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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消灭南明平定五省(6)
湖广、江西与广西虽已稳定，但洪承畴是五省经略，最后目标是统一滇黔，怎样实现这一目标？洪承畴仍主张以守为战，待条件成熟时才大举进攻。这就招惹了一些官员不满。兵部左侍郎王弘祚于顺治十二年初上疏，指责洪承畴久任无功，坐失战机。《明清史料》甲编第4本，《兵部侍郎王弘祚奏疏》。曾与大顺军、大西军多次交战因功升授四川巡抚的汉军正红旗人李国英，也于同年春疏陈用兵方略，痛驳坐守之弊，力主大举进攻。他说：建治平之略者，在苏民生之困，苏民生之困者，在祛其致困之源，今滇黔未靖，征兵转饷，“因一隅未安之地，累数省已安之民，旷日费时，必至师老财匮，此坐而自困之道也”。“我国家兵威无敌，而小丑敢逆颜行，非兵不强，饷不足，由封疆之臣畏难避苦，利钝功罪之念，先入于中，以致贻忧君父耳”。现湖南两广俱有重兵，平西王与固山额真李国翰之兵屯驻汉中，蓄锐已久，若分道并进，首尾夹击，必能成功，“此诚一劳永逸之计也”。请敕平西王与李国翰为各路之统领，先平四川，再取滇黔。《清世祖实录》第91卷第3、4页。
于顺治十二年十一月接替陈泰担任宁南靖寇大将军的一等子、固山额真阿尔津，统率八旗军驻荆州、连败敌军，十三年又攻克湖南辰州，欲以所部兵留驻于此，咨商于经略，洪不同意。阿尔津复移咨说：若增兵守辰，则可得沅州、靖州，“沅、靖一得，可进取滇黔”，今弃辰州不守，敌必复来，“我士马疲顿，岂能数逾越险阻”？洪以此咨文上奏。顺治十二年五月郑亲王济尔哈朗临终前夕，也语重心长地奏告皇上，“惟尾以取云贵、灭桂王为念”，实际上也表示了对洪承畴重守不进的不满。
虽然不断招来非议，但洪承畴仍因大西军强大，云贵险阻，而主守不攻，偏重招抚。顺治帝也听从其言，不采纳李国英等人建议，且令阿尔津班师，“以征守事务委承畴速筹”。洪承畴虽花了很大力气进行招降，多次派人诱劝孙可望、李定国降顺，但是由于不敢进剿，“寸土未恢”，招降之计也未生效。在这“满洲大兵屡苦远驰，地方官民疲于奔命”，军费激增，财政奇困之际，廷臣对洪愈益不满，皇上也失去耐心，洪承畴只好以“有罪、无能、老疾”为借口，一再要求朝廷将己“罢斥处分”，世祖初尚“优旨慰留”，后便于顺治十四年六月三十日降旨允准其请说：“览卿再奏，病势转久，深轸朕怀，军务殷繁，难以静摄，著解任回京调理。”《清世祖实录》第110卷第9页。
经略可以解任，但怎样用兵，却非一纸诏书能解，守既不利，攻又难进，万一冒险进攻，折兵损将，又将如何收场？顺治帝对此可真是苦无良策忧心忡忡了。
然而，天佑清室，正当洪承畴打点行装准备返京之时，正当皇上难定攻守坐卧不安之际，前线传来了大西军“国主”、“秦王”孙可望前来归顺的特大喜讯，局势顿然改观。
第二节乘机大举势如破竹。
一、天佑清室“国主”、“秦王”归顺。
