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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章 力排障碍倾心汉化(10)
至于说巡按停留与否，与满洲王公利益无甚关系之说，也与事实不符。不错，巡按之遣，主要是协助总督、巡抚处理地方公务，但他还肩负着纠参督抚的重大责任。亲王、郡王、贝勒固然不能屈尊至省为督为抚，贝子、镇国公、辅国公也应留在京师，随侍皇上，议处军国大事，满洲八旗异姓贵族公、侯、伯爵亦大都分任京内军政要职，且在当时军警甚多之时，常统兵四处征剿，兼之他们不会汉语，不谙民情，无治理地方经验，故无法出任总督巡抚。可是，入关不久，汉臣多有观望甚至三心二意者，难以信任，不能担任统辖一二省二三省的总督重任，一省之长的巡抚也不太合适。因此，清朝初年，总督基本上由入关以前编入汉军旗的“辽左旧人”特别是文馆人员担任，半数以上的巡抚，亦系这批人员。
比如，顺治二年，共有淮扬、宣大山西、陕西三边、浙闽、湖广四川、总漕、总河七位总督，都是汉军旗人。淮扬总督王文奎，故明生员，天聪三年(明崇祯二年，1629)于遵化降金，入值文馆，后隶汉军镶白旗，崇德元年(1636)授弘文院学士，顺治元年出任保定巡抚，二年擢淮扬总督，四年革任，八年复任，直到十一年。宣大山西总督马国柱，辽阳人，天聪间以生员入值文馆，隶汉军正白旗，崇德三年授都察院理事官，顺治元年擢左佥都御史，出任山西巡抚，二年升宣大山西总督，四年移任江南江西河南总督(六年起，河南与直隶并，改为江南江西总督)，直至十一年休致。陕西三边总督孟乔芳，直隶永平人，原前明副将，罢任家居，天聪四年降，仍为副将，后隶汉军镶红旗，历任刑部汉承政、左参政，顺治元年改刑部左侍郎，二年出任陕西三边总督，直到十年病卒。浙闽总督张存仁，辽阳人，明副将，天聪五年降，隶汉军镶蓝旗，崇德元年任都察院承政，二年授浙江福建总督，到五年病休，六年又起用为直隶山东河南总督，九年病故。湖广四川总督罗绣锦，辽阳人，后隶镶蓝旗汉军，天聪五年由生员授工部启心郎，八年任国史院学士，顺治元年出任河南巡抚，二年擢湖广四川总督，九年卒于官。总漕由王文奎兼。河道总督杨方兴，广宁生员，天命七年(明天启二年，1622)降金，天聪时入值文馆，崇德元年擢内秘书院学士，后隶汉军镶白旗，顺治元年授河道总督，直到顺治十四年。
再以此时议停巡按的顺治十七年为例，江南江西总督郎廷佐，川陕总督李国英，福建总督李率泰，浙江总督赵国祚，湖广总督李荫祖，两广总督李栖凤，云南总督赵廷臣，漕运总督兼凤阳巡抚蔡士英，都是汉军旗人。
巡抚一职，汉军与汉人兼用，汉军略多于汉人。顺治元年设有顺天、天津、保定、宣府、山东、登莱、山西、河南八位巡抚，其中汉军旗人任巡抚的有雷兴、王文奎、陈锦、马国柱、罗绣锦五人。故《清史稿》第二百三十九卷记述了李栖凤、马国柱、王文奎、雷兴等人事绩后，评论说：“顺治初，诸督抚多自文馆出。盖国方新造，用满臣与民阂，用汉臣又与政地阂，惟文馆诸臣本为汉人，而侍直既久，情事相浃，政令皆习闻，为最宜也。”顺治九年吏科给事中魏裔介也针对督抚多用入关之前旧人而奏谏说：“督抚重臣宜慎选择，不宜专用辽左旧人。”《清史稿》第262卷，《魏裔介传》。
