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天子痴情君顺治帝

第26章 消灭南明平定五省(10)

　　“前者密陈用兵缅甸事，奉谕曰：若势有不可，慎勿强。又谕曰：务详审斟酌而行。……滇南负固有年，一朝戡定，独逆渠李定国等挟伪永历遁出边外，是滇土虽收，滇局未结，边患一日不息，兵马一日不宁。臣叨列维藩，何忍以此贻忧君父，因再三筹划，窃以为有三患二难。永历在缅，李定国、白文选等分住三宣、六慰、孟艮一带，借永历以蛊惑众心，倘不乘胜大举入缅，以净根株，万一此辈复整败众，窥我边防，兵到则彼退藏，兵撤则彼复扰，此其患在门户。土司反复无定，惟利是趋，如我兵不动，逆党假永历以号召内外诸蛮，万一如前日元江之事，一被煽惑，遍地蜂起，此其患在肘腋。投诚官兵，虽已安插，然革面尚未革心，永历在缅，于中岂无系念，万一边关有警，若辈生心，此其患在腠理。今滇中兵马云集，粮草取之民间，勿论各省饷运愆期，即到滇召买，民室方如悬磬，市中米价日增，公私交困，措粮之难如此。召买粮草，民间必须搬运交纳，年年召买，岁岁输将，民力尽于官粮，耕作荒于南亩，人无生趣，势必逃亡，皮之不存，毛将安附，培养之难又如此。臣用是彻底筹划，惟有及时进兵，早收全局，诚使外孽一净，则边境无伺隙之虑，土司无簧惑之端，降人无观望之志，地方稍得苏息，民力略可宽纾，一举而数利存焉，窃谓救时之方，计在于此。”《清世祖实录》第134卷第18、19、20页；《清史列传》第80卷，《吴三桂传》。

　　帝阅疏之后，命议政王、贝勒、大臣及户兵二部速议。过了八天，四月三十日，议政王、贝勒、大臣等议奏：平西王吴三桂疏言永历在缅，伪王李定国借以蛊惑人心，相应进剿。其见在云南满洲官兵，听该藩与各都统商酌率往。至于兵马钱粮，所需甚多，不惟措处艰难，亦万难即运至滇，目前应用草料，敕该藩设法措备，务使兵民两利。再查户部拨给云南十七年八分兵饷银三百三十万两，已经催解，其已解到者，听该藩支给进征兵丁，其未解到者，仍严饬各督抚星夜解往，以为接济。帝阅后未即批示，仅命学士麻勒吉、侍郎石图前往云南，与平西王吴三桂面商机宜。《清世祖实录》第134卷第22页。

　　麻勒吉、石图赴滇与平西王商议后，回京呈报详情。顺治帝考虑再三，决心出兵，于顺治十七年八月十八日，授领侍卫内大臣、一等公爱星阿为定西将军，率领八旗军，往攻李定国。帝赐其敕谕说：“兹以逆贼李定国已经败窜，怙恶不悔，宜靖根株，以安疆圉，特命尔爱星阿为定西将军，统兵同平西王吴三桂相机征讨，凡事与都统卓罗、郭尔秦、孙塔、署护军统领毕立克图、护军统领费雅思哈等，会议而行。如进剿，则令卓罗守城。俟到平西王处，一切事务，俱用王印行。若不与王同处，即以尔印行。”《清世祖实录》第139卷第16页。

　　顺治帝能作出这一决定，颇为不易。他虽然早就想发军进缅，但困难太多太大，洪承畴讲了一大套不能用兵的理由，言之有理，持之有据。就连渴望显威异国，建树奇勋，扩大势力的平西王吴三桂，也有“措粮之难”、“培养之难”的二难之叹，实际上还有一难，即没有钱，财政异常困难。本来经过他亲政后的努力，才过两年多，便已从库无分文，到顺治十一年六月变为户部有“剩银”二百六十万余两，照此下去，国库不久就会积存数以千万两计的白银，黎民也会逐渐丰裕。可是，好景不长，顺治九年冬起，因李定国“两蹶名王”，定南王孔有德、敬谨亲王尼堪相继败死，朝廷遣派大批八旗军远出征剿，又增加了不少绿营兵，以致军费急剧增多，顺治十一年六月已开支军费一千四百余万两，顺治十三年又增至一千八百余万两，严重入不敷出，“兵饷缺额四百四十余万(两)”，十五年大征滇黔，三路大军十五万士卒，加上从征役夫，开支极大。十六年正月起，除平西王原有之大量兵士外，云南有“投诚兵”及绿营兵六万名，还有满洲绿旗兵丁数万，致“云南一省需银九百余万(两)”，而全国所征之赋，扣除地方存留外，户部所得之“天下正赋止八百七十五万余两”，尽解云南，尚不敷用。如若再征缅甸，军费还要增加，从何筹措？民何以堪？国何以支？

