封授土尔扈特汗、台吉爵位。他说：渥巴锡等台吉，“因与俄罗斯风气不同，且不时兴兵争夺，不得安生，仰企朕推广黄教安抚四夷之化，率数万人跋涉远途，不辞劳苦，归诚效顺，殊属可嘉，自应指地安插，使伊等衣食有裨，并予以孳生牲只，以资久远之计。除业经饬交伊犁大臣等办理外，兹特加恩，赐以封爵”。封渥巴锡为旧土尔扈特部卓里克图汗，策伯克多尔济为布延图亲王，舍楞为新土尔扈特部弼里克图郡王，巴木巴尔为毕锡勒图郡王，恭格、默们图为贝勒，旺丹、沙喇扣肯、奇布腾、雅兰丕尔、额墨根乌巴什为贝子，拜济湖为辅国公，诺海、伯尔哈什哈为一等台吉，阿勒克巴等三十人为一、二、三、四等台吉。“尔等仰叨朕恩，其加意管束所属，咸务生理，延及子孙，永荷安全之福矣”。《清高宗实录》卷892，页51、52.后又按漠南、漠北扎萨克蒙古之制，编立盟旗，分授各王、贝勒、贝子、公、台吉为盟长、副盟长、扎萨克，完成了漠西蒙古四部悉隶于清的历史任务。
在这次秋中，乾隆帝处理的第二件军国大事是用兵金川。他在秋中，多次下谕指授用兵方略，斥责四川总督德福及大学士、管四川总督事务之阿尔泰庸懦无能，并因其难以改过，而罢革德福四川总督和军机大臣之职，授文绶为四川总督，命定边右副将军温福带云南军营全部满兵入川，接替阿尔泰用兵金川之任。由此可见，木兰秋，的确未曾影响政务。
第二节 四谒盛京祖陵。
一、谒陵诸制。
乾隆帝弘历在位期间，曾四次到盛京恭谒祖陵。前两次皆奉皇太后前去。第一次是乾隆八年，他于七月初八日奉母后离京，自畅春园出发，十五日至承德避暑山庄，停驻三日，十九日离山庄，九月二十四日入盛京，十月二十五日返回北京皇宫，历时三个半月。第二次是乾隆十九年，他奉太后于五月初六日离京，十二日至避暑山庄，七月初五日从山庄出发，八月初七日到吉林城，九月十一日进盛京，十一月十一日返回京师。这次时间最长，前后共四个半月。第三次是乾隆四十三年，因太后于上一年去世，乾隆帝率八旗官兵于七月二十日起行，未经热河，八月二十四至盛京，九月二十六日回宫。此次因未到热河，时间最短，来去仅两个半月。最后一次是乾隆四十八年，年过古稀的乾隆皇帝于五月二十四日从京城动身，二十九日至承德避暑山庄，八月十六日离山庄，九月十七日到盛京，十月十七日回到宫内，历时将近四个月。
乾隆八年的第一次恭谒盛京祖陵，基本上参照康熙年间之例，确定了谒陵的主要制度及活动的大致内容。八年五月初一日，乾隆帝下谕说：“朕奉皇太后前往奉天，恭谒祖陵”，择于七月初八日启行。“一切应行事宜，著各该衙门先期备办”。②《清高宗实录》卷192，页1，3、4.
第二天，五月初二日，总理行营事务的和硕庄亲王允禄等，奏上出巡时扈从官员兵丁安营制度。允禄等奏称：凡遇銮舆行幸，扈从大臣官员兵丁，安营各有一定处所，宗室王公之营，应在管声音堆拨之外就近之地，大臣们应按照领侍卫内大臣所指之地住宿，未入班的满汉官员及侍卫、拜唐阿等，各随其班次，章京、扩军各随本旗之纛。镶黄、正红、镶白三旗在御营之后，正黄、镶红、镶蓝三旗在御营之西，正白、正蓝二旗在御营之东。近年以来，渐不遵照旧例办理。现酌定章程，分为左右翼，宗室王公、大臣、满汉官员，以及侍卫、拜唐阿、章京、护军、八旗等，仍遵以往之例安置。拴马支杆，平时设于正门左銮仪卫巡更处，皇上起行时，则设于管声音堆拨内，皇太后起行时，应设于正门左穿堂帐房次层帐房之间。再各部院总管衙门所属官员、内务府护军及太监等，亦令分别安置。其他人员，恐无约束，应特派章京四员及护军校、护军，分别指示。蒙古各部人员，仍交理藩院，令其于大营十数里外安设蒙古包。前后牧马人，随时起行，不准在夜深时刻出入哨内。乾隆帝批示：“好。依议”。②。
盛京礼部侍郎那尔泰等官接到皇上欲去谒陵的谕令后上奏：“銮驾关系甚重”，盛京仅大清门内楼上可以安放，但是此处系官弁出入之路，“殊失慎重”，请拣用大清牌楼外义学官房十三间存贮。乾隆帝批示：将銮驾放在大清门内楼上，待到盛京时再降谕旨。