从上述情形便可了解，为什么议政王郑亲王济尔哈朗、安亲王岳乐等议政王、贝勒、大臣，对巡按之制十分不满，几次奏请将它取消，也可以知悉安亲王岳乐等称巡按之留撤与己无有利害关系之说法，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纯系骗人之词。因为，既然督抚多系辽左旧人，多系汉军旗人，那么他们的任革升降，便与议政王、贝勒有着密切的关系。八旗制度下，旗人必须编入八旗各牛录，听从本牛录、本甲喇、本旗固山额真、甲喇章京、牛录章京的管辖，如系下五旗，他们更分别是该旗王、贝勒、贝子、公的属人，与本主有君臣之义，他们的出仕为官及升降任免，在相当大程度上，与本主(或某王，或某贝勒、贝子、公)有很大的关系，他们也必须为本主效劳服务，贡纳金银财帛，汉军旗人对本主更是毕恭毕敬，更受到本主(某王、某贝勒、某贝子、某公)的关照和保护。总督、巡抚是一省或一二省二三省之长，除朝廷外，无人敢对他们说个不字，可是，有了御史巡方之制，巡按到达本省，就与督抚实际上形成了分庭抗礼局面，动不动就要密折疏参，给督抚带来了很多麻烦，使其权力受到影响。有的督抚还因遭受巡按弹劾而被革职问罪，像江南巡按秦世祯疏劾江宁巡抚土国宝，土国宝被革职严讯，畏罪自杀；巡漕御史张中元弹劾漕运总督吴惟华贪黩不法，吴被革职逮讯。因此，多数督抚讨厌巡按，他们当然会向本主禀报此情，以激怒王、贝勒、贝子、公。这就是议政王、贝勒多次奏请停派巡按的重要原因。这一点，时人也有评述者，谈迁在《北游录》中之《顾仁》条，便指出了“满人意以巡使掣其肘也”之论。
议政王、贝勒、大臣、九卿及陆光旭分别回奏后，世祖福临于顺治十七年十月十七日降旨批示：“凡会议政事，原应满汉公同商确，斟酌事理，归于至当，不拘满汉，皆可具稿，尚未定议，即各分具稿，殊为不合，著严饬行。陆光旭身为言官，国家利弊，应据实指陈，何得以过激之词具奏，亦属不合，著饬行。”《清世祖实录》第141卷第10页。
此谕既训斥了议政王、贝勒、大臣“尚未定议，即各分具稿”，但又未接受陆光旭参述王、贝勒排斥汉官、独断专擅之意见，换句话说，王、贝勒只是方式欠妥，并未犯实质性错误，同时也对陆有所指责，双方各打五十大板，此案就不了了之了。
尽管皇上没有给议政王、贝勒、大臣定上专擅会议之罪，但安亲王岳乐等王大臣，当然已经完全知道了帝之旨意所在，于是放弃取消巡方之旧议，于十一月十一日遵旨议奏：“御史一官，原为察吏安民而设，其直省巡方，应仍旧差遣。”③《清世祖实录》第142卷第13页；第13、14页。
世祖福临立于当日降旨批准其议说：“巡方职在察吏安民，关系重大，年来屡停屡复，原为计安民生，澄清吏治，故不得不加详慎，欲照旧议差，恐仍踵前辙，于地方无益有害，欲概为停止，又恐各督抚职掌烦巨，不能亲巡详察，其贻误地方亦复不小。今依诸王大臣等议，仍旧差遣，但立法更宜加严，考核益当矢公，巡方官奉命差出，务须大破从前积习，恪遵戒谕，不得视为故事。洁己，必贿赂尽绝，爱民，必疴痒相关，举劾，必确当廉贪，兴除，必熟筹利弊，间拟形名，必无枉无纵，访拿豪蠹，必大恶大奸。地方遇有盗贼灾荒，必据实驰奏，不许耽延欺蒙。减驺从以恤驿困，禁馆设以纾民力，拒参谒以杜逢迎。督抚共争地方，止许商确公事，不许私交馈遗。如不恪遵力行，一经发觉，必行重处。”③
此旨一下，巡方御史仍差不停，满臣汉官之间连续辩论四个多月的争议，总算告一段落了。以陕西道试监察御史陆光旭及兵部尚书梁清标、吏部侍郎石中等汉官为代表的汉官之议，算是取得了胜利，保住了御史巡方之制。以议政王安亲王岳乐为首的议政王、贝勒、大臣遭到了失败，未能取消巡按之制。比起六年前满汉关于“逃人法”修订之争时汉臣彻底失败而言，这次汉官是出了一口气。但是，陆光旭所提出的让汉臣与议“军国重情”等要求，却未被皇上理睬，而且陆光旭虽未遭帝惩处，可是其仕途前程却就此断送了。若按他奏疏所显示出的才干，他完全可以逐渐高升，十年八年之内，当个侍郎甚至尚书，都很有可能，然而并未出现这样的前景，从此以后，他便不再为人所晓了。而且，他所拼死争得的遣官巡方，在顺治皇帝病故之后，也被取消了。顺治十八年五月初四，都察院议复：满洲旗兵部尚书管左都御史史阿思哈条奏：各省巡按差宜停止，俟二三年之后选重臣巡察。应札行各省巡按将事务交与抚臣，速行来京。四大辅臣批准其议。《清圣祖实录》第2卷第24页。这一天，距顺治帝病逝之日仅有四个月，离顺治十七年十月十七日皇上降旨决定仍留巡按之日，也只有五个多月。满臣汉官之间关于御史巡方制的争论，最后仍是满胜汉败。
