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8章 诗、书、文、语兼长文武双全(3)
经过乾隆帝的多方督促、鞭策和嘉奖，在全国收集了大量珍贵典籍，加上内府所藏，仅提供四库馆供编修之用需缮写之书，就多达一万余种十六万八千册，确系“卷帙浩繁”，数量巨大。这为编纂巨型丛书《四库全书》，奠定了雄厚的坚实的基础。
其二，委任编书人员。乾隆帝精心挑选，组成了一个精干的高水平的编纂《全书》的班子。乾隆三十八年初开四库馆时，他委任兼管礼部、兵部的大学士、军机大臣刘统勋为总裁，设纂修三十员及提调等职。同月刘统勋奏：纂辑四库全书，卷帙浩繁，必须斟酌综核，方免挂漏参差，请用纂修纪昀、提调陆锡熊为总办(后名总纂)，原派纂修三十员以外，“应添纂修翰林十员”。另外，郎中姚鼐，主事程晋、任大椿，学正汪如藻，降调学士翁方纲，“留心典籍”，应派为纂修。进士余集、邵晋涵、周永年，举人戴震、杨昌霖，“于古书原委，俱能考订”，应请旨调取来京，令其在分校上行走(即担任分校)，“更资集思广益之用”。帝皆从其所请。他又以缮写之书太多，诸总裁校勘者少，特派皇八子仪郡王永璇、皇十一子成亲王永及侍郎周煌等校书。这些总纂、纂修、分校，多系海内名流学者，尤其是纪昀、戴震等人更系学识渊博的大儒，他们专在四库馆中潜心选纂，对这部巨型丛书的较快完成起了重大的作用。乾隆帝还委任大学士刘统勋、于敏中、舒赫德等军国重臣为四库全书总裁，而且又命画有《长江帆影图卷》的大画家并“兼通天算”的皇六子质郡王永为总裁，乾隆帝还不时予以指授机宜，这样一来，使编纂四库全书所需的人员、经费，以及较好的工作条件，都可以得到充分的保证，在政治上、经济上为完成四库全书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其三，确定编纂方针、体例。乾隆帝多次下达谕旨，讲述编书的方针、体例及应该注意的问题。三十八年五月初一日，他降谕说：“朕几余懋学，典册时披，念当文治修明之会，而古今载籍，未能搜罗大备，其何以裨艺林而光策府，命四方大吏加意采访，汇上于朝”，又命词臣编校翰林署旧藏明代永乐大典，“芟芜取腴，每多世不经见之本，而外省奏进书目，名山秘籍，亦颇囊括无遗，合之大内所储，朝绅所献，计不下万余种，自昔图书之富，于斯为盛。特诏词臣详为勘核，厘其应刊应钞应存者，系以提要，辑成总目，依经史子集，部分类聚，命为四库全书，简皇子大臣为总裁以董之，间取各书翻阅，有可发挥者，亲为评咏，题识简端”。
其四，优遇能臣惩斥劣员。乾隆帝对编修《四库全书》的文臣，颇为厚待，尤其对学识高超及勤于任事之人更是格外优遇。像编修纪昀，被大学士刘统勋举为总纂后，从《永乐大典》中搜辑散佚，尽读各省进献之书，编写《四库总目提要》，初擢侍读，再迁翰林院侍读学士，在文渊阁直阁事，进兵部侍郎，《四库全书》修成后，更历任左都御史、礼部尚书、兵部尚书等要职。总纂陆锡熊，由刑部郎中授侍读，后迁至左副都御史。编修陆费墀因任四库全书馆总校，授侍读，累迁至礼部侍郎。大学者戴震，仅系举人，久试未中，被总裁刘统勋推荐任纂修，乾隆帝从其请，并于乾隆四十年特命其与会试中试者同赴殿试，赐同进士出身，改翰林院庶吉士。戴震于四十二年去世，乾隆帝读其所校水经注后，问其下落，才知已故，“惋惜久之”。
