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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章 力排障碍倾心汉化(6)
这种异常现象带来的后果是相当严重的，极不利于巩固满洲贵族的统治。入关初期，满洲尚书侍郎大多数是仅会清语清文(即满语满文)，对汉文可说是目不识丁，对中原王朝的历史、制度、典故、律例、例案也不了解，这样的文盲和门外汉，怎能处理纷繁复杂重大的部务。拿起汉字公文，看不懂，找人翻译，一则兼通满汉文者当时太少，再则既会满汉文又熟悉部务的更为罕见，怎能准确翻译。堂堂六部，是具体治理全国的最高衙门，每年要处理成千上万的事件。以吏部而言，它的总职掌是管理全国文职官的任免政令，制定京内外各衙门文职官名额，各衙门的官员或由吏部铨选，或由该衙门报部任用，并按规制领叙品秩，考核功过政绩，拟议升降赏罚，以及守制、终养、封衔、议恤、荫子、士官世职等等问题。每一事件，每一问题，拟议之时，必须援引合适的例案律例，作为根据，否则便易发生差错，或虽无误，遇到别人驳议时，有例可援，也可持之有据，不易驳倒。“而例案之堆积，高与屋齐”，不要说不懂汉文的满洲尚书、侍郎、郎中、员外郎、主事，无法从中找到合适的例案，翻译也束手无策，事情就无法办理。汉尚书、侍郎、司官在办事上，当然比满官方便和高明，他们大都是科班出身，或系两榜进士，或系举人，既能随手翻阅，下笔千言，又善字斟句酌，还较熟悉典章制度掌故例案，因此繁重部务主要是由汉尚书、侍郎和司官具体处理的，但满洲尚书侍郎官员有最后决定权。尽管在大多数场合下，这种权的使用是虚的，是依汉官之议而行，但也有些事情却又系满官独立，汉官只能遵其意旨而选找例案理由，以作其议之根据和借口。这本来就已经大大压抑了汉官积极性，限制了汉官才能的发挥，妨碍了部务的正确妥善处理。而且，许多重大问题，非本部所能决定，必须奏报皇上，由帝亲裁，可是，入关以后十年里，各部院奏事，“但有满臣，未见汉臣”，汉官不能向皇上奏陈自己的意见，尽管满臣所奏并非汉臣赞同者，亦只好强抑己见，不能陈述争辩和驳议，当然是满臣主宰本部了。
现在，两道谕旨的下达，授予了汉尚书汉侍郎的奏事之权和掌印之权，汉尚书侍郎可以直接就本部之事向皇上呈奏，特别是当满汉尚书侍郎异议之时，这一陈奏权就给予了汉官很大的支持。掌印之权，更为重要，以往印归满官掌管，满官不同意之事，哪怕满尚书出缺或前往外地，只满洲侍郎在部，大印亦归这位侍郎掌管，他也就可否决或不理汉尚书之议，而按己意办理，盖上大印，上呈下达。现在谕旨现定，不分满汉，但论就任先后，“受事在先者，即著掌印”，这样，汉尚书侍郎便可能有一半左右的时间掌管大印。因为，尚书之缺，经常变动，或因为帝赏识，擢用大学士，或调往他部及地方督抚，或因过降革外调，那么，即使先是满尚书就任，掌管大印，但他不可能久任不变，一旦调走，自然是由该部汉尚书掌印了。
顺治帝如此倾心汉化，提高汉官职权和地位，扩大汉官的影响，固能对军国大政的妥善处理，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但也招致满臣愤怨，满汉之争加剧，因此，在顺治八年至十七年的十年里，连续发生了一系列政治斗争事件。
第三节南北党争满汉相斗。
一、谏阻亲迎汉官之议获胜。
