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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章 钟情董妃遗诏罪己(1)
第一节书画双妙儒释皆精。
一、博古通今中行纸上。
顺治帝福临六岁登基，由于摄政王多尔衮欲图长期独揽大权，故不为幼君配备名师，精心培育，群臣言及此事，亦借口推诿，或根本不予理睬。顺治元年(1644)正月十八日，都察院承政、辅国公满达海等特上启于摄政睿亲王多尔衮摄政郑亲王济尔哈朗，要求为少主配备师傅讲课说：“二王身任勤劳，心怀忠义，所以承祖业而辅国也。今皇上聪明天纵，年尚冲幼，若不及时勤学，则古今兴废之道，无由而知，宜慎选博学明经之端人正士，置诸左右，朝夕讲论，以资启沃。”二王以帝年幼推辞说：尔等所言甚是，御前择人进讲，我等亦思及此，但以年方冲幼，尚须迟一二年。《清世祖实录》第3卷第5页。
过了半年多，顺治元年十月初二，即福临在北京举行即位大典(实即第二次登基大典)之前八天，户科给事中郝杰又奏请为帝讲学开设经筵说：“从古帝王，无不懋修君德，首重经筵，今皇上睿资凝命，正宜及时典学，请择端雅儒臣，日择进大学衍义及尚书典谟数条，更宜尊旧典，遣祀阙里，示天下所宗。”摄政王以帝名义降旨说：请开经筵，祀阙，俱有俾新政，俟次第举行。《清世祖实录》第9卷第7页。
又过了几个月，顺治二年三月十二日，大学士冯铨、洪承畴又奏请为帝延师讲学说：“上古帝王，奠安天下，必以修德勤学为首务，故金世宗、元世祖皆博综典籍，勤于文学，至今犹称颂不衰。皇上承太祖、太宗之大统，聪明天纵，前代未有，今满书俱已熟习，但帝王修身治人之道，尽备之于经，一日之间，万机待理，必习汉文晓汉语，始上意得达，而下情易通。伏祈择满汉词臣，朝夕进讲，则圣德日进，而治化亦光矣。”《清世祖实录》第15卷第5、6页。
顺治元年，福临六岁，二年，七岁，完全需要也可以上学听讲了，但多尔衮始则找借口予以拖延，到了此时，哪怕是荣为大学士且系睿王之亲信大臣冯铨、洪承畴为此事专奏，亦不采纳，并且干脆不予理睬，不加批示。其意图十分明显，故从此以后，满汉群臣再也不敢奏及此事。
既无师傅讲解督促，天真幼童岂不贪玩游耍，满洲习俗又是酷爱射猎，因此身为天下共主的小皇帝福临便成天嬉耍骑射，不读诗书。后来稍大一些，十一二岁十二三岁时，或系聪睿母后密授秘策，或系帝已深知危境，故而有意韬晦于日猎玩乐，懒阅书籍。总之，顺治八年正月亲政之前，福临很少读书。
亲政以后，日理万机，哪有多少闲余时间潜心学习。照此看来，福临岂不成了一位腹中空空呆笨低能目不识丁的傻瓜皇帝！然而，事实截然相反。
从顺治八年正月亲政，到十八年正月初七病逝，十年之内，这位昔不谙诗书的幼君，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不仅不傻不孤陋寡闻，而且博古通今，熟谙经史子集，通晓治乱兴衰历史，且书画双妙，诗文皆工，精通儒释真谛，成为中国历史上罕有的英俊饱学之君。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奇迹？他在顺治十六年与高僧木陈的一番对答，说清楚了这一奥秘。
木陈所著的《北游集》有下述一段记载：
“上一日同师(木陈)座次，侍臣抱书一束，约十余本，置上前。上因语师曰：此朕读过底书，请老和尚看看。师细简一编，皆《左》、《史》、《庄》、《骚》、先秦两汉唐宋八大家，以及元明撰著，无不毕备。上曰：朕极不幸，五岁时先太宗早已晏驾，皇太后生朕一人，又极娇养，无人教训，坐此失学。年至十四，九王薨，方始亲政，阅诸臣章奏，茫然不解。由是发愤读书，每晨牌至午，理军国大事外，即读至晚，然顽心尚在，多不能记。逮五更起读，天宇空明，始能背诵。计前后诸书，读了九年，曾经呕血。从老和尚来后，始不苦读，今唯广览而已。”本篇所引《北游集》及《玉林年谱》，皆系转引自《陈垣史学论著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
这番对答，清楚地显示了顺治帝为了治国理政而发愤读书，在日理万机的异常忙碌形势下，从早到晚，抓紧诵读，九年如一日，勤读苦读到了呕血的程度，加上他的聪睿天赋，终于弥补了童年之耽误，博览群书，精通诸子百家，为他解决军政财经各方面的大难题，治好大清国，准备了充分的学术、思想、文化条件。
福临除了深知孔孟之道，用以治国理政以外，对文学也有很高的造诣，这在他对历代名家的评论上，以及其对佳作之倒背如流，可以看得出来。《北游集》又载，有一天，福临与木陈“广谭古今词赋，谓词如楚骚，赋如司马相如，皆所谓开天辟地之文。至若宋臣苏轼前后《赤壁赋》，则又独出机杼，别成一调，尤为精妙。老和尚看者两篇，前后孰优？师曰：非前篇之游神道妙，无由知后篇之寓意深长，前赋即后赋，难置优劣也。上曰：老和尚论得极当。乃通诵前赋一篇，问师曰：念得不错么？师曰：不错。上复言：晋朝无文字，唯陶渊明《归去来辞》独佳。亦为师诵之。又诵《难骚》，至中间觉龃龉。乃曰：久不经意，忘前失后矣”！
福临常命廷臣献诗或召试其才。学士陈廷进奉谕进所作之诗，“上览其咏石榴子云：风霜历后含苞实，只有丹心老不迷。诵之至再”。检讨秦松龄在其初召试写的《咏鹤诗》中，有“高鸣常向月，善舞不迎人”之句，福临“大加称赏，以为有品”。余金：《熙朝新语》第1卷。
顺治帝读书之博，求知之勤，悟性之高，实为罕见，令人惊佩。相传丘琼山进一寺庙，见四壁俱画《西厢》。丘遂问道：空门安能有此？寺僧答称：老僧从此悟禅。丘琼山又问：从何处悟？僧答：是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丘笑而点头赞同。
这“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是《西厢记》中张生初见双文时所说之话，顺治时大文豪尤侗，一时心血来潮，以此句作为八股题目，按八股体例，戏作一篇，载入其所刻印的《西堂杂俎》。
顺治十五年的一天，学士王熙侍经筵，福临竟在这庄严的帝君讲学求知场合，谈起老僧四壁皆画西厢都在临去秋波悟禅公案来了，王熙奏称，尤侗曾著此文，帝“立索览，亲加批点，称才子者再”。第三年，顺治十七年二月，福临幸南海子，问新科状元徐元文与侗之师弟源流和受业本末，又对尤侗之作“大加称奖”。
不仅如此，当木陈至京后，帝又与他谈起此事。尤侗之《西堂集》卷首有《弘觉禅师(即木陈)语录》一则，略谓：“上一日叹新状元徐元文业师尤侗极善作文字，因命侍臣取其文集来，内有《临去秋波那一转》时艺，篇末云：参学人试于此下一转语。上忽掩卷：请老和尚下。师云：不是山僧境界。时(木陈之弟子天岸)首座在席，上曰：天岸何如？曰：不风流处也风流。上为大笑。”顺治帝爱读《西厢记》，理解颇深，又懂八股文，故对尤侗之文击节叹赏如此。
福临还与木陈论学之时，互相考问。《北游集》又载：“上一日持一韵本示师曰：此词曲家所用之韵，与沈约诗韵大不相同。又言：《西厢》亦有南北调之分，老和尚可曾看过么？师曰：少年曾翻阅，至于南北《西厢》，实未辨也。上曰：老和尚看此词何如？师曰：风情韵致，皆从男女居室上体贴出来，非诸词所逮也。师乃问上：《红拂记》曾经御览否？上曰：《红拂》词妙，而道白不佳。师曰：何如？上曰：不合用四六词，反觉头巾气，使人听之生趣索然矣。师曰：敬服圣论。”帝之评论《红拂》优劣，颇为中肯，其对诗词之音韵了解亦深，可见其文学造诣甚高。
