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天子痴情君顺治帝

第5章 乾纲独断欲创伟业(1)

　　第一节效法父祖知难而进。

　　一、内忧外患御座飘摇动荡。

　　正当少年天子困惑苦恼坐卧不安之际，突然传来了令他万分欢欣的佳音，“皇父摄政王”多尔衮于顺治七年(1650)十二月初九病卒于边外喀喇城(今河北省承德市郊)。他虽然不得不装出十分悲痛的表情，但必然是暗中无比高兴。可是，只要他稍一平静下来，便自会为严峻的内外形势而忧心忡忡。

　　摄政王虽已去世，但福临的宝座仍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还存在不少严重威胁皇上的危险因素。其一，多尔衮虽死，但经其多年苦心经营，睿王府仍有十分强大的势力。多尔衮在世时收亲弟豫亲王多铎之第五子多尔博为嗣子，顺治八年正月袭封和硕睿亲王，俸禄及诸用物比一般和硕亲王多三倍，护卫八十员。多尔衮又收亲兄英亲王阿济格之第五子劳亲为养子，初封亲王，顺治七年八月改为多罗郡王。多尔衮原主正白旗，顺治六年多铎死后其子年幼，其镶白旗亦归多尔衮暂领，原太宗所领之正蓝旗亦被多尔衮接管，一人亲领三旗。现在，多尔博辖有正白、正蓝二旗，多铎之子多尼辖镶白旗。多尔衮之两白旗亲信近臣罗什、博尔辉、额克亲、吴拜、苏拜、何洛会等人，长期秉王意旨处理朝政升降官员。额克亲是宗室，晋封至镇国公，参与议政。吴拜、苏拜系开国功臣猛将武理堪之子，二人十五六岁即披甲从征，骁勇善战，军功累累，分授内大臣、护军统领，分封三等伯、二等子。固山额真何洛会两任大将军，封三等子。两黄旗主要大臣中，太祖之弟笃义刚果贝勒巴雅喇之孙拜音图、锡翰、巩阿岱三弟兄，以叛主媚事睿王，分别由闲散宗室晋至贝勒、贝子。冷僧机任至内大臣，封一等伯。狱中之囚谭泰复为固山额真，拜征南大将军，封一等子，现任吏部尚书，权势赫赫。睿王之党羽人多势大。

　　多尔衮之亲兄英亲王阿济格，虽非旗主，但亲辖十三牛录，又取亡弟豫亲王多铎七牛录，领有精兵数千，且长年征战，屡率大军，开国有功。他一向勇猛鲁莽，野心勃勃，力图执掌军政大权，睿王一死，必怀代弟专权之心。正白、镶白、正蓝三旗是威胁福临的心腹大患。

　　其二，王权强大，君权难伸。旗主制的存在，诸王统军议政，几十年来尤其是入关以来的南征北战，使宗室王、贝勒、贝子、公掠夺了大量人口马匹银帛，计丁授田，占有辽阔庄地，因而兵丁众多，仆婢如云，战马上千，兵力、人力、财力皆很雄厚，王权具有强大的坚实基础，这就必然严重威胁君权之尊严和巩固。十五年前太宗皇太极给正蓝旗旗主三大贝勒莽古尔泰及其弟和硕贝勒德格类追定谋逆大罪议处其旗时，八旗贝勒拟议将“莽古尔泰等之人口财产俱入官”，即按“八分”制旧规，所有财产、俘获物，均归八旗旗主均分，而非全由金国汗独得。太宗不赞同此议，宣称其“人口家产自应归朕”，命文馆满汉儒臣集议。诸儒臣当然领会汗之意图，遂引中原王朝儒家之道为依据，奏称莽古尔泰、德格类“之属人户口”即正蓝旗，应归汗所有，因为，“古人云：都城过百雉，国之患也。都邑者，贝勒也，邦国者，朝廷也，国寡都众，患之阶也”。于是就将正蓝旗并为太宗所有。《清太宗实录》第26卷第7、8、9、10页。此时二红、二白、二蓝六旗只有满洲牛录一百八九十个而已，到了现在，二红、二白、镶蓝五旗，除满洲旗外，又有蒙古五旗、汉军五旗(二黄、正蓝也有蒙古三旗、汉军三旗)，人员倍增于前。兼之，入关以后新建的各省绿营兵数十万人中，不少提督、总兵官、副将是下五旗的将领，各省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等方面大员，中央部院尚书、侍郎，也有不少下五旗之旗员，他们仍是本旗旗主的属人。这更增强了下五旗旗主的势力，从而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为裁抑王权提高帝威设置了不少障碍。不削弱王权，不加强君威，那么，就还会有第二个第三个多尔衮出现，大清国皇帝就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至尊无上之天子，御座就难稳如泰山，就会动荡飘摇。