顺治皇帝福临虽然多次宣谕“满汉一体”、“满汉一家”，鼓励汉臣进言，提倡满汉群臣同心同德报效朝廷，然而由于权力之争和见解不一，以及明季党争之延续，不仅满洲王公大臣与汉官常起争端，汉官内部也在互相倾轧，尤其是相当多的满洲王公大臣对皇上的倾心汉化提高汉官职权地位的政策，十分不满，因此斗争更加激化。在福临亲政的十年里，爆发了多次政争事件，一般依争执者家乡之不同，而称之为南党北党两大派系，其中又渗透了满汉之争的因素，有时则又纯以满官汉官为界。顺治九年关于帝之是否亲迎达赖，便是满汉完全异议的一个明显例证。
顺治九年八月二十九日，五世达赖奏称：“觐见之地，或在归化城，或在代噶地方，伏惟上裁。”世祖福临谕告说：“迩因内地西南用兵，羽本来往，皆系军国重务，难以轻置，用是不克出边相见，特遣亲王大臣前往，俟寇靖无事，便可亲迎，此时祗于边内近地相迎可耳。”《清世祖实录》第67卷第26页。
此谕有些含混，主要是后半段三句话讲了三个互相混淆的问题。第一句是因军国重务，“用是不克出边相见，特遣亲王大臣前往”，即不出边亲迎。第二句是“俟寇靖无事，便可亲迎”，则又说可以亲迎，但需稍待时日。第三句却又说“此时祗于边内近地相迎可耳”，则又是说要去亲迎，但是是在边内相迎，而不出边。全谕仅仅六十字，却有如此多的含混之处，原因何在？是福临年方十五岁，不善表述？不像，此时的大学士有范文程、宁完我、洪承畴、陈名夏、额色黑、陈之遴等人，起拟谕旨，是其擅长，即使皇上口谕欠妥，经他们润色修改，亦必简练准确，不致如此含混矛盾。这一疑问从下述帝谕及群臣议论，可以得到合理解释。
第四天，顺治九年九月初三，《清世祖实录》第六十八卷载录了帝之意旨和满汉臣僚关于是否亲迎达赖的议论，现录述如下：
“壬申，谕诸王、贝勒、大臣、九卿科道曰：当太宗皇帝时，尚有喀尔喀一隅未服，以外藩蒙古惟喇嘛之言是听，因往召达赖喇嘛，其使未至，太宗皇帝晏驾。后睿王摄政时往请，达赖喇嘛许于辰年(顺治九年)前来。及朕亲政后召之，即启行前来，从者三千人。今朕欲亲至边外迎之，令喇嘛即住边外，外藩蒙古贝子欲见喇嘛者，即令在外相见。若令喇嘛入内地，今年岁收甚歉，喇嘛从者又众，恐于我无益。倘不往迎喇嘛，以我既召之来，又不往迎，必至中途而返，恐喀尔喀亦因之不来归顺。其应否往迎之处，尔等各抒所见以奏。
满洲诸臣议：我等往请，喇嘛即来，上亲至边外迎之，令喇嘛住于边外，喇嘛欲入内地，可令少带随从入内，如欲在外，听喇嘛自便。上若亲往迎之，喀尔喀亦从之来归，大有裨益也。若请而不迎，恐于理未当。我以礼敬喇嘛，而不入喇嘛之教，又何妨乎？众汉臣议：皇上为天下国家之主，不当往迎喇嘛。喇嘛从者三千余人，又遇岁歉，不可令入内地。若以特请之故，可于诸王大臣中择一人代迎，其喇嘛令住边外，遗之金银等物，亦所以敬喇嘛也。两议具奏。上曰：朕当裁之。”
顺治帝和满洲议政王、议政贝勒、议政大臣、满洲大学士、尚书、左都御史及言官，主张亲迎达赖喇嘛，理由有二：一则请之即来，不亲迎恐于理未合；再则更重要的是因为喀尔喀蒙古诸部“惟喇嘛之言是听”，故须皇上亲往边外迎接，则“喀尔喀亦从之而归”，否则恐达赖中途而返，“喀尔喀亦因之不来归顺”。汉大学士、尚书、左都御史、科道官则认为不当亲迎，“皇上为天下国家之主，不当往迎喇嘛”，亦不可令喇嘛进入内地，只须派一人(或王公，或大臣)代迎，令其住在边外。两者针锋相对。揆诸情理和形势，众汉臣之议是正确的、妥当的。至高无上的大清皇帝，并非只是中国一国之主，而是“天下国家之主”，岂可屈尊往迎藏区喇嘛！所谓亲迎能使喀尔喀归顺之论，亦缺乏根据。漠北蒙古喀尔喀各部汗、贝勒、台吉、大臣、属民，固然和漠南蒙古察哈尔、科尔沁等部一样，崇信喇嘛教，崇信达赖喇嘛，一般事情确系尊重喇嘛之言，但涉及军政大事，尤其是是否归顺清朝，那就不是达赖之言所能决定。漠南蒙古各部汗、贝勒、台吉、大臣，皆在达赖来朝之前，即已臣服于清，尊清帝为“大皇帝”，按期朝贡纳赋，出兵从征，听从驱使，与达赖和清帝之间的关系，并无牵连。喀尔喀蒙古是否真的归顺，也不由达赖是否入朝而定，而完全取决于双方的力量对比、时局和双方的根本利益。因此，皇上与满洲诸臣亲迎喇嘛之议，是很不恰当的。