福临虽然深居九重，却力访新出佳著，连远在千里之外苏州名生金圣叹之新作，亦已阅读，且加以中肯的评论。《北游集》又载：有一天，福临与木陈论学时，帝问道：“苏州有个金若，老和尚可知其人么？”木陈答称：“闻有个金圣叹，未知是否？”福临说：“正是其人。他曾批评《西厢》《水浒传》，议论尽有遐思，未免太生穿凿，想是才高而僻者。”
《北游集》又载：“上读过底书，有制艺二百篇，皆洪武开科以来乡会试程文。师曰：此八股头文字，皇上读他何用？上曰：老和尚顾不知，那朕要复试进士文章，如史大成、孙承恩、徐元文，三科状元，皆朕亲自擢取，的是敝门生也。”
福临既博古通今，熟谙经史子集，又对书画很有造诣，能评能讲，能书善画。他曾和木陈讨论书法，并临场挥毫书写。《北游集》载：“上一日问师：先老和尚与雪峤大师书法孰优？师曰：先师学力既到，天分不如。雪大师天资极高，学力稍欠。故雪师少结构，先师乏生动，互有短长也。先师常语曰：老僧半生务作，运个生硬手腕，东涂西抹，有甚好子，亏我胆大耳。上曰，此正先老和尚之所以善书也，挥毫时若不胆大，则心手不能相忘，到底欠于灵活。木陈说：第辈未获睹龙蛇势耳。上曰：老和尚处有大笔与纸么？乃命侍臣研墨，即席濡毫，擘窠书一敬字。复起立连书数幅，持一示师曰：此幅何如？师曰：此幅最佳，乞赐道。上连道不堪。师就上手撤得曰：恭谢天恩。”
木陈于顺治十七年五月离京南返前，帝特书“敬佛”二大字相赐。同年冬，帝又赐木陈御书唐岑参《春梦诗》一幅，其诗为“洞房昨夜春风起，遥忆美人湘江水。枕上片时春梦中，行尽江南数千里”。木陈之弟子旅庵，奉帝旨留京住持前门善果寺。此御书即存于寺中。王士：《池北偶谈》第3卷，《善果寺御书》。清初文豪王士称赞福临之书法说：西山新法海寺，“殿有巨碑，刻敬佛二字，笔势飞动，世祖御书也。”王士：《池北偶谈》第1卷，《世祖御书》。
福临喜爱和奖励善书之人。陈康祺之《郎潜纪闻》二笔卷六《世祖识秦书法》条载称：“顺治乙未(十二年)会试榜发，世祖章皇帝正留意文学，命取原卷进御，览之称善者数试。比廷试卷进呈，世祖阅至第三人卷，顾谓读卷官傅聊城以渐曰：卿知此卷为谁？傅公谢不知。世祖曰：此会元秦作也，朕于其书法知之。拆卷果然。世祖大悦，召见南海子，赐袍服，比第一人”。他还对人极力称赞内侍张斐然与供奉虞世璎书法甚佳，“一学颜欧，一学钟王，皆妙得其家风”。木陈：《北游集》。
顺治帝也很爱好画画，成就很大。谈迁的《北游录》《纪邮》下载：顺治十二年十二月初七，“上传吴太史及庶吉士严子餐沆、行人张恭恂各作画以进，太史方点染山水，明日共进。时朝廷好画，先是户部尚书戴明说、大理寺卿王先士、□□□□程正揆，各命以画进”。
帝好作画，并赏赐群臣。王士盛赞帝之画法高超。他在其《池北偶谈》第十二卷《世祖御笔》条中，写道：“康熙丁未(六年)上元夜，于礼部尚书王公崇简青箱堂，恭睹世祖章皇帝御笔山水小幅，写林峦向背水石明晦之状，真得宋、元人三昧。上以武功定天下，万几之余，游艺翰墨，时以奎藻颁赐部院大臣，而胸中丘壑又有荆、关、倪、黄辈所不到者，真天纵也。”
少年天子福临还能以手指之螺纹，印画水中。王士于《池北偶谈》第十三卷《御画中》条中记述说：“戊申(康熙七年)新正五日，过宋牧仲慈仁寺僧舍，恭睹世祖章皇帝画渡水中，乃赫纸上用指上螺纹印成之，意态生动，笔墨烘染所不能到。又风竹一幅，上有‘广运之宝’。”
福临这位少年天子，真是书画双妙文史兼优的罕有奇才。
二、“通玄教师”指点天子迷津。
“通玄教师”，乃少年天子赐予汤若望的封号。汤若望(1592―1666)是德国耶稣会传教士，于明天启二年(1622)来华。他通晓天文，译著甚丰，在华传教修历，成就颇大，影响甚广。
汤若望曾在明朝历局任事，卓有成效，并督造大炮二十门、小炮五百门，因而受到崇祯帝的褒奖。顺治元年(1644)清军入京后，摄政王多尔衮赏识汤若望之历法，于十一月命其掌钦天监监印，并谕所属该监官员，今后一切进历、占候、选择等事，“悉听掌印官举行”。随后又以其“创立新法，勤劳懋著”，加其以太常寺少卿衔。
顺治八年正月少年天子福临亲政以后，更对汤若望宠信有加，这主要是由于下述两个因素。其一是皇太后对汤若望的尊重和信赖。这是由于一件偶然的事所开始的。在顺治八年夏季的一天里，忽然有三位满洲妇女来到汤若望的住宅。她们说，她们是汤若望认识的一位亲王的眷属，她的府邸中的郡主身患重病，郡主的母亲不相信医生，愿听听汤若望的意见。根据来人对郡主病症的介绍加以推断，汤若望断定郡主之病并不严重，遂将一面圣牌交给她们说：“如病者把这圣物挂在胸前，那她在四天之内便可病体痊愈。”五天之后，这三位妇女又至汤宅，拿出了一大批钱财和金银绣花的丝织物，作为报酬。“因为郡主果然是在四天之内恢复了康健。”几天之后，她们又送了些钱来。又过了数日，一位蒙古妇女来到汤宅，“献给他一宗更大的款项，作为购买蜜蜡和其他作神事物品之用。”这位蒙古妇女向汤若望讲了真话。她说，她的女主人就是皇帝的母亲，那位郡主就是皇帝的未婚妻，将在八月举行大婚典礼。她又说：“这位皇太后将来要以父执敬礼汤若望，并且要作他一切之所命令的，她愿意汤若望以女儿看待她。”
皇帝大婚典礼举行后，“汤若望亲趋宫廷，庆贺他这义女新近所获上的尊号”。因为他本来是免除一切朝役之劳的，所以他这次的祝贺，“就被太后很感谢地认为是一种特别礼敬注意的表示了。皇太后特由臂腕上脱下金镯两只，遣一宫女送赐汤若望，作为他祝贺的报答。差来的宫女不容汤若望按照朝仪跪领皇太后底赏赐，因为这是于义父对义女的身份有所不合的”。②魏特：《汤若望传》，杨丙辰译，商务印书馆1947年出版，第264、265页；第266页。这时，汤的一位仆人进来，向主人说要为庄田买一头耕牛之时，宫女悄悄地听到了。几天以后，她又来到汤若望住宅，带来两头健壮耕牛，“这是皇太后陛下赏赐给他的，并且还问他的安好。皇太后颇以为异，为什么她的义父还在他的义女前，把这样一件小的事情隐瞒不提”。汤若望把两面圣牌交宫女带回，作为返进敬礼，一面圣牌进呈皇后，一面圣牌进呈皇太后。这两面圣牌是应当于她们外衣下系于颈项上的，以免别人注意，“可是皇太后陛下却把这圣牌戴在外衣之上”。当汤若望要在教堂前建立一座大理石牌坊时，“皇太后未经汤若望之请求，竟自动地捐助巨款，为的是也要在天主底神台前建立功绩”。同时她使人送来许多蜜蜡，请汤若望为她祷告，因为她十天以来即已患病。“可是在她这请求汤若望祷告之次，她竟得以霍然病愈”。②。
孝庄皇太后对汤若望的特殊尊重、信赖及其双方之间的“义父”与“义女”的关系，自然对少年天子产生了很大影响，这是促使福临对汤若望格外敬佩和倚赖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福临之所以在七八年内对汤若望之特别尊重和信任的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他本人的因素。福临虽爱母后且倚其为治政的最高参谋，但祖制规定，皇帝乾纲独断，即使贵为太后，也不能干涉朝政，且福临又是个性格倔强之君，若他认准了决定了要如何处理某事，那么，哪怕是母后也不能改变他的决定，废去皇后之事即一明证。
