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章 乘机征准开拓新域(2)
阿睦尔撒纳、班珠尔、讷默库带兵五千余名于七月进入边卡时，即奏准于属下人内派兵二千三百余名从征，乾隆帝因而命减少三千五百名喀尔喀兵，留其看守游牧，只征调二千五百名。随后，由于“新降厄鲁特等(即阿睦尔撒纳等人属下)，咸愿出力报效”，清廷陆续减兵，原来的一万绿旗兵减为六千，宣大两镇的炮手兵一千尽行裁去。闽浙总督喀尔吉善以福建藤牌兵“精悍灵便”，奏请派往西北征剿准部，乾隆帝批示说：“朕此次即满兵亦不多用，仍以新归顺之厄鲁特攻厄鲁特耳。”《清高宗实录》卷470，页7、19，卷471，页15，卷473，页8，卷479，页11、20.
在“以新归顺之厄鲁特攻厄鲁特”(简称为“以准攻准”)的方针指导下，乾隆帝采取了新的战术，即主要依靠前锋(亦称“哨探兵”)来进行战争，征服准部。他于十九年十二月宣布，北路任班第为定北将军、阿睦尔撒纳为定边左副将军，西路任永常为定西将军、萨喇尔为定边右副将军，郡王讷默库、班珠尔为北路参赞大臣，亲王车凌、郡王车凌乌巴什、贝勒车凌孟克为西路参赞大臣。西路派兵一万六千名，其中，选“先进精锐兵五千”，计有车凌、车凌乌巴什的杜尔伯特兵二千、察哈尔兵一千、庄满兵一千，再派阿拉善蒙古兵五百、宁夏满兵一千，共五千五百名，如战马不敷，则裁兵五百。乾隆帝令将这支军队交萨喇尔率领，迅速前进，命定西将军永常带领少数部队，在后缓慢尾行，不得急驰。北路前队(亦称“哨探兵”)六千，由阿睦尔撒纳统率，主要是其来归的部下，定北将军班第带少数兵丁，距前队十日路程逐渐前行。《清高宗实录》卷478，页14，卷479，页11、14，卷480，页3，卷482，页4.由于定西将军永常于二十年三月初九日即带绿旗兵与“回兵”(维吾尔族士卒)出发，欲与前队会合，乾隆帝非常生气，连降急诏，严厉斥责永常办事“一味草率，其急欲进兵”，是欲与萨喇尔争功，实属谬误，勒令其立即返回肃州，办理陆续来到肃州的兵丁所需的粮饷马驼，待“全行妥协”后，才“尾行前进”。《清高宗实录》卷484，页15，卷485，页8.
乾隆帝解释为什么要屡降谕旨令班第和永常缓行的原因时说：因为阿睦尔撒纳是“准噶尔人众知名之人，令伊带哨探兵前行，人多认识，于收服准夷人众较易”。如将军、副将军“合并一处”，“则众人惟知有将军，不复更知有副将军，转置阿睦尔撒纳于无用之地，不足以展其所长，殊于军行无益”。《清高宗实录》卷486，页18、19.
这固然是一种原因，但乾隆帝之所以这样安排，肯定还有更深刻的因素，那就是把整个征服达瓦齐、统一准部的重担全部加在阿睦尔撒纳以及其他大台吉、大宰桑(如萨喇尔)的身上，彻底实行“以准攻准”政策，让厄鲁特人自相厮杀，清军将帅却远离战场数百里，安然观战，不冒士卒伤亡或战败的危险，而一旦前锋得胜，直下伊犁，当然要归功于清军，归功于朝廷。这就是为什么乾隆帝指责永常“急欲进兵”的真实原因。可是，乾隆帝万万没有想到，他的这种精心安排，竟犯了重大错误，严重危害了统一准部的伟大事业，为阿睦尔撒纳以后的叛乱提供了良好条件。
三、三月下伊犁全准“归顺”。
乾隆二十年正月初十日，乾隆帝根据西、北两路军营将军、副将军班第、永常、阿睦尔撒纳、萨喇尔连续寄来的奏疏，谕告军机大臣说：“看来准噶尔内乱，计穷力竭，我兵神速，即可成功”，令“即拣选精兵数千，于二月中旬奋勇深入”。《清高宗实录》卷480，页15.
遵照帝旨，西、北两路军立即行动起来。北路定边左副将军阿睦尔撒纳领前队兵六千名，于二月十二日出发，定北将军班第带领察哈尔兵一千五百名，于三月初八日出巴颜珠尔克边卡前往。西路定边右副将军萨喇尔领兵五千余名，于二月二十五日出发。在此前后，达瓦齐不顾清军征剿的危险，“终日饮酒，事务皆废”，遣军往擒额琳沁，兵败而回，哈萨克军来攻，“行文各处备兵，兵皆未到”，许多部落被哈萨克兵抢夺。属下人员，以其自为“台吉以来，无一日安宁”，而“人人嗟怨”。因此，一听到清朝大皇帝发军来剿，准噶尔、和硕特、辉特、杜尔伯特等部的台吉、宰桑和部众，纷纷脱离达瓦齐的统治，争向大军投降。二月中下旬两路副将军率兵出发以后，进展异常迅速，“各部落望风崩角”，“所至台吉、宰桑，或数百户，或千余户，携酮酪，献羊马，络绎道左”，竞相来归。《清高宗实录》卷481，页21，卷487，页20、21；《圣武记》卷4，《乾隆荡平准部记》。乾隆帝命视其人口多少、势力强弱、影响大小，从优封赏，妥善安排。额林哈毕尔噶的宰桑阿巴噶斯、乌勒木济、哈丹三人率部向阿睦尔撒纳降顺，又奉命领兵从征，乾隆帝以其系“旧日大宰桑之子孙”，今日“诚心归顺”，封授三人为散秩大臣，赏给孔雀翎，将其部众专编一支，仍归三人管辖。《清高宗实录》卷486，页3、4.布噜古特的诺海奇齐等三十余台吉和业克明安辉特的扎博勒登台吉率部向西路萨喇尔副将军投降。准噶尔大台吉噶勒藏多尔济跪听大皇帝谕其来归的敕旨后，奏称己与达瓦齐势力相等，“不相侵犯”，曾拒绝其让己备兵一万的命令，“今闻恩旨，愿率属归诚”，后并带兵从征。乾隆帝以其系大台吉，“所属之人甚众”，命萨喇尔、三车凌携旨前往奖谕，封其为绰罗斯汗(即准噶尔汗)。《清高宗实录》卷485，页19―24，卷486，页3、4、8、11，卷472，页12.这样一来，各部台吉、宰桑，更是来归恐后，因此，大军“师行数千里，无一人抗颜行者”，仅仅两个多月，就打到伊犁。《圣武记》卷4，《乾隆荡平准部记》。
