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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惩贪除霸察吏安民(4)
顾仁上此疏的目的显然有三，一是要置章冕于死地。他本因向章冕索贿未遂，怀恨在心，已将其发往真定府推官问拟，要加以重罪，如蒙皇上下旨，谴责章冕，则定能将章弄死。二是借机邀功讨赏。他这个小小四品刑部主事，若非派为巡按，焉能亲聆圣谕，荣赐龙茶，如此疏能为皇上赏识，加以褒奖，定能得获精干清廉善体圣心的好名声，今后何愁不扶摇直上，位列九卿，甚至入阁拜相。三是显示威风，便于索贿。他既将旧役章冕打入牢房，又奏请严惩蠹役，成千上万的衙役怎能不对他这位巡按大人怕之如虎，怎不争先恐后对他逢迎奉承，送上金银！
但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顾仁若不将章冕逼得无路可走，也就不会兔急反噬，顾仁也就不会露出马脚，遭帝严惩了。正当顾仁自以为得计而兴高采烈之时，死神降临在他的头上。十月十九日，吏部书吏章冕不知如何设法，逃出狱中，从真定府来到京师，“刎颈叩阍”，上告御状。顺治帝闻悉大惊，立命提拿顾仁等人至京，遣内大臣、大学士将众犯押齐，亲行审问，弄清了事实真相。
顺治帝福临极其愤怒，于顺治十二年十一月初三下了一道长谕，谕告满汉文武大小官员说：吏部书吏章冕刎颈叩阍，讦告顺天巡按顾仁悖旨婪赃，陷害无辜。朕前遣顾仁等巡方时，曾召至太和殿，面谕巡按职责重大，朕倚尔等为耳目手足，尔等当仰体朕意，洁己率属，奠安民生，若不法受贿，负朕委任，虽赃数无多，定行正法，又召至左翼门，再次训谕，今章冕所告，朕恐未必是实，遂命提顾仁等人，遣内大臣、大学士将众犯取齐，“朕亲行研审，节次供吐，皆经朕面鞫，具得实情”。顾仁身犯多罪。彼系巡方御史，奉敕不许用旧时蠹役，乃敢违旨收用旧役六人，悖旨藐法，其罪一也。敕令巡按察访地方疾苦，纠劾贪墨官吏，以安民生，乃顾仁违旨陷害下役，收受王士琦、章奏二人求充书办之银两，此其第二罪。顾仁索取章冕贿赂，不遂所欲，枉法责治，且不发顺天府推官审问，而远发真定府，正恐受贿事露，欲将章冕毙命灭口，此其第三罪。顾仁将衙门供事承差，违例私遣至家，此其第四罪。顾仁面承敕谕，再四谆切，辄敢背旨坏法，收蠹纳贿，“深可痛恨”。朕前谕巡按御史违旨受赃，不拘常律定罪，今顾仁不但坏法受贿，且背朕两次面谕，为日无几，藐若枉闻，即置之极刑，未足蔽辜。贺绳烈以刑部司官，藐玩国法，因顾仁系其同年，王士琦、章奏二人欲充巡按书办，送银二百两，彼即亲自援引，通同收受。章冕许送顾仁银二百两，彼又亲行作保，贪婪藐法，寡廉鲜耻，即行正法，亦不为枉。朕于满汉诸臣，视如一体，恩养均加，今汉臣负恩如此，大负朕从前爱养之意，将顾仁、贺绳烈按律重惩，以昭炯戒，使天下臣子从此洗心涤虑，共矢洁清。朕意如此，尔等大小官员其再加详审具奏。②③《清世祖实录》第95卷第4、5页；第6页；第7页。
过了两天，十一月初五，他又谕六科诸臣：复设巡方御史，“原为官贪民困，令其剔弊厘奸”，必操守清廉，品行端谨，方能担任以负朕意。今顾仁背旨坏法，如此匪类，由何衙门何官开送，何衙门何官准考，何衙门何官取中，著内大臣鳌拜、索尼，大学士巴哈纳、额色黑、金之俊、成克巩、刘正宗同六科都给事中严行确察具奏。②。
当日，内三院、议政大臣、九卿、詹事、科道等官遵旨会议顾仁一案后奏称：顾仁奉命巡方，不遵皇上谆谆训谕，收用积蠹，纳贿徇私，供证真确，应置重典，凌迟处死，妻孥家产籍没入官。贺绳烈应立斩。帝降旨批示：顾仁本应凌迟处死，从宽即著立斩，贺绳烈立绞，余依议。③
十一月二十九日，顺治帝又就顾仁之案，对吏部、都察院下了两道上谕，再次着重指出，“国家设立巡方御史，原为察吏安民。安民之本，首在惩贪，必按臣先能以廉持己，奉公守法，然后有司有所畏惮，不敢贪婪害民”。近遣顾仁等巡方，两次面谕，令其“洁己率属，奠安民生”，否则，若不法受贿，“虽赃数无多，定行正法”。朕之属望如此殷切，谕诫如此严明，伊等即当洗涤肺肠，痛除积弊，乃顾仁辄敢背旨坏法，朕亲行审鞫情实，已经正法。“令通行天下，严加禁饬，以后各巡方御史，及巡盐、巡漕、巡仓、巡视茶马各御史，倘有似此违法受贿犯赃者，即行正法，定不宽宥。尔等即行传谕”。《清世祖实录》第95卷第18、19页。
不久，内大臣鳌拜等会同六科都给事中遵旨议奏：开送顾仁及准考取中之刑部右侍郎王尔禄应降六级调用，原任都察院左都御史龚鼎孳应降四级，吏部尚书王永吉应降二级留任，原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今升广东左布政使曹溶应降二级，仍赴布政使任。刑部尚书刘昌、吏部左侍郎卫周祚、刑部左侍郎袁懋功，均应罚俸一年。“满官不知汉官贤否，又不识汉字，应免议”。户部左侍郎梁清标应否有罪，俟其服满之日另议。帝降旨批示：王尔禄著降五级调用，龚鼎孳再降三级用，王永吉降一级照旧管事。曹溶降一级仍赴任，刘昌、袁懋功、卫周祚各罚俸六个月，余依议。《清世祖实录》第96卷第7、8页。
若仅以赃银数量计算，顾仁之罪并不甚大，但他的致命之处是执法犯法，纠贪之官而犯贪婪之罪，且是悖旨坏法，违反了皇上两次面谕之禁，所以就从一个代天巡狩、口衔帝命、威风凛凛的钦差大臣，一降而为阶下囚，立即斩首。保举、推荐、允准、取中这个主事为巡按的一批尚书、侍郎也跟着倒了霉，或降调，或降罚，有损脸面。这一案件充分表明了顺治帝福临确是言出令行，决心痛惩赃官，狠煞贪风，以安民生。
就在斩杀顾仁之后六个月，原山西巡按刘嗣美侵用赃银之事又被揭露出来，帝命将刘革职，下刑部详鞫追拟。顺治十三年闰五月初三，刑部奏称：原任山西巡按刘嗣美侵用赃银三千五百两，鞫审得实，应照侵盗腹里仓库律，遣戍边卫。《清世祖实录》第101卷第3、11页。
