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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 江洋鏖战海内归一(1)
第一节封公赐地劝抚延平。
一、抗清复明国姓爷起兵海上。
郑成功，本名郑森，字明俨，祖籍福建南安石井乡，出生于日本，母为日女田川氏，父郑芝龙。
郑芝龙乃明季活动于闽粤沿海一带的大海盗、大海商，部众数万，有船数千，于崇祯元年(1628)为明福建巡抚熊文灿招降，初任游击，崇祯十三年晋至福建总兵官。他独擅通洋巨利，勒令商民纳税(称为“报水”)，北至吴淞，南至闽粤，“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往来，每船例入三千金，岁入千万计，芝龙以此富可敌国”，田园遍闽粤，年收田租巨万。他还在住地安平(今福建南安安海镇)筑城垣，建府地，守城之兵，“旗帜鲜明，其甲坚利”。清顺治元年八月，南明福王封郑芝龙为南安伯，镇守福建。第二年五月福王亡，郑芝龙拥立唐王朱聿键，改元隆武，芝龙被封为平国公，执掌八闽军政大权。
清廷遣使秘密招降，许封王爷和授三省总督，郑芝龙遂降清，致隆武帝为清军杀害，闽省大部分地区为清军占据。清廷背弃诺言，逼押芝龙入京，授三等子，编入汉军正黄旗，实为软禁。
郑成功自日本回国后，考中南安县学秀才，入南京国子监读书，返闽后曾入侍隆武帝，蒙帝宠爱，赐其姓名为朱成功(故人称“国姓”，或“国姓爷”)，封御营中军都督，仪同驸马，协理宗人府事。不久帝又封成功为忠孝伯，赐尚方剑，挂招讨大将军印。成功坚决劝父不降，未允，便在叔父郑鸿逵帮助下，“密带一旅遁金门”。
顺治三年，清军进驻安平，大肆淫掠，田川氏被辱，万分愤怒，剖腹自杀。郑成功获悉，率师急奔安平，清军退回泉州。
成功深痛国破家亡，君、母均死，毅然将过去穿戴的儒服儒冠携至文庙跪哭焚化，出家资犒师，自称“罪臣国姓成功勤王”。初期仅有弱兵数千，他惨淡经营，拼死厮杀，逐渐扩充兵马，屡攻福建同安、海澄、泉州、漳州、云霄、诏安及广东潮阳、揭阳等地，又遣使奉丧赴广西，向南明永历帝朝贺，帝初封其为威远侯，不久晋延平公，后又晋延平郡王。
顺治七年，郑成功袭据了金门、厦门，以此为抗清基地，拥兵四万余人，声势大振，明朝宗室、遗臣纷来依附，海上群雄亦俯首听命。第二年初，成功率军勤王，欲图解救被清军数万围攻之广州，三月攻下惠州。清军乘机偷袭厦门，尽掠芝龙、成功父子两代积蓄的金银珠宝和米粟数十万斛而去，成功率兵回救，清军早已撤走。成功大怒，引刀断发，誓必复仇，重修城垣炮台，大会文武，议失守功罪，赏罚无私，群将佩服，兵势复振，部众增至六万余人。他率军先后连取海澄、漳浦等地，大败清浙闽总督陈锦、提督杨名高、总兵王邦俊，九年四月进围闽南军事重镇漳州，长达八月，下漳属七县。陈锦出征，为家奴刺杀，以其首献与成功。一时八闽震动，延平郡王之军成为威胁清在闽粤浙省统治的强大对手。
二、以抚为主顺治帝一再招降。
顺治九年(1652)十月初九，年方十五岁的少年天子福临，下了一道十分重要的敕书，赐予浙闽总督刘清泰。此敕全文如下：
“近日海寇郑成功等，屡次骚扰沿海郡县，本应剪除。但朕思昔年大兵下闽，伊父郑芝龙首先归顺，其子弟何忍背弃父兄，甘蹈叛逆，此必地方官不体朕意，行事乖张，郑成功等虽有心向化，无路上达，又见伊父归顺之后，睿王令人看守防范，又不计其在籍亲人作何恩养安插，以致成功等疑惧反侧。朕又思郑芝龙既久经归顺，其子弟即朕赤子，何忍复加征剿，若成功等来归，即可用之海上，何必赴京，今已令郑芝龙作书，宣布朕之诚意，遣人往谕成功及伊弟郑鸿逵等知悉，如执迷不悟，尔即进剿。如芝龙家人回信到闽，成功、鸿逵等果发良心，悔罪过，尔即一面奏报，一面遣才干官一二员，到彼审察归顺的实，许以赦罪授官，听驻扎原住地方，不必赴京，凡浙闽广东海寇，俱责成防剿，其往来洋船，俱著管理，稽查奸宄，输纳税课，若能擒斩海中伪藩逆渠，不吝爵赏。此朕厚待归诚大臣至意，尔当开诚推心，令彼悦服，仍详筹熟察，勿堕狡谋。”《清世祖实录》第69卷第6、7页。