乾隆二十年五月十九日，定边左副将军、亲王阿睦尔撒纳奏章至京，言及大军于五月初二日进入伊犁，“达瓦齐逋窜游魂，可计日就缚”。乾隆帝十分高兴，立即下谕，再次讲述征讨准部的必要，数说满洲王公大臣“意存畏缩”，“懦怯乖张”，强调要遵循“独运乾纲，主持振作”的家法，谕令群臣要“竭心协志”，“奋发有为”，并大赏功臣，赐阿睦尔撒纳亲王双俸(一般称其为双亲王)，其护卫官员增加一倍，加赏豹尾枪四杆，其子封为世子。班第、萨喇尔俱晋封一等公，赏四团龙补服、金黄绦朝珠。玛木特晋三等公，赏二团龙补服。赏车凌亲王双俸，所属护卫官员增添一倍。车凌乌巴什、班珠尔、讷默库俱由郡王晋为亲王，车凌孟克贝勒晋郡王。其余官员兵丁依次议叙赏赐。大学士、一等忠勇公傅恒独赞用兵，与帝“协心赞画”，加恩再授一等公。六月初一日，以平定准噶尔告祭太庙，初七日加上皇太后徽号，颁恩诏，庆贺平准。十三日“回部”霍集斯伯克诱擒达瓦齐，押送于清军。《清高宗实录》卷488，页9―13，卷490，页2、3、14、17，卷491，页21，卷499，页10.至此，厄鲁特四部已全部纳入清朝版图，乾隆帝取得了又一辉煌胜利。
关于厄鲁特今后的安排，乾隆帝遵循百年以来行之有效的祖制，采取了对待漠南蒙古和漠北喀尔喀四部一样的办法，欲将他们编立四部，分设四汗，实行扎萨克制度。明代前期，漠西厄鲁特蒙古分为四部，即准噶尔部、和硕特部、杜尔伯特部和土尔扈特部。土尔扈特部于明末远徙俄国，而强大的准噶尔部首领巴图尔浑台吉和多和沁、博顽克图汗噶尔丹、浑台吉策妄阿拉布坦及其子噶尔丹策零等人，则一直是四部的总汗，其他三部的大小台吉皆须听命于准部之主。乾隆帝认为四部统一于一人之下，总汗势力过分强大，是造成几十年来干戈频起、西北不安的主要因素，必须改变这种局面。因此，他很早就提出要“众建以分其势”，要将“四卫拉特”“议编四部，分设四汗”。大军正式出征之前，乾隆帝具体指定了四汗的人选。他谕告军机大臣说：“准噶尔平定之后，朕意将四卫拉特封为四汗，俾各管其属，封车凌为杜尔伯特汗、阿睦尔撒纳为辉特汗、班珠尔为和硕特汗。”《清高宗实录》卷481，页3.至于准噶尔汗，因尚无合适的人选，他只原则规定要由其旧汗之家族中的大台吉担任。
对于厄鲁特四部，皆按照内扎萨克、喀尔喀四部之例，实行扎萨克制度，编立旗分佐领，每部设立盟长、副将军各一员，有事向清朝派去的驻扎大臣报告，求其转奏朝廷。各台吉属下人员应交贡赋，由各台吉自行办理，其无台吉之宰桑人等所辖人众，过去是向达瓦齐缴纳贡赋，现由定北将军班第等酌定其贡赋数目。
在诸事大体就绪后，六月初八日，乾隆帝特对“准噶尔(实指厄鲁特四部)全部台吉、宰桑”下达专谕，首先叙述了准部内乱，人民“俱受荼毒”，故派大兵进剿，除暴安民，众台吉“去逆效顺”等情况，接着宣布了对待四部的政策，谕令众台吉效忠于朝廷，“为天朝臣仆”，共享太平之福。他说：
“今准噶尔全部底定，仍将尔四卫拉特台吉等，施恩封为汗、贝勒、贝子、公爵，令各管辖属人，安居乐业。尔台吉、宰桑等，俱宜仰体朕一视同仁之意，约束所属人等，安静谋生，勿因睚眦小嫌，互相衅，亦毋得将所属人等残虐。众属人等，亦并遵守条教，畜牧耕种，各勤职业，以共享太平之福，……尔四卫拉特，俱为天朝臣仆……”《清高宗实录》卷490，页24、25.
正在朝野上下欢庆胜利的时候，突然北方又起锋火，清军不得不再次远征。
第二节 再征准噶尔平定阿睦尔撒纳叛乱。
一、烽火又起“双亲王”反叛。
(一)大皇帝决策失误辉特汗权势激增。
乾隆二十年九月初三日，正在木兰行围的乾隆皇帝，忽然听到陪同阿睦尔撒纳入觐的喀尔喀亲王额琳沁多尔济的使者前来奏报：定边左副将军、辉特汗、和硕亲王阿睦尔撒纳把副将军印信交与额琳沁多尔济，托言回其游牧处治点行装，让额琳沁多尔济先行。第二日，阿睦尔撒纳从额尔齐斯地方逃走，“沿途抢掠”，现已派索伦兵二百名、喀尔喀兵一百名前往追逐。《清高宗实录》卷496，页4；《圣武记》卷4，《乾隆荡平准部记》。乾隆帝因其奏报“甚属含糊”，“尚未深信”，谕令再行详报。初四日又接到莫尔浑的报告：阿睦尔撒纳之兄贝勒齐木库尔、普尔普等，将阿睦尔撒纳私遣至游牧之人拿获，询知其告诉游牧人“先行起程，伊即从阿尔台一路来迎”。乾隆帝谕告军机大臣：阿睦尔撒纳“种种逆迹，俱已败露”，齐木库尔等能“不顾弟兄私情”，擒捉来人，“深明大义，实可嘉予”，待拿获阿睦尔撒纳后，即将其户口产业赏与其兄。《清高宗实录》卷496，页5、6.