　　其三，支柱分崩离析，两黄旗已非帝所有。就形式而论，正黄、镶黄、正蓝三旗之旗主仍是皇上，多尔衮虽已将正蓝旗置于己之控制下，但仍声称系暂时借调，待皇上亲政后归还，当然这只是说说而已，实则是并吞而非借用。而且，两黄旗主要大臣已各奔前程。七年以前议立肃王豪格为君的八大臣中，图赖、图尔格、塔瞻三人已死，索尼革职籍没充发盛京，锡翰、巩阿岱、谭泰已背叛先帝幼君，投靠睿王多尔衮，只剩下鳌拜一人，虽仍未背誓，忠于幼帝，仍任镶黄旗护军统领，但时遭摄政王斥责，势力甚弱。此时正黄、镶黄二旗固山额真、护军统领、内大臣、一等侍卫、梅勒额真等二三十人中，不少已成为睿王之臣，一些人心有疑虑，敢直接显露出对帝忠贞不贰者甚少，能否将其中大多数人重新争取过来为帝效劳尽忠，这是直接关系到福临帝位安危的一个重要因素，前途尚难预定。

　　这还是只从朝廷内部从八旗之间关系来看，若从八旗以外，从全国形势看，爱新觉罗王朝，以满洲贵族为核心的清王朝，同样是乌云密布，飘摇动荡。

　　由于摄政王多尔衮推行以圈地、投充、逃人、发、易服五大弊政为标志的民族歧视民族压迫政策，全国爆发了大规模的抗清斗争，以大西、大顺农民军余部为主的抗清武装，风起云涌，遍及广东、广西、湖南、湖北、四川、云南、江西、贵州、浙江、福建等省大部分地区，清军的征剿及血腥杀害，更激起以汉民为主体的各民族人民的反抗，七年来清廷虽先后派遣十几员大将军分赴各地剿杀，但战争一直未停止。此时云、贵、川、闽、湘、粤、桂等省仍基本上为反清武装占据，且不久大西军统帅李定国“两蹶名王”，南明延平郡王郑成功围攻江宁，朝野大震，这直接威胁到清王朝的统治。

　　另一大的难题是，明末清初二三十年连绵不断的战争，赋重役繁，以及贪官污吏的敲骨吸髓，严重地破坏了生产，田园荒芜，人丁稀少，百业凋敝，城镇残破，物价腾涌。直到顺治八年，官方册籍所载全国耕地才二百九十余万顷，比起七十三年前明万历六年(1578)的耕地面积，减少了四百多万顷。不恢复社会生产，不减轻人民的负担，不使人民逐步摆脱水深火热饥寒交迫的苦难，人民不能安居乐业，清王朝就不能安宁，载舟之水，便将覆舟，“寇盗”便会因穷因乱而不断出现和大规模地发展。

　　与此相连的第三个大难题是，军费开支浩大，入不敷出，部臣束手无策。清军入关，明王朝覆灭，本应是兵饷由多减少的一大转折机会。明末养兵一百余万，每年加征“辽饷”“剿饷”“练饷”两千余万两赋银，仍然入不敷出，经常因长期拖欠饷银而发生兵变。摄政王多尔衮凭借八旗军和平西王吴三桂、定南王孔有德等四王一公的汉兵，共十一二万人，不到两年就分路击败了大顺、大西军和南明福王、鲁王、唐王的二三百万军队，统一了大半个中国，有此以少胜多的无敌劲旅，何愁不能“绥靖疆域”，当然不需再养上百万绿营兵分戍各地，有二三十万人负责日常弹压地方缉捕小股“盗匪”便可以了，军费必比明末大大减少，顺治元年、二年、三年就是这样的。顺治三年定河南、湖广、江西绿营官兵经制。明末曾经百万大军鏖战多年辖领一百一十余府厅州县的河南省，只设兵一万四千余名，其中，总管全省军政的河南巡抚，只有标兵二千名，全省只有三位总兵官，各辖标兵二千名，归德、汝宁、河南、卫辉三府各设参将一员标兵一千名，如斯而已。曾经多年战乱的湖广，虽辖湖南湖北二省一百五十余府厅州县，亦仅设绿营兵三万九千余名，其中，主管两省军政的总督，只有标兵三千名。素为兵家必争的军事要地江西省，也只有绿营兵三万名。《清世祖实录》第27卷第3―6、13―18页。皆比明朝减少了很多。在宁夏，明朝额设官兵三万余人，现定兵额才一万五千名，少了一半多。《清世祖实录》第31卷第22页。可是，由于多尔衮的决策谬误，强制推行“发”“易服”等民族压迫政策，大肆烧杀掳掠，致反清武装遍布全国，连陷州县，清廷急忙调兵遣将，先后派出十几位大将军分剿各地，原有的绿营兵不够用，便大量增加，而辖区却缩小了很多。这样一来，军费激增，收入却减少，直到顺治八年，清政府辖区的二百九十万顷田地，只能征收赋银二千一百万两、米麦豆五百七十余万石，怎够军费的开支，因而财政极其困难。

