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天子痴情君顺治帝

第40章 力排障碍倾心汉化(8)

　　其二，南北相争，党派倾轧。自顺治元年以来，汉官之中，形成了南北二党，北党以顺天府人故明大学士阉党“名人”冯铨为首，他谄事睿王，大力荐举阉党余孽和直隶、山东、山西等省的旧官，顺治二年遭言官猛烈抨击，被睿王庇护，始免惩处。南党以陈名夏为首，他支持原东林党人及江南文人，与冯铨等争斗，金之俊、陈之遴，以及龚鼎孳，皆常与陈名夏共同行动。顺治帝亲政后，于八年闰二月亲自甄别大臣时，严斥冯铨“私得叛逆姜贿赂，殊失大臣之体”，七年以来，毫无建白，著令致仕。礼部尚书李若琳，“阴险专擅，与冯铨交结亲密，朋比为奸”，著革职为民，永不叙用。《清世祖实录》第54卷第12、13页。北党势力一时剧衰。然而，顺治十年三月二十一日，世祖福临却又谕内三院说：“国家用人，使功不如使过。原任大学士冯铨素有才学，召入内院办事，数年以来，未见有所建白，且经物议，是以令其致仕回籍。朕思冯铨原无显过，且博洽故典，谙练政事，朕方求贤图治，特命起用，以观自新，谕到之日，即速赴京。尔内院即传与吏部遵行。”③④《清世祖实录》第73卷第7、8页；第11页；第11页。过了六天，三月二十七日，帝幸内院，召冯铨入见，问铨年岁几何、某科进士及历升官品。第二天，即下诏命冯铨仍以原弘文院大学士职办事。③。

　　就是这位前明阉党，在三月二十七日晚上皇上召见洪承畴、范文程、额色黑、陈名夏四位大学士及他入宫时，当帝论及翰林官是否贤良时说：“朕于翰林官，躬亲考试，文之优劣毕见，可以定其高下矣。”冯铨却立即奏称：“皇上简用贤才，亦不宜止论其文，或有优于文而不能办事行已弗臧者，或有短于文而优于办事操守清廉者。南人优于文而行不符，北人短于文而行可嘉。今兹考试，亦不可止取其文之优者而用之，文行优长办事有能者，兼而用之可也。”帝言：“铨之言是。”④冯铨看来是对南党恨之入骨，故一有时机，立即诋毁南人。

　　过了八天，内三院、九卿、科道奉旨会议陈名夏等二十八名汉官议处任珍时独持异议之罪，冯铨力主从重从严惩治，遂拟议论斩，帝“欲从宽”。冯铨奏对时仍坚主斩杀，大违帝意。史称：“上欲从宽，铨奏对失旨。越数日，上责令回奏，且谕曰：尔冯铨曩不孚众论，废置业已三载，以尔才堪办事，不念前愆，特行起用，以期更新。自召至以来，谠论未闻，私心已露。如前日面议陈名夏等一事，尔之所对，岂实心忠良之言耶？况尔密勿大臣，今议一事如此，后来用人行政，将何依赖？铨乃上疏请罪。谕曰：上有所询，直言无隐，臣道当然。冯铨与陈名夏素相矛盾，朕所习知。因言不合理，是以有责问之旨。今冯铨既已知罪，再观自新，仍照旧办事。以后诸臣有如此怀私修怨不公不平者，急宜改省”。《清史列传》第79卷，《冯铨传》。

　　冯铨猛攻陈名夏，其党羽亦必争相附和，群起劾奏，刘正宗即系在致死陈名夏过程中起了严重恶劣影响之人。刘正宗，山东安丘人，明崇祯进士，自推官授编修，福王时授中允，顺治二年以荐起国史院编修，累迁秘书院学士，十年三月冯铨复起为大学士，五月刘正宗升任吏部左侍郎，闰六月再升内翰林弘文院大学士，十一月又加太子太保且管吏部尚书，半年内一步登天，成了位极人臣的大学士兼吏部尚书。此人“器量狭隘”，“性质暴戾”，“持论褊私，处事执谬”。他依靠冯铨，力争帝宠，当然视陈名夏为眼中钉，且曾遭陈嗔斥，遇有机会，势必倾害名夏。