这道敕书的重要性在于，它对朝廷的方针作了很大的改变，即以抚代剿。在此之前，清对郑成功部义军，一直采取军事征剿的方针，派兵进攻，设兵防御，刀枪相见，除了杀杀杀、抢抢抢，没有其他方式，现在才有了大的改变，遣人携带郑芝龙的劝降书，前往劝诱郑成功及其叔父郑鸿逵等人归顺清朝。
这道敕书还为郑成功之降顺搭好了一个下台之阶，即将其反清说成是被迫起事，并非有意抗拒，之所以起兵，归诸睿王和地方官员之谬误。睿王确有错误。征南大将军贝勒博洛在劝降郑芝龙时，“许以破闽为王”，“已铸闽广总督印以待将军”，而一旦芝龙率部归降时，却将其押往北京，最后封了三等子，软禁起来。睿王对此背诺弃信之事，不予制止，且予赞成和允准，当然会激怒郑氏家族，挺身而起，抗清反清。地方官员也有罪过，福建巡抚张学圣、道员黄澍、总兵马得功，“垂涎金穴，乘成功他出，潜师往袭(厦门)，悉攫其家资”，官兵大肆抢掠欺侮，连成功之母亦因被辱而剖腹自杀，激起厦门兵民及郑氏将士无比愤怒，拼死猛攻，连克郡县。世祖福临责备睿王及臣下，目的是为郑成功之抗清予以开脱，以利于劝降。
朝廷之由剿变抚，原因很多，主要是为军事形势所迫。此时，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领导的大西军连克四川、湖南、广西、广东大部分州县，两个多月前清平南大将军定南王孔有德在桂林兵败被围自杀，定远大将军和硕敬谨亲王尼堪统领八旗禁旅急赴广西征剿，局势吃紧，清廷抽不出更多的兵力对付郑成功，而郑成功正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大举进攻，连占州县。兼之，八旗军尤其是满洲八旗将士不习水战，惮于舟行，江海之上头晕目眩，寸步难行，无法对付棹舟如飞的郑军。因此，皇上才决意改剿为抚，且不惜归罪臣工失误有过，来劝诱郑军停战归顺，以便集中兵力征剿主要敌人大西军。
顺治帝的这一决策，是符合军事形势的，但其判断还欠精确，对大西军之军威估计不足，对郑军之实力也有所低视。这在劝降的条件和招降失败仍要进剿这两个方面上，表现得十分清楚。他招劝郑成功降顺时许诺的优遇条件有五：赦罪授官；驻扎原地，不必赴京；责成防剿浙闽粤海寇；管理往来洋船，稽查奸宄，输纳税课；擒斩海中伪藩逆渠，不吝爵赏。这些优遇条件并非十分优遇，好些招降之许愿远远比这更为优厚。
顺治元年四月摄政王多尔衮劝诱明平西伯、总兵吴三桂归顺时，许诺说：“今伯若率众来归，必封以故土，晋为藩王”，且随即封吴为平西王。同年七月王致南明弘光权利大学士史可法书，劝谕诸臣降顺时允诺说：“南州群彦，翩然来仪，则尔公尔侯，列爵分土，有平西之典例在。”《清世祖实录》第4卷第15页，第6卷第19页。皆以王公侯伯爵相引诱，而此次对郑成功，却仅“许以赦罪授官”，驻扎原地，既不封爵，又不裂土以赐，即只可能授以总兵官、副将之流的官职，待遇太差了。至于防剿浙闽粤海寇，管理洋船，这本来就是郑成功现在所行之事、所拥之权，清朝哪有力量去防剿三省海寇管理海上洋船？这两条“优遇条件”，实是废纸。而且敕书还讲道，郑成功若要封爵，得立大功，必须擒斩南明海上大帅大将。敕书规定这样不高的优遇条件，显然是对郑成功的实力估计偏低，仅把他当做中等海盗来劝降，没有把郑军视为安定浙闽粤沿海州县及三省的主要对手。顺治帝的这一失误，很快就由于战局的变化，使他更为清醒，而主动予以改正。
