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1章 抵御外侵安定西藏(4)
廓尔喀王叔因清兵不断深入，来势凶猛，失地数百里，南界印度之披楞与己又有宿怨，佯以兵船来援，实阴逼边鄙。福康安进兵初期，曾檄令廓尔喀东南的哲孟雄、宗木布鲁克，南面的甲噶尔和西面的巴作木朝等部同时进攻，“许事平分割其地”，各部见清兵连胜，开始考虑出兵之事，哲孟雄部长向驻藏大臣和琳“奏请派兵”，求领赏银。强敌深入腹地，周边各部不稳，廓尔喀执政王叔巴都尔萨野决意“乞降”求贡。早在清兵攻克东觉进兵雍鸦时，巴都尔萨野便送出上年掳去之兵丁王刚、第巴塘迈，呈递禀帖一件，内称红教喇嘛沙玛尔巴已于五月十五日病故，乞求降顺，但未“自行认罪”。福康安拒其所请，檄令国王拉特纳巴都尔、王叔巴都尔萨野亲至军营乞降，献交祸首及所掠财物，因其不应，继续进兵。七月初双方大战于集木集后，初八日国王拉特纳巴都尔再次遣大头人恳请乞降，愿遵檄令，交送所掠扎什伦布财物及西藏噶布伦所立年交元宝三百锭作为聂拉木三处“地租”的文约，献祸首沙玛尔巴之骨。
乾隆帝于五十七年八月初五日看到福康安送来兵丁王刚交的禀帖，下谕给军机大臣说：此次廓尔喀仅令裹去兵丁来投禀帖，“禀内妄想乞降，尚未自行认罪”。此谕意即赞同福康安拒其所请的做法，要继续进兵，征服廓尔喀。刚过了四天，乾隆帝的方针有了重大的变化，决意允贡受降，了结此事。他于八月初九日下谕说：藏内气候骤冷，九月以后，冰雪封山，今岁气节较早，预计九月中旬，已可能有雪霰，“若非及早蒇事撤兵，设粮运稍有不继，是进不能直捣贼巢，退又为大雪所阻，事关匪细。早经降旨，令福康安就近筹酌，如实在万难进取，不妨据实奏明，受降完事。朕远在万里之外，不能一一遥为指示”，福康安受恩深重，历经委任，不肯畏难迁就，“惟在临机应变，妥速蒇功也”。第二天，八月初十日，他又谕军机大臣：今年气候较上年更凉，下雪封山会更早，万一福康安锐于进取，冒险深入，“转瞬冬令，设至进退两难，关系尤为重大。”著再传谕福康安等，“如实不能进取”，巴都尔萨野又不敢亲自来营，“即趁其畏惧恳乞”，令其遣大头人进京，“具表纳贡，悔罪投诚”，亦即受降撤兵。
隆乾帝的态度发生了这样大的变化，显然是因为他能够深刻地、正确地记取将军明瑞冒险深入，粮尽援绝，败死缅甸小猛育的惨痛教训。廓尔喀与缅甸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此时的廓尔喀，与明瑞深入时的缅甸，都有国破家亡的危险，故皆拼死反击，卫国卫家；两国皆系山高林密，道路险阻，气候恶劣，天时地利均属不和，对清军十分不利；清军远道跋涉，转运数千里以外，人力物力财力耗费巨大；山地陡斜狭窄，骑兵难施所长；等等。如若硬要坚持灭绝其国分地与各部土司的方针，恐又会重蹈明瑞一军惨败的覆辙。实际上集木集一战，清军已遭受重大损失，若不及时收兵，后果难以设想。尽管乾隆帝此时还不知晓集木集大战之情，但他根据福康安先前陆续呈报军情的奏折，已深知行军之难，打仗之艰苦，以及将士伤亡不小等情况，考虑到缅甸之役的前车之鉴，因此，在连胜之际痛下决心，当机立断，决定放弃过去征服廓尔喀将其国分给各部土司的方针，改为“受降完事”。这一转变是可取的，是十分正确的，是符合中廓两国的利益的，而且也与实际形势相吻合。就在此谕下达前的一个月，福康安已与对方议和了。
原来福康安连战连胜，深入廓尔喀境七百余里，距其都城仅数十里，眼看大功即将告成，所以先前拒绝廓尔喀的求和。现在看到集木集一战，伤亡重大，五千名士兵，断难再进，更难攻克都城征服全国。因此，七月初八日拉特纳巴都尔差大头人赍禀帖，至帕朗古清军大营“乞降”，禀称愿遵檄令，送还所掠扎什伦布物品，缴出与噶布伦私立合同两张，不敢复提西藏缴纳岁币之事，呈献唆使入侵后藏的祸首沙玛尔巴的骨殖及其眷属、徒弟、财物，并先将去年掳去的西藏噶布伦丹津班珠尔等人送回，“禀内语言，多系感戴恩德，自行认罪，凡自称之处，改为小的”，福康安便抓住这一天赐良机，立允其请。他又和廓尔喀使者谈妥，令其国王于八月初八日遣办事大头人噶箕第乌达特塔巴、苏巴巴尔底曼喇纳甲、察布拉咱音达萨野、喀尔达尔巴拉巴达尔四人，恭赍表文进京，并备乐工、驯象五头、“番马”、孔雀、“甲噶尔所制番轿”、珠佩、珊瑚串、金银丝缎、金花缎、毡呢、象牙、犀角、孔雀尾、枪刀、药材等二十九种贡品，随表呈进。
乾隆帝在八月二十二日看到福康安于七月初九日呈报廓尔喀王拉特纳巴都尔“乞降”的奏折，立即下谕，允其“降顺”，令福康安即向廓尔喀王传旨，“赦其前罪，准令纳表进贡，悔罪投诚”，并命福康安立即撤兵回到内地。他随即封赏有功人员，授福康安为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加赐一等轻车都尉与其子德麟，晋二等公海兰察为一等公，其余人员晋职升官。
廓尔喀贡使于乾隆五十七年九月二十日经清领队大臣珠尔杭阿带领，至扎什伦布谢罪。班禅对其晓谕：“尔部落自恃强横，滋扰佛地，仰蒙大皇帝发兵进剿，犹幸及早悔过，允准归降，此后惟当永远恭顺。”班禅并赐来使银物，来使及随行人员“均各感悦”。
乾隆五十八年正月初廓尔喀使者抵京，呈进表文和贡物。乾隆帝于正月初八、十三日、十九日，赐来使宴，并随即封拉特纳巴都尔为廓尔喀国王。
过了三年，乾隆帝传位于嘉庆帝，自称太上皇帝时，特下专敕，给予廓尔喀国王拉特纳巴都尔。该敕说：
“尔自归顺以来，遵奉天朝定制，诸事恭谨尽礼，昨岁因朕在位六十年大庆，专陈表贡，并将年例表贡遣噶箕尔与大头人玛都萨野恭赍进呈，其见诚悃可嘉。据表文内称，尔年已长成，所有尔部落事务，均能亲理，披览之余，尤为欣慰，并悉尔叔图萨拉克齐公巴都尔萨野，已将部落事务归尔自理，伊住庙诵经等语。从前尔年幼时，巴都尔萨野曾为尔代办一切，今以尔长成，遂将部落事务交代，甚属得体。尔今既躬亲理事，倍当感朕恩施，凛遵法度，辑睦邻封，御下有方，庶事成期妥协。并当念尔叔巴都尔萨野前劳，时加眷顾，巴都尔萨野亦应恪供臣职，勉荷王休。……嗣后天下庶政，以及抚绥藩服事宜，嗣皇帝悉遵朕指示办理。尔部落诸宜恪守旧规，安居边缴，遵奉钦差大臣法度，公平贸易，严束下人，勿致滋事，以期永受殊恩。”
从乾隆五十七年停兵议和修贡以后，廓尔喀国王遣使五年一贡，双方关系密切融洽，贸易发达，友好往来，边境安宁。
第四节曼殊师利大皇帝直辖西藏。
一、创立“金奔巴瓶”削弱噶布伦权势。