福临本人之所以对汤若望异常信赖和尊敬，首先是因为，在他极为困难的时刻，汤若望给予了皇上十分宝贵的忠告和鼓励。顺治帝福临在顺治八年正月亲政后召集的头几次王公大臣的会议中，“有一次他很感激地提及汤若望神父，因为他是使他注意到他的皇叔底专权跋扈，而且并曾预言他的皇叔底早死的”。魏特：《汤若望传》。福临是由大学士范文程介绍，而认识汤若望的，虽然没有资料写明少年天子与大神父开始见面的具体日期，但从上述福临的谈话，可以肯定是在睿王多尔衮摄政之时。福临之话很短，只有三十来个字，只是两句话，但很重要，表明了两个重大问题。一是大神父提醒皇上，摄政王在专权跋扈，二是大神父预言皇叔将要早死。前一句话向福临敲响了警钟，皇叔既然专权跋扈，也难免会有异心，福临应设法对付，防止突然事变。后一句话则是给予了皇上充分的信心，皇叔虽凶，威严无比，势焰熏天，皇上处境虽危，无力反抗皇叔，随时都有被废被谋害的危险，但这只是黎明前的黑暗，光明之日即将到来，因为皇叔尽管只有三十多岁，应该是风华正茂之年，但却就要短命夭折，而且果然在三十九岁时便突然死去。这对鼓励皇上满怀信心坚持下去，耐心等待，静观其变，起了很大作用。这两句话给皇上帮了大忙，也显示了大神父的无比智慧和过人胆识及其对皇上的无限忠心。需知，在皇父摄政王多尔衮在世之日，谁要说了上述两句话，甚至是其中的一句话，都要被处以满门抄斩的大罪！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有第二人对少年天子在睿王专政日讲了这样的话，汤若望真是皇上的最大忠臣和最智慧的指点迷津的伟大神父。所以，少年天子福临才在御前会议上“很感激地”讲起此事，所以他才对汤若望非常尊敬和万分信赖。
同时，汤若望之正直、善良、勇敢、一心要为黎民谋利去害的高贵品质，及其博闻广见智慧机敏，正是亲政后以明君自期、欲图做番事业、求知若渴的福临急需倚任的贤臣和老师，这更增深了双方的情谊。
因此，少年天子对汤若望的尊崇和优遇，在好几年内，超过了任何人。福临尊称汤若望为“玛法”。玛法是满语之音译，意为“祖辈”“祖宗”“祖父”，或“年纪辈数高者”。时人记述福临与汤若望之间的特殊的、亲密的关系及帝对玛法尊敬优遇之情时，有这样一段叙述：
“这位皇帝这样充满了信仰与敬爱，向他的这位‘父师’仰视着。……在他们那时常会聚的时机里，聪明的求知若渴的皇帝学子，要求汤若望对于一切可能事件的解答，譬如日食与月食之原理，彗星或流星等问题，再就是物理的问题，和关于这一位或那一位官员的问题，或行政的问题，或钦天监下级生员有无进步的问题。汤若望寻常是按照东方习俗，交盘双腿坐于皇帝旁边的一个坐垫上的，因为把腿伸出，是人们视为失礼不敬的。有时因坐的时间过久，他的双腿竟至麻木失觉，然后皇帝就亲助他起立，支扶着他，……即便在国家大典朝会时，皇帝坐于宝座上，汤若望亦是不得不走上丹墀，直接坐于宝座之前的坐垫上的。甚至他曾多次被召入皇帝寝殿，当在皇帝晚间已躺在床上将要安息时，他命他的玛法坐于他的床的旁边，汤若望便屈身向床上与青年的皇帝谈话。”魏特：《汤若望传》
少年天子还多次亲临汤若望住宅。“在中国历史上未之前闻的尊敬，就是皇帝有时仅只为数位侍童所扈从，有时竟带领一大批为数竟达六百名之护驾亲兵，亲临汤若望住宅，访问汤若望。扈从兵马一方面在大街上围护守候，一方面皇帝独自同汤若望坐在室内，或穿房越屋，在宅内到处走动，或令汤若望进饮食，自己随便取用。1656和1657(顺治十三年和十四年)两年之间，皇帝竟有二十四次临访汤若望于馆舍之中，作较长之晤谈。皇帝亲临民宅，这是非常稀少的事件，况且在这两年之中，除临访汤若望之外，他仅有一次出宫拜访一位皇叔于其府邸之中。他在汤若望馆舍中的行动，完全和一位朋友到了他的朋友的家里一般。”魏特：《汤若望传》，第277页。
对于孝庄太后和少年天子给予的特殊优遇和隆恩，汤若望以效忠皇上的实际行动来报答，对皇上的成长和正确地治国理政，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主要是通过交谈和上疏而进行的。
汤若望的一大贡献就是，他“仿佛是皇帝的一位慈父一般的规正者”和师友，竭力教诲、劝诫皇上，戒掉本身弊病，发扬固有的优点，做一位品德高尚励精图治的英君明主。当时的外国传教士认为，顺治皇帝福临既有很多优点，但毛病也不少，“他固然有许多优良性质资禀，绝无可疑地聪明英俊，甚至可以说是夙慧的早熟的。他的天性固然仁厚宽宏，很能听受他人底忠告，然而也能容易受恶势力底影响。”“但是，顺治的性格上，也有许多缺点，这在他这幼稚年龄里，当然不足为怪的，他在运动上，竟能把一切国家大事与义务都忘掉，游猎是他一种非常大的嗜好。”“他心内会忽然想起一种狂妄计划，而以一种青年人们底固执心肠坚决施行”，有时一件小事就能“激起他的暴怒来，竟致使他的举动如同一位发疯发狂的人一般了”。“他还是迷信的，和一切满洲人一个样，而肉感肉欲的性癖尤其特别发达”。由于“他是世界最大国家权威无限的一位主子”，没有人敢谏阻，“他略一暗示，就足够把进谏者的性命毁掉了”。只有汤若望才“有这胆量和威望，他不避一切，敢向皇帝指示皇帝所应走的道路”。②魏特：《汤若望传》第260、261页；第282、283页。
汤若望一开始“努力奋勉的”，就是改正皇上道德方面的毛病。少君在“他结婚之前，曾做了一件无道的事情”，汤若望呈递一封谏书，“并且又在四只眼睛之下，向他亲口说了些规正的言词，可是皇帝在敬聆他读谏书时，竟羞怒了起来”。因此，汤若望就走开了，可是又立即被召唤回去，“皇帝向他说，愿改过自新，并且将来仍愿聆听受劝”。皇帝结婚后，“人们仍听得到他的在道德方面的过失。因此玛法又亲自向皇帝读他所上的谏书。皇帝一开始颇强言护短，然后皇帝面色惭赤，退入于内室中去。继而他又走了出来，以平静的声音，向汤若望问说：玛法，哪一种罪过是较大的，是吝啬或是淫乐呢？若望回答说：是淫乐，尤其在地位高的人们，因为这是一种恶劣的榜样，所引起的祸害，更要多，更要大的。况且这两种罪恶中，淫乐也是更危险的。但是这两种的罪恶都是一样堪当永久的天殃的。皇帝略一思量之后，就点头默认，并且请求玛法常来向他进谏”。②。
汤若望对“皇帝学子”另一方面的劝谏，是皇上的一些习性和不恰当的爱好。“譬如说：皇上对于臣属，应持慎重缄默态度，不应当把时间消磨于嬉戏俳优的身上。又譬如说：皇上应当节制凶猛的骑驰，对于火器应当慎重小心，尤其是对于欧洲的枪炮，因为皇上对于这种兵器夙无训练，所以就极易发生意外，致受误伤，况且在这些事情上，更能给朝中那些奸恶人物造机会，借此加害于皇帝了”。有一天，福临问汤若望：“为什么大多数的官吏都这么苟且怠忽他们的职守？”汤若望直言说：“他们都是以陛下的行动为榜样的。”福临一听，“面孔上登时发起红来了，然而却深深地领受了他的警策的谏正”。②③魏特：《汤若望传》，第282页；第284页；第288页。
汤若望除了多次与皇上单独相见即“在四只眼睛之下”时，直言谏劝外，还在几年之内呈上三百多道奏疏和禀帖，对国事民生和皇上的品性言行，提出意见、建议、请求和谏劝。福临对玛法之疏帖十分重视，并“专门选择了一批出来，特地收藏于皇帝个人文书库的另一格中，并且在出宫游猎时，多半都携带身边，以便随时阅读”。其中，有好几件是关系到朝廷安危帝君尊严和大批将领的生命的军国大事。一是亲迎达赖。顺治九年五世达赖应召来朝，皇上打算亲临边地迎候达赖法驾，汉臣一致谏阻，满洲王公大臣主张亲迎。汤若望也极力谏阻，特上一道很长的谏书，又亲向皇上面奏，“谏皇帝不要自失尊严引招这一种耻辱，因为这是历史上的污点，人们永远不会忘掉的”。大学士洪承畴、陈之遴也上疏力谏，最后顺治皇帝改变了主意，派和硕承泽亲王硕塞前往迎接。②。
