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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章 力排障碍倾心汉化(7)
早在两个月前惩治李呈祥时，顺治帝就一再指责汉官“生异意”，“六部大臣互相结党，殊不合理”。《清世祖实录》第72卷第4―7页。这实际上已闪烁着将对汉官进行限制和惩处的点点火花。这次十年四月初九九卿科道奉谕会议任珍案时，帝阅过陈名夏等二十八名汉官之议后，甚为恼怒，降旨批示：“汉官所议有反开展辩之端，坐以应得之罪等语，是谁展辩，应得何罪，著明白具奏。”这明明是强词夺理，欲图加罪汉臣。陈名夏等心知不妙，只好绞尽脑汁，斟酌词句，回奏说：“任珍不承大罪，犹然巧辩，若止据告词定罪，恐无以服其心，臣等所谓恐反开展辩者此也。然负恩犯法，原议处死，臣等所谓应得之罪者此也。但律无正条，似应勒令自尽。”《清世祖实录》第74卷第6页。陈名夏等之回奏，虽在最后一句写上似应勒令任珍自尽，好像是赞同了刑部及九卿科道等衙门满官之议，实际上仍然坚持原议，认为不该如此处理。因为，他们依旧认为既然任珍不承认大罪，就不能“止据告词定罪”，否则，“无以服其心”。这句话也意味着，只据告词定罪是不合法的，不只无以服任珍之心，亦难服众。但是，陈名夏等也看明白了，皇上已经赞同刑部的审查结论，且已“止据告词定罪”了，谕旨明确写道，任珍“所犯情罪，亦重大可耻”，如若仍说任珍无罪，恐必定上欺君抗旨之罪，故又奏称任珍“负恩犯法”，应照刑部原议处死，以图借此来缓和刑部、满臣及皇上的愤怒。可是，他们又不完全甘心，不愿眼睁睁地看到刑部违反刑律，“止据告词定罪”，不愿承认己议是徇私误公故违圣旨，因而又加上了一条尾巴，奏称“但律无正条，似应勒令自尽”。陈名夏等的回奏，转了多少个弯，最后实际上仍然认为只据告词定任珍之罪，是不合法的，据此将其处死，也无律例可据，既然刑部要令其死，就让任珍自尽罢了。
这一含义，顺治帝不会看不出来，因而他更加大发雷霆，降旨严厉训斥陈名夏等人说：“回奏内既云应得之罪，律无正条，又云似应勒令自尽。勒令自尽，是何盛世典例，欲致君尧舜者，岂有进此言之理。凡人自知有过，即从实引咎，乃大臣之道，若执为己是，以巧生事，又欲以巧止事，甚属不合。尔群臣当副朕期望至意，洗涤更新，奈何溺党类而踵弊习，著逐件再明白速奏。”②③《清世祖实录》第74卷第6、7页；第7页；第7页。此旨实系仗势威逼，全无道理。一则坚按“告词定罪”，二则给陈名夏等人定上“以巧生事，又欲以巧止事”和乱进狂言之过，三则硬说陈等此议是“溺党类而踵弊习”。第三条更是荒谬，陈等与任珍素无交往，未受其贿，只是据理据法议处，怎说是庇党弊习。面对此蛮横无理之谕旨，陈名夏等人毫无办法，只有认咎请罪。他们回奏说：“臣等妄拟勒令任珍自尽，实非盛世典例，又不折其巧辩，但罪以丑恶，臣等之议，实属谬误，谨束身待罪。”②。
顺治帝抓住时机，乘势降旨严斥说：“朕览回奏词语，全是蒙混支吾，竟不身任咎过，更巧为遮饰，将有心之事，佯作误失，大臣之道，果如是乎！陈名夏、陈之遴等，有曾获大罪者，有革职者，亦有被论者，朕每从宽宥，使之改新，今复如此，朕之期望尽虚矣。且屡谕众官修省，奈何依然不改，踵袭宿弊，一至于此。朕不时召见，耳提面命，将此恩遇，竟置何地耶！理宜从重议处，著内三院、九卿满汉官、六科、十四道、翰林七品以上，并六部郎中等官，即集午门外，严行议罪，作速奏闻，毋得延缓。”③。
满洲大臣当然万分欢欣，遵旨加重议惩，汉官在此恶劣形势下，自然噤若寒蝉，唯满臣之言为是。“于是会议：名夏、之遴屡获大罪，俱蒙恩留用，今复巧为欺蒙，俱应论死。之俊职司耳目，反依附党类，亦应论死。尚书胡世安、王永吉、刘昌，副都御史傅景星，科臣魏象枢、杨璜、高桂、姚文然、袁懋功、刘显绩，御史朱鼎延、冯右京、张，徇党负恩，欺诳巧饰，应流徙。侍郎孙廷、张端、吕崇烈、张秉贞、张鼎延、卫周允，卿徐起元、韩源，俱徇党附和，应革职，永不叙用。侍郎孙承泽、成克巩，御史潘朝选，回奏未列名，应革职。御史朱绂，未与前议，应降一级，调外用”。②《清世祖实录》第74卷第8页。