可能使满洲王公大臣甚至是皇上感到非常惊异的是，这次的会议，竟是满汉各持己见，而且与议之人相当多。按照上谕，参加议论的是诸王贝勒大臣及九卿科道，实际上还有内三院大学士。照此算来，满洲有：议政王、议政贝勒、议政大臣，约三四十人；内院大学士希福、额色黑二人；九卿科道有左都御史、六部尚书侍郎、监察御史、六科都给事中、给事中、大理寺卿、通政使，有六十余人，总计约有一百人。汉官有大学士、九卿、科道六十余人。这一百多人竟完全按照民族之不同而分成两种意见，满人主张皇上亲迎，汉臣建议遣人代迎，在入关后九年来廷议之时唯满臣马首是瞻的情况下，这是第一次大规模议事时汉臣单独持议，第一次大规模议事时的满汉分议，在此之前，从未出现过这种行为，为什么这次六十名左右的汉大臣和言官竟敢如此大胆？尤其是会使皇上及满洲王公大臣诧异和不解的是，此次会议，是在皇上发表了“朕欲亲至边外迎之”的倾向性十分明确的圣谕情况下进行的。依照通常惯例，汉臣只能遵依圣谕，按帝旨意表示赞同和执行，绝对不能也不敢提出相反意见。可是，这次六十名左右的汉官竟力主遣人代迎，反对皇上亲迎，这又是为了什么？有何背景？目的为何？是汉官怀有二心不忠朝廷吗？是汉臣有意结党以与满臣相抗图谋争权吗？是此举涉及汉官或满臣个人、集团的根本切身利益，故汉官孤注一掷吗？这些疑问自会在皇上和满臣心中出现。
面临此景，顺治帝没有下谕斥责汉臣，也没有接受汉官之谏，而于议事之后第八天，顺治九年九月十二日下谕坚持亲迎。他谕达赖喇嘛：“尔奏边内多疾疫，边外相见为便。今朕至边外代噶地方，俟尔可也。”②《清世祖实录》第68卷第5页；第25页。
九月二十一日达赖奏称，“钦赏及敕谕俱已领到，今兼程前进，俟至代噶地方，尚有密奏之事。”②。
至此，亲迎之事，业已定局。君无戏言，帝既谕告达赖，要去边外代噶地方亲迎，达赖又奏称已接敕谕，兼程前进，至代噶地方见驾，且“尚有密奏之事”，这还有什么可说的，就等皇上起驾出宫前往代噶了。就在这大局已定但又十分欠妥将产生严重恶劣影响的时刻，大学士洪承畴、陈之遴呈上了谏阻亲迎之疏。
顺治九年九月三十日，大学士洪承畴、陈之遴奏称：
“臣等阅钦天监奏云：昨太白星与日争光，流星入紫微宫。窃思日者，人君之象，太白敢于争明，紫微宫者，人君之位，流星敢于突出，上天垂象，诚宜警惕。且今年南方苦旱，北方告涝，岁饥寇警，处处入告。宗社重大，非圣躬远幸之时，虽百神呵护，六军扈从，自无他虞，然边外不如宫中为固，游幸不若静息为安。达赖喇嘛自远方来，遣一大臣迎接，已足见优待之意，亦可服蒙古之心，又何劳圣驾亲往为也。天道深远，固非臣等所能测度，但乘舆将驾，而星变适彰，此诚上苍仁爱陛下之意，不可不深思而省戒也。”②《清世祖实录》第68卷第31、32页；第32页。
此疏讲得很好，言之有理，持之有据，忠君之心，跃然纸上。不应亲迎的主要论据有二，一系局势欠佳。就在两个多月前，定南王孔有德被大西军晋王李定国围困桂林，兵败自杀，广西基本失陷。清帝急派敬谨亲王尼堪为定远大将军，统领禁旅前往征剿，以图扭转华南被动危急局面，但此举又遭惨败，两个月后，十一月，尼堪中伏战死。值此“岁饥寇警处处入告”之时，皇上要远迎达赖，离京出边，势必使谣言四起，民心动荡，“宗社”飘摇。二是有损威严。皇上乃天下共主，根本不应屈尊往迎藏地达赖，遣一大臣前去，“已足见优待之意”，自能“服蒙古之心”。