同年十一月定远大将军敬谨亲王尼堪统军进攻大西军晋王李定国中伏战败被斩，第二年（顺治十年）朝廷议处此案时，欲将随同出征的包括四名宗室贝勒、贝子在内的二百名将领处死。实际上尼堪之死乃系咎由自取，他仅带小队人马就拼命奔驰，脱离了大军，陷入敌方重围，以致死亡，随军将领对此“并无丝毫之过失”，他们还很快赶到，寻回尼堪尸体，把敌军打退，使对方重受损失。此时，朝中无人敢为这二百名军官向皇上恳恩求命，汤若望毅然上书，请求宽减对诸将的惩罚。“因为他从前曾谏皇帝，不要选择这位狂勇冒失的亲王为大元帅”，故现在可以将过失完全推到尼堪亲王身上。皇上接受了汤若望的求恩奏折，免去二百余名将领的死刑，改为降级革职。③。
有一次少年天子福临“心内忽然发生乐趣，要在长城之北边组织一最大规模如同打仗一般的一场游戏”。这个消息一传出来，“一般的人们，尤其是贫民，都发出悲怨之声，因为他们当时都在受着一种物价腾贵的压迫，而现在再加上一层皇差的勒逼，那就更要不堪设想，必致多人丧命的了”。汤若望得知此事后，立即觐见皇上，“直接地并不绕弯子地，把他的谏言向皇上说了出来”，福临听从了玛法的谏言，停止了这场游猎，并向那些清贫的官吏和兵丁，发下一批赏赐。②魏特：《汤若望传》，第287页；第290、291页。
影响最大的要算郑成功围攻江宁了。当顺治十六年南明延平郡王郑成功统领大军围攻江宁，南京危在旦夕之时，福临一开始失去了镇静的态度，“欲作逃回满洲之思想”，可是在被皇太后叱责之后，“他反而发起狂暴的急怒了。他拔出他的宝剑，并且宣言为他决不变更的意志，要亲自去出征，或胜或死”。他剑砍御座，宣布凡要谏阻者，一律斩杀。皇太后苦劝无效，派其奶母往劝，亦被皇上吓跑了，不跑，就要用剑砍杀。各城门已经贴出告示，晓谕人民，皇上要亲自出征，“登时全城内便起了极大的激动与恐慌”，因为老百姓“不得不随同出征”，皇上由于其性格的暴烈，极易在疆场上遇到不幸，“那么满人的统治，就又要受危险了”。群臣又怕谏劝无效招致斩杀，不敢奏谏，于是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汤若望身上，“各亲王和各贵显，各部臣和许多朝中的官吏，列为一长队到汤若望住底馆舍中，迫切地请求他援助”。汤若望很久拒绝不允，但最后仍然让步和同意了，“因满清一摇动，教会亦必随之受影响”。于是他就决定：“要为公共的安宁，为耶稣会底荣誉和教会底前途，把他的性命拿来作孤注一掷”。然后就进宫冒死谏阻，向帝呈上奏疏，“并且很深诚地恳求，不要使国家到了破坏地步。他宁愿粉身碎骨，也不愿不忠于他的职守，有所言而不言”。福临本已有些安静了，现在听了汤若望的奏谏后，情调便转变了过来，下令停止亲征。②。
汤若望的直谏、忠心和教诲，少年天子福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非常珍视的，因而他对其也给予了超出常规超出一切王公大臣的优遇。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为尊称其为“玛法”。堂堂“天下共主”至高无上的大皇帝，竟对身为臣属的一名“夷人”，尊称为“玛法”，有清一代，实为罕见。二为免除跪拜。顺治帝亲政以后，朝中文武百官和“天潢贵胄”的宗室王公，除“叔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以年老免朝贺、谢恩行礼外，汤若望这位被授为钦天监正的五品文官竟也得到了与叔王一样的优遇，免除跪拜。三是亲临馆舍。皇上曾多次临幸汤若望住宅，而且有时停留的时间很长，作竟夕之谈，谈话无拘无束。四是赏赐隆厚。皇上不仅赐予玛法帑金和朝衣凉朝帽等物，有一次还亲自赏赐玛法由少年天子亲手所画且盖有御印的扇子，“作为礼敬他的师友的表征”。五为诰封三代，六是加授封阶，七系赐予尊号，八乃赐予茔地和堂额。
顺治八年，幼帝福临诰封汤若望为通议大夫(正三品)，赐封其父、祖为为通奏大夫(从二品)，其母和祖母为二品夫人。不久又加其为太仆寺卿，寻改太常寺卿(正三品)，后又于顺治十四年授通政使司通政使(正三品)荣衔，第二年并晋授光禄大夫封号(正一品)，恩赏其祖先三代一品封典。
顺治十年三月初二，十六岁的皇上福临赐予太常寺卿管钦天监事汤若望“通玄教师”称号，此时是赐予“通玄教师”称号，后来为避康熙帝玄烨之讳，乃改“玄”为“悬”，现仍从初封之名。加俸一倍，赐以敕谕。其敕全文如下：
“朕惟国家肇造鸿业，以授时定历为急务。羲和而后，如汉洛下闳、张衡、唐李淳风、僧一行诸人，于历法代有损益，独于日月朔望交会分杪之数，错误尚多，以致气候刻应不验。至于有元郭守敬，号为精密，然经纬之度尚不能符合天行，其后晷度亦遂积差矣。尔汤若望来自西洋，涉海十万里，明末居京师，精于象纬，闳通历法，其时大学士徐光启特荐于朝，令修历局中，一时专家治历如魏文奎等，推测之法，实不及尔，但以远人之故，多忌成功，历十余年，终不见用。朕承天眷，定鼎之初，爰咨尔姓名，为朕修大清时宪历，迄于有成，可谓勤矣。尔又能洁身持行，尽心乃事，董率群官，可谓忠矣，比之古洛下闳诸人，不既优乎！今特锡尔嘉名为通悬(玄)教师，余守秩如故，俾知天生贤人，佐佑定历，补数千年之厥略，成一代之鸿书，非偶然也。尔其益懋厥修，以服厥官，传之史册，岂不美哉！”《清世祖实录》第73卷第2、3页。
顺治十一年三月，帝赐阜成门外利玛窦坟地两旁地亩作为将来汤若望的茔地，十二年二月又赐御书“通玄佳境”堂额，令恭悬于宣武门内教堂，并为其亲撰碑文，刻于教堂门前，表扬汤若望“事神尽虔，事君尽职”。
一些汉大臣对汤若望的直言进谏，为国效力，也甚为赞扬。曾任都察院左都御史的龚鼎孳为汤若望所撰《汤道未七十寿序》赞扬说：“(先生)睹时政之得失，必手疏以密陈，举凡修身事天，展亲笃旧，恤民勤民，用贤纳谏，下宽大之令，慎刑狱之威，固人心，镞厉士气，随事匡建，知无不言。……乃至猎阻相如，表抗韩愈，抵触忌讳，罔慑震霆，微闻拂耳，终皆纳牖，最后则直陈万世之大计，更为举朝所难言”。龚鼎孳：《汤道未七十寿序》，《定山堂文集》第4卷。
从顺治八年到十四年，汤若望成为少年天子亲密的尊崇的玛法和师友，备受皇上特宠，常为少帝指点迷津，直言相谏，善语劝诫，帝也大都采纳，但在三个重大问题上，汤若望的努力，没有成功。汤若望十分讨厌太监和喇嘛教，多次激烈诤劝，可皆未达到目的。汤若望作为北京耶稣会会长，虽对传播耶稣会起了重大作用，北京传教区的教徒增加到一万三千名左右，但教会的最大愿望，汤若望竭力追求的目标，即让顺治帝入教，信奉天主，却未能实现。而且由于太监的捣乱和佛教的影响，顺治末年少年天子逐渐疏远了他尊敬的玛法，而转为笃信佛祖了。
三、“大觉禅师”赐帝“行痴”法号。
顺治帝福临亲政之初，励精图治，欲以文教定天下，常与儒臣探讨治国之道，对佛教并不崇信，甚至还对其有所讥讽。顺治十年(1653)正月三十日，他与大学士陈名夏商讨天下治乱之因和国祚长久之法时，曾对喇嘛僧道加以贬斥说：“喇嘛竖旗，动言逐鬼，朕想，彼安能逐鬼，不过欲惑人心耳。”陈名夏立即赞同，奏称：“皇上此言，真洞悉千载之迷，尝谓有道之世，其鬼不灵，光天化日，岂有逐鬼之事。”帝又说：孝子顺孙追念祖父母、父母，“欲展己诚，延请僧道，尽心焉耳，岂真能作福耶？”名夏又奏：“有学识之人，必不肯延僧道，为此者，多小民耳。”《清世祖实录》第91卷第28页。