刑部对此案的拟议，表面上似乎公正无私，依律判罪，但实则显系对刘庇护，因为，就在此之前六个月，顺天巡按顾仁即因贪婪，违犯了帝之巡按贪赃枉法，“虽铢两之微，必诛无赦”的面谕，而被立斩，那么为什么刘嗣美却可援引常律而免死发戍？难道说衮衮刑部诸官就会如此健忘！果然，这一拟议，碰了个大钉子，遭帝斥责。顺治帝降旨批示：“御史犯赃，与寻常官吏不同，此所引律例，情罪不协。朕方欲严惩贪官，尔部即当加意奉行，乃如此徇纵，殊属不合，著再详确议奏”。《清世祖实录》第101卷第11页。
除了以上所述诸案外，顺治帝对犯有贪婪之罪的其他大臣，亦予惩治。他亲政伊始，即下谕谴责大学士冯铨“私得叛逆姜贿赂，殊失大臣之体”，勒令致仕。工部尚书谢启光滥差多人，征收关税，加倍需索，“任意徇私，秽声盈耳，大玷官管”，将其革职为民，永不叙用。大学士陈名夏被处死之罪状中，亦有贪婪条款。
总而言之，顺治帝亲政十年之内，坚持“安民之本，首在惩贪”方针，《清世祖实录》第95卷第18页。不断地严惩贪官污吏，对狠煞贪风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尽管封建社会里存在着滋生贪官污吏的政治经济基础，政以贿成，官以赀进，是秦汉以降延至明清的基本吏治形势，官贪吏酷是根深蒂固司空见惯的普遍行为，清官廉吏确是凤毛麟角。尤其是顺治年间，战火纷飞，兵饷巨万，国库如洗，差重役繁，课派盛行，前明降臣又大都分任省府司道州县官员，旧习难改，因而吏治很难整顿，贪风很难止息，但经过顺治帝十年一贯的努力，总算对贪婪之风有所抑制，吏治有所改观。顺治年间以直言闻名的都给事中任克溥，于康熙十一年任左通政时，上疏论述吏治情形说：“嘉鱼知县李世锡告湖广巡抚林天擎索贿，以此知馈遗不绝，苞苴尚行，较世祖朝有司不敢馈遗督抚，不敢轻至省会，风气迥殊。”《清史稿》第264卷，《任克溥传》。这段记述，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
第三节诛杀巨恶擒斩大奸。
一、雷霆天威黄膘李三枭斩。
顺治九年(1652)十二月二十四日，年方十四岁的少年天子福临下了一道十分奇特、震惊朝野的上谕，着重讲述号称“黄膘李三”的李应试和潘文学二人的罪行、势力及处置之法。上谕全文如下：
“壬戌，谕刑部：朕惟旌善必褒硕德，除恶务去渠魁，乃有元凶巨盗李应试、潘文学，盘踞都下，多历年所，官民震慑，莫敢撄锋，今因别事发觉，朕命叔和硕郑亲王及内大臣、内院、刑部大臣公同鞫问。审得李应试，别名黄膘李三，原系明朝重犯，漏网出押，专一豢养强盗，勾聚奸枭，交结官司，役使衙蠹，远近盗贼竞输重赀，南城铺行尽纳常例，明作威福，暗操生杀，所喜者，即有邪党代为市恩，所憎者，即有凶徒力为倾害。他若崇文门一应税务，自立规则，擅抽课钱，恶侄杀人，死者之家不敢申诉，诸如此类，罪不胜数。潘文学身充马贩，潜通贼线，挑聚膘健马骡，接济远近盗贼，每次多或一二百匹头，少或数十匹头，群盗得骑，如虎生翼。且交通官吏，打点衙门，包揽不公不法之事，任意兴灭，甚至文武官员多与投刺会饮，道路侧目，莫敢谁何。以上二犯，罪大恶极，举国官民人等皆言其罪当死，故将李应试、潘文学并伊子侄俱行枭斩。又蠹恶高思敬、高三、王国桢、顾麟、槐启璋、李之栋、李东明、刘文登等，或窝盗得赃，或行贿纵寇，及诸不赦罪状，俱有书信文约确据，遂一并正法。又兵科都给事中李运长，身为言官，反与李应试侄李天凤联宗，认为兄弟，应试恶迹盈满，举国痛恨，运长既不能剔发奸恶，复往来亲密，将天凤子李蓁冒作己子，充送官监，及事发觉，运长又不举首，仍藏匿天凤子，希图幸免。运长法不可宥，其子亦应连坐，家产亦应籍没，姑从宽典，止诛运长及李蓁，宥释运长亲子，全给家产，以示法外之恩。自今以后，凡大奸大盗，各衙门应行缉捕者，亟行缉捕，应参奏者，指名参奏，勿得徇纵，以取罪戾。内外文武大小官员，除已往不究外，如再有与奸盗往来者，事发，定行连坐，决不姑贷。”《清世祖实录》第70卷第24、25、26页。
以此谕为主，结合有关史料，可以看出五个问题。其一，谕之奇特，空前绝后。综观顺治帝亲政十年里，或推前到摄政时期，甚至可以延后到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五朝的两百年里，还未发现有这样一道专指“细民”的长谕。顺治帝执政十年中，所下谕旨何止数千道，但这样多的上谕，除了讲述事件、制度外，涉及的人都是内外满汉文武百官王公贵族或天潢贵胄，以及少许烈妇义士，像这道着重讲没有任何官衔爵职的“民人”的上谕，还未见过。李应试，或者说黄膘李三，以及潘文学，不过是“细民”而已，是全国近亿人中之一二人，皇上却花了很大力气，专下长达八百字的上谕，讲述二人之事，可谓奇特之至。
其二，谈虎色变，官民震慑。李应试、潘文学既是“细民”，又非“细民”。说其是民，因彼无衔，不是三公九卿，也非督抚司道州县，又不是总兵副将参将游击或都统、参领、佐领，完完全全是一个百姓，即官府贱称之“细民”。说其非民，因二人势焰熏天，威赛王侯，实操生杀予夺贬升大权，即谕中所说“明作威福，暗操生杀”，“任意兴灭”，以致“道路侧目”，“举国痛恨”，“官民震慑，莫敢撄锋”。连为帝倚任官拜大学士的陈之遴、宁完我，当奉旨会同议政王大臣审问李、潘二人时，这两位大学士竟惊恐万状，“默无一语”，不敢发问。为尚书、侍郎、总督、巡抚、藩臬司道所畏惧之都察院六科十四道言官，也“畏惮”其势，“默无一言”，“不敢举发”。如此“盘踞都下”，凶焰熏天百官震慑的“元凶巨盗”，几乎成为京师之另一朝廷，此景历代亦为罕见。
其三，衙蠹之横，史上罕有。谕旨讲到黄膘李三和潘文学凶势之大的原因时，列举了四条：“豢养强盗，勾聚奸枭，交结官司，役使衙蠹”。四条之中，又以“役使衙蠹”为主。衙蠹也者，通常是指吏和役，而顺治帝此谕则主要是指吏，即公家掌理案牍之吏，各治其房科之事，俗称为“书办”。部院衙门之吏，又以役分名，有堂吏、门吏、都吏、书吏、知印、火房、狱典之别，或统名经承。各部尚书、侍郎及主事、郎中、员外郎等司官，往往不习吏事，一切案牍皆书吏办理，故每办一案，堂官委司官，司官交与书吏，书吏检阅成案，比照律例写成，呈送司官，司官略加润色，上呈堂官，堂官若不驳斥(基本上不予驳斥)，则此案便定了下来。堂官司官任期有限，很难久任，而书吏多系祖孙父子世代相传。且例案之堆积，高与屋齐，非熟悉其情，难以从中觅得所需之例案，而无例案可援比，则难成文，此例案只有书吏才熟悉，堂官、司官罕有知其大概者。因此书吏之势甚大，地位甚高。通常是书吏称司官为某老爷，而司官称书吏为某先生，司官不敢开罪于书吏，惧其掣肘。户部书吏最多，有时多达一千余名，吏部兵部也不少。