为什么蒙帝厚恩荣为辉特汗与和硕亲王，尊为定边左副将军的阿睦尔撒纳，不愿到热河避暑山庄去朝觐大皇帝？为什么这位一年以前率部二万余人长途跋涉自动降清的大台吉，要潜行逃走和起兵反叛？在这个问题上乾隆帝有无失误之处？剖析这一阶段的历史事实，使人们能够正确地解答这些重要问题。原来，阿睦尔撒纳的出走和作乱，并不是一种偶然行为，而是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深刻的思想根源。
阿睦尔撒纳骁勇机智，人多势强，早就想取代达瓦齐成为厄鲁特四部的总汗，但是，几经鏖战，接连失利，败于达瓦齐之手下，无可奈何，才逃入边卡，归顺于“天朝大皇帝”，暂时找一栖身之处。可是，他并未完全放弃独主准部的强烈愿望，时时刻刻都在寻找机会。他很清楚，自己力量太弱，加上同父异母之兄班珠尔和内弟讷默库，不过只有败残士卒五千余名，单靠这支部队，是无法打败达瓦齐返回故部的，更不用说去夺取浑台吉(即四部总汗)的宝座了。当时只有清朝大皇帝才能对付达瓦齐，因此，阿睦尔撒纳把实现自己目标的希望寄托在乾隆皇帝身上，尽量争取博得皇上的欢心。他主要在两个问题上取得了清帝的信任。一是刚入边卡就奏请率领属下从征，并进献炮九位，此后，多次要求领部厮杀，为大皇帝效劳。二是他选准了用兵的最好时间。先前，乾隆帝选定于二十年秋季进军，因为这时塞外草密水足，战马肥壮，利于奔驰。阿睦尔撒纳却提出，正因为秋高草茂，“我马肥，彼马亦肥”，开战以后，敌军容易逃窜。而且，秋季时间不长，冬天很快就要到来，那时大雪封路，气候寒冷，草枯水冻，大军无法久驻，只有撤兵，达瓦齐就会重返故地。清军是离境数千里外作战，供应太困难，要将米一石运到前线，往往需花十几石甚至几十石米的成本，士卒又水土不和，易患疾病。因此，清军利于速决战，希望一次就解决问题，不利于持久战，更害怕反复交锋，年年都要进军，哪一次也不能彻底取胜征服准部。阿睦尔撒纳建议于春季出征，此时，春草尚未长出，达瓦齐部“马畜疲乏”，“不能抗拒”，又未想到清军会于春月进攻，没有准备，“且不能远遁，可一战擒之，无后患”。后来实践证明，这一建议是十分正确的，准部人员“皆言大兵前来，须待明年草青”，估计清军“于出青前，断不能进”，因而没有防备，为清军的迅速进展敞开了方便之门。《清高宗实录》卷479，页20，卷480，页12；《圣武记》卷4，《乾隆荡平准部记》。因此，阿睦尔撒纳很快就成为大皇帝宠信和倚任之人。
对于阿睦尔撒纳的来归，一些满洲大臣持有怀疑态度。在北路军营办事的户部尚书舒赫德和定边左副将军、二等公策楞，很早就建议将阿睦尔撒纳及其土卒留在军营待命从征，其老少子女俱移往数千里外戈壁以南之苏尼特与四子部落接壤地方。这样办的理由是，如安插在乌里雅苏台附近地方，则军营粮饷马匹军器牲畜，俱在周围，又系通往准部的大路，恐他们将明春进兵之事向准噶尔人泄漏，而且，两万余人需食用大量牛羊米粮，喀尔喀地方无法供应。
话虽然说得比较婉转，实际上却表明了策楞、舒赫德对阿睦尔撒纳抱有强烈戒心，不相信其系真心投诚。可是，乾隆帝却是另外一种态度，他相信阿睦尔撒纳是诚心归顺，把平准的希望寄托于这位准部大台吉身上，“欲倚阿睦尔撒纳擒达瓦齐”，因此，他见到策楞的奏章后十分生气，立即严辞痛斥，指责他们“办理此事，甚属错谬”，“必欲坏国家大事”，“不知是何居心，乖张谬戾，实为朕所不料”。他着重指出，策楞、舒赫德将“远方归顺之人”，离散其父母妻室儿女，分居于数千里以外，降人必“生疑惧”，“不知将伊眷属作何发落”，“倘或心生怨望，激发事端”，就难以处置了。他愤怒宣布，将二人革职，“着以闲散在参赞上效力赎罪”，所有家产全部籍没，策楞之子特通额、舒赫德之子舒常革职，发往黑龙江披甲当兵，二人在京诸子，俱拿交刑部，“以为大员负恩者戒”。《清高宗实录》卷469，页22、23；《清文稿》卷313，《舒赫德传》。
乾隆帝对策楞、舒赫德二人如此不讲道理的训斥和严厉处罚，给予群臣一个十分清楚的信号，明白无误地告诉文武官员，他一定要重用和依靠阿睦尔撒纳，来征讨达瓦齐平定准部，不许臣子对此怀疑，谁若胆敢反对或阻挠，就要受到严惩。
乾隆帝这样做，是又一严重失误。他对阿睦尔撒纳本来就所知甚少，此时这位败下阵来的准部大台吉还未入觐，未睹龙颜，大皇帝怎能对这未曾相见的台吉如此轻信无疑？怎能全盘否定身在军营亲理军务的将军、尚书的意见？而且退一步说，就算二人考虑不周，安排欠妥，也不应大发雷霆，滥施帝威，搞得群臣人人自危，不敢涉及此事。这样一来，阻塞了言路，封锁了军情，使乾隆帝不能全面了解阿睦尔撒纳的为人，妨碍了他及时识透这位台吉的真面目，而一味予以偏袒、赞扬和重用，阿睦尔撒纳却不失时机地紧紧抓住了乾隆帝的弱点，对其失误作了最大限度的利用。
