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天子痴情君顺治帝

第3章 傀儡幼帝朝不保夕(3)

　　这并不是笔者的随意编造，历史事实对此作出了无情的结论。郑睿二王立誓秉公辅政听从众议之后不到四个月，崇德八年十二月十五日，郑睿二王已由辅政王变成了“摄政王”，并传集八旗王公大臣，先对各大臣宣告说：“前者众议公誓，凡国家大事，必众议佥同，然后结案。今思盈廷聚讼，纷纭不决，反误国家政务。我二人当皇上幼冲时，身任国政，所行善，惟我二人受其名，不善，亦惟我二人受其罪。”我二人“既已摄政，不便兼理部务。我等罢部事，而诸王仍留，亦属不便，今概行停止，止令贝子、公等代理部务，尔大臣以为何如？”这段话的最后一句，形式上虽是用的询问方式、征求意见的方式，但倾向性很明确，结论早就提出来了，要取消两位辅政王“听从众议”的誓言，军国大政不由八旗王贝勒贝子公集议，而由郑睿二王独断，并且还要改变已实行十余年太宗手定诸王分管部院的祖制，各部大臣直接听命于摄政王。照此做去，大清国就是郑、睿二摄政王的天下，各王的权力受到很大的限制和削弱。这样违背誓言变更祖制的做法，本来应当受到八旗王公大臣的反对，但不知是什么原因，各大臣却完全接受了，恭敬地回答说：“王所虑诚是。”于是，郑、睿二王又将此意谕告肃王豪格、豫王多铎及其他贝勒，王贝勒虽然很不满意，但又不敢公开反对，只好答称：“伏思皇上冲年，初登帝位，我等正当各勤部务，宣力国家，以尽臣职。今王等之言若此，谅出万全，岂不筹维至当而为此言乎！众皆定议以为然，我等无不遵者。”不满、勉强之意溢于言词。然而多尔衮不管这些，只要你们同意，达到了目的就行了。于是就此定议，并进一步取消了贝子、公对部务的管理。②《清世祖实录》第2卷第17、18页；第19页。

　　过了两天，十二月十七日，郑、睿二摄政王又谕都察院各官：尔等俱系朝廷风纪之官。向来诸王、贝勒、贝子、公等办理国政及朝谒勤惰，原属吏部稽核，今官员听吏部，“王贝勒等应听尔衙门稽查，有事应纠参者，须据实奏闻，方为称职”，不得瞻徇隐匿。②两位摄政王与诸王贝勒之间又拉开了一段距离，摄政王地位又高了一些，权力又大了一些。

　　过了三十几天，顺治元年(1644)正月二十日，摄政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传集内三院(即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六部、都察院、理藩院堂官，谕告他们说：“今后，凡各衙门办理事务，或有应白于我二王者，或有记档者，皆先启知睿亲王，档子书名，亦宜先书睿亲王名，其坐立班次及行礼仪注，俱照前例行。”《清世祖实录》第3卷第4页。这样，离太宗去世不到半年，多尔衮已成为大清国主持国务之首席摄政王了，与当初诸王贝勒公议以郑睿二王“辅政”，差距何其悬殊。但事情并未了结，多尔衮还在采取各种措施，加速向独掌大权迈进。

