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章 初征金川败师殒将(3)
接替讷亲之任的经略大学士傅恒于十四年正月上疏，详言讷亲、张广泗之失误，时人皆以其言十分中肯，广为传述，现摘录如下。傅恒奏称：
“金川之事，臣到军以来，始知本末。当纪山进讨之始，惟马良柱转战直前，逾沃日，收小金川，直抵丹噶，其锋甚锐。其时张广泗若速济师策应，乘贼守备未周，殄灭尚易，乃坐失机会，宋宗璋逗留于杂谷，许应虎失机于的郊，致贼得尽据险要，增碉防御，七路、十路之兵无一路得进。及讷亲至军，未察情形，惟严切催战，任举败殁，挫锐气索，晏起偷安，将士不得一见，不听人言，军无斗志，一以军务委张广泗。广泗又听奸人所愚，惟恃以卡逼卡、以碉逼碉之法，无如贼碉层立，得不偿失，先后杀伤数千人，尚匿不实奏。臣查攻碉最为下策，枪炮惟及坚壁，于贼无伤。而(一碉)贼不过数人，从暗击明，枪不虚发。……又战碉锐立，高于中土之塔，建造甚巧，数日可成，随缺随补，顷刻立就。且人心坚固，至死不移，碉尽碎而不去，炮方过而人起。……攻一碉难于克一城，……得一碉辄伤数十百人。……如此旷日持久、老师糜饷之策，而讷亲、张广泗尚以为得计，臣不解其何心也。”《圣武记》卷7，《乾隆初定金川土司记》。
以上傅恒、岳钟琪对先前用兵失利的原因，主要归纳为四点：经略无谋，胆小偷安；督臣指挥失宜，诸将逗留失机；金川地形险要；守兵拼死反击。这些都是事实，这样的分析，不能说不是正确的，但是，也不能说是十分深刻的。更主要、更起决定作用、更为根本的因素，他俩没有提到，或者说得准确一点，他俩是不敢涉及，没有胆量讲出来。这一因素就是乾隆帝的重大失误。
乾隆帝在用兵金川之事上，犯了两个错误：一是判断欠妥，误认为可以轻易取胜，故而草率决定发军征讨；二是任人不当。乾隆帝只看到张广泗在平苗变、治苗疆过程中的杰出才干，没有想到其在金川之战中会如此无能。如果仅仅就此而论，倒还可以谅解，谁能担保对一个人的军事指挥能力的估计，可以永远正确。但是，在另一问题上，即张之性格、度量、作风上，乾隆帝却不该无所了解了。张广泗其人，得志之后，心胸狭窄，成见太深，贪功专权，骜不驯，骄横跋扈。岳钟琪久为四川提督，熟悉“番情”，“向为番众信服”，对莎罗奔还有厚恩。《清高宗实录》卷309，页44.如果张广泗能从其建言委以军权，充分发挥岳的作用，肯定会对军务大有裨益。可是，张广泗既因与岳曾有前隙，又嫉贤妒能，对岳钟琪处处提防，多方限制，使其才干未能发挥。更为严重的是，他对讷亲的抵制和谋害，使局面更为恶化。
乾隆帝原本以为委任讷亲为经略，“其威略足以慑服张广泗”，可以使官兵振奋，变怯为勇，张广泗能“专意征剿”，缓和其与诸将之矛盾，而加速出征之胜利，并可借此抬高讷亲之声望，予以更大的恩宠，实为一举两得之妙计。不料，张广泗竟然蔑视圣旨，傲对讷亲，根本不与讷亲合作，千方百计拆讷亲的台。后来，乾隆帝以此作为张之一项大罪，多次下谕斥责张广泗“闻有讷亲经略之命，辄心怀观望，诸事推诿”，贻误了军机。《清高宗实录》卷325，页37.钦差大臣、署四川巡抚班第对此详奏说：
“查讷亲抵营时，各路官兵俱已调齐，正可进攻，而张广泗迟回不进，犹驻美诺，经讷亲再四勒催，始来军营。但讷亲不能细察形势，督催过激，以致布置疏虞，任举、买国良相继阵亡，自此一切军务俱不敢主持，仍听张广泗调度。而张广泗遂无论事之大小，动云面奉经略指示，其实皆出张广泗之意，而讷亲不知也。张广泗之居心委卸，举动乖张，讷亲未尝不知，臣亦尝与言及。……”《清高宗实录》卷328，页8.
乾隆帝对讷亲的认识和委用，更为错误。讷亲本来是一位精明能干之人，青年得志，深受乾隆帝赏识，勤奋敏捷，颇有见识，时人称其“料事每与上(乾隆帝)合”。他身任多职，理事浩繁，审案勘河巡阅营伍，办理皆甚妥善。尤为难得的是，他“以清介持躬”，不贪财纳贿，不交结权贵，不与官员私交，“其门前惟巨獒终日缚扉侧，初无车马之迹”。人们因其“廉介自敕”，“不敢干以私”，怕碰钉子，遭其惩处。《啸亭杂录》卷1，《杀讷亲》。这是一位治理国政的能臣，乾隆帝对其栽培陶养十几年，心血是没有白费的。但是，讷亲虽善治政，却不谙用兵，又因是名门之后，贵胄子弟，生性娇惯，怕劳畏死。谁知，乾隆帝竟将这位“素未莅师”的儒臣任为经略，使其肩负征剿大金川的重任，这样地弃其所长用其所短，当然会误国误军，也害了讷亲本人。
刚到金川，讷亲还是想有所作为的。他于十三年四月下旬得知此命即速回京师，短住一时便赶赴四川，六月初三日抵达大金川，立即发动进攻。史称其“锐意灭贼”，但“自恃其才，蔑视广泗，甫至军，限三日克刮耳崖。将士有谏者，动以军法从事，三军震惧，多有损伤。”《啸亭杂录》卷1，《杀讷亲》；《圣武记》卷7，《乾隆初定金川土司记》。金川藏民的英勇反击，官兵的严重伤亡，使这位“意气骄溢”的宰相吓破了胆，处事态度发生了巨大变化，从此就“锐挫气索”，不敢言战，由“蔑视广泗”转变为“不敢专攻，仍倚张广泗办贼”，每临战时，“避于帐房中”，“人皆笑之”。而张广泗则“轻讷亲不知兵而气凌己上，故以军事推让而实困之”。讷亲虽知张“居心委卸，举动乖张”，但“以军旅之事，素未谙练，倚仗张广泗，希图成功，是以明知其非，曲为徇隐”。这样一来，“将相不和，士皆解体”，“军威日损”，进攻焉能获胜。《清高宗实录》卷328，页8；《啸亭杂录》卷1，《杀讷亲》；《圣武记》卷7，《乾隆初定金川土司记》。由此可见，乾隆帝任帅不当，错用讷亲、张广泗，是造成清军进征金川失败的主要因素。这一点，他很快就认识到了，立即采取对策，遣派协办大学士傅恒代替讷亲，出任经略，准备向金川发动第二次大的战役。