乾隆帝在用兵廓尔喀之时，就在仔细思考变起之因和将来安藏之法。他严厉惩治贻误军机酿成大祸的满汉大臣与西藏地方僧俗官员。他革驻藏大臣保泰、雅满泰职，于前藏枷号示众，几次重责四十板，又改保泰名为俘习浑，清语为贱役，将巴忠之子授官者尽行革退，著在护军拜唐阿上行走。他又革四川总督鄂辉职，将其于前藏枷号示众，乾隆五十八年才赦还京师，授拜唐阿。唆使廓尔喀入侵后藏的六世班禅之弟红教喇嘛沙玛尔巴，虽已病亡，但罪过太大，帝命将其赀产抄没，其在藏内羊八开地方之庙，给予办粮济军有功的济陇呼图克图，其家赀财估价变卖银六万四千余两，招人开垦地亩，耕种青稞，其各处庄田，每年应收租银七千一百余两，俱赏给达赖，为每年如绷、甲绷及“番兵”等应得口粮养赡之用。仲巴呼图克图，当廓尔喀兵入侵扎什伦布时，“倡率众人逃避”，本应正法，乾隆帝念其系六世班禅之兄，谕令解送来京，住于六世班禅曾居住的德寿寺内，不许返藏。孜仲喇嘛罗布藏丹巴在吉祥天母像前假托占词，妄称不可与廓尔喀兵打仗，致扎什伦布喇嘛藏民“皆无固志，相率散去”，酿成大祸，乾隆帝谕令将其“剥黄处决”。
乾隆帝努力探讨变乱产生的原因和保证西藏安宁之法。他联系康雍时期的历史，结合乾隆五十七年内的实际情况，反复思考，终于找到症结所在，这就是噶布伦专权，驻藏大臣虚有其名，必须彻底改变这种状况，使驻藏钦差大臣牢固掌握西藏军政大权，不许噶布伦专擅。
他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解决这一难题。首先是斥责噶布伦专权横行，滋生事端，祸害藏地，剥夺其权，使其成为驻藏大臣的属下官员。乾隆五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他下谕给军机大臣说：
“……(罗布藏丹巴妄托占词摇惑众心)罗卜藏策登等遂起意讲和，即擅自差人前往贼营讲说，可见藏内诸事俱系伊等主持。而鄂辉于办理罗卜藏丹巴一事，既令噶布伦眼看处决，又将罗卜藏策登等四人，交噶布伦羁禁，是鄂辉办理藏务，无事不商之噶布伦，殊属非是。卫藏一切事务，自康熙、雍正年间，大率由达赖喇嘛与噶布伦商同办理，不复关白驻藏大臣，相沿已非一日。达赖喇嘛系清修梵行，惟知葆真养性离尘出世之人，岂复经理俗务，自必委之于噶布伦。而噶布伦等遂尔从中舞弊，诸事并不令驻藏大臣与闻，又滋生事端，始行禀白，吁求大臣为之经理，迨至事过，仍复诸事擅行，以致屡次滋衅，成何事体！即如上次贼匪滋事一案，系噶布伦索诺木旺扎勒起衅，此次又系噶布伦丹津巴珠尔在彼播煽生事，此即噶布伦不可用之明验。乃鄂辉现在办理藏务，仍事事令噶布伦干预，积习相沿，不可不大为整顿。向来驻藏大臣，往往以在藏驻扎，视为苦差，诸事因循，惟思年期届满，幸免无事，即可更换进京，今经此番大加惩创之后，自应另立章程，申明约束，岂可复循旧习。嗣后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遇有应办事件，当一一商同办理，噶布伦等与在藏章京会办，不得稍有专擅。……著福康安于抵藏后，将此详细告知达赖喇嘛及各呼图克图大喇嘛等，咸谕此意，嗣后即遵照办理，以期永绥卫藏。”
这道谕旨讲明了四个问题。其一，噶布伦专权。谕旨列举典型事例，说明了西藏军政事务实际上俱由噶布伦主持，诸事并不“关白驻藏大臣”，“不令驻藏大臣与闻”。其二，不许噶布伦掌权擅行。噶布伦营私舞弊，滋生事端，此次五十三年、五十六年廓尔喀兵的两次入侵，皆与噶布伦“起衅”有关，“此即噶布伦不可用之明验”，因此，不能让其专权。其三，噶布伦专擅的条件。噶布伦之所以能把持藏务，专权横行，有其历史条件和客观因素。一为达赖系“葆真养性离尘出世之人”，不会经理俗务，诸事自然委付噶布伦办理，他们便借此上下其手，事事擅行；二为驻藏大臣视此重任为苦差，因循苟且，惟思三年期满平安无事，即可更换返京，从而听任噶布伦把持专断。其四，革弊定制。从今以后，遇有应办之事，驻藏大臣与达赖一一商同办理，噶布伦与驻藏章京会办，不得稍有专擅。
过了四个多月，五十七年闰四月二十四日，乾隆帝下谕，对上述方针又作了进一步的补充和完善。他指出，以往的驻藏大臣，不谙大体，往往以会见达赖时，瞻礼致敬，“因而过于谦逊”，“即与所属无异”，一切办事与噶布伦等“视如平行”，授人以柄，“致为伊等所轻”，诸事专擅，并不关白驻藏大臣，相习成风，已非一日，从今以后，鄂辉、和琳“均系钦差大臣，除拜佛瞻礼之外，其办事原应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平等，至噶布伦等，即系属员，诸事自须禀明钦差办理，如伊犁将军之统辖伊犁，喀什噶尔参赞之统辖回疆，方足以符体制而肃纲纪”。鄂辉、和琳应乘此时机，加意整饬，力矫从前积习，“应事权归一，可期抚驭番民，永绥卫藏”。
这两道谕旨，已把噶布伦之谬误及祸害，讲得非常清楚，将其数落得体无完肤，没其特权，将这藏中之王贬为驻藏大臣的属员。乾隆帝又乘势前进，把噶布伦及戴绷、第巴等官员任用权拿了过来。他下谕说：从前西藏戴绷、第巴缺出，皆由达赖喇嘛处定补，现改为令“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喇嘛商议，拣选补放”。噶布伦“责任更要”，遇有缺出，若即将达赖议定正陪之人奏放，“仍不免徇情滋弊”，著交驻藏大臣，嗣后凡噶布伦缺出，会同达赖，于应升用之人内，择其能干之人，“秉公选定正陪”，于各人名下注明如何出力之处 ，“奏请补用，俟朕拣放”。不久，他又降谕说：前后藏租赋，一向归属达赖、班禅所有，众蒙古平时又皈依布施，故布达拉、扎什伦布商上“蓄积饶多”，驻藏大臣素不过问，听任商卓特巴、噶布伦等“任意侵蚀，各拥厚赀”。嗣后商卓特巴、噶布伦等缺，应听驻藏大臣秉公拣选，其一切收支，“亦令驻藏大臣综核”。
以上谕旨，虽然是直接针对噶布伦而言，但很显然，其目的并不仅限于此。噶布伦之权从何而来？还不是达赖授予的。达赖委命他们管理藏地军政诸务，他们之所以有权，之所以能驱使僧俗官民，不过是因其有达赖的旨意，作为达赖的代理人来行使其权而已。现在，要他们听从驻藏大臣的命令，由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奏请皇上任用，这实际上是剥夺了达赖单独任用噶布伦及戴绷等官的权力，削弱了达赖管理藏地军政事务的权力，驻藏大臣与达赖平起平坐，甚至实际掌握军政大权，达赖之权大为缩小。为了保证这一方针的长期执行，乾隆帝又想出了金奔巴瓶这一妙计。
乾隆五十七年八月二十六日，他第一次提出以金奔巴瓶抽签的方式，确定达赖等大喇嘛之化身呼毕勒罕。他谕军机大臣，令其传谕大将军福康安将此列为西藏善后事宜的重要内容。他说：前后藏为达赖喇嘛驻锡之地，各蒙古及“番众等”前往皈依瞻拜，必其化身确实，方足宏衍禅宗。查藏内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呼毕勒罕示寂后，令拉穆吹忠作法降神，俟神附其体，指明呼毕勒罕所在。乃拉穆吹忠往往受嘱，任意妄指，以致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亲族姻娅，递相传袭，总出一家，与蒙古世职无异”。甚至丹津班珠尔之子亦出有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仲巴与沙玛尔巴(皆呼图克图)，同为前辈班禅弟兄，仲巴系扎什伦布商卓特巴，“坐享丰厚”，沙玛尔巴居住廓尔喀，未能分润，唆使廓尔喀兵抢掠，“此呼毕勒罕不真及族属相袭之流弊也。”嗣后应令拉穆吹忠四人认真作法降神，指出实在根基之呼毕勒罕若干人，将其生年月日各书一签，贮金奔巴瓶内，令达赖喇嘛等会同驻藏大臣，“对众拈定，作为呼毕勒罕”，不得仍旧如前妄指，私相传袭。