　　顺治元年四月初一，因固山额真何洛会等讦告肃亲王豪格于摄政二王，八旗王、贝勒、贝子、公及内大臣会审此案。何洛会等所告之事有七：其一，豪格对何洛会、议政大臣杨善、甲喇章京伊成格、罗硕说：固山额真谭泰、护军统领图赖、启心郎索尼“向皆附我，今伊等乃率二旗附和硕睿亲王”，睿王乃多病之人，“岂能终摄政之事”。杨善对称：“此皆图赖诡计也，若得亲视其寸磔，死亦无恨。”豪格说：“尔等受我之恩，当为我效力，可善伺其动静。”杨善、伊成格表示，要杀死图赖，使王晏然无事。其二，豪格说：睿王将五牛录人给予硕塞阿哥，其意何在？其三，豪格以被派即将征明，对何洛会、杨善及固山额真俄莫克图说：我未曾出痘，“此番出征，令我同往，岂非特欲置我于死乎！”其四，豪格说：睿王“非有福之人，乃有疾人也，其寿几何，而能终其事乎？”其五，豪格说：豫王多铎曾向我讲：郑王“初议立尔为君，因王性柔，力不能胜众，议遂寝。其时我亦曾劝令勿立，由今思之，殆失计矣，今愿出力效死于前”。其六，豪格说：“塔瞻公，乃我母姨之子，图尔格素与我善，此辈岂忘我乎？”其七，豪格召硕兑说：尔与固山额真谭泰是郎舅，“尔可说令(彼)附我”。我前曾给侍卫穆成格(扬古利之亲侄、谭泰之堂侄)妻，乃我对其厚爱。诸王、贝勒、贝子、公、内大臣等“会鞫俱实，遂幽和硕肃亲王。既而以其罪过多端，岂能悉数，姑置不究，遂释之，夺所属七牛录人员，罚银五千两，废为庶人”。固山额真俄莫克图、护军统领内大臣杨善(费英东之侄)及其子内国史院学士甲喇章京罗硕和甲喇章京伊成格，“坐附王为乱，不行出首”，处死。籍没杨善、罗硕家产，赏与“为国效力”的图赖，籍没俄莫克图、伊成格家产给予何洛会，“以谭泰、图赖、索尼为国尽忠，致为恶党所仇怨”，予以嘉奖，并各赏一副金副玲珑鞍辔、马一匹及银二百两。

　　这件大案表明了五个问题。第一，肃亲王豪格怨气冲天，对睿王极为不满，一而再再而三地诅咒睿王多病，非有福之人，而系有病之人，不久即将夭折短命。第二，肃王心犹未死，对失去帝位悔恨不已，多次与亲信近臣密议，欲图结交大臣。第三，豪格用人无方，识人不明，索尼、图赖对先帝太宗和幼君福临忠贞不贰，图尔格、塔瞻亦能固守盟誓效忠新君，豪格却辱骂他们背叛故主，投靠睿王，而对何洛会这样的变色虫则信赖无疑，多次对其泄露内心愿望，人妖颠倒，忠奸不分，岂能不败。第四，轻过重惩，睿王权势激增。何洛会等人的讦告，最多只能说明肃王有怨言，不满睿王，谈不上密谋为乱，而八旗王、贝勒、贝子、公及内大臣却给其加上“乱政”“悖乱”“为乱”“罪过多端”的大罪，将其幽禁，后虽释放，又夺其牛录，废为庶人，实为过甚。这既表明睿王想借此机会除掉最有威胁的政敌，也反映出此时多尔衮势力已大大超过八个月前议立新君之时，能够迫使其他王、贝勒、贝子、公附和己意，其结果必然会进一步扩大自己的权势。第五，睿王善于乘虚而入，争取臣将，区别对待。他重赏背叛故主的何洛会，后又多方关照重用，擢内大臣、盛京总管，授定西大将军，封三等子，使其成为自己的亲信。对曾参与六大臣盟誓的图赖、索尼、谭泰，嘉其“为国尽忠”、“为国效力”，赏赐鞍马，后还将因罪革职入狱的谭泰释放复官，且晋授征南大将军，封一等子，使其完全背叛了幼君，成为己之亲信大臣。五点集中为一，睿王多尔衮现在已成了实际主持朝政的第一摄政王。