第四节严行“逃人法”设十三衙门。
一、重惩“窝主”千万黎民丧生。
顺治皇帝福临亲政以后，以英君名主自期，励精图治，决心做一番事业，在文治武功两方面取得不小成就，但也有不少欠妥之处，其中应属大弊者，当算是严行“逃人法”和设立十三衙门。尤其是前者，遭到汉官激烈反对，满臣则坚主厉行“逃人法”，双方激烈争论。汉官在此事上之拼死以争，在有清一代尚属罕见。
所谓“逃人法”，指的是禁止旗下包衣逃亡及对窝藏逃人之窝主的惩罪律例。满洲汗、贝勒、台吉、大臣、官将及富裕之家，一向是役使包衣(亦称“庄丁”)耕种己田，收取租谷租银，摊派各种差役。包衣就是奴仆，家主可以将其打骂、买卖、赠送和遗传与子女，但不能无故处死。从清太祖努尔哈赤起，到顺治帝亲政这几十年里，汗(帝)、王、贝勒、贝子、公和八旗异姓公侯伯子男及大臣，皆占有数十数百乃至数千名包衣，按照“计丁授田”（一丁三十亩)原则，分占田地，建立庄园，役使包衣耕种。顺治时清帝及王公大臣又逼迫汉民投充为奴，有的投充人还带地投充。这就是清帝所说的“满洲借家仆资生”。《清圣祖实录》第14卷第2页。由于家主的任情拷打和严重剥削，包衣无法忍受，不断地大批逃亡。为了禁止包衣逃走，保证庄园劳动人手，维护封建庄园，清太祖便以“若无阿哈(包衣)，主何能生？”而严厉禁止包衣逃亡，违者基本上处以死刑，窝留包衣之人，“定为盗贼之罪”。《满文老档？太祖》第17卷；李民：《建州闻见录》。清太宗皇太极规定：“逃人犯至四次者，处死”，收留逃人者从重治罪。康熙《大清会典》第107卷。
顺治元年五月摄政王多尔衮率军入京定鼎中原后，一再下谕禁止包衣逃走和重惩收留包衣的“窝主”。初系将窝主处死，不久改为鞭笞，但到了顺治三年五月初五，睿王又以帝之名义谕告兵部从重惩处容留逃亡包衣之人说：“隐匿满洲家人，向来定拟重罪，朕心不忍，减为鞭笞，岂料愚民不体轸恤之心，反多隐匿之弊，在在容留，不行举首，只此数月之间，逃人已几数万”，著“更定新律，严为饬行”。随即议准：“隐匿满洲逃人，不行举首，或被旁人讦告，或查获，或地方官察出，即将隐匿之人及邻佑九家、甲长、乡约人等，提送刑部勘问的确，将逃人鞭一百，归还原主。隐匿犯人从重治罪，其家赀无多者，断给失主，家赀丰厚者，或半给，或全给，请旨定夺处分。首告之人，将本犯家赀三分之一赏给，不出百两之外。其邻佑九家、甲长、乡约，各鞭一百，流徙边远”。《清世祖实录》第26卷第4页。
过了两年多，顺治六年三月二十五日，摄政王感到处罚窝主太重，谕令略微减轻说：“向来申严隐匿逃人之法，原以满洲官兵身经百战，或有因父战殁而以所俘赏其子者，或有因兄战殁而以所俘赏其弟者，或有亲身舍死战获者，今俱逃尽，满洲官兵纷纷控奏，其言亦自有理，故先令有隐匿逃人者斩，其邻佑及十家长百家长不行举首，地方官不能觉察者，俱为连坐。今再四思维，逃人虽系满洲官兵功苦所获，而前令未免过重，自今以后，若隐匿逃人，被人告发，或本主认得，隐匿逃人者，免死流徙，其左右两邻各责三十板，十家长责二十板，地方官俟计察时并议。”《清世祖实录》第43卷第9、10页。
不管是将窝主处死，还是免死流徙，处罚都太重，太残酷，太不尽情理。所谓窝主，主要可分为四类，一系逃人(即逃亡包衣之简称)之父母妻子兄弟叔侄等亲属，骨肉至亲，怎能不留。二是朋友、亲戚或先前熟识之人。三系旅店、作坊、店铺、船只、住户，因不知情而留宿、雇佣、搭载逃人。四乃平白无故，被奸恶歹徒讹诈不遂诬陷遭害者。也有或不知其系逃人，或已明其身份，但仍与之婚娶者，情形多种多样。顺治五年八旗有包衣二十一万余丁，十一年为二十三万二千余丁，十四年有二十三万七千余丁。