第三节“第一武功”不武无功。
一征金川得不偿失。
一、改任新经略傅恒再图大举。
乾隆十三年九月二十八日，乾隆帝下谕说：大金川之事，讷亲、张广泗旷日持久，有负重托。“自御极以来，第一受恩者无过讷亲，其次莫如傅恒”。傅恒年方壮盛，且系勋旧世臣，义同休戚，著傅恒暂管川陕总督印务，即前往军营，与班第、傅尔丹、岳钟琪等妥协办理军务，务期犁庭扫穴，迅奏朕功。第二日又谕令授傅恒为经略，“统领一切军务”，十月初六日再晋其为保和殿大学士，位居首辅。
傅恒，字春和，姓富察氏，其曾祖哈什屯、祖父米思翰分别系顺治帝、康熙帝之忠臣和亲信大臣，其姐为乾隆帝之爱妻孝贤纯皇后。由于这些原因，傅恒青年得志，二十四五岁就当上了军机大臣，过了两年(乾隆十二年)又擢户部尚书，十三年四月加太子太保，升协办大学士，兼领吏部，十月授保和殿大学士，此时他还不到三十岁，可见其受帝之宠爱和栽培。
乾隆帝派出这位第二宠臣时，认真吸取了先前错用讷亲的教训，在任傅恒为经略时，两次下达长谕，既详言讷亲“身图安逸”、畏缩不前、“负国负恩”之大罪，将予严惩，并明确告诫傅恒不要“如讷亲之怯弱”，否则“前鉴具在”；又夸奖傅恒“念切休戚，力图获丑”，有“锐往直前破釜沉舟之志”。《清高宗实录》卷325，页34、35，卷326，页2―8.这对促使傅恒勇于任事，誓平金川，自然是会起作用的。
乾隆帝又连下数谕，责令护川陕总督傅尔丹、署四川巡抚班第、四川提督岳钟琪，“务须乘机度势，可进则进”，不要迟延，不许像从前“张广泗闻有讷亲经略之命，辄心怀观望，诸事推诿”，当以张为戒。这为调整将帅关系，加强统一指挥，很有裨益。
乾隆帝专对金川军营将弁兵丁下达特谕，既指责兵丁“不能鼓勇先登，摧锋陷阵”之过，将弁“虚糜廪禄，均属有罪之人”，又告以“咎归主将”，乃讷亲、张广泗，官兵等“罪为可宽，而情为可悯”，现派经略大学士傅恒赉往内帑银两，赏赉将弁兵丁，“鼓励士心”，责令他们务必“各知奋勉”，“踊跃前驱”，“共成伟绩”。《清高宗实录》卷326，页24、25.
乾隆帝在调兵上也作了重大的改进，决定增派大批满汉官兵。他于十三年九月、十月下谕，遣派京师满兵二千、东三省满兵三千、陕甘二省兵一万五千名、云贵八千、湖南湖北二省四千名、西安满兵二千、四川满兵一千，合共三万五千名，派总兵六员、副将八员统领，限于十四年三月齐集金川军营。加上金川现有汉土官兵及少数满兵共二万四千九百余名，清军总数多达六万名，超过金川藏兵十余倍，而且其中有清帝倚为根本支柱的满兵九千余名，可见乾隆帝誓平金川的决心之大。对出征官兵，皆厚赐银两，满兵的前锋、护军，每人赐银五十两，可购米五六十石。给经略每月养廉银一千两、“赏赉银”一万两。
在粮饷器械方面，也力求富余充足。运去大批枪炮，其中冲天炮、九节炮威力极大，是“国家利器”，威远炮在康熙年间征西藏时，“曾以此得胜”，制胜炮威严雄壮，均为圣祖时制造，平时均“贮之禁中”，这次也特为请出，送往前方。金川军营又铸造了多位重二千余斤的铜炮。乾隆帝拨户部库银和各省银四百万两以供军储，又出内帑十万供傅恒赏赐官兵之用。
乾隆帝为使傅恒“专一经理进剿事宜，俾朕功早奏”，保证粮饷器械的供应，增强指挥效率，于十月十四日解其带管川陕总督之职，特派数员能臣前往，以两广总督尹继善为协办大学士，摄陕西总督，主馈运，派兵部尚书兼户部尚书舒赫德随傅恒行，因讷亲之兄两江总督策楞及讷亲之堂弟吏部尚书达尔当阿，恳请从征效劳，授策楞为四川总督，命以上四员大臣及内大臣傅尔丹均为参赞大臣，“参赞军务”。《清高宗实录》卷332，页29.
乾隆帝的这些措施，以及诛讷亲，斩张广泗，惩治四川巡抚纪山，使新经略感戴帝恩，文武大臣加强了责任感，三军将弁士卒畏惧处罚争求立功，军纪严明，士气大振，兼之，粮饷充足，枪炮众多，军需物资齐备，这一切，为进攻金川提供了获胜的可靠保证。
十三年十月二十七日，乾隆帝御太和殿，赐经略大学士傅恒敕书。十一月初三日傅恒出师，帝亲诣堂子行祭告礼，亲祭吉尔丹纛和八旗护军纛，至东长安门外御幄，亲赐傅恒酒，命其于御幄前上马；又遣皇子及大学士来保等送至良乡。未及而立之岁的青年大帅傅恒，深受特宠，誓报帝恩，决心要踏平金川，建树丰功伟绩。他一出京门，便兼程前进，飞速奔驰，日行二百四五十里，每日还要看阅帝旨和有关军情的文件，处理军务和地方要事，缮写奏折。十一月末他从渭城驿驰赴成都，日行三百二十余里，鞍马之劳顿，可想而知。他从成都出发，沿途崇山峻岭，道路险恶，尤其是十二月初九日行至天赦山，“乃成都至军营第一险路”，平常时日都只能牵马步行，而现在连日降雪，“路途益滑”，“极滑处”将马用绳系拉而上，“一二步即倒”，有十几匹马坠入山涧，傅恒亲自率众步行七十里，整整劳累一天，才登上山岭。历经艰辛，傅恒于十二月十八日赶到金川军营。《清高宗实录》卷329，页25，卷330，页23，卷331，页33、34，卷332，页2.
对于与军中大将岳钟琪、傅尔丹的关系，傅恒十分慎重，竭力争取和衷同济，同建功业。他于十二月初在途中上奏说：“闻军中绿旗将士，知臣来川，日夜盼望。而傅尔丹等闻臣将至，转生疑惧”。待到军营后，当对傅尔丹等“详悉开导，使之释然无疑”。拟告岳钟琪：你受皇上深恩，弃瑕录用，“当一矢丹诚，竭力报效，不可稍存瞻顾”。若你进攻有效，即你之功，若不尽力则有过。我为经略，“众人之功，即我之功”，“惟在同心协力，相与有成”。并欲将此“谆切告语”，“宣布军中将士，使傅尔丹等疑惧尽释，庶臣得收指臂之效”。同时，他奏减兵九千，只派新兵二万六千名。乾隆帝盛赞其“筹审精详，思虑周到，识见高远，实乃超出等伦”，“经略大学士信为有福之大臣，观此，则大功必可告成也”。《清高宗实录》卷330，页36―39.