不久，他又将此制推广于蒙古地方，特下长谕专讲此事。他说：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系宗喀巴之大弟子，世为黄教宗主，“众蒙古、番民素相崇奉”。近年因指认呼毕勒罕之拉穆吹忠古尔登巴等人，法术无灵，不能降神，且徇情妄指，或出自族属姻娅，或出身蒙古汗王公等家，竟与蒙古王公、八旗世职官袭替相似，论之佛法，必无此理。甚至连噶布伦丹津班珠尔之子，亦出有呼毕勒罕，以致众心不服。沙玛尔巴便乘机起意，谋占班禅遗产，唆使廓尔喀抢掠扎什伦布，“远烦大兵声罪致讨”。“朕维护黄教”，欲整饬流弊，因制一金奔巴瓶，派员赍往，设于前藏大昭，仍从其俗。俟将来藏内或出达赖、班禅及大呼图克图等呼毕勒罕时，将报出幼孩内，选择数名，将其生年月日名姓，各写一签，放入瓶内，“交达赖喇嘛念经，会同驻藏大臣，在众前掣签，以昭公当”。蒙古地方，各旗部落供奉之呼图克图甚多，大小不等，因于京城雍和宫内亦设一金奔巴瓶。如蒙古地方某旗某部出有呼毕勒罕，即报明理藩院，将其有关小孩之年月姓名缮写签上，入于瓶内，交掌印扎萨克达赖喇嘛呼图克图等，在佛前念经，“并交理藩院堂官公同掣签”，将“从前王公子弟内私自作为呼毕勒罕之陋习永行禁止”。
他在同一谕中，还特别举出一桩土谢图汗欲其子谋袭呼什克图的作弊案件。他说：喀尔喀蒙古诺颜部之额尔德尼班第达呼图克图圆寂以后，其商卓特巴那旺达什为寻其师之呼毕勒罕，至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庙内行礼，遇见土谢图汗车登多尔济。车登多尔济“欲伊子为呼毕勒罕”，“有意告知那旺达什其子生时有一点微光，那旺达什便问明此子年庚及父母岁数，又至公额琳沁多尔济家，问明其子年庚及父母岁数，然后入藏求达赖喇嘛、拉穆吹忠指示。达赖命其找拉穆吹忠，拉穆吹忠“看出那旺达什情形，用言试探”，那旺达什将车登多尔济与额琳沁多尔济二人之子告诉拉穆吹忠，拉穆吹忠即指定土谢图汗之子“是真呼毕勒罕”，达赖喇嘛便照此批准。那旺达什从西藏回来时，已有旨禁止私寻呼毕勒罕，乃土谢图汗车登多尔济仗恃系达赖喇嘛和拉穆吹忠所指，向理藩院呈报。他发现此事可疑，派大臣审讯，查明此事，以车登多尔济“私认呼毕勒罕”，以图使一子袭己职，以另一子为呼毕勒罕，“可得喇嘛财产”，而革其汗爵和副盟长之职，以商卓特巴那旺达什“有意钻谋汗王子弟为呼毕勒罕”，代求达赖喇嘛、拉穆吹忠附会妄指，“其罪更重”，将其“剥去黄衣”，发往河南安置。《清高宗实录》卷1424，页26、27、29、30，卷1427，页3、4.
这样一来，不仅达赖、班禅和西藏的呼什克图，便是青海、蒙古的呼什克图，其择立呼毕勒罕之权，实际上亦已归属于清政府，这对加强、巩固中央对藏蒙地区的管辖，起了重大作用。
乾隆帝还对革除以往噶布伦缺出皆由东科尔家道殷实世家富户充补的旧习，取消噶布伦四缺中之喇嘛一缺，新设“番兵”三千名经费，以及与廓尔喀通商等事，作了具体的指示，并再三责令福康安等大臣“当趁此将藏中积习翦除，一切事权俱归驻藏大臣管理，俾经久无弊，永靖边隅”。
乾隆帝的这些谕旨，为福康安等大臣拟定西藏善后章程，奠定了基础，他们根据皇上制定的方针和重要政策，小心谨慎从事，认真商讨，终于妥善地解决了藏地善后事宜。
二、《钦定西藏善后章程》。
大将军、大学士、两广总督、一等嘉勇公福康安等在藏文武大臣，根据乾隆皇帝的谕旨，联系西藏实际，反复思考，提出方案，并会同达赖商议，传达帝谕，积极解决西藏善后问题。
福康安先将“善后章程大意，告知达赖喇嘛”，观其反应，达赖坚决拥护帝之旨意。福康安向帝奏称：“察看达赖喇嘛，感戴出于至诚，一切惟命是听，断不敢稍形格碍”。达赖还特向福康安告称：“此次官兵进剿廓尔喀，收复边境，卫藏得以宁辑，实深欢感，即日专差喇嘛赴京，进表谢恩。”班禅亦因感激帝恩，“恳请差人赴京，赍进表贡”，福康安上报朝廷，乾隆帝十分高兴，谕允其请。
乾隆五十七年十二月初六日，军机大臣议复福康安奏上的“筹议番兵章程”，条文为：一、唐古特兵丁，一向为五千余兵，系临时在各寨调遣，有名无实，嗣后前藏后藏各设兵一千名，定日、江孜各设兵五百名，共三千名，在该处就近挑补。原设戴绷五人，前后藏各驻二人，以一人分驻定日，现再添设戴绷一人，分驻江孜，各管兵五百名，督率教演，前藏归游击统辖，后藏及江孜、定日归都司统辖。二、“大小番目”，须分别等级，逐层管束，于额设戴绷六名，以下设如绷十二名，甲绷二十四名，定绷一百二十名，递相统辖，分管唐古特兵。遇有缺出，按照等差，由定绷以上，依次递升。其东科尔世家充当兵目，亦一体办理，不准超越。三、“番兵”酌给口粮，每名每年各给青稞二石五斗，调遣征战，每日由商上各给糌粑一斤，并发给执照，免其徭役。戴绷六名，每名按例各给庄田一分，其余人员酌给钱粮，如绷给银三十六两，甲绷二十四两，定绷十四两八钱，俱由前藏商上交取，交驻藏大臣转发。四、兵丁技艺，应令各将备“督同番目训练”，驻藏大臣于每次巡查时，校阅优劣，分别赏罚，驻防将备即以所管兵目优劣，分别等第咨部。此项额兵，定为五分鸟枪，三分弓箭，二分刀矛，军器火药均按名分给。五、更换驻防将备，现在即于随征营员内挑补，嗣后由四川总督派拨，内地官兵不得欺凌藏兵，驻防将弁和戴绷不得私令藏兵服役。军机大臣赞同，帝从其请。清在藏驻兵一千名。这样一来，西藏兵权便归清政府掌握了。