孙可望本是“关西布衣”，先祖屡世力农，家境贫寒，为人所侮，愤而投奔张献忠，初为普通士兵，因其“少年英俊”，机智骁勇，被张献忠收为养子，封平东将军，位列李定国等人之前。张献忠死后，他团结众将，激励士卒，与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三将军，率领大西军余部出川，夺据滇黔，对大西军的延续和再度强大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被将士尊称为“国主”。然而，随着地位的变化，孙可望的自私、骄横、嫉贤妒能、专权横行的毛病恶性膨胀。他尤其嫉恨安西王李定国智勇双全，功大势盛，遇事直言，不媚于己，于南明永历二年(清顺治五年四月)借故执李定国于演武场，杖责五十军棍，孙李之间仇隙已深。
孙可望欲彻底摆脱四将军并尊的传统，遂袭挟天子令诸侯之故事，于顺治六年遣使南明，要求“联合恢剿”，给己秦王封爵。永历帝初尚不愿，几经周折，后遭清军追袭，走投无路，只好逃至孙可望辖区，被孙安置在安隆，实为软禁，名虽为君，而“大小战争，诛斩封奏”之权，悉归孙可望掌握。
孙可望虽已胁迫永历帝封己为秦王，野心并未满足，紧张筹划自为天子，而李定国则由于明臣的影响，日渐滋长忠君思想，愿为永历帝之忠臣，从而孙李之间矛盾愈益激化。孙可望几次谋害李定国未遂。顺治十二年听闻李定国在南宁为清兵所逼欲撤回云南，他急命总兵关有才等统军四万，进屯田州堵击，凡李定国可能来滇的必经之路，刍粮全部焚毁。不料李定国因此时虽仅剩下六千士卒，却雄心未减，在接到永历帝于安隆潜行发出的勤王血诏后，立即于十三年春由间道出奇兵抄袭关有才大营后路，关有才大惊，落荒而逃。李定国在白文选协助下，赶抵安隆，奉永历帝朱由榔入云南，与蜀王刘文秀会合，抵达昆明，白文选仍留贵州。
孙可望大怒，于顺治十四年八月初一，令冯双礼留守贵州，以白文选为大将军，总统诸军前行，以马宝为先锋，自率一军殿后，总共有兵六万(一说十四万)，急行入滇。九月二十日，两军交战于交水，李定国部只有三万，众寡不敌，然而大西军将士早就对孙之同室操戈十分不满，久仰李定国之为人及才干，故白文选、马宝、马惟兴等大将皆于阵前倒戈内应，李定国、刘文秀见机率兵猛攻，孙可望部下大多迎降。孙可望大败而逃，随行只数十人，逃回贵阳，兵心已变，遂携妻子财宝逃往湖南，于十一月到达宝庆府境，遣使赴洪承畴军前求降。清宝庆中路总兵官李茹春、右路总兵官王平于顺治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将孙可望及其将士家属四百余人送到宝庆，后又遵经略命令，于二十八日送到湘潭，与经略相会。十二月初三，洪承畴带孙可望到长沙。初十孙可望等人尽行发，并呈献“秦王之宝”镀金银印于经略。曾经拥兵数十万叱咤风云威震西南的大西军“国主”、“秦王”孙可望，就这样在惨败之后投降于有杀父之仇的敌人，跪伏在大清皇上的脚下，当了一名可耻的农民军的叛徒。《清世祖实录》第113卷第7、11、12、14、15页；《明清史料》甲编第2本，《经略洪承畴揭帖》(顺治十四年十二月十九日)；第6本，《经略洪承畴揭帖》(顺治十四年十一月十八日、二十四日、十二月初六日)；《明清史料》丙编第2本，《秦王孙可望揭帖》(顺治十四年十一月)；《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6辑，《张长庚为孙可望递书降清事揭帖》(顺治十四年十二月初七日)。
