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肖文化--春牛辟地

三、耕犁的演变

犁是人力或畜力牵引的划沟式翻地农具，是古代农具的主要形式，反映了传统农业的发展水平，而且犁具的发展变化，又影响了其他农具的发展变化。但是，不管犁具如何变化，都是离不开耕牛牵引的，因此，在谈到牛在农业上的作用时，必须考察一下犁具的演变过程，从而更能理解牛对古代农业发展的贡献。

（一）犁是在中国本土产生的

有的外国学者认为犁耕是在一个中心地区发明的，然后传到其他国家，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日本学者家永泰光，他曾写了一本《犁与农耕文化》，该书系统介绍了西亚、印度、中国、东南亚和日本等国的农具和耕作方式，他把东南亚地区的犁分为三种类型：框架犁、印度犁和马来犁，他认为世界犁的起源，原来只有一个中心，即在印度西北部，后来向东、西和南方传播，进而形成第二次起源地，包括三个地区：一是中国犁耕中心，第二是地中海犁耕中心，第三是东北非犁耕中心。不过，上述说法并没有得到考古学的支持，恰恰相反，中国考古学的发现，却证实中国不仅是水稻发源地，大大早于印度，而且中国也最早发明了犁具。

考古发现是最好的证据。

在江浙地区的史前考古中，发现不少石犁，基本有三种形式：

一种是小型石犁，全长15厘米，两腰长11厘米，宽20厘米。顶端夹角60度，后为弧形突出，厚1.5厘米，中心有钻孔。在吴兴邱城第四号墓有出土。在上海汤庙、广富林等遗址也有出土，属于崧泽文化中层，介于马家浜和良渚文化之间。

一种是中型石犁，长25厘米左右，后端有方形凹缺或弧形缺口，使两腰如后掠式双翼。在余姚上林湖、绍兴陶堰、嵊县崇仁，嘉兴新篁均有出土。

一种是大型石犁，全长50厘米左右，厚1.5厘米，平面加大，尖锋夹角44度左右，两腰稍微弧出，后端平齐或弧出，中间常有1-3孔。该器出土最多，如杭州水田畈、钱山漾、桐乡石门元帅庙、蔡家坟、嘉兴余新星、黄岩郑安等遗址均有出土。

总之，这些石犁，实为石犁铧，共同点是体形扁平，平面呈等腰三角形，刃部在两腰，其夹角在40°～50°之间，多以片状贝岩制作。背面平直，保留着自然破裂面，无使用痕迹。正面稍隆起，正中平坦如背面，两侧磨出光滑的刃部，有磨损痕迹，中心有孔，1-3个。前锋尖锐，后端稍厚。那么，怎么认识这些石犁呢？

首先，这些石犁是犁具的重要组成部分――犁铧，由于石犁质地脆弱，由软质石料磨制而成，所以它与犁床的安装方法与金属犁铧不同，也就是说，它不能单纯在土中划沟，这样会折断。其安装方法，是先有犁床，床呈三角形平面，大小与石犁相当，然后把石犁放在犁床上，上再加盖一层木板，然后以木钉固定，这样石犁被上下木质犁床包围了，仅留有尖锋和两腰刃部，从而克服了石犁的缺点。这种安装方法的目的，主要是保护石犁，又不失其利刃，因为石犁夹在犁床的夹銎中。

石犁在中国各地都有发现，如内蒙古东北红山文化出土一种叶状石犁，山西龙山文化出土一种三角形石犁。传说云南大理过去以羊拉石犁耕作。檀萃《滇海虞衡志》：“羊于滇丰盛，俗以养羊为耕作。”看来石犁是存在的。

其次，石犁的犁架是什么样的呢？从石犁特点并参考民族学资料来看，江浙远古的石犁架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从石犁铧特征看，已经有犁床设备，该床前端呈三角形，扁平状，但该床有上托，上有盖板，形成夹銎，以便包住石犁，其床要略窄于石犁铧，否则石刃就不能外露了。从石犁大小看，当时的犁是较大的，犁床甚宽，用处是：一犁地面积大，二在水田中有一定浮力。

第二，在有些犁架上，可能已有犁箭设备，这种设备首先是加固犁架用的，其次是犁铧后依的托柱。尤其是有些石犁后端为内凹状，或为弧形，这些缺口处正抵依在犁箭上，使犁铧有一定抗力，保护石犁。当时的犁箭是否还能调节耕地深浅，目前还不得而知。

第三，应该有一根长辕。无论是人挽还是牛拉，都必须有一根犁辕，从石犁较大看出，犁架也是较重的，因此犁辕也是修长的。至于挽拉动力，是人还是牛，目前还难以确认，不过，一人是拉不动的，必须若干人才能拉动，从当时已经普遍饲养水牛看，利用水牛拉犁也是可能的，具体方式可能为两牛抬杠。

此外，关于犁壁是否已经出现，也难以确认。在有些犁铧正面，中央有起脊的现象，其上的盖板也应该是起脊的，即中央高两边低，当破土划沟时，土可向两侧翻开，起到翻耕的作用。战国、汉初的铁犁铧上均无犁壁，但是铧中央皆有突脊，其功能无非有二：一是使铁铧坚固，二是可有翻土之效。

中国史前石犁的发现，具有重大意义。

首先，否定了