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天子痴情君顺治帝

第32章 江洋鏖战海内归一(4)

　　江宁若失，全省难保，浙江亦将落入郑军之手，清政府赖以立国的主要财赋支柱经济支柱便将断折，东南半壁江山改易旗帜，后果之严重，无论如何估计，都不过分。正是由于此战关系极为重要，生性急躁易于冲动的少年天子福临，竟不顾母后和王公大臣劝阻，下诏亲征。

　　这一决定万分荒谬，且将带来极其严重的恶劣影响。江宁距京师远达二千四百余里，即使帝率八旗劲旅昼夜兼程，也得十余天，恐怕那时郑成功早已高踞总督公署安抚黎民了。战乃危事，胜负难卜，万一清军长途跋涉，劳累疲惫，陷入养精蓄锐的郑军伏中，皇上有个闪失，噩讯传开，清军难免大败。即或互有胜负，相持不下，部分降清汉将汉官本已惊恐犹豫，更有可能三心二意，暗约降期，伺机内应，直隶京师发生变乱，更将立即威胁到清朝统治。不管怎样说，在当时清朝统治尚未十分巩固的形势下，御驾亲征之诏，是极为欠妥，十分谬误，且非常冒险的决定，后果之严重，恐将大大超过江宁之失守。因此，上至太后，以及满洲王公和文武群臣，都反对这一决定，害怕这一决定，极力谏阻。

　　当时的一位传教士把南京被围及帝欲亲征情形作了详细的叙述，很能反映事实真相，现摘录如下：

　　“(郑成功)于1659年督率一盖满扬子江面之巨大舰队和一大批军队，沿江声势浩荡地直向南京侵来，沿江各城市俱已被他所占据，而于是年中竟把南京围困了起来。……当时在南京城内所驻扎之六千人马中，仅只有五百名满洲战士，而他们对于汉人军队，又是怀着猜疑态度的。一批派赴南京的援军，竟被郑成功之军队悉行歼灭。南京形势岌岌可危，陷落似已是早晚间事了。

　　当这个噩耗传至北京，胆怯的人们已经为首都底安全惊惧了起来。皇帝完全失去了他镇静的态度，而颇欲作逃回满洲之思想。可是皇太后向他加以叱责，她说，他怎样可以把他的祖先们以他们的勇敢所得来的江山，竟这么卑怯地放弃了呢。他一听皇太后底这话，这时反而竟发起了狂暴的急怒了。他拔出他的宝剑，并且宣言为他决不变更的意志，要亲自去出征，或胜或死。为坚固他的这言词，他竟用剑把一座皇帝御座劈成碎块。照这样他要对待一切人们的，只要他们对于他这御驾亲征的计划说出一个不字来时。皇太后枉然地尝试着，用言词来平复皇帝底暴躁。她扯身退去，而另遣派皇帝以前的奶母，到皇帝前劝诫皇帝，因为奶母是被满人敬之如自己生身母亲一般的。这位勇敢的奶母很和蔼地向他进劝，可是这更增加了他的怒气，他恐吓着也要把她劈成碎块的，因此她就吃了一惊地跑开了。各城门旁已经贴出了官方的布告，晓谕人民，皇上要亲自出征。登时令城内便起了极大的激动与恐慌，不仅仅在老百姓方面，因为他们不得不随同出征，就是在体面的人们，也是一样的在激动恐慌。因为皇上在疆场上一旦遇到不幸，这可是因他的性格的暴烈，极有可能的，那么满人底统治，就又要受危险了。……各亲王和各贵显，各部臣和许多朝中的官吏，列为一长队到汤若望底住馆舍，迫切地请求他援助(汤若望冒险劝谏皇帝免掉亲征，‘不要使国家到了破坏地步’，皇帝同意而下诏停止亲征)。”魏特：《汤若望传》，第289―291页。