胥吏既熟例案，又深谙官情，某官有何违法之事，或有为皇上及权贵不喜之言行，往往为吏所探知，私下记录，一旦某官遇逢升授之际，胥吏即可乘机挟制，索要贿赂，即或此官无有把柄，胥吏亦可故意延迟，甚至加以驳斥，使其难以补授升授官职。遇逢各省特别是军费报销，吏更可大显身手，广索贿银，不遂所欲，则多方刁难。御史许之渐曾就吏役之祸国殃民专上奏疏。他奏称：“财赋之大害，莫如蠹役，有蠹在收者，有蠹在解者，有蠹在提比者，有蠹在那移支放者，所侵累千盈万”。《清世祖实录》第121卷第13页。因此，当皇上问大学士陈名夏说：“李三，孑然小民，何以官民皆惮之？”陈名夏回奏说：“李三与各衙门胥役结纳最广，故使人皆惮之。”《清世祖实录》第71卷第27、28页。故清人曾有“明与宰相、太监共天下，本朝则与胥吏共天下”之评论。
其四，清初特情，此弊始厉。有清一代，豢养强盗，勾聚奸枭，交结官府，役使衙蠹，行凶作恶之人，并非很少，但像黄膘李三这样能胁使两位大学士噤若寒蝉、言官钳口、官民皆惮者，却不多见，甚至可以说是只此一家，别无他人。之所以会出现这样形势，原因在于清初的奇特政局。尽管部院衙门都是满汉并用，满官权势甚大，形式上本部院之权由满官掌握，但清军刚进北京，满官不多，又人地生疏，不谙民情，甚至不懂汉语，对中原王朝治国之道尤其是衙门事务十分陌生，不知如何下手，不明做官办事之法，因此具体事务处置之权，实际上操诸汉官之手。而汉人尚书、侍郎和司官们，多曾就仕于故明，甚或曾降顺于大顺农民军，授人之柄太多，胥吏定知其过，因此，一遇李三这样能役使衙蠹的奸豪，就怕其揭露己之所短，告发于满官转奏于皇上，便会前途难卜，身家性命难保，故而三缄其口，退避三舍，不敢发其奸。当议政王郑亲王济尔哈朗在审讯李三时，诘问陈之遴为何不敢发问，默无一语，陈之遴回答说：李三巨恶，皇上立诛则已，否则若不处斩，则之遴必为其害，“是以不言”。《清世祖实录》第71卷第26页，第72卷第8页。
顺治帝于顺治十年正月三十日问大学士陈名夏说：“黄膘李三，为民大害，诸臣畏不敢言”，陈之遴默无一语，“岂非重身家性命乎”？陈名夏讲了这样一段答语：“李三广通线索，言出祸随，顾惜身家，亦人之恒情也。今皇上日召见臣等，满汉一体，视如家人父子，自今以后，诸臣必同心报国，不复有所顾惜矣。”《清世祖实录》第71卷第27页。这段话中的两句话最能说明汉官之地位和心情，即现在皇上相信、倚用汉官，每日召见汉官，“视如家人父子”，“满汉一体”，汉官才敢放心为官，不畏旁人诬告和劾奏，否则，虽身居要官，任至大学士，亦常恐人进谗，而失去帝之恩遇，招来杀身之祸。这就是黄膘李三能威慑汉官的主要原因。
其五，乾纲独断，诛霸诫臣。豢盗聚奸结官役蠹势焰熏天的黄膘李三和潘文学，虽能胁服诸位汉官老爷，震慑京师官民，杀人越货，把持衙门，横行霸道，但碰上这位性格刚强嫉恶如仇的少年天子，可就一筹莫展，只好束手就擒了。顺治帝下诏，将二人及其子侄俱行枭斩，蠹恶高思敬等亦一并正法，又指令各衙门立即缉捕和参奏大奸大盗，务将豪横巨霸痛予惩治。同时他又多次召见大学士，谈论李三的罪状，询问官民畏彼的原因，还将交结李三的兵科都给事中李运长正法，以儆大小臣工。他又特对都察院六科十四道官员下达专谕说：尔等为朕耳目之官，凡官邪民蠹皆得廉实纠发，所以通壅蔽锄党恶也。李、潘之事未经发觉前，“李应试把持衙门，毒害小民，举国痛恨入髓，尔等职居言路，何以默无其言”？果属不知，已为溺职，若恶迹既著，惮于举发，养奸长恶之罪，尔等何辞！除已往不究外，尔等自思人臣事君，立身行己，一秉法度，事事为国为民，岂容曲庇奸恶，“奸恶去则民安，民安则朕心始安”。今后若再有徇庇等情，法不尔贷。尔等各宜省惕，以尽职守，乃不负朕厚望言官之意！《清世祖实录》第70卷第27页。
顺治帝之诛李三，大快人心，万民拥护，感激皇恩，不少学士大臣载录此事，赞扬备至。顺治帝所说“奸恶去则民安，民安则朕心始安”为名言，他对额尔克戴青之恶仆的严惩，亦体现了这一方针和决心。
二、恶仆逞凶公爷庇奴削爵。
顺治十六年(1659)闰三月，京城发生了一件震惊朝野的大案，皇上之侍卫与旗奴相殴，致公爷削爵罢官，尚书、侍郎或革或罚。
先前，旗下家奴陈保、袁二、黑子等向刑部控告二等侍卫阿拉那酒醉后持刀砍人，刑部审理后，断定所告属实，遂转交兵部，议革阿拉那职，复交刑部议罪。顺治十六年闰三月初四，刑部议奏，拟议阿拉那应鞭一百，折赎，帝允其议。《清世祖实录》第125卷第4页。这本是一件普通案子，阿拉那虽是皇上的二等侍卫，但不应酒醉行凶，持刀砍人，万一不幸失手，将人砍死，岂不是草菅人命，暴虐残酷，理应依法制裁，刑部审议不为不妥。但此议也难免使人有些疑惑，阿拉那乃皇上之侍卫，时侍万岁，权势不小，区区卑贱家奴怎敢向刑部控告这位侍卫，常说相府家人七品官，皇上之侍卫可能会见官高一级，谁人敢惹，这几个家奴难道是吃了豹子胆不成？如若经过一些打听，疑者便会恍然大悟，原来陈保、袁二、黑子并非一般家奴，而是额尔克戴青之奴，且系其主“朝夕使令之仆”，即贴身家奴。
这个额尔克戴青可非平凡之辈，他乃是太祖努尔哈赤之外孙，是权势赫赫的二等公和领侍卫内大臣兼议政大臣。四十二年前，天命二年(1617)，额尔克戴青之父漠南蒙古喀尔喀五部之巴约特部台吉恩格德尔，前来建州，朝贺太祖，太祖以亲弟舒尔哈齐贝勒之女为己女，下嫁与恩格德尔。天命九年正月，恩格德尔偕妻来朝，请率所部来归，太祖大喜，决定“厚养之”，与他盟誓赐敕。其誓词说：“皇天垂佑，使恩格德尔舍其己父，而以我为父，舍其己之弟兄，而以其妻之弟兄为弟兄，弃其故土，而以我国为依归，若不厚养之，则穹苍不苟，殃及吾身。于天作合之婿子而恩养无间，则天自保佑，俾吾子孙大王、二王、三王、四王、阿布太台吉、得格垒台吉、戒桑古台吉、迹儿哈朗台吉、阿吉格台吉、都督台吉、姚托台吉、芍托台吉、沙哈量台吉，及恩格德尔台吉等，命得延长，永享荣昌。”《满文老档？太祖》第60卷；《武皇帝实录》第4卷。太祖赐予恩格德尔之敕书说：除篡逆大罪外，恩格德尔夫妇所犯“一切过犯，俱不加罪”。太祖又以当时后金国中最高的官衔和世职“总兵官”授予恩格德尔，让其子孙世代袭承。恩格德尔编入满洲正黄旗，此后多次率兵从征，屡立战功，为金国――大清国的扩展强大，立下了功勋。