现在皇上就可了解会议之时六十名左右汉大臣和言官为什么反对亲迎了。他们之所以破例谏阻，并不是为了个人利益，为了党派集团利益，并不是诚心和满洲王公大臣分庭抗礼，唱对台戏，并非以此来侵犯满官的私人利益和集团利益，是否亲迎，并不影响满臣之利。汉官之所以冒着违反圣谕及与满臣纷争可能遭惩的危险，竭力谏阻皇上亲迎，是完完全全从朝廷利益出发，从宗社安危出发，是效忠皇上的体现。
顺治帝清醒了，明白了，立于当日降旨停止亲迎说：“此奏甚是，朕行即停止。”他又于当天遣内大臣一等伯索尼传谕洪承畴等说：“卿等谏朕勿往迎喇嘛，此言甚是，朕即停止。以卿等贤能，故擢赞密勿，嗣后国家一切机务，及百姓疾苦之处，如何始合民心，如何不合民心，卿等有所见闻，即详明敷陈，勿得隐讳。朕生长深宫，无由洞悉民隐，凡有所奏，可行即行，纵不可行，朕亦不尔责也。”②随即遣和硕承泽亲王硕塞往迎达赖。
二、议处任珍汉臣获罪降罚。
顺治九年九月亲迎达赖之争，表明了汉臣之议，公忠体国，允妥正确，加强了世祖福临倾心汉化重用汉官的决心。他于十年正月颁发了上谕，令六部满汉侍郎“参酌公同”进奏本章，陈述事宜，革除以往只有满臣奏事的弊习，以激励汉官直言时弊，佐理国政。不料，此谕刚发不久，两个月内接连发生汉臣怀私妄议或乱发狂言的事件。
顺治十年二月，由原明朝崇祯进士、庶吉士出身，顺治初授编修，后累迁至詹事府少詹事的李呈祥，呈上条议，主张“部院衙门，应裁去满官，专任汉人”。若依此议，则将几乎尽夺满臣之权，摧毁清帝的统治支柱，爱新觉罗江山不久就将全部丧失。因此，世祖阅读此议后，勃然大怒，对大学士洪承畴、范文程、额色黑、宁完我、陈名夏等说：“李呈祥此疏大不合理。”朕不分满汉，一体眷遇，“尔汉官奈何反生异意”，“想尔等多系明季之臣，故有此妄言尔”。②《清世祖实录》第72卷第4页；第11、12页。随即，都察院副都御史宜巴汉等，疏劾李呈祥“讥满臣为无用，欲行弃置，称汉官为有用，欲加专任，阳饰辨明，阴行排挤”。帝命革李呈祥职，下刑部议处。二月十八日刑部拟议：“呈祥蓄意奸宄，巧言乱政，当弃市。”帝命免其死，流徙盛京。②。
如果说这还是一位汉官狂言乱语，不足以代表成千上万员中级以上的汉官，不需大惊小怪，那么紧接着发生的任珍议处案，问题就严重得多了。三等子、原左都督兴安总兵任珍因“妻妾与人通奸，私行杀死”，惧罪行贿兵部刑部，案发之后，于顺治十年二月被革世职一半，降为一等轻车都尉。三月，其婢讦告任珍罪谪后，“家居怨望，出言不轨，并指奸谋陷诸丑行”，刑部审实后，拟议将其论死。帝降旨批示：“任珍曾立大功，所犯情罪亦重大可耻，尔部将此本兼写满汉字，会集九卿科道，并新入旗阿达哈哈番以上官员，再行定拟具奏。”④《清世祖实录》第74卷第6页。
四月初九，刑部满汉官及九卿科道等衙门满洲官员，主张仍如刑部原拟，任珍应论死。大学士署吏部尚书事陈名夏、户部尚书陈之遴、礼部尚书胡世安、兵部尚书王永吉、工部尚书刘昌、左都御史金之俊、副都御史傅景星，侍郎孙廷、张端、吕崇烈、张秉贞、张鼎延、卫周允、孙承泽、成克巩，卿徐起元、韩源，科臣魏象枢、杨璜、高桂、姚文然、袁懋功、刘显绩，御史朱鼎延、冯右京、张、潘朝选、朱绂，共二十八名汉官另持一议，认为：“原讦重大情节，任珍俱不承认，若以此定案，反开展辩之端，不若坐以应得之罪。”④。
陈名夏等二十八名尚书、侍郎、卿、御史、科臣之议，就事理而言，没有什么错误，家婢首告之重大罪过，任珍俱不承认，看来也无另外的人证和物证，这样，如仅依奴婢之讦告，就据此定案惩治，于理不合，于法相违，当然不妥，原告所讦，不能成立，本来也就不应将任珍定罪。但陈名夏等人可能考虑到皇上已降“任珍曾立大功，所犯情罪亦重大可耻”之谕旨，已给任珍定了罪，如仍拟议其无罪，不需处罚，显然是跟皇上过不去，违抗圣旨，故他们奏称将任珍“坐以应得之罪”，词文貌似有些含混，实则表明谕旨欠妥。