乾隆五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军机大臣又议复福康安等续奏的“筹酌善后章程”，共六条。一、驻藏大臣除上山瞻礼外，其督办事务，应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平等，自噶布伦以下番目及管事喇嘛等，事无大小，均应禀知办理。二、大小“番目”，立定等级拣放。噶布伦办理一切事务，戴绷管领番兵，商上孜绷、商卓特巴总司出纳，缺关紧要，不可越次补放，即各缺营官，管理番民，亦应拣选充补。嗣后噶布伦缺出，于戴绷、商上孜绷，商卓特巴内，由驻藏大臣会同达赖，拣选正陪奏补。商上孜绷、商卓特巴缺出，以管放口粮的业尔仓、管理刑名的协尔帮、噶厦的大中译及孜仲喇嘛升补。业尔仓、协尔帮缺出，以管理布达拉藏民希约第巴、管拉撒藏民朗仔辖密本、管达赖马厂达本升补。希约第巴、密本、达本缺出，以大缺边缺及噶厦卓尼尔升补。大中译缺出，以小中译、噶厦卓尼尔升补。大缺边缺营官，以小缺营官调补及小中译补放。惟小缺营官，始准于东科尔及喇嘛内拣补。前藏商上铸钱，应专派铸钱孜绷、孜仲喇嘛各二名办理，均由驻藏大臣会同达赖挑选，发给清字汉字藏字印照。扎什伦布，管事皆系喇嘛，商卓特巴缺出，以绥绷喇嘛、森本喇嘛升补。绥绷缺出，以孜仲喇嘛升补。森本缺出，以传事卓尼尔升补。其余寨落小缺，仍照向例。所有后藏商卓特巴、绥绷、森本各大缺，及管地营官，均照前藏例，由驻藏大臣会同班禅补放。三、“大小番目”及前后藏管事喇嘛，均不得以达赖、班禅族属挑补。四、驻藏大臣二人，同在前藏，应于春秋两季，轮流前往后藏巡查边界，操演兵弁，所有乌拉人夫，自行给价，不得扰害藏民。五、驻藏大臣衙门，原设理藩院司员一员、笔帖式一员，前藏粮务一员，后藏无文职官员，现于前藏添设粮务一员，于同知州县内派往，后藏添县丞佐贰官一员，俱由川督拣派更换。六、驻藏大臣衙门，及文武各官听差兵丁，应酌定数目，大臣衙门各三十名兵丁，游击八名，都司六名，守备每员四名，驻藏司员四名，笔帖式二名，千把总每员一名，前藏粮员看库兵八名。军机大臣议复，帝允其奏。
乾隆五十八年正月二十一日，军机大臣又会同大学士、九卿议复福康安新奏“酌筹藏内善后章程”，共十六条。一、接壤藏地各部差人来藏，令边界营官禀明驻藏大臣验放，有禀驻藏大臣者，由驻藏大臣给谕，有呈达赖者，俱禀送驻藏大臣译验，商发谕帖。其寄信与噶布伦者，亦令呈驻藏大臣，与达赖商给谕帖，不准噶布伦与外私通信息，违者革退。二、藏地边界，如济陇、聂拉木、绒辖等处，与廓尔喀相邻，向无界址，现各设鄂博，厘定疆域，不准私越。三、边界地方，因气候恶劣，能干办事营官俱不愿去，俱愿在前藏当差。嗣后派干练的小缺营官及营兵之“甲绷番目”调补，三年调回，记名以戴绷等缺升用，不胜任者革退。四、西藏世家子弟，称为东科尔，“凡大小番目”，过去均由达赖挑补东科尔之通书算而家道殷实者委任，其余藏民无进身之路，且不告诉驻藏大臣。嗣后令驻藏大臣与达赖公选，其非东科尔而技术熟练勤勉出力的兵丁藏民，亦准由定绷相继升至戴绷。其余办事“番目”，仍选东科尔，按等补用，不准袭承祖父之职，以杜冒滥。挑取小中译、噶厦卓尼尔、小缺营官等“番目”，须年满十八岁以上才能委任，不准幼小滥充。五、堪布喇嘛系一寺首领，过去多系营求补充，嗣后各大寺坐床堪布缺出，由达赖会同驻藏大臣拣补，小寺堪布，仍专令达赖拣补。六、藏内各寨“番众”，供应乌拉夫马，过去达赖多滥给免差照票，噶布伦、戴绷及大喇嘛等庄户，亦多求免差税牌票，嗣后请概行撤销，惟实著劳绩者，令达赖告知驻藏大臣给票。七、卫藏各寨地方，虽统于达赖，而户民增减去留，无从稽核。嗣后令达赖将所管大小庙喇嘛造册，并令噶布伦将卫藏所管地方，及呼图克图等所管寨落户口，一体造册，于驻藏大臣衙门及达赖处，各存一份备查。八、青海蒙古王公差人赴藏，延请喇嘛诵经，以往并不径行禀告驻藏大臣，嗣后令西宁办事大臣行文到藏，由驻藏大臣给照，咨明西宁办事大臣，互相稽核。九、喇嘛、“番目”等人，向来多私用乌拉，嗣后惟公事差遣，准禀明驻藏大臣及达赖，给以印票，标定号数，沿途照用。十、卫藏旧制，犯罪罚赎，近来噶布伦任意高下，倍罚肥私，甚至挟嫌捏词怂恿达赖，“抄没番目人等家产”，嗣后译写罚赎旧例一本，交驻藏大臣酌核拟办。十一、西藏官兵所需火药，工布地方产磺，制造火药，较从内地运往省费，请就近创造，其铅丸火绳，由川省解运。十二、达赖赏给噶布伦、戴绷管官房庄田，向有事故缺出不交后任者，请查明随任交代，不准私占。十三、喇嘛支领钱粮，向来多先期透领，嗣后按期支放，违者究治。十四、各寨征收租赋，向多牵混，嗣后令商卓特巴按年立限严催，清交商上，并查实绝户荒田，随时豁赋。十五、驻藏大臣衙门的译字房通事，不谙廓尔喀文字，请添设识廓尔喀字人役一名、通廓尔喀语通事一名，并另派唐古忒人三四名学习备补。十六、廓尔喀贡使进京，道路遥远，每遇贡期，“令该酋长禀驻藏大臣”，以便驻藏大臣及四川总督派员接替护送。军机大臣、大学士、九卿议复赞同，帝从其奏。
福康安还对达赖所收租赋等事，拟定规则，往上奏报，均被批准执行。达赖“所属前后藏番民，每年租赋，除交各项本色外，约银十二万七千两零”，所有商上用度，交驻藏大臣总核。扎什伦布“番民”租赋，照此一体办理。藏地素不产铜，嗣后由商上铸造银钱，成色纯用纹银，每圆照旧重一钱五分，纹银一两易钱六圆，余银一钱作为鼓铸工本，另铸一钱重银钱和五分重银钱两种，每两纹银分别易换九圆、十八圆。其巴勒布及商上原铸旧钱，成色欠纯，定为每两易换八圆。西藏历来与巴勒布、克什米尔等部进行贸易，藏民日用，“多仗外番”，现规定仍准与其通市，边界藏民就近与巴勒布(即此时的廓尔喀)人易换盐米，为数不多，不需限定次数，“其贸易番、回，均按名造册”，存驻藏大臣衙门，每年巴勒布准贸易三次，克什米尔准贸易一次。“赴外番营贩时”，商人呈明驻藏大臣给照，令驻扎江孜、定日二汛备弁验放，自“外番”来藏商民，亦令该二汛备弁，查禀驻藏大臣，到藏后，按名注册。布鲁克巴、哲孟雄、宗木等落部来藏瞻礼者，均令一体稽查，需索纵容者严究。济陇、聂拉木二处抽收米盐，及货物到藏抽税，仍照向例办理。
另外，乾隆帝创定的金奔巴瓶制，因早经下谕执行，福康安等大臣便未议及。以上这些章程、制度，后来加以归纳组合，合为一册，命名为《钦定西藏善后章程》，共分为二十九条，分贮理藩院及西藏，成为清政府管辖西藏的基本文件。
《钦定西藏善后章程》明确规定了中央政府拥有管辖西藏政治、军事、经济(租赋、银钱)、外交、外贸等各个方面的最高权力，在宗教上也有很大的权限，达赖、班禅及各大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需经清政府掣签挑选和批准，各呼图克图违犯国法，将受到中央政府的严厉制裁。简而言之，从此以后，西藏进一步直隶中央，这对藏族的前进，西南、西北的安宁和中华民族的发展，都起了重大的作用。
《圣武记》有一段概括性的话，盛赞乾隆帝治藏之功，说得不错，现以此作为本节的结束语。其文为：
“(击廓尔喀之后)留土蕃兵三千，汉、蒙古兵千戍藏。自是驻藏二大臣行事、仪注始与达赖、班禅平等，其四噶布伦及番目缺，均大臣与达赖会同选授，定商上喇嘛银钱出入之额，与春秋巡查鄂博之制，于是事权始归一。自唐以来，未有以郡县治卫藏如今日者。……自元明以来，未有以齐民治番僧如今日者。……其土伯特四部、青海二十九旗、厄鲁特王各旗、喀尔喀八十二旗、蒙古游牧五十九旗、滇蜀边番数十土司皆黄教。使无世世转生之呼毕勒罕以镇服僧俗，则数百万众必互相雄长，狼性野心，且决骤而不可制。南北朝时，西域数十国迎法师，求舍利，动至兵争，为部落安危所系。盖边方好杀，而佛戒杀，且神异能降服其心，此非尧、舜、周、孔之教所能驯也。高宗神圣，百族禀命，诏达赖、班禅两汗僧当世世永生西方，维持教化。故卫藏安，而西北之边境安，黄教服，而准、蒙之番民皆服。……盖至金奔巴瓶之颁，而大圣人神道没教变通宜民者，如山如海，高深莫测矣。……允矣，曼殊师利天可汗哉！允矣，曼殊师利天可汗哉。达赖进表称(清帝为)曼殊师利大皇帝，盖曼殊音同满珠，即满洲转音也。”