崇德元年恩格德尔去世，其次子三等甲喇章京、侍卫额尔克戴青袭父所封之三等子爵。额尔克戴青坚决拥立太宗之皇子继位，在幼君福临即位之后第八天，崇德八年八月二十二日，他偕同图尔格等两黄旗二百余名大臣侍卫盟誓于天地，决心效忠新君，不与诸王结党谋逆。顺治二年额尔克戴青晋封二等子，七年三月晋三等侯。睿王多尔衮之党羽大学士刚林、祁充格唆使额尔克戴青归附睿王，从正黄旗转入王之正白旗，额尔克戴青坚决拒绝，遂被降为二等子。顺治帝亲政后，“嘉其持正无所阿”，特晋一等侯，授议政大臣，管銮仪卫，并擢任领侍卫内大臣，再三次晋封至一等公。顺治十年因谳狱欠妥降二等公，十四年加少保，兼太子太保。
正因为陈保是这位皇上之表兄、二等公、领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的贴身家人，所以才敢告皇上之侍卫，所以刑部、兵部才相信他的控告而将阿拉那定罪，看来阿拉那是要惨遭大祸削职被辱了。然而，阿拉那是幸运的，他的冤枉马上就被平反昭雪，事实的真相竟由他崇仰的皇上亲自出来揭示了。
顺治十六年闰三月二十二日，即阿拉那被错误定罪之后的第十八天，少年天子给吏部下了一道痛斥大学士、议政大臣、太子太保摄刑部尚书事务的图海之上谕。谕旨说：图海辜恩谬妄，过误甚多，“如阿拉那一案，是非颠倒，情弊显然”，朕面加诘问，仍巧言支饰，不以实对，负恩溺职，殊为可恶，已经革职付部，著议政王、贝勒、大臣、九卿、科道会同从重议罪具奏。②《清世祖实录》第125卷第13页；第19、20页。
紧接着，他又于四月初十谕吏部：“额尔克戴青身为大臣，自当恪遵国法，钤束家仆，勿令为非，乃素不约束，以致家仆陈保等将侍卫阿拉那辱殴，且诬其持刀，擅行绑缚，欲行陷害。阿拉那系近侍官员，被额尔克戴青之仆捆缚殴辱，而伊主佯为不知，有是理乎？况阿拉那即额尔克戴青所管之侍卫，陈保乃伊朝夕使令之仆，额尔克戴青身为近侍大臣，凡他人过失犹当入告，今反纵家仆肆行无忌，诬陷近侍之臣，全无觉察，甚属不合，著议政王、贝勒、大臣会同从重议罪具奏。”②。
这两道上谕，彻底把案翻了过来。谕旨明确地指出，这是一场冤案，是行凶之人冒充原告，诬陷被辱之受害者，刑部、兵部是非颠倒，良莠不分，额尔克戴青纵奴横行，佯为不知，理应重惩。在皇上如此明察和严厉训诫下，议政王大臣、九卿、科道当然只有遵循帝旨，公正审理。
四月十六日，议政王大臣遵旨议奏：额尔克戴青应革少保兼太子太保、议政大臣及领侍卫内大臣职，削爵，仅保留内大臣职衔，其袭父之三等子世职改令其兄弟承袭。帝允其议。《清世祖实录》第125卷第25页；《清史稿》第229卷，《恩格德尔传》。
五月初三，内大臣、一等伯索尼、大学士巴哈纳、额色黑会同吏部议奏：陈保、袁二、黑子伙同众棍，肆行凶恶，将侍卫阿拉那殴打绑捆，抢夺貂褂等物，又诬告阿拉那酒醉持刀砍人，陷害无辜，情罪重大，照律均应立斩。兵部尚书，兵部、刑部侍郎、员外郎、郎中伊图、梁清标、杜立德等应分别革职降调罚银。帝令将伊图等罚银降级，陈保、袁二、黑子著三法司核拟具奏。随即三法司核议后奏准，将陈保、袁二立即斩首，黑子绞监候。《清世祖实录》第126卷第4页，第127卷第10、30页。
顺治帝如此痛惩凶横旗奴，严责皇亲大臣额尔克戴青，对当时满洲王公贵族大臣纵令奴才横行无忌鱼肉黎民的恶习，必会产生一定的压抑限制作用，对减轻兵民痛苦，有所裨益。
少年天子为什么会从批准刑部颠倒是非诬陷阿拉那的报告，改为亲自平反此案？原因不得而知，也许是他亲自听到了阿拉那的呈诉，但这种可能性很小，因为阿拉那被革职之后，不能见到皇上，且他只身一人也无法和陈保等一群恶奴辨清事实。也许是阿拉那的伙伴们，即皇上的那批侍卫向帝奏报了真相，也许是皇上亲自出外进行了调查。结论虽难准确作出，但看来与帝之亲访不无相连。
因为，据被帝尊称为“玛法”的德国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说，他曾向皇帝陈述受官吏压迫的贫苦小民的怨恨，这种情形不久为帝“铲除”。在他奏述的几天以后，皇帝到城外打猎，一个人走到了一个村子里，“瞧见一位面容愁苦的老人，正在那里劈木柴。皇帝向他问及他的状况，这位老人以为他眼前所瞧见的是一位寻常的兵丁，所以竟向他诉说他的冤屈起来。他说：他的状况非常恶劣。地方上那位贪婪的官吏，把他所有的财产都给劫夺了去。现在他虽然年老力衰，然而仍被逼来做这一种奴隶工作，以便借卖木柴，得以苟延残喘，而不致饥饿以死。皇帝令那位老人骑在他所骑来的那匹骡子身上，并且同他一起奔赴那位官吏的住宅。那位官吏使他的太太出来应付他们。她不知眼前的人就是皇帝，所以就向他叱骂，令他滚开，并且还拿一条棍子出来恐吓他。在这时，皇帝的侍卫就赶了过来，而这官司现在可就简单地解决了。皇帝命他的卫士把那位官吏和他的家人，登时都立地斩首示惩。这位官吏的全部财产，皇帝都赏赐了老人，并且还封他为全村之长。”魏特：《汤若望传》。
顺治帝还不止一次下谕，斥责满洲拨什库、庄头横行无忌，鱼肉黎民，蔑视官府，命予严惩。他刚亲政，便于顺治八年二月十九日谕户部：国家首重体统，尊卑原有定分。近闻满洲拨什库及庄头、投充人等，不守法度，罔顾尊卑，“骑马直入府州县衙门，与府州县官并坐，藐视命吏，任意横行，目中既无官府，何况小民，其欺凌鱼肉，不问可知，深可痛恨，尔部即出示严行禁止，并行文各府州县，如有拨什库人等仍前无故擅入官府衙门，及凌侮官员欺害小民者，即擒拿解部，从重治罪”。《清世祖实录》第53卷第20、2l页。