　　皇上亲征作罢，清王朝避免了一次大的灾难。顺治帝镇静下来以后，便和议政王大臣们紧急商议对策。

　　四、转危为安清军大获全胜。

　　还在江宁被围之讯传来以前，清廷已得悉郑军进攻瓜州、镇江，立即决定遣将派兵，前往江南增援。顺治十六年七月初八，世祖福临谕命内大臣达素为安南将军，同固山额真索洪、护军统领赖塔等，统领八旗官兵，征剿郑成功，并赐其敕说：“海逆郑成功窃犯瓜州等处，兹命尔达素为安南将军，同固山额真索洪、护军统领赖塔等，统领大兵，前往征剿，与江南昂邦章京、总督、提督、巡抚等，协心戮力，多设方略，相机剿除，凡事与众护军统领等会议而行。……”②③《清世祖实录》第127卷第3、4页；第6页；第8页。

　　过了七八天，七月十五日，可能郑成功抵达江宁城下的消息已传至北京，帝命江西提督杨捷充随征江南左路总兵官，宁夏总兵刘芳名充随征江南右路总兵官。②江西提督辖中左右前后五营，兵五千名，宁夏提督辖中左右前后五营，兵四千名。杨捷、刘芳名奉命调任随征江南总兵官，自必带领本部大部分兵士前往征战，这两员将领统领之兵当有五六千名。过了两天，七月十七日，帝又命精奇尼哈番董学礼为左都督，充随征浙江总兵官。又过了五天，七月二十二日，帝特派户部尚书车克往江南催集各省钱粮，制造战船，并赐予敕书说：进剿海寇，制造战船，需用钱粮浩繁，必应用不匮，始可刻期告成。今特遣尔前往江南，凡各省额赋，除兵饷外，酌量堪动项款，移会各该督抚，作速催取起解，尔察明验收，转发督造船只官员，用济急需。③。

　　但是奇怪的是，帝既下谕停止亲征，又未遣派宗室王公或其他满洲勋贵担任大将军，统领京师禁旅，前往江南，会同安南将军达素征剿郑成功，原因何在？看来很可能帝与议政王大臣们认为，江宁必然失守，东南形势未卜，在军情尚未明朗化以前，不宜再派重兵陷入胜负难定之地，而在静观待变。

　　正当清廷帝王大臣忧心如焚坐卧不安之时，八月初一突然传来了出人意料的特大喜讯：郑军大败，江宁解围。江南总督郎廷佐报捷之疏于八月初一送到皇上面前。郎廷佐奏称：“海寇自陷镇江，势益猖獗，于六月二十六日逼犯江宁，城大兵单，难于守御。”幸贵州凯旋梅勒章京噶褚哈、马尔赛等，统满兵从荆州乘船回京，闻敌攻江宁，星夜疾抵江宁。臣同驻防昂邦章京喀喀木、梅勒章京噶褚哈等密商，“乘贼船尚未齐集”，当先击其先到之船。喀喀木、噶褚哈等发满兵乘船八十艘，于六月三十日两路出剿，“击败贼众，斩级颇多，获船二十艘印二颗”。“至七月十二日，逆渠郑成功亲拥战舰数千，贼众十余万登陆，攻犯江宁，城外连下八十三营，络绎不绝，安设大炮地雷，密布云梯，复造木栅，思欲久困。又于上江下江及江北等处，分布贼艘，阻截要路”。臣与喀喀木等昼夜固守，以待援兵协剿。至七月十五日，苏松水师总兵官梁化凤亲统马步官兵三千余名至江宁，抚臣蒋国柱调发苏松提督标下游击徐登第领马步兵三百名，金山营参将张国俊领马步兵一千名，水师右营守备王大成领马步兵一百五十名，驻防杭州协领牙他里等领官兵五百名，俱抵江宁。臣等公议，敌今分兵逼城，立三营于仪凤、阜二门外，当先击之，遂于七月二十三日，“派满兵堵贼诸营，防其应援，遂发总督提督两标绿旗官兵并梁化凤标营官兵，从仪凤、阜二门出剿。贼踞木栅并力迎敌。我军各将领奋不顾身，冒险先登，鏖战良久，阵斩伪总统余新，并斩伪总兵二员，击死贼众无数，至晚收军。臣等又公议，满洲绿旗官兵悉出击贼，恐城内空虚，留臣守城，其喀喀木、噶褚哈、马尔赛、梁化凤等由陆路进，汉兵提督管效忠、协领扎尔布巴图鲁、费雅住巴图鲁、臣标副将冯武卿等由水路进，各统官兵，次日五鼓齐出。贼已离营，屯扎高山，摆设挨牌火炮，列阵迎敌，我兵自下仰攻，鏖战多时，贼始大败，生擒伪提督甘辉并伪总兵等官，阵斩贼众，不计其数，烧毁贼艘五百余只，余孽顺流败遁。喀喀木、噶褚哈等复领水陆两路官兵，疾追至镇江、瓜州，诸贼闻风乘舟而遁，大军于二十八日回江宁。”《清世祖实录》第127卷第11―13页。