顺治十年五月初十，世祖降敕，封精奇尼哈番(子爵)郑芝龙为同安侯，郑成功为海澄公，郑鸿逵为奉化伯，郑芝豹为左都督，并赐以敕谕。敕谕全文如下：
“朝廷报功，必隆其典，臣子效顺，各因其时。兹尔郑芝龙，当大兵南下，未抵闽中，即遣人来顺，移檄撤兵，父子兄弟归心本朝，厥功懋矣。睿王不体朕意，仅从薄叙，猜疑不释，防范过严，在闽眷属，又不行安抚恩养，以致阖门惶惧，不能自安，虽郑芝豹音信尚通，而郑成功、郑鸿逵恩养遂阻。加以地方镇道官不能宣扬德意，曲示怀柔，反贪利冒功，妄行启衅，厦门之事，咎在马得功，而鸿逵遵依母教，遂尔旋师，足见诸臣身在海隅，不忘忠孝，朕甚嘉之，已将有罪将官提解究拟，即遣人赉敕传谕开导归诚。成功、鸿逵果令李德持家书来，并传口语，芝龙随即具奏，书词虽涉矜诞，口语具见本怀。朕念尔等前有功而不能自明，后有心而不能上达，君臣谊隔，父子情疏，尔等不安于衷，亦已久矣。朕亲政以来，知百姓疮痍未起，不欲穷兵，尔等保众自全，亦非悖逆，今以芝龙首倡归顺，赏未酬功，特封为同安侯，锡之诰命。芝龙子成功为海澄公，芝龙弟鸿逵为奉化伯，芝豹为左军都督府左都督总兵官，各食俸禄如例，成功、鸿逵另有专敕，芝豹遇缺推补。朕推心置腹，不吝爵赏，嘉兴更始，犹虑尔等疑畏徘徊，兹特遣官黄征明往谕。敕谕到日，满洲大军即行撤回，闽海地方保障事宜，悉心委托，尔等当会同督抚商酌行事，应奏闻者，不时奏闻。尔等受兹宠命，果能殚心竭力，辑宁地方，实尔等之功，如或仍怀疑虑，不肯实心任事，以致地方不安，非徒误朕封疆，亦且扰尔桑梓，揆情度理，尔等谅必不然，况尔等父兄在朕左右，子弟尽列公侯，怀君德则为忠臣，体亲心则为孝子，顺兄志则为悌弟，此尔等千载一时之遇也，可不勉哉！”《清世祖实录》第75卷第8、9、10页。
此敕与七个月前帝赐予浙闽总督刘清泰之敕，在变剿为抚，招劝郑成功停战归顺这一根本点上，是相同的，但此敕在五个重要问题上，又与前敕颇有差别。其一，前敕乃帝赐予总督之敕，命其招抚，不是赐予郑成功，清帝与成功并未直接交涉，现在此敕，虽系赐予郑芝龙、郑成功、郑鸿逵、郑芝豹四人的，并非仅赐予郑成功，且就字数而言，讲郑芝龙的事篇幅最多，但论其实质，则显然是以成功为主要对象，竭力劝其归顺，并专门说明还将赐成功、鸿逵专敕，亿民之君的大清皇帝第一次与南明延平郡王郑成功打交道了。其二，清帝正式敕封诸郑爵位，郑芝龙由一等子，跳越伯爵，超晋同安侯，郑成功封海澄公，位列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之上爵，郑鸿逵封奉化伯，较诸当年郑芝龙奉献全闽率部十余万降清仅得到一个三等子而言，这次是十分优遇了。其三，敕谕到日，“满洲大军即行撤回”。五个多月前，负责征剿郑成功的清平南将军镶红旗汉军固山额真金砺，以郑军夺据海澄，“请增发大兵攻取”，议政王大臣会议后奏准，于江宁、杭州拨满兵一千，命额黑里等将统领，前往福建，会同金砺进攻。《清世祖实录》第70卷第26、27页。现帝谕撤回停攻，以表示诚心招抚，不事攻战。其四，斥责马得功等人贪利冒功，妄行启衅，袭掠厦门，已将他们提解问罪。在此敕之前两个多月，顺治十年二月二十八日，浙闽总督刘清泰奏称：“臣遵密谕”，细察厦门之事，系巡抚张学圣、道员黄澍、总兵马得功，“垂涎金穴”，偷袭厦门，“以致郑逆赏索修怨，海郡沦陷”，三人罪难宽逭，巡按王应元又失职徇隐不奏。帝降旨批示：“张学圣、马得功、黄澍、王应元俱革职”，拿解来京，严讯具拟。《清世祖实录》第72卷第17、18页。世祖于敕中讲明此事，显系示恩讨好于郑成功，以泄其愤。其五，用词委婉，劝解宽慰，动之以情(父子之情，弟兄之情)，诱之以恩，远非招降一般将领所能比。五点集中为一点，即顺治帝对郑成功是破格优遇，竭力劝其停战归顺。