此议太重了，姑且不说陈名夏等人并非结党徇私坏法违旨，而是据理执法公允议事，根本不应惩处，就算是所议欠妥，也不应加上如此大罪，如此重办。若依上议，则大学士、尚书、侍郎陈名夏等十七人或死或徙或革职，御史科臣十员或徙或革职，一下就使二十八员汉大臣和言官死徙削官，惩处之重，空前罕有。而且这批汉臣中，不少系为帝赏识重用之能臣，在顺治帝亲政十年里，这批汉臣中有陈名夏、陈之遴、金之俊、胡世安、王永吉、张端、成克巩等七人先后当上了大学士。若照此惩处，则将汉臣中之能臣大都一网打尽，于国于民有害，仅只于部分顽固、保守、低能力图抓权的满洲大臣有利。
顺治帝当然知道这些人并非真有结党欺君大罪，不少能臣还要重用，故而基本上摈弃了会议所拟处治之法，改为加恩从宽轻罚。他降旨批示：“陈名夏、陈之遴、金之俊等，深负朕恩，本当依拟，姑从宽典，著各削去官衔二级，罚俸一年，仍供原职，陈名夏著罢署吏部事，自今以后，从新省改。胡世安等一十三员，免流徙，各降一级，罚俸一年，仍供原职。孙廷等八员，免革职，各罚俸九个月。孙承泽等三员，免革职，各罚俸六个月。朱绂，先未曾与议，未详事由，免其降调。”②。
第二天，四月初十，顺治帝福临命大学士范文程、洪承畴、额色黑召集陈名夏等二十八人于午门，“谕曰：尔等得罪，悉由自陷其身也。初议错误，则亦已尔，及再三申饬，即当省改，岂可仍行混议。凡事会议，理应画一，何以满汉异议。虽事抑或有当异议者，何以满洲官议内，无一汉官，汉官议内，无一满洲官，此皆尔等心志未协之故也。本朝之兴，岂曾谋之尔汉官辈乎？故明三败，岂属误于满官之言乎？奈何不务和衷而恒见乖违也。自今以后，务改前非，同心图效，以副朕眷顾之意，不然，朕虽欲尔贷，国法难容。至于都察院科道等官，职司言路，见有如此乖戾者，亦当即行纠弹。”②《清世祖实录》第74卷第9页；第9、10页。
世祖此谕，画龙点睛，道出了陈名夏等人挨训受罚的奥秘，即他们之所以被惩治，关键是不赞同满臣依帝旨意而定之拟议，而要另集汉臣为一议，与满议相左，满汉异议。半年前关于帝之亲迎达赖，汉臣虽也与满臣异议，也是满汉各为一议，但最后皇上采纳了汉臣之议，故不仅未受惩治，反而予以嘉奖。这次事件，肯定对汉官是一极有力的教训，叫他们今后千万莫违帝旨，莫与满官作对。
陈名夏、陈之遴、金之俊恭听圣谕后回奏说：“臣等叨荷皇上厚恩，乃自陷重罪，仅冀免死尔，若仍留供职，如斯殊典，则万不敢望一也。既受此洪恩，自分莫能仰报，惟有竭驽勉效而已。”其余二十五臣亦奏称：“臣等罪戾实大，恩宥至此，非所望也，愿各改前非，竭力图报。”②。
陈名夏此次虽侥幸过关，但在劫难逃，不到一年，便被绞死弃市了。
三、北相劾参南党领袖绞死。
顺治十一年(1654)三月，京师甚至全国，都因一件大案而十分震惊，入主中原以来第一位汉大学士陈名夏竟被皇上下令绞死了。为什么这位素受皇上赏识和倚任的才子、干臣、能相，突然沦为阶下囚且命丧黄泉？使其真正致死的罪状和主要原因又是什么？性质为何？后果怎样？值得探讨。现先将《清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关于此案情形的记录摘述如下。
顺治十一年三月初一，内翰林国史院大学士宁完我上疏参劾大学士陈名夏结党怀奸情事叵测说：