　　这份奏疏虽不无抬高清军贬低郑军的色彩，但大体上还是表述清楚了清军大胜郑军惨败的战局。结合其他资料来看，郑军之败，有其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因素，但根本因素是郑成功的决策失误和指挥不当。

　　郑成功早在六月十六日即已攻克瓜州，二十三日又大败清军夺取了镇江。镇江在江宁之东，距江宁只有一百二三十里，水陆皆可通行，不过一日途程，郑成功若乘胜前进，二十四日至迟二十五日大军可抵达江宁城下，二十六日能全面围攻。此时，清军刚在瓜州、镇江两次惨败，民心不稳，士气低落，汉官三心二意，满兵数量太少，郑军若发起猛攻，区区城中六千人马怎能抵挡十余万郑军？

　　然而，南明延平郡王、招讨大将军郑成功却计不出此，反而因胜而骄，示威扬名，轻信敌言，行动迟缓。六月二十三日取镇江，二十四日不动，二十五日他以“瓜镇都会之处”，而大阅士卒，“排列行武壮观”，调遣各军分道行走和扎营，显示雄威，“时观者传闻，谓之天兵”。二十六、二十七日除小股部队进到江宁城下外，没有大的行动。二十八日他才召集诸将“议取南都”，询问是以舟行还是陆上前进。中提督甘辉建议说：“兵贵神速，乘此大胜，狡虏亡魂丧胆，无暇预备，由陆长驱，昼夜信道，兼程而进，逼取南都。倘敢迎战，破竹之势，一鼓而收，不则围攻其城，以绝援兵，先破其郡，则孤城不攻自下。若由水而进，则此时风信不顺，时日犹迟，彼必号集援虏，撄城固守，相对□战，我亦多一番功夫矣。”郑成功初亦信从其言，然诸将以为，“我师远来，不习水土，兵多负病，(当)此炎暑酷热，难责兼程之行也”，遂不由陆进，而改为舟行。②③杨英：《先王实录》，第204、205页；第205页；第203―211页。

　　此议本已欠妥，而成功又忙于喜听各县归附佳音，并未出发，直到七月初四“才督师进取南都”，初七驾至江宁城外之观音门，召集诸将商议任用水师统领之事。他说：“大师现在进攻都城，其陆师攻取杀敌，□□(已有)成算，惟水师一项，最为吃要，必得一员独任，控制各处水标虏船，使我陆师得无却顾”，最后议定由左冲镇黄安担任此职。②初九，传令官兵船只进泊仪凤门下，初十令兵士由仪凤门登岸，下营于狮子山一带，一直到十五日，未曾攻城。

　　为什么郑成功行动如此迟缓又迟迟不攻？原因很简单，他因胜而骄，轻信中计。清江南总督郎廷佐见郑军势大，守兵太少太弱，难以抵挡，遂派人诈降，“佯使人通款，以缓其攻”。“成功信之，按兵仪凤门外”，“狃屡胜”，“谒明太祖陵，会将吏置酒”。大帅、将领如此，士卒当然仿效，营伍不整，“樵苏四出，军士浮后湖而嬉”。③。