两敕之间有着如此重大的差异，根本原因还是在于郑军势大和清军失利被动。自顺治九年十月帝密谕浙闽总督刘清泰招抚以来，郑成功屡攻清地，十年三月，又遣南明定西侯张名振率忠靖伯陈辉、中权镇黄兴、护卫右镇沈奇、礼武镇林顺、智武营蓝衍、后镇施举等将，领兵二万，战船上百，进入长江，攻打浙江、江苏。④杨英：《先王实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第53页；第56、57页。张名振等攻崇明，破镇江，登金山燕子矶，遥祭孝陵(明太祖朱元璋之陵)，掠战船三百艘于吴淞口。
顺治十年四月，清平南将军金砺率马步军数万进攻海澄，五月初四用大小铳枪数百门“日夜连击，无瞬息间断”，郑军“营垒整而又坏，官兵无可站立，损伤者多”。郑成功遣参军遍谕各营将士，决心死战，三军士卒拼死厮杀，清军“四面蚁傅登城”，郑军“众斧迎之，随斧随堕，濠为之平”，清军伤亡甚多，撤围而去。④。
南面的郑军既不能消灭，北边湖南战场又失利，定远大将军敬谨亲王尼堪于衡州中伏兵败被杀，大西军“两蹶名王，天下震动”，给清廷带来严重威胁，清政府必须集中力量对付大西军。因此，顺治帝才于顺治十年五月初十特降敕书，封郑芝龙、郑成功等人为公为侯为伯，予以更大的优遇。
过了七天，五月十七日，帝又谕浙闽总督刘清泰说：招抚郑成功、郑鸿逵等，前已有旨，今特差满洲章京硕色赍赐郑成功海澄公印一颗、敕谕一道，郑鸿逵奉化伯印一颗、敕谕一道，同黄征明(郑成功之表叔)领李德等四人前去。但满汉语言难通，不便将命，敕使到后，尔即精选地方文官武将各一员，务要通达国体，晓畅事机，赍捧到彼，“宣朕德意，竣事报命”。尔系侍从旧臣，“须悉心料理，成就抚事，称朕怀柔海隅之意”。《清世祖实录》第75卷第20页。
郑成功于八月在厦门收到郑芝龙的家人李德、周继武等带来的父亲手书，言及“清朝欲赐地求和”，欲差二大人赍海澄公印敕，“以一府地方安插，又系刘清泰保认”，“先差李德等来探可否，回报后，方令诏使赍来”。郑成功决定借此议和筹办粮饷说：“清朝亦欲给我乎？将计就计，权借粮饷，以裕兵食也。”遂写回禀，令李德星夜赴京回报。
郑成功之“回禀”，除了讲述“大义灭亲”，“从治命不从乱命”，批驳先前博洛贝勒诱骗郑芝龙至京软禁，偷袭厦门大肆淫掠，以及郑军攻漳州、泉州屡败清兵外，还着重讲了清朝必须有求和诚意，论述议和对清之有利，清所说之优遇条件并不优厚，他还提出了割让三省的议和条件。他在回禀中写道：
“夫沿海地方，我所固有者也，东西洋饷，我所自生自殖者也，进战退守，绰绰余裕，其(岂)肯以坐享者反而受制于人乎？且以闽粤论之，利害明甚，何清朝莫有识者？盖闽粤海边也，离京师数千余里，道途阻远，人马疲敝，兼之水土不谙，死亡殆尽，兵寡必难守，兵多则势必召集，召集则粮食必至于难支，兵食不支，则地方必不可守，虚耗钱粮而争必不可守之土，此有害而无利者也。如父在本朝(明朝)时坐镇闽粤，山海宁宁，朝廷不费一矢之劳，饷兵之外，尚有解京，朝廷享其利，而百姓受其福，此有利而无害者也。清朝不能效本朝之妙算，而劳师远图，年年空费无益之赀，将何以善其后乎？……刘清泰果能承当，实以三省地方相界，则山海无窃发之虞，清朝无南顾之忧，彼诚厚幸。至于饷兵而外，亦当使清朝享其利，不亦愈于劳师远图，空费帑金万万者乎。况时下我兵数十万，势亦难散。……儿在本朝，亦既赐姓矣，称藩矣，人臣之位已极，岂复有加者乎？”杨英：《先王实录》，第63、64页。
郑芝龙收到“回禀”后，即于顺治十年十月十八日奏称：前命招抚逆弟鸿逵、逆子成功，臣即遣人贻书，宣传圣意，“俱未受封”。顺治帝“以郑成功妄行索地，夸诈大言，其欲不可餍足”，谕议政王大臣确议以奏。《清世祖实录》第78卷第13页。
经过一番商议，可能帝、王、大臣为郑成功所述闽海险远难征之论所慑服，最后决定仍要招抚，且给予更为优厚条件。顺治十一年正月初六，帝连降二敕给予郑成功。第一道敕谕着重于正面讲述加封靖海将军及拨与四府养兵等事，全文如下：