　　此后，多尔衮利用统军入关，定鼎中原的特大功勋，并多次压抑惩处忠于少帝的两黄旗大臣，革图赖之子辉寒所袭亡父的一等公爵，革三等公图尔格之子科布梭所袭父之爵职，削索尼官职，籍没其家，将其充发盛京，降护军统领巴图鲁鳌拜之一等子世职为一等男，论死赎身。他一再超擢己之亲信，曾系拥立肃王之六大臣成员锡翰、巩阿岱及其兄拜尹图，因背叛故君谄媚睿王，分别从闲散宗室晋封至多罗贝勒和固山贝子。正黄旗一等侍卫冷僧机背主媚己，授内大臣，从三等男晋至一等伯。对本旗正白旗之大臣罗什、博尔辉、锡图库等亲近大臣，亦宠信擢赏，委以要任。他还将迎合自己的宗室贝子尼堪、博洛晋封至亲王，并委任二人及礼烈亲王代善之子和硕亲王满达海为理政三王。他对亲弟豫亲王多铎十分赞赏，封其为“辅政叔德豫亲王”，并收其子多尔博为己之嗣子。对政敌肃亲王豪格，则罗织罪名，将其削爵籍没幽禁至死。对支持肃王豪格的摄政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亦多方排斥，罢其摄政辅政，给其定上悖乱之罪名，一度降为郡王。这样一来，仅仅经过五年多的时间，多尔衮已完全达到排除异己，委任亲信，全面掌握军政大权的目的，并一再增上尊号，顺治元年晋“叔父摄政王”，二年晋“皇叔父摄政王”，顺治五年再尊为“皇父摄政王”，成为大清国真正的最高统治者、真正的皇帝。

　　二、兄王冤死亲嫂被叔霸占。

　　六龄幼君福临的安危，在顺治初年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两黄旗大臣的效忠，二是叔王摄政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的支持，三是兄王豪格的威权。其中，豪格权势的消长，对政局和少年天子的影响，更为重要。因此，多尔衮对豪格也就特别防范和压抑。

　　就在顺治元年(1644)四月出兵攻明之前夕，豪格被多尔衮罗织罪名，削爵，籍没七牛录，废为庶人。然而多尔衮此时还不能任意诛戮，还不好命令豪格留居盛京闭门思过，豪格得以随军从征，为入主中原立下了军功。

　　顺治元年十月，幼主福临从盛京迁居北京，再次举行登极大典，封赏功臣，大赦天下。登极恩诏的第一条第二条就是对“佐命开国，济世安民”立有大勋的亲王，要加以殊礼，对亲王、郡王之子孙弟侄要赐予封爵。据此，晋英郡王阿济格、豫郡王多铎为和硕亲王，晋贝勒罗洛浑为郡王，封太宗之第五子硕塞为郡王。在这样形势下，多尔衮也不得不对豪格有所表示，遂下帝谕，复封豪格为肃亲王。顺治元年十月十八日，册封豪格之册文说：

　　“我太祖武皇帝肇基立业，垂裕后昆，太宗文皇帝缵承洪绪，奄有蒙古诸国，平定朝鲜，拓土开疆，弥敦典礼。及朕绍服，尔和硕肃亲王前以引罪削封，后随叔父摄政王入山海关，破流贼二十万，遂定中原，厥功懋焉。朕诞登大位，特加昭雪，授以册宝，复封为和硕肃亲王，永存带砺，与国咸休。”《清世祖实录》第10卷第4、5页。

　　豪格虽然复爵，但他心里自然十分清楚，前途仍是凶多吉少，因而做事小心翼翼，尽力效劳。顺治三年，他被多尔衮派去四川攻打大西农民军时，率军猛烈冲杀，利用农民军叛徒刘进忠的归顺和引导，疾驰数百里，乘大西军不备，突袭西充，击败大西军，射死张献忠，连陷州县，夺据了四川。然而，功勋再大，也改变不了摄政王的看法，且为陷害肃王提供了个借口。顺治五年正月，豪格从四川返京，三月初六就被下狱惩治。

　　罪状只有两条，一是三等梅勒章京希尔艮与护军统领阿尔津、苏拜争功，豪格未予审理；二是豪格欲将机赛升补护军统领。于是八旗王、贝勒、贝子、大臣会议审理后奏称：豪格隐蔽希尔艮冒功事，“旧念未除”，“因杨善为伊而死，欲升其弟，乱念不忘”，虽皇上三降谕旨斥其不应升补机赛，“犹不引咎”。因此，“诸王贝勒人人愤怒”，豪格“如此怙恶不悛，仇抗不已，不可复留”，应处死。多尔衮谕令免死幽禁，“夺其所属人员”。《清世祖实录》第37卷第14、15页。