洪承畴闻知孙可望来降，无比欢欣，立即奏报喜讯，并说明“病已痊愈”请求留任，同时又连上几疏，呈述了需要重赏孙可望的理由。他强调说：“云贵投来伪王，关系荡平南服机宜，尤必叩恳皇恩，大破赏格，特加升赏”，希望朝廷将孙可望树立为“收复云贵榜样”。
顺治帝得悉孙可望归顺，万分高兴，立即考虑对孙可望之安排与封赏。一些人的名字、经历、爵职，自然会出现在他的眼前。入关以来，大顺军、大西军将领、明朝故臣、南明官将降清者不少，清廷皆区别对待，封授爵衔或官职。拥兵四五万驻守睢州的南明东平伯、总兵许定国，诱杀统军十余万坚决抗清的南明兴平伯、总兵高杰，归顺清朝，死后追封一等子。南明广昌伯、总兵刘良佐统兵十万降，封授二等子。已故宁南侯左良玉之子左梦庚率总兵十二员马步兵十万降，授一等子。总兵田雄缚南明福王来降，授一等子。统军二三十万为消灭南明唐王权利立下大功的平国公郑芝龙，降后初封三等子，后以欲诱其子郑成功归降，始封芝龙为同安侯，成功为海澄公(郑成功拒爵不降)。明定西伯、总兵唐通降，晋封定西侯，后改授一等子。只有明平西伯、总兵吴三桂因献山海关败大顺军李自成立有大功，始封平西王。另外，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沈志祥，因在关外已降，功大，故在崇德年间，已分封王、公。若按入关后左梦庚等人率兵十万、四五万来降者之例，此次孙可望仅系“孑身来归”之孤家寡人，若仅以率降之官、兵多少来论功封授，孙可望最多也不过封授男爵，不能赐以更高的爵职。怎样办？是按常例，还是破格，难以定夺。这时便显现出顺治帝之智慧和才干了，他毅然不囿于常例，采纳了洪承畴请求重赏孙可望的意见，而且其赏之重，恐连经略也大出意外，他竟然特别破格，赐封孙为“义王”，而且封授之仪甚为隆重。
顺治十四年十二月初六，他“敕谕新归臣孙可望”说：
“朕惟帝王统御天下，必期遐迩民生，皆得其所，故当舆图未归，念切颠连，不惮缮我甲兵，远伸天讨，若肯革心向化，即嘉其慕义，不吝推心置腹，广覆载无外之仁。卿十余年，阻在南服，聊为自固之计，未悉我朝宽仁大度，宥过招降，自创业以来，凡悔罪投诚，纳土归命者，不特赦其既往，抑且优加封爵，俾享尊荣，此天下所共闻者久矣。今卿率众携家，乘机来归，知卿处心积虑，向化有年，即此一旦翻然，便为识时俊杰。朕一闻疆臣驰奏，深为忻悦，特封尔为义王，以示优眷，所有应给册印，已令所司铸造，令近臣赍送外，兹遣专官，先行敕谕，用宣朕意，卿宜祗遵，以俟宠命”。《清世祖实录》第113卷第12页。
过了九天，他又下一道上谕和一道敕书。上谕是谕兵部的。他谕告兵部说：向因孙可望、李定国等窃据滇黔，勤兵讨御，抚剿兼施，原为救民于水火。今李定国与孙可望彼此相攻，“可望携家降顺”。“览其来奏，情词恳切，独能识时审势，洁身于僭乱之群”，即此一念，便当宥其既往。且兴师动众，深轸劳民，兹乃不烦兵力，自献悃忱，殊可嘉悦。“孙可望已特封为义王，用昭朕柔远宁民之意，尔部通行传之”。②③《清世祖实录》第113卷第14页；第15页；第20、21页。另一道敕书，是给孙可望的，是答复孙之求兵征滇而写。他在敕谕中讲道：“前经略辅臣奏王慕义向化，朕心深为嘉悦，特加优典，封为义王”。兹览来奏，当明季丧亡之际，收拾士民，训养兵卒，期保所得土地，原非篡夺。“谅王久阻归诚，亦特震慑兵威，初非抗拒”。至于所用之人，横逆不驯，假借名号，煽诱逆党，反攻内击，“似此所为，既挟制其主，又流毒于民，不但有负于王，抑且悖违天道。朕夙以奉天讨罪救民水火为心，已命所司选将厉兵，大张挞伐，以快滇黔兆民来苏之愿，庶慰王去迸效顺之忱矣”。②。