六月初二日，乾隆帝就行营所用蒙古包等物的装运及随从人员出发之事，下谕说：此次前往盛京，未到热河之前，俱在行宫驻跸，所有行营需用的蒙古包、帐房、布城等项，及应该预备的物品，俱著于七月初三初四等日，先行启程，运至应该等候地方，预备等候。侍卫、章京、护军，酌量留用一些人外，其余人员著分别次序，预先启程，过青石梁等候。这样分别先后，依次启程，则住宿处所俱有空闲，行走之时，亦不致因人马太多拥挤不堪而损伤田苗。至于安排哪些人员先行，怎样分别次序，以及酌派大臣二三员带领他们出发等事，著总理行营事务王大臣立即定议具奏。王大臣遵旨随即上奏：各处随往盛京人员，应预先遣往的，有侍卫一百五十余名，亲军、护军六百余名，以及各项官兵、拜唐阿，共二千余名，车七百九十余辆。应分三拨，于七月初二至初四等日，派出大臣，按拨带往，分驻博罗河屯、喀喇河屯、热河等处，并于侍卫、章京、护军内酌留二百余名，于青石梁、黄土坎、苇子峪等狭隘地方，如遇行李壅滞难行，即协力护送。至于扈从人员，除安设堆拨等项差使以外，其余无差之人，若俱在行宫周围住歇，恐人多地窄，踏坏田禾，应允许他们随便借寓。另外，牧厂派出马六千余匹，护送先往之人，如待驾到后更换，未免耽延，请先派出放马的章京，赴博罗河屯，会同领拨大臣监视更换，其余马匹及已更换之马，仍交予马厂副都统牧放，以备御营官兵到时换用。乾隆帝降旨：“所议甚妥，依议”。《清高宗实录》卷194，页3、4、5.
同一天，六月初二日，乾隆帝又就随行马匹牧放巡哨之事下谕说：以往圣祖前往盛京时，众人所乘之马，曾照出兵例，派兵巡哨马厂。此次随行官兵，久未外出，未能谙练，“行营马匹，最关紧要”，倘不能寻觅水草牧放，必致疲乏。若按官兵驼马，派兵巡哨，则随往之马甚多，而此次官兵又不甚赢余，或令各自牧放，酌量派遣深悉水草官兵引导约束，倘有遗失，令哨兵寻觅。其应于何处巡哨，何处不必巡哨，著总理行营事务王大臣分别详悉议奏。
王大臣遵谕议奏：御营前后，设有卡座，地面宽阔，水草丰美，卡内尽可牧放马匹，惟左右两翼无卡，应于曾经参加围猎、出征之人内，派出护军校、兵丁共八十名，侍卫、章京四员，每翼派四十名巡哨，以侍卫、章京各二员统辖，如果遗失马匹，即令守卡人寻觅。至于从盛京回銮时，系由大路经过，便不必巡哨。乾隆帝批示：依议。著传示所有随营官兵。
出发之前一天，七月初七日，大理寺卿定柱奏：皇上恭谒祖陵，为期甚长，请于八旗都统、副都统内派出数员，自起驾之日起，至回銮之日止，协同步军统领等官，每晚在皇城内外及大城各处，分地稽查。再谕令都察院、步军统领，转饬五城巡察御史，暨三营将弁，亦不时勤加稽查，务期周密。乾隆帝同意其奏，降旨说：左翼著派松阿里、广禄、王进泰、允禧、韩光基、德敏，右翼著派胡林、弘炯、卓巴、李元亮、阿克敦、西忒库，逐日每翼著一人轮班稽查。
做了这些安排后，乾隆帝便于七月初八日奉太后启銮，并下谕蠲免经过州县钱粮，留下履亲王允、平郡王福彭、大学士鄂尔泰与张廷玉在京总理一切事务，开始了他即位以来的第一次前往盛京恭谒祖陵之行。
二、巩固龙兴之地。
乾隆帝弘历四次恭谒盛京祖陵，除了巡视沿途地区情形外，主要做了三个方面的工作，一为巩固龙兴之地。盛京是清帝的发祥地。奉天(今辽宁省)、吉林、黑龙江三省地域辽阔，资源丰富，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就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来说，辽、吉、黑三省之东、北，与正在积极扩大疆域的俄国接界，是大清国防止北方、东方外来侵略的前沿阵地。就国内各族之间的关系而论，乾隆八年第一次盛京谒陵时，曾大败清军于和通泊的漠西蒙古准噶尔部，势力仍然相当强大，随时都可能南下，袭掠已为清帝外藩扎萨克的漠北喀尔喀四部，并进掠漠南科尔沁等部，构成对直隶、京师的严重威胁。清政府要防御准军的入掠，或对准部进行攻击，奉天是十分重要的军事要地，康熙帝亲征噶尔丹时，军分三路，东路就是奉天将军萨布素率领的东三省劲旅。
奉天、吉林、黑龙江满洲八旗官兵和索伦等部落的人员，还是巩固清王朝统治的重要支柱。此时，北京和关内各省驻防满洲八旗人员，已因升平日久，沾染柔靡恶习，而日趋享乐苟安，士气低落，弓马生疏，临阵溃逃之事，层出不穷。因此，遇逢重大战争，清政府已不能完全指望京旗和中原驻防旗兵，而更多地动用东三省满兵和索伦、达呼尔等部落人员，由后者编入八旗的“新满洲”，出现了不少勇猛善战的骁将。像著名的猛将海兰察，便是世居黑龙江的索伦部的成员。他从乾隆二十年以马甲从征准噶尔起，身经百战，军功累累，任至都统、参赞大臣、御前侍卫、领侍卫内大臣，封一等超勇公，三次图形于紫光阁。
正是由于东三省在政治、军事上的重要地位，康熙帝曾三至盛京恭谒祖陵。自命为皇祖之贤孙的乾隆皇帝弘历，当然也知道此举之重要性、必要性，故在乾隆六年初举秋之后的第二年，就第一次到盛京谒陵，抓紧进行安顿龙兴之地的各种工作。乾隆八年八月二十九日，他正在鹿群最多的巴彦行围之时，便亲题盛京各衙门的匾额，奉天将军衙门之匾额为“屏翰？丰”，盛京户部为“宗邦会要”，礼部是“典要明”，兵部系“陪京枢要”，刑部是“弼教留都”，工部为“饬材山海”。《清高宗实录》卷199，页7.