乾隆帝以《四库全书》是“以彰天下同文之盛”、“嘉惠天下万世”之巨著，特别重视书的质量问题，多次亲阅、检查错讹之处，下谕训诫。他谕令都察院、吏部制定议处校书错误之官员的规定。都察院、吏部进呈拟议之法，规定对四库全书的总裁罚俸半年，总校、分校、复校罚俸一年。他阅过此折后，认为此法欠妥，特降谕减轻总校等员处分说：校勘载籍与部院衙门办事不同。部院事务由各司主稿，堂官总其成，遇有错误，司官处分自应重于堂官。至于校书之事，则总裁与分校、复校各官，“责成相等，其疏忽致误，过失亦同”，且分校、复校、总校等官，偶或讹舛，尚有总裁为之勘核，若总裁复掉以轻心，其误便无由改正了。“朕于进呈乙览时，信手抽阅，鲁鱼亥豕之讹，不一而足，然皆朕披览所及，其未经阅及者，讹误尚不识凡几”。“朕搜访遗编，嘉惠天下万世，总裁等理宜悉心校理，以襄右文之治，此而忽不经意，其过较分校等为重”。著令总裁罚俸半年，总校、复校、分校等官罚俸三月。
正是由于乾隆帝倾注了大量心血，做了许多工作，才使《四库全书》这一巨著得以编成，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当然，乾隆帝在这一伟业中也犯了不少的错误，做了一些蠢事和坏事，那就是他囿于统治者的成见，在收集典籍和编纂《全书》的过程中，对全国书籍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检查，禁止、销毁和删改了大量所谓“悖逆”和“违碍”的书籍。据估计，乾隆时被销毁之书多达三千余种六七万卷。他还在编书过程中制造了几十起文字狱。
二、文字冤狱的制造者。
清君由于是僻处边远的少数民族首领入主中原，又继承了前朝的封建专制统治传统，因此用以恐吓、威慑、打压持有异见或不够温顺的官员与知识分子的文字冤狱，较诸以往王朝，就更为频繁、更加残酷、更无道理。康熙时的两大文字冤案，都是针对作品中怀念明朝的民族意识而发生的。庄廷珑署名编的《明史》，有指斥清朝的词句，又奉南明弘光、隆武、永历的正朔；戴名世著的《南山集》，用南明诸帝的年号，议论南明史事，皆被朝廷定成悖逆大罪，数百名有关人员被诛戮充军籍没。雍正朝虽只有十三年，文字狱比康熙时还多，或因作者有反清思想，或因其人依附帝之政敌，而掀起大狱，严予诛戮。最大的案子是曾静、张熙案。曾静崇信清初著名学者吕留良，深受其著作反清思想的影响，指使弟子张熙投书川陕总督岳钟琪，劝其毋忘是岳飞的后裔，应当起兵反清，书中还指斥雍正帝有弑父、篡位、逼母、杀兄、屠弟等罪行。事发之后，已故之吕留良被开棺戮尸，一大批吕留良的弟子、族人、亲友被株连。
乾隆帝更扩大了文字狱的范围，反清者惩，讽上者诛，连歌颂不得法者也被加上欺君大罪，就是一般诗文，也常因官府望文生义捕风捉影而被定成逆书叛案，少数歹徒更借此讹诈诬告良民。像安徽和州人戴移孝《碧落后人诗集》一案，作者系明末清初人，因其诗内有“长明宁易得”、“短发支长恨”、“且去从人卜太平”等句，遂被安徽巡抚闵鹗元定为“悖逆遗书”，上奏朝廷，乾隆帝谕令严查。闵鹗元会同两江总督萨载上奏，拟将戴移孝之曾孙戴世道按“大逆知情故纵隐藏者斩律上处以斩立决”，其余戴用霖、戴世法、戴世德等子孙曾孙照“逆犯子孙缘坐律”斩立决，家属发给功臣之家为奴，财产入官。乾隆帝于四十五年七月十四日降旨：戴世道著即处斩。其缘坐之戴用霖、戴世德、戴世法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余依议。