“臣思陈名夏屡蒙皇上赦宥擢用，眷顾优隆，即宜洗心易行，效忠于我朝，孰意性生奸回，习成矫诈，痛恨我朝发，鄙陋我国衣冠，蛊惑故绅，号召南党，布假局以行私，藏祸心而倡乱。何以明其然也？名夏曾谓臣曰：要天下太平，只依我一两事，立就太平。臣问：何事？名夏推帽摩其首云：只须留头发、复衣冠，天下即太平矣。臣笑曰：天下太平不太平，不专在头不头，崇祯年间并未头，因何至于亡国。为治之要，惟在法度严明，使官吏有廉，乡绅不害人，兵马众强，民心悦服，天下自致太平。名夏曰：此言虽然，只留头发复衣冠，是第一要紧事。臣思我国臣民之众，不敌明朝十分之一，而能统一天下者，以衣服便于骑射士马精强故也。今名夏欲宽衣博带，变清为明，是计弱我国也。……今将结党奸宄事迹，列款为皇上陈之。一、陈名夏父子居乡暴恶，士民怨恨，全家避居江宁国公花园中，此园系无主产业，例应入官，价值十万金，江宁各上司公捐银三千两，代为纳价，见今名夏妻子居住。又故明吏部吴昌时女奸逃执讯，名夏子陈掖臣嘱江宁各上司释放为尼，因而包占。又掖臣横行江宁城中，鞭责满洲，破面流血，闹至总督公署，赔礼保放。又掖臣坐大桥，列棍扇，说人情，纳贿赂，掣肘各官，俱敢怒而不敢言。……二、赵延先系陈名夏契交，名夏署吏部尚书时，徇私骤升，科臣郭一鹗言吏部升官，迟速不一，疏指延先为证。延先历任日月，一鹗察记未详，多开两月，后自检举，名夏怀恨，欲处一鹗。刘正宗云：赵延先历任日月，若以多作少，一鹗有罪，今以少误多，一鹗何罪！名夏闻言生嗔，语侵正宗，正宗不平，当众写本，欲参名夏，众劝乃止。(另有庇护姻亲浙江道史儒纲、吏科魏象枢等事)……臣痛思人臣贪酷犯科，国家癣疥之疾，不足忧也，惟怀奸结党，阴谋潜移，祸关宗社，患莫大焉。陈名夏奸乱日甚，党局日成，人鉴张？而莫敢声言，臣舍残躯以报答圣主，伏乞皇上将臣本发大臣确审具奏，法断施行，则奸党除而国家治安矣。”《清世祖实录》第82卷第1―9页。
世祖阅疏，降旨批示说：“这所参事情，著内三院、九卿、科道、詹事等官，会同逐疑详问，从重议罪具奏。”《清世祖实录》第82卷第9页。
帝旨倾向性十分明确，已断定宁完我所参诸疑皆是事实，谕令群臣将陈名夏“从重议罪具奏”，群臣当然会遵旨而行。于是，吏部等衙门“会鞫大学士宁完我劾奏陈名夏诸疑，俱实。陈名夏论斩，家产籍没，妻子流徙盛京”。帝命议政王、议政贝勒、议政大臣核议。三月十一日，议政王承泽亲王硕塞等议奏：“陈名夏情罪重大，仍应论斩，妻子家产分散为奴。伊子陈掖臣，提到另行审结。”帝降旨批示：“陈名夏所犯之罪实大，理应处斩，但念久任近密，不忍肆之于市，著处绞。妻子家庭，免分散为奴。余依议。”《清世祖实录》第82卷第14页。不久，将陈掖臣逮解至京，杖戍。《清史列传》第79卷，《陈名夏传》。
以上《清世祖实录》关于陈名夏一案之记述，有两个至关要紧的问题，使人不得不存有疑问。一系它写道，吏部等衙门奉旨会谳后奏称：“宁完我劾奏陈名夏诸疑，俱实。”即所劾诸罪，俱有证据，可见陈名夏诸罪皆是事实。但是《清史列传》第79卷《陈名夏传》却就此事载称：“名夏辩诸疑皆虚，惟留发、复衣冠，所言属实。完我复与大学士刘正宗共证名夏揽权市恩欺罔罪，谳成，论斩。”《清史稿》第二百四十五卷《陈名夏传》亦写道：“名夏辨诸疑皆虚，惟留发复衣冠，实有其语。完我与正宗共证名夏诸罪状皆实，谳成、论斩。”《传》、《稿》与《实录》的记载，显然大有区别，按《清史列传》与《清史稿》的记载，陈名夏之诸项罪状，没有物证，只有人证，而且人证只有一名大学士刘正宗，再加上原告人宁完我，一告一证，就给陈名夏定上了、定实了原告人告陈诸罪，这样的“鞫实”，实系鞫而未实，故《清史稿》第二百四十五卷之“论”讲道：“正宗倾名夏。”
另一令人怀疑的是，三年多以前，即顺治八年五月二十八日，外转御史张煊曾疏劾当时任吏部尚书的陈名夏结党营私，铨选不公，共有“十罪两不法”。其疏所劾陈名夏十罪有：谄事睿王，及王事败，反卸过于启心郎宁古里；名夏之父为民杀死，蒙恩赐银归葬，陈却急于揽权，草率葬埋；特疏起用因荐举贼人而被黜之李元鼎；越升姻亲黄徽胤为太仆寺卿，私庇同乡同姓，升七品编修陈之遴为宗伯；超升段国璋为太常寺卿；把持计典，曲意保全被劾之门生江南督学御史李嵩阳；庇护同乡同年左都御史徐起元；力主优恤革职侍郎孙之獬；与富商牛射斗联姻，岁索数千金。两不法为：专擅威福，批降本应援赦免议之太常少卿龚鼎孳；将援赦免议之御史崔士俊批降外府推官。此疏还言及陈名夏与洪承畴、陈之遴于火神庙屏左右密议。《清世祖实录》第57卷第12页。