虽然由于清初特殊的军事政治原因，八旗王公贵族的家奴，以及皇上之内务府包衣，仗主权势，无恶不作，鱼肉黎民的横行歪风，不会由于顺治帝的几道谕旨和惩处个别恶霸而彻底革除，但总还能起一点作用。据汤若望讲，在皇上惩处了那个欺压老人的官吏后不久，“全国的人们对于皇帝严明公道的行动，都是盛称盛道的”。魏特：《汤若望传》。
但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顾仁若不将章冕逼得无路可走，也就不会兔急反噬，顾仁也就不会露出马脚，遭帝严惩了。正当顾仁自以为得计而兴高采烈之时，死神降临在他的头上。十月十九日，吏部书吏章冕不知如何设法，逃出狱中，从真定府来到京师，“刎颈叩阍”，上告御状。顺治帝闻悉大惊，立命提拿顾仁等人至京，遣内大臣、大学士将众犯押齐，亲行审问，弄清了事实真相。
顺治帝福临极其愤怒，于顺治十二年十一月初三下了一道长谕，谕告满汉文武大小官员说：吏部书吏章冕刎颈叩阍，讦告顺天巡按顾仁悖旨婪赃，陷害无辜。朕前遣顾仁等巡方时，曾召至太和殿，面谕巡按职责重大，朕倚尔等为耳目手足，尔等当仰体朕意，洁己率属，奠安民生，若不法受贿，负朕委任，虽赃数无多，定行正法，又召至左翼门，再次训谕，今章冕所告，朕恐未必是实，遂命提顾仁等人，遣内大臣、大学士将众犯取齐，“朕亲行研审，节次供吐，皆经朕面鞫，具得实情”。顾仁身犯多罪。彼系巡方御史，奉敕不许用旧时蠹役，乃敢违旨收用旧役六人，悖旨藐法，其罪一也。敕令巡按察访地方疾苦，纠劾贪墨官吏，以安民生，乃顾仁违旨陷害下役，收受王士琦、章奏二人求充书办之银两，此其第二罪。顾仁索取章冕贿赂，不遂所欲，枉法责治，且不发顺天府推官审问，而远发真定府，正恐受贿事露，欲将章冕毙命灭口，此其第三罪。顾仁将衙门供事承差，违例私遣至家，此其第四罪。顾仁面承敕谕，再四谆切，辄敢背旨坏法，收蠹纳贿，“深可痛恨”。朕前谕巡按御史违旨受赃，不拘常律定罪，今顾仁不但坏法受贿，且背朕两次面谕，为日无几，藐若枉闻，即置之极刑，未足蔽辜。贺绳烈以刑部司官，藐玩国法，因顾仁系其同年，王士琦、章奏二人欲充巡按书办，送银二百两，彼即亲自援引，通同收受。章冕许送顾仁银二百两，彼又亲行作保，贪婪藐法，寡廉鲜耻，即行正法，亦不为枉。朕于满汉诸臣，视如一体，恩养均加，今汉臣负恩如此，大负朕从前爱养之意，将顾仁、贺绳烈按律重惩，以昭炯戒，使天下臣子从此洗心涤虑，共矢洁清。朕意如此，尔等大小官员其再加详审具奏。②③《清世祖实录》第95卷第4、5页；第6页；第7页。
过了两天，十一月初五，他又谕六科诸臣：复设巡方御史，“原为官贪民困，令其剔弊厘奸”，必操守清廉，品行端谨，方能担任以负朕意。今顾仁背旨坏法，如此匪类，由何衙门何官开送，何衙门何官准考，何衙门何官取中，著内大臣鳌拜、索尼，大学士巴哈纳、额色黑、金之俊、成克巩、刘正宗同六科都给事中严行确察具奏。②。
当日，内三院、议政大臣、九卿、詹事、科道等官遵旨会议顾仁一案后奏称：顾仁奉命巡方，不遵皇上谆谆训谕，收用积蠹，纳贿徇私，供证真确，应置重典，凌迟处死，妻孥家产籍没入官。贺绳烈应立斩。帝降旨批示：顾仁本应凌迟处死，从宽即著立斩，贺绳烈立绞，余依议。③
十一月二十九日，顺治帝又就顾仁之案，对吏部、都察院下了两道上谕，再次着重指出，“国家设立巡方御史，原为察吏安民。安民之本，首在惩贪，必按臣先能以廉持己，奉公守法，然后有司有所畏惮，不敢贪婪害民”。近遣顾仁等巡方，两次面谕，令其“洁己率属，奠安民生”，否则，若不法受贿，“虽赃数无多，定行正法”。朕之属望如此殷切，谕诫如此严明，伊等即当洗涤肺肠，痛除积弊，乃顾仁辄敢背旨坏法，朕亲行审鞫情实，已经正法。“令通行天下，严加禁饬，以后各巡方御史，及巡盐、巡漕、巡仓、巡视茶马各御史，倘有似此违法受贿犯赃者，即行正法，定不宽宥。尔等即行传谕”。《清世祖实录》第95卷第18、19页。
不久，内大臣鳌拜等会同六科都给事中遵旨议奏：开送顾仁及准考取中之刑部右侍郎王尔禄应降六级调用，原任都察院左都御史龚鼎孳应降四级，吏部尚书王永吉应降二级留任，原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今升广东左布政使曹溶应降二级，仍赴布政使任。刑部尚书刘昌、吏部左侍郎卫周祚、刑部左侍郎袁懋功，均应罚俸一年。“满官不知汉官贤否，又不识汉字，应免议”。户部左侍郎梁清标应否有罪，俟其服满之日另议。帝降旨批示：王尔禄著降五级调用，龚鼎孳再降三级用，王永吉降一级照旧管事。曹溶降一级仍赴任，刘昌、袁懋功、卫周祚各罚俸六个月，余依议。《清世祖实录》第96卷第7、8页。
若仅以赃银数量计算，顾仁之罪并不甚大，但他的致命之处是执法犯法，纠贪之官而犯贪婪之罪，且是悖旨坏法，违反了皇上两次面谕之禁，所以就从一个代天巡狩、口衔帝命、威风凛凛的钦差大臣，一降而为阶下囚，立即斩首。保举、推荐、允准、取中这个主事为巡按的一批尚书、侍郎也跟着倒了霉，或降调，或降罚，有损脸面。这一案件充分表明了顺治帝福临确是言出令行，决心痛惩赃官，狠煞贪风，以安民生。
就在斩杀顾仁之后六个月，原山西巡按刘嗣美侵用赃银之事又被揭露出来，帝命将刘革职，下刑部详鞫追拟。顺治十三年闰五月初三，刑部奏称：原任山西巡按刘嗣美侵用赃银三千五百两，鞫审得实，应照侵盗腹里仓库律，遣戍边卫。《清世祖实录》第101卷第3、11页。
刑部对此案的拟议，表面上似乎公正无私，依律判罪，但实则显系对刘庇护，因为，就在此之前六个月，顺天巡按顾仁即因贪婪，违犯了帝之巡按贪赃枉法，“虽铢两之微，必诛无赦”的面谕，而被立斩，那么为什么刘嗣美却可援引常律而免死发戍？难道说衮衮刑部诸官就会如此健忘！果然，这一拟议，碰了个大钉子，遭帝斥责。顺治帝降旨批示：“御史犯赃，与寻常官吏不同，此所引律例，情罪不协。朕方欲严惩贪官，尔部即当加意奉行，乃如此徇纵，殊属不合，著再详确议奏”。《清世祖实录》第101卷第11页。