参加会议的汉官显然知道此议有些风险，恐被圣上怪罪，故参加会议的六十余人中只有陈名夏等二十八人奏陈此议，另外以大学士冯铨为首的一多半人没有署名附议赞同，可见陈名夏等人还算有些胆量。略观这二十八人名单，便可发现不少人是颇有才干蒙受皇上赏识者，陈名夏、陈之遴、王永吉、刘昌、成克巩、张端、胡世安等，皆系世祖亲政后擢升为大学士、尚书和侍郎的，魏象枢、姚文然等是有名的直谏言臣，所以他们在皇上谕劝汉臣效力尽言之时，敢于据理呈述，与刑部及部院衙门满官之议相左，且委婉地不按圣旨议事。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今非昔比，半年前谏阻亲迎，虽蒙皇上嘉奖，却开罪了满臣，这次就要借机相击了。
现在，两道谕旨的下达，授予了汉尚书汉侍郎的奏事之权和掌印之权，汉尚书侍郎可以直接就本部之事向皇上呈奏，特别是当满汉尚书侍郎异议之时，这一陈奏权就给予了汉官很大的支持。掌印之权，更为重要，以往印归满官掌管，满官不同意之事，哪怕满尚书出缺或前往外地，只满洲侍郎在部，大印亦归这位侍郎掌管，他也就可否决或不理汉尚书之议，而按己意办理，盖上大印，上呈下达。现在谕旨现定，不分满汉，但论就任先后，“受事在先者，即著掌印”，这样，汉尚书侍郎便可能有一半左右的时间掌管大印。因为，尚书之缺，经常变动，或因为帝赏识，擢用大学士，或调往他部及地方督抚，或因过降革外调，那么，即使先是满尚书就任，掌管大印，但他不可能久任不变，一旦调走，自然是由该部汉尚书掌印了。
顺治帝如此倾心汉化，提高汉官职权和地位，扩大汉官的影响，固能对军国大政的妥善处理，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但也招致满臣愤怨，满汉之争加剧，因此，在顺治八年至十七年的十年里，连续发生了一系列政治斗争事件。
第三节南北党争满汉相斗。
一、谏阻亲迎汉官之议获胜。
顺治皇帝福临虽然多次宣谕“满汉一体”、“满汉一家”，鼓励汉臣进言，提倡满汉群臣同心同德报效朝廷，然而由于权力之争和见解不一，以及明季党争之延续，不仅满洲王公大臣与汉官常起争端，汉官内部也在互相倾轧，尤其是相当多的满洲王公大臣对皇上的倾心汉化提高汉官职权地位的政策，十分不满，因此斗争更加激化。在福临亲政的十年里，爆发了多次政争事件，一般依争执者家乡之不同，而称之为南党北党两大派系，其中又渗透了满汉之争的因素，有时则又纯以满官汉官为界。顺治九年关于帝之是否亲迎达赖，便是满汉完全异议的一个明显例证。
顺治九年八月二十九日，五世达赖奏称：“觐见之地，或在归化城，或在代噶地方，伏惟上裁。”世祖福临谕告说：“迩因内地西南用兵，羽本来往，皆系军国重务，难以轻置，用是不克出边相见，特遣亲王大臣前往，俟寇靖无事，便可亲迎，此时祗于边内近地相迎可耳。”《清世祖实录》第67卷第26页。
此谕有些含混，主要是后半段三句话讲了三个互相混淆的问题。第一句是因军国重务，“用是不克出边相见，特遣亲王大臣前往”，即不出边亲迎。第二句是“俟寇靖无事，便可亲迎”，则又说可以亲迎，但需稍待时日。第三句却又说“此时祗于边内近地相迎可耳”，则又是说要去亲迎，但是是在边内相迎，而不出边。全谕仅仅六十字，却有如此多的含混之处，原因何在？是福临年方十五岁，不善表述？不像，此时的大学士有范文程、宁完我、洪承畴、陈名夏、额色黑、陈之遴等人，起拟谕旨，是其擅长，即使皇上口谕欠妥，经他们润色修改，亦必简练准确，不致如此含混矛盾。这一疑问从下述帝谕及群臣议论，可以得到合理解释。