浙江仁和县人监生卓长龄，生于顺治十五年，卒于康熙四十九年，著有《高樟阁诗集》十卷，其子捐纳州同卓征，生员卓敏、卓慎亦各有著作。因卓长龄等人诗内有：“可知草莽偷垂泪，尽是诗书未死心。楚衽乃知原尚左，剃头轻卸一层毡。”“发短何堪簪，厌此头上帻”，等等字句，被闽浙总督陈辉祖定为逆书，并奏请按“大逆律”将已故之卓长龄等“碎其尸，枭首示众”，其孙卓天柱等依“大逆正犯之子孙年十六以上皆斩律”斩立决，家眷依法严处。
乾隆帝还亲自指定查办一些案件，比较重要的案子是胡中藻、鄂昌一案。胡中藻是江西新建人，乾隆元年进士，十三年二月至广西任学政，十四年七月返京，著有《坚摩生诗钞》。乾隆帝读过其诗集后，认为胡是“出身科目，名列清华，而鬼蜮为心，于语言吟咏之间，肆其悖逆，诋讪怨望”，于乾隆二十年二月谕令广西巡抚卫哲治将胡在学政时“所出试题及与人唱和诗文并一切恶迹，严行查出速奏”，若稍姑容，则与卫之身家性命有关。随即又谕令有关省府追查有关人员。
乾隆二十年三月十三日，乾隆帝召见大学士、九卿、翰林、詹事、科道等官，对胡中藻之事下达专谕，严厉指责其“丧心病狂”，“悖逆讥讪”，“种种悖逆，不可悉数”。他在谕中举了一些例子。其一，“集内所云‘一世无日月’，又曰‘又降一世夏秋冬’”。“我朝定鼎以来”，承平熙宁，远逾汉唐宋明，“乃曰又降一世，是尚有人心者乎？”其二， “又曰‘一把心肠论浊清’，加浊字于国号之上，是何肺腑？”其三，“至若‘老佛如今无病病，朝门闻说不开开’之句，尤为奇诞。朕每日听政，召见臣工，何乃有朝门不开之语！”其四，“又曰‘人间岂是无中气’，此是何等语乎？”其五，“其颂蠲免，则曰‘那似偏灾今降雨，况如平日佛燃灯。’朕一闻灾歉，立加赈恤，何乃谓如佛灯之难觏耶？”等等，等等。
他在这道谕旨中还着重指出，胡中藻如此目无王法，欺君悖理，是因为其系大学士鄂尔泰之党羽，故其诗中“乃有‘记出西林第一门’之句，攀援门户，恬不知耻”。甘肃巡抚鄂昌系鄂尔泰之侄，“身为满洲世仆”，“见此悖逆之作，不但不知愤恨，且丧心与之唱和，引为同调，其罪实不容诛”。胡中藻、鄂昌令拿解，待其至京，著大学士、九卿、翰林、詹事、科道严审定拟具奏。
不久，查审完竣，乾隆帝下谕：胡中藻即行处斩。鄂尔泰生前赞赏胡中藻，其侄鄂昌与胡“援引世谊，亲加标榜”，形成朋党，“使鄂尔泰此时尚在，必将伊革职，重治其罪，为大官植党者戒”。鄂尔泰著撤出贤良祠。“鄂昌负恩党逆”，勒令自尽。
其实，胡中藻之诗文很难说是讽刺清朝帝君的，乾隆帝兴办此案的目的，显然不是就诗论事，而是袭用其父雍正帝之故伎，兴诗文之案来惩治自己想处罚的大臣，通过诛戮胡中藻来惩罚鄂尔泰，抬高自己的君威，达到“乾纲独断”的目的。
据《清代文字狱档》记载，乾隆年间所兴文字冤案数倍于其父祖，竟达六十余案，确是冤狱横兴，滥杀无辜。乾隆帝实行的这种文化专制政策，带来了严重恶果，窒息了人们的思想，破坏了文化学术思想界自由探讨勇于创新的传统，使许多文人提心吊胆，不敢议论时政，不敢撰写富有教育性质能为前车之鉴的政治历史书籍，而逃避现实，埋首于故纸堆，烦琐的学风恶性膨胀，以致后来龚自珍发出了“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万马齐喑亦可哀”的叹息。