阿睦尔撒纳的一大成功，是利用大皇帝错误的用兵部署，掌握了北路军权。乾隆帝因阿睦尔撒纳等人提供的情况和建议，而对用兵方案作了重大修改，从以满、蒙兵士为主，改为“以准攻准”，委任阿睦尔撒纳为定边左副将军，带领北路“前队”六千人(主要系其部众)进攻，命令号称为主帅的定北将军班第带领少量士卒相距前队十日路程尾行，以树立副将军的威信。班第最初带察哈尔兵一千五百名出发，后只领六百名前行。阿睦尔撒纳利用乾隆帝的这一差错，“建其旧纛前进”，沿途发号施令，招纳降人，实际上掌握了北路用兵大权。
阿睦尔撒纳凭仗乾隆帝的宠信、厚待与手中的权力，急剧扩大个人势力。他抢掠各部人口，收纳降人，属员迅速增加。十九年七月入边卡时，他和班珠尔、讷默库统领的辉特、和硕特、杜尔伯特三部人员，一共才四千户，而进军以后，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他自己的属人就增到五千余户。他大量劫夺财畜，仅从达瓦齐的游牧，就掠取马、驼各一千余匹(头)，羊两万余只。他诬蔑和硕特部大台吉沙克都尔曼济叛逆，实即欲图排斥异己，兼并邻部，彻底扫除完全统治和硕特部的障碍。
阿睦尔撒纳尽力提高自己的威信，扩大个人势力，贬低大皇帝和清军的作用。他宣扬自己军功卓著，下伊犁，檄令回部霍集斯擒送达瓦齐，皆其之力，并一再“妄自夸张，谓来归之众，俱系向伊投诚”。他不穿清朝官服，不佩御赐黄带翎顶，不用清朝副将军印，而私用达瓦齐所用的“浑台吉”菊形小红印章，“移檄各部落”，隐瞒降清之事，“不将已经内附受恩之处，告诉厄鲁特人众”，而“以总汗自处”，“言统领满、汉、蒙古兵来平此地。”他“擅诛杀掳掠”，残酷虐待不听命于己的“宰桑等大员，抄没家产”，“凡有仇隙者，任意杀害”。他排斥主帅定北将军班第，不让其知道，便借口防御哈萨克、布鲁特，“私用图记，调兵九千”。他竭力拉拢喇嘛，“送银与喇嘛熬茶”，声称“将来统据准噶尔之后，当即善为照看”。在与邻部的交往中，他也讳言投降清政府蒙受厚恩为帝臣僚的事实，而以厄鲁特四部总汗自居。他行文哈萨克首领时，“隐讳投降受恩之事”，仅说是“借兵报仇”，“总统准部”。《清高宗实录》卷491，页14、15、16、21、23，卷492，页14，卷493，页14―16；《圣武记》卷4，《乾隆荡平准部记》。经过几个月紧张活动，阿睦尔撒纳的军事力量大为增强，网罗了一批党羽，又得到伊犁喇嘛的大力支持，因此他就向清政府正式提出要当厄鲁特四部的总汗。
(二)求当总汗未遂阿睦尔撒纳作乱。
乾隆二十年五月，阿睦尔撒纳秘密会见清定北将军班第，进行了一次十分重要的谈判。他首先提出，若以噶勒藏多尔济为绰罗斯汗(即准噶尔汗)，“众心不服”，不如待事定以后，召集各宰桑得木齐等，广为咨询，于噶尔丹策零的亲戚中，“不论何姓”，“择众心悦服能御哈萨克、布鲁特者，公同保奏，俾领其众，则舆情既协，亦可永远宁”。《清高宗实录》卷489，页28.阿睦尔撒纳对噶勒藏多尔济被封为准噶尔汗之否定，以及其对新汗所举三个必具的条件，理由是很不充分的。第一，既然是要册封准噶尔部的新汗，那么，这个候封的台吉必须首先是准部之人，而且还应是被清政府承认的浑台吉的家族，怎能说是“不论何姓”皆可充当！早在进军之前，乾隆帝即已宣布要在噶尔丹策零家族中选择合适之人封为准噶尔部的新汗，而噶勒藏多尔济既与噶尔丹策零皆系巴图尔浑台吉的曾孙，又拥有大量人畜，是准部之中一位人多势强的大台吉，完全符合清帝所言的条件，为什么不能受封？
第二，阿睦尔撒纳虽然没有直截了当地说他要当新的准部之汗，可是按其所提三个条件来挑选，其他人都难入选，只有他最合适，因为，只有他才为“众心悦服”，只有他才有力量防御哈萨克与布鲁特，而且，他还是噶尔丹策零的亲戚，他的母亲是噶尔丹策零的妹妹。由此可见，所谓噶勒藏多尔济不为众人信服，所谓不论外姓等三个条件，皆是借口之词，其真实含义是要求封阿睦尔撒纳为准部新汗。
对这种含义，三朝为官，历任理藩院侍郎、兵部尚书、都统、巡抚的定北将军班第，不会不明白，但他却坚决反对这一要求，告诉阿睦尔撒纳说：遵奉圣旨，四卫拉特各封一汗，“令自管辖”，如果另选外姓之人，不仅违背了圣意，“即准噶尔众心，亦岂允服”。②《清高宗实录》卷489，页28，29.班第的话不多，却很有分量。他把当时最有权威、最有力量、最厉害的法宝――圣旨，搬了出来。按照国法，任何人，不管是平民百姓，还是文武大员，甚至贵如王爷，都是大皇帝的臣仆和子民，都得听从帝命服从圣旨，不得有半点违抗。四部各封一汗，准噶尔汗封授予噶勒藏多尔济，这是圣旨所定，必须照办，如要“另选别姓”(包括阿睦尔撒纳本人)，就是抗旨，就违背了圣意。这个罪名可担当不起。班第还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拿出“准噶尔众心”不服，来回敬阿睦尔撒纳，暗示说，你这位辉特部台吉如果要当准噶尔汗和总汗，四部人员是不会“允服”的。