一、抗清复明国姓爷起兵海上。
郑成功，本名郑森，字明俨，祖籍福建南安石井乡，出生于日本，母为日女田川氏，父郑芝龙。
郑芝龙乃明季活动于闽粤沿海一带的大海盗、大海商，部众数万，有船数千，于崇祯元年(1628)为明福建巡抚熊文灿招降，初任游击，崇祯十三年晋至福建总兵官。他独擅通洋巨利，勒令商民纳税(称为“报水”)，北至吴淞，南至闽粤，“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往来，每船例入三千金，岁入千万计，芝龙以此富可敌国”，田园遍闽粤，年收田租巨万。他还在住地安平(今福建南安安海镇)筑城垣，建府地，守城之兵，“旗帜鲜明，其甲坚利”。清顺治元年八月，南明福王封郑芝龙为南安伯，镇守福建。第二年五月福王亡，郑芝龙拥立唐王朱聿键，改元隆武，芝龙被封为平国公，执掌八闽军政大权。
清廷遣使秘密招降，许封王爷和授三省总督，郑芝龙遂降清，致隆武帝为清军杀害，闽省大部分地区为清军占据。清廷背弃诺言，逼押芝龙入京，授三等子，编入汉军正黄旗，实为软禁。
郑成功自日本回国后，考中南安县学秀才，入南京国子监读书，返闽后曾入侍隆武帝，蒙帝宠爱，赐其姓名为朱成功(故人称“国姓”，或“国姓爷”)，封御营中军都督，仪同驸马，协理宗人府事。不久帝又封成功为忠孝伯，赐尚方剑，挂招讨大将军印。成功坚决劝父不降，未允，便在叔父郑鸿逵帮助下，“密带一旅遁金门”。
顺治三年，清军进驻安平，大肆淫掠，田川氏被辱，万分愤怒，剖腹自杀。郑成功获悉，率师急奔安平，清军退回泉州。
成功深痛国破家亡，君、母均死，毅然将过去穿戴的儒服儒冠携至文庙跪哭焚化，出家资犒师，自称“罪臣国姓成功勤王”。初期仅有弱兵数千，他惨淡经营，拼死厮杀，逐渐扩充兵马，屡攻福建同安、海澄、泉州、漳州、云霄、诏安及广东潮阳、揭阳等地，又遣使奉丧赴广西，向南明永历帝朝贺，帝初封其为威远侯，不久晋延平公，后又晋延平郡王。
顺治七年，郑成功袭据了金门、厦门，以此为抗清基地，拥兵四万余人，声势大振，明朝宗室、遗臣纷来依附，海上群雄亦俯首听命。第二年初，成功率军勤王，欲图解救被清军数万围攻之广州，三月攻下惠州。清军乘机偷袭厦门，尽掠芝龙、成功父子两代积蓄的金银珠宝和米粟数十万斛而去，成功率兵回救，清军早已撤走。成功大怒，引刀断发，誓必复仇，重修城垣炮台，大会文武，议失守功罪，赏罚无私，群将佩服，兵势复振，部众增至六万余人。他率军先后连取海澄、漳浦等地，大败清浙闽总督陈锦、提督杨名高、总兵王邦俊，九年四月进围闽南军事重镇漳州，长达八月，下漳属七县。陈锦出征，为家奴刺杀，以其首献与成功。一时八闽震动，延平郡王之军成为威胁清在闽粤浙省统治的强大对手。
二、以抚为主顺治帝一再招降。
顺治九年(1652)十月初九，年方十五岁的少年天子福临，下了一道十分重要的敕书，赐予浙闽总督刘清泰。此敕全文如下：
“近日海寇郑成功等，屡次骚扰沿海郡县，本应剪除。但朕思昔年大兵下闽，伊父郑芝龙首先归顺，其子弟何忍背弃父兄，甘蹈叛逆，此必地方官不体朕意，行事乖张，郑成功等虽有心向化，无路上达，又见伊父归顺之后，睿王令人看守防范，又不计其在籍亲人作何恩养安插，以致成功等疑惧反侧。朕又思郑芝龙既久经归顺，其子弟即朕赤子，何忍复加征剿，若成功等来归，即可用之海上，何必赴京，今已令郑芝龙作书，宣布朕之诚意，遣人往谕成功及伊弟郑鸿逵等知悉，如执迷不悟，尔即进剿。如芝龙家人回信到闽，成功、鸿逵等果发良心，悔罪过，尔即一面奏报，一面遣才干官一二员，到彼审察归顺的实，许以赦罪授官，听驻扎原住地方，不必赴京，凡浙闽广东海寇，俱责成防剿，其往来洋船，俱著管理，稽查奸宄，输纳税课，若能擒斩海中伪藩逆渠，不吝爵赏。此朕厚待归诚大臣至意，尔当开诚推心，令彼悦服，仍详筹熟察，勿堕狡谋。”《清世祖实录》第69卷第6、7页。