　　当然，只凭冯铨与刘正宗，是扳不倒陈名夏的，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宁完我。宁完我，乃辽阳人，无功名，天命时被俘为奴，隶属于萨哈廉贝勒家下，天聪三年被太宗擢入文馆，脱其奴籍。宁完我颇有见识，遇事敢言，久预机务，甚受帝宠信，累晋世职至二等甲喇章京，赐庄田奴仆，但他喜酒爱赌，屡犯不改，于天聪十年被削世职，仍隶萨哈廉贝勒家为奴。顺治元年世祖入关，起其为学士，二年授内弘文院大学士，十年三月调内国史院大学士，四月谕命其班位禄秩照满洲大学士例，十一年二月又授议政大臣。宁完我本性骄狂，目中无人，但因迭遭挫折，由官而奴又由奴而官，因此强自克制，“十年间忍性缄口，不复作狂吠之犬”，但对陈名夏之痛恨，却与日俱增，因此，一当圣宠有加，既“录入满官之例”，又于万寿圣节日“同内大臣召入深宫，亲赐御酒”，便感良机已至，故特上长疏，痛诋名夏，罗织罪状，务必置其于死地。因此，无形中形成了宁完我、冯铨、刘正宗共攻陈名夏的小集团，从而掀起了轩然大波。

　　然而，仅只是这三人本身的影响，并不足以抵消陈名夏在帝心目中的良好形象。仅只是论证陈名夏结党营私，这也不是什么新发现，皇上早知汉臣中有南党北党之分，早就训诫过包括陈名夏、冯铨在内的汉臣，责劝他们不要党同伐异，只靠这一条，也打不倒陈名夏。宁完我到底不愧为三朝老臣，尽管他虽然身在满洲中三十来年还“不熟满语”，但对皇上及满洲贵族之喜恶爱憎却了如指掌，透彻见底。他积二十年从政经验，反复思考，最后选准了陈名夏的致命处和皇上最为痛恨之事，即“留发复衣冠”，来猛攻名夏。宁完我劾奏陈名夏之疏十分特别，前所未有。一般劾疏，不是言其结党营私，便是参其贪赃枉法，或是弹其包藏祸心图谋篡位，但宁完我此疏，却一开始就大讲发式服饰，以此作为陈名夏倾国谋乱的主要证据，说什么陈名夏“痛恨我朝发，鄙陋我国衣冠”，以“留头发，复衣冠”来“蛊惑故绅，号召南党，布假局以行私，藏祸心而倡乱”，“计弱我国”。讲了一大段此事后，才具体罗列其“结党奸宄事迹”。这种表述方式，有清仅此一件，看似不伦不类，实则打中了名夏要害，打动了皇上，使皇上顿改前衷，突然从倚任信用陈名夏，转变为恨其不忠，必欲立除。