　　其四，八旗人丁太少，且难增加，严重削弱了清王朝的军事支柱。清帝一向视八旗尤其是满洲八旗为国之根本，多次下谕强调“满洲甲兵，系国家根本”，“平定中原，统一四海，悉赖满洲兵力”，现在要扑灭抗清武装及南明军队，以及巩固清王朝的统治，都要依赖八旗兵丁特别是满洲八旗士卒。然而，面对上百万的抗清士卒，面对一千七百余府厅州县的九州辽阔领地和居住在这个辖区中的一亿左右以汉族为主的各族人民，清帝所赖以存在的八旗人员，特别是满洲八旗，有多少人丁？结论是严峻的。入关前夕，满洲八旗有三百一十个牛录，蒙古八旗一百一十八个牛录，汉军八旗一百六十四个牛录，按当时规定一牛录大致为二百丁来推算，满洲八旗有男丁六万二千丁，蒙古二万三千六百丁，汉军三万二千八百丁，总共约为十一万八千四百丁。这个数字本来就已经太少了，可是经过入关以后的长年征战，满洲人丁不仅没有增加，还在不断减少。顺治五年满洲八旗只有男丁五万五千三百三十丁，且多疲弱伤残，家境艰难，这怎么能肩负起“拱卫宸极”“绥靖疆域”的重大任务！

　　还不要说沙皇俄国正虎视眈眈，不断侵占中国黑龙江流域土地，漠北喀尔喀蒙古、漠西厄鲁特蒙古都与清廷有过纠纷，朝鲜亦是贡而不忠，心怀故明。这些因素，皆足以使清帝御座飘摇动荡，必须认真对待，妥善处理。

　　二、十四亲政胸怀凌云壮志。

　　顺治八年(1651)正月十二日，还差十八天才十三周岁的少年天子福临，按当时习惯算法已是十四岁了。这一天的上午，他正端坐在太和殿宝座上，举行亲政大典，接受王公大臣叩拜。

　　尽管面临重重困难，荆棘遍地，危机四伏，但从其亲政以后所作所为来看，这位少年天子并未为困难吓倒，相反却是胸怀壮志，勇创伟业。他当然会从祖父清太祖努尔哈赤和父皇太宗皇太极的光辉业绩中吸取力量，勉励自己。

　　六十八年前，他的皇玛法还只是一个二十五岁的青年，社会阅历不多，一切都由其爷爷觉昌安、父亲塔克世主持办理。谁料飞来天外横祸，父、祖突然被明兵误杀，明边将又支持仇人尼堪外兰，扬言欲立其为建州女真之主，尼堪威逼努尔哈赤归顺，族人心变，诸申多数离散，一时大厦将倾，爱新觉罗氏惨遭大祸。然而，刚强的努尔哈赤临危不惧，威武不屈，率领朋友、弟弟和未走的诸申，总共只有三四十人，就高举义旗，以遗甲十三副起兵，勇猛冲杀，攻克尼堪所住的图伦城，打响了建立金国――大清国的第一仗。此后，努尔哈赤身经百战，虽遇劲敌，“于千百军中，孤身突入”，“斩将搴旗”，所向披靡，鏖战三十余年，统一女真各部，屡败明军，进据辽沈，从一个女真枝部小小头人，一跃而为辖地数千里臣民数百万的强大的金国英明汗，与昔日之主子大明皇帝分庭抗礼。