姑按摄政王所说“数月之间，逃人已几数万”打个折扣，照一年一万逃人计算，则至少有一万名窝主要被斩杀或流徙，有一万家财产要被籍没，还有数以万计的邻佑、甲长、乡约连坐流徙。每年有成千上万的逃人，要连累数以万计的窝主、邻佑，年复一年，牵连之人日益增多，到顺治十一二年，所惩处之窝主邻佑、甲长不啻多达数十万人和数十万户，再加上起解至京的沿途差派，直隶及邻近之山东、山西、河南，其驿扰民间之严重，可想而知。因此汉官之中有见识和胆略者，一直对“逃人法”十分反感，一有机会，便想尽各种方式加以指责谏阻，欲图取消“逃人法”或大大减轻其祸害。尤其是到了顺治十年、十一年、十二年，“逃人法”祸害太甚，汉官出面谏阻者就更多。
顺治九年，吏科给事中魏裔介奏称：“摄政王时，隐匿逃人，立法太严，天下嚣然，丧其乐生之心。后以言官陈说，始宽其禁，责成州县，法至等也。若舍此之外别有峻法，窃恐下拂民心，上干天和，非群常政治小小得失而已。”这是世祖亲政后第一个言及逃人法者。《清史稿》第262卷，《魏裔介传》。
顺治十年七月初九，吏科右给事中王祯奏称：迩者霪雨为灾，河水汛滥，沿河一带，城郭庐舍漂没殆尽。直隶被水淹处，万民流离，扶老携幼，就食山东，但逃人法严，不敢收留，流民啼号转徙。《清世祖实录》第77卷第5页。此疏比较婉转地涉及了“逃人法”。
过了半年，顺治十一年正月二十六日，兵部督捕右侍郎魏奏：“籍没止以处叛逆，强盗已无籍没之条，乃初犯再犯之逃人，罪鞭一百，而窝主则行籍没，逃轻窝重，非法之平，今欲除籍没之法，须先定窝逃之罪，请下议政诸臣会议，务期均平，以便遵守。”《清世祖实录》第80卷第15页。这是汉臣中第一位正式评议逃人法有失公平之人，而且这个批评者还不是一般的科道言官，而是兵部督捕右侍郎。兵部督捕衙门是刚于一个月前成立的新机构，设兵部督捕满汉侍郎各一员，增司官各六员，“专理缉逃捕寇诸事”。《清世祖实录》第79卷第21页。实际上它主要是专理缉捕逃亡包衣事务。这位汉侍郎魏，久任言官，曾疏劾漕运总督恭顺侯吴惟华和郧阳抚治赵兆麟，颇有敢言之风，顺治九年授顺天府丞，不久迁大理寺卿，十年十二月调任兵部督捕右侍郎。在他奏上此疏后，吏科右给事中王祯跟着也奏请减轻对窝主的惩处说：“窝逃既议发盛京屯种，若复将田产入官，是仍行籍没，请照充军例，止发本身夫妇，其余家口田产俱免追论。至窝主既遣，又议令邻佑、保甲、县官出银四十两，给予逃人之主，恐此例一开，启贪得者之心，因而生事害人，深属未便。”《清世祖实录》第81卷第17页。这两道奏疏皆依帝谕下所司议处。
魏见久未议复，于顺治十一年六月初六再次上疏奏请减轻已故窝主之家属处分说：“窝逃之人，审实，例应羁候，提到家口，一同发遣，令暑疫盛行，络绎病亡，尸骸暴露。臣思窝主之罪，原不至死，况既经监毙，其妻子系寡妇孤儿，道路谁为看视，即到盛京，谁与赡养，恐死于饥饿者不知其几也。祈皇上格外施恩，凡窝主已故者，家口免其流徙，田宅免其报部，则泽及枯骨矣。”《清世祖实录》第84卷第3页。
魏此奏，合法合情。姑且不谈窝主是否应该遭受比强盗还重的惩罚，即按此例处治，也是罪在户主，其家眷乃系株连而徙。窝主本非死罪，今既已监毙，就算是已经遭受了更重的惩治了，其家眷自然可以因亲人之惨死而稍减其刑，何况户主一死，孤儿寡妇谁为照料，到达徙地之后，又谁为赡养？岂非又将尸弃异乡！若予宽恩，岂不更增加号称爱民如子的皇上“恩养”小民之光辉！
但是，出乎魏的意料，两个多月前还连下圣谕，宣称“四海苍生，皆朕赤子”，“直隶水潦为灾，人民困苦，饥饿流移，深轸朕怀”，《清世祖实录》第81卷第13页，第82卷第10页。发银二十四万两，遣派大臣分往赈济的当今皇上福临，竟大发雷霆，降旨严厉斥责魏说：“满洲家人，系先朝将士血战所得，故窝逃之禁甚严，近年屡次宽减，罪止流徙。且逃人多至数万，所获不及十一，督捕衙门屡经具奏，魏明知，何得又欲求减，显见偏私示恩，殊为可恨，著议政诸王、贝勒、大臣、九卿、詹事、科道各官，会同从重议处具奏。”③《清世祖实录》第84卷第3页；第8页。
