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4章 盛极渐衰英君病逝(2)
局势正是朝着不利于尹壮图的方向迅速发展的。尽管尹壮图所说，确系实情，讲清了时弊，但是，执政初期曾多次下谕鼓励臣僚直言诤谏之乾隆帝，这时却大发雷霆，屡降明旨，严责尹壮图。他于五十五年十一月初十日，即览尹之疏的当天，便下达专谕说：自己勤政爱民，惩治贪官，“从不稍存宽假”。“自御极以来，迄今已五十五年，寿跻八秩，综览万几，自谓勤政爱民，可告无愧于天下，而天下万民亦断无泯良怨朕者”。“若如尹壮图所奏，则大小臣工等皆系虚词贡谀，面为欺罔，而朕五十余年以来，竟系被人蒙蔽，于外间一切情形，全无觉察，终于不知者”。著尹壮图将何省亏空等弊一一指实复奏，否则将“自蹈欺罔之咎也”。
他随即连下谕旨，继斥其非，并命户部侍郎庆成带尹壮图往查各省仓库。庆成所至省府，“辄游宴数日，乃发仓库校核”，当地官员早已设法挪补，故所查仓库皆完满无亏，尹壮图毫无办法，只有自认罪过请求处分。乾隆帝抓住此事，多次下谕严厉斥责尹壮图。现将其于五十六年正月初十日一道总结性的谕旨，摘录如下：
“前据尹壮图具奏，督抚因有赔项，派累属员，以致仓库多亏，小民兴叹，屡经降旨询问，尹壮图全改其言，虚誉朕爱民勤政。及至讯其实事，尹壮图节次复奏，总不能指实一人一事，因令庆成带同赴山西、直隶、山东、江南等省，盘查仓库，俱无亏短，是尹壮图逞臆妄言，其罪已无可逭。……
至其所称吏民蹙额兴叹之语，则实造作无稽天良尽泯之言，不可不辨。试思我国家列圣相承，厚泽深仁，洽于寰宇。圣祖仁皇帝御宇六十一年，普免天下钱粮一次、漕粮一次。世宗宪皇帝十三年中，整纲饬纪，内外肃清，爱民实政，不可殚述，其时因筹办西北两路军粮，未暇议及普蠲之事。迨朕缵绪承庥，临御五十六年，偏灾赈恤，蠲贷频施，以及修筑河工海塘，捍卫民生，所费何止万万。而普免天下钱粮四次、漕粮二次，为数又不啻数千万万，孚惠闾阎，有加无已。朕历观史册，自胜国以溯汉初，仅有汉文帝赐农民田租之半，史臣已侈为美谈，从未有如我朝普免正供再三再四者。朕爱养黎元，如伤在抱，惟恐一夫不获，施惠犹以为不足，是以宵旰忧劳，勤求民瘼，迨今年逾八秩，犹日孜孜，无事无时不以爱民为念，虽底小康，犹怀大惕，从不肯矜言示惠。……乃尹壮图忍为此蹙额兴叹之言，直似方今天下民不聊生，不特诬及朕躬，并将亿兆黎民爱戴悃忱，全为泯没，故不得不将朕子惠元元之实政实心一为剖析。……兹如尹壮图所言，竟已民不堪命，何以百数十年海宇清宁，地方无事，即有王伦、苏四十三、田五、林爽文等一二乱民聚众滋事，亦无不立就扑灭，民皆安堵。……
至于宫中嫔御，以及给使女子，合之皇子、皇孙等乳妪使婢，约计不过二百人，实从古宫闱所未有。朕以躬行节俭为天下先……
至现在纪纲整肃，内外大臣实无敢有营私枉法者。康熙、雍正年间，虽法度严明，吏治整饬，尚不免有明珠、徐乾学、索额图、噶礼、隆科多、年羹尧诸臣窃权交结，鄂尔泰、田文镜、李卫亦尚有三家鼎峙之说。自朕临御以来，大学士傅恒为朕倚任多年，恪恭奉职。讷亲亦为朕所向用，因贻误军机即行正法，而平日居官并无贪黩之事也。且近日总督中，如福康安为朕信任之人，毕沅与前任总督书麟、李世杰辈均系素能办事者，有敢于公然角立门户营私舞弊者乎？其有贪婪不法如王？望、陈辉祖、国泰、郝硕诸人，一经败露，无不立？典刑，天下各督抚当此吏治肃清之际，即有不肖之心，亦必默化潜移，岂敢以身试法！夫各督抚……倘谓藉端赔项派累属员，则断断不敢为此。……
总之，尹壮图谬妄无知，以蹙额兴叹之言诬及朕躬，诬及百姓，……尹壮图不但无君，而且无亲，人伦尽丧，岂可忝居朝列，玷辱缙绅。尹壮图著革职，交与庆成押带来京，交刑部治罪。”