乾隆帝于五十七年八月初五日看到福康安送来兵丁王刚交的禀帖，下谕给军机大臣说：此次廓尔喀仅令裹去兵丁来投禀帖，“禀内妄想乞降，尚未自行认罪”。此谕意即赞同福康安拒其所请的做法，要继续进兵，征服廓尔喀。刚过了四天，乾隆帝的方针有了重大的变化，决意允贡受降，了结此事。他于八月初九日下谕说：藏内气候骤冷，九月以后，冰雪封山，今岁气节较早，预计九月中旬，已可能有雪霰，“若非及早蒇事撤兵，设粮运稍有不继，是进不能直捣贼巢，退又为大雪所阻，事关匪细。早经降旨，令福康安就近筹酌，如实在万难进取，不妨据实奏明，受降完事。朕远在万里之外，不能一一遥为指示”，福康安受恩深重，历经委任，不肯畏难迁就，“惟在临机应变，妥速蒇功也”。第二天，八月初十日，他又谕军机大臣：今年气候较上年更凉，下雪封山会更早，万一福康安锐于进取，冒险深入，“转瞬冬令，设至进退两难，关系尤为重大。”著再传谕福康安等，“如实不能进取”，巴都尔萨野又不敢亲自来营，“即趁其畏惧恳乞”，令其遣大头人进京，“具表纳贡，悔罪投诚”，亦即受降撤兵。
隆乾帝的态度发生了这样大的变化，显然是因为他能够深刻地、正确地记取将军明瑞冒险深入，粮尽援绝，败死缅甸小猛育的惨痛教训。廓尔喀与缅甸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此时的廓尔喀，与明瑞深入时的缅甸，都有国破家亡的危险，故皆拼死反击，卫国卫家；两国皆系山高林密，道路险阻，气候恶劣，天时地利均属不和，对清军十分不利；清军远道跋涉，转运数千里以外，人力物力财力耗费巨大；山地陡斜狭窄，骑兵难施所长；等等。如若硬要坚持灭绝其国分地与各部土司的方针，恐又会重蹈明瑞一军惨败的覆辙。实际上集木集一战，清军已遭受重大损失，若不及时收兵，后果难以设想。尽管乾隆帝此时还不知晓集木集大战之情，但他根据福康安先前陆续呈报军情的奏折，已深知行军之难，打仗之艰苦，以及将士伤亡不小等情况，考虑到缅甸之役的前车之鉴，因此，在连胜之际痛下决心，当机立断，决定放弃过去征服廓尔喀将其国分给各部土司的方针，改为“受降完事”。这一转变是可取的，是十分正确的，是符合中廓两国的利益的，而且也与实际形势相吻合。就在此谕下达前的一个月，福康安已与对方议和了。
原来福康安连战连胜，深入廓尔喀境七百余里，距其都城仅数十里，眼看大功即将告成，所以先前拒绝廓尔喀的求和。现在看到集木集一战，伤亡重大，五千名士兵，断难再进，更难攻克都城征服全国。因此，七月初八日拉特纳巴都尔差大头人赍禀帖，至帕朗古清军大营“乞降”，禀称愿遵檄令，送还所掠扎什伦布物品，缴出与噶布伦私立合同两张，不敢复提西藏缴纳岁币之事，呈献唆使入侵后藏的祸首沙玛尔巴的骨殖及其眷属、徒弟、财物，并先将去年掳去的西藏噶布伦丹津班珠尔等人送回，“禀内语言，多系感戴恩德，自行认罪，凡自称之处，改为小的”，福康安便抓住这一天赐良机，立允其请。他又和廓尔喀使者谈妥，令其国王于八月初八日遣办事大头人噶箕第乌达特塔巴、苏巴巴尔底曼喇纳甲、察布拉咱音达萨野、喀尔达尔巴拉巴达尔四人，恭赍表文进京，并备乐工、驯象五头、“番马”、孔雀、“甲噶尔所制番轿”、珠佩、珊瑚串、金银丝缎、金花缎、毡呢、象牙、犀角、孔雀尾、枪刀、药材等二十九种贡品，随表呈进。
乾隆帝在八月二十二日看到福康安于七月初九日呈报廓尔喀王拉特纳巴都尔“乞降”的奏折，立即下谕，允其“降顺”，令福康安即向廓尔喀王传旨，“赦其前罪，准令纳表进贡，悔罪投诚”，并命福康安立即撤兵回到内地。他随即封赏有功人员，授福康安为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加赐一等轻车都尉与其子德麟，晋二等公海兰察为一等公，其余人员晋职升官。
廓尔喀贡使于乾隆五十七年九月二十日经清领队大臣珠尔杭阿带领，至扎什伦布谢罪。班禅对其晓谕：“尔部落自恃强横，滋扰佛地，仰蒙大皇帝发兵进剿，犹幸及早悔过，允准归降，此后惟当永远恭顺。”班禅并赐来使银物，来使及随行人员“均各感悦”。
乾隆五十八年正月初廓尔喀使者抵京，呈进表文和贡物。乾隆帝于正月初八、十三日、十九日，赐来使宴，并随即封拉特纳巴都尔为廓尔喀国王。
过了三年，乾隆帝传位于嘉庆帝，自称太上皇帝时，特下专敕，给予廓尔喀国王拉特纳巴都尔。该敕说：
“尔自归顺以来，遵奉天朝定制，诸事恭谨尽礼，昨岁因朕在位六十年大庆，专陈表贡，并将年例表贡遣噶箕尔与大头人玛都萨野恭赍进呈，其见诚悃可嘉。据表文内称，尔年已长成，所有尔部落事务，均能亲理，披览之余，尤为欣慰，并悉尔叔图萨拉克齐公巴都尔萨野，已将部落事务归尔自理，伊住庙诵经等语。从前尔年幼时，巴都尔萨野曾为尔代办一切，今以尔长成，遂将部落事务交代，甚属得体。尔今既躬亲理事，倍当感朕恩施，凛遵法度，辑睦邻封，御下有方，庶事成期妥协。并当念尔叔巴都尔萨野前劳，时加眷顾，巴都尔萨野亦应恪供臣职，勉荷王休。……嗣后天下庶政，以及抚绥藩服事宜，嗣皇帝悉遵朕指示办理。尔部落诸宜恪守旧规，安居边缴，遵奉钦差大臣法度，公平贸易，严束下人，勿致滋事，以期永受殊恩。”
从乾隆五十七年停兵议和修贡以后，廓尔喀国王遣使五年一贡，双方关系密切融洽，贸易发达，友好往来，边境安宁。
第四节曼殊师利大皇帝直辖西藏。
一、创立“金奔巴瓶”削弱噶布伦权势。
乾隆帝在用兵廓尔喀之时，就在仔细思考变起之因和将来安藏之法。他严厉惩治贻误军机酿成大祸的满汉大臣与西藏地方僧俗官员。他革驻藏大臣保泰、雅满泰职，于前藏枷号示众，几次重责四十板，又改保泰名为俘习浑，清语为贱役，将巴忠之子授官者尽行革退，著在护军拜唐阿上行走。他又革四川总督鄂辉职，将其于前藏枷号示众，乾隆五十八年才赦还京师，授拜唐阿。唆使廓尔喀入侵后藏的六世班禅之弟红教喇嘛沙玛尔巴，虽已病亡，但罪过太大，帝命将其赀产抄没，其在藏内羊八开地方之庙，给予办粮济军有功的济陇呼图克图，其家赀财估价变卖银六万四千余两，招人开垦地亩，耕种青稞，其各处庄田，每年应收租银七千一百余两，俱赏给达赖，为每年如绷、甲绷及“番兵”等应得口粮养赡之用。仲巴呼图克图，当廓尔喀兵入侵扎什伦布时，“倡率众人逃避”，本应正法，乾隆帝念其系六世班禅之兄，谕令解送来京，住于六世班禅曾居住的德寿寺内，不许返藏。孜仲喇嘛罗布藏丹巴在吉祥天母像前假托占词，妄称不可与廓尔喀兵打仗，致扎什伦布喇嘛藏民“皆无固志，相率散去”，酿成大祸，乾隆帝谕令将其“剥黄处决”。