其二，委任编书人员。乾隆帝精心挑选，组成了一个精干的高水平的编纂《全书》的班子。乾隆三十八年初开四库馆时，他委任兼管礼部、兵部的大学士、军机大臣刘统勋为总裁，设纂修三十员及提调等职。同月刘统勋奏：纂辑四库全书，卷帙浩繁，必须斟酌综核，方免挂漏参差，请用纂修纪昀、提调陆锡熊为总办(后名总纂)，原派纂修三十员以外，“应添纂修翰林十员”。另外，郎中姚鼐，主事程晋、任大椿，学正汪如藻，降调学士翁方纲，“留心典籍”，应派为纂修。进士余集、邵晋涵、周永年，举人戴震、杨昌霖，“于古书原委，俱能考订”，应请旨调取来京，令其在分校上行走(即担任分校)，“更资集思广益之用”。帝皆从其所请。他又以缮写之书太多，诸总裁校勘者少，特派皇八子仪郡王永璇、皇十一子成亲王永及侍郎周煌等校书。这些总纂、纂修、分校，多系海内名流学者，尤其是纪昀、戴震等人更系学识渊博的大儒，他们专在四库馆中潜心选纂，对这部巨型丛书的较快完成起了重大的作用。乾隆帝还委任大学士刘统勋、于敏中、舒赫德等军国重臣为四库全书总裁，而且又命画有《长江帆影图卷》的大画家并“兼通天算”的皇六子质郡王永为总裁，乾隆帝还不时予以指授机宜，这样一来，使编纂四库全书所需的人员、经费，以及较好的工作条件，都可以得到充分的保证，在政治上、经济上为完成四库全书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其三，确定编纂方针、体例。乾隆帝多次下达谕旨，讲述编书的方针、体例及应该注意的问题。三十八年五月初一日，他降谕说：“朕几余懋学，典册时披，念当文治修明之会，而古今载籍，未能搜罗大备，其何以裨艺林而光策府，命四方大吏加意采访，汇上于朝”，又命词臣编校翰林署旧藏明代永乐大典，“芟芜取腴，每多世不经见之本，而外省奏进书目，名山秘籍，亦颇囊括无遗，合之大内所储，朝绅所献，计不下万余种，自昔图书之富，于斯为盛。特诏词臣详为勘核，厘其应刊应钞应存者，系以提要，辑成总目，依经史子集，部分类聚，命为四库全书，简皇子大臣为总裁以董之，间取各书翻阅，有可发挥者，亲为评咏，题识简端”。
其四，优遇能臣惩斥劣员。乾隆帝对编修《四库全书》的文臣，颇为厚待，尤其对学识高超及勤于任事之人更是格外优遇。像编修纪昀，被大学士刘统勋举为总纂后，从《永乐大典》中搜辑散佚，尽读各省进献之书，编写《四库总目提要》，初擢侍读，再迁翰林院侍读学士，在文渊阁直阁事，进兵部侍郎，《四库全书》修成后，更历任左都御史、礼部尚书、兵部尚书等要职。总纂陆锡熊，由刑部郎中授侍读，后迁至左副都御史。编修陆费墀因任四库全书馆总校，授侍读，累迁至礼部侍郎。大学者戴震，仅系举人，久试未中，被总裁刘统勋推荐任纂修，乾隆帝从其请，并于乾隆四十年特命其与会试中试者同赴殿试，赐同进士出身，改翰林院庶吉士。戴震于四十二年去世，乾隆帝读其所校水经注后，问其下落，才知已故，“惋惜久之”。