过了二十四天，五十六年二月初四日，乾隆帝下谕，对尹壮图的上奏作了处理。他说：前因尹壮图奏督抚借词赔项，勒派属员，“仓库遂致亏缺，商民蹙额兴叹”，遂几次降旨询问，令其据实指出，并派侍郎庆成带同前赴直隶、山西、山东、江苏等省盘查， “尹壮图目击各省库项丰盈，仓储充足，并无丝毫短缺，而往来数千里内，复见商贾士民安居乐业，共享升平，实无地方官滋扰之事，伊又全改前言，自认为愚谬妄谈”。大学士九卿照挟诈欺公妄生异议律，拟将尹立即斩决。尹壮图摭拾虚词，妄行渎奏，原难从宽，其造作无稽，污蔑良民，其咎更无可逭，然朕“不妨以谤为规”，著加恩免治其罪，以内阁侍读用，仍带革职留任，八年无过，方准开复。
乾隆帝对尹壮图之据实直谏，如此加以无理指责，并几乎将其处死，实为大谬，纯系以势压人横不讲理。这将阻塞言路，危害吏治。更加严重的是这些谕旨充分反映出，自诩明君的乾隆皇帝已无先年励精图治、知错改错、转失败为胜利、化挫折为成功的英君气魄，而变成为盲目自大、耳塞目花、文过饰非的昏庸之帝。简要说来，他在五个方面的判断，与实际情况不符，甚至是完全颠倒的。其一，他自称“无事无时不以爱民为念”，而此时之政却不是爱民而是害民。其二，他认为各省仓库“均属充盈”，其实却是亏缺甚多。其三，他自诩已达“盛世”，“海宇清宁，地方无事”，实则却是“民不聊生”，“大乱”即起。其四，他将贪污盛行“政以贿成”的污浊局面，美化为“吏治肃清之际”。其五，他夸称大权独揽并无大臣揽权营私，不料此际却是和专权，乱政误国。一句话，他陶醉在英明天子太平盛世的美梦之中，却不知好景已将消逝，全盛之势业已渐失，盛世将要一去而不复返了。
乾隆帝的这种错误判断和盲目自满讳过喜功的思想境界，使奸佞小人得以投其所好，乘虚而入。早在三十年前他之此弊尚不太严重之时，大学士、陕甘总督黄廷桂便深知皇上的脾气，“尝言：事英主有法。若先有市惠、好名、党援诸病，为上所知，便一事不可行。”正是由于乾隆帝的上述致命弱点，才为和专权敞开了大门，才使他所亲自倾注了大量心血而促进形成的“盛世”，逐渐转向衰落。
第二节奸相和专权乱政。
一、蒙君特宠位极人臣。
和，字致斋，钮祜禄氏，满洲正红旗人。和少年时处境不好，史称其“少贫无籍，为文生员”。他之所以能青云直上，身为一品，官居大学士，完全是由于乾隆帝对他的破格提拔与特别宠爱。
乾隆三十四年，和开始摆脱了困境，因为他承袭了高祖尼雅哈纳的三等轻车都尉世职。这个世职给和带来了相当可观的收入。三等轻车都尉岁俸为银一百六十两、米八十石。银一两大致可以买米一石。这笔收入不小，当时，官居正二品的总督、侍郎和从二品的巡抚、布政使岁禄才银一百五十五两、米七十七石，还低于三等轻车都尉所领之数。和有了这笔可观的固定收入，就可以安享中等以上的生活水平。这一世职在政治上给和带来更大的好处，为他提供了一条接近万岁爷的便捷之径。既然他的高祖尼雅哈纳是开国功臣，那么，其后人就有可能随侍帝君了，因此和袭三等轻车都尉不久，便于乾隆三十七年授三等侍卫，旋补黏杆处侍卫。
乾隆四十年，是和一生的转折点。在这一年里，和第一次与皇上相见，回答君主的询问，甚中上意，从此便飞黄腾达。据陈焯之《归云室见闻杂记》卷中载称：“和起自寒微。……扈从上临幸山东。上喜御小辇，辇驾骡，行十里一更换，其快如飞。一日，和侍辇旁行，上顾问是何出身，对曰生员。问汝下场乎？对曰庚寅(乾隆三十五年)曾赴举。问何题？对孟公绰一节。上曰：能背汝文乎？随行随背，矫捷异常。上曰：汝文亦可中得也。其知遇实由于此。比驾旋时，迁其官，未几躐居卿贰，派以军机，凡朝廷大政俱得与闻，朝夕论思，悉当上意。”