傅恒立志做番事业，一再向帝奏称誓平金川，明确讲道：“此番必期成功，若不能殄灭丑类，臣实无颜以见众人。”《清高宗实录》卷331，页40.他详细了解军情以后，于十四年正月初专上长疏，详述了讷亲、张广泗的失误，提出了征剿方略。他说：等待各省调派之兵到齐以后，即同时并举，分地奋攻，别选锐师旁探间道，裹粮直入。“番众”不多，外边防备既密，内部守御必疏，我军从捷径深入，出其不意，“则守碉之番各怀内顾，人无固志，均可不攻自溃”。卡撒一路，岭高沟窄，我“既身为经略，当亲任其难”，党坝一路由岳钟琪统率，“两路并进”，“使其面面受敌，不能兼顾”。士兵中，小金川兵骁勇善战，沃日、瓦寺兵强而少，杂谷、梭磨、绰斯甲等兵众而懦，明正、木坪忠顺有余，强干不足，革布什咱兵精锐，均“可资其兵力”，“定于四月间报捷”。《圣武记》卷7，《乾隆初定金川土司记》。
在此之前，他奏准斩杀私通大金川之奸细小金川土舍良尔吉及其嫂阿扣和汉民王秋，断了莎罗奔安插在清军里的内应。他“申明纪律，整顿营伍，亲身督战，露立风雪之中，连宵达旦攻克碉卡”，军威大振。
傅恒之下的大将四川提督岳钟琪，深感皇上不念前过起用重任的厚恩，决心报效朝廷，立功建业。尽管他已是六十三岁的老翁，但从乾隆十三年四月抵达军营后，便尽心竭力从事征剿，提了不少十分中肯的建议。尤其是张广泗战败被斩无法对岳排挤以后，他更为发奋，于九月十二日至十九日，统领党坝之军，进攻康八达山梁。他所辖之兵，号称一万余名，但因要防守二十五座营盘、一百零五卡和粮台塘站，以及伤病，只剩下七千余人可供进剿之用，其中大半系附近土司之兵。他用这支以士兵为主的军队，猛攻敌碉，夺毁大战碉、小战碉各数座，打下木卡、石卡、木城、石洞十八座(处)，焚金川藏民粮食十二仓，取平房四十六间，斫破大皮船四只，攻占跟杂一带地方，南北四十余里东西二十余里，“前后杀贼甚众”，为数月以来罕有之胜。《清高宗实录》卷326，页26―28.岳于此月奏请用兵三万五千，以一万由党坝水陆并进，直捣勒乌围；以一万由甲索夺马牙冈、乃党、两沟，径抵河边，与党坝之兵会合，攻取勒乌围莎罗奔住碉；留兵八千于卡撤防御刮耳崖莎罗奔之侄郎卡来援，俟取勒乌围，前后夹攻，夺占刮耳崖；余兵七千分守营盘，防护粮运。他向帝表示：“专责臣办理，一年内可成功”。《清高宗实录》卷325，页8、9.此奏深受乾隆帝赞赏。岳钟琪又于十一月十八日至二十一日和十二月十三日，连续领兵一千余名，猛攻界于康八达与木耳金岗两山之中的塔高山梁，将其石城轰坍，又火焚木耳金岗战碉二座、卡二处，击杀金川藏兵一二百人。乾隆帝闻知甚喜，批示说：“欣悦览之，汝调度有方，实可嘉悦，总俟克成大勋，从优议叙。”《清高宗实录》卷330，页30、51，卷331，页32.岳虽因年老和昔日进剿西藏时“染受寒湿，左手足麻木不仁”，金川山高路险，难于乘骑，但在攻打火烧梁、木耳金岗、革什戎岗、康八达等三十余处时，仍“策杖扶人，徒步督战”。《清高宗实录》卷329，页63.岳钟琪的战功，鼓舞了三军士气，对扭转清军的被动局面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十三年十二月末，金川军营有汉满士兵三万八千余人，加上十四年正月陆续调来之兵，到二月初，总数当在四万名以上，超过大金川藏兵七八倍。大军压境，枪炮众多，连下碉卡，士气振奋，傅恒、岳钟琪决计深入，正在准备大举进攻，不料，从京城方面连续传来圣旨，乾隆帝要经略收兵息战班师回朝，使广大官兵诧讶不已，议论纷纷。
二、获胜无望后悔用兵下诏班师。
乾隆十四年正月十五日，乾隆帝弘历下谕，宣召经略大学士傅恒、吏部尚书达勒当阿、户部尚书舒赫德回京说：
“金川用兵一事，朕本意欲以禁遏凶暴，绥辑群番，并非利其民人土地，而从前讷亲、张广泗措置乖方，屡经贻误，是以特命经略大学士傅恒前往视师，熟察形势，相度攻剿。经略大学士傅恒自奉命至军，忠诚劳，超出等伦，其办事则巨细周详，锄奸则番蛮慑服，整顿营伍则纪律严明，鼓励戎行则士气踊跃，且终宵督战，不避风雪，击碉夺卡，大著声威，诚为仰副委任。朕思蕞尔穷番，何足当我师颜，而机务重大，部务殷繁，诸大臣皆为此一事，驰骋经营。经略大学士傅恒，乃中朝第一宣力大臣，素深倚毗，岂可因荒徼小丑，久稽于外，朕心实为不忍，即擒获渠魁，扫荡巢穴，亦不足以偿劳。此旨到日，经略大学士傅恒著即驰驿还朝。尚书达勒当阿、舒赫德各有部职，亦未便久旷，总督尹继善统制全秦，边防綦重，著一同回任。所有军营一切事宜，交与该省总督策楞、提督岳钟琪等，尽现在兵力，足以调派，即傅尔丹，尚有满兵在彼，亦应暂留，殚心筹划，妥协办理，以竣军务。”《清高宗实录》卷332，页42、43.
过了两天，正月十七日，乾隆帝谕告军机大臣，详言必须班师的理由，认为“此时宜定撤兵之计”，因“军务为国家大事，当询谋佥同，方可定议”，命议政王大臣“通盘筹酌，详议具奏”。议政王大臣立即集议，奏称：“王师除逆安边，原非利其土地民人，金川情形，既经奏悉，限于地势，讵可劳师糜饷，从事于人力难施之荒徼，应请撤兵，召经略大学士还朝。”乾隆帝从其议，即于当日正式下诏班师说：
“经略大学士傅恒自抵军营，即诛渠魁，克碉卡，军威大振。贼首穷蹙求降，经略大学士志期殄灭种类，欲俟各路兵丁齐到，一举荡平，不肯允降。朕思蠢尔穷番，何足污我斧钻，既已乞降，允宜网开三面。且经略大学士心膂重臣，久劳于外，朕心实为不忍，已降旨召令还朝，赞襄机务，所有纳降事宜，命川督策楞随宜酌办。内大臣傅尔丹暂留，统领满兵陆续撤回。其各路满汉官兵未抵营者，于所至之处，著班第、纪山、高越知会统兵官弁，令其按起，仍由原路回营，不必前进。……大兵既经撤回，军糈亦毋庸挽运……”《清高宗实录》卷333，页6―10.
又过了一天，正月十八日，乾隆帝以奉皇太后之命，下诏封傅恒为一等忠勇公说：
“……朕恭请皇太后圣母万安，仰蒙垂询，朕以班师纳降具奏。钦奉慈谕：息众宁边，乃国家太平长策。皇帝御极十有四年，予从不问外朝政事，上年皇帝奏闻，因系军国重务，时惦予怀，近见皇帝宵旰焦劳，尤为注切。今既下诏撤兵，实我大清国景运兴隆亿万年社稷苍生之庆。大学士傅恒忠勤宣力，谋勇兼优，成绩懋著，朝廷宜封以公爵，用示奖励，予心如是，皇帝以为何如。朕念经略大学士傅恒殚心为国，实冠等伦，超锡五等之崇班，允协酬庸之盛典，仰遵慈谕，封为忠勇公，铭勋册府，光我邦家，朕实嘉焉。”《清高宗实录》卷333，页11、12.