阿睦尔撒纳虽然碰了一个大钉子，但话已出口，势难收回，何况清政府很快就要向厄鲁特四部公开宣布分封四汗之事，那时就难以扭转了。因此他又对班第讲了下述一段话：
在“以新归顺之厄鲁特攻厄鲁特”(简称为“以准攻准”)的方针指导下，乾隆帝采取了新的战术，即主要依靠前锋(亦称“哨探兵”)来进行战争，征服准部。他于十九年十二月宣布，北路任班第为定北将军、阿睦尔撒纳为定边左副将军，西路任永常为定西将军、萨喇尔为定边右副将军，郡王讷默库、班珠尔为北路参赞大臣，亲王车凌、郡王车凌乌巴什、贝勒车凌孟克为西路参赞大臣。西路派兵一万六千名，其中，选“先进精锐兵五千”，计有车凌、车凌乌巴什的杜尔伯特兵二千、察哈尔兵一千、庄满兵一千，再派阿拉善蒙古兵五百、宁夏满兵一千，共五千五百名，如战马不敷，则裁兵五百。乾隆帝令将这支军队交萨喇尔率领，迅速前进，命定西将军永常带领少数部队，在后缓慢尾行，不得急驰。北路前队(亦称“哨探兵”)六千，由阿睦尔撒纳统率，主要是其来归的部下，定北将军班第带少数兵丁，距前队十日路程逐渐前行。《清高宗实录》卷478，页14，卷479，页11、14，卷480，页3，卷482，页4.由于定西将军永常于二十年三月初九日即带绿旗兵与“回兵”(维吾尔族士卒)出发，欲与前队会合，乾隆帝非常生气，连降急诏，严厉斥责永常办事“一味草率，其急欲进兵”，是欲与萨喇尔争功，实属谬误，勒令其立即返回肃州，办理陆续来到肃州的兵丁所需的粮饷马驼，待“全行妥协”后，才“尾行前进”。《清高宗实录》卷484，页15，卷485，页8.
乾隆帝解释为什么要屡降谕旨令班第和永常缓行的原因时说：因为阿睦尔撒纳是“准噶尔人众知名之人，令伊带哨探兵前行，人多认识，于收服准夷人众较易”。如将军、副将军“合并一处”，“则众人惟知有将军，不复更知有副将军，转置阿睦尔撒纳于无用之地，不足以展其所长，殊于军行无益”。《清高宗实录》卷486，页18、19.
这固然是一种原因，但乾隆帝之所以这样安排，肯定还有更深刻的因素，那就是把整个征服达瓦齐、统一准部的重担全部加在阿睦尔撒纳以及其他大台吉、大宰桑(如萨喇尔)的身上，彻底实行“以准攻准”政策，让厄鲁特人自相厮杀，清军将帅却远离战场数百里，安然观战，不冒士卒伤亡或战败的危险，而一旦前锋得胜，直下伊犁，当然要归功于清军，归功于朝廷。这就是为什么乾隆帝指责永常“急欲进兵”的真实原因。可是，乾隆帝万万没有想到，他的这种精心安排，竟犯了重大错误，严重危害了统一准部的伟大事业，为阿睦尔撒纳以后的叛乱提供了良好条件。
三、三月下伊犁全准“归顺”。
乾隆二十年正月初十日，乾隆帝根据西、北两路军营将军、副将军班第、永常、阿睦尔撒纳、萨喇尔连续寄来的奏疏，谕告军机大臣说：“看来准噶尔内乱，计穷力竭，我兵神速，即可成功”，令“即拣选精兵数千，于二月中旬奋勇深入”。《清高宗实录》卷480，页15.
遵照帝旨，西、北两路军立即行动起来。北路定边左副将军阿睦尔撒纳领前队兵六千名，于二月十二日出发，定北将军班第带领察哈尔兵一千五百名，于三月初八日出巴颜珠尔克边卡前往。西路定边右副将军萨喇尔领兵五千余名，于二月二十五日出发。在此前后，达瓦齐不顾清军征剿的危险，“终日饮酒，事务皆废”，遣军往擒额琳沁，兵败而回，哈萨克军来攻，“行文各处备兵，兵皆未到”，许多部落被哈萨克兵抢夺。属下人员，以其自为“台吉以来，无一日安宁”，而“人人嗟怨”。因此，一听到清朝大皇帝发军来剿，准噶尔、和硕特、辉特、杜尔伯特等部的台吉、宰桑和部众，纷纷脱离达瓦齐的统治，争向大军投降。二月中下旬两路副将军率兵出发以后，进展异常迅速，“各部落望风崩角”，“所至台吉、宰桑，或数百户，或千余户，携酮酪，献羊马，络绎道左”，竞相来归。《清高宗实录》卷481，页21，卷487，页20、21；《圣武记》卷4，《乾隆荡平准部记》。乾隆帝命视其人口多少、势力强弱、影响大小，从优封赏，妥善安排。额林哈毕尔噶的宰桑阿巴噶斯、乌勒木济、哈丹三人率部向阿睦尔撒纳降顺，又奉命领兵从征，乾隆帝以其系“旧日大宰桑之子孙”，今日“诚心归顺”，封授三人为散秩大臣，赏给孔雀翎，将其部众专编一支，仍归三人管辖。《清高宗实录》卷486，页3、4.布噜古特的诺海奇齐等三十余台吉和业克明安辉特的扎博勒登台吉率部向西路萨喇尔副将军投降。准噶尔大台吉噶勒藏多尔济跪听大皇帝谕其来归的敕旨后，奏称己与达瓦齐势力相等，“不相侵犯”，曾拒绝其让己备兵一万的命令，“今闻恩旨，愿率属归诚”，后并带兵从征。乾隆帝以其系大台吉，“所属之人甚众”，命萨喇尔、三车凌携旨前往奖谕，封其为绰罗斯汗(即准噶尔汗)。《清高宗实录》卷485，页19―24，卷486，页3、4、8、11，卷472，页12.这样一来，各部台吉、宰桑，更是来归恐后，因此，大军“师行数千里，无一人抗颜行者”，仅仅两个多月，就打到伊犁。《圣武记》卷4，《乾隆荡平准部记》。