又过了十三天，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帝遣内翰林弘文院学士麻勒吉为正使，礼部尚书胡兆龙、礼部右侍郎祁彻白为副使，赍册印往湖广，册封孙可望为义王，册文全文如下：
“向化抒诚，号识时之俊杰，封藩锡爵，昭励世之常，来归既献乎舆图，懋赏斯隆夫带励。咨尔新归臣孙可望，才能乘势，智裕择君，虽云身在南荒，十余年称戈负固，实则志依北阙。兹一旦率众投诚，携尔室家，足信瞻云就日，统厥士马，真为出谷迁乔，于朝廷招降抚顺之仁，适相允合，岂国家厚禄荣阶之典，肯靳弘施。大分维彰，朕心嘉悦，是用封尔为义王。於戏，祗承宠渥，流芳誉于千秋，益笃忠贞，竟茂勋于一统，钦哉。”③。
又过了几天，顺治帝以孙可望差官程万里至京，奏请入觐，特谕允其请，命其同麻勒吉等速来京师。《清世祖实录》第114卷第6页。
孙可望遵旨，于顺治十五年五月初二到达京城，帝命“和硕简亲王济度、和硕安亲王岳乐率众公侯伯以下、梅勒章京侍郎以上出迎，赐茶”。《清世祖实录》第117卷第2页。这是十分隆重的迎接贵宾之礼，并且几天之内，皇上几次赐宴和召见。孙至京的第二天，五月初三，帝御太和殿，孙可望朝见皇上。五月初四，“宴义王孙可望于中和殿”。五月初八，“赐义王孙可望宴于其邸舍”，“定义王孙可望顶带、坐褥、仪仗等物，其长史等官及护卫，俱视多罗郡王例”。五月初十，“复赐义王孙可望宴于其邸舍”。《清世祖实录》第117卷第6页。皇上又多次赏赐大量银布衣服与孙可望。六月初二，“赐义王孙可望银二千两、缎五十匹、青布梭布五百匹。其总兵副将参游等官，各赏银缎布有差。兵丁亦赏银布”。《清世祖实录》第118卷第3页。七月初二，“赐义王孙可望貂镶蟒袍一、貂褂一、大蟒缎狐肷里水獭镶边朝衣一，黑貂朝帽一、镶斜皮靴袜一双、大蟒夹朝衣一、蟒缎夹褂一、蟒纱朝衣一、凉朝帽一，及珠顶、束带”。《清世祖实录》第119卷第2页。不久又赐孙可望银一万两。《清世祖实录》第121卷第4页。
于顺治十二年十一月接替陈泰担任宁南靖寇大将军的一等子、固山额真阿尔津，统率八旗军驻荆州、连败敌军，十三年又攻克湖南辰州，欲以所部兵留驻于此，咨商于经略，洪不同意。阿尔津复移咨说：若增兵守辰，则可得沅州、靖州，“沅、靖一得，可进取滇黔”，今弃辰州不守，敌必复来，“我士马疲顿，岂能数逾越险阻”？洪以此咨文上奏。顺治十二年五月郑亲王济尔哈朗临终前夕，也语重心长地奏告皇上，“惟尾以取云贵、灭桂王为念”，实际上也表示了对洪承畴重守不进的不满。
虽然不断招来非议，但洪承畴仍因大西军强大，云贵险阻，而主守不攻，偏重招抚。顺治帝也听从其言，不采纳李国英等人建议，且令阿尔津班师，“以征守事务委承畴速筹”。洪承畴虽花了很大力气进行招降，多次派人诱劝孙可望、李定国降顺，但是由于不敢进剿，“寸土未恢”，招降之计也未生效。在这“满洲大兵屡苦远驰，地方官民疲于奔命”，军费激增，财政奇困之际，廷臣对洪愈益不满，皇上也失去耐心，洪承畴只好以“有罪、无能、老疾”为借口，一再要求朝廷将己“罢斥处分”，世祖初尚“优旨慰留”，后便于顺治十四年六月三十日降旨允准其请说：“览卿再奏，病势转久，深轸朕怀，军务殷繁，难以静摄，著解任回京调理。”《清世祖实录》第110卷第9页。