过了六天，六月十二日，议政王济尔哈朗等会议魏之过奏称：督捕侍郎魏统司缉捕，一年之内逃人至于数万，所获未及数千，不思严加追获，“反行疏请将恩赦不免之窝逃大罪，照小罪执审例求减，以宽逃禁，欲使满洲家人尽数逃散，奸诡之谋显然。魏应论绞”。帝降旨批示：“王等议良是。魏本当重处，姑从宽宥，著降三级调用。”③。
比如，顺治二年，共有淮扬、宣大山西、陕西三边、浙闽、湖广四川、总漕、总河七位总督，都是汉军旗人。淮扬总督王文奎，故明生员，天聪三年(明崇祯二年，1629)于遵化降金，入值文馆，后隶汉军镶白旗，崇德元年(1636)授弘文院学士，顺治元年出任保定巡抚，二年擢淮扬总督，四年革任，八年复任，直到十一年。宣大山西总督马国柱，辽阳人，天聪间以生员入值文馆，隶汉军正白旗，崇德三年授都察院理事官，顺治元年擢左佥都御史，出任山西巡抚，二年升宣大山西总督，四年移任江南江西河南总督(六年起，河南与直隶并，改为江南江西总督)，直至十一年休致。陕西三边总督孟乔芳，直隶永平人，原前明副将，罢任家居，天聪四年降，仍为副将，后隶汉军镶红旗，历任刑部汉承政、左参政，顺治元年改刑部左侍郎，二年出任陕西三边总督，直到十年病卒。浙闽总督张存仁，辽阳人，明副将，天聪五年降，隶汉军镶蓝旗，崇德元年任都察院承政，二年授浙江福建总督，到五年病休，六年又起用为直隶山东河南总督，九年病故。湖广四川总督罗绣锦，辽阳人，后隶镶蓝旗汉军，天聪五年由生员授工部启心郎，八年任国史院学士，顺治元年出任河南巡抚，二年擢湖广四川总督，九年卒于官。总漕由王文奎兼。河道总督杨方兴，广宁生员，天命七年(明天启二年，1622)降金，天聪时入值文馆，崇德元年擢内秘书院学士，后隶汉军镶白旗，顺治元年授河道总督，直到顺治十四年。
再以此时议停巡按的顺治十七年为例，江南江西总督郎廷佐，川陕总督李国英，福建总督李率泰，浙江总督赵国祚，湖广总督李荫祖，两广总督李栖凤，云南总督赵廷臣，漕运总督兼凤阳巡抚蔡士英，都是汉军旗人。
巡抚一职，汉军与汉人兼用，汉军略多于汉人。顺治元年设有顺天、天津、保定、宣府、山东、登莱、山西、河南八位巡抚，其中汉军旗人任巡抚的有雷兴、王文奎、陈锦、马国柱、罗绣锦五人。故《清史稿》第二百三十九卷记述了李栖凤、马国柱、王文奎、雷兴等人事绩后，评论说：“顺治初，诸督抚多自文馆出。盖国方新造，用满臣与民阂，用汉臣又与政地阂，惟文馆诸臣本为汉人，而侍直既久，情事相浃，政令皆习闻，为最宜也。”顺治九年吏科给事中魏裔介也针对督抚多用入关之前旧人而奏谏说：“督抚重臣宜慎选择，不宜专用辽左旧人。”《清史稿》第262卷，《魏裔介传》。
从上述情形便可了解，为什么议政王郑亲王济尔哈朗、安亲王岳乐等议政王、贝勒、大臣，对巡按之制十分不满，几次奏请将它取消，也可以知悉安亲王岳乐等称巡按之留撤与己无有利害关系之说法，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纯系骗人之词。因为，既然督抚多系辽左旧人，多系汉军旗人，那么他们的任革升降，便与议政王、贝勒有着密切的关系。八旗制度下，旗人必须编入八旗各牛录，听从本牛录、本甲喇、本旗固山额真、甲喇章京、牛录章京的管辖，如系下五旗，他们更分别是该旗王、贝勒、贝子、公的属人，与本主有君臣之义，他们的出仕为官及升降任免，在相当大程度上，与本主(或某王，或某贝勒、贝子、公)有很大的关系，他们也必须为本主效劳服务，贡纳金银财帛，汉军旗人对本主更是毕恭毕敬，更受到本主(某王、某贝勒、某贝子、某公)的关照和保护。总督、巡抚是一省或一二省二三省之长，除朝廷外，无人敢对他们说个不字，可是，有了御史巡方之制，巡按到达本省，就与督抚实际上形成了分庭抗礼局面，动不动就要密折疏参，给督抚带来了很多麻烦，使其权力受到影响。有的督抚还因遭受巡按弹劾而被革职问罪，像江南巡按秦世祯疏劾江宁巡抚土国宝，土国宝被革职严讯，畏罪自杀；巡漕御史张中元弹劾漕运总督吴惟华贪黩不法，吴被革职逮讯。因此，多数督抚讨厌巡按，他们当然会向本主禀报此情，以激怒王、贝勒、贝子、公。这就是议政王、贝勒多次奏请停派巡按的重要原因。这一点，时人也有评述者，谈迁在《北游录》中之《顾仁》条，便指出了“满人意以巡使掣其肘也”之论。