乾隆帝是于十三年九月二十九日授傅恒为经略的，并于十一月初三日为其出师饯行，拨款四百万两，增派满汉官兵三万五千，对其寄予厚望，要其“振旅兴师”，“犁庭扫穴”，“迅奏朕功”。为什么时隔不久，他就改变初衷，要下诏班师？总观乾隆帝在十四年正月初二至二月初十日关于止兵的近二十道上谕，可以使人们十分清楚地看到，此意由来已久，是他经过长期反复考虑而慎重作出的结论。促使他这样做的主要因素有五。其一，进攻难以获胜。乾隆帝原本以为，金川乃一偏僻之区弹丸之地，只要派遣数千绿旗士卒，征调附近土司的士兵，就可势如破竹，迅速“直捣巢穴”，“擒获渠魁”，大功告成。不料，事与愿违，川陕总督张广泗领兵三万，一挫于马邦、曾达，经略大学士、一等果毅公讷亲和张广泗统军四万再败于腊岭，用兵两年，被挡于莎罗奔所居勒乌围数十里外，寸步不前。这时，他才知道金川气候恶劣，地形险峻，藏民誓死反击，进剿很难成功。他在正月十五日谕召傅恒回京的同时，告诉军机大臣说：“朕思用兵一事，总系从前不知其难，错误办理。今已洞悉实在形势，定计撤兵。”金川“坚碉难破”，一夫当关，万夫莫敌，“天险非人力可施”。敌之石卡，守御仅十一人，我以七百人进攻，只毙其半，而士兵、绿旗死者已达十一人，伤者至七十余人。若以百人敌其一人，则“贼徒三千，当用三十万众”。《清高宗实录》卷332，页43、44.在此之前，他多次讲到“番境道路奇险，军行艰难”，卡撒“坚碉林立”，“险峻逾常”，勒乌围、刮耳崖“险必更甚”，若早知“征途险阻如此”，绝不派遣傅恒前去了。他还忧心忡忡地说：悬军深入，歧径莫测，敌军设伏断后，“种种可虞，险著讵宜尝试”！《清高宗实录》卷331，页36、40、52，卷332，页5、7、17、44.他的这种说法是比较符合实际的。由此可见，金川藏民凭险死守，“人心坚固，至死不移，碉尽碎而不去，炮方过而人起”，“贼据地利，万无可望成功之理”，清军极难取胜，并常有败师殒将的危险，是迫使乾隆帝后悔用兵下诏班师的决定性因素。
其二，费银巨万，国力难支。乾隆十三年十一月初三日傅恒出京奔赴金川时，军营只有汉士兵二万四千九百余人。经过朝廷增调满汉官兵及随行夫役，以及佥征士兵，到十二月中，人数大增。办理粮饷的刑部右侍郎兆惠和署四川巡抚班第的奏折，于十二月二十三日送到北京。他俩奏称：“现在通筹各军粮，计口预备”，卡撒五万人，党坝三万余人，甲索一万余人，马奈、正地各五千余人，“各有存积”，④⑤《清高宗实录》卷331，页46，16、31，31.官将兵丁役夫已有十万余人。到了十四年二月初，人数又有所增加。四川布政使高越于十三年十二月初奏称，现驻军营官兵夫役，月需米二万一千余石，今又添满汉官兵和运夫，约添二万余石，从本年十二月到明年(十四年)五月，共需二十五万石。当时，从成都运米到军营，每石需脚价银十八两。姑按高越的计算，每月需米四万余石，一年就是五十万石，一石脚价银十八两，每年仅食米一项，就需脚价银九百万两。另外，还有其他开支。高越又奏称，从十三年十二月到十四年五月，“一切需费”，约银八百七十万余两。④除去二十五万石米的脚价银四百八十万两，则其他项目的用费为三百九十万两，相当于五个月内食米脚价银的百分之八十。照此推算，每年食米的脚价银和其他开支，应需银一千六百余万两，相当于全国田赋银总数一半以上。数量之大，实在令人吃惊。
乾隆帝在得知高越奏折后的第四天，即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下谕说：前据高越奏称，川省军需，年内至明年五月，尚须拨银八百七十万两。“金川小丑，初不意靡费如许物力，两年之间，所用几及二千万”。⑤又过了七天，十二月二十七日，他在论述“金川用兵，定不过(十四年)四月初旬之期”的理由时讲道：若四月初不能收局，“则劳费无已，势将难继”。今部库所存，通计仅二千七百余万两，“各省拨协钱粮，已动及留备”，若迟至(十四年)秋冬，“则士马疲惫，馈饷繁难”。此二千七百余万两，倘若“悉以掷之蛮荒绝徼，设令内地偶有急需，计将安出。”《清高宗实录》卷331，页52.如果联系到乾隆帝即位时国库已有银二千四百万两，十三年之久只增加了三百万两，更可显示出这二千七百万两之宝贵，怎能轻易掷于金川。巨万军费，非此时清政府所能承担，这是促使乾隆帝决定停兵的第二个重要因素。
其三，“疲于供亿”，民力难堪。月需四万余石米的军粮，每门重二千余斤的大炮，上万枪铳，数以十万计的大小炮子，以及军装刀枪剑戟，等等，数量浩繁，而川省道路崎岖，骡马难行，全靠人们肩挑背磨，十分艰难。四川布政使高越曾上专疏奏称：“蜀中挽运军需，全资民力，轮流更替，即村曲乡民，亦多征拨不已，近添新旅，募夫尤众。一出桃关，山路崎险，雪深冰结，艰苦视内地倍甚。成都米价昂贵，民食艰难。”《清高宗实录》卷331，页57.乾隆帝根据地方官员的奏报，深知军需转运的累民，多次下谕讲到，川省军兴以来，“一切夫马粮饷，供亿浩繁，内地民情，疲困殊甚”，“川省物力虚耗”，“川省疲惫”，“川省夫马钱粮拮据”，“川省连年困于征发，民力实已劳惫不支”。他又就征剿对各省的危害说：“此番用兵，不独川陕疲敝，即各省亦不免于骚动”。直隶、河南、山西，大兵经过，支应固浩繁，至兵所不及，“如江浙米价昂贵，亦由川米不到”。《清高宗实录》卷331，页40、56，卷332，页13、27，卷333，页25.他于十四年正月初三日再次下谕解释必于四月初收局时讲道：若不早日收兵，“劳费无已”，“非惟川省民力难支，即沿途各省，半属边境，骚动可虞”。《清高宗实录》卷332，页13.他很担心差重役繁，民难支撑，将怨愤反抗。他曾多次下谕讲到：“川省民番杂糅。加之？噜流匪，遇事逞凶”，今烽燧连年，“人苦劳役”，“设有奸徒从而煽诱”，“以易动之民，当困惫之际，内地少有疏虞，诸事深为可虑”。《清高宗实录》卷331，页11，卷332，页27.他之所以很早就限于十四年四月初完功和后来令傅恒立即回京，便与此有关，“盖深有见于此也。”《清高宗实录》卷331，页57.