乾隆二十年五月十九日，定边左副将军、亲王阿睦尔撒纳奏章至京，言及大军于五月初二日进入伊犁，“达瓦齐逋窜游魂，可计日就缚”。乾隆帝十分高兴，立即下谕，再次讲述征讨准部的必要，数说满洲王公大臣“意存畏缩”，“懦怯乖张”，强调要遵循“独运乾纲，主持振作”的家法，谕令群臣要“竭心协志”，“奋发有为”，并大赏功臣，赐阿睦尔撒纳亲王双俸(一般称其为双亲王)，其护卫官员增加一倍，加赏豹尾枪四杆，其子封为世子。班第、萨喇尔俱晋封一等公，赏四团龙补服、金黄绦朝珠。玛木特晋三等公，赏二团龙补服。赏车凌亲王双俸，所属护卫官员增添一倍。车凌乌巴什、班珠尔、讷默库俱由郡王晋为亲王，车凌孟克贝勒晋郡王。其余官员兵丁依次议叙赏赐。大学士、一等忠勇公傅恒独赞用兵，与帝“协心赞画”，加恩再授一等公。六月初一日，以平定准噶尔告祭太庙，初七日加上皇太后徽号，颁恩诏，庆贺平准。十三日“回部”霍集斯伯克诱擒达瓦齐，押送于清军。《清高宗实录》卷488，页9―13，卷490，页2、3、14、17，卷491，页21，卷499，页10.至此，厄鲁特四部已全部纳入清朝版图，乾隆帝取得了又一辉煌胜利。
关于厄鲁特今后的安排，乾隆帝遵循百年以来行之有效的祖制，采取了对待漠南蒙古和漠北喀尔喀四部一样的办法，欲将他们编立四部，分设四汗，实行扎萨克制度。明代前期，漠西厄鲁特蒙古分为四部，即准噶尔部、和硕特部、杜尔伯特部和土尔扈特部。土尔扈特部于明末远徙俄国，而强大的准噶尔部首领巴图尔浑台吉和多和沁、博顽克图汗噶尔丹、浑台吉策妄阿拉布坦及其子噶尔丹策零等人，则一直是四部的总汗，其他三部的大小台吉皆须听命于准部之主。乾隆帝认为四部统一于一人之下，总汗势力过分强大，是造成几十年来干戈频起、西北不安的主要因素，必须改变这种局面。因此，他很早就提出要“众建以分其势”，要将“四卫拉特”“议编四部，分设四汗”。大军正式出征之前，乾隆帝具体指定了四汗的人选。他谕告军机大臣说：“准噶尔平定之后，朕意将四卫拉特封为四汗，俾各管其属，封车凌为杜尔伯特汗、阿睦尔撒纳为辉特汗、班珠尔为和硕特汗。”《清高宗实录》卷481，页3.至于准噶尔汗，因尚无合适的人选，他只原则规定要由其旧汗之家族中的大台吉担任。
对于厄鲁特四部，皆按照内扎萨克、喀尔喀四部之例，实行扎萨克制度，编立旗分佐领，每部设立盟长、副将军各一员，有事向清朝派去的驻扎大臣报告，求其转奏朝廷。各台吉属下人员应交贡赋，由各台吉自行办理，其无台吉之宰桑人等所辖人众，过去是向达瓦齐缴纳贡赋，现由定北将军班第等酌定其贡赋数目。
在诸事大体就绪后，六月初八日，乾隆帝特对“准噶尔(实指厄鲁特四部)全部台吉、宰桑”下达专谕，首先叙述了准部内乱，人民“俱受荼毒”，故派大兵进剿，除暴安民，众台吉“去逆效顺”等情况，接着宣布了对待四部的政策，谕令众台吉效忠于朝廷，“为天朝臣仆”，共享太平之福。他说：
“今准噶尔全部底定，仍将尔四卫拉特台吉等，施恩封为汗、贝勒、贝子、公爵，令各管辖属人，安居乐业。尔台吉、宰桑等，俱宜仰体朕一视同仁之意，约束所属人等，安静谋生，勿因睚眦小嫌，互相衅，亦毋得将所属人等残虐。众属人等，亦并遵守条教，畜牧耕种，各勤职业，以共享太平之福，……尔四卫拉特，俱为天朝臣仆……”《清高宗实录》卷490，页24、25.
正在朝野上下欢庆胜利的时候，突然北方又起锋火，清军不得不再次远征。
第二节 再征准噶尔平定阿睦尔撒纳叛乱。
一、烽火又起“双亲王”反叛。
(一)大皇帝决策失误辉特汗权势激增。
乾隆二十年九月初三日，正在木兰行围的乾隆皇帝，忽然听到陪同阿睦尔撒纳入觐的喀尔喀亲王额琳沁多尔济的使者前来奏报：定边左副将军、辉特汗、和硕亲王阿睦尔撒纳把副将军印信交与额琳沁多尔济，托言回其游牧处治点行装，让额琳沁多尔济先行。第二日，阿睦尔撒纳从额尔齐斯地方逃走，“沿途抢掠”，现已派索伦兵二百名、喀尔喀兵一百名前往追逐。《清高宗实录》卷496，页4；《圣武记》卷4，《乾隆荡平准部记》。乾隆帝因其奏报“甚属含糊”，“尚未深信”，谕令再行详报。初四日又接到莫尔浑的报告：阿睦尔撒纳之兄贝勒齐木库尔、普尔普等，将阿睦尔撒纳私遣至游牧之人拿获，询知其告诉游牧人“先行起程，伊即从阿尔台一路来迎”。乾隆帝谕告军机大臣：阿睦尔撒纳“种种逆迹，俱已败露”，齐木库尔等能“不顾弟兄私情”，擒捉来人，“深明大义，实可嘉予”，待拿获阿睦尔撒纳后，即将其户口产业赏与其兄。《清高宗实录》卷496，页5、6.