议政王、贝勒、大臣、九卿及陆光旭分别回奏后，世祖福临于顺治十七年十月十七日降旨批示：“凡会议政事，原应满汉公同商确，斟酌事理，归于至当，不拘满汉，皆可具稿，尚未定议，即各分具稿，殊为不合，著严饬行。陆光旭身为言官，国家利弊，应据实指陈，何得以过激之词具奏，亦属不合，著饬行。”《清世祖实录》第141卷第10页。
此谕既训斥了议政王、贝勒、大臣“尚未定议，即各分具稿”，但又未接受陆光旭参述王、贝勒排斥汉官、独断专擅之意见，换句话说，王、贝勒只是方式欠妥，并未犯实质性错误，同时也对陆有所指责，双方各打五十大板，此案就不了了之了。
尽管皇上没有给议政王、贝勒、大臣定上专擅会议之罪，但安亲王岳乐等王大臣，当然已经完全知道了帝之旨意所在，于是放弃取消巡方之旧议，于十一月十一日遵旨议奏：“御史一官，原为察吏安民而设，其直省巡方，应仍旧差遣。”③《清世祖实录》第142卷第13页；第13、14页。
世祖福临立于当日降旨批准其议说：“巡方职在察吏安民，关系重大，年来屡停屡复，原为计安民生，澄清吏治，故不得不加详慎，欲照旧议差，恐仍踵前辙，于地方无益有害，欲概为停止，又恐各督抚职掌烦巨，不能亲巡详察，其贻误地方亦复不小。今依诸王大臣等议，仍旧差遣，但立法更宜加严，考核益当矢公，巡方官奉命差出，务须大破从前积习，恪遵戒谕，不得视为故事。洁己，必贿赂尽绝，爱民，必疴痒相关，举劾，必确当廉贪，兴除，必熟筹利弊，间拟形名，必无枉无纵，访拿豪蠹，必大恶大奸。地方遇有盗贼灾荒，必据实驰奏，不许耽延欺蒙。减驺从以恤驿困，禁馆设以纾民力，拒参谒以杜逢迎。督抚共争地方，止许商确公事，不许私交馈遗。如不恪遵力行，一经发觉，必行重处。”③
此旨一下，巡方御史仍差不停，满臣汉官之间连续辩论四个多月的争议，总算告一段落了。以陕西道试监察御史陆光旭及兵部尚书梁清标、吏部侍郎石中等汉官为代表的汉官之议，算是取得了胜利，保住了御史巡方之制。以议政王安亲王岳乐为首的议政王、贝勒、大臣遭到了失败，未能取消巡按之制。比起六年前满汉关于“逃人法”修订之争时汉臣彻底失败而言，这次汉官是出了一口气。但是，陆光旭所提出的让汉臣与议“军国重情”等要求，却未被皇上理睬，而且陆光旭虽未遭帝惩处，可是其仕途前程却就此断送了。若按他奏疏所显示出的才干，他完全可以逐渐高升，十年八年之内，当个侍郎甚至尚书，都很有可能，然而并未出现这样的前景，从此以后，他便不再为人所晓了。而且，他所拼死争得的遣官巡方，在顺治皇帝病故之后，也被取消了。顺治十八年五月初四，都察院议复：满洲旗兵部尚书管左都御史史阿思哈条奏：各省巡按差宜停止，俟二三年之后选重臣巡察。应札行各省巡按将事务交与抚臣，速行来京。四大辅臣批准其议。《清圣祖实录》第2卷第24页。这一天，距顺治帝病逝之日仅有四个月，离顺治十七年十月十七日皇上降旨决定仍留巡按之日，也只有五个多月。满臣汉官之间关于御史巡方制的争论，最后仍是满胜汉败。
第四节严行“逃人法”设十三衙门。
一、重惩“窝主”千万黎民丧生。
顺治皇帝福临亲政以后，以英君名主自期，励精图治，决心做一番事业，在文治武功两方面取得不小成就，但也有不少欠妥之处，其中应属大弊者，当算是严行“逃人法”和设立十三衙门。尤其是前者，遭到汉官激烈反对，满臣则坚主厉行“逃人法”，双方激烈争论。汉官在此事上之拼死以争，在有清一代尚属罕见。