“金川之事，臣到军以来，始知本末。当纪山进讨之始，惟马良柱转战直前，逾沃日，收小金川，直抵丹噶，其锋甚锐。其时张广泗若速济师策应，乘贼守备未周，殄灭尚易，乃坐失机会，宋宗璋逗留于杂谷，许应虎失机于的郊，致贼得尽据险要，增碉防御，七路、十路之兵无一路得进。及讷亲至军，未察情形，惟严切催战，任举败殁，挫锐气索，晏起偷安，将士不得一见，不听人言，军无斗志，一以军务委张广泗。广泗又听奸人所愚，惟恃以卡逼卡、以碉逼碉之法，无如贼碉层立，得不偿失，先后杀伤数千人，尚匿不实奏。臣查攻碉最为下策，枪炮惟及坚壁，于贼无伤。而(一碉)贼不过数人，从暗击明，枪不虚发。……又战碉锐立，高于中土之塔，建造甚巧，数日可成，随缺随补，顷刻立就。且人心坚固，至死不移，碉尽碎而不去，炮方过而人起。……攻一碉难于克一城，……得一碉辄伤数十百人。……如此旷日持久、老师糜饷之策，而讷亲、张广泗尚以为得计，臣不解其何心也。”《圣武记》卷7，《乾隆初定金川土司记》。
以上傅恒、岳钟琪对先前用兵失利的原因，主要归纳为四点：经略无谋，胆小偷安；督臣指挥失宜，诸将逗留失机；金川地形险要；守兵拼死反击。这些都是事实，这样的分析，不能说不是正确的，但是，也不能说是十分深刻的。更主要、更起决定作用、更为根本的因素，他俩没有提到，或者说得准确一点，他俩是不敢涉及，没有胆量讲出来。这一因素就是乾隆帝的重大失误。
乾隆帝在用兵金川之事上，犯了两个错误：一是判断欠妥，误认为可以轻易取胜，故而草率决定发军征讨；二是任人不当。乾隆帝只看到张广泗在平苗变、治苗疆过程中的杰出才干，没有想到其在金川之战中会如此无能。如果仅仅就此而论，倒还可以谅解，谁能担保对一个人的军事指挥能力的估计，可以永远正确。但是，在另一问题上，即张之性格、度量、作风上，乾隆帝却不该无所了解了。张广泗其人，得志之后，心胸狭窄，成见太深，贪功专权，骜不驯，骄横跋扈。岳钟琪久为四川提督，熟悉“番情”，“向为番众信服”，对莎罗奔还有厚恩。《清高宗实录》卷309，页44.如果张广泗能从其建言委以军权，充分发挥岳的作用，肯定会对军务大有裨益。可是，张广泗既因与岳曾有前隙，又嫉贤妒能，对岳钟琪处处提防，多方限制，使其才干未能发挥。更为严重的是，他对讷亲的抵制和谋害，使局面更为恶化。
乾隆帝原本以为委任讷亲为经略，“其威略足以慑服张广泗”，可以使官兵振奋，变怯为勇，张广泗能“专意征剿”，缓和其与诸将之矛盾，而加速出征之胜利，并可借此抬高讷亲之声望，予以更大的恩宠，实为一举两得之妙计。不料，张广泗竟然蔑视圣旨，傲对讷亲，根本不与讷亲合作，千方百计拆讷亲的台。后来，乾隆帝以此作为张之一项大罪，多次下谕斥责张广泗“闻有讷亲经略之命，辄心怀观望，诸事推诿”，贻误了军机。《清高宗实录》卷325，页37.钦差大臣、署四川巡抚班第对此详奏说：
“查讷亲抵营时，各路官兵俱已调齐，正可进攻，而张广泗迟回不进，犹驻美诺，经讷亲再四勒催，始来军营。但讷亲不能细察形势，督催过激，以致布置疏虞，任举、买国良相继阵亡，自此一切军务俱不敢主持，仍听张广泗调度。而张广泗遂无论事之大小，动云面奉经略指示，其实皆出张广泗之意，而讷亲不知也。张广泗之居心委卸，举动乖张，讷亲未尝不知，臣亦尝与言及。……”《清高宗实录》卷328，页8.
乾隆帝对讷亲的认识和委用，更为错误。讷亲本来是一位精明能干之人，青年得志，深受乾隆帝赏识，勤奋敏捷，颇有见识，时人称其“料事每与上(乾隆帝)合”。他身任多职，理事浩繁，审案勘河巡阅营伍，办理皆甚妥善。尤为难得的是，他“以清介持躬”，不贪财纳贿，不交结权贵，不与官员私交，“其门前惟巨獒终日缚扉侧，初无车马之迹”。人们因其“廉介自敕”，“不敢干以私”，怕碰钉子，遭其惩处。《啸亭杂录》卷1，《杀讷亲》。这是一位治理国政的能臣，乾隆帝对其栽培陶养十几年，心血是没有白费的。但是，讷亲虽善治政，却不谙用兵，又因是名门之后，贵胄子弟，生性娇惯，怕劳畏死。谁知，乾隆帝竟将这位“素未莅师”的儒臣任为经略，使其肩负征剿大金川的重任，这样地弃其所长用其所短，当然会误国误军，也害了讷亲本人。
刚到金川，讷亲还是想有所作为的。他于十三年四月下旬得知此命即速回京师，短住一时便赶赴四川，六月初三日抵达大金川，立即发动进攻。史称其“锐意灭贼”，但“自恃其才，蔑视广泗，甫至军，限三日克刮耳崖。将士有谏者，动以军法从事，三军震惧，多有损伤。”《啸亭杂录》卷1，《杀讷亲》；《圣武记》卷7，《乾隆初定金川土司记》。金川藏民的英勇反击，官兵的严重伤亡，使这位“意气骄溢”的宰相吓破了胆，处事态度发生了巨大变化，从此就“锐挫气索”，不敢言战，由“蔑视广泗”转变为“不敢专攻，仍倚张广泗办贼”，每临战时，“避于帐房中”，“人皆笑之”。而张广泗则“轻讷亲不知兵而气凌己上，故以军事推让而实困之”。讷亲虽知张“居心委卸，举动乖张”，但“以军旅之事，素未谙练，倚仗张广泗，希图成功，是以明知其非，曲为徇隐”。这样一来，“将相不和，士皆解体”，“军威日损”，进攻焉能获胜。《清高宗实录》卷328，页8；《啸亭杂录》卷1，《杀讷亲》；《圣武记》卷7，《乾隆初定金川土司记》。由此可见，乾隆帝任帅不当，错用讷亲、张广泗，是造成清军进征金川失败的主要因素。这一点，他很快就认识到了，立即采取对策，遣派协办大学士傅恒代替讷亲，出任经略，准备向金川发动第二次大的战役。
第三节“第一武功”不武无功。
一征金川得不偿失。
一、改任新经略傅恒再图大举。