　　除了办粮难、民贫难、筹银难这三大难以外，就顺治帝个人而言，他又正处于极端困难的窘境，那就是他极为宠爱的皇贵妃董鄂氏已经病危，而且就在他谕授爱星阿为定西将军正式决定进军缅甸的第二天，顺治十七年八月十九日，她就去世了。这对于顺治帝福临这位史上罕见的痴情帝君而言，是最大、最严重、甚至可以说是致命的打击，他确是悲不欲生。

　　处于这种情形下，要下谕大举攻缅剿灭南明大西军，是需要很大勇气的。少年天子福临之所以敢在“三大难”和几乎是他的生命之爱妃病危即死的极为沉重的压力下，作出出兵的决定，谅必是他看到，不如此，国难以安、难以富，民难以宁、难以裕，所以他宁可在自己体弱已病且不久就要离开人间以前，咬紧牙关，果断决策，为大清王朝的繁荣富强和长治久安，为黎民的安居乐业日渐丰裕，而负此重任，付出代价。

　　定西将军爱星阿奉帝谕旨，率领禁旅，赴滇与平西王吴三桂会同进攻，并敕谕近边各土司及缅甸，令献永历帝。正在集聚兵马准备粮草之时，顺治十八年春传来了皇上驾崩的消息。吴三桂“犹豫不进”，“爱星阿曰：君命不可弃。督兵先行”，过了三天，吴三桂乃统兵进发。顺治十八年九月满汉将士、土司兵及降兵七万五千名，以及炊汲余丁，共十万人，由大理、腾越出边，吴三桂、爱星阿率兵五万出南甸、陇川、猛卯，总兵马宁、王大臣、马宝领二万余人出姚关，十一月初八两军于木邦会师。吴三桂、爱星阿奏述战情说：晋王李定国已退至景线，巩昌王白文选遁据锡波。官兵自木邦，昼夜行三百余里，临江造筏将渡，白文选复奔茶山。吴三桂、爱星阿遣总兵官马宁等将率偏师往追，自领大军直趋缅城，先遣使往传谕“缅酋”，令执永历帝朱由榔，否则兵临城下，后悔无及。十二月初一大军至缅城，“缅酋震惧”，执朱由榔及其母、妾、子并从官家口献于军前，杀华亭侯王维恭等一百余人。总兵官马宁等追至猛养，白文选及从行官员兵丁三千八百余名、家口七千余名，“全军归降”。十二月初十，大军回滇。《清圣祖实录》第6卷第9、10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5卷，《吴三桂率清兵取云贵》。第二年，康熙元年(1662)六月二十七日李定国病逝，其余部不久降，南明永历权利及大西军皆为清军所灭。

　　进缅捷报传来，顺治帝福临已去世一年，他在九泉之下，谅必也会对自己的出征决定感到欣慰吧！

　　四、决策失误三藩贻祸无穷。

　　这里说的“三藩”，指的是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和靖南王耿继茂，皆是早年降清的前明臣子。本来是四藩，还有一个定南王孔有德，但孔于顺治九年被困自杀，独生子又为敌军俘走杀死绝嗣，故只剩下三藩。

　　吴三桂原系明总兵，封平西伯，顺治元年四月开山海关降清，封平西王，随靖远大将军英亲王阿济格攻陕西、湖北、江西后还京，赴镇锦州，五年移镇汉中，剿抚陕西四川大顺军、大西军余部及故明“义兵”，部下将士及家眷随同移镇，与八旗军一样计丁授田。

　　耿继茂是袭父耿仲明之爵。耿仲明原系明参将，后叛明，于天聪七年降金，崇德元年封怀顺王，顺治六年五月改封靖南王，奉旨率旧兵二千五百名及新增兵七千五百名，与平南王尚可喜之旧兵二千三百名、新增兵七千七百名往剿广东，携家驻防。同年十一月耿仲明自尽，子耿继茂代统其军，于八年袭封。顺治十一年奉敕移镇广西，未行，十六年敕镇四川，还未出发，十七年六月移镇福建。