　　其实，陈名夏所说“只须留头发、复衣冠，天下即太平矣”，应是至理名言。十年前，清军于顺治元年四月大败李自成部农民军入山海关后，到顺治二年五月下江南，基本上是一帆风顺，很少被阻。广大兵民痛恨明末诸帝的倒行逆施，横征暴敛，草菅人命，骄奢淫逸，早就不存拥明复明之意，各地州县纷纷望风投降。眼看即将顺利迅速统一全国，不料摄政王多尔衮却胜利冲昏头脑，改变了关于不令发的明智决定。他曾于顺治元年五月初三，即进入北京的第二天，谕令官民发易服，“衣冠悉遵本朝制度”，如不发，则“是有狐疑观望之意”。但因汉人反对，他于同月二十四日又下谕停止发说：“予前因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发，以别顺逆，今闻甚拂民愿，反非予以文教定民之本心矣。自兹以后，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清世祖实录》第5卷第2、3、10页。同年七月他又批示：“目下急剿逆贼，兵务方殷，衣冠礼乐未遑制定。近日特旨简用各官，都且照依明式速制本品冠服，以便谢恩莅事。”衣冠服制也仍暂时因循明制。这样一来，汉官汉民心方安定，“闻俱免剃头之谕，军民欢呼”。但是，一到顺治二年五月定国大将军豫亲王多铎攻下南京，擒获南明弘光帝，多尔衮立即以帝名义下令厉行发，宣布限十日内“尽令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有复为此事读进章奏，欲将朕已定地方人民，仍存明制，不随本朝制度者，杀无赦”。《清世祖实录》第17卷第8页。就是这个“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命令一下，使“东南郡邑，一时帖然，犹若不知有鼎革之事者”的形势，骤然改变，使“前朝孤臣义士”和平民百姓“纷纷四起”，一时逐县令，起义兵，抗清烽火燃遍全国，使清政府统一全国的计划推迟了十来年。直到宁完我弹劾陈名夏之时，由发令引起的抗清战争仍在进行，清定南王孔有德、定远大将军敬谨亲王尼堪相继在四个月内兵败丧命。

　　陈名夏正是深刻地看出了以发易服为标志的民族压迫政策，已经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而且还会继续产生恶劣影响，才从忠于朝廷的立场，而想在适当时机奏明皇上，予以改变，以便统一全国，安定民心，巩固大清王朝。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位倾心汉化，征询汉官治国之道，欲图大有作为的顺治皇帝福临，绝不可能改变自太祖太宗以来的祖制，他的进步、汉化、开明是有很大局限性的，他的“满汉一体”是必须服从于“首崇满洲”基本国策的，他绝对不可能废除体现君威维护满洲贵族特权的制度和政策。而且这位年轻君主，性格暴躁，好冲动，极不冷静，既“能听受他人底忠告，然而也能容易受恶势力的影响”，一怒之下，可以完全不顾一切地行事。宁完我正是看准了这一点，才大讲特讲“留发复衣冠”之事，果然把皇上激怒了，谕将陈名夏从重惩办，予以绞死。

　　陈名夏固然有错有过，也的确在结党营私，其品质气节更为恶劣，既背明降清，又一媚睿王，再谄谭泰，三邀宠于福临，死不足惜，但他不死于为非作歹之过，不诛于朝秦暮楚政治风云变幻之时，而丧命于欲图安民定国效忠朝廷之良策，惨败在北党手下。被定成“阴谋潜移”的大清奸臣，恐怕他是至死也不会瞑目的。

　　顺治帝福临于十一年三月十一日降旨绞死陈名夏后，余怒未消，过了七天，三月十八日，他又降谕都察院科道等官，斥责言官惧怯溺职庇护陈名夏等奸人说：“陈名夏奸恶事情，尔等明知，向来惧怯不言，已属溺职，及至面诘勒令回奏，皆云虽有风闻，未得实据。朕在深宫，尚且洞悉，尔等职司耳目，何得懵无见闻，明系知而不言，相率欺蔽，人臣为国为君，忠爱之道，岂宜如此。今陈名夏已经正法，尔等言官，薄加降惩，聊示惩戒，以后务宜痛改前过，从善去邪，知无不言，言无不实，庶使壬屏迹，中外肃清，副朕求言图治之意。若仍前畏忌，缄默苟容，颠倒黑白，徇私报怨，明知奸恶，庇护党类不肯纠参，而诬陷良善，驱除异己，蔽塞主聪，混淆国是，复蹈明末陋习，误国负君，惟尔等之咎，定行重治，决不再宽。”《清世祖实录》第82卷第16、17页。