和蒙帝赏识，青云直上，乾隆四十年闰十月迁乾清门侍卫，十一月擢御前侍卫，授正蓝旗满洲副都统。四十一年正月和授户部右侍郎，三月为军机大臣，四月授内务府总管大臣，十一月充国史馆副总裁，赏戴一品朝冠，十二月总管内务府三旗官兵事务，赐紫禁城骑马，四十三年又兼步军统领，监督崇文门税务。乾隆四十五年是和春风得意之年。这一年，他口衔帝命赴云南查办总督李侍尧贪污案，晋户部尚书兼议政大臣，兼御前大臣，补镶蓝旗满洲都统，授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充四库馆正总裁，兼办理藩院尚书事务。这一年五月二十日，乾隆帝又特下谕旨：“尚书和之子赐名丰绅殷德，指为十公主之额驸，赏戴红绒结顶、双眼孔雀翎，穿金线花褂，待年及岁时，再派结发大臣，举行指婚礼。”四十六年和奉帝旨，带钦差大臣关防前往兰州，平苏四十三起义，旋被召回京师，兼署兵部尚书，管理户部三库事务。四十七年和加太子太保，充经筵讲官，第二年赏戴双眼花翎，充国史馆正总裁和文渊阁提举阁事，四十九年调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管理户部，五十一年晋文华殿大学士，仍兼吏部、户部事，五十三年以承书谕旨有助于平台湾林爽文起义，封三等忠襄伯，赏紫缰，五十五年又赏给黄带，此后不断增兼新职，嘉庆三年(1798年)以“襄赞机宜”，于擒白莲教首领王三槐时晋一等忠襄公。
和之子丰绅殷德于乾隆五十四年娶帝最钟爱之皇十女固伦和孝公主，封固伦额驸，授御前大臣，不久擢护军统领兼内务府总管大臣，总理行营事务。和之弟和琳原系一小小笔帖式，仗兄之势，不断升迁，任至尚书、总督、都统，督办贵州征苗军务，卒于军，晋赠一等公，以其子丰绅伊绵袭爵。
和由一个少年家贫应试不中的文生员，经乾隆帝一手提拔，飞跃高升，成为一等公、首辅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身兼多种要职，荣为万岁爷的亲家翁，满门显贵，位极人臣，真算是荣华富贵无以复加了。
和之所以受到皇上如此特殊宠信和委以大权，成为主持朝政的宰相，并非因其才华横溢，学富五车，文武双全，而完完全全是由于天子的错爱。论才学，和仅系一名落孙山的小小文生员；言治政，他不止一次因“扶同瞻徇”、“拟罪轻纵”、“回护”劣员而遭帝训诫降级留任；谈武略，他之水平更为低下。乾隆四十六年夏，甘肃苏四十三起义，帝命和、阿桂前往统军征剿，大学士阿桂时在河南督办河工，未即赴甘，和先往。和“自负其才”，欲于阿桂到来之前扑灭起义，分兵四路进攻，失利，总兵图钦保阵亡。和既匿败不奏，又归过于下。原礼亲王昭琏就此评述和之无能及阿桂的才智说：“和因自负其才，欲于公(阿桂)至前先时驱灭，乃克期进师，卒为所败。又所调至将帅，俱不为所用，和每发一议，众辄沮之，亦不能难也。及公(阿桂)至，和出迎，公问其失机状，和赧然曰：将帅皆傲慢，不为吾用，公请试之。公曰：然则斩耳。和复问进兵状，公笑不答，令诸将帅于次日晨集辕前。公每呼一将入，辄命和坐其侧，公有所调拨，及命屯戍处，其人辄应如响。如是者数，和坐上甚恚愤。公部署毕，问和曰：诸将初不见其慢，尚方剑不知诛谁之头也。和战栗无人色。公乃命和即日衔命归。”乾隆帝并不知悉这些情形，但他从和劾奏击敌有功之将领海兰察，已看出其颠倒是非等过失，数发谕旨加以训斥，又下部议，将其降三级留任。