此时，顺治帝福临出狩在外，一切政事暂委巽亲王满达海，“王集诸王大臣，逐件审实，遂将名夏、承畴羁之别所，拨兵看守，以事关重大，驰使奏闻”。满洲吏部尚书一等公谭泰袒护名夏，在帝回京谕命王贝勒贝子公侯暨众大臣“质审廷议”之时，“谭泰咆哮攘臂，力庇党人，务欲杀张煊以塞言路”。众人迫于其势，遂作出结论说：“诸疑多属赦前，且有不实，煊向为御史不言，今言于外转之后，心怀妒忌，诬蔑大臣。张煊应论死，名夏等免议。”奏入，帝从其议。《清世祖实录》第57卷第12页，第62卷第4页。
过了半年多，顺治九年正月初十，世祖福临谕告内三院说：处死谭泰后，想起张煊一案，疑其死有冤枉，故令陈名夏、洪承畴复发与郑亲王济尔哈朗、承泽亲王硕塞及内院、刑部大臣再次审理。“承畴招对俱实。独名夏厉声强辩，闪烁其词，及诘问词穷，乃哭诉投诚之功，朕始知名夏为辗转狡诈之小人也，名夏罪实难逭。但朕有前旨，凡谭泰干连之人，一概赦免，若仍执名夏而罪之，是不信前旨也。今将名夏革任，其官品俸禄仍旧，发正黄旗汉军下，同闲散官随朝”。张煊著厚加恤典，以其子任其父之官，仍加二级。《清世祖实录》第62卷第5页。
将张煊劾陈名夏与宁完我参陈名夏相比较，便可发现两案之间，差别很大。其一，两案审实之情不一。张煊所劾，有证有据，俱是事实，陈名夏亦“诘问词穷”，而哭诉投诚之功，以求免死，可见其劾确是事实。但是，宁完我所劾诸疑，仅一人证，名夏除“留发复衣冠”之言外，其他诸罪一概否认，因而也难定死落实。其二，两案处罚之法悬殊。三年多前陈名夏确实犯有“结党营私，铨选不公”之罪，但帝只令其解内三院大学士之任，“官品俸禄”仍旧。到九年十二月末，帝宴内大臣、大学士、汉尚书、侍卫于中和殿时，又“赐大学士洪承畴、陈名夏、陈之遴”等人朝服各一袭，“谕曰：尔等皆朕倚任大臣，若能洁己奉公，属员自当效法，倘贪黩相尚，必至颠倒是非，不但公论不容，抑且国法难宥，尔等其思之”。《清世祖实录》第70卷第31页。过了十天，顺治十年正月初十，帝即谕调内翰林秘书院大学士洪承畴为内翰林弘文院大学士，以陈名夏为内翰林秘书院大学士。至此，对陈名夏之处罚，已完全取消了，而宁完我劾陈名夏，却使陈遭受大祸，陈名夏成了入关以来第一个被处以死刑的汉大学士，惩罚何等之重！
为什么顺治帝福临会在罪证缺乏的情形下，要将曾经为己赏识、倚任的能相陈名夏下谕绞死？原因固然很多，但看起来主要决定于三个因素。其一，才高党众祸由自取。这从陈名夏十年来在政局中的表现，反映得十分清楚。陈名夏乃江南溧阳人，才华横溢，明崇祯十六年中进士，任翰林院修撰，兼户兵二科都给事中，十七年三月降于大顺军李自成，南明福王时被定入“从贼案”。清顺治二年七月，陈名夏至大名投诚。由保定巡抚王文奎疏荐，复其原官。名夏入谒睿王，请睿王即位称帝，睿王虽拒其请，但赏识其人，立擢为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时清兵下江南，九卿科道议南京设官因革裁并事，众说纷纭，不能定议。名夏奏称：“国家定鼎神京，居北制南，不当如前朝称都会，宜去京之名”，“设官如诸行省”。摄政王盛赞其说，议遂定。顺治五年初设六部汉尚书时，即授名夏为吏部尚书，加太子太保。此时距其中进士之日，仅有五年，可见其超迁之快，更可见其之才干为摄政王欣赏和重视。顺治七年十二月初九摄政王多尔衮卒，二十六日帝谕议政王大臣推选吏刑工三部满尚书时，议准以原征南大将军、正黄旗固山额真谭泰为吏部尚书。谭泰为帝倚任，擅权专政，名夏“党附”谭泰，受其信任，因此，这位曾向睿王劝进理应定为睿王党羽遭受惩处之人，竟不仅无罪，官居原职，且执掌铨选之权，“揣摩执政意旨，越格滥用匪人，以迎合固宠”，又成了谭泰的大红人，于顺治八年七月升为内翰林弘文院大学士。