除了以上所述诸案外，顺治帝对犯有贪婪之罪的其他大臣，亦予惩治。他亲政伊始，即下谕谴责大学士冯铨“私得叛逆姜贿赂，殊失大臣之体”，勒令致仕。工部尚书谢启光滥差多人，征收关税，加倍需索，“任意徇私，秽声盈耳，大玷官管”，将其革职为民，永不叙用。大学士陈名夏被处死之罪状中，亦有贪婪条款。
总而言之，顺治帝亲政十年之内，坚持“安民之本，首在惩贪”方针，《清世祖实录》第95卷第18页。不断地严惩贪官污吏，对狠煞贪风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尽管封建社会里存在着滋生贪官污吏的政治经济基础，政以贿成，官以赀进，是秦汉以降延至明清的基本吏治形势，官贪吏酷是根深蒂固司空见惯的普遍行为，清官廉吏确是凤毛麟角。尤其是顺治年间，战火纷飞，兵饷巨万，国库如洗，差重役繁，课派盛行，前明降臣又大都分任省府司道州县官员，旧习难改，因而吏治很难整顿，贪风很难止息，但经过顺治帝十年一贯的努力，总算对贪婪之风有所抑制，吏治有所改观。顺治年间以直言闻名的都给事中任克溥，于康熙十一年任左通政时，上疏论述吏治情形说：“嘉鱼知县李世锡告湖广巡抚林天擎索贿，以此知馈遗不绝，苞苴尚行，较世祖朝有司不敢馈遗督抚，不敢轻至省会，风气迥殊。”《清史稿》第264卷，《任克溥传》。这段记述，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
第三节诛杀巨恶擒斩大奸。
一、雷霆天威黄膘李三枭斩。
顺治九年(1652)十二月二十四日，年方十四岁的少年天子福临下了一道十分奇特、震惊朝野的上谕，着重讲述号称“黄膘李三”的李应试和潘文学二人的罪行、势力及处置之法。上谕全文如下：
“壬戌，谕刑部：朕惟旌善必褒硕德，除恶务去渠魁，乃有元凶巨盗李应试、潘文学，盘踞都下，多历年所，官民震慑，莫敢撄锋，今因别事发觉，朕命叔和硕郑亲王及内大臣、内院、刑部大臣公同鞫问。审得李应试，别名黄膘李三，原系明朝重犯，漏网出押，专一豢养强盗，勾聚奸枭，交结官司，役使衙蠹，远近盗贼竞输重赀，南城铺行尽纳常例，明作威福，暗操生杀，所喜者，即有邪党代为市恩，所憎者，即有凶徒力为倾害。他若崇文门一应税务，自立规则，擅抽课钱，恶侄杀人，死者之家不敢申诉，诸如此类，罪不胜数。潘文学身充马贩，潜通贼线，挑聚膘健马骡，接济远近盗贼，每次多或一二百匹头，少或数十匹头，群盗得骑，如虎生翼。且交通官吏，打点衙门，包揽不公不法之事，任意兴灭，甚至文武官员多与投刺会饮，道路侧目，莫敢谁何。以上二犯，罪大恶极，举国官民人等皆言其罪当死，故将李应试、潘文学并伊子侄俱行枭斩。又蠹恶高思敬、高三、王国桢、顾麟、槐启璋、李之栋、李东明、刘文登等，或窝盗得赃，或行贿纵寇，及诸不赦罪状，俱有书信文约确据，遂一并正法。又兵科都给事中李运长，身为言官，反与李应试侄李天凤联宗，认为兄弟，应试恶迹盈满，举国痛恨，运长既不能剔发奸恶，复往来亲密，将天凤子李蓁冒作己子，充送官监，及事发觉，运长又不举首，仍藏匿天凤子，希图幸免。运长法不可宥，其子亦应连坐，家产亦应籍没，姑从宽典，止诛运长及李蓁，宥释运长亲子，全给家产，以示法外之恩。自今以后，凡大奸大盗，各衙门应行缉捕者，亟行缉捕，应参奏者，指名参奏，勿得徇纵，以取罪戾。内外文武大小官员，除已往不究外，如再有与奸盗往来者，事发，定行连坐，决不姑贷。”《清世祖实录》第70卷第24、25、26页。
以此谕为主，结合有关史料，可以看出五个问题。其一，谕之奇特，空前绝后。综观顺治帝亲政十年里，或推前到摄政时期，甚至可以延后到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五朝的两百年里，还未发现有这样一道专指“细民”的长谕。顺治帝执政十年中，所下谕旨何止数千道，但这样多的上谕，除了讲述事件、制度外，涉及的人都是内外满汉文武百官王公贵族或天潢贵胄，以及少许烈妇义士，像这道着重讲没有任何官衔爵职的“民人”的上谕，还未见过。李应试，或者说黄膘李三，以及潘文学，不过是“细民”而已，是全国近亿人中之一二人，皇上却花了很大力气，专下长达八百字的上谕，讲述二人之事，可谓奇特之至。
其二，谈虎色变，官民震慑。李应试、潘文学既是“细民”，又非“细民”。说其是民，因彼无衔，不是三公九卿，也非督抚司道州县，又不是总兵副将参将游击或都统、参领、佐领，完完全全是一个百姓，即官府贱称之“细民”。说其非民，因二人势焰熏天，威赛王侯，实操生杀予夺贬升大权，即谕中所说“明作威福，暗操生杀”，“任意兴灭”，以致“道路侧目”，“举国痛恨”，“官民震慑，莫敢撄锋”。连为帝倚任官拜大学士的陈之遴、宁完我，当奉旨会同议政王大臣审问李、潘二人时，这两位大学士竟惊恐万状，“默无一语”，不敢发问。为尚书、侍郎、总督、巡抚、藩臬司道所畏惧之都察院六科十四道言官，也“畏惮”其势，“默无一言”，“不敢举发”。如此“盘踞都下”，凶焰熏天百官震慑的“元凶巨盗”，几乎成为京师之另一朝廷，此景历代亦为罕见。
其三，衙蠹之横，史上罕有。谕旨讲到黄膘李三和潘文学凶势之大的原因时，列举了四条：“豢养强盗，勾聚奸枭，交结官司，役使衙蠹”。四条之中，又以“役使衙蠹”为主。衙蠹也者，通常是指吏和役，而顺治帝此谕则主要是指吏，即公家掌理案牍之吏，各治其房科之事，俗称为“书办”。部院衙门之吏，又以役分名，有堂吏、门吏、都吏、书吏、知印、火房、狱典之别，或统名经承。各部尚书、侍郎及主事、郎中、员外郎等司官，往往不习吏事，一切案牍皆书吏办理，故每办一案，堂官委司官，司官交与书吏，书吏检阅成案，比照律例写成，呈送司官，司官略加润色，上呈堂官，堂官若不驳斥(基本上不予驳斥)，则此案便定了下来。堂官司官任期有限，很难久任，而书吏多系祖孙父子世代相传。且例案之堆积，高与屋齐，非熟悉其情，难以从中觅得所需之例案，而无例案可援比，则难成文，此例案只有书吏才熟悉，堂官、司官罕有知其大概者。因此书吏之势甚大，地位甚高。通常是书吏称司官为某老爷，而司官称书吏为某先生，司官不敢开罪于书吏，惧其掣肘。户部书吏最多，有时多达一千余名，吏部兵部也不少。