乾隆帝努力探讨变乱产生的原因和保证西藏安宁之法。他联系康雍时期的历史，结合乾隆五十七年内的实际情况，反复思考，终于找到症结所在，这就是噶布伦专权，驻藏大臣虚有其名，必须彻底改变这种状况，使驻藏钦差大臣牢固掌握西藏军政大权，不许噶布伦专擅。
他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解决这一难题。首先是斥责噶布伦专权横行，滋生事端，祸害藏地，剥夺其权，使其成为驻藏大臣的属下官员。乾隆五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他下谕给军机大臣说：
“……(罗布藏丹巴妄托占词摇惑众心)罗卜藏策登等遂起意讲和，即擅自差人前往贼营讲说，可见藏内诸事俱系伊等主持。而鄂辉于办理罗卜藏丹巴一事，既令噶布伦眼看处决，又将罗卜藏策登等四人，交噶布伦羁禁，是鄂辉办理藏务，无事不商之噶布伦，殊属非是。卫藏一切事务，自康熙、雍正年间，大率由达赖喇嘛与噶布伦商同办理，不复关白驻藏大臣，相沿已非一日。达赖喇嘛系清修梵行，惟知葆真养性离尘出世之人，岂复经理俗务，自必委之于噶布伦。而噶布伦等遂尔从中舞弊，诸事并不令驻藏大臣与闻，又滋生事端，始行禀白，吁求大臣为之经理，迨至事过，仍复诸事擅行，以致屡次滋衅，成何事体！即如上次贼匪滋事一案，系噶布伦索诺木旺扎勒起衅，此次又系噶布伦丹津巴珠尔在彼播煽生事，此即噶布伦不可用之明验。乃鄂辉现在办理藏务，仍事事令噶布伦干预，积习相沿，不可不大为整顿。向来驻藏大臣，往往以在藏驻扎，视为苦差，诸事因循，惟思年期届满，幸免无事，即可更换进京，今经此番大加惩创之后，自应另立章程，申明约束，岂可复循旧习。嗣后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遇有应办事件，当一一商同办理，噶布伦等与在藏章京会办，不得稍有专擅。……著福康安于抵藏后，将此详细告知达赖喇嘛及各呼图克图大喇嘛等，咸谕此意，嗣后即遵照办理，以期永绥卫藏。”
这道谕旨讲明了四个问题。其一，噶布伦专权。谕旨列举典型事例，说明了西藏军政事务实际上俱由噶布伦主持，诸事并不“关白驻藏大臣”，“不令驻藏大臣与闻”。其二，不许噶布伦掌权擅行。噶布伦营私舞弊，滋生事端，此次五十三年、五十六年廓尔喀兵的两次入侵，皆与噶布伦“起衅”有关，“此即噶布伦不可用之明验”，因此，不能让其专权。其三，噶布伦专擅的条件。噶布伦之所以能把持藏务，专权横行，有其历史条件和客观因素。一为达赖系“葆真养性离尘出世之人”，不会经理俗务，诸事自然委付噶布伦办理，他们便借此上下其手，事事擅行；二为驻藏大臣视此重任为苦差，因循苟且，惟思三年期满平安无事，即可更换返京，从而听任噶布伦把持专断。其四，革弊定制。从今以后，遇有应办之事，驻藏大臣与达赖一一商同办理，噶布伦与驻藏章京会办，不得稍有专擅。
过了四个多月，五十七年闰四月二十四日，乾隆帝下谕，对上述方针又作了进一步的补充和完善。他指出，以往的驻藏大臣，不谙大体，往往以会见达赖时，瞻礼致敬，“因而过于谦逊”，“即与所属无异”，一切办事与噶布伦等“视如平行”，授人以柄，“致为伊等所轻”，诸事专擅，并不关白驻藏大臣，相习成风，已非一日，从今以后，鄂辉、和琳“均系钦差大臣，除拜佛瞻礼之外，其办事原应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平等，至噶布伦等，即系属员，诸事自须禀明钦差办理，如伊犁将军之统辖伊犁，喀什噶尔参赞之统辖回疆，方足以符体制而肃纲纪”。鄂辉、和琳应乘此时机，加意整饬，力矫从前积习，“应事权归一，可期抚驭番民，永绥卫藏”。
这两道谕旨，已把噶布伦之谬误及祸害，讲得非常清楚，将其数落得体无完肤，没其特权，将这藏中之王贬为驻藏大臣的属员。乾隆帝又乘势前进，把噶布伦及戴绷、第巴等官员任用权拿了过来。他下谕说：从前西藏戴绷、第巴缺出，皆由达赖喇嘛处定补，现改为令“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喇嘛商议，拣选补放”。噶布伦“责任更要”，遇有缺出，若即将达赖议定正陪之人奏放，“仍不免徇情滋弊”，著交驻藏大臣，嗣后凡噶布伦缺出，会同达赖，于应升用之人内，择其能干之人，“秉公选定正陪”，于各人名下注明如何出力之处 ，“奏请补用，俟朕拣放”。不久，他又降谕说：前后藏租赋，一向归属达赖、班禅所有，众蒙古平时又皈依布施，故布达拉、扎什伦布商上“蓄积饶多”，驻藏大臣素不过问，听任商卓特巴、噶布伦等“任意侵蚀，各拥厚赀”。嗣后商卓特巴、噶布伦等缺，应听驻藏大臣秉公拣选，其一切收支，“亦令驻藏大臣综核”。
以上谕旨，虽然是直接针对噶布伦而言，但很显然，其目的并不仅限于此。噶布伦之权从何而来？还不是达赖授予的。达赖委命他们管理藏地军政诸务，他们之所以有权，之所以能驱使僧俗官民，不过是因其有达赖的旨意，作为达赖的代理人来行使其权而已。现在，要他们听从驻藏大臣的命令，由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奏请皇上任用，这实际上是剥夺了达赖单独任用噶布伦及戴绷等官的权力，削弱了达赖管理藏地军政事务的权力，驻藏大臣与达赖平起平坐，甚至实际掌握军政大权，达赖之权大为缩小。为了保证这一方针的长期执行，乾隆帝又想出了金奔巴瓶这一妙计。
乾隆五十七年八月二十六日，他第一次提出以金奔巴瓶抽签的方式，确定达赖等大喇嘛之化身呼毕勒罕。他谕军机大臣，令其传谕大将军福康安将此列为西藏善后事宜的重要内容。他说：前后藏为达赖喇嘛驻锡之地，各蒙古及“番众等”前往皈依瞻拜，必其化身确实，方足宏衍禅宗。查藏内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呼毕勒罕示寂后，令拉穆吹忠作法降神，俟神附其体，指明呼毕勒罕所在。乃拉穆吹忠往往受嘱，任意妄指，以致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亲族姻娅，递相传袭，总出一家，与蒙古世职无异”。甚至丹津班珠尔之子亦出有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仲巴与沙玛尔巴(皆呼图克图)，同为前辈班禅弟兄，仲巴系扎什伦布商卓特巴，“坐享丰厚”，沙玛尔巴居住廓尔喀，未能分润，唆使廓尔喀兵抢掠，“此呼毕勒罕不真及族属相袭之流弊也。”嗣后应令拉穆吹忠四人认真作法降神，指出实在根基之呼毕勒罕若干人，将其生年月日各书一签，贮金奔巴瓶内，令达赖喇嘛等会同驻藏大臣，“对众拈定，作为呼毕勒罕”，不得仍旧如前妄指，私相传袭。