八月谭泰被诛，九年正月名夏以党附谭泰“乱政”，被革任，但仍保留大学士之官品俸禄，十年正月初十又入内院，担任内秘书院大学士，且在本月皇上多次来到内院时，与其他大学士一道，受帝召对，一再陈奏。正月三十日，世祖还特命学士图海召陈名夏至，君臣二人畅议治国之道，名夏奏述，堪称帝旨。这一天，可以说是陈名夏最光荣、最显赫之日，其余范文程、宁完我、洪承畴、额色黑、陈之遴等五位大学士，皆闲置于旁，唯他一人独蒙帝宠。然而，福兮祸所伏，他复入内院仅有二十天，便压倒群相，独蒙长问，旁人能不生妒？他自己也不禁会忘乎所以，旧病复发，结党营私，重登南党领袖宝座，以致在十年四月会议任珍案时，敢于聚集二十七名汉大学士、尚书、都御史、侍郎、御史、科臣单持一议，与刑部、满洲大臣遵循帝意而作出的拟议相对峙，怎能免祸！
这一含义，顺治帝不会看不出来，因而他更加大发雷霆，降旨严厉训斥陈名夏等人说：“回奏内既云应得之罪，律无正条，又云似应勒令自尽。勒令自尽，是何盛世典例，欲致君尧舜者，岂有进此言之理。凡人自知有过，即从实引咎，乃大臣之道，若执为己是，以巧生事，又欲以巧止事，甚属不合。尔群臣当副朕期望至意，洗涤更新，奈何溺党类而踵弊习，著逐件再明白速奏。”②③《清世祖实录》第74卷第6、7页；第7页；第7页。此旨实系仗势威逼，全无道理。一则坚按“告词定罪”，二则给陈名夏等人定上“以巧生事，又欲以巧止事”和乱进狂言之过，三则硬说陈等此议是“溺党类而踵弊习”。第三条更是荒谬，陈等与任珍素无交往，未受其贿，只是据理据法议处，怎说是庇党弊习。面对此蛮横无理之谕旨，陈名夏等人毫无办法，只有认咎请罪。他们回奏说：“臣等妄拟勒令任珍自尽，实非盛世典例，又不折其巧辩，但罪以丑恶，臣等之议，实属谬误，谨束身待罪。”②。
顺治帝抓住时机，乘势降旨严斥说：“朕览回奏词语，全是蒙混支吾，竟不身任咎过，更巧为遮饰，将有心之事，佯作误失，大臣之道，果如是乎！陈名夏、陈之遴等，有曾获大罪者，有革职者，亦有被论者，朕每从宽宥，使之改新，今复如此，朕之期望尽虚矣。且屡谕众官修省，奈何依然不改，踵袭宿弊，一至于此。朕不时召见，耳提面命，将此恩遇，竟置何地耶！理宜从重议处，著内三院、九卿满汉官、六科、十四道、翰林七品以上，并六部郎中等官，即集午门外，严行议罪，作速奏闻，毋得延缓。”③。
满洲大臣当然万分欢欣，遵旨加重议惩，汉官在此恶劣形势下，自然噤若寒蝉，唯满臣之言为是。“于是会议：名夏、之遴屡获大罪，俱蒙恩留用，今复巧为欺蒙，俱应论死。之俊职司耳目，反依附党类，亦应论死。尚书胡世安、王永吉、刘昌，副都御史傅景星，科臣魏象枢、杨璜、高桂、姚文然、袁懋功、刘显绩，御史朱鼎延、冯右京、张，徇党负恩，欺诳巧饰，应流徙。侍郎孙廷、张端、吕崇烈、张秉贞、张鼎延、卫周允，卿徐起元、韩源，俱徇党附和，应革职，永不叙用。侍郎孙承泽、成克巩，御史潘朝选，回奏未列名，应革职。御史朱绂，未与前议，应降一级，调外用”。②《清世祖实录》第74卷第8页。
此议太重了，姑且不说陈名夏等人并非结党徇私坏法违旨，而是据理执法公允议事，根本不应惩处，就算是所议欠妥，也不应加上如此大罪，如此重办。若依上议，则大学士、尚书、侍郎陈名夏等十七人或死或徙或革职，御史科臣十员或徙或革职，一下就使二十八员汉大臣和言官死徙削官，惩处之重，空前罕有。而且这批汉臣中，不少系为帝赏识重用之能臣，在顺治帝亲政十年里，这批汉臣中有陈名夏、陈之遴、金之俊、胡世安、王永吉、张端、成克巩等七人先后当上了大学士。若照此惩处，则将汉臣中之能臣大都一网打尽，于国于民有害，仅只于部分顽固、保守、低能力图抓权的满洲大臣有利。