这道敕书的重要性在于，它对朝廷的方针作了很大的改变，即以抚代剿。在此之前，清对郑成功部义军，一直采取军事征剿的方针，派兵进攻，设兵防御，刀枪相见，除了杀杀杀、抢抢抢，没有其他方式，现在才有了大的改变，遣人携带郑芝龙的劝降书，前往劝诱郑成功及其叔父郑鸿逵等人归顺清朝。
这道敕书还为郑成功之降顺搭好了一个下台之阶，即将其反清说成是被迫起事，并非有意抗拒，之所以起兵，归诸睿王和地方官员之谬误。睿王确有错误。征南大将军贝勒博洛在劝降郑芝龙时，“许以破闽为王”，“已铸闽广总督印以待将军”，而一旦芝龙率部归降时，却将其押往北京，最后封了三等子，软禁起来。睿王对此背诺弃信之事，不予制止，且予赞成和允准，当然会激怒郑氏家族，挺身而起，抗清反清。地方官员也有罪过，福建巡抚张学圣、道员黄澍、总兵马得功，“垂涎金穴，乘成功他出，潜师往袭(厦门)，悉攫其家资”，官兵大肆抢掠欺侮，连成功之母亦因被辱而剖腹自杀，激起厦门兵民及郑氏将士无比愤怒，拼死猛攻，连克郡县。世祖福临责备睿王及臣下，目的是为郑成功之抗清予以开脱，以利于劝降。
朝廷之由剿变抚，原因很多，主要是为军事形势所迫。此时，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领导的大西军连克四川、湖南、广西、广东大部分州县，两个多月前清平南大将军定南王孔有德在桂林兵败被围自杀，定远大将军和硕敬谨亲王尼堪统领八旗禁旅急赴广西征剿，局势吃紧，清廷抽不出更多的兵力对付郑成功，而郑成功正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大举进攻，连占州县。兼之，八旗军尤其是满洲八旗将士不习水战，惮于舟行，江海之上头晕目眩，寸步难行，无法对付棹舟如飞的郑军。因此，皇上才决意改剿为抚，且不惜归罪臣工失误有过，来劝诱郑军停战归顺，以便集中兵力征剿主要敌人大西军。
顺治帝的这一决策，是符合军事形势的，但其判断还欠精确，对大西军之军威估计不足，对郑军之实力也有所低视。这在劝降的条件和招降失败仍要进剿这两个方面上，表现得十分清楚。他招劝郑成功降顺时许诺的优遇条件有五：赦罪授官；驻扎原地，不必赴京；责成防剿浙闽粤海寇；管理往来洋船，稽查奸宄，输纳税课；擒斩海中伪藩逆渠，不吝爵赏。这些优遇条件并非十分优遇，好些招降之许愿远远比这更为优厚。
顺治元年四月摄政王多尔衮劝诱明平西伯、总兵吴三桂归顺时，许诺说：“今伯若率众来归，必封以故土，晋为藩王”，且随即封吴为平西王。同年七月王致南明弘光权利大学士史可法书，劝谕诸臣降顺时允诺说：“南州群彦，翩然来仪，则尔公尔侯，列爵分土，有平西之典例在。”《清世祖实录》第4卷第15页，第6卷第19页。皆以王公侯伯爵相引诱，而此次对郑成功，却仅“许以赦罪授官”，驻扎原地，既不封爵，又不裂土以赐，即只可能授以总兵官、副将之流的官职，待遇太差了。至于防剿浙闽粤海寇，管理洋船，这本来就是郑成功现在所行之事、所拥之权，清朝哪有力量去防剿三省海寇管理海上洋船？这两条“优遇条件”，实是废纸。而且敕书还讲道，郑成功若要封爵，得立大功，必须擒斩南明海上大帅大将。敕书规定这样不高的优遇条件，显然是对郑成功的实力估计偏低，仅把他当做中等海盗来劝降，没有把郑军视为安定浙闽粤沿海州县及三省的主要对手。顺治帝的这一失误，很快就由于战局的变化，使他更为清醒，而主动予以改正。
顺治十年五月初十，世祖降敕，封精奇尼哈番(子爵)郑芝龙为同安侯，郑成功为海澄公，郑鸿逵为奉化伯，郑芝豹为左都督，并赐以敕谕。敕谕全文如下：