一、博古通今中行纸上。
顺治帝福临六岁登基，由于摄政王多尔衮欲图长期独揽大权，故不为幼君配备名师，精心培育，群臣言及此事，亦借口推诿，或根本不予理睬。顺治元年(1644)正月十八日，都察院承政、辅国公满达海等特上启于摄政睿亲王多尔衮摄政郑亲王济尔哈朗，要求为少主配备师傅讲课说：“二王身任勤劳，心怀忠义，所以承祖业而辅国也。今皇上聪明天纵，年尚冲幼，若不及时勤学，则古今兴废之道，无由而知，宜慎选博学明经之端人正士，置诸左右，朝夕讲论，以资启沃。”二王以帝年幼推辞说：尔等所言甚是，御前择人进讲，我等亦思及此，但以年方冲幼，尚须迟一二年。《清世祖实录》第3卷第5页。
过了半年多，顺治元年十月初二，即福临在北京举行即位大典(实即第二次登基大典)之前八天，户科给事中郝杰又奏请为帝讲学开设经筵说：“从古帝王，无不懋修君德，首重经筵，今皇上睿资凝命，正宜及时典学，请择端雅儒臣，日择进大学衍义及尚书典谟数条，更宜尊旧典，遣祀阙里，示天下所宗。”摄政王以帝名义降旨说：请开经筵，祀阙，俱有俾新政，俟次第举行。《清世祖实录》第9卷第7页。
又过了几个月，顺治二年三月十二日，大学士冯铨、洪承畴又奏请为帝延师讲学说：“上古帝王，奠安天下，必以修德勤学为首务，故金世宗、元世祖皆博综典籍，勤于文学，至今犹称颂不衰。皇上承太祖、太宗之大统，聪明天纵，前代未有，今满书俱已熟习，但帝王修身治人之道，尽备之于经，一日之间，万机待理，必习汉文晓汉语，始上意得达，而下情易通。伏祈择满汉词臣，朝夕进讲，则圣德日进，而治化亦光矣。”《清世祖实录》第15卷第5、6页。
顺治元年，福临六岁，二年，七岁，完全需要也可以上学听讲了，但多尔衮始则找借口予以拖延，到了此时，哪怕是荣为大学士且系睿王之亲信大臣冯铨、洪承畴为此事专奏，亦不采纳，并且干脆不予理睬，不加批示。其意图十分明显，故从此以后，满汉群臣再也不敢奏及此事。
既无师傅讲解督促，天真幼童岂不贪玩游耍，满洲习俗又是酷爱射猎，因此身为天下共主的小皇帝福临便成天嬉耍骑射，不读诗书。后来稍大一些，十一二岁十二三岁时，或系聪睿母后密授秘策，或系帝已深知危境，故而有意韬晦于日猎玩乐，懒阅书籍。总之，顺治八年正月亲政之前，福临很少读书。
亲政以后，日理万机，哪有多少闲余时间潜心学习。照此看来，福临岂不成了一位腹中空空呆笨低能目不识丁的傻瓜皇帝！然而，事实截然相反。
从顺治八年正月亲政，到十八年正月初七病逝，十年之内，这位昔不谙诗书的幼君，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不仅不傻不孤陋寡闻，而且博古通今，熟谙经史子集，通晓治乱兴衰历史，且书画双妙，诗文皆工，精通儒释真谛，成为中国历史上罕有的英俊饱学之君。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奇迹？他在顺治十六年与高僧木陈的一番对答，说清楚了这一奥秘。
木陈所著的《北游集》有下述一段记载：
“上一日同师(木陈)座次，侍臣抱书一束，约十余本，置上前。上因语师曰：此朕读过底书，请老和尚看看。师细简一编，皆《左》、《史》、《庄》、《骚》、先秦两汉唐宋八大家，以及元明撰著，无不毕备。上曰：朕极不幸，五岁时先太宗早已晏驾，皇太后生朕一人，又极娇养，无人教训，坐此失学。年至十四，九王薨，方始亲政，阅诸臣章奏，茫然不解。由是发愤读书，每晨牌至午，理军国大事外，即读至晚，然顽心尚在，多不能记。逮五更起读，天宇空明，始能背诵。计前后诸书，读了九年，曾经呕血。从老和尚来后，始不苦读，今唯广览而已。”本篇所引《北游集》及《玉林年谱》，皆系转引自《陈垣史学论著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
这番对答，清楚地显示了顺治帝为了治国理政而发愤读书，在日理万机的异常忙碌形势下，从早到晚，抓紧诵读，九年如一日，勤读苦读到了呕血的程度，加上他的聪睿天赋，终于弥补了童年之耽误，博览群书，精通诸子百家，为他解决军政财经各方面的大难题，治好大清国，准备了充分的学术、思想、文化条件。
福临除了深知孔孟之道，用以治国理政以外，对文学也有很高的造诣，这在他对历代名家的评论上，以及其对佳作之倒背如流，可以看得出来。《北游集》又载，有一天，福临与木陈“广谭古今词赋，谓词如楚骚，赋如司马相如，皆所谓开天辟地之文。至若宋臣苏轼前后《赤壁赋》，则又独出机杼，别成一调，尤为精妙。老和尚看者两篇，前后孰优？师曰：非前篇之游神道妙，无由知后篇之寓意深长，前赋即后赋，难置优劣也。上曰：老和尚论得极当。乃通诵前赋一篇，问师曰：念得不错么？师曰：不错。上复言：晋朝无文字，唯陶渊明《归去来辞》独佳。亦为师诵之。又诵《难骚》，至中间觉龃龉。乃曰：久不经意，忘前失后矣”！
福临常命廷臣献诗或召试其才。学士陈廷进奉谕进所作之诗，“上览其咏石榴子云：风霜历后含苞实，只有丹心老不迷。诵之至再”。检讨秦松龄在其初召试写的《咏鹤诗》中，有“高鸣常向月，善舞不迎人”之句，福临“大加称赏，以为有品”。余金：《熙朝新语》第1卷。
顺治帝读书之博，求知之勤，悟性之高，实为罕见，令人惊佩。相传丘琼山进一寺庙，见四壁俱画《西厢》。丘遂问道：空门安能有此？寺僧答称：老僧从此悟禅。丘琼山又问：从何处悟？僧答：是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丘笑而点头赞同。
这“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是《西厢记》中张生初见双文时所说之话，顺治时大文豪尤侗，一时心血来潮，以此句作为八股题目，按八股体例，戏作一篇，载入其所刻印的《西堂杂俎》。
顺治十五年的一天，学士王熙侍经筵，福临竟在这庄严的帝君讲学求知场合，谈起老僧四壁皆画西厢都在临去秋波悟禅公案来了，王熙奏称，尤侗曾著此文，帝“立索览，亲加批点，称才子者再”。第三年，顺治十七年二月，福临幸南海子，问新科状元徐元文与侗之师弟源流和受业本末，又对尤侗之作“大加称奖”。
不仅如此，当木陈至京后，帝又与他谈起此事。尤侗之《西堂集》卷首有《弘觉禅师(即木陈)语录》一则，略谓：“上一日叹新状元徐元文业师尤侗极善作文字，因命侍臣取其文集来，内有《临去秋波那一转》时艺，篇末云：参学人试于此下一转语。上忽掩卷：请老和尚下。师云：不是山僧境界。时(木陈之弟子天岸)首座在席，上曰：天岸何如？曰：不风流处也风流。上为大笑。”顺治帝爱读《西厢记》，理解颇深，又懂八股文，故对尤侗之文击节叹赏如此。
福临还与木陈论学之时，互相考问。《北游集》又载：“上一日持一韵本示师曰：此词曲家所用之韵，与沈约诗韵大不相同。又言：《西厢》亦有南北调之分，老和尚可曾看过么？师曰：少年曾翻阅，至于南北《西厢》，实未辨也。上曰：老和尚看此词何如？师曰：风情韵致，皆从男女居室上体贴出来，非诸词所逮也。师乃问上：《红拂记》曾经御览否？上曰：《红拂》词妙，而道白不佳。师曰：何如？上曰：不合用四六词，反觉头巾气，使人听之生趣索然矣。师曰：敬服圣论。”帝之评论《红拂》优劣，颇为中肯，其对诗词之音韵了解亦深，可见其文学造诣甚高。