经略可以解任，但怎样用兵，却非一纸诏书能解，守既不利，攻又难进，万一冒险进攻，折兵损将，又将如何收场？顺治帝对此可真是苦无良策忧心忡忡了。
然而，天佑清室，正当洪承畴打点行装准备返京之时，正当皇上难定攻守坐卧不安之际，前线传来了大西军“国主”、“秦王”孙可望前来归顺的特大喜讯，局势顿然改观。
第二节乘机大举势如破竹。
一、天佑清室“国主”、“秦王”归顺。
孙可望本是“关西布衣”，先祖屡世力农，家境贫寒，为人所侮，愤而投奔张献忠，初为普通士兵，因其“少年英俊”，机智骁勇，被张献忠收为养子，封平东将军，位列李定国等人之前。张献忠死后，他团结众将，激励士卒，与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三将军，率领大西军余部出川，夺据滇黔，对大西军的延续和再度强大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被将士尊称为“国主”。然而，随着地位的变化，孙可望的自私、骄横、嫉贤妒能、专权横行的毛病恶性膨胀。他尤其嫉恨安西王李定国智勇双全，功大势盛，遇事直言，不媚于己，于南明永历二年(清顺治五年四月)借故执李定国于演武场，杖责五十军棍，孙李之间仇隙已深。
孙可望欲彻底摆脱四将军并尊的传统，遂袭挟天子令诸侯之故事，于顺治六年遣使南明，要求“联合恢剿”，给己秦王封爵。永历帝初尚不愿，几经周折，后遭清军追袭，走投无路，只好逃至孙可望辖区，被孙安置在安隆，实为软禁，名虽为君，而“大小战争，诛斩封奏”之权，悉归孙可望掌握。
孙可望虽已胁迫永历帝封己为秦王，野心并未满足，紧张筹划自为天子，而李定国则由于明臣的影响，日渐滋长忠君思想，愿为永历帝之忠臣，从而孙李之间矛盾愈益激化。孙可望几次谋害李定国未遂。顺治十二年听闻李定国在南宁为清兵所逼欲撤回云南，他急命总兵关有才等统军四万，进屯田州堵击，凡李定国可能来滇的必经之路，刍粮全部焚毁。不料李定国因此时虽仅剩下六千士卒，却雄心未减，在接到永历帝于安隆潜行发出的勤王血诏后，立即于十三年春由间道出奇兵抄袭关有才大营后路，关有才大惊，落荒而逃。李定国在白文选协助下，赶抵安隆，奉永历帝朱由榔入云南，与蜀王刘文秀会合，抵达昆明，白文选仍留贵州。
孙可望大怒，于顺治十四年八月初一，令冯双礼留守贵州，以白文选为大将军，总统诸军前行，以马宝为先锋，自率一军殿后，总共有兵六万(一说十四万)，急行入滇。九月二十日，两军交战于交水，李定国部只有三万，众寡不敌，然而大西军将士早就对孙之同室操戈十分不满，久仰李定国之为人及才干，故白文选、马宝、马惟兴等大将皆于阵前倒戈内应，李定国、刘文秀见机率兵猛攻，孙可望部下大多迎降。孙可望大败而逃，随行只数十人，逃回贵阳，兵心已变，遂携妻子财宝逃往湖南，于十一月到达宝庆府境，遣使赴洪承畴军前求降。清宝庆中路总兵官李茹春、右路总兵官王平于顺治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将孙可望及其将士家属四百余人送到宝庆，后又遵经略命令，于二十八日送到湘潭，与经略相会。