胥吏既熟例案，又深谙官情，某官有何违法之事，或有为皇上及权贵不喜之言行，往往为吏所探知，私下记录，一旦某官遇逢升授之际，胥吏即可乘机挟制，索要贿赂，即或此官无有把柄，胥吏亦可故意延迟，甚至加以驳斥，使其难以补授升授官职。遇逢各省特别是军费报销，吏更可大显身手，广索贿银，不遂所欲，则多方刁难。御史许之渐曾就吏役之祸国殃民专上奏疏。他奏称：“财赋之大害，莫如蠹役，有蠹在收者，有蠹在解者，有蠹在提比者，有蠹在那移支放者，所侵累千盈万”。《清世祖实录》第121卷第13页。因此，当皇上问大学士陈名夏说：“李三，孑然小民，何以官民皆惮之？”陈名夏回奏说：“李三与各衙门胥役结纳最广，故使人皆惮之。”《清世祖实录》第71卷第27、28页。故清人曾有“明与宰相、太监共天下，本朝则与胥吏共天下”之评论。
其四，清初特情，此弊始厉。有清一代，豢养强盗，勾聚奸枭，交结官府，役使衙蠹，行凶作恶之人，并非很少，但像黄膘李三这样能胁使两位大学士噤若寒蝉、言官钳口、官民皆惮者，却不多见，甚至可以说是只此一家，别无他人。之所以会出现这样形势，原因在于清初的奇特政局。尽管部院衙门都是满汉并用，满官权势甚大，形式上本部院之权由满官掌握，但清军刚进北京，满官不多，又人地生疏，不谙民情，甚至不懂汉语，对中原王朝治国之道尤其是衙门事务十分陌生，不知如何下手，不明做官办事之法，因此具体事务处置之权，实际上操诸汉官之手。而汉人尚书、侍郎和司官们，多曾就仕于故明，甚或曾降顺于大顺农民军，授人之柄太多，胥吏定知其过，因此，一遇李三这样能役使衙蠹的奸豪，就怕其揭露己之所短，告发于满官转奏于皇上，便会前途难卜，身家性命难保，故而三缄其口，退避三舍，不敢发其奸。当议政王郑亲王济尔哈朗在审讯李三时，诘问陈之遴为何不敢发问，默无一语，陈之遴回答说：李三巨恶，皇上立诛则已，否则若不处斩，则之遴必为其害，“是以不言”。《清世祖实录》第71卷第26页，第72卷第8页。
顺治帝于顺治十年正月三十日问大学士陈名夏说：“黄膘李三，为民大害，诸臣畏不敢言”，陈之遴默无一语，“岂非重身家性命乎”？陈名夏讲了这样一段答语：“李三广通线索，言出祸随，顾惜身家，亦人之恒情也。今皇上日召见臣等，满汉一体，视如家人父子，自今以后，诸臣必同心报国，不复有所顾惜矣。”《清世祖实录》第71卷第27页。这段话中的两句话最能说明汉官之地位和心情，即现在皇上相信、倚用汉官，每日召见汉官，“视如家人父子”，“满汉一体”，汉官才敢放心为官，不畏旁人诬告和劾奏，否则，虽身居要官，任至大学士，亦常恐人进谗，而失去帝之恩遇，招来杀身之祸。这就是黄膘李三能威慑汉官的主要原因。
其五，乾纲独断，诛霸诫臣。豢盗聚奸结官役蠹势焰熏天的黄膘李三和潘文学，虽能胁服诸位汉官老爷，震慑京师官民，杀人越货，把持衙门，横行霸道，但碰上这位性格刚强嫉恶如仇的少年天子，可就一筹莫展，只好束手就擒了。顺治帝下诏，将二人及其子侄俱行枭斩，蠹恶高思敬等亦一并正法，又指令各衙门立即缉捕和参奏大奸大盗，务将豪横巨霸痛予惩治。同时他又多次召见大学士，谈论李三的罪状，询问官民畏彼的原因，还将交结李三的兵科都给事中李运长正法，以儆大小臣工。他又特对都察院六科十四道官员下达专谕说：尔等为朕耳目之官，凡官邪民蠹皆得廉实纠发，所以通壅蔽锄党恶也。李、潘之事未经发觉前，“李应试把持衙门，毒害小民，举国痛恨入髓，尔等职居言路，何以默无其言”？果属不知，已为溺职，若恶迹既著，惮于举发，养奸长恶之罪，尔等何辞！除已往不究外，尔等自思人臣事君，立身行己，一秉法度，事事为国为民，岂容曲庇奸恶，“奸恶去则民安，民安则朕心始安”。今后若再有徇庇等情，法不尔贷。尔等各宜省惕，以尽职守，乃不负朕厚望言官之意！《清世祖实录》第70卷第27页。
顺治帝之诛李三，大快人心，万民拥护，感激皇恩，不少学士大臣载录此事，赞扬备至。顺治帝所说“奸恶去则民安，民安则朕心始安”为名言，他对额尔克戴青之恶仆的严惩，亦体现了这一方针和决心。
二、恶仆逞凶公爷庇奴削爵。
顺治十六年(1659)闰三月，京城发生了一件震惊朝野的大案，皇上之侍卫与旗奴相殴，致公爷削爵罢官，尚书、侍郎或革或罚。
先前，旗下家奴陈保、袁二、黑子等向刑部控告二等侍卫阿拉那酒醉后持刀砍人，刑部审理后，断定所告属实，遂转交兵部，议革阿拉那职，复交刑部议罪。顺治十六年闰三月初四，刑部议奏，拟议阿拉那应鞭一百，折赎，帝允其议。《清世祖实录》第125卷第4页。这本是一件普通案子，阿拉那虽是皇上的二等侍卫，但不应酒醉行凶，持刀砍人，万一不幸失手，将人砍死，岂不是草菅人命，暴虐残酷，理应依法制裁，刑部审议不为不妥。但此议也难免使人有些疑惑，阿拉那乃皇上之侍卫，时侍万岁，权势不小，区区卑贱家奴怎敢向刑部控告这位侍卫，常说相府家人七品官，皇上之侍卫可能会见官高一级，谁人敢惹，这几个家奴难道是吃了豹子胆不成？如若经过一些打听，疑者便会恍然大悟，原来陈保、袁二、黑子并非一般家奴，而是额尔克戴青之奴，且系其主“朝夕使令之仆”，即贴身家奴。
这个额尔克戴青可非平凡之辈，他乃是太祖努尔哈赤之外孙，是权势赫赫的二等公和领侍卫内大臣兼议政大臣。四十二年前，天命二年(1617)，额尔克戴青之父漠南蒙古喀尔喀五部之巴约特部台吉恩格德尔，前来建州，朝贺太祖，太祖以亲弟舒尔哈齐贝勒之女为己女，下嫁与恩格德尔。天命九年正月，恩格德尔偕妻来朝，请率所部来归，太祖大喜，决定“厚养之”，与他盟誓赐敕。其誓词说：“皇天垂佑，使恩格德尔舍其己父，而以我为父，舍其己之弟兄，而以其妻之弟兄为弟兄，弃其故土，而以我国为依归，若不厚养之，则穹苍不苟，殃及吾身。于天作合之婿子而恩养无间，则天自保佑，俾吾子孙大王、二王、三王、四王、阿布太台吉、得格垒台吉、戒桑古台吉、迹儿哈朗台吉、阿吉格台吉、都督台吉、姚托台吉、芍托台吉、沙哈量台吉，及恩格德尔台吉等，命得延长，永享荣昌。”《满文老档？太祖》第60卷；《武皇帝实录》第4卷。太祖赐予恩格德尔之敕书说：除篡逆大罪外，恩格德尔夫妇所犯“一切过犯，俱不加罪”。太祖又以当时后金国中最高的官衔和世职“总兵官”授予恩格德尔，让其子孙世代袭承。恩格德尔编入满洲正黄旗，此后多次率兵从征，屡立战功，为金国――大清国的扩展强大，立下了功勋。