　　福临又会情不自禁地想起皇父清太宗皇太极的雄伟身形。二十五年前，皇祖父久胜骄傲，惨败于宁远城下，负伤、生气、患病，很快去世，诸贝勒“任置”皇太极为汗。此时，内有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三大贝勒与汗并尊，不愿甘居汗下，号称大金国汗的皇太极实际上只是两黄旗之主，外则四面皆敌，百万明兵时有东进收复辽沈之势，北邻蒙古，察哈尔林丹汗一心要重振先祖雄风，统一蒙古各部，联明对付金国，南邻之朝鲜国，忠于大明，纵容、支持明将毛文龙多次扰边。金国内部，因太祖晚年歧视杀害汉民，致汉民纷起反抗，大批逃亡起义，田园荒芜、百业凋敝，物价腾贵，“斗米价银八两，人有相食者”。金国汗宝座眼见就摇摇欲坠了。然而皇太极知难而进，革弊兴利，训练士卒，耕垦田地，恢复生产，降服朝鲜和蒙古各部，几次深入明国，直抵京师，屡败明兵，掠获人口上百万及巨量牲畜财帛，又逐步裁抑王权，提高君威，登上宽温仁圣皇帝宝座，奠定了入主中原的军事基础，日与谋士将领商议进关之战。后终于在顺治元年由摄政王多尔衮率军入关，定鼎燕京。

　　今天虽有各种困难和危机，但总算是已经定鼎中原了，只要庙谟正确，定能团结八旗王公大臣，统率百战劲旅，完成统一全国的重大任务，并渡过财政难关，恢复社会经济，做一个既守成又创业的英明君主。这就是十四岁的少年天子的心愿和抱负。

　　第二节追罪睿王除其党羽。

　　一、英王鲁莽拘禁问罪绞死。

　　少年天子要想励精图治，做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首先就要掌握军政大权，做一个名副其实的至尊无上之天子。为此，必须先从睿王府夺回其攫走之权力，削弱白旗诸王势力。这本来很难。多尔衮苦心经营多年，网罗了一批党羽，他和其弟豫亲王多铎虽已去世，但其兄英亲王阿济格仍辖有二十个牛录，且长年征战，开国有功，如若他和多尔衮亲近大臣勾结，以二白一蓝三旗之势，也是不好对付的。

　　然而，天赐良机，阿济格竟与摄政王之亲信闹翻了，为福临夺回大权提供了良好条件。顺治七年十二月初九多尔衮去世，第三日阿济格遣人问正白旗大臣吴拜、苏拜、博尔辉、罗什：“劳亲王系我等阿格，当以何时来？”吴拜等人私议：英王此言，系欲诱令我等归附于他，他若得到我们拥戴，“必思夺政”，遂增兵固守，防其作乱。阿济格又遣人召正蓝旗护军统领阿尔津及僧格，质问为何不让多铎之子多尼来英王府，指责两白旗大臣离间他与劳亲之父子关系。阿尔津向吴拜等人谈了会见之情，诸人商议后认为，英王欲掌握多尼，以得二白旗，然后“强勒诸王从彼”，“诸王既从”，英王“必思夺政”，遂报告与诸王。郑亲王济尔哈朗、巽亲王满达海对吴拜等大臣说：二白旗若属英王，英王必误国乱政，“尔等系定国辅主之大臣，岂可响彼”。今既发觉其别有用心，我等当“固结谨密而行”。英王又曾告诉郑王：多尔衮后悔抚养多铎之子多尔博，故收养劳亲入正白旗。此系暗示多尔衮欲以劳亲代替多尔博为其嗣子，让郑王依从英王。英王又告端重王博洛，要他们理事三王议立一摄政者。于是，吴拜等传集四旗大臣，揭发英王之过，诸王遂派拨兵役，于十二月十六日擒捕英王，押解至京。

　　福临对此行动，异常高兴，当诸王、固山额真、议政大臣议拟幽禁英王夺其牛录籍没家产人口时，他全部依议，从而去掉了一个严重隐患。《清世祖实录》第51卷第11页，第52卷第2―9页。

　　从这件事自然会使他看清楚了四个问题。一是多尔衮虽然经营多年，独揽大权，尊为“皇父”，言出令行，诸王似乎全看他的脸色行事，争相献媚，但他也因此而结怨太多，成了众目睽睽之的，一到时候，被他压抑的镶蓝、二红等旗王公就会猛烈反扑，此次郑王、巽王、端重王等之同意白旗大臣意见，果断监禁英王，即系明证。二是睿王党羽有可能分化瓦解，转向幼君讨好。此次之揭发并监禁英王，主要是多尔衮之心腹正白旗博尔辉等五大臣，便显示出这一兆头。三是八旗王公大臣值此政局即将巨变之时，必会观察风云，另行组合，且多会效力于帝。四是两黄旗固山额真、护军统领、前锋统领、内大臣、一等侍卫、议政大臣中，多数遭受多尔衮压抑，对正白旗大臣博尔辉等睿王党羽之口传王命，专横跋扈，极为不满，定会乘睿王死去之机，东山再起，坚定效忠皇上，发泄对睿王的怨愤，重担辅君治国重任。总之，局势已迅速向着有利于己的方向发展，必须抓紧时机，争取、利用愿意归附于己的王公，依靠两黄旗，分化两白旗，急剧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削弱和最后消灭睿王府势力，真正执掌军政大权，乾纲独断。