顺治帝当然知道这些人并非真有结党欺君大罪，不少能臣还要重用，故而基本上摈弃了会议所拟处治之法，改为加恩从宽轻罚。他降旨批示：“陈名夏、陈之遴、金之俊等，深负朕恩，本当依拟，姑从宽典，著各削去官衔二级，罚俸一年，仍供原职，陈名夏著罢署吏部事，自今以后，从新省改。胡世安等一十三员，免流徙，各降一级，罚俸一年，仍供原职。孙廷等八员，免革职，各罚俸九个月。孙承泽等三员，免革职，各罚俸六个月。朱绂，先未曾与议，未详事由，免其降调。”②。
第二天，四月初十，顺治帝福临命大学士范文程、洪承畴、额色黑召集陈名夏等二十八人于午门，“谕曰：尔等得罪，悉由自陷其身也。初议错误，则亦已尔，及再三申饬，即当省改，岂可仍行混议。凡事会议，理应画一，何以满汉异议。虽事抑或有当异议者，何以满洲官议内，无一汉官，汉官议内，无一满洲官，此皆尔等心志未协之故也。本朝之兴，岂曾谋之尔汉官辈乎？故明三败，岂属误于满官之言乎？奈何不务和衷而恒见乖违也。自今以后，务改前非，同心图效，以副朕眷顾之意，不然，朕虽欲尔贷，国法难容。至于都察院科道等官，职司言路，见有如此乖戾者，亦当即行纠弹。”②《清世祖实录》第74卷第9页；第9、10页。
世祖此谕，画龙点睛，道出了陈名夏等人挨训受罚的奥秘，即他们之所以被惩治，关键是不赞同满臣依帝旨意而定之拟议，而要另集汉臣为一议，与满议相左，满汉异议。半年前关于帝之亲迎达赖，汉臣虽也与满臣异议，也是满汉各为一议，但最后皇上采纳了汉臣之议，故不仅未受惩治，反而予以嘉奖。这次事件，肯定对汉官是一极有力的教训，叫他们今后千万莫违帝旨，莫与满官作对。
陈名夏、陈之遴、金之俊恭听圣谕后回奏说：“臣等叨荷皇上厚恩，乃自陷重罪，仅冀免死尔，若仍留供职，如斯殊典，则万不敢望一也。既受此洪恩，自分莫能仰报，惟有竭驽勉效而已。”其余二十五臣亦奏称：“臣等罪戾实大，恩宥至此，非所望也，愿各改前非，竭力图报。”②。
陈名夏此次虽侥幸过关，但在劫难逃，不到一年，便被绞死弃市了。
三、北相劾参南党领袖绞死。
顺治十一年(1654)三月，京师甚至全国，都因一件大案而十分震惊，入主中原以来第一位汉大学士陈名夏竟被皇上下令绞死了。为什么这位素受皇上赏识和倚任的才子、干臣、能相，突然沦为阶下囚且命丧黄泉？使其真正致死的罪状和主要原因又是什么？性质为何？后果怎样？值得探讨。现先将《清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关于此案情形的记录摘述如下。
顺治十一年三月初一，内翰林国史院大学士宁完我上疏参劾大学士陈名夏结党怀奸情事叵测说：
“臣思陈名夏屡蒙皇上赦宥擢用，眷顾优隆，即宜洗心易行，效忠于我朝，孰意性生奸回，习成矫诈，痛恨我朝发，鄙陋我国衣冠，蛊惑故绅，号召南党，布假局以行私，藏祸心而倡乱。何以明其然也？名夏曾谓臣曰：要天下太平，只依我一两事，立就太平。臣问：何事？名夏推帽摩其首云：只须留头发、复衣冠，天下即太平矣。臣笑曰：天下太平不太平，不专在头不头，崇祯年间并未头，因何至于亡国。为治之要，惟在法度严明，使官吏有廉，乡绅不害人，兵马众强，民心悦服，天下自致太平。名夏曰：此言虽然，只留头发复衣冠，是第一要紧事。臣思我国臣民之众，不敌明朝十分之一，而能统一天下者，以衣服便于骑射士马精强故也。今名夏欲宽衣博带，变清为明，是计弱我国也。……今将结党奸宄事迹，列款为皇上陈之。一、陈名夏父子居乡暴恶，士民怨恨，全家避居江宁国公花园中，此园系无主产业，例应入官，价值十万金，江宁各上司公捐银三千两，代为纳价，见今名夏妻子居住。又故明吏部吴昌时女奸逃执讯，名夏子陈掖臣嘱江宁各上司释放为尼，因而包占。又掖臣横行江宁城中，鞭责满洲，破面流血，闹至总督公署，赔礼保放。又掖臣坐大桥，列棍扇，说人情，纳贿赂，掣肘各官，俱敢怒而不敢言。……二、赵延先系陈名夏契交，名夏署吏部尚书时，徇私骤升，科臣郭一鹗言吏部升官，迟速不一，疏指延先为证。延先历任日月，一鹗察记未详，多开两月，后自检举，名夏怀恨，欲处一鹗。刘正宗云：赵延先历任日月，若以多作少，一鹗有罪，今以少误多，一鹗何罪！名夏闻言生嗔，语侵正宗，正宗不平，当众写本，欲参名夏，众劝乃止。(另有庇护姻亲浙江道史儒纲、吏科魏象枢等事)……臣痛思人臣贪酷犯科，国家癣疥之疾，不足忧也，惟怀奸结党，阴谋潜移，祸关宗社，患莫大焉。陈名夏奸乱日甚，党局日成，人鉴张？而莫敢声言，臣舍残躯以报答圣主，伏乞皇上将臣本发大臣确审具奏，法断施行，则奸党除而国家治安矣。”《清世祖实录》第82卷第1―9页。