崇德元年恩格德尔去世，其次子三等甲喇章京、侍卫额尔克戴青袭父所封之三等子爵。额尔克戴青坚决拥立太宗之皇子继位，在幼君福临即位之后第八天，崇德八年八月二十二日，他偕同图尔格等两黄旗二百余名大臣侍卫盟誓于天地，决心效忠新君，不与诸王结党谋逆。顺治二年额尔克戴青晋封二等子，七年三月晋三等侯。睿王多尔衮之党羽大学士刚林、祁充格唆使额尔克戴青归附睿王，从正黄旗转入王之正白旗，额尔克戴青坚决拒绝，遂被降为二等子。顺治帝亲政后，“嘉其持正无所阿”，特晋一等侯，授议政大臣，管銮仪卫，并擢任领侍卫内大臣，再三次晋封至一等公。顺治十年因谳狱欠妥降二等公，十四年加少保，兼太子太保。
正因为陈保是这位皇上之表兄、二等公、领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的贴身家人，所以才敢告皇上之侍卫，所以刑部、兵部才相信他的控告而将阿拉那定罪，看来阿拉那是要惨遭大祸削职被辱了。然而，阿拉那是幸运的，他的冤枉马上就被平反昭雪，事实的真相竟由他崇仰的皇上亲自出来揭示了。
顺治十六年闰三月二十二日，即阿拉那被错误定罪之后的第十八天，少年天子给吏部下了一道痛斥大学士、议政大臣、太子太保摄刑部尚书事务的图海之上谕。谕旨说：图海辜恩谬妄，过误甚多，“如阿拉那一案，是非颠倒，情弊显然”，朕面加诘问，仍巧言支饰，不以实对，负恩溺职，殊为可恶，已经革职付部，著议政王、贝勒、大臣、九卿、科道会同从重议罪具奏。②《清世祖实录》第125卷第13页；第19、20页。
紧接着，他又于四月初十谕吏部：“额尔克戴青身为大臣，自当恪遵国法，钤束家仆，勿令为非，乃素不约束，以致家仆陈保等将侍卫阿拉那辱殴，且诬其持刀，擅行绑缚，欲行陷害。阿拉那系近侍官员，被额尔克戴青之仆捆缚殴辱，而伊主佯为不知，有是理乎？况阿拉那即额尔克戴青所管之侍卫，陈保乃伊朝夕使令之仆，额尔克戴青身为近侍大臣，凡他人过失犹当入告，今反纵家仆肆行无忌，诬陷近侍之臣，全无觉察，甚属不合，著议政王、贝勒、大臣会同从重议罪具奏。”②。
这两道上谕，彻底把案翻了过来。谕旨明确地指出，这是一场冤案，是行凶之人冒充原告，诬陷被辱之受害者，刑部、兵部是非颠倒，良莠不分，额尔克戴青纵奴横行，佯为不知，理应重惩。在皇上如此明察和严厉训诫下，议政王大臣、九卿、科道当然只有遵循帝旨，公正审理。
四月十六日，议政王大臣遵旨议奏：额尔克戴青应革少保兼太子太保、议政大臣及领侍卫内大臣职，削爵，仅保留内大臣职衔，其袭父之三等子世职改令其兄弟承袭。帝允其议。《清世祖实录》第125卷第25页；《清史稿》第229卷，《恩格德尔传》。
五月初三，内大臣、一等伯索尼、大学士巴哈纳、额色黑会同吏部议奏：陈保、袁二、黑子伙同众棍，肆行凶恶，将侍卫阿拉那殴打绑捆，抢夺貂褂等物，又诬告阿拉那酒醉持刀砍人，陷害无辜，情罪重大，照律均应立斩。兵部尚书，兵部、刑部侍郎、员外郎、郎中伊图、梁清标、杜立德等应分别革职降调罚银。帝令将伊图等罚银降级，陈保、袁二、黑子著三法司核拟具奏。随即三法司核议后奏准，将陈保、袁二立即斩首，黑子绞监候。《清世祖实录》第126卷第4页，第127卷第10、30页。
顺治帝如此痛惩凶横旗奴，严责皇亲大臣额尔克戴青，对当时满洲王公贵族大臣纵令奴才横行无忌鱼肉黎民的恶习，必会产生一定的压抑限制作用，对减轻兵民痛苦，有所裨益。
少年天子为什么会从批准刑部颠倒是非诬陷阿拉那的报告，改为亲自平反此案？原因不得而知，也许是他亲自听到了阿拉那的呈诉，但这种可能性很小，因为阿拉那被革职之后，不能见到皇上，且他只身一人也无法和陈保等一群恶奴辨清事实。也许是阿拉那的伙伴们，即皇上的那批侍卫向帝奏报了真相，也许是皇上亲自出外进行了调查。结论虽难准确作出，但看来与帝之亲访不无相连。
因为，据被帝尊称为“玛法”的德国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说，他曾向皇帝陈述受官吏压迫的贫苦小民的怨恨，这种情形不久为帝“铲除”。在他奏述的几天以后，皇帝到城外打猎，一个人走到了一个村子里，“瞧见一位面容愁苦的老人，正在那里劈木柴。皇帝向他问及他的状况，这位老人以为他眼前所瞧见的是一位寻常的兵丁，所以竟向他诉说他的冤屈起来。他说：他的状况非常恶劣。地方上那位贪婪的官吏，把他所有的财产都给劫夺了去。现在他虽然年老力衰，然而仍被逼来做这一种奴隶工作，以便借卖木柴，得以苟延残喘，而不致饥饿以死。皇帝令那位老人骑在他所骑来的那匹骡子身上，并且同他一起奔赴那位官吏的住宅。那位官吏使他的太太出来应付他们。她不知眼前的人就是皇帝，所以就向他叱骂，令他滚开，并且还拿一条棍子出来恐吓他。在这时，皇帝的侍卫就赶了过来，而这官司现在可就简单地解决了。皇帝命他的卫士把那位官吏和他的家人，登时都立地斩首示惩。这位官吏的全部财产，皇帝都赏赐了老人，并且还封他为全村之长。”魏特：《汤若望传》。
顺治帝还不止一次下谕，斥责满洲拨什库、庄头横行无忌，鱼肉黎民，蔑视官府，命予严惩。他刚亲政，便于顺治八年二月十九日谕户部：国家首重体统，尊卑原有定分。近闻满洲拨什库及庄头、投充人等，不守法度，罔顾尊卑，“骑马直入府州县衙门，与府州县官并坐，藐视命吏，任意横行，目中既无官府，何况小民，其欺凌鱼肉，不问可知，深可痛恨，尔部即出示严行禁止，并行文各府州县，如有拨什库人等仍前无故擅入官府衙门，及凌侮官员欺害小民者，即擒拿解部，从重治罪”。《清世祖实录》第53卷第20、2l页。
虽然由于清初特殊的军事政治原因，八旗王公贵族的家奴，以及皇上之内务府包衣，仗主权势，无恶不作，鱼肉黎民的横行歪风，不会由于顺治帝的几道谕旨和惩处个别恶霸而彻底革除，但总还能起一点作用。据汤若望讲，在皇上惩处了那个欺压老人的官吏后不久，“全国的人们对于皇帝严明公道的行动，都是盛称盛道的”。魏特：《汤若望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