不久，他又将此制推广于蒙古地方，特下长谕专讲此事。他说：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系宗喀巴之大弟子，世为黄教宗主，“众蒙古、番民素相崇奉”。近年因指认呼毕勒罕之拉穆吹忠古尔登巴等人，法术无灵，不能降神，且徇情妄指，或出自族属姻娅，或出身蒙古汗王公等家，竟与蒙古王公、八旗世职官袭替相似，论之佛法，必无此理。甚至连噶布伦丹津班珠尔之子，亦出有呼毕勒罕，以致众心不服。沙玛尔巴便乘机起意，谋占班禅遗产，唆使廓尔喀抢掠扎什伦布，“远烦大兵声罪致讨”。“朕维护黄教”，欲整饬流弊，因制一金奔巴瓶，派员赍往，设于前藏大昭，仍从其俗。俟将来藏内或出达赖、班禅及大呼图克图等呼毕勒罕时，将报出幼孩内，选择数名，将其生年月日名姓，各写一签，放入瓶内，“交达赖喇嘛念经，会同驻藏大臣，在众前掣签，以昭公当”。蒙古地方，各旗部落供奉之呼图克图甚多，大小不等，因于京城雍和宫内亦设一金奔巴瓶。如蒙古地方某旗某部出有呼毕勒罕，即报明理藩院，将其有关小孩之年月姓名缮写签上，入于瓶内，交掌印扎萨克达赖喇嘛呼图克图等，在佛前念经，“并交理藩院堂官公同掣签”，将“从前王公子弟内私自作为呼毕勒罕之陋习永行禁止”。
他在同一谕中，还特别举出一桩土谢图汗欲其子谋袭呼什克图的作弊案件。他说：喀尔喀蒙古诺颜部之额尔德尼班第达呼图克图圆寂以后，其商卓特巴那旺达什为寻其师之呼毕勒罕，至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庙内行礼，遇见土谢图汗车登多尔济。车登多尔济“欲伊子为呼毕勒罕”，“有意告知那旺达什其子生时有一点微光，那旺达什便问明此子年庚及父母岁数，又至公额琳沁多尔济家，问明其子年庚及父母岁数，然后入藏求达赖喇嘛、拉穆吹忠指示。达赖命其找拉穆吹忠，拉穆吹忠“看出那旺达什情形，用言试探”，那旺达什将车登多尔济与额琳沁多尔济二人之子告诉拉穆吹忠，拉穆吹忠即指定土谢图汗之子“是真呼毕勒罕”，达赖喇嘛便照此批准。那旺达什从西藏回来时，已有旨禁止私寻呼毕勒罕，乃土谢图汗车登多尔济仗恃系达赖喇嘛和拉穆吹忠所指，向理藩院呈报。他发现此事可疑，派大臣审讯，查明此事，以车登多尔济“私认呼毕勒罕”，以图使一子袭己职，以另一子为呼毕勒罕，“可得喇嘛财产”，而革其汗爵和副盟长之职，以商卓特巴那旺达什“有意钻谋汗王子弟为呼毕勒罕”，代求达赖喇嘛、拉穆吹忠附会妄指，“其罪更重”，将其“剥去黄衣”，发往河南安置。《清高宗实录》卷1424，页26、27、29、30，卷1427，页3、4.
这样一来，不仅达赖、班禅和西藏的呼什克图，便是青海、蒙古的呼什克图，其择立呼毕勒罕之权，实际上亦已归属于清政府，这对加强、巩固中央对藏蒙地区的管辖，起了重大作用。
乾隆帝还对革除以往噶布伦缺出皆由东科尔家道殷实世家富户充补的旧习，取消噶布伦四缺中之喇嘛一缺，新设“番兵”三千名经费，以及与廓尔喀通商等事，作了具体的指示，并再三责令福康安等大臣“当趁此将藏中积习翦除，一切事权俱归驻藏大臣管理，俾经久无弊，永靖边隅”。
乾隆帝的这些谕旨，为福康安等大臣拟定西藏善后章程，奠定了基础，他们根据皇上制定的方针和重要政策，小心谨慎从事，认真商讨，终于妥善地解决了藏地善后事宜。
二、《钦定西藏善后章程》。
大将军、大学士、两广总督、一等嘉勇公福康安等在藏文武大臣，根据乾隆皇帝的谕旨，联系西藏实际，反复思考，提出方案，并会同达赖商议，传达帝谕，积极解决西藏善后问题。
福康安先将“善后章程大意，告知达赖喇嘛”，观其反应，达赖坚决拥护帝之旨意。福康安向帝奏称：“察看达赖喇嘛，感戴出于至诚，一切惟命是听，断不敢稍形格碍”。达赖还特向福康安告称：“此次官兵进剿廓尔喀，收复边境，卫藏得以宁辑，实深欢感，即日专差喇嘛赴京，进表谢恩。”班禅亦因感激帝恩，“恳请差人赴京，赍进表贡”，福康安上报朝廷，乾隆帝十分高兴，谕允其请。
乾隆五十七年十二月初六日，军机大臣议复福康安奏上的“筹议番兵章程”，条文为：一、唐古特兵丁，一向为五千余兵，系临时在各寨调遣，有名无实，嗣后前藏后藏各设兵一千名，定日、江孜各设兵五百名，共三千名，在该处就近挑补。原设戴绷五人，前后藏各驻二人，以一人分驻定日，现再添设戴绷一人，分驻江孜，各管兵五百名，督率教演，前藏归游击统辖，后藏及江孜、定日归都司统辖。二、“大小番目”，须分别等级，逐层管束，于额设戴绷六名，以下设如绷十二名，甲绷二十四名，定绷一百二十名，递相统辖，分管唐古特兵。遇有缺出，按照等差，由定绷以上，依次递升。其东科尔世家充当兵目，亦一体办理，不准超越。三、“番兵”酌给口粮，每名每年各给青稞二石五斗，调遣征战，每日由商上各给糌粑一斤，并发给执照，免其徭役。戴绷六名，每名按例各给庄田一分，其余人员酌给钱粮，如绷给银三十六两，甲绷二十四两，定绷十四两八钱，俱由前藏商上交取，交驻藏大臣转发。四、兵丁技艺，应令各将备“督同番目训练”，驻藏大臣于每次巡查时，校阅优劣，分别赏罚，驻防将备即以所管兵目优劣，分别等第咨部。此项额兵，定为五分鸟枪，三分弓箭，二分刀矛，军器火药均按名分给。五、更换驻防将备，现在即于随征营员内挑补，嗣后由四川总督派拨，内地官兵不得欺凌藏兵，驻防将弁和戴绷不得私令藏兵服役。军机大臣赞同，帝从其请。清在藏驻兵一千名。这样一来，西藏兵权便归清政府掌握了。
乾隆五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军机大臣又议复福康安等续奏的“筹酌善后章程”，共六条。一、驻藏大臣除上山瞻礼外，其督办事务，应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平等，自噶布伦以下番目及管事喇嘛等，事无大小，均应禀知办理。二、大小“番目”，立定等级拣放。噶布伦办理一切事务，戴绷管领番兵，商上孜绷、商卓特巴总司出纳，缺关紧要，不可越次补放，即各缺营官，管理番民，亦应拣选充补。嗣后噶布伦缺出，于戴绷、商上孜绷，商卓特巴内，由驻藏大臣会同达赖，拣选正陪奏补。商上孜绷、商卓特巴缺出，以管放口粮的业尔仓、管理刑名的协尔帮、噶厦的大中译及孜仲喇嘛升补。业尔仓、协尔帮缺出，以管理布达拉藏民希约第巴、管拉撒藏民朗仔辖密本、管达赖马厂达本升补。希约第巴、密本、达本缺出，以大缺边缺及噶厦卓尼尔升补。大中译缺出，以小中译、噶厦卓尼尔升补。大缺边缺营官，以小缺营官调补及小中译补放。惟小缺营官，始准于东科尔及喇嘛内拣补。前藏商上铸钱，应专派铸钱孜绷、孜仲喇嘛各二名办理，均由驻藏大臣会同达赖挑选，发给清字汉字藏字印照。扎什伦布，管事皆系喇嘛，商卓特巴缺出，以绥绷喇嘛、森本喇嘛升补。绥绷缺出，以孜仲喇嘛升补。森本缺出，以传事卓尼尔升补。其余寨落小缺，仍照向例。所有后藏商卓特巴、绥绷、森本各大缺，及管地营官，均照前藏例，由驻藏大臣会同班禅补放。三、“大小番目”及前后藏管事喇嘛，均不得以达赖、班禅族属挑补。四、驻藏大臣二人，同在前藏，应于春秋两季，轮流前往后藏巡查边界，操演兵弁，所有乌拉人夫，自行给价，不得扰害藏民。五、驻藏大臣衙门，原设理藩院司员一员、笔帖式一员，前藏粮务一员，后藏无文职官员，现于前藏添设粮务一员，于同知州县内派往，后藏添县丞佐贰官一员，俱由川督拣派更换。六、驻藏大臣衙门，及文武各官听差兵丁，应酌定数目，大臣衙门各三十名兵丁，游击八名，都司六名，守备每员四名，驻藏司员四名，笔帖式二名，千把总每员一名，前藏粮员看库兵八名。军机大臣议复，帝允其奏。