乾隆十三年九月二十八日，乾隆帝下谕说：大金川之事，讷亲、张广泗旷日持久，有负重托。“自御极以来，第一受恩者无过讷亲，其次莫如傅恒”。傅恒年方壮盛，且系勋旧世臣，义同休戚，著傅恒暂管川陕总督印务，即前往军营，与班第、傅尔丹、岳钟琪等妥协办理军务，务期犁庭扫穴，迅奏朕功。第二日又谕令授傅恒为经略，“统领一切军务”，十月初六日再晋其为保和殿大学士，位居首辅。
傅恒，字春和，姓富察氏，其曾祖哈什屯、祖父米思翰分别系顺治帝、康熙帝之忠臣和亲信大臣，其姐为乾隆帝之爱妻孝贤纯皇后。由于这些原因，傅恒青年得志，二十四五岁就当上了军机大臣，过了两年(乾隆十二年)又擢户部尚书，十三年四月加太子太保，升协办大学士，兼领吏部，十月授保和殿大学士，此时他还不到三十岁，可见其受帝之宠爱和栽培。
乾隆帝派出这位第二宠臣时，认真吸取了先前错用讷亲的教训，在任傅恒为经略时，两次下达长谕，既详言讷亲“身图安逸”、畏缩不前、“负国负恩”之大罪，将予严惩，并明确告诫傅恒不要“如讷亲之怯弱”，否则“前鉴具在”；又夸奖傅恒“念切休戚，力图获丑”，有“锐往直前破釜沉舟之志”。《清高宗实录》卷325，页34、35，卷326，页2―8.这对促使傅恒勇于任事，誓平金川，自然是会起作用的。
乾隆帝又连下数谕，责令护川陕总督傅尔丹、署四川巡抚班第、四川提督岳钟琪，“务须乘机度势，可进则进”，不要迟延，不许像从前“张广泗闻有讷亲经略之命，辄心怀观望，诸事推诿”，当以张为戒。这为调整将帅关系，加强统一指挥，很有裨益。
乾隆帝专对金川军营将弁兵丁下达特谕，既指责兵丁“不能鼓勇先登，摧锋陷阵”之过，将弁“虚糜廪禄，均属有罪之人”，又告以“咎归主将”，乃讷亲、张广泗，官兵等“罪为可宽，而情为可悯”，现派经略大学士傅恒赉往内帑银两，赏赉将弁兵丁，“鼓励士心”，责令他们务必“各知奋勉”，“踊跃前驱”，“共成伟绩”。《清高宗实录》卷326，页24、25.
乾隆帝在调兵上也作了重大的改进，决定增派大批满汉官兵。他于十三年九月、十月下谕，遣派京师满兵二千、东三省满兵三千、陕甘二省兵一万五千名、云贵八千、湖南湖北二省四千名、西安满兵二千、四川满兵一千，合共三万五千名，派总兵六员、副将八员统领，限于十四年三月齐集金川军营。加上金川现有汉土官兵及少数满兵共二万四千九百余名，清军总数多达六万名，超过金川藏兵十余倍，而且其中有清帝倚为根本支柱的满兵九千余名，可见乾隆帝誓平金川的决心之大。对出征官兵，皆厚赐银两，满兵的前锋、护军，每人赐银五十两，可购米五六十石。给经略每月养廉银一千两、“赏赉银”一万两。
在粮饷器械方面，也力求富余充足。运去大批枪炮，其中冲天炮、九节炮威力极大，是“国家利器”，威远炮在康熙年间征西藏时，“曾以此得胜”，制胜炮威严雄壮，均为圣祖时制造，平时均“贮之禁中”，这次也特为请出，送往前方。金川军营又铸造了多位重二千余斤的铜炮。乾隆帝拨户部库银和各省银四百万两以供军储，又出内帑十万供傅恒赏赐官兵之用。
乾隆帝为使傅恒“专一经理进剿事宜，俾朕功早奏”，保证粮饷器械的供应，增强指挥效率，于十月十四日解其带管川陕总督之职，特派数员能臣前往，以两广总督尹继善为协办大学士，摄陕西总督，主馈运，派兵部尚书兼户部尚书舒赫德随傅恒行，因讷亲之兄两江总督策楞及讷亲之堂弟吏部尚书达尔当阿，恳请从征效劳，授策楞为四川总督，命以上四员大臣及内大臣傅尔丹均为参赞大臣，“参赞军务”。《清高宗实录》卷332，页29.
乾隆帝的这些措施，以及诛讷亲，斩张广泗，惩治四川巡抚纪山，使新经略感戴帝恩，文武大臣加强了责任感，三军将弁士卒畏惧处罚争求立功，军纪严明，士气大振，兼之，粮饷充足，枪炮众多，军需物资齐备，这一切，为进攻金川提供了获胜的可靠保证。
十三年十月二十七日，乾隆帝御太和殿，赐经略大学士傅恒敕书。十一月初三日傅恒出师，帝亲诣堂子行祭告礼，亲祭吉尔丹纛和八旗护军纛，至东长安门外御幄，亲赐傅恒酒，命其于御幄前上马；又遣皇子及大学士来保等送至良乡。未及而立之岁的青年大帅傅恒，深受特宠，誓报帝恩，决心要踏平金川，建树丰功伟绩。他一出京门，便兼程前进，飞速奔驰，日行二百四五十里，每日还要看阅帝旨和有关军情的文件，处理军务和地方要事，缮写奏折。十一月末他从渭城驿驰赴成都，日行三百二十余里，鞍马之劳顿，可想而知。他从成都出发，沿途崇山峻岭，道路险恶，尤其是十二月初九日行至天赦山，“乃成都至军营第一险路”，平常时日都只能牵马步行，而现在连日降雪，“路途益滑”，“极滑处”将马用绳系拉而上，“一二步即倒”，有十几匹马坠入山涧，傅恒亲自率众步行七十里，整整劳累一天，才登上山岭。历经艰辛，傅恒于十二月十八日赶到金川军营。《清高宗实录》卷329，页25，卷330，页23，卷331，页33、34，卷332，页2.
对于与军中大将岳钟琪、傅尔丹的关系，傅恒十分慎重，竭力争取和衷同济，同建功业。他于十二月初在途中上奏说：“闻军中绿旗将士，知臣来川，日夜盼望。而傅尔丹等闻臣将至，转生疑惧”。待到军营后，当对傅尔丹等“详悉开导，使之释然无疑”。拟告岳钟琪：你受皇上深恩，弃瑕录用，“当一矢丹诚，竭力报效，不可稍存瞻顾”。若你进攻有效，即你之功，若不尽力则有过。我为经略，“众人之功，即我之功”，“惟在同心协力，相与有成”。并欲将此“谆切告语”，“宣布军中将士，使傅尔丹等疑惧尽释，庶臣得收指臂之效”。同时，他奏减兵九千，只派新兵二万六千名。乾隆帝盛赞其“筹审精详，思虑周到，识见高远，实乃超出等伦”，“经略大学士信为有福之大臣，观此，则大功必可告成也”。《清高宗实录》卷330，页36―39.