和既无文治，也无武功，资历又浅，还非正科出身，威望自然不高，且其在大学士和军机大臣中，相当长时间都仅只名列第三位第四位，同僚阿桂、嵇璜、王杰、福康安等，皆系多年军国重臣。阿桂是相门之子大帅之材，军功卓著，特封一等诚谋英勇公，从乾隆四十二年起任大学士，在四十六年至嘉庆二年去世之前连任十六年首辅和领班军机大臣。嵇璜亦系宰相之子，治河有功，从四十五年起任大学士直至五十九年去世。王杰是乾隆二十六年状元，蒙帝赏识，信任不疑。福康安是皇上的亲内侄，军功累累。论资历、门第威望、才干和人品，哪一位都比和强。可是，从乾隆四十六年以后，特别是五十一年以后，在受帝宠任和委以大权上，这四位大学士没有一位能比得上和。出现这种特殊局面，并非由于其他什么因素，而完完全全是因为乾隆帝中了圈套，错爱了和。
和虽不谙治国统军，无甚功业，但却擅长于揣摩帝意，迎合君旨，玩弄权术，故能博取万岁欢心，蒙受特宠。这在乾隆四十六年增补兵额问题上，表现得非常清楚。康熙中，各省提督、总兵等将官即有空名坐粮，雍正八年以文官有养廉银，遂正式规定武官养廉名粮数额，提督亲丁名粮八十分，总兵六十分，副将三十分，参将二十分，均马步各半。游击十五分，都司十分，守备八分，把总四分，均马一步四。此各级武官应得的虚粮。乾隆四十六年，乾隆帝欲将此虚粮及红白赏恤银两俱由部拨，各省提督、总兵以下武官之“公费名粮”，“亦改照文员之例，议给养廉，所扣兵饷，即可挑补实额”，计京营及陕甘添补满汉兵约二万名，各省添补绿营兵粮实额数万名，加以改给养廉银及兵丁红白赏恤等项，每年需银三百万两。帝询问阿桂有何意见。尚在河南督办河工的大学士阿桂复奏：“国家经费，骤加不觉其多，岁支则难为继。此项经费岁增三百万，统计二十余年即须用七千万两”，请不添补腹地省份之兵。乾隆帝不听其言，于四十六年九月二十八日下谕，坚持增兵说：国家“财赋充足”，普免天下钱粮三次漕粮二次及地方赈济与新疆、金川军需，“所费何啻万万”，而赋税并未增加，“现在户部库银尚存七千余万两”，支付这新增之三百万两岁费，绰绰有余。“朕意究以多添兵力，不惜经费为是”。著大学士、九卿、科道详悉议奏。
和深知帝必行此法，故极力赞成。大学士、九卿、科道于十月复奏：“现在统计部库每年出入大数，约余银九百万两有零，户部经理一切裕如，所有各省挑补名粮，议给养廉，请遵照前旨，不论腹地边陲，一律办理。”乾隆帝于十月二十一日降旨批准此议。随即添补满汉兵士六万五千一百四十三名，每岁增支军费银三百万两。
这就是为什么和能独受帝之特殊宠信的根本原因，他迎合了乾隆帝志得意满、好大喜功，爱听谀言的心理，成为帝之十足的心腹和代理人。
二、势倾朝野“揽权纳贿”“蠹国病民”。
(一)曹御史巧劾相奴庇和帝责谏臣。
和之受帝特宠，势倾朝野，从御史弹劾其家奴遭受惩斥一事，反映得十分清楚。乾隆五十一年六月初，陕西道监察御史曹锡宝上疏，弹劾和的家人刘全衣服、车马、居室逾制说：和家人刘秃子本系车夫，管理家务，“服用奢侈，器具完美，苟非侵冒主财，克扣欺隐，或借主人名目，招摇撞骗，焉能如此”。
曹锡宝之劾刘全及其随后的处理情形，充分显示了和的权势之大和皇上对其多方的庇护。单就这一奏疏的起章而言，曹锡宝是冒死直言，为友所卖。曹锡宝并非一般初涉宦海的书生，而是曾经多年担任军机章京、刑部主事、郎中，资深练达的京官，懂得此举的利害，故不仅反复考虑，而且和同乡好友侍郎吴省钦密商，最后才递上奏疏，不料吴某却潜遣专人飞速驰告随帝巡幸热河的和。如果和权小势弱，这位侍郎怎会卖友求荣？
再就其疏的含意而论，实系弹劾和。曹锡宝在奏疏中，表面上是参劾刘全，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矛头指向和。这不仅因为家奴犯法主人有失察之责，而且刘全系一区区微贱奴仆，怎能胡作非为，还不是仗恃主子之势，甚至是受家主指示而为的，家主从中牟取实利。看来，曹锡宝很可能是受了两个多月前审理闽浙总督富勒浑贪婪案的启示。富勒浑之被揭发出来，是由于被人劾其家奴殷士俊等“有招摇婪索之事”，并随即查出殷土俊原籍家中有银二万余两、房屋三所、田六百余亩，从而将富勒浑革职论斩。现在曹锡宝也可能是仿此行事，先劾倒刘全，进而追究和。曹锡宝这样迂回上疏，不敢直指和，也可由此看出和之使人畏惧。