世祖阅疏，降旨批示说：“这所参事情，著内三院、九卿、科道、詹事等官，会同逐疑详问，从重议罪具奏。”《清世祖实录》第82卷第9页。
帝旨倾向性十分明确，已断定宁完我所参诸疑皆是事实，谕令群臣将陈名夏“从重议罪具奏”，群臣当然会遵旨而行。于是，吏部等衙门“会鞫大学士宁完我劾奏陈名夏诸疑，俱实。陈名夏论斩，家产籍没，妻子流徙盛京”。帝命议政王、议政贝勒、议政大臣核议。三月十一日，议政王承泽亲王硕塞等议奏：“陈名夏情罪重大，仍应论斩，妻子家产分散为奴。伊子陈掖臣，提到另行审结。”帝降旨批示：“陈名夏所犯之罪实大，理应处斩，但念久任近密，不忍肆之于市，著处绞。妻子家庭，免分散为奴。余依议。”《清世祖实录》第82卷第14页。不久，将陈掖臣逮解至京，杖戍。《清史列传》第79卷，《陈名夏传》。
以上《清世祖实录》关于陈名夏一案之记述，有两个至关要紧的问题，使人不得不存有疑问。一系它写道，吏部等衙门奉旨会谳后奏称：“宁完我劾奏陈名夏诸疑，俱实。”即所劾诸罪，俱有证据，可见陈名夏诸罪皆是事实。但是《清史列传》第79卷《陈名夏传》却就此事载称：“名夏辩诸疑皆虚，惟留发、复衣冠，所言属实。完我复与大学士刘正宗共证名夏揽权市恩欺罔罪，谳成，论斩。”《清史稿》第二百四十五卷《陈名夏传》亦写道：“名夏辨诸疑皆虚，惟留发复衣冠，实有其语。完我与正宗共证名夏诸罪状皆实，谳成、论斩。”《传》、《稿》与《实录》的记载，显然大有区别，按《清史列传》与《清史稿》的记载，陈名夏之诸项罪状，没有物证，只有人证，而且人证只有一名大学士刘正宗，再加上原告人宁完我，一告一证，就给陈名夏定上了、定实了原告人告陈诸罪，这样的“鞫实”，实系鞫而未实，故《清史稿》第二百四十五卷之“论”讲道：“正宗倾名夏。”
另一令人怀疑的是，三年多以前，即顺治八年五月二十八日，外转御史张煊曾疏劾当时任吏部尚书的陈名夏结党营私，铨选不公，共有“十罪两不法”。其疏所劾陈名夏十罪有：谄事睿王，及王事败，反卸过于启心郎宁古里；名夏之父为民杀死，蒙恩赐银归葬，陈却急于揽权，草率葬埋；特疏起用因荐举贼人而被黜之李元鼎；越升姻亲黄徽胤为太仆寺卿，私庇同乡同姓，升七品编修陈之遴为宗伯；超升段国璋为太常寺卿；把持计典，曲意保全被劾之门生江南督学御史李嵩阳；庇护同乡同年左都御史徐起元；力主优恤革职侍郎孙之獬；与富商牛射斗联姻，岁索数千金。两不法为：专擅威福，批降本应援赦免议之太常少卿龚鼎孳；将援赦免议之御史崔士俊批降外府推官。此疏还言及陈名夏与洪承畴、陈之遴于火神庙屏左右密议。《清世祖实录》第57卷第12页。
此时，顺治帝福临出狩在外，一切政事暂委巽亲王满达海，“王集诸王大臣，逐件审实，遂将名夏、承畴羁之别所，拨兵看守，以事关重大，驰使奏闻”。满洲吏部尚书一等公谭泰袒护名夏，在帝回京谕命王贝勒贝子公侯暨众大臣“质审廷议”之时，“谭泰咆哮攘臂，力庇党人，务欲杀张煊以塞言路”。众人迫于其势，遂作出结论说：“诸疑多属赦前，且有不实，煊向为御史不言，今言于外转之后，心怀妒忌，诬蔑大臣。张煊应论死，名夏等免议。”奏入，帝从其议。《清世祖实录》第57卷第12页，第62卷第4页。