福临虽然深居九重，却力访新出佳著，连远在千里之外苏州名生金圣叹之新作，亦已阅读，且加以中肯的评论。《北游集》又载：有一天，福临与木陈论学时，帝问道：“苏州有个金若，老和尚可知其人么？”木陈答称：“闻有个金圣叹，未知是否？”福临说：“正是其人。他曾批评《西厢》《水浒传》，议论尽有遐思，未免太生穿凿，想是才高而僻者。”
《北游集》又载：“上读过底书，有制艺二百篇，皆洪武开科以来乡会试程文。师曰：此八股头文字，皇上读他何用？上曰：老和尚顾不知，那朕要复试进士文章，如史大成、孙承恩、徐元文，三科状元，皆朕亲自擢取，的是敝门生也。”
福临既博古通今，熟谙经史子集，又对书画很有造诣，能评能讲，能书善画。他曾和木陈讨论书法，并临场挥毫书写。《北游集》载：“上一日问师：先老和尚与雪峤大师书法孰优？师曰：先师学力既到，天分不如。雪大师天资极高，学力稍欠。故雪师少结构，先师乏生动，互有短长也。先师常语曰：老僧半生务作，运个生硬手腕，东涂西抹，有甚好子，亏我胆大耳。上曰，此正先老和尚之所以善书也，挥毫时若不胆大，则心手不能相忘，到底欠于灵活。木陈说：第辈未获睹龙蛇势耳。上曰：老和尚处有大笔与纸么？乃命侍臣研墨，即席濡毫，擘窠书一敬字。复起立连书数幅，持一示师曰：此幅何如？师曰：此幅最佳，乞赐道。上连道不堪。师就上手撤得曰：恭谢天恩。”
木陈于顺治十七年五月离京南返前，帝特书“敬佛”二大字相赐。同年冬，帝又赐木陈御书唐岑参《春梦诗》一幅，其诗为“洞房昨夜春风起，遥忆美人湘江水。枕上片时春梦中，行尽江南数千里”。木陈之弟子旅庵，奉帝旨留京住持前门善果寺。此御书即存于寺中。王士：《池北偶谈》第3卷，《善果寺御书》。清初文豪王士称赞福临之书法说：西山新法海寺，“殿有巨碑，刻敬佛二字，笔势飞动，世祖御书也。”王士：《池北偶谈》第1卷，《世祖御书》。
福临喜爱和奖励善书之人。陈康祺之《郎潜纪闻》二笔卷六《世祖识秦书法》条载称：“顺治乙未(十二年)会试榜发，世祖章皇帝正留意文学，命取原卷进御，览之称善者数试。比廷试卷进呈，世祖阅至第三人卷，顾谓读卷官傅聊城以渐曰：卿知此卷为谁？傅公谢不知。世祖曰：此会元秦作也，朕于其书法知之。拆卷果然。世祖大悦，召见南海子，赐袍服，比第一人”。他还对人极力称赞内侍张斐然与供奉虞世璎书法甚佳，“一学颜欧，一学钟王，皆妙得其家风”。木陈：《北游集》。
顺治帝也很爱好画画，成就很大。谈迁的《北游录》《纪邮》下载：顺治十二年十二月初七，“上传吴太史及庶吉士严子餐沆、行人张恭恂各作画以进，太史方点染山水，明日共进。时朝廷好画，先是户部尚书戴明说、大理寺卿王先士、□□□□程正揆，各命以画进”。
帝好作画，并赏赐群臣。王士盛赞帝之画法高超。他在其《池北偶谈》第十二卷《世祖御笔》条中，写道：“康熙丁未(六年)上元夜，于礼部尚书王公崇简青箱堂，恭睹世祖章皇帝御笔山水小幅，写林峦向背水石明晦之状，真得宋、元人三昧。上以武功定天下，万几之余，游艺翰墨，时以奎藻颁赐部院大臣，而胸中丘壑又有荆、关、倪、黄辈所不到者，真天纵也。”
少年天子福临还能以手指之螺纹，印画水中。王士于《池北偶谈》第十三卷《御画中》条中记述说：“戊申(康熙七年)新正五日，过宋牧仲慈仁寺僧舍，恭睹世祖章皇帝画渡水中，乃赫纸上用指上螺纹印成之，意态生动，笔墨烘染所不能到。又风竹一幅，上有‘广运之宝’。”
福临这位少年天子，真是书画双妙文史兼优的罕有奇才。
二、“通玄教师”指点天子迷津。
“通玄教师”，乃少年天子赐予汤若望的封号。汤若望(1592―1666)是德国耶稣会传教士，于明天启二年(1622)来华。他通晓天文，译著甚丰，在华传教修历，成就颇大，影响甚广。
汤若望曾在明朝历局任事，卓有成效，并督造大炮二十门、小炮五百门，因而受到崇祯帝的褒奖。顺治元年(1644)清军入京后，摄政王多尔衮赏识汤若望之历法，于十一月命其掌钦天监监印，并谕所属该监官员，今后一切进历、占候、选择等事，“悉听掌印官举行”。随后又以其“创立新法，勤劳懋著”，加其以太常寺少卿衔。
顺治八年正月少年天子福临亲政以后，更对汤若望宠信有加，这主要是由于下述两个因素。其一是皇太后对汤若望的尊重和信赖。这是由于一件偶然的事所开始的。在顺治八年夏季的一天里，忽然有三位满洲妇女来到汤若望的住宅。她们说，她们是汤若望认识的一位亲王的眷属，她的府邸中的郡主身患重病，郡主的母亲不相信医生，愿听听汤若望的意见。根据来人对郡主病症的介绍加以推断，汤若望断定郡主之病并不严重，遂将一面圣牌交给她们说：“如病者把这圣物挂在胸前，那她在四天之内便可病体痊愈。”五天之后，这三位妇女又至汤宅，拿出了一大批钱财和金银绣花的丝织物，作为报酬。“因为郡主果然是在四天之内恢复了康健。”几天之后，她们又送了些钱来。又过了数日，一位蒙古妇女来到汤宅，“献给他一宗更大的款项，作为购买蜜蜡和其他作神事物品之用。”这位蒙古妇女向汤若望讲了真话。她说，她的女主人就是皇帝的母亲，那位郡主就是皇帝的未婚妻，将在八月举行大婚典礼。她又说：“这位皇太后将来要以父执敬礼汤若望，并且要作他一切之所命令的，她愿意汤若望以女儿看待她。”
皇帝大婚典礼举行后，“汤若望亲趋宫廷，庆贺他这义女新近所获上的尊号”。因为他本来是免除一切朝役之劳的，所以他这次的祝贺，“就被太后很感谢地认为是一种特别礼敬注意的表示了。皇太后特由臂腕上脱下金镯两只，遣一宫女送赐汤若望，作为他祝贺的报答。差来的宫女不容汤若望按照朝仪跪领皇太后底赏赐，因为这是于义父对义女的身份有所不合的”。②魏特：《汤若望传》，杨丙辰译，商务印书馆1947年出版，第264、265页；第266页。这时，汤的一位仆人进来，向主人说要为庄田买一头耕牛之时，宫女悄悄地听到了。几天以后，她又来到汤若望住宅，带来两头健壮耕牛，“这是皇太后陛下赏赐给他的，并且还问他的安好。皇太后颇以为异，为什么她的义父还在他的义女前，把这样一件小的事情隐瞒不提”。汤若望把两面圣牌交宫女带回，作为返进敬礼，一面圣牌进呈皇后，一面圣牌进呈皇太后。这两面圣牌是应当于她们外衣下系于颈项上的，以免别人注意，“可是皇太后陛下却把这圣牌戴在外衣之上”。当汤若望要在教堂前建立一座大理石牌坊时，“皇太后未经汤若望之请求，竟自动地捐助巨款，为的是也要在天主底神台前建立功绩”。同时她使人送来许多蜜蜡，请汤若望为她祷告，因为她十天以来即已患病。“可是在她这请求汤若望祷告之次，她竟得以霍然病愈”。②。
孝庄皇太后对汤若望的特殊尊重、信赖及其双方之间的“义父”与“义女”的关系，自然对少年天子产生了很大影响，这是促使福临对汤若望格外敬佩和倚赖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福临之所以在七八年内对汤若望之特别尊重和信任的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他本人的因素。福临虽爱母后且倚其为治政的最高参谋，但祖制规定，皇帝乾纲独断，即使贵为太后，也不能干涉朝政，且福临又是个性格倔强之君，若他认准了决定了要如何处理某事，那么，哪怕是母后也不能改变他的决定，废去皇后之事即一明证。