他随即连下谕旨，继斥其非，并命户部侍郎庆成带尹壮图往查各省仓库。庆成所至省府，“辄游宴数日，乃发仓库校核”，当地官员早已设法挪补，故所查仓库皆完满无亏，尹壮图毫无办法，只有自认罪过请求处分。乾隆帝抓住此事，多次下谕严厉斥责尹壮图。现将其于五十六年正月初十日一道总结性的谕旨，摘录如下：
“前据尹壮图具奏，督抚因有赔项，派累属员，以致仓库多亏，小民兴叹，屡经降旨询问，尹壮图全改其言，虚誉朕爱民勤政。及至讯其实事，尹壮图节次复奏，总不能指实一人一事，因令庆成带同赴山西、直隶、山东、江南等省，盘查仓库，俱无亏短，是尹壮图逞臆妄言，其罪已无可逭。……
至其所称吏民蹙额兴叹之语，则实造作无稽天良尽泯之言，不可不辨。试思我国家列圣相承，厚泽深仁，洽于寰宇。圣祖仁皇帝御宇六十一年，普免天下钱粮一次、漕粮一次。世宗宪皇帝十三年中，整纲饬纪，内外肃清，爱民实政，不可殚述，其时因筹办西北两路军粮，未暇议及普蠲之事。迨朕缵绪承庥，临御五十六年，偏灾赈恤，蠲贷频施，以及修筑河工海塘，捍卫民生，所费何止万万。而普免天下钱粮四次、漕粮二次，为数又不啻数千万万，孚惠闾阎，有加无已。朕历观史册，自胜国以溯汉初，仅有汉文帝赐农民田租之半，史臣已侈为美谈，从未有如我朝普免正供再三再四者。朕爱养黎元，如伤在抱，惟恐一夫不获，施惠犹以为不足，是以宵旰忧劳，勤求民瘼，迨今年逾八秩，犹日孜孜，无事无时不以爱民为念，虽底小康，犹怀大惕，从不肯矜言示惠。……乃尹壮图忍为此蹙额兴叹之言，直似方今天下民不聊生，不特诬及朕躬，并将亿兆黎民爱戴悃忱，全为泯没，故不得不将朕子惠元元之实政实心一为剖析。……兹如尹壮图所言，竟已民不堪命，何以百数十年海宇清宁，地方无事，即有王伦、苏四十三、田五、林爽文等一二乱民聚众滋事，亦无不立就扑灭，民皆安堵。……
至于宫中嫔御，以及给使女子，合之皇子、皇孙等乳妪使婢，约计不过二百人，实从古宫闱所未有。朕以躬行节俭为天下先……
至现在纪纲整肃，内外大臣实无敢有营私枉法者。康熙、雍正年间，虽法度严明，吏治整饬，尚不免有明珠、徐乾学、索额图、噶礼、隆科多、年羹尧诸臣窃权交结，鄂尔泰、田文镜、李卫亦尚有三家鼎峙之说。自朕临御以来，大学士傅恒为朕倚任多年，恪恭奉职。讷亲亦为朕所向用，因贻误军机即行正法，而平日居官并无贪黩之事也。且近日总督中，如福康安为朕信任之人，毕沅与前任总督书麟、李世杰辈均系素能办事者，有敢于公然角立门户营私舞弊者乎？其有贪婪不法如王？望、陈辉祖、国泰、郝硕诸人，一经败露，无不立？典刑，天下各督抚当此吏治肃清之际，即有不肖之心，亦必默化潜移，岂敢以身试法！夫各督抚……倘谓藉端赔项派累属员，则断断不敢为此。……
总之，尹壮图谬妄无知，以蹙额兴叹之言诬及朕躬，诬及百姓，……尹壮图不但无君，而且无亲，人伦尽丧，岂可忝居朝列，玷辱缙绅。尹壮图著革职，交与庆成押带来京，交刑部治罪。”
过了二十四天，五十六年二月初四日，乾隆帝下谕，对尹壮图的上奏作了处理。他说：前因尹壮图奏督抚借词赔项，勒派属员，“仓库遂致亏缺，商民蹙额兴叹”，遂几次降旨询问，令其据实指出，并派侍郎庆成带同前赴直隶、山西、山东、江苏等省盘查， “尹壮图目击各省库项丰盈，仓储充足，并无丝毫短缺，而往来数千里内，复见商贾士民安居乐业，共享升平，实无地方官滋扰之事，伊又全改前言，自认为愚谬妄谈”。大学士九卿照挟诈欺公妄生异议律，拟将尹立即斩决。尹壮图摭拾虚词，妄行渎奏，原难从宽，其造作无稽，污蔑良民，其咎更无可逭，然朕“不妨以谤为规”，著加恩免治其罪，以内阁侍读用，仍带革职留任，八年无过，方准开复。