傅恒立志做番事业，一再向帝奏称誓平金川，明确讲道：“此番必期成功，若不能殄灭丑类，臣实无颜以见众人。”《清高宗实录》卷331，页40.他详细了解军情以后，于十四年正月初专上长疏，详述了讷亲、张广泗的失误，提出了征剿方略。他说：等待各省调派之兵到齐以后，即同时并举，分地奋攻，别选锐师旁探间道，裹粮直入。“番众”不多，外边防备既密，内部守御必疏，我军从捷径深入，出其不意，“则守碉之番各怀内顾，人无固志，均可不攻自溃”。卡撒一路，岭高沟窄，我“既身为经略，当亲任其难”，党坝一路由岳钟琪统率，“两路并进”，“使其面面受敌，不能兼顾”。士兵中，小金川兵骁勇善战，沃日、瓦寺兵强而少，杂谷、梭磨、绰斯甲等兵众而懦，明正、木坪忠顺有余，强干不足，革布什咱兵精锐，均“可资其兵力”，“定于四月间报捷”。《圣武记》卷7，《乾隆初定金川土司记》。
在此之前，他奏准斩杀私通大金川之奸细小金川土舍良尔吉及其嫂阿扣和汉民王秋，断了莎罗奔安插在清军里的内应。他“申明纪律，整顿营伍，亲身督战，露立风雪之中，连宵达旦攻克碉卡”，军威大振。
傅恒之下的大将四川提督岳钟琪，深感皇上不念前过起用重任的厚恩，决心报效朝廷，立功建业。尽管他已是六十三岁的老翁，但从乾隆十三年四月抵达军营后，便尽心竭力从事征剿，提了不少十分中肯的建议。尤其是张广泗战败被斩无法对岳排挤以后，他更为发奋，于九月十二日至十九日，统领党坝之军，进攻康八达山梁。他所辖之兵，号称一万余名，但因要防守二十五座营盘、一百零五卡和粮台塘站，以及伤病，只剩下七千余人可供进剿之用，其中大半系附近土司之兵。他用这支以士兵为主的军队，猛攻敌碉，夺毁大战碉、小战碉各数座，打下木卡、石卡、木城、石洞十八座(处)，焚金川藏民粮食十二仓，取平房四十六间，斫破大皮船四只，攻占跟杂一带地方，南北四十余里东西二十余里，“前后杀贼甚众”，为数月以来罕有之胜。《清高宗实录》卷326，页26―28.岳于此月奏请用兵三万五千，以一万由党坝水陆并进，直捣勒乌围；以一万由甲索夺马牙冈、乃党、两沟，径抵河边，与党坝之兵会合，攻取勒乌围莎罗奔住碉；留兵八千于卡撤防御刮耳崖莎罗奔之侄郎卡来援，俟取勒乌围，前后夹攻，夺占刮耳崖；余兵七千分守营盘，防护粮运。他向帝表示：“专责臣办理，一年内可成功”。《清高宗实录》卷325，页8、9.此奏深受乾隆帝赞赏。岳钟琪又于十一月十八日至二十一日和十二月十三日，连续领兵一千余名，猛攻界于康八达与木耳金岗两山之中的塔高山梁，将其石城轰坍，又火焚木耳金岗战碉二座、卡二处，击杀金川藏兵一二百人。乾隆帝闻知甚喜，批示说：“欣悦览之，汝调度有方，实可嘉悦，总俟克成大勋，从优议叙。”《清高宗实录》卷330，页30、51，卷331，页32.岳虽因年老和昔日进剿西藏时“染受寒湿，左手足麻木不仁”，金川山高路险，难于乘骑，但在攻打火烧梁、木耳金岗、革什戎岗、康八达等三十余处时，仍“策杖扶人，徒步督战”。《清高宗实录》卷329，页63.岳钟琪的战功，鼓舞了三军士气，对扭转清军的被动局面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十三年十二月末，金川军营有汉满士兵三万八千余人，加上十四年正月陆续调来之兵，到二月初，总数当在四万名以上，超过大金川藏兵七八倍。大军压境，枪炮众多，连下碉卡，士气振奋，傅恒、岳钟琪决计深入，正在准备大举进攻，不料，从京城方面连续传来圣旨，乾隆帝要经略收兵息战班师回朝，使广大官兵诧讶不已，议论纷纷。
二、获胜无望后悔用兵下诏班师。
乾隆十四年正月十五日，乾隆帝弘历下谕，宣召经略大学士傅恒、吏部尚书达勒当阿、户部尚书舒赫德回京说：
“金川用兵一事，朕本意欲以禁遏凶暴，绥辑群番，并非利其民人土地，而从前讷亲、张广泗措置乖方，屡经贻误，是以特命经略大学士傅恒前往视师，熟察形势，相度攻剿。经略大学士傅恒自奉命至军，忠诚劳，超出等伦，其办事则巨细周详，锄奸则番蛮慑服，整顿营伍则纪律严明，鼓励戎行则士气踊跃，且终宵督战，不避风雪，击碉夺卡，大著声威，诚为仰副委任。朕思蕞尔穷番，何足当我师颜，而机务重大，部务殷繁，诸大臣皆为此一事，驰骋经营。经略大学士傅恒，乃中朝第一宣力大臣，素深倚毗，岂可因荒徼小丑，久稽于外，朕心实为不忍，即擒获渠魁，扫荡巢穴，亦不足以偿劳。此旨到日，经略大学士傅恒著即驰驿还朝。尚书达勒当阿、舒赫德各有部职，亦未便久旷，总督尹继善统制全秦，边防綦重，著一同回任。所有军营一切事宜，交与该省总督策楞、提督岳钟琪等，尽现在兵力，足以调派，即傅尔丹，尚有满兵在彼，亦应暂留，殚心筹划，妥协办理，以竣军务。”《清高宗实录》卷332，页42、43.
过了两天，正月十七日，乾隆帝谕告军机大臣，详言必须班师的理由，认为“此时宜定撤兵之计”，因“军务为国家大事，当询谋佥同，方可定议”，命议政王大臣“通盘筹酌，详议具奏”。议政王大臣立即集议，奏称：“王师除逆安边，原非利其土地民人，金川情形，既经奏悉，限于地势，讵可劳师糜饷，从事于人力难施之荒徼，应请撤兵，召经略大学士还朝。”乾隆帝从其议，即于当日正式下诏班师说：
“经略大学士傅恒自抵军营，即诛渠魁，克碉卡，军威大振。贼首穷蹙求降，经略大学士志期殄灭种类，欲俟各路兵丁齐到，一举荡平，不肯允降。朕思蠢尔穷番，何足污我斧钻，既已乞降，允宜网开三面。且经略大学士心膂重臣，久劳于外，朕心实为不忍，已降旨召令还朝，赞襄机务，所有纳降事宜，命川督策楞随宜酌办。内大臣傅尔丹暂留，统领满兵陆续撤回。其各路满汉官兵未抵营者，于所至之处，著班第、纪山、高越知会统兵官弁，令其按起，仍由原路回营，不必前进。……大兵既经撤回，军糈亦毋庸挽运……”《清高宗实录》卷333，页6―10.
又过了一天，正月十八日，乾隆帝以奉皇太后之命，下诏封傅恒为一等忠勇公说：
“……朕恭请皇太后圣母万安，仰蒙垂询，朕以班师纳降具奏。钦奉慈谕：息众宁边，乃国家太平长策。皇帝御极十有四年，予从不问外朝政事，上年皇帝奏闻，因系军国重务，时惦予怀，近见皇帝宵旰焦劳，尤为注切。今既下诏撤兵，实我大清国景运兴隆亿万年社稷苍生之庆。大学士傅恒忠勤宣力，谋勇兼优，成绩懋著，朝廷宜封以公爵，用示奖励，予心如是，皇帝以为何如。朕念经略大学士傅恒殚心为国，实冠等伦，超锡五等之崇班，允协酬庸之盛典，仰遵慈谕，封为忠勇公，铭勋册府，光我邦家，朕实嘉焉。”《清高宗实录》卷333，页11、12.