福临本人之所以对汤若望异常信赖和尊敬，首先是因为，在他极为困难的时刻，汤若望给予了皇上十分宝贵的忠告和鼓励。顺治帝福临在顺治八年正月亲政后召集的头几次王公大臣的会议中，“有一次他很感激地提及汤若望神父，因为他是使他注意到他的皇叔底专权跋扈，而且并曾预言他的皇叔底早死的”。魏特：《汤若望传》。福临是由大学士范文程介绍，而认识汤若望的，虽然没有资料写明少年天子与大神父开始见面的具体日期，但从上述福临的谈话，可以肯定是在睿王多尔衮摄政之时。福临之话很短，只有三十来个字，只是两句话，但很重要，表明了两个重大问题。一是大神父提醒皇上，摄政王在专权跋扈，二是大神父预言皇叔将要早死。前一句话向福临敲响了警钟，皇叔既然专权跋扈，也难免会有异心，福临应设法对付，防止突然事变。后一句话则是给予了皇上充分的信心，皇叔虽凶，威严无比，势焰熏天，皇上处境虽危，无力反抗皇叔，随时都有被废被谋害的危险，但这只是黎明前的黑暗，光明之日即将到来，因为皇叔尽管只有三十多岁，应该是风华正茂之年，但却就要短命夭折，而且果然在三十九岁时便突然死去。这对鼓励皇上满怀信心坚持下去，耐心等待，静观其变，起了很大作用。这两句话给皇上帮了大忙，也显示了大神父的无比智慧和过人胆识及其对皇上的无限忠心。需知，在皇父摄政王多尔衮在世之日，谁要说了上述两句话，甚至是其中的一句话，都要被处以满门抄斩的大罪！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有第二人对少年天子在睿王专政日讲了这样的话，汤若望真是皇上的最大忠臣和最智慧的指点迷津的伟大神父。所以，少年天子福临才在御前会议上“很感激地”讲起此事，所以他才对汤若望非常尊敬和万分信赖。
同时，汤若望之正直、善良、勇敢、一心要为黎民谋利去害的高贵品质，及其博闻广见智慧机敏，正是亲政后以明君自期、欲图做番事业、求知若渴的福临急需倚任的贤臣和老师，这更增深了双方的情谊。
因此，少年天子对汤若望的尊崇和优遇，在好几年内，超过了任何人。福临尊称汤若望为“玛法”。玛法是满语之音译，意为“祖辈”“祖宗”“祖父”，或“年纪辈数高者”。时人记述福临与汤若望之间的特殊的、亲密的关系及帝对玛法尊敬优遇之情时，有这样一段叙述：
“这位皇帝这样充满了信仰与敬爱，向他的这位‘父师’仰视着。……在他们那时常会聚的时机里，聪明的求知若渴的皇帝学子，要求汤若望对于一切可能事件的解答，譬如日食与月食之原理，彗星或流星等问题，再就是物理的问题，和关于这一位或那一位官员的问题，或行政的问题，或钦天监下级生员有无进步的问题。汤若望寻常是按照东方习俗，交盘双腿坐于皇帝旁边的一个坐垫上的，因为把腿伸出，是人们视为失礼不敬的。有时因坐的时间过久，他的双腿竟至麻木失觉，然后皇帝就亲助他起立，支扶着他，……即便在国家大典朝会时，皇帝坐于宝座上，汤若望亦是不得不走上丹墀，直接坐于宝座之前的坐垫上的。甚至他曾多次被召入皇帝寝殿，当在皇帝晚间已躺在床上将要安息时，他命他的玛法坐于他的床的旁边，汤若望便屈身向床上与青年的皇帝谈话。”魏特：《汤若望传》
少年天子还多次亲临汤若望住宅。“在中国历史上未之前闻的尊敬，就是皇帝有时仅只为数位侍童所扈从，有时竟带领一大批为数竟达六百名之护驾亲兵，亲临汤若望住宅，访问汤若望。扈从兵马一方面在大街上围护守候，一方面皇帝独自同汤若望坐在室内，或穿房越屋，在宅内到处走动，或令汤若望进饮食，自己随便取用。1656和1657(顺治十三年和十四年)两年之间，皇帝竟有二十四次临访汤若望于馆舍之中，作较长之晤谈。皇帝亲临民宅，这是非常稀少的事件，况且在这两年之中，除临访汤若望之外，他仅有一次出宫拜访一位皇叔于其府邸之中。他在汤若望馆舍中的行动，完全和一位朋友到了他的朋友的家里一般。”魏特：《汤若望传》，第277页。
对于孝庄太后和少年天子给予的特殊优遇和隆恩，汤若望以效忠皇上的实际行动来报答，对皇上的成长和正确地治国理政，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主要是通过交谈和上疏而进行的。
汤若望的一大贡献就是，他“仿佛是皇帝的一位慈父一般的规正者”和师友，竭力教诲、劝诫皇上，戒掉本身弊病，发扬固有的优点，做一位品德高尚励精图治的英君明主。当时的外国传教士认为，顺治皇帝福临既有很多优点，但毛病也不少，“他固然有许多优良性质资禀，绝无可疑地聪明英俊，甚至可以说是夙慧的早熟的。他的天性固然仁厚宽宏，很能听受他人底忠告，然而也能容易受恶势力底影响。”“但是，顺治的性格上，也有许多缺点，这在他这幼稚年龄里，当然不足为怪的，他在运动上，竟能把一切国家大事与义务都忘掉，游猎是他一种非常大的嗜好。”“他心内会忽然想起一种狂妄计划，而以一种青年人们底固执心肠坚决施行”，有时一件小事就能“激起他的暴怒来，竟致使他的举动如同一位发疯发狂的人一般了”。“他还是迷信的，和一切满洲人一个样，而肉感肉欲的性癖尤其特别发达”。由于“他是世界最大国家权威无限的一位主子”，没有人敢谏阻，“他略一暗示，就足够把进谏者的性命毁掉了”。只有汤若望才“有这胆量和威望，他不避一切，敢向皇帝指示皇帝所应走的道路”。②魏特：《汤若望传》第260、261页；第282、283页。
汤若望一开始“努力奋勉的”，就是改正皇上道德方面的毛病。少君在“他结婚之前，曾做了一件无道的事情”，汤若望呈递一封谏书，“并且又在四只眼睛之下，向他亲口说了些规正的言词，可是皇帝在敬聆他读谏书时，竟羞怒了起来”。因此，汤若望就走开了，可是又立即被召唤回去，“皇帝向他说，愿改过自新，并且将来仍愿聆听受劝”。皇帝结婚后，“人们仍听得到他的在道德方面的过失。因此玛法又亲自向皇帝读他所上的谏书。皇帝一开始颇强言护短，然后皇帝面色惭赤，退入于内室中去。继而他又走了出来，以平静的声音，向汤若望问说：玛法，哪一种罪过是较大的，是吝啬或是淫乐呢？若望回答说：是淫乐，尤其在地位高的人们，因为这是一种恶劣的榜样，所引起的祸害，更要多，更要大的。况且这两种罪恶中，淫乐也是更危险的。但是这两种的罪恶都是一样堪当永久的天殃的。皇帝略一思量之后，就点头默认，并且请求玛法常来向他进谏”。②。
汤若望对“皇帝学子”另一方面的劝谏，是皇上的一些习性和不恰当的爱好。“譬如说：皇上对于臣属，应持慎重缄默态度，不应当把时间消磨于嬉戏俳优的身上。又譬如说：皇上应当节制凶猛的骑驰，对于火器应当慎重小心，尤其是对于欧洲的枪炮，因为皇上对于这种兵器夙无训练，所以就极易发生意外，致受误伤，况且在这些事情上，更能给朝中那些奸恶人物造机会，借此加害于皇帝了”。有一天，福临问汤若望：“为什么大多数的官吏都这么苟且怠忽他们的职守？”汤若望直言说：“他们都是以陛下的行动为榜样的。”福临一听，“面孔上登时发起红来了，然而却深深地领受了他的警策的谏正”。②③魏特：《汤若望传》，第282页；第284页；第288页。
汤若望除了多次与皇上单独相见即“在四只眼睛之下”时，直言谏劝外，还在几年之内呈上三百多道奏疏和禀帖，对国事民生和皇上的品性言行，提出意见、建议、请求和谏劝。福临对玛法之疏帖十分重视，并“专门选择了一批出来，特地收藏于皇帝个人文书库的另一格中，并且在出宫游猎时，多半都携带身边，以便随时阅读”。其中，有好几件是关系到朝廷安危帝君尊严和大批将领的生命的军国大事。一是亲迎达赖。顺治九年五世达赖应召来朝，皇上打算亲临边地迎候达赖法驾，汉臣一致谏阻，满洲王公大臣主张亲迎。汤若望也极力谏阻，特上一道很长的谏书，又亲向皇上面奏，“谏皇帝不要自失尊严引招这一种耻辱，因为这是历史上的污点，人们永远不会忘掉的”。大学士洪承畴、陈之遴也上疏力谏，最后顺治皇帝改变了主意，派和硕承泽亲王硕塞前往迎接。②。