　　福临此谕，本想借处死陈名夏来纠正或革除党争旧习，不料言官错误领会主旨，认为是要穷追陈党，有的北党人员原本存有旧怨，借此机会狠击南党，因此一时上疏，大攻陈名夏的友朋亲好，言路大乱。帝览之后，十分恼怒，立于五月十四日降谕斥责，予以纠正。他谕告都察院科道等官说：“朕览近日言官纠参章疏，都牵连陈名夏，或曰名夏亲戚，或曰名夏党羽，似此纷纭，举朝几无善类矣。尔等言官，既有真见，何不言于名夏未发觉之前，乃因已经正法辙吹求无已，成何政体，殊非朕虚怀纳谏之意。以后论人论事，只许指实直言，不许再借陈名夏亲戚党羽进奏，如有违犯者，定行重治，必不轻恕。”《清世祖实录》第83卷第6页。

　　陈名夏之案从法律上在官场上虽告一段落，但对此案的评论并未结束，不少人认为这是一件冤案，尽管陈名夏本人之气节品质作风不值一谈，但他之被这样惩处，却是不公正的。著名历史学家谈迁在陈名夏绞死时，正在北京，他在其所著的《北游录》中，写了《陈名夏》这一专条，记述和评论此事，论述此案之因和陈被绞的缘故。虽然谈迁心向故明，常在自己著作上署名为“江左遗民”，对陈名夏不会有好感，但也认为陈乃冤死。现摘录此条部分内容如下：

　　“……已晋尚书入内院，摄政王甚任之，强力敢任。辛卯夏，坐累，幸得解复职。是冬，又坐累，壬辰正月隶正黄旗。正黄旗者，天子之亲军也，知国族侧目，故携从纡祸□□□(顺治十年)复相，北人隐忌而无以发。癸巳四月，甄别词林，颇出其意。时给千五百，治宅皇城内。时议用师西南，求出镇，不允，以洪承畴往。甲午正月(顺治十一年)，总督陕西阙，又欲往不果，盖避众忌而上待之殊厚。虽宁完我、冯铨同位，不相能。往者铨获罪，廷讯折之，曰：老先生毋多言，其谕旨出名夏。前名夏遣谕出完我。各隐械以俟。二月，宁进议政大臣，识者为名夏危之。上尝出先朝冠服示内院，众称善，实尝之也。三月朔，宁列名夏十二罪，谓复冠服改诏旨纵子通贿等事。明日午刻，上自讯名夏，抗辩不屈。是日，遍召群臣，名夏未知其故忽上临内院，侍臣读昨奏，名夏即条对。上弥怒，即欲辩，何不待宣讫也，遂令九卿听于左阙门。诸臣环坐，名夏跽对，完我叱之，连逮班役二人苍头二人，名夏遂宿直会。又明日复讯。……诘朝又讯，上自登午门楼望之，诸臣不诘，名夏词不屈，刑科右给事中怀宁刘佘谟、御史陈秉彝独为申理，上适见，召佘谟登楼诘之，上怒其亢，夺职。……至(三月)十日，诸王及大臣讯于内殿。明日复讯。又明日申刻有旨，使者挟之马上，问何往，曰门上。名夏谓收系也，曰以铁索来，使者曰否否。名夏知不测，马上顾其客柳生曰：我色竟不动也。过天主堂前，值汤若望班役，呼之曰：汝主在否？曰：出。曰：我行矣，度此后不复相见，我直含笑任之耳。至宣武门内之灵官庙，弓弦绞死，临祸并无一言。……名夏故善索尼伯，时适外出，死之夕，索尼伯至，或日乘其外也。名夏才气肮脏，好为名高，有志经济，性锐虑疏，虽多推荐，人不见德。在吏部时，权归满人，稍执论，亦不能展布，其力所得，曰我任之，其力所不能得，曰吾意无少私也。其事类如此。语人辄露微指，如植花木日向南者终佳，所推毂南人甚众，取忌于北。安邱刘正宗同在吏部，名夏以词林后进凌其上，益贾怨相同。冯铨荐梁清远，范文程荐黄志遴，宁完我荐法若真，若真不报，途以次选，而吕宫且超拜政府矣。甲午二月，选中翰十八人，内院分阅，宁完我取三卷，及互阅，名夏俱抹去，或宁为婉解，名夏勃然曰：文字我岂不识也。完我于满人负之望，憾益次骨，不浃旬而难作。……王炳衮外转□督粮参政，别名夏。名夏曰：才如君而外之，良诎，行内召关，毋虞也。廷讯时，名夏云：不见一人，不受一钱。刘正宗诃曰：若不见一人，何见王炳衮絮语也。名夏子掖臣，年少？弛，流涉色货，驰捕之，簿录其家，田九百亩，银七百金。掖臣逮之，名夏已不幸，上心知其冤，宥死，杖四十，流满洲，名夏妇强氏隶京师，归其田租。而完我别摘名夏南党四十一人，录御前，赖上不问，朝士始席矣。是冬，上在南海子语冯铨曰：陈名夏多读书，问古今事了了，即所未见书，能举其名。铨曰：陈某于举业似所长，余亦易见。上不应，徐曰：陈名夏终好。自是铨不复有言”。