　　这两条罪状都不能成立。希尔艮并非胆怯无能之辈。他系正黄旗人，行伍出身，入关前即屡立军功，任至护军参领，授一等甲喇章京世职，顺治二年随英亲王阿济格进攻大顺农民军，又立大功，晋世职为三等梅勒章京，他怎会无缘无故去争功？何况被争之人乃阿尔津、苏拜，苏拜乃多尔衮的亲信大臣，希尔艮如无真凭实据，敢去争吗？退一步讲，就算希尔艮争功，豪格一时未审理，也不过是“失察”，哪能定上“旧念不忘”，即欲谋为君之不赦大罪！至于机赛之升补护军统领，也是理所当然之事。不管是太祖时或太宗时，还是多尔衮执政之日，罪人之亲属官居原职或因功升迁者，大有人在。太祖杀其亲弟舒尔哈齐贝勒而以其子阿敏继主其旗，荣为四大贝勒之一。太祖诛长子褚英贝勒，而以褚英之长子杜度为贝勒，统辖一旗。太祖杀扎尔固齐噶盖后，授其子武善为牛录额真，后成为镶红旗佐理大臣，其弟布善在太宗时任署护军统领和议政大臣。太宗诛阿达海，而对其亲兄阿山仍宠用如故，初任其为佐理大臣，后晋固山额真，封至三等公，还以皇六女固伦公主下嫁其子夸扎。机赛仅系杨善之弟，为什么就不能升官授职？显然，这两条罪状是太缺乏根据了。豪格获罪的根本原因在于崇德八年八月欲图与多尔衮争夺君位，这是在四天前三月初二给郑亲王济尔哈朗定罪时列举出来的。

　　荣为和硕亲王及帝之皇兄的豪格，就凭这莫须有的两件小事，被削爵籍没幽禁，可见摄政王多尔衮之专横势大及八旗王公大臣之软弱，一切听从摄政王的支配。

　　豪格遭此不白之冤，怒气冲天，看守人役又对他百般凌辱，甚至很可能是谋害，豪格很快就含恨而死，享年不过四十岁。豪格之嫡福晋博尔济锦氏系多尔衮元妃之妹，也难逃灾难。顺治六年十二月多尔衮之元妃去世，第二月即顺治七年正月，博尔济锦氏被多尔衮逼纳为妃。

　　兄王之冤死及亲嫂被多尔衮霸占，必然会使少年天子福临震惊不已，曾经立下赫赫战功的开国亲王，就这样一瞬间被废为庶人，下狱致死，他这位十一岁的小皇帝能平安无祸吗？何况就在兄王冤死的这一年，又发生了所谓“太后下嫁”和多尔衮称“皇父”这两件大事！

　　三、“太后下嫁”额娘向谁诉苦。

　　清朝初年，蒙古有一个“一门四皇后”的极其显赫和古今中外少有的大贵族家庭。这四皇后之一，就是少年天子福临的母亲孝庄文皇后博尔济锦氏。孝庄文皇后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二月初八。其亲姑于明万历四十二年嫁与太祖之子皇太极贝勒，后尊称孝端文皇后，顺治六年去世。孝庄后之亲姐于天聪八年入宫，崇德元年封关雎宫宸妃，特受太宗宠爱，崇德六年卒，追封敏惠恭和元妃。孝庄后比姐入宫更早，十三岁时于天命十年二月初二由其兄乌克善台吉陪伴送来，崇德元年封永福宫庄妃。其祖父科尔沁蒙古贝勒莽古思被追封为和硕福亲王，其父塞桑贝勒追封和硕忠亲王。孝庄的两个侄女皆嫁与世祖，一为皇后，因故被废，降封静妃，一为淑惠妃。孝庄的侄孙女亦嫁与世祖，后封孝惠章皇后。

　　孝庄文皇后才高貌美，聪睿机警，深受夫君宠爱。由于崇德八年八月多尔衮议立福临为君，而没有立豪格，也没有立地位高于庄妃的麟趾宫贵妃之子博穆博果尔，因此引起了不少传闻。一些野史载述了所谓的“太后下嫁”，声称孝庄后曾下嫁与多尔衮，举行了下嫁大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