第四天，顺治九年九月初三，《清世祖实录》第六十八卷载录了帝之意旨和满汉臣僚关于是否亲迎达赖的议论，现录述如下：
“壬申，谕诸王、贝勒、大臣、九卿科道曰：当太宗皇帝时，尚有喀尔喀一隅未服，以外藩蒙古惟喇嘛之言是听，因往召达赖喇嘛，其使未至，太宗皇帝晏驾。后睿王摄政时往请，达赖喇嘛许于辰年(顺治九年)前来。及朕亲政后召之，即启行前来，从者三千人。今朕欲亲至边外迎之，令喇嘛即住边外，外藩蒙古贝子欲见喇嘛者，即令在外相见。若令喇嘛入内地，今年岁收甚歉，喇嘛从者又众，恐于我无益。倘不往迎喇嘛，以我既召之来，又不往迎，必至中途而返，恐喀尔喀亦因之不来归顺。其应否往迎之处，尔等各抒所见以奏。
满洲诸臣议：我等往请，喇嘛即来，上亲至边外迎之，令喇嘛住于边外，喇嘛欲入内地，可令少带随从入内，如欲在外，听喇嘛自便。上若亲往迎之，喀尔喀亦从之来归，大有裨益也。若请而不迎，恐于理未当。我以礼敬喇嘛，而不入喇嘛之教，又何妨乎？众汉臣议：皇上为天下国家之主，不当往迎喇嘛。喇嘛从者三千余人，又遇岁歉，不可令入内地。若以特请之故，可于诸王大臣中择一人代迎，其喇嘛令住边外，遗之金银等物，亦所以敬喇嘛也。两议具奏。上曰：朕当裁之。”
顺治帝和满洲议政王、议政贝勒、议政大臣、满洲大学士、尚书、左都御史及言官，主张亲迎达赖喇嘛，理由有二：一则请之即来，不亲迎恐于理未合；再则更重要的是因为喀尔喀蒙古诸部“惟喇嘛之言是听”，故须皇上亲往边外迎接，则“喀尔喀亦从之而归”，否则恐达赖中途而返，“喀尔喀亦因之不来归顺”。汉大学士、尚书、左都御史、科道官则认为不当亲迎，“皇上为天下国家之主，不当往迎喇嘛”，亦不可令喇嘛进入内地，只须派一人(或王公，或大臣)代迎，令其住在边外。两者针锋相对。揆诸情理和形势，众汉臣之议是正确的、妥当的。至高无上的大清皇帝，并非只是中国一国之主，而是“天下国家之主”，岂可屈尊往迎藏区喇嘛！所谓亲迎能使喀尔喀归顺之论，亦缺乏根据。漠北蒙古喀尔喀各部汗、贝勒、台吉、大臣、属民，固然和漠南蒙古察哈尔、科尔沁等部一样，崇信喇嘛教，崇信达赖喇嘛，一般事情确系尊重喇嘛之言，但涉及军政大事，尤其是是否归顺清朝，那就不是达赖之言所能决定。漠南蒙古各部汗、贝勒、台吉、大臣，皆在达赖来朝之前，即已臣服于清，尊清帝为“大皇帝”，按期朝贡纳赋，出兵从征，听从驱使，与达赖和清帝之间的关系，并无牵连。喀尔喀蒙古是否真的归顺，也不由达赖是否入朝而定，而完全取决于双方的力量对比、时局和双方的根本利益。因此，皇上与满洲诸臣亲迎喇嘛之议，是很不恰当的。
可能使满洲王公大臣甚至是皇上感到非常惊异的是，这次的会议，竟是满汉各持己见，而且与议之人相当多。按照上谕，参加议论的是诸王贝勒大臣及九卿科道，实际上还有内三院大学士。照此算来，满洲有：议政王、议政贝勒、议政大臣，约三四十人；内院大学士希福、额色黑二人；九卿科道有左都御史、六部尚书侍郎、监察御史、六科都给事中、给事中、大理寺卿、通政使，有六十余人，总计约有一百人。汉官有大学士、九卿、科道六十余人。这一百多人竟完全按照民族之不同而分成两种意见，满人主张皇上亲迎，汉臣建议遣人代迎，在入关后九年来廷议之时唯满臣马首是瞻的情况下，这是第一次大规模议事时汉臣单独持议，第一次大规模议事时的满汉分议，在此之前，从未出现过这种行为，为什么这次六十名左右的汉大臣和言官竟敢如此大胆？尤其是会使皇上及满洲王公大臣诧异和不解的是，此次会议，是在皇上发表了“朕欲亲至边外迎之”的倾向性十分明确的圣谕情况下进行的。依照通常惯例，汉臣只能遵依圣谕，按帝旨意表示赞同和执行，绝对不能也不敢提出相反意见。可是，这次六十名左右的汉官竟力主遣人代迎，反对皇上亲迎，这又是为了什么？有何背景？目的为何？是汉官怀有二心不忠朝廷吗？是汉臣有意结党以与满臣相抗图谋争权吗？是此举涉及汉官或满臣个人、集团的根本切身利益，故汉官孤注一掷吗？这些疑问自会在皇上和满臣心中出现。