为什么蒙帝厚恩荣为辉特汗与和硕亲王，尊为定边左副将军的阿睦尔撒纳，不愿到热河避暑山庄去朝觐大皇帝？为什么这位一年以前率部二万余人长途跋涉自动降清的大台吉，要潜行逃走和起兵反叛？在这个问题上乾隆帝有无失误之处？剖析这一阶段的历史事实，使人们能够正确地解答这些重要问题。原来，阿睦尔撒纳的出走和作乱，并不是一种偶然行为，而是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深刻的思想根源。
阿睦尔撒纳骁勇机智，人多势强，早就想取代达瓦齐成为厄鲁特四部的总汗，但是，几经鏖战，接连失利，败于达瓦齐之手下，无可奈何，才逃入边卡，归顺于“天朝大皇帝”，暂时找一栖身之处。可是，他并未完全放弃独主准部的强烈愿望，时时刻刻都在寻找机会。他很清楚，自己力量太弱，加上同父异母之兄班珠尔和内弟讷默库，不过只有败残士卒五千余名，单靠这支部队，是无法打败达瓦齐返回故部的，更不用说去夺取浑台吉(即四部总汗)的宝座了。当时只有清朝大皇帝才能对付达瓦齐，因此，阿睦尔撒纳把实现自己目标的希望寄托在乾隆皇帝身上，尽量争取博得皇上的欢心。他主要在两个问题上取得了清帝的信任。一是刚入边卡就奏请率领属下从征，并进献炮九位，此后，多次要求领部厮杀，为大皇帝效劳。二是他选准了用兵的最好时间。先前，乾隆帝选定于二十年秋季进军，因为这时塞外草密水足，战马肥壮，利于奔驰。阿睦尔撒纳却提出，正因为秋高草茂，“我马肥，彼马亦肥”，开战以后，敌军容易逃窜。而且，秋季时间不长，冬天很快就要到来，那时大雪封路，气候寒冷，草枯水冻，大军无法久驻，只有撤兵，达瓦齐就会重返故地。清军是离境数千里外作战，供应太困难，要将米一石运到前线，往往需花十几石甚至几十石米的成本，士卒又水土不和，易患疾病。因此，清军利于速决战，希望一次就解决问题，不利于持久战，更害怕反复交锋，年年都要进军，哪一次也不能彻底取胜征服准部。阿睦尔撒纳建议于春季出征，此时，春草尚未长出，达瓦齐部“马畜疲乏”，“不能抗拒”，又未想到清军会于春月进攻，没有准备，“且不能远遁，可一战擒之，无后患”。后来实践证明，这一建议是十分正确的，准部人员“皆言大兵前来，须待明年草青”，估计清军“于出青前，断不能进”，因而没有防备，为清军的迅速进展敞开了方便之门。《清高宗实录》卷479，页20，卷480，页12；《圣武记》卷4，《乾隆荡平准部记》。因此，阿睦尔撒纳很快就成为大皇帝宠信和倚任之人。
对于阿睦尔撒纳的来归，一些满洲大臣持有怀疑态度。在北路军营办事的户部尚书舒赫德和定边左副将军、二等公策楞，很早就建议将阿睦尔撒纳及其土卒留在军营待命从征，其老少子女俱移往数千里外戈壁以南之苏尼特与四子部落接壤地方。这样办的理由是，如安插在乌里雅苏台附近地方，则军营粮饷马匹军器牲畜，俱在周围，又系通往准部的大路，恐他们将明春进兵之事向准噶尔人泄漏，而且，两万余人需食用大量牛羊米粮，喀尔喀地方无法供应。
话虽然说得比较婉转，实际上却表明了策楞、舒赫德对阿睦尔撒纳抱有强烈戒心，不相信其系真心投诚。可是，乾隆帝却是另外一种态度，他相信阿睦尔撒纳是诚心归顺，把平准的希望寄托于这位准部大台吉身上，“欲倚阿睦尔撒纳擒达瓦齐”，因此，他见到策楞的奏章后十分生气，立即严辞痛斥，指责他们“办理此事，甚属错谬”，“必欲坏国家大事”，“不知是何居心，乖张谬戾，实为朕所不料”。他着重指出，策楞、舒赫德将“远方归顺之人”，离散其父母妻室儿女，分居于数千里以外，降人必“生疑惧”，“不知将伊眷属作何发落”，“倘或心生怨望，激发事端”，就难以处置了。他愤怒宣布，将二人革职，“着以闲散在参赞上效力赎罪”，所有家产全部籍没，策楞之子特通额、舒赫德之子舒常革职，发往黑龙江披甲当兵，二人在京诸子，俱拿交刑部，“以为大员负恩者戒”。《清高宗实录》卷469，页22、23；《清文稿》卷313，《舒赫德传》。
乾隆帝对策楞、舒赫德二人如此不讲道理的训斥和严厉处罚，给予群臣一个十分清楚的信号，明白无误地告诉文武官员，他一定要重用和依靠阿睦尔撒纳，来征讨达瓦齐平定准部，不许臣子对此怀疑，谁若胆敢反对或阻挠，就要受到严惩。
乾隆帝这样做，是又一严重失误。他对阿睦尔撒纳本来就所知甚少，此时这位败下阵来的准部大台吉还未入觐，未睹龙颜，大皇帝怎能对这未曾相见的台吉如此轻信无疑？怎能全盘否定身在军营亲理军务的将军、尚书的意见？而且退一步说，就算二人考虑不周，安排欠妥，也不应大发雷霆，滥施帝威，搞得群臣人人自危，不敢涉及此事。这样一来，阻塞了言路，封锁了军情，使乾隆帝不能全面了解阿睦尔撒纳的为人，妨碍了他及时识透这位台吉的真面目，而一味予以偏袒、赞扬和重用，阿睦尔撒纳却不失时机地紧紧抓住了乾隆帝的弱点，对其失误作了最大限度的利用。