　　郎廷佐与江宁驻防昂邦喀喀木趁郑成功中计松懈之时，急搬援兵，适逢远征云贵凯旋的梅勒章京噶褚哈、马尔赛等统满兵自荆州乘船回京，闻报立即于六月二十七八日“星夜疾抵江宁”，苏松总兵梁化凤亲领官兵四千，以及徐登弟、张国俊、王大成分领的绿营兵一千四百五十名，杭州驻防协领牙他里所领八旗兵五百名，俱已奉调应邀赶至江宁，顿使江宁城中守军增加了一倍多。如果不是郑成功行动迟缓，松懈怠弛，迟迟不攻，这近万名清兵怎能赶到，怎能进入江宁城中？恐怕早在他们来到之前，郑军早已攻克兵少力弱的江宁城了。

　　郑成功的错误还在于临战时指挥不当，任人欠妥，不纳忠谏。他不该拒绝众将之请战，迟迟不发动总攻。七月十六日，清军小股部队由仪凤门冲出，攻打前锋镇营，断拆塘兄往来文书，小战后退回，实系侦探虚实，兼有诱敌之意。十七日，各提督统领晋见郡王，“急请攻城”，甘辉呈请说：“大师久屯城下，师老无功，恐援虏日至，多费一番功夫，请速攻拔，别图进取。”郑成功拒绝其请说：“自古攻城掠邑，杀伤必多。所以未即攻者，欲待援虏齐集，必卜一战，邀而杀之，管效忠必知我手段，不降亦走矣。况属邑节次归附，孤城绝援，不降何待？且铳炮未便，又松江马提督合约未至，以故缓攻，诸将请磨砺以待，各备攻具，俟一二日令到即行。”众将只好返回各营。杨英：《先王实录》，第210页。可是，所谓“俟一二日”，竟久无下文，错过了战机，致遭清军突击。

　　他不该委任前锋镇余新肩负进攻及堵御仪凤门的重任，十二日布防时，曾令前锋镇、中冲镇扎狮子山，堵御仪凤门，以左提督为应援，他恐兵力不足，于十八日令左提督翁天将其部士卒于当天晚上移驻前锋镇营地，帮前锋镇防守，并令余新协助。余新轻敌贪功，“欲建全功”，坚决不让他将帮守，定要独攻，立下军令状说：“仪凤门只有一大街路，左边城下系大河深沟，无地可容兵马来侵，右边是长流大江，上流则有左冲水师截守，惟两旁街厝已拆玲珑，可伏兵马，其路头塞断，设三重大炮，堵住营内，严密如铁桶，虽飞鸟难过，狡虏何能，敢来侵犯。况前日已被杀败，略知手段，必不敢再来。”“如有疏虞，愿依军令”。成功竟信其言，撤回左提督之兵，致为清军所乘。

　　郑成功的另一错误是没有规定好联络信号。他在仪凤门外，依山为营，连亘数里，江上又分布水兵船只，各命候令而行，“无令不许轻战”，这本无错，但他却忽视了号令传送准确的保证条件，没有制定出迅速、及时、准确传送号令的章程，致一遇突然事变，主帅与各营联络中断，分别陷入孤立作战困境，致被敌军各个击破。

　　郑军失败的客观原因是，清军拼死厮杀，勇猛过人。尽管赶来了近万援兵，但江宁守军仍然少于郑军，且多系绿旗兵，八旗军仅占全军总数十之一二。郑成功及多数将领都因瓜镇大胜而轻视敌军，认为清军不堪一击，不料这次清军主帅及大将郎廷佐、梁化凤、喀喀木、噶褚哈、马尔赛等，却御敌有方，指挥得当，决心死战，三军士卒亦转怯为勇，拼死进攻，火器也超过郑军，为保卫大清王朝立下了功勋。

　　主客观两方面的因素，导致了郑军的惨败，大将甘辉、万礼、林胜、陈魁、余新、张英、蓝衍等阵亡，将士死伤不计其数，郑成功只好自责己过说：“是我欺敌之过，轻信余新所致也。”忍痛率部撤退，弃瓜州、镇江出海，九月初回到厦门，太平、宁国等府州县又全部归属清朝管辖。杨英：《先王实录》，第216页。