乾隆帝对尹壮图之据实直谏，如此加以无理指责，并几乎将其处死，实为大谬，纯系以势压人横不讲理。这将阻塞言路，危害吏治。更加严重的是这些谕旨充分反映出，自诩明君的乾隆皇帝已无先年励精图治、知错改错、转失败为胜利、化挫折为成功的英君气魄，而变成为盲目自大、耳塞目花、文过饰非的昏庸之帝。简要说来，他在五个方面的判断，与实际情况不符，甚至是完全颠倒的。其一，他自称“无事无时不以爱民为念”，而此时之政却不是爱民而是害民。其二，他认为各省仓库“均属充盈”，其实却是亏缺甚多。其三，他自诩已达“盛世”，“海宇清宁，地方无事”，实则却是“民不聊生”，“大乱”即起。其四，他将贪污盛行“政以贿成”的污浊局面，美化为“吏治肃清之际”。其五，他夸称大权独揽并无大臣揽权营私，不料此际却是和专权，乱政误国。一句话，他陶醉在英明天子太平盛世的美梦之中，却不知好景已将消逝，全盛之势业已渐失，盛世将要一去而不复返了。
乾隆帝的这种错误判断和盲目自满讳过喜功的思想境界，使奸佞小人得以投其所好，乘虚而入。早在三十年前他之此弊尚不太严重之时，大学士、陕甘总督黄廷桂便深知皇上的脾气，“尝言：事英主有法。若先有市惠、好名、党援诸病，为上所知，便一事不可行。”正是由于乾隆帝的上述致命弱点，才为和专权敞开了大门，才使他所亲自倾注了大量心血而促进形成的“盛世”，逐渐转向衰落。
第二节奸相和专权乱政。
一、蒙君特宠位极人臣。
和，字致斋，钮祜禄氏，满洲正红旗人。和少年时处境不好，史称其“少贫无籍，为文生员”。他之所以能青云直上，身为一品，官居大学士，完全是由于乾隆帝对他的破格提拔与特别宠爱。
乾隆三十四年，和开始摆脱了困境，因为他承袭了高祖尼雅哈纳的三等轻车都尉世职。这个世职给和带来了相当可观的收入。三等轻车都尉岁俸为银一百六十两、米八十石。银一两大致可以买米一石。这笔收入不小，当时，官居正二品的总督、侍郎和从二品的巡抚、布政使岁禄才银一百五十五两、米七十七石，还低于三等轻车都尉所领之数。和有了这笔可观的固定收入，就可以安享中等以上的生活水平。这一世职在政治上给和带来更大的好处，为他提供了一条接近万岁爷的便捷之径。既然他的高祖尼雅哈纳是开国功臣，那么，其后人就有可能随侍帝君了，因此和袭三等轻车都尉不久，便于乾隆三十七年授三等侍卫，旋补黏杆处侍卫。
乾隆四十年，是和一生的转折点。在这一年里，和第一次与皇上相见，回答君主的询问，甚中上意，从此便飞黄腾达。据陈焯之《归云室见闻杂记》卷中载称：“和起自寒微。……扈从上临幸山东。上喜御小辇，辇驾骡，行十里一更换，其快如飞。一日，和侍辇旁行，上顾问是何出身，对曰生员。问汝下场乎？对曰庚寅(乾隆三十五年)曾赴举。问何题？对孟公绰一节。上曰：能背汝文乎？随行随背，矫捷异常。上曰：汝文亦可中得也。其知遇实由于此。比驾旋时，迁其官，未几躐居卿贰，派以军机，凡朝廷大政俱得与闻，朝夕论思，悉当上意。”