八年九月初六日，乾隆帝行围于舍里时，又下谕嘉奖和优恤盛京兵丁说：“朕此次至盛京，视其兵丁，身材壮健，弓马娴熟，犹未失满洲旧制，大臣官员等，各相奋勉，训练整齐。自朕来时，伊等欢欣鼓舞，诸务备办，甚属诚敬，尤为可嘉。朕虽加恩赏赉，念伊等生计，恐属不敷”，所请领取生息银二十万两，著交奉天将军俱借予官员兵丁，官员限四年扣完，兵丁于两年以后再定限扣缴，“俾伊等生计，日臻充裕”。《清高宗实录》卷200，页6、7.
八年九月二十二日，他下谕宣布：二十五日设大宴，筵宴盛京将军、大臣、宗室章京、文武官员及三陵(永陵、福陵、昭陵)官员，自京城随驾前来的王、大臣、官员，蒙古王、额驸、台吉，俱著入宴。盛京官员、佐领与员外郎以上，及年老休致的官员，亦著入宴。闲散宗室、觉罗、主事与防御以下官员、拜唐阿等，俱著加恩晚膳赐宴。
九月二十三日，乾隆帝谕赐奉天将军额尔图银五千两，副都统哲库讷等二千五百两，以供办差之用。第二日，他又下谕免征庄头仓粮。谕旨说：盛京户部庄头，每年缴纳租粮，除预备陵寝祭祀各项供应外，送纳入仓，发给各处匠役口粮。“今朕恭谒祖陵，亲诣盛京，轸念各庄头终岁勤苦，输将无误”，著将乾隆八年应缴仓粮一万余石，加恩宽免。各庄欠缴七年份的米豆草束，亦一并豁免，“以示朕优恤旗庄之意”。《清高宗实录》卷201，页12、13.
八年九月二十五日，乾隆帝以恭谒祖陵礼成，颁诏天下，优恤奉天人员。诏书说：
“溯源报本，弥深追远之情，陈瑞荐馨，式重谒陵之典。我朝定鼎中原，统一方夏，重熙累洽，海宇升平，声教覃敷，民物康阜，百年于兹矣。缅维圣圣相承，肇基东土，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诞膺景命，式扩鸿图，辽海沈阳实为龙兴之地。朕缵承大统，夙夜孜孜，念祖宗缔构之艰难，思列圣燕贻之绵永，盛京旧地，瞻望桥山，敬考典章，肃申思慕，于乾隆八年秋，恭奉皇太后祗谒永陵、福陵、昭陵。大礼既成，留都是莅，瞻神丘之葱郁，仰祖德之灵长，爰沛德音，用颁湛惠，所有事宜，开列于后。”《清高宗实录》卷201，页15、16.
恩诏共有九条：一、随从之王，记录一次，随来之大臣、官员及奉天文武大臣、官员俱加一级。二、随从兵丁及内务府执事人等，俱赏一月钱粮。三、奉天、山海关文武大臣、官员、兵丁，三陵守陵官兵，俱著加恩赏赉，总理行营王大臣速议请旨。四、奉天居住之宗室、觉罗及国戚子孙，俱著加恩，总理行营王大臣速议请旨。五、奉天府属应征乾隆九年份地丁银两，著予宽免。六、奉天旗民男妇，年七十以上者给予布一匹、米五斗，八十以上者给予绢一匹、米一石，九十以上者加倍。七、试职官员，俱准实授。八、奉天府、宁古塔、黑龙江等处，除十恶死罪不赦外，凡已结正未结正，死罪俱著减等，军流徙杖等罪，俱著宽释。九、奉天内务府庄头之所有积欠，在乾隆七年以前者，俱著宽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