乾隆帝是于十三年九月二十九日授傅恒为经略的，并于十一月初三日为其出师饯行，拨款四百万两，增派满汉官兵三万五千，对其寄予厚望，要其“振旅兴师”，“犁庭扫穴”，“迅奏朕功”。为什么时隔不久，他就改变初衷，要下诏班师？总观乾隆帝在十四年正月初二至二月初十日关于止兵的近二十道上谕，可以使人们十分清楚地看到，此意由来已久，是他经过长期反复考虑而慎重作出的结论。促使他这样做的主要因素有五。其一，进攻难以获胜。乾隆帝原本以为，金川乃一偏僻之区弹丸之地，只要派遣数千绿旗士卒，征调附近土司的士兵，就可势如破竹，迅速“直捣巢穴”，“擒获渠魁”，大功告成。不料，事与愿违，川陕总督张广泗领兵三万，一挫于马邦、曾达，经略大学士、一等果毅公讷亲和张广泗统军四万再败于腊岭，用兵两年，被挡于莎罗奔所居勒乌围数十里外，寸步不前。这时，他才知道金川气候恶劣，地形险峻，藏民誓死反击，进剿很难成功。他在正月十五日谕召傅恒回京的同时，告诉军机大臣说：“朕思用兵一事，总系从前不知其难，错误办理。今已洞悉实在形势，定计撤兵。”金川“坚碉难破”，一夫当关，万夫莫敌，“天险非人力可施”。敌之石卡，守御仅十一人，我以七百人进攻，只毙其半，而士兵、绿旗死者已达十一人，伤者至七十余人。若以百人敌其一人，则“贼徒三千，当用三十万众”。《清高宗实录》卷332，页43、44.在此之前，他多次讲到“番境道路奇险，军行艰难”，卡撒“坚碉林立”，“险峻逾常”，勒乌围、刮耳崖“险必更甚”，若早知“征途险阻如此”，绝不派遣傅恒前去了。他还忧心忡忡地说：悬军深入，歧径莫测，敌军设伏断后，“种种可虞，险著讵宜尝试”！《清高宗实录》卷331，页36、40、52，卷332，页5、7、17、44.他的这种说法是比较符合实际的。由此可见，金川藏民凭险死守，“人心坚固，至死不移，碉尽碎而不去，炮方过而人起”，“贼据地利，万无可望成功之理”，清军极难取胜，并常有败师殒将的危险，是迫使乾隆帝后悔用兵下诏班师的决定性因素。
其二，费银巨万，国力难支。乾隆十三年十一月初三日傅恒出京奔赴金川时，军营只有汉士兵二万四千九百余人。经过朝廷增调满汉官兵及随行夫役，以及佥征士兵，到十二月中，人数大增。办理粮饷的刑部右侍郎兆惠和署四川巡抚班第的奏折，于十二月二十三日送到北京。他俩奏称：“现在通筹各军粮，计口预备”，卡撒五万人，党坝三万余人，甲索一万余人，马奈、正地各五千余人，“各有存积”，④⑤《清高宗实录》卷331，页46，16、31，31.官将兵丁役夫已有十万余人。到了十四年二月初，人数又有所增加。四川布政使高越于十三年十二月初奏称，现驻军营官兵夫役，月需米二万一千余石，今又添满汉官兵和运夫，约添二万余石，从本年十二月到明年(十四年)五月，共需二十五万石。当时，从成都运米到军营，每石需脚价银十八两。姑按高越的计算，每月需米四万余石，一年就是五十万石，一石脚价银十八两，每年仅食米一项，就需脚价银九百万两。另外，还有其他开支。高越又奏称，从十三年十二月到十四年五月，“一切需费”，约银八百七十万余两。④除去二十五万石米的脚价银四百八十万两，则其他项目的用费为三百九十万两，相当于五个月内食米脚价银的百分之八十。照此推算，每年食米的脚价银和其他开支，应需银一千六百余万两，相当于全国田赋银总数一半以上。数量之大，实在令人吃惊。
乾隆帝在得知高越奏折后的第四天，即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下谕说：前据高越奏称，川省军需，年内至明年五月，尚须拨银八百七十万两。“金川小丑，初不意靡费如许物力，两年之间，所用几及二千万”。⑤又过了七天，十二月二十七日，他在论述“金川用兵，定不过(十四年)四月初旬之期”的理由时讲道：若四月初不能收局，“则劳费无已，势将难继”。今部库所存，通计仅二千七百余万两，“各省拨协钱粮，已动及留备”，若迟至(十四年)秋冬，“则士马疲惫，馈饷繁难”。此二千七百余万两，倘若“悉以掷之蛮荒绝徼，设令内地偶有急需，计将安出。”《清高宗实录》卷331，页52.如果联系到乾隆帝即位时国库已有银二千四百万两，十三年之久只增加了三百万两，更可显示出这二千七百万两之宝贵，怎能轻易掷于金川。巨万军费，非此时清政府所能承担，这是促使乾隆帝决定停兵的第二个重要因素。
其三，“疲于供亿”，民力难堪。月需四万余石米的军粮，每门重二千余斤的大炮，上万枪铳，数以十万计的大小炮子，以及军装刀枪剑戟，等等，数量浩繁，而川省道路崎岖，骡马难行，全靠人们肩挑背磨，十分艰难。四川布政使高越曾上专疏奏称：“蜀中挽运军需，全资民力，轮流更替，即村曲乡民，亦多征拨不已，近添新旅，募夫尤众。一出桃关，山路崎险，雪深冰结，艰苦视内地倍甚。成都米价昂贵，民食艰难。”《清高宗实录》卷331，页57.乾隆帝根据地方官员的奏报，深知军需转运的累民，多次下谕讲到，川省军兴以来，“一切夫马粮饷，供亿浩繁，内地民情，疲困殊甚”，“川省物力虚耗”，“川省疲惫”，“川省夫马钱粮拮据”，“川省连年困于征发，民力实已劳惫不支”。他又就征剿对各省的危害说：“此番用兵，不独川陕疲敝，即各省亦不免于骚动”。直隶、河南、山西，大兵经过，支应固浩繁，至兵所不及，“如江浙米价昂贵，亦由川米不到”。《清高宗实录》卷331，页40、56，卷332，页13、27，卷333，页25.他于十四年正月初三日再次下谕解释必于四月初收局时讲道：若不早日收兵，“劳费无已”，“非惟川省民力难支，即沿途各省，半属边境，骚动可虞”。《清高宗实录》卷332，页13.他很担心差重役繁，民难支撑，将怨愤反抗。他曾多次下谕讲到：“川省民番杂糅。加之？噜流匪，遇事逞凶”，今烽燧连年，“人苦劳役”，“设有奸徒从而煽诱”，“以易动之民，当困惫之际，内地少有疏虞，诸事深为可虑”。《清高宗实录》卷331，页11，卷332，页27.他之所以很早就限于十四年四月初完功和后来令傅恒立即回京，便与此有关，“盖深有见于此也。”《清高宗实录》卷331，页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