面临此景，顺治帝没有下谕斥责汉臣，也没有接受汉官之谏，而于议事之后第八天，顺治九年九月十二日下谕坚持亲迎。他谕达赖喇嘛：“尔奏边内多疾疫，边外相见为便。今朕至边外代噶地方，俟尔可也。”②《清世祖实录》第68卷第5页；第25页。
九月二十一日达赖奏称，“钦赏及敕谕俱已领到，今兼程前进，俟至代噶地方，尚有密奏之事。”②。
至此，亲迎之事，业已定局。君无戏言，帝既谕告达赖，要去边外代噶地方亲迎，达赖又奏称已接敕谕，兼程前进，至代噶地方见驾，且“尚有密奏之事”，这还有什么可说的，就等皇上起驾出宫前往代噶了。就在这大局已定但又十分欠妥将产生严重恶劣影响的时刻，大学士洪承畴、陈之遴呈上了谏阻亲迎之疏。
顺治九年九月三十日，大学士洪承畴、陈之遴奏称：
“臣等阅钦天监奏云：昨太白星与日争光，流星入紫微宫。窃思日者，人君之象，太白敢于争明，紫微宫者，人君之位，流星敢于突出，上天垂象，诚宜警惕。且今年南方苦旱，北方告涝，岁饥寇警，处处入告。宗社重大，非圣躬远幸之时，虽百神呵护，六军扈从，自无他虞，然边外不如宫中为固，游幸不若静息为安。达赖喇嘛自远方来，遣一大臣迎接，已足见优待之意，亦可服蒙古之心，又何劳圣驾亲往为也。天道深远，固非臣等所能测度，但乘舆将驾，而星变适彰，此诚上苍仁爱陛下之意，不可不深思而省戒也。”②《清世祖实录》第68卷第31、32页；第32页。
此疏讲得很好，言之有理，持之有据，忠君之心，跃然纸上。不应亲迎的主要论据有二，一系局势欠佳。就在两个多月前，定南王孔有德被大西军晋王李定国围困桂林，兵败自杀，广西基本失陷。清帝急派敬谨亲王尼堪为定远大将军，统领禁旅前往征剿，以图扭转华南被动危急局面，但此举又遭惨败，两个月后，十一月，尼堪中伏战死。值此“岁饥寇警处处入告”之时，皇上要远迎达赖，离京出边，势必使谣言四起，民心动荡，“宗社”飘摇。二是有损威严。皇上乃天下共主，根本不应屈尊往迎藏地达赖，遣一大臣前去，“已足见优待之意”，自能“服蒙古之心”。
现在皇上就可了解会议之时六十名左右汉大臣和言官为什么反对亲迎了。他们之所以破例谏阻，并不是为了个人利益，为了党派集团利益，并不是诚心和满洲王公大臣分庭抗礼，唱对台戏，并非以此来侵犯满官的私人利益和集团利益，是否亲迎，并不影响满臣之利。汉官之所以冒着违反圣谕及与满臣纷争可能遭惩的危险，竭力谏阻皇上亲迎，是完完全全从朝廷利益出发，从宗社安危出发，是效忠皇上的体现。
顺治帝清醒了，明白了，立于当日降旨停止亲迎说：“此奏甚是，朕行即停止。”他又于当天遣内大臣一等伯索尼传谕洪承畴等说：“卿等谏朕勿往迎喇嘛，此言甚是，朕即停止。以卿等贤能，故擢赞密勿，嗣后国家一切机务，及百姓疾苦之处，如何始合民心，如何不合民心，卿等有所见闻，即详明敷陈，勿得隐讳。朕生长深宫，无由洞悉民隐，凡有所奏，可行即行，纵不可行，朕亦不尔责也。”②随即遣和硕承泽亲王硕塞往迎达赖。
二、议处任珍汉臣获罪降罚。
顺治九年九月亲迎达赖之争，表明了汉臣之议，公忠体国，允妥正确，加强了世祖福临倾心汉化重用汉官的决心。他于十年正月颁发了上谕，令六部满汉侍郎“参酌公同”进奏本章，陈述事宜，革除以往只有满臣奏事的弊习，以激励汉官直言时弊，佐理国政。不料，此谕刚发不久，两个月内接连发生汉臣怀私妄议或乱发狂言的事件。