乾隆帝以《四库全书》是“以彰天下同文之盛”、“嘉惠天下万世”之巨著，特别重视书的质量问题，多次亲阅、检查错讹之处，下谕训诫。他谕令都察院、吏部制定议处校书错误之官员的规定。都察院、吏部进呈拟议之法，规定对四库全书的总裁罚俸半年，总校、分校、复校罚俸一年。他阅过此折后，认为此法欠妥，特降谕减轻总校等员处分说：校勘载籍与部院衙门办事不同。部院事务由各司主稿，堂官总其成，遇有错误，司官处分自应重于堂官。至于校书之事，则总裁与分校、复校各官，“责成相等，其疏忽致误，过失亦同”，且分校、复校、总校等官，偶或讹舛，尚有总裁为之勘核，若总裁复掉以轻心，其误便无由改正了。“朕于进呈乙览时，信手抽阅，鲁鱼亥豕之讹，不一而足，然皆朕披览所及，其未经阅及者，讹误尚不识凡几”。“朕搜访遗编，嘉惠天下万世，总裁等理宜悉心校理，以襄右文之治，此而忽不经意，其过较分校等为重”。著令总裁罚俸半年，总校、复校、分校等官罚俸三月。
正是由于乾隆帝倾注了大量心血，做了许多工作，才使《四库全书》这一巨著得以编成，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当然，乾隆帝在这一伟业中也犯了不少的错误，做了一些蠢事和坏事，那就是他囿于统治者的成见，在收集典籍和编纂《全书》的过程中，对全国书籍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检查，禁止、销毁和删改了大量所谓“悖逆”和“违碍”的书籍。据估计，乾隆时被销毁之书多达三千余种六七万卷。他还在编书过程中制造了几十起文字狱。
二、文字冤狱的制造者。
清君由于是僻处边远的少数民族首领入主中原，又继承了前朝的封建专制统治传统，因此用以恐吓、威慑、打压持有异见或不够温顺的官员与知识分子的文字冤狱，较诸以往王朝，就更为频繁、更加残酷、更无道理。康熙时的两大文字冤案，都是针对作品中怀念明朝的民族意识而发生的。庄廷珑署名编的《明史》，有指斥清朝的词句，又奉南明弘光、隆武、永历的正朔；戴名世著的《南山集》，用南明诸帝的年号，议论南明史事，皆被朝廷定成悖逆大罪，数百名有关人员被诛戮充军籍没。雍正朝虽只有十三年，文字狱比康熙时还多，或因作者有反清思想，或因其人依附帝之政敌，而掀起大狱，严予诛戮。最大的案子是曾静、张熙案。曾静崇信清初著名学者吕留良，深受其著作反清思想的影响，指使弟子张熙投书川陕总督岳钟琪，劝其毋忘是岳飞的后裔，应当起兵反清，书中还指斥雍正帝有弑父、篡位、逼母、杀兄、屠弟等罪行。事发之后，已故之吕留良被开棺戮尸，一大批吕留良的弟子、族人、亲友被株连。
乾隆帝更扩大了文字狱的范围，反清者惩，讽上者诛，连歌颂不得法者也被加上欺君大罪，就是一般诗文，也常因官府望文生义捕风捉影而被定成逆书叛案，少数歹徒更借此讹诈诬告良民。像安徽和州人戴移孝《碧落后人诗集》一案，作者系明末清初人，因其诗内有“长明宁易得”、“短发支长恨”、“且去从人卜太平”等句，遂被安徽巡抚闵鹗元定为“悖逆遗书”，上奏朝廷，乾隆帝谕令严查。闵鹗元会同两江总督萨载上奏，拟将戴移孝之曾孙戴世道按“大逆知情故纵隐藏者斩律上处以斩立决”，其余戴用霖、戴世法、戴世德等子孙曾孙照“逆犯子孙缘坐律”斩立决，家属发给功臣之家为奴，财产入官。乾隆帝于四十五年七月十四日降旨：戴世道著即处斩。其缘坐之戴用霖、戴世德、戴世法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余依议。