和蒙帝赏识，青云直上，乾隆四十年闰十月迁乾清门侍卫，十一月擢御前侍卫，授正蓝旗满洲副都统。四十一年正月和授户部右侍郎，三月为军机大臣，四月授内务府总管大臣，十一月充国史馆副总裁，赏戴一品朝冠，十二月总管内务府三旗官兵事务，赐紫禁城骑马，四十三年又兼步军统领，监督崇文门税务。乾隆四十五年是和春风得意之年。这一年，他口衔帝命赴云南查办总督李侍尧贪污案，晋户部尚书兼议政大臣，兼御前大臣，补镶蓝旗满洲都统，授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充四库馆正总裁，兼办理藩院尚书事务。这一年五月二十日，乾隆帝又特下谕旨：“尚书和之子赐名丰绅殷德，指为十公主之额驸，赏戴红绒结顶、双眼孔雀翎，穿金线花褂，待年及岁时，再派结发大臣，举行指婚礼。”四十六年和奉帝旨，带钦差大臣关防前往兰州，平苏四十三起义，旋被召回京师，兼署兵部尚书，管理户部三库事务。四十七年和加太子太保，充经筵讲官，第二年赏戴双眼花翎，充国史馆正总裁和文渊阁提举阁事，四十九年调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管理户部，五十一年晋文华殿大学士，仍兼吏部、户部事，五十三年以承书谕旨有助于平台湾林爽文起义，封三等忠襄伯，赏紫缰，五十五年又赏给黄带，此后不断增兼新职，嘉庆三年(1798年)以“襄赞机宜”，于擒白莲教首领王三槐时晋一等忠襄公。
和之子丰绅殷德于乾隆五十四年娶帝最钟爱之皇十女固伦和孝公主，封固伦额驸，授御前大臣，不久擢护军统领兼内务府总管大臣，总理行营事务。和之弟和琳原系一小小笔帖式，仗兄之势，不断升迁，任至尚书、总督、都统，督办贵州征苗军务，卒于军，晋赠一等公，以其子丰绅伊绵袭爵。
和由一个少年家贫应试不中的文生员，经乾隆帝一手提拔，飞跃高升，成为一等公、首辅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身兼多种要职，荣为万岁爷的亲家翁，满门显贵，位极人臣，真算是荣华富贵无以复加了。
和之所以受到皇上如此特殊宠信和委以大权，成为主持朝政的宰相，并非因其才华横溢，学富五车，文武双全，而完完全全是由于天子的错爱。论才学，和仅系一名落孙山的小小文生员；言治政，他不止一次因“扶同瞻徇”、“拟罪轻纵”、“回护”劣员而遭帝训诫降级留任；谈武略，他之水平更为低下。乾隆四十六年夏，甘肃苏四十三起义，帝命和、阿桂前往统军征剿，大学士阿桂时在河南督办河工，未即赴甘，和先往。和“自负其才”，欲于阿桂到来之前扑灭起义，分兵四路进攻，失利，总兵图钦保阵亡。和既匿败不奏，又归过于下。原礼亲王昭琏就此评述和之无能及阿桂的才智说：“和因自负其才，欲于公(阿桂)至前先时驱灭，乃克期进师，卒为所败。又所调至将帅，俱不为所用，和每发一议，众辄沮之，亦不能难也。及公(阿桂)至，和出迎，公问其失机状，和赧然曰：将帅皆傲慢，不为吾用，公请试之。公曰：然则斩耳。和复问进兵状，公笑不答，令诸将帅于次日晨集辕前。公每呼一将入，辄命和坐其侧，公有所调拨，及命屯戍处，其人辄应如响。如是者数，和坐上甚恚愤。公部署毕，问和曰：诸将初不见其慢，尚方剑不知诛谁之头也。和战栗无人色。公乃命和即日衔命归。”乾隆帝并不知悉这些情形，但他从和劾奏击敌有功之将领海兰察，已看出其颠倒是非等过失，数发谕旨加以训斥，又下部议，将其降三级留任。
和既无文治，也无武功，资历又浅，还非正科出身，威望自然不高，且其在大学士和军机大臣中，相当长时间都仅只名列第三位第四位，同僚阿桂、嵇璜、王杰、福康安等，皆系多年军国重臣。阿桂是相门之子大帅之材，军功卓著，特封一等诚谋英勇公，从乾隆四十二年起任大学士，在四十六年至嘉庆二年去世之前连任十六年首辅和领班军机大臣。嵇璜亦系宰相之子，治河有功，从四十五年起任大学士直至五十九年去世。王杰是乾隆二十六年状元，蒙帝赏识，信任不疑。福康安是皇上的亲内侄，军功累累。论资历、门第威望、才干和人品，哪一位都比和强。可是，从乾隆四十六年以后，特别是五十一年以后，在受帝宠任和委以大权上，这四位大学士没有一位能比得上和。出现这种特殊局面，并非由于其他什么因素，而完完全全是因为乾隆帝中了圈套，错爱了和。