所谓“逃人法”，指的是禁止旗下包衣逃亡及对窝藏逃人之窝主的惩罪律例。满洲汗、贝勒、台吉、大臣、官将及富裕之家，一向是役使包衣(亦称“庄丁”)耕种己田，收取租谷租银，摊派各种差役。包衣就是奴仆，家主可以将其打骂、买卖、赠送和遗传与子女，但不能无故处死。从清太祖努尔哈赤起，到顺治帝亲政这几十年里，汗(帝)、王、贝勒、贝子、公和八旗异姓公侯伯子男及大臣，皆占有数十数百乃至数千名包衣，按照“计丁授田”（一丁三十亩)原则，分占田地，建立庄园，役使包衣耕种。顺治时清帝及王公大臣又逼迫汉民投充为奴，有的投充人还带地投充。这就是清帝所说的“满洲借家仆资生”。《清圣祖实录》第14卷第2页。由于家主的任情拷打和严重剥削，包衣无法忍受，不断地大批逃亡。为了禁止包衣逃走，保证庄园劳动人手，维护封建庄园，清太祖便以“若无阿哈(包衣)，主何能生？”而严厉禁止包衣逃亡，违者基本上处以死刑，窝留包衣之人，“定为盗贼之罪”。《满文老档？太祖》第17卷；李民：《建州闻见录》。清太宗皇太极规定：“逃人犯至四次者，处死”，收留逃人者从重治罪。康熙《大清会典》第107卷。
顺治元年五月摄政王多尔衮率军入京定鼎中原后，一再下谕禁止包衣逃走和重惩收留包衣的“窝主”。初系将窝主处死，不久改为鞭笞，但到了顺治三年五月初五，睿王又以帝之名义谕告兵部从重惩处容留逃亡包衣之人说：“隐匿满洲家人，向来定拟重罪，朕心不忍，减为鞭笞，岂料愚民不体轸恤之心，反多隐匿之弊，在在容留，不行举首，只此数月之间，逃人已几数万”，著“更定新律，严为饬行”。随即议准：“隐匿满洲逃人，不行举首，或被旁人讦告，或查获，或地方官察出，即将隐匿之人及邻佑九家、甲长、乡约人等，提送刑部勘问的确，将逃人鞭一百，归还原主。隐匿犯人从重治罪，其家赀无多者，断给失主，家赀丰厚者，或半给，或全给，请旨定夺处分。首告之人，将本犯家赀三分之一赏给，不出百两之外。其邻佑九家、甲长、乡约，各鞭一百，流徙边远”。《清世祖实录》第26卷第4页。
过了两年多，顺治六年三月二十五日，摄政王感到处罚窝主太重，谕令略微减轻说：“向来申严隐匿逃人之法，原以满洲官兵身经百战，或有因父战殁而以所俘赏其子者，或有因兄战殁而以所俘赏其弟者，或有亲身舍死战获者，今俱逃尽，满洲官兵纷纷控奏，其言亦自有理，故先令有隐匿逃人者斩，其邻佑及十家长百家长不行举首，地方官不能觉察者，俱为连坐。今再四思维，逃人虽系满洲官兵功苦所获，而前令未免过重，自今以后，若隐匿逃人，被人告发，或本主认得，隐匿逃人者，免死流徙，其左右两邻各责三十板，十家长责二十板，地方官俟计察时并议。”《清世祖实录》第43卷第9、10页。
不管是将窝主处死，还是免死流徙，处罚都太重，太残酷，太不尽情理。所谓窝主，主要可分为四类，一系逃人(即逃亡包衣之简称)之父母妻子兄弟叔侄等亲属，骨肉至亲，怎能不留。二是朋友、亲戚或先前熟识之人。三系旅店、作坊、店铺、船只、住户，因不知情而留宿、雇佣、搭载逃人。四乃平白无故，被奸恶歹徒讹诈不遂诬陷遭害者。也有或不知其系逃人，或已明其身份，但仍与之婚娶者，情形多种多样。顺治五年八旗有包衣二十一万余丁，十一年为二十三万二千余丁，十四年有二十三万七千余丁。姑按摄政王所说“数月之间，逃人已几数万”打个折扣，照一年一万逃人计算，则至少有一万名窝主要被斩杀或流徙，有一万家财产要被籍没，还有数以万计的邻佑、甲长、乡约连坐流徙。每年有成千上万的逃人，要连累数以万计的窝主、邻佑，年复一年，牵连之人日益增多，到顺治十一二年，所惩处之窝主邻佑、甲长不啻多达数十万人和数十万户，再加上起解至京的沿途差派，直隶及邻近之山东、山西、河南，其驿扰民间之严重，可想而知。因此汉官之中有见识和胆略者，一直对“逃人法”十分反感，一有机会，便想尽各种方式加以指责谏阻，欲图取消“逃人法”或大大减轻其祸害。尤其是到了顺治十年、十一年、十二年，“逃人法”祸害太甚，汉官出面谏阻者就更多。