过了半年多，顺治九年正月初十，世祖福临谕告内三院说：处死谭泰后，想起张煊一案，疑其死有冤枉，故令陈名夏、洪承畴复发与郑亲王济尔哈朗、承泽亲王硕塞及内院、刑部大臣再次审理。“承畴招对俱实。独名夏厉声强辩，闪烁其词，及诘问词穷，乃哭诉投诚之功，朕始知名夏为辗转狡诈之小人也，名夏罪实难逭。但朕有前旨，凡谭泰干连之人，一概赦免，若仍执名夏而罪之，是不信前旨也。今将名夏革任，其官品俸禄仍旧，发正黄旗汉军下，同闲散官随朝”。张煊著厚加恤典，以其子任其父之官，仍加二级。《清世祖实录》第62卷第5页。
将张煊劾陈名夏与宁完我参陈名夏相比较，便可发现两案之间，差别很大。其一，两案审实之情不一。张煊所劾，有证有据，俱是事实，陈名夏亦“诘问词穷”，而哭诉投诚之功，以求免死，可见其劾确是事实。但是，宁完我所劾诸疑，仅一人证，名夏除“留发复衣冠”之言外，其他诸罪一概否认，因而也难定死落实。其二，两案处罚之法悬殊。三年多前陈名夏确实犯有“结党营私，铨选不公”之罪，但帝只令其解内三院大学士之任，“官品俸禄”仍旧。到九年十二月末，帝宴内大臣、大学士、汉尚书、侍卫于中和殿时，又“赐大学士洪承畴、陈名夏、陈之遴”等人朝服各一袭，“谕曰：尔等皆朕倚任大臣，若能洁己奉公，属员自当效法，倘贪黩相尚，必至颠倒是非，不但公论不容，抑且国法难宥，尔等其思之”。《清世祖实录》第70卷第31页。过了十天，顺治十年正月初十，帝即谕调内翰林秘书院大学士洪承畴为内翰林弘文院大学士，以陈名夏为内翰林秘书院大学士。至此，对陈名夏之处罚，已完全取消了，而宁完我劾陈名夏，却使陈遭受大祸，陈名夏成了入关以来第一个被处以死刑的汉大学士，惩罚何等之重！
为什么顺治帝福临会在罪证缺乏的情形下，要将曾经为己赏识、倚任的能相陈名夏下谕绞死？原因固然很多，但看起来主要决定于三个因素。其一，才高党众祸由自取。这从陈名夏十年来在政局中的表现，反映得十分清楚。陈名夏乃江南溧阳人，才华横溢，明崇祯十六年中进士，任翰林院修撰，兼户兵二科都给事中，十七年三月降于大顺军李自成，南明福王时被定入“从贼案”。清顺治二年七月，陈名夏至大名投诚。由保定巡抚王文奎疏荐，复其原官。名夏入谒睿王，请睿王即位称帝，睿王虽拒其请，但赏识其人，立擢为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时清兵下江南，九卿科道议南京设官因革裁并事，众说纷纭，不能定议。名夏奏称：“国家定鼎神京，居北制南，不当如前朝称都会，宜去京之名”，“设官如诸行省”。摄政王盛赞其说，议遂定。顺治五年初设六部汉尚书时，即授名夏为吏部尚书，加太子太保。此时距其中进士之日，仅有五年，可见其超迁之快，更可见其之才干为摄政王欣赏和重视。顺治七年十二月初九摄政王多尔衮卒，二十六日帝谕议政王大臣推选吏刑工三部满尚书时，议准以原征南大将军、正黄旗固山额真谭泰为吏部尚书。谭泰为帝倚任，擅权专政，名夏“党附”谭泰，受其信任，因此，这位曾向睿王劝进理应定为睿王党羽遭受惩处之人，竟不仅无罪，官居原职，且执掌铨选之权，“揣摩执政意旨，越格滥用匪人，以迎合固宠”，又成了谭泰的大红人，于顺治八年七月升为内翰林弘文院大学士。八月谭泰被诛，九年正月名夏以党附谭泰“乱政”，被革任，但仍保留大学士之官品俸禄，十年正月初十又入内院，担任内秘书院大学士，且在本月皇上多次来到内院时，与其他大学士一道，受帝召对，一再陈奏。正月三十日，世祖还特命学士图海召陈名夏至，君臣二人畅议治国之道，名夏奏述，堪称帝旨。这一天，可以说是陈名夏最光荣、最显赫之日，其余范文程、宁完我、洪承畴、额色黑、陈之遴等五位大学士，皆闲置于旁，唯他一人独蒙帝宠。然而，福兮祸所伏，他复入内院仅有二十天，便压倒群相，独蒙长问，旁人能不生妒？他自己也不禁会忘乎所以，旧病复发，结党营私，重登南党领袖宝座，以致在十年四月会议任珍案时，敢于聚集二十七名汉大学士、尚书、都御史、侍郎、御史、科臣单持一议，与刑部、满洲大臣遵循帝意而作出的拟议相对峙，怎能免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