　　谈迁的评述，基本上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可见陈名夏之死于南北党争和宁完我、刘正宗之阴谋，并非其对清帝不忠扰乱国事。

　　陈名夏虽死，南北党争并未结束，各有损伤。顺治十三年二月三月，大学士陈之遴以结党营私遭帝训斥和言官劾参，陈的奉旨回奏疏中有“南北各亲其亲，各友其友”等语，帝益不悦，谕吏部严察议奏。部拟革职永不叙用，帝降旨批示：陈之遴“任意结党营私，大负朕恩”，本当罢斥，念其已擢至大臣，“著以原官发盛京地方居住”。顺治十五年又以其贿结内监吴良辅，夺官籍没，流徙盛京，后死于徙所。《清世祖实录》第98卷第15、20页，第99卷第3、4、11页；《清史列传》第79卷，《陈之遴传》。大学士冯铨于顺治十三年被帝“以铨衰老”为辞，加太保致仕，十六年才再行起用，仍入内阁办事。大学士刘正宗以器量狭隘，廷议之时，辄以己意为是，遭帝降旨严饬，被言官劾其犯有阴险欺罔等罪，下议政王、贝勒、大臣、九卿、科道会同刑部提问，最后于顺治十七年十一月被定上罪状十一条，议绞，帝斥其“性质暴戾，器量褊浅，持论矫激偏私”，“罪过滋大”，命革职，籍没家产一半入旗，不许回籍。《清世祖实录》第136卷第13―20页，第142卷第5―13页。

　　顺治帝又一再谕诫汉臣革除结党弊习。他曾于顺治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对汉大学士、翰林、部院尚书、侍郎及言官大讲朋党之害说：

　　“今人多结朋党，究其结党之意，不过互相攀援，以求贵耳，若然，是有损而无益也。朕常为党人思之，既恐党类之不合，复恐声名之不闻，与往来周旋之不至，又恐事发祸随，或被人举首，戚戚若此，何若为国为君效忠，安受富贵之为荣乎。纵使党羽已成，及陷诛戮，孰能庇免？即如诛陈名夏、黜龚鼎孳时，其党曾有一人出而救之，或分受其过者乎？且多有因而下石者。是名为朋党，而徒受党之害也，审乎此，则何不寝其朋谋而尽力于国家耶？……朕观宋明亡国，悉由朋党。其时学者以程颐、苏轼为圣贤，程颐、苏轼非党，则蜀洛之名何由而生，嗣后各树门户，相倾相轧，宋之亡，实兆于此”。《清世祖实录》第98卷第15、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