“朝廷报功，必隆其典，臣子效顺，各因其时。兹尔郑芝龙，当大兵南下，未抵闽中，即遣人来顺，移檄撤兵，父子兄弟归心本朝，厥功懋矣。睿王不体朕意，仅从薄叙，猜疑不释，防范过严，在闽眷属，又不行安抚恩养，以致阖门惶惧，不能自安，虽郑芝豹音信尚通，而郑成功、郑鸿逵恩养遂阻。加以地方镇道官不能宣扬德意，曲示怀柔，反贪利冒功，妄行启衅，厦门之事，咎在马得功，而鸿逵遵依母教，遂尔旋师，足见诸臣身在海隅，不忘忠孝，朕甚嘉之，已将有罪将官提解究拟，即遣人赉敕传谕开导归诚。成功、鸿逵果令李德持家书来，并传口语，芝龙随即具奏，书词虽涉矜诞，口语具见本怀。朕念尔等前有功而不能自明，后有心而不能上达，君臣谊隔，父子情疏，尔等不安于衷，亦已久矣。朕亲政以来，知百姓疮痍未起，不欲穷兵，尔等保众自全，亦非悖逆，今以芝龙首倡归顺，赏未酬功，特封为同安侯，锡之诰命。芝龙子成功为海澄公，芝龙弟鸿逵为奉化伯，芝豹为左军都督府左都督总兵官，各食俸禄如例，成功、鸿逵另有专敕，芝豹遇缺推补。朕推心置腹，不吝爵赏，嘉兴更始，犹虑尔等疑畏徘徊，兹特遣官黄征明往谕。敕谕到日，满洲大军即行撤回，闽海地方保障事宜，悉心委托，尔等当会同督抚商酌行事，应奏闻者，不时奏闻。尔等受兹宠命，果能殚心竭力，辑宁地方，实尔等之功，如或仍怀疑虑，不肯实心任事，以致地方不安，非徒误朕封疆，亦且扰尔桑梓，揆情度理，尔等谅必不然，况尔等父兄在朕左右，子弟尽列公侯，怀君德则为忠臣，体亲心则为孝子，顺兄志则为悌弟，此尔等千载一时之遇也，可不勉哉！”《清世祖实录》第75卷第8、9、10页。
此敕与七个月前帝赐予浙闽总督刘清泰之敕，在变剿为抚，招劝郑成功停战归顺这一根本点上，是相同的，但此敕在五个重要问题上，又与前敕颇有差别。其一，前敕乃帝赐予总督之敕，命其招抚，不是赐予郑成功，清帝与成功并未直接交涉，现在此敕，虽系赐予郑芝龙、郑成功、郑鸿逵、郑芝豹四人的，并非仅赐予郑成功，且就字数而言，讲郑芝龙的事篇幅最多，但论其实质，则显然是以成功为主要对象，竭力劝其归顺，并专门说明还将赐成功、鸿逵专敕，亿民之君的大清皇帝第一次与南明延平郡王郑成功打交道了。其二，清帝正式敕封诸郑爵位，郑芝龙由一等子，跳越伯爵，超晋同安侯，郑成功封海澄公，位列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之上爵，郑鸿逵封奉化伯，较诸当年郑芝龙奉献全闽率部十余万降清仅得到一个三等子而言，这次是十分优遇了。其三，敕谕到日，“满洲大军即行撤回”。五个多月前，负责征剿郑成功的清平南将军镶红旗汉军固山额真金砺，以郑军夺据海澄，“请增发大兵攻取”，议政王大臣会议后奏准，于江宁、杭州拨满兵一千，命额黑里等将统领，前往福建，会同金砺进攻。《清世祖实录》第70卷第26、27页。现帝谕撤回停攻，以表示诚心招抚，不事攻战。其四，斥责马得功等人贪利冒功，妄行启衅，袭掠厦门，已将他们提解问罪。在此敕之前两个多月，顺治十年二月二十八日，浙闽总督刘清泰奏称：“臣遵密谕”，细察厦门之事，系巡抚张学圣、道员黄澍、总兵马得功，“垂涎金穴”，偷袭厦门，“以致郑逆赏索修怨，海郡沦陷”，三人罪难宽逭，巡按王应元又失职徇隐不奏。帝降旨批示：“张学圣、马得功、黄澍、王应元俱革职”，拿解来京，严讯具拟。《清世祖实录》第72卷第17、18页。世祖于敕中讲明此事，显系示恩讨好于郑成功，以泄其愤。其五，用词委婉，劝解宽慰，动之以情(父子之情，弟兄之情)，诱之以恩，远非招降一般将领所能比。五点集中为一点，即顺治帝对郑成功是破格优遇，竭力劝其停战归顺。