同年十一月定远大将军敬谨亲王尼堪统军进攻大西军晋王李定国中伏战败被斩，第二年（顺治十年）朝廷议处此案时，欲将随同出征的包括四名宗室贝勒、贝子在内的二百名将领处死。实际上尼堪之死乃系咎由自取，他仅带小队人马就拼命奔驰，脱离了大军，陷入敌方重围，以致死亡，随军将领对此“并无丝毫之过失”，他们还很快赶到，寻回尼堪尸体，把敌军打退，使对方重受损失。此时，朝中无人敢为这二百名军官向皇上恳恩求命，汤若望毅然上书，请求宽减对诸将的惩罚。“因为他从前曾谏皇帝，不要选择这位狂勇冒失的亲王为大元帅”，故现在可以将过失完全推到尼堪亲王身上。皇上接受了汤若望的求恩奏折，免去二百余名将领的死刑，改为降级革职。③。
有一次少年天子福临“心内忽然发生乐趣，要在长城之北边组织一最大规模如同打仗一般的一场游戏”。这个消息一传出来，“一般的人们，尤其是贫民，都发出悲怨之声，因为他们当时都在受着一种物价腾贵的压迫，而现在再加上一层皇差的勒逼，那就更要不堪设想，必致多人丧命的了”。汤若望得知此事后，立即觐见皇上，“直接地并不绕弯子地，把他的谏言向皇上说了出来”，福临听从了玛法的谏言，停止了这场游猎，并向那些清贫的官吏和兵丁，发下一批赏赐。②魏特：《汤若望传》，第287页；第290、291页。
影响最大的要算郑成功围攻江宁了。当顺治十六年南明延平郡王郑成功统领大军围攻江宁，南京危在旦夕之时，福临一开始失去了镇静的态度，“欲作逃回满洲之思想”，可是在被皇太后叱责之后，“他反而发起狂暴的急怒了。他拔出他的宝剑，并且宣言为他决不变更的意志，要亲自去出征，或胜或死”。他剑砍御座，宣布凡要谏阻者，一律斩杀。皇太后苦劝无效，派其奶母往劝，亦被皇上吓跑了，不跑，就要用剑砍杀。各城门已经贴出告示，晓谕人民，皇上要亲自出征，“登时全城内便起了极大的激动与恐慌”，因为老百姓“不得不随同出征”，皇上由于其性格的暴烈，极易在疆场上遇到不幸，“那么满人的统治，就又要受危险了”。群臣又怕谏劝无效招致斩杀，不敢奏谏，于是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汤若望身上，“各亲王和各贵显，各部臣和许多朝中的官吏，列为一长队到汤若望住底馆舍中，迫切地请求他援助”。汤若望很久拒绝不允，但最后仍然让步和同意了，“因满清一摇动，教会亦必随之受影响”。于是他就决定：“要为公共的安宁，为耶稣会底荣誉和教会底前途，把他的性命拿来作孤注一掷”。然后就进宫冒死谏阻，向帝呈上奏疏，“并且很深诚地恳求，不要使国家到了破坏地步。他宁愿粉身碎骨，也不愿不忠于他的职守，有所言而不言”。福临本已有些安静了，现在听了汤若望的奏谏后，情调便转变了过来，下令停止亲征。②。
汤若望的直谏、忠心和教诲，少年天子福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非常珍视的，因而他对其也给予了超出常规超出一切王公大臣的优遇。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为尊称其为“玛法”。堂堂“天下共主”至高无上的大皇帝，竟对身为臣属的一名“夷人”，尊称为“玛法”，有清一代，实为罕见。二为免除跪拜。顺治帝亲政以后，朝中文武百官和“天潢贵胄”的宗室王公，除“叔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以年老免朝贺、谢恩行礼外，汤若望这位被授为钦天监正的五品文官竟也得到了与叔王一样的优遇，免除跪拜。三是亲临馆舍。皇上曾多次临幸汤若望住宅，而且有时停留的时间很长，作竟夕之谈，谈话无拘无束。四是赏赐隆厚。皇上不仅赐予玛法帑金和朝衣凉朝帽等物，有一次还亲自赏赐玛法由少年天子亲手所画且盖有御印的扇子，“作为礼敬他的师友的表征”。五为诰封三代，六是加授封阶，七系赐予尊号，八乃赐予茔地和堂额。
顺治八年，幼帝福临诰封汤若望为通议大夫(正三品)，赐封其父、祖为为通奏大夫(从二品)，其母和祖母为二品夫人。不久又加其为太仆寺卿，寻改太常寺卿(正三品)，后又于顺治十四年授通政使司通政使(正三品)荣衔，第二年并晋授光禄大夫封号(正一品)，恩赏其祖先三代一品封典。
顺治十年三月初二，十六岁的皇上福临赐予太常寺卿管钦天监事汤若望“通玄教师”称号，此时是赐予“通玄教师”称号，后来为避康熙帝玄烨之讳，乃改“玄”为“悬”，现仍从初封之名。加俸一倍，赐以敕谕。其敕全文如下：
“朕惟国家肇造鸿业，以授时定历为急务。羲和而后，如汉洛下闳、张衡、唐李淳风、僧一行诸人，于历法代有损益，独于日月朔望交会分杪之数，错误尚多，以致气候刻应不验。至于有元郭守敬，号为精密，然经纬之度尚不能符合天行，其后晷度亦遂积差矣。尔汤若望来自西洋，涉海十万里，明末居京师，精于象纬，闳通历法，其时大学士徐光启特荐于朝，令修历局中，一时专家治历如魏文奎等，推测之法，实不及尔，但以远人之故，多忌成功，历十余年，终不见用。朕承天眷，定鼎之初，爰咨尔姓名，为朕修大清时宪历，迄于有成，可谓勤矣。尔又能洁身持行，尽心乃事，董率群官，可谓忠矣，比之古洛下闳诸人，不既优乎！今特锡尔嘉名为通悬(玄)教师，余守秩如故，俾知天生贤人，佐佑定历，补数千年之厥略，成一代之鸿书，非偶然也。尔其益懋厥修，以服厥官，传之史册，岂不美哉！”《清世祖实录》第73卷第2、3页。
顺治十一年三月，帝赐阜成门外利玛窦坟地两旁地亩作为将来汤若望的茔地，十二年二月又赐御书“通玄佳境”堂额，令恭悬于宣武门内教堂，并为其亲撰碑文，刻于教堂门前，表扬汤若望“事神尽虔，事君尽职”。
一些汉大臣对汤若望的直言进谏，为国效力，也甚为赞扬。曾任都察院左都御史的龚鼎孳为汤若望所撰《汤道未七十寿序》赞扬说：“(先生)睹时政之得失，必手疏以密陈，举凡修身事天，展亲笃旧，恤民勤民，用贤纳谏，下宽大之令，慎刑狱之威，固人心，镞厉士气，随事匡建，知无不言。……乃至猎阻相如，表抗韩愈，抵触忌讳，罔慑震霆，微闻拂耳，终皆纳牖，最后则直陈万世之大计，更为举朝所难言”。龚鼎孳：《汤道未七十寿序》，《定山堂文集》第4卷。
从顺治八年到十四年，汤若望成为少年天子亲密的尊崇的玛法和师友，备受皇上特宠，常为少帝指点迷津，直言相谏，善语劝诫，帝也大都采纳，但在三个重大问题上，汤若望的努力，没有成功。汤若望十分讨厌太监和喇嘛教，多次激烈诤劝，可皆未达到目的。汤若望作为北京耶稣会会长，虽对传播耶稣会起了重大作用，北京传教区的教徒增加到一万三千名左右，但教会的最大愿望，汤若望竭力追求的目标，即让顺治帝入教，信奉天主，却未能实现。而且由于太监的捣乱和佛教的影响，顺治末年少年天子逐渐疏远了他尊敬的玛法，而转为笃信佛祖了。
三、“大觉禅师”赐帝“行痴”法号。
顺治帝福临亲政之初，励精图治，欲以文教定天下，常与儒臣探讨治国之道，对佛教并不崇信，甚至还对其有所讥讽。顺治十年(1653)正月三十日，他与大学士陈名夏商讨天下治乱之因和国祚长久之法时，曾对喇嘛僧道加以贬斥说：“喇嘛竖旗，动言逐鬼，朕想，彼安能逐鬼，不过欲惑人心耳。”陈名夏立即赞同，奏称：“皇上此言，真洞悉千载之迷，尝谓有道之世，其鬼不灵，光天化日，岂有逐鬼之事。”帝又说：孝子顺孙追念祖父母、父母，“欲展己诚，延请僧道，尽心焉耳，岂真能作福耶？”名夏又奏：“有学识之人，必不肯延僧道，为此者，多小民耳。”《清世祖实录》第91卷第2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