阿睦尔撒纳的一大成功，是利用大皇帝错误的用兵部署，掌握了北路军权。乾隆帝因阿睦尔撒纳等人提供的情况和建议，而对用兵方案作了重大修改，从以满、蒙兵士为主，改为“以准攻准”，委任阿睦尔撒纳为定边左副将军，带领北路“前队”六千人(主要系其部众)进攻，命令号称为主帅的定北将军班第带领少量士卒相距前队十日路程尾行，以树立副将军的威信。班第最初带察哈尔兵一千五百名出发，后只领六百名前行。阿睦尔撒纳利用乾隆帝的这一差错，“建其旧纛前进”，沿途发号施令，招纳降人，实际上掌握了北路用兵大权。
阿睦尔撒纳凭仗乾隆帝的宠信、厚待与手中的权力，急剧扩大个人势力。他抢掠各部人口，收纳降人，属员迅速增加。十九年七月入边卡时，他和班珠尔、讷默库统领的辉特、和硕特、杜尔伯特三部人员，一共才四千户，而进军以后，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他自己的属人就增到五千余户。他大量劫夺财畜，仅从达瓦齐的游牧，就掠取马、驼各一千余匹(头)，羊两万余只。他诬蔑和硕特部大台吉沙克都尔曼济叛逆，实即欲图排斥异己，兼并邻部，彻底扫除完全统治和硕特部的障碍。
阿睦尔撒纳尽力提高自己的威信，扩大个人势力，贬低大皇帝和清军的作用。他宣扬自己军功卓著，下伊犁，檄令回部霍集斯擒送达瓦齐，皆其之力，并一再“妄自夸张，谓来归之众，俱系向伊投诚”。他不穿清朝官服，不佩御赐黄带翎顶，不用清朝副将军印，而私用达瓦齐所用的“浑台吉”菊形小红印章，“移檄各部落”，隐瞒降清之事，“不将已经内附受恩之处，告诉厄鲁特人众”，而“以总汗自处”，“言统领满、汉、蒙古兵来平此地。”他“擅诛杀掳掠”，残酷虐待不听命于己的“宰桑等大员，抄没家产”，“凡有仇隙者，任意杀害”。他排斥主帅定北将军班第，不让其知道，便借口防御哈萨克、布鲁特，“私用图记，调兵九千”。他竭力拉拢喇嘛，“送银与喇嘛熬茶”，声称“将来统据准噶尔之后，当即善为照看”。在与邻部的交往中，他也讳言投降清政府蒙受厚恩为帝臣僚的事实，而以厄鲁特四部总汗自居。他行文哈萨克首领时，“隐讳投降受恩之事”，仅说是“借兵报仇”，“总统准部”。《清高宗实录》卷491，页14、15、16、21、23，卷492，页14，卷493，页14―16；《圣武记》卷4，《乾隆荡平准部记》。经过几个月紧张活动，阿睦尔撒纳的军事力量大为增强，网罗了一批党羽，又得到伊犁喇嘛的大力支持，因此他就向清政府正式提出要当厄鲁特四部的总汗。
(二)求当总汗未遂阿睦尔撒纳作乱。
乾隆二十年五月，阿睦尔撒纳秘密会见清定北将军班第，进行了一次十分重要的谈判。他首先提出，若以噶勒藏多尔济为绰罗斯汗(即准噶尔汗)，“众心不服”，不如待事定以后，召集各宰桑得木齐等，广为咨询，于噶尔丹策零的亲戚中，“不论何姓”，“择众心悦服能御哈萨克、布鲁特者，公同保奏，俾领其众，则舆情既协，亦可永远宁”。《清高宗实录》卷489，页28.阿睦尔撒纳对噶勒藏多尔济被封为准噶尔汗之否定，以及其对新汗所举三个必具的条件，理由是很不充分的。第一，既然是要册封准噶尔部的新汗，那么，这个候封的台吉必须首先是准部之人，而且还应是被清政府承认的浑台吉的家族，怎能说是“不论何姓”皆可充当！早在进军之前，乾隆帝即已宣布要在噶尔丹策零家族中选择合适之人封为准噶尔部的新汗，而噶勒藏多尔济既与噶尔丹策零皆系巴图尔浑台吉的曾孙，又拥有大量人畜，是准部之中一位人多势强的大台吉，完全符合清帝所言的条件，为什么不能受封？
第二，阿睦尔撒纳虽然没有直截了当地说他要当新的准部之汗，可是按其所提三个条件来挑选，其他人都难入选，只有他最合适，因为，只有他才为“众心悦服”，只有他才有力量防御哈萨克与布鲁特，而且，他还是噶尔丹策零的亲戚，他的母亲是噶尔丹策零的妹妹。由此可见，所谓噶勒藏多尔济不为众人信服，所谓不论外姓等三个条件，皆是借口之词，其真实含义是要求封阿睦尔撒纳为准部新汗。
对这种含义，三朝为官，历任理藩院侍郎、兵部尚书、都统、巡抚的定北将军班第，不会不明白，但他却坚决反对这一要求，告诉阿睦尔撒纳说：遵奉圣旨，四卫拉特各封一汗，“令自管辖”，如果另选外姓之人，不仅违背了圣意，“即准噶尔众心，亦岂允服”。②《清高宗实录》卷489，页28，29.班第的话不多，却很有分量。他把当时最有权威、最有力量、最厉害的法宝――圣旨，搬了出来。按照国法，任何人，不管是平民百姓，还是文武大员，甚至贵如王爷，都是大皇帝的臣仆和子民，都得听从帝命服从圣旨，不得有半点违抗。四部各封一汗，准噶尔汗封授予噶勒藏多尔济，这是圣旨所定，必须照办，如要“另选别姓”(包括阿睦尔撒纳本人)，就是抗旨，就违背了圣意。这个罪名可担当不起。班第还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拿出“准噶尔众心”不服，来回敬阿睦尔撒纳，暗示说，你这位辉特部台吉如果要当准噶尔汗和总汗，四部人员是不会“允服”的。
阿睦尔撒纳虽然碰了一个大钉子，但话已出口，势难收回，何况清政府很快就要向厄鲁特四部公开宣布分封四汗之事，那时就难以扭转了。因此他又对班第讲了下述一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