　　顺治帝福临于十六年八月初一获悉江宁大胜，万分高兴，降旨批示说：“据奏满汉官兵奋勇，水陆并进，擒剿逆寇甚多，克奏大捷，深可嘉悦，著该部从优议叙具奏。”③《清世祖实录》第127卷第13页；第10、17页。

　　过了四天，八月初五，他命固山额真刘之源为镇海大将军，同梅勒章京张元勋、周继新领协领、参领各八员，防御八十员，佐领、骁骑校各四十员及八旗汉军骁骑四千名、炮骁骑四十名，前往京口镇江驻防，赐予敕书说：

　　“兹以京口重地，特命尔刘之源挂镇海大将军印，同梅勒章京张元勋、周继新等镇守驻防镇江京口，务在整饬兵马，申严纪律，如遇海寇侵犯，即督率兵将力剿严防，毋容片帆入江，一贼登陆。江宁苏松常镇等处沿海沿江地方有警，该督抚请兵，尔等酌量援剿，凡事会同该督抚及江宁满汉提督商酌计议而行，不得轻躁疏虞。所用粮草，该督抚布政司按期支给，仍严束兵将，不许横行抢掠民物，及借打草放马为兵，扰害农业，务令兵民相安，不为地方所苦。凡民间一应事情，系有司职掌，及江上往来官民船艘，听江防等官盘诘放行，俱不许干预，务体朕靖寇安民之意。……”③。

　　接着申严军纪，议处瓜州、镇江失守官将，江宁巡抚蒋国柱革职，发与本王下为奴，提督管效忠革提督职及世职，鞭一百，发包衣下辛者库为奴，二人俱籍没家产。操江巡抚朱衣助革职，交与该王为奴，其家属听该都统、副都统发落。苏松提督马逢知处死。协领费雅住巴图鲁、扎尔布巴图鲁俱革世职，立绞，籍没。牛录章京当都、巴龙、布达什俱革职，立绞，籍没。牛录章京喀福纳、查都、拖辉、布颜、希佛讷俱革职，鞭一百，籍没为奴。《清世祖实录》第133卷第17页，第137卷第16页，第139卷第6页。

　　以苏松总兵梁化凤立下大功，擢苏松提督，加太子太保、左都督，初授轻车都尉世职，后晋三等男，赐金甲、貂裘。《清史列传》第5卷，《梁化凤传》。

　　顺治十七年五月，帝诏安南将军达素、福建总督李率泰率军分出漳州、同安，合攻厦门，双方鏖战多时，郑军之将领闽安侯周瑞、陈尧策等阵亡，郑成功见势不妙，“手自搴旗督阵”，率领将士拼死厮杀，时“风驱涛涌”，清军“不习海战，晕眩不能军”，遂大败，达素、李率泰乃匆匆撤退。魏源：《圣武记》第8卷；阮？锡：《海上见闻录》。

　　郑成功虽然得胜，但亦知清兵势强，防御严密，不易进取，乃谋规取台湾，于顺治十八年四月统军渡海猛攻台湾，大败荷兰兵，夺据台湾岛大部分地区，至十二月，荷兰守军投降后返回其国，全岛悉为郑有。郑成功积极经营台湾，以为后计，大陆只保留厦门、金门。张煌言部亦成孤军，势日促。清廷则命靖南王耿继茂移镇福建，行坚壁清野之策，下令迁沿海三十里内之居民入内地，严格海禁，“不许商舟渔舟一船下海”。康熙元年(1662)，郑成功卒，不久，张煌言亦为清军擒获。“海警”自是大减了。

　　顺治帝福临对郑成功之由剿改抚继而又转为征剿，前后历时十年，终于达到了巩固闽粤两浙海防的目的，到顺治十七年底，大陆的绝大部分州县皆隶于清帝辖束之下，全国统一，为不久的“康乾盛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