　　平南王尚可喜原系明副将，天聪八年降金，崇德元年封智顺王，六年五月改封平南王，率部往剿广东，从此驻镇于此。

　　三藩之军皆独自管辖，既不编入八旗，又不隶绿营，但其编制仍按八旗之制，设牛录，辖制属人，授梅勒章京、喇章京、牛录章京等官。初称孔、耿之军为“天佑兵”，尚可喜之兵为“天助兵”，后崇德七年汉军由四旗增为八旗，孔、耿、尚请以所部隶属，乃将孔部隶于正红旗，耿部隶正黄旗，尚部隶镶蓝旗，但各部皆由本王管辖。

　　清廷因满兵太少，八旗军不多，欲充分利用汉将汉兵，故委派三王分镇一省，这本来是一明智之计，无可非议。当顺治元年五月敕谕定南王孔有德率部往剿广西，携家驻防，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仲明各率本部往剿广东，携家驻防时，帝分赐三王以敕书，基调是“军机事务，悉听王调度，其一应民事钱粮，仍归地方文官照旧料理。文武各官有事见王，俱照王礼谒见”。《清世祖实录》第44卷第9、10、11页。也就是说，主要利用三王之兵力，剿灭敌军，平定两广，尚未规定今后是长镇，还是事毕即回。

　　顺治十一年二月二十日，世祖福临下了两道敕谕。一道敕书是敕谕平南、定南二王，主要是讲要“平南王尚可喜专留镇守”广东，靖南王耿继茂移镇广西，二王“既专分镇”，应该“益懋前勋，慰朕倚任之意”。另一道敕书是敕谕靖南王耿继茂移镇广西后，军机由王处理，“至于官评、民事、词讼、钱粮，仍归地方官各循职掌料理”。《清世祖实录》第81卷第10、11页。后移镇福建，职权亦同，“一应民事钱粮，仍归地方文官照旧料理”。《清世祖实录》第138卷第15页。

　　作为权宜之计，委派汉王分镇一省，利用他们的兵力和长处，未尝不可，耿、尚二王及其将士，素善舟师，对付南明延平郡王郑成功，较诸长于驰骋短于舟行的满洲、蒙古八旗将士，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顺治十七年七月二十四日，世祖谕命靖南王耿继茂“停赴广西，率领全标官兵并家口，移驻福建”时，赐其敕书中便明确讲道：“八闽重地，负山阻海，界连浙江、江西、广东等处，岛寇出没，山贼窥伺，正在用兵，幅员既阔，汛守最繁，且沿海逆氛未靖，抚绥弹压，务在得人。兹特命王统领大兵移驻，当宣威布德，安辑兵民，山岛二寇，加意防御，相机扑剿，无使滋害。逆贼郑成功偷息海上，飘忽靡常，须抚剿兼施，战守并用。”《清世祖实录》第138卷第14页。

　　二王所辖人丁士卒，亦陆续增加。顺治十三年十一月初八，兵部议准，“平南藩下，额设十二牛录，靖南藩下，额设十一牛录，俱照八旗例，每牛录各设护军校一员、前锋一名、亲军二名、护军十一名，每前锋十名，设前锋校一员，亲军十名，设亲军校一员，俱听该藩酌量补授”。《清世祖实录》第104卷第14、15页。十六年九月二十六日又“定靖南王旗下弁兵营制，共兵三千名，设左右梅勒章京二员、甲喇章京四员、护军参领四员统之”。《清世祖实录》第128卷第16页。十七年三月初八复“定平南、靖南二藩属下镇标绿旗官兵营制”：平藩左翼镇标统兵四千名，分为中左右前后五营，每营设游击、守备、千总各一员，把总各二员，各统兵八百名。右翼镇标统兵三千五百名，亦分中左右前后五营，每营建游击、守备、千总、把总皆如左翼员数，各统兵七百名。靖藩两翼镇标，各设中左右前后五营，每营游击、守备、千总、把总，皆如平藩属下员数，各统兵七百名。《清世祖实录》第133卷第10页。

　　尚可喜、耿继茂二王确也效忠朝廷，率军苦战，为广东、福建的平定及防御郑成功大军，起了重大的作用。但是，二王皆系草莽武夫，多数将领还曾杀人越货，横行陆海，他们仗恃开国有功，滥施杀戮，辱官虐民，横征暴敛，无所不为。二王攻下广州后，“恶其民力守，尽歼其丁壮，即城中驻兵牧马”。营造靖南、平南二藩府，“工役无艺，复创设市井私税，民咸苦之”。早在顺治十年六月，受命担任广东左布政使的胡章，在赴任途中，即将闻听的二王不法行为上疏劾参。他奏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