和虽不谙治国统军，无甚功业，但却擅长于揣摩帝意，迎合君旨，玩弄权术，故能博取万岁欢心，蒙受特宠。这在乾隆四十六年增补兵额问题上，表现得非常清楚。康熙中，各省提督、总兵等将官即有空名坐粮，雍正八年以文官有养廉银，遂正式规定武官养廉名粮数额，提督亲丁名粮八十分，总兵六十分，副将三十分，参将二十分，均马步各半。游击十五分，都司十分，守备八分，把总四分，均马一步四。此各级武官应得的虚粮。乾隆四十六年，乾隆帝欲将此虚粮及红白赏恤银两俱由部拨，各省提督、总兵以下武官之“公费名粮”，“亦改照文员之例，议给养廉，所扣兵饷，即可挑补实额”，计京营及陕甘添补满汉兵约二万名，各省添补绿营兵粮实额数万名，加以改给养廉银及兵丁红白赏恤等项，每年需银三百万两。帝询问阿桂有何意见。尚在河南督办河工的大学士阿桂复奏：“国家经费，骤加不觉其多，岁支则难为继。此项经费岁增三百万，统计二十余年即须用七千万两”，请不添补腹地省份之兵。乾隆帝不听其言，于四十六年九月二十八日下谕，坚持增兵说：国家“财赋充足”，普免天下钱粮三次漕粮二次及地方赈济与新疆、金川军需，“所费何啻万万”，而赋税并未增加，“现在户部库银尚存七千余万两”，支付这新增之三百万两岁费，绰绰有余。“朕意究以多添兵力，不惜经费为是”。著大学士、九卿、科道详悉议奏。
和深知帝必行此法，故极力赞成。大学士、九卿、科道于十月复奏：“现在统计部库每年出入大数，约余银九百万两有零，户部经理一切裕如，所有各省挑补名粮，议给养廉，请遵照前旨，不论腹地边陲，一律办理。”乾隆帝于十月二十一日降旨批准此议。随即添补满汉兵士六万五千一百四十三名，每岁增支军费银三百万两。
这就是为什么和能独受帝之特殊宠信的根本原因，他迎合了乾隆帝志得意满、好大喜功，爱听谀言的心理，成为帝之十足的心腹和代理人。
二、势倾朝野“揽权纳贿”“蠹国病民”。
(一)曹御史巧劾相奴庇和帝责谏臣。
和之受帝特宠，势倾朝野，从御史弹劾其家奴遭受惩斥一事，反映得十分清楚。乾隆五十一年六月初，陕西道监察御史曹锡宝上疏，弹劾和的家人刘全衣服、车马、居室逾制说：和家人刘秃子本系车夫，管理家务，“服用奢侈，器具完美，苟非侵冒主财，克扣欺隐，或借主人名目，招摇撞骗，焉能如此”。
曹锡宝之劾刘全及其随后的处理情形，充分显示了和的权势之大和皇上对其多方的庇护。单就这一奏疏的起章而言，曹锡宝是冒死直言，为友所卖。曹锡宝并非一般初涉宦海的书生，而是曾经多年担任军机章京、刑部主事、郎中，资深练达的京官，懂得此举的利害，故不仅反复考虑，而且和同乡好友侍郎吴省钦密商，最后才递上奏疏，不料吴某却潜遣专人飞速驰告随帝巡幸热河的和。如果和权小势弱，这位侍郎怎会卖友求荣？
再就其疏的含意而论，实系弹劾和。曹锡宝在奏疏中，表面上是参劾刘全，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矛头指向和。这不仅因为家奴犯法主人有失察之责，而且刘全系一区区微贱奴仆，怎能胡作非为，还不是仗恃主子之势，甚至是受家主指示而为的，家主从中牟取实利。看来，曹锡宝很可能是受了两个多月前审理闽浙总督富勒浑贪婪案的启示。富勒浑之被揭发出来，是由于被人劾其家奴殷士俊等“有招摇婪索之事”，并随即查出殷土俊原籍家中有银二万余两、房屋三所、田六百余亩，从而将富勒浑革职论斩。现在曹锡宝也可能是仿此行事，先劾倒刘全，进而追究和。曹锡宝这样迂回上疏，不敢直指和，也可由此看出和之使人畏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