十二月初三，洪承畴带孙可望到长沙。初十孙可望等人尽行发，并呈献“秦王之宝”镀金银印于经略。曾经拥兵数十万叱咤风云威震西南的大西军“国主”、“秦王”孙可望，就这样在惨败之后投降于有杀父之仇的敌人，跪伏在大清皇上的脚下，当了一名可耻的农民军的叛徒。《清世祖实录》第113卷第7、11、12、14、15页；《明清史料》甲编第2本，《经略洪承畴揭帖》(顺治十四年十二月十九日)；第6本，《经略洪承畴揭帖》(顺治十四年十一月十八日、二十四日、十二月初六日)；《明清史料》丙编第2本，《秦王孙可望揭帖》(顺治十四年十一月)；《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6辑，《张长庚为孙可望递书降清事揭帖》(顺治十四年十二月初七日)。
洪承畴闻知孙可望来降，无比欢欣，立即奏报喜讯，并说明“病已痊愈”请求留任，同时又连上几疏，呈述了需要重赏孙可望的理由。他强调说：“云贵投来伪王，关系荡平南服机宜，尤必叩恳皇恩，大破赏格，特加升赏”，希望朝廷将孙可望树立为“收复云贵榜样”。
顺治帝得悉孙可望归顺，万分高兴，立即考虑对孙可望之安排与封赏。一些人的名字、经历、爵职，自然会出现在他的眼前。入关以来，大顺军、大西军将领、明朝故臣、南明官将降清者不少，清廷皆区别对待，封授爵衔或官职。拥兵四五万驻守睢州的南明东平伯、总兵许定国，诱杀统军十余万坚决抗清的南明兴平伯、总兵高杰，归顺清朝，死后追封一等子。南明广昌伯、总兵刘良佐统兵十万降，封授二等子。已故宁南侯左良玉之子左梦庚率总兵十二员马步兵十万降，授一等子。总兵田雄缚南明福王来降，授一等子。统军二三十万为消灭南明唐王权利立下大功的平国公郑芝龙，降后初封三等子，后以欲诱其子郑成功归降，始封芝龙为同安侯，成功为海澄公(郑成功拒爵不降)。明定西伯、总兵唐通降，晋封定西侯，后改授一等子。只有明平西伯、总兵吴三桂因献山海关败大顺军李自成立有大功，始封平西王。另外，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沈志祥，因在关外已降，功大，故在崇德年间，已分封王、公。若按入关后左梦庚等人率兵十万、四五万来降者之例，此次孙可望仅系“孑身来归”之孤家寡人，若仅以率降之官、兵多少来论功封授，孙可望最多也不过封授男爵，不能赐以更高的爵职。怎样办？是按常例，还是破格，难以定夺。这时便显现出顺治帝之智慧和才干了，他毅然不囿于常例，采纳了洪承畴请求重赏孙可望的意见，而且其赏之重，恐连经略也大出意外，他竟然特别破格，赐封孙为“义王”，而且封授之仪甚为隆重。
顺治十四年十二月初六，他“敕谕新归臣孙可望”说：
“朕惟帝王统御天下，必期遐迩民生，皆得其所，故当舆图未归，念切颠连，不惮缮我甲兵，远伸天讨，若肯革心向化，即嘉其慕义，不吝推心置腹，广覆载无外之仁。卿十余年，阻在南服，聊为自固之计，未悉我朝宽仁大度，宥过招降，自创业以来，凡悔罪投诚，纳土归命者，不特赦其既往，抑且优加封爵，俾享尊荣，此天下所共闻者久矣。今卿率众携家，乘机来归，知卿处心积虑，向化有年，即此一旦翻然，便为识时俊杰。朕一闻疆臣驰奏，深为忻悦，特封尔为义王，以示优眷，所有应给册印，已令所司铸造，令近臣赍送外，兹遣专官，先行敕谕，用宣朕意，卿宜祗遵，以俟宠命”。《清世祖实录》第113卷第12页。