顺治九年，吏科给事中魏裔介奏称：“摄政王时，隐匿逃人，立法太严，天下嚣然，丧其乐生之心。后以言官陈说，始宽其禁，责成州县，法至等也。若舍此之外别有峻法，窃恐下拂民心，上干天和，非群常政治小小得失而已。”这是世祖亲政后第一个言及逃人法者。《清史稿》第262卷，《魏裔介传》。
顺治十年七月初九，吏科右给事中王祯奏称：迩者霪雨为灾，河水汛滥，沿河一带，城郭庐舍漂没殆尽。直隶被水淹处，万民流离，扶老携幼，就食山东，但逃人法严，不敢收留，流民啼号转徙。《清世祖实录》第77卷第5页。此疏比较婉转地涉及了“逃人法”。
过了半年，顺治十一年正月二十六日，兵部督捕右侍郎魏奏：“籍没止以处叛逆，强盗已无籍没之条，乃初犯再犯之逃人，罪鞭一百，而窝主则行籍没，逃轻窝重，非法之平，今欲除籍没之法，须先定窝逃之罪，请下议政诸臣会议，务期均平，以便遵守。”《清世祖实录》第80卷第15页。这是汉臣中第一位正式评议逃人法有失公平之人，而且这个批评者还不是一般的科道言官，而是兵部督捕右侍郎。兵部督捕衙门是刚于一个月前成立的新机构，设兵部督捕满汉侍郎各一员，增司官各六员，“专理缉逃捕寇诸事”。《清世祖实录》第79卷第21页。实际上它主要是专理缉捕逃亡包衣事务。这位汉侍郎魏，久任言官，曾疏劾漕运总督恭顺侯吴惟华和郧阳抚治赵兆麟，颇有敢言之风，顺治九年授顺天府丞，不久迁大理寺卿，十年十二月调任兵部督捕右侍郎。在他奏上此疏后，吏科右给事中王祯跟着也奏请减轻对窝主的惩处说：“窝逃既议发盛京屯种，若复将田产入官，是仍行籍没，请照充军例，止发本身夫妇，其余家口田产俱免追论。至窝主既遣，又议令邻佑、保甲、县官出银四十两，给予逃人之主，恐此例一开，启贪得者之心，因而生事害人，深属未便。”《清世祖实录》第81卷第17页。这两道奏疏皆依帝谕下所司议处。
魏见久未议复，于顺治十一年六月初六再次上疏奏请减轻已故窝主之家属处分说：“窝逃之人，审实，例应羁候，提到家口，一同发遣，令暑疫盛行，络绎病亡，尸骸暴露。臣思窝主之罪，原不至死，况既经监毙，其妻子系寡妇孤儿，道路谁为看视，即到盛京，谁与赡养，恐死于饥饿者不知其几也。祈皇上格外施恩，凡窝主已故者，家口免其流徙，田宅免其报部，则泽及枯骨矣。”《清世祖实录》第84卷第3页。
魏此奏，合法合情。姑且不谈窝主是否应该遭受比强盗还重的惩罚，即按此例处治，也是罪在户主，其家眷乃系株连而徙。窝主本非死罪，今既已监毙，就算是已经遭受了更重的惩治了，其家眷自然可以因亲人之惨死而稍减其刑，何况户主一死，孤儿寡妇谁为照料，到达徙地之后，又谁为赡养？岂非又将尸弃异乡！若予宽恩，岂不更增加号称爱民如子的皇上“恩养”小民之光辉！
但是，出乎魏的意料，两个多月前还连下圣谕，宣称“四海苍生，皆朕赤子”，“直隶水潦为灾，人民困苦，饥饿流移，深轸朕怀”，《清世祖实录》第81卷第13页，第82卷第10页。发银二十四万两，遣派大臣分往赈济的当今皇上福临，竟大发雷霆，降旨严厉斥责魏说：“满洲家人，系先朝将士血战所得，故窝逃之禁甚严，近年屡次宽减，罪止流徙。且逃人多至数万，所获不及十一，督捕衙门屡经具奏，魏明知，何得又欲求减，显见偏私示恩，殊为可恨，著议政诸王、贝勒、大臣、九卿、詹事、科道各官，会同从重议处具奏。”③《清世祖实录》第84卷第3页；第8页。
过了六天，六月十二日，议政王济尔哈朗等会议魏之过奏称：督捕侍郎魏统司缉捕，一年之内逃人至于数万，所获未及数千，不思严加追获，“反行疏请将恩赦不免之窝逃大罪，照小罪执审例求减，以宽逃禁，欲使满洲家人尽数逃散，奸诡之谋显然。魏应论绞”。帝降旨批示：“王等议良是。魏本当重处，姑从宽宥，著降三级调用。”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