两敕之间有着如此重大的差异，根本原因还是在于郑军势大和清军失利被动。自顺治九年十月帝密谕浙闽总督刘清泰招抚以来，郑成功屡攻清地，十年三月，又遣南明定西侯张名振率忠靖伯陈辉、中权镇黄兴、护卫右镇沈奇、礼武镇林顺、智武营蓝衍、后镇施举等将，领兵二万，战船上百，进入长江，攻打浙江、江苏。④杨英：《先王实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第53页；第56、57页。张名振等攻崇明，破镇江，登金山燕子矶，遥祭孝陵(明太祖朱元璋之陵)，掠战船三百艘于吴淞口。
顺治十年四月，清平南将军金砺率马步军数万进攻海澄，五月初四用大小铳枪数百门“日夜连击，无瞬息间断”，郑军“营垒整而又坏，官兵无可站立，损伤者多”。郑成功遣参军遍谕各营将士，决心死战，三军士卒拼死厮杀，清军“四面蚁傅登城”，郑军“众斧迎之，随斧随堕，濠为之平”，清军伤亡甚多，撤围而去。④。
南面的郑军既不能消灭，北边湖南战场又失利，定远大将军敬谨亲王尼堪于衡州中伏兵败被杀，大西军“两蹶名王，天下震动”，给清廷带来严重威胁，清政府必须集中力量对付大西军。因此，顺治帝才于顺治十年五月初十特降敕书，封郑芝龙、郑成功等人为公为侯为伯，予以更大的优遇。
过了七天，五月十七日，帝又谕浙闽总督刘清泰说：招抚郑成功、郑鸿逵等，前已有旨，今特差满洲章京硕色赍赐郑成功海澄公印一颗、敕谕一道，郑鸿逵奉化伯印一颗、敕谕一道，同黄征明(郑成功之表叔)领李德等四人前去。但满汉语言难通，不便将命，敕使到后，尔即精选地方文官武将各一员，务要通达国体，晓畅事机，赍捧到彼，“宣朕德意，竣事报命”。尔系侍从旧臣，“须悉心料理，成就抚事，称朕怀柔海隅之意”。《清世祖实录》第75卷第20页。
郑成功于八月在厦门收到郑芝龙的家人李德、周继武等带来的父亲手书，言及“清朝欲赐地求和”，欲差二大人赍海澄公印敕，“以一府地方安插，又系刘清泰保认”，“先差李德等来探可否，回报后，方令诏使赍来”。郑成功决定借此议和筹办粮饷说：“清朝亦欲给我乎？将计就计，权借粮饷，以裕兵食也。”遂写回禀，令李德星夜赴京回报。
郑成功之“回禀”，除了讲述“大义灭亲”，“从治命不从乱命”，批驳先前博洛贝勒诱骗郑芝龙至京软禁，偷袭厦门大肆淫掠，以及郑军攻漳州、泉州屡败清兵外，还着重讲了清朝必须有求和诚意，论述议和对清之有利，清所说之优遇条件并不优厚，他还提出了割让三省的议和条件。他在回禀中写道：
“夫沿海地方，我所固有者也，东西洋饷，我所自生自殖者也，进战退守，绰绰余裕，其(岂)肯以坐享者反而受制于人乎？且以闽粤论之，利害明甚，何清朝莫有识者？盖闽粤海边也，离京师数千余里，道途阻远，人马疲敝，兼之水土不谙，死亡殆尽，兵寡必难守，兵多则势必召集，召集则粮食必至于难支，兵食不支，则地方必不可守，虚耗钱粮而争必不可守之土，此有害而无利者也。如父在本朝(明朝)时坐镇闽粤，山海宁宁，朝廷不费一矢之劳，饷兵之外，尚有解京，朝廷享其利，而百姓受其福，此有利而无害者也。清朝不能效本朝之妙算，而劳师远图，年年空费无益之赀，将何以善其后乎？……刘清泰果能承当，实以三省地方相界，则山海无窃发之虞，清朝无南顾之忧，彼诚厚幸。至于饷兵而外，亦当使清朝享其利，不亦愈于劳师远图，空费帑金万万者乎。况时下我兵数十万，势亦难散。……儿在本朝，亦既赐姓矣，称藩矣，人臣之位已极，岂复有加者乎？”杨英：《先王实录》，第63、64页。
郑芝龙收到“回禀”后，即于顺治十年十月十八日奏称：前命招抚逆弟鸿逵、逆子成功，臣即遣人贻书，宣传圣意，“俱未受封”。顺治帝“以郑成功妄行索地，夸诈大言，其欲不可餍足”，谕议政王大臣确议以奏。《清世祖实录》第78卷第13页。
经过一番商议，可能帝、王、大臣为郑成功所述闽海险远难征之论所慑服，最后决定仍要招抚，且给予更为优厚条件。顺治十一年正月初六，帝连降二敕给予郑成功。第一道敕谕着重于正面讲述加封靖海将军及拨与四府养兵等事，全文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