乾隆五十八年正月二十一日，军机大臣又会同大学士、九卿议复福康安新奏“酌筹藏内善后章程”，共十六条。一、接壤藏地各部差人来藏，令边界营官禀明驻藏大臣验放，有禀驻藏大臣者，由驻藏大臣给谕，有呈达赖者，俱禀送驻藏大臣译验，商发谕帖。其寄信与噶布伦者，亦令呈驻藏大臣，与达赖商给谕帖，不准噶布伦与外私通信息，违者革退。二、藏地边界，如济陇、聂拉木、绒辖等处，与廓尔喀相邻，向无界址，现各设鄂博，厘定疆域，不准私越。三、边界地方，因气候恶劣，能干办事营官俱不愿去，俱愿在前藏当差。嗣后派干练的小缺营官及营兵之“甲绷番目”调补，三年调回，记名以戴绷等缺升用，不胜任者革退。四、西藏世家子弟，称为东科尔，“凡大小番目”，过去均由达赖挑补东科尔之通书算而家道殷实者委任，其余藏民无进身之路，且不告诉驻藏大臣。嗣后令驻藏大臣与达赖公选，其非东科尔而技术熟练勤勉出力的兵丁藏民，亦准由定绷相继升至戴绷。其余办事“番目”，仍选东科尔，按等补用，不准袭承祖父之职，以杜冒滥。挑取小中译、噶厦卓尼尔、小缺营官等“番目”，须年满十八岁以上才能委任，不准幼小滥充。五、堪布喇嘛系一寺首领，过去多系营求补充，嗣后各大寺坐床堪布缺出，由达赖会同驻藏大臣拣补，小寺堪布，仍专令达赖拣补。六、藏内各寨“番众”，供应乌拉夫马，过去达赖多滥给免差照票，噶布伦、戴绷及大喇嘛等庄户，亦多求免差税牌票，嗣后请概行撤销，惟实著劳绩者，令达赖告知驻藏大臣给票。七、卫藏各寨地方，虽统于达赖，而户民增减去留，无从稽核。嗣后令达赖将所管大小庙喇嘛造册，并令噶布伦将卫藏所管地方，及呼图克图等所管寨落户口，一体造册，于驻藏大臣衙门及达赖处，各存一份备查。八、青海蒙古王公差人赴藏，延请喇嘛诵经，以往并不径行禀告驻藏大臣，嗣后令西宁办事大臣行文到藏，由驻藏大臣给照，咨明西宁办事大臣，互相稽核。九、喇嘛、“番目”等人，向来多私用乌拉，嗣后惟公事差遣，准禀明驻藏大臣及达赖，给以印票，标定号数，沿途照用。十、卫藏旧制，犯罪罚赎，近来噶布伦任意高下，倍罚肥私，甚至挟嫌捏词怂恿达赖，“抄没番目人等家产”，嗣后译写罚赎旧例一本，交驻藏大臣酌核拟办。十一、西藏官兵所需火药，工布地方产磺，制造火药，较从内地运往省费，请就近创造，其铅丸火绳，由川省解运。十二、达赖赏给噶布伦、戴绷管官房庄田，向有事故缺出不交后任者，请查明随任交代，不准私占。十三、喇嘛支领钱粮，向来多先期透领，嗣后按期支放，违者究治。十四、各寨征收租赋，向多牵混，嗣后令商卓特巴按年立限严催，清交商上，并查实绝户荒田，随时豁赋。十五、驻藏大臣衙门的译字房通事，不谙廓尔喀文字，请添设识廓尔喀字人役一名、通廓尔喀语通事一名，并另派唐古忒人三四名学习备补。十六、廓尔喀贡使进京，道路遥远，每遇贡期，“令该酋长禀驻藏大臣”，以便驻藏大臣及四川总督派员接替护送。军机大臣、大学士、九卿议复赞同，帝从其奏。
福康安还对达赖所收租赋等事，拟定规则，往上奏报，均被批准执行。达赖“所属前后藏番民，每年租赋，除交各项本色外，约银十二万七千两零”，所有商上用度，交驻藏大臣总核。扎什伦布“番民”租赋，照此一体办理。藏地素不产铜，嗣后由商上铸造银钱，成色纯用纹银，每圆照旧重一钱五分，纹银一两易钱六圆，余银一钱作为鼓铸工本，另铸一钱重银钱和五分重银钱两种，每两纹银分别易换九圆、十八圆。其巴勒布及商上原铸旧钱，成色欠纯，定为每两易换八圆。西藏历来与巴勒布、克什米尔等部进行贸易，藏民日用，“多仗外番”，现规定仍准与其通市，边界藏民就近与巴勒布(即此时的廓尔喀)人易换盐米，为数不多，不需限定次数，“其贸易番、回，均按名造册”，存驻藏大臣衙门，每年巴勒布准贸易三次，克什米尔准贸易一次。“赴外番营贩时”，商人呈明驻藏大臣给照，令驻扎江孜、定日二汛备弁验放，自“外番”来藏商民，亦令该二汛备弁，查禀驻藏大臣，到藏后，按名注册。布鲁克巴、哲孟雄、宗木等落部来藏瞻礼者，均令一体稽查，需索纵容者严究。济陇、聂拉木二处抽收米盐，及货物到藏抽税，仍照向例办理。
另外，乾隆帝创定的金奔巴瓶制，因早经下谕执行，福康安等大臣便未议及。以上这些章程、制度，后来加以归纳组合，合为一册，命名为《钦定西藏善后章程》，共分为二十九条，分贮理藩院及西藏，成为清政府管辖西藏的基本文件。
《钦定西藏善后章程》明确规定了中央政府拥有管辖西藏政治、军事、经济(租赋、银钱)、外交、外贸等各个方面的最高权力，在宗教上也有很大的权限，达赖、班禅及各大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需经清政府掣签挑选和批准，各呼图克图违犯国法，将受到中央政府的严厉制裁。简而言之，从此以后，西藏进一步直隶中央，这对藏族的前进，西南、西北的安宁和中华民族的发展，都起了重大的作用。
《圣武记》有一段概括性的话，盛赞乾隆帝治藏之功，说得不错，现以此作为本节的结束语。其文为：
“(击廓尔喀之后)留土蕃兵三千，汉、蒙古兵千戍藏。自是驻藏二大臣行事、仪注始与达赖、班禅平等，其四噶布伦及番目缺，均大臣与达赖会同选授，定商上喇嘛银钱出入之额，与春秋巡查鄂博之制，于是事权始归一。自唐以来，未有以郡县治卫藏如今日者。……自元明以来，未有以齐民治番僧如今日者。……其土伯特四部、青海二十九旗、厄鲁特王各旗、喀尔喀八十二旗、蒙古游牧五十九旗、滇蜀边番数十土司皆黄教。使无世世转生之呼毕勒罕以镇服僧俗，则数百万众必互相雄长，狼性野心，且决骤而不可制。南北朝时，西域数十国迎法师，求舍利，动至兵争，为部落安危所系。盖边方好杀，而佛戒杀，且神异能降服其心，此非尧、舜、周、孔之教所能驯也。高宗神圣，百族禀命，诏达赖、班禅两汗僧当世世永生西方，维持教化。故卫藏安，而西北之边境安，黄教服，而准、蒙之番民皆服。……盖至金奔巴瓶之颁，而大圣人神道没教变通宜民者，如山如海，高深莫测矣。……允矣，曼殊师利天可汗哉！允矣，曼殊师利天可汗哉。达赖进表称(清帝为)曼殊师利大皇帝，盖曼殊音同满珠，即满洲转音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