过了九天，他又下一道上谕和一道敕书。上谕是谕兵部的。他谕告兵部说：向因孙可望、李定国等窃据滇黔，勤兵讨御，抚剿兼施，原为救民于水火。今李定国与孙可望彼此相攻，“可望携家降顺”。“览其来奏，情词恳切，独能识时审势，洁身于僭乱之群”，即此一念，便当宥其既往。且兴师动众，深轸劳民，兹乃不烦兵力，自献悃忱，殊可嘉悦。“孙可望已特封为义王，用昭朕柔远宁民之意，尔部通行传之”。②③《清世祖实录》第113卷第14页；第15页；第20、21页。另一道敕书，是给孙可望的，是答复孙之求兵征滇而写。他在敕谕中讲道：“前经略辅臣奏王慕义向化，朕心深为嘉悦，特加优典，封为义王”。兹览来奏，当明季丧亡之际，收拾士民，训养兵卒，期保所得土地，原非篡夺。“谅王久阻归诚，亦特震慑兵威，初非抗拒”。至于所用之人，横逆不驯，假借名号，煽诱逆党，反攻内击，“似此所为，既挟制其主，又流毒于民，不但有负于王，抑且悖违天道。朕夙以奉天讨罪救民水火为心，已命所司选将厉兵，大张挞伐，以快滇黔兆民来苏之愿，庶慰王去迸效顺之忱矣”。②。
又过了十三天，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帝遣内翰林弘文院学士麻勒吉为正使，礼部尚书胡兆龙、礼部右侍郎祁彻白为副使，赍册印往湖广，册封孙可望为义王，册文全文如下：
“向化抒诚，号识时之俊杰，封藩锡爵，昭励世之常，来归既献乎舆图，懋赏斯隆夫带励。咨尔新归臣孙可望，才能乘势，智裕择君，虽云身在南荒，十余年称戈负固，实则志依北阙。兹一旦率众投诚，携尔室家，足信瞻云就日，统厥士马，真为出谷迁乔，于朝廷招降抚顺之仁，适相允合，岂国家厚禄荣阶之典，肯靳弘施。大分维彰，朕心嘉悦，是用封尔为义王。於戏，祗承宠渥，流芳誉于千秋，益笃忠贞，竟茂勋于一统，钦哉。”③。
又过了几天，顺治帝以孙可望差官程万里至京，奏请入觐，特谕允其请，命其同麻勒吉等速来京师。《清世祖实录》第114卷第6页。
孙可望遵旨，于顺治十五年五月初二到达京城，帝命“和硕简亲王济度、和硕安亲王岳乐率众公侯伯以下、梅勒章京侍郎以上出迎，赐茶”。《清世祖实录》第117卷第2页。这是十分隆重的迎接贵宾之礼，并且几天之内，皇上几次赐宴和召见。孙至京的第二天，五月初三，帝御太和殿，孙可望朝见皇上。五月初四，“宴义王孙可望于中和殿”。五月初八，“赐义王孙可望宴于其邸舍”，“定义王孙可望顶带、坐褥、仪仗等物，其长史等官及护卫，俱视多罗郡王例”。五月初十，“复赐义王孙可望宴于其邸舍”。《清世祖实录》第117卷第6页。皇上又多次赏赐大量银布衣服与孙可望。六月初二，“赐义王孙可望银二千两、缎五十匹、青布梭布五百匹。其总兵副将参游等官，各赏银缎布有差。兵丁亦赏银布”。《清世祖实录》第118卷第3页。七月初二，“赐义王孙可望貂镶蟒袍一、貂褂一、大蟒缎狐肷里水獭镶边朝衣一，黑貂朝帽一、镶斜皮靴袜一双、大蟒夹朝衣一、蟒缎夹褂一、蟒纱朝衣一、凉朝帽一，及珠顶、束带”。《清世祖实录》第119卷第2页。不久又赐孙可望银一万两。《清世祖实录》第121卷第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