浙江仁和县人监生卓长龄，生于顺治十五年，卒于康熙四十九年，著有《高樟阁诗集》十卷，其子捐纳州同卓征，生员卓敏、卓慎亦各有著作。因卓长龄等人诗内有：“可知草莽偷垂泪，尽是诗书未死心。楚衽乃知原尚左，剃头轻卸一层毡。”“发短何堪簪，厌此头上帻”，等等字句，被闽浙总督陈辉祖定为逆书，并奏请按“大逆律”将已故之卓长龄等“碎其尸，枭首示众”，其孙卓天柱等依“大逆正犯之子孙年十六以上皆斩律”斩立决，家眷依法严处。
乾隆帝还亲自指定查办一些案件，比较重要的案子是胡中藻、鄂昌一案。胡中藻是江西新建人，乾隆元年进士，十三年二月至广西任学政，十四年七月返京，著有《坚摩生诗钞》。乾隆帝读过其诗集后，认为胡是“出身科目，名列清华，而鬼蜮为心，于语言吟咏之间，肆其悖逆，诋讪怨望”，于乾隆二十年二月谕令广西巡抚卫哲治将胡在学政时“所出试题及与人唱和诗文并一切恶迹，严行查出速奏”，若稍姑容，则与卫之身家性命有关。随即又谕令有关省府追查有关人员。
乾隆二十年三月十三日，乾隆帝召见大学士、九卿、翰林、詹事、科道等官，对胡中藻之事下达专谕，严厉指责其“丧心病狂”，“悖逆讥讪”，“种种悖逆，不可悉数”。他在谕中举了一些例子。其一，“集内所云‘一世无日月’，又曰‘又降一世夏秋冬’”。“我朝定鼎以来”，承平熙宁，远逾汉唐宋明，“乃曰又降一世，是尚有人心者乎？”其二， “又曰‘一把心肠论浊清’，加浊字于国号之上，是何肺腑？”其三，“至若‘老佛如今无病病，朝门闻说不开开’之句，尤为奇诞。朕每日听政，召见臣工，何乃有朝门不开之语！”其四，“又曰‘人间岂是无中气’，此是何等语乎？”其五，“其颂蠲免，则曰‘那似偏灾今降雨，况如平日佛燃灯。’朕一闻灾歉，立加赈恤，何乃谓如佛灯之难觏耶？”等等，等等。
他在这道谕旨中还着重指出，胡中藻如此目无王法，欺君悖理，是因为其系大学士鄂尔泰之党羽，故其诗中“乃有‘记出西林第一门’之句，攀援门户，恬不知耻”。甘肃巡抚鄂昌系鄂尔泰之侄，“身为满洲世仆”，“见此悖逆之作，不但不知愤恨，且丧心与之唱和，引为同调，其罪实不容诛”。胡中藻、鄂昌令拿解，待其至京，著大学士、九卿、翰林、詹事、科道严审定拟具奏。
不久，查审完竣，乾隆帝下谕：胡中藻即行处斩。鄂尔泰生前赞赏胡中藻，其侄鄂昌与胡“援引世谊，亲加标榜”，形成朋党，“使鄂尔泰此时尚在，必将伊革职，重治其罪，为大官植党者戒”。鄂尔泰著撤出贤良祠。“鄂昌负恩党逆”，勒令自尽。
其实，胡中藻之诗文很难说是讽刺清朝帝君的，乾隆帝兴办此案的目的，显然不是就诗论事，而是袭用其父雍正帝之故伎，兴诗文之案来惩治自己想处罚的大臣，通过诛戮胡中藻来惩罚鄂尔泰，抬高自己的君威，达到“乾纲独断”的目的。
据《清代文字狱档》记载，乾隆年间所兴文字冤案数倍于其父祖，竟达六十余案，确是冤狱横兴，滥杀无辜。乾隆帝实行的这种文化专制政策，带来了严重恶果，窒息了人们的思想，破坏了文化学术思想界自由探讨勇于创新的传统，使许多文人提心吊胆，不敢议论时政，不敢撰写富有教育性质能为前车之鉴的政治历史书籍，而逃避现实，埋首于故纸堆，烦琐的学风恶性膨胀，以致后来龚自珍发出了“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万马齐喑亦可哀”的叹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