顺治十年二月，由原明朝崇祯进士、庶吉士出身，顺治初授编修，后累迁至詹事府少詹事的李呈祥，呈上条议，主张“部院衙门，应裁去满官，专任汉人”。若依此议，则将几乎尽夺满臣之权，摧毁清帝的统治支柱，爱新觉罗江山不久就将全部丧失。因此，世祖阅读此议后，勃然大怒，对大学士洪承畴、范文程、额色黑、宁完我、陈名夏等说：“李呈祥此疏大不合理。”朕不分满汉，一体眷遇，“尔汉官奈何反生异意”，“想尔等多系明季之臣，故有此妄言尔”。②《清世祖实录》第72卷第4页；第11、12页。随即，都察院副都御史宜巴汉等，疏劾李呈祥“讥满臣为无用，欲行弃置，称汉官为有用，欲加专任，阳饰辨明，阴行排挤”。帝命革李呈祥职，下刑部议处。二月十八日刑部拟议：“呈祥蓄意奸宄，巧言乱政，当弃市。”帝命免其死，流徙盛京。②。
如果说这还是一位汉官狂言乱语，不足以代表成千上万员中级以上的汉官，不需大惊小怪，那么紧接着发生的任珍议处案，问题就严重得多了。三等子、原左都督兴安总兵任珍因“妻妾与人通奸，私行杀死”，惧罪行贿兵部刑部，案发之后，于顺治十年二月被革世职一半，降为一等轻车都尉。三月，其婢讦告任珍罪谪后，“家居怨望，出言不轨，并指奸谋陷诸丑行”，刑部审实后，拟议将其论死。帝降旨批示：“任珍曾立大功，所犯情罪亦重大可耻，尔部将此本兼写满汉字，会集九卿科道，并新入旗阿达哈哈番以上官员，再行定拟具奏。”④《清世祖实录》第74卷第6页。
四月初九，刑部满汉官及九卿科道等衙门满洲官员，主张仍如刑部原拟，任珍应论死。大学士署吏部尚书事陈名夏、户部尚书陈之遴、礼部尚书胡世安、兵部尚书王永吉、工部尚书刘昌、左都御史金之俊、副都御史傅景星，侍郎孙廷、张端、吕崇烈、张秉贞、张鼎延、卫周允、孙承泽、成克巩，卿徐起元、韩源，科臣魏象枢、杨璜、高桂、姚文然、袁懋功、刘显绩，御史朱鼎延、冯右京、张、潘朝选、朱绂，共二十八名汉官另持一议，认为：“原讦重大情节，任珍俱不承认，若以此定案，反开展辩之端，不若坐以应得之罪。”④。
陈名夏等二十八名尚书、侍郎、卿、御史、科臣之议，就事理而言，没有什么错误，家婢首告之重大罪过，任珍俱不承认，看来也无另外的人证和物证，这样，如仅依奴婢之讦告，就据此定案惩治，于理不合，于法相违，当然不妥，原告所讦，不能成立，本来也就不应将任珍定罪。但陈名夏等人可能考虑到皇上已降“任珍曾立大功，所犯情罪亦重大可耻”之谕旨，已给任珍定了罪，如仍拟议其无罪，不需处罚，显然是跟皇上过不去，违抗圣旨，故他们奏称将任珍“坐以应得之罪”，词文貌似有些含混，实则表明谕旨欠妥。
参加会议的汉官显然知道此议有些风险，恐被圣上怪罪，故参加会议的六十余人中只有陈名夏等二十八人奏陈此议，另外以大学士冯铨为首的一多半人没有署名附议赞同，可见陈名夏等人还算有些胆量。略观这二十八人名单，便可发现不少人是颇有才干蒙受皇上赏识者，陈名夏、陈之遴、王永吉、刘昌、成克巩、张端、胡世安等，皆系世祖亲政后擢升为大学士、尚书和侍郎的，魏象枢、姚文然等是有名的直谏言臣，所以他们在皇上谕劝汉臣效力尽言之时，敢于据理呈述，与刑部及部院衙门满官之议相左，且委婉地不按圣旨议事。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今非昔比，半年前谏阻亲迎，虽蒙皇上嘉奖，却开罪了满臣，这次就要借机相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