　　二、摄政“谋逆”籍没焚尸扬灰。

　　这时，福临肯定会对郑王寄以厚望。郑亲王济尔哈朗虽系太祖之侄，但深受太祖尤其是太宗的宠信和依赖，是太宗让他继承了镶蓝旗旗主之位，封授和硕亲王，实际上名列诸王之首，连礼亲王代善、睿亲王多尔衮亦俱排列其后。太宗去世后，他与多尔衮同为辅政王、摄政王，亦曾一度名列睿王之前。不料，多尔衮权势日大，不仅迫使郑王谦让退缩，甘愿降居睿王之后，而且入主中原以后，多尔衮初于顺治初年将郑王由摄政王降为辅政王，继又于顺治四年取消其辅政王勋衔，改封其亲弟豫亲王多铎为“辅政叔德豫亲王”，并于顺治五年给郑亲王定上欲图拥立肃王为君擅谋大事等大罪，初拟议处死，改为革去亲王爵，降为多罗郡王，罚银五千两，夺三牛录，郑王不久虽复亲王爵，但一直被排挤，无权过问国政。郑王历经太祖、太宗、世祖三朝，身为镶蓝旗主，辖有满洲、蒙古、汉军、包衣四万余丁和一二十万人口，且系清朝开国七大亲王中唯一现存之王，礼亲王代善、睿亲王多尔衮、豫亲王多铎、肃亲王豪格、成亲王岳托等五王已死，英亲王阿济格已被削爵籍没监禁。因此，睿王死后，郑亲王济尔哈朗威望激升，自然而然地成为诸王之首，争取到郑王，就能左右诸王公，而郑王也极愿效忠幼帝，重执朝政，痛惩死敌，削弱白旗势力，双方一拍即合，于是清廷很快发生了几件大事。

　　当顺治七年十二月十七日摄政王多尔衮柩车至京时，福临一方面表示万分悲痛，隆重办理丧事，且下诏追尊多尔衮为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父，庙号成宗，将其夫妇同于太庙，大赦天下，但同时即遣臣将摄政王府所有信符及赏功册，收贮大内，并于十二月二十六日召集议政王议政大臣开会，命谭泰、吴拜、罗什传谕议政王大臣，说：国家政务，悉以奏朕，朕年尚幼，未能周知人之贤否，吏刑户三部尚书及正蓝旗固山额真缺员，可会推贤能之人来奏。诸王、议政大臣遇紧要重大事情，可即奏朕，其余细务，令理政三王理之。谭泰、吴拜、罗什奏称：议推大臣，恐不免稍迟。福临谕：迟而得当，何伤，但速而不得其人，是所忧也。于是议政王、议政大臣集议后上奏：吏刑户三部事务重大，应各设尚书二员，吏部拟任韩岱、谭泰，刑部为济席哈、陈泰，户部系巴哈纳、噶达浑，工部任蓝拜，调亲王多尼于正蓝旗，以韩岱为固山额真，阿尔津为护军统领。福临批准所奏。《清世祖实录》第51卷第11、12页。

　　这是福临第一次亲理朝政，也是这位此时才十三岁的天子第一次显示了他的治国之才。他的口谕表明，他很谦逊，大有礼贤下士虚心纳谏之名君风度，对诸位议政王、议政大臣十分信任和依赖，尊重他们，征求他们的意见，委授治国重任于他们，与十几天以前逝世之独裁皇父多尔衮迥若两人。多尔衮独断专横，视诸王为臣属，视诸大臣为奴，随意斥责怒骂和惩处，诸王、大臣根本没有处理政务之实权，早就引起诸王大臣不满，他们当然欢迎即将亲政的皇上有这样的风度和对他们的器重。福临的口谕又表明，他虽彬彬有礼，尊重诸王诸大臣，但他并不糊涂，他以文雅温和的口气和简短的三句话，讲明了三个问题，其一，尚书、固山额真之缺员，由议政王大臣会推贤能者上奏，最后决定权仍在帝之手中。其二，议政王大臣遇有紧要重大事情，可以也必须上奏，决定权仍属幼君。第三，细务由理政三王处理。三点集中为一，即现在重大事情重要员缺之最后决定权由帝掌握，诸王、诸议政大臣各有相当之权力，与以前纯系摄政王之奴仆大不相同。对此，王大臣中的大多数，必然是心悦诚服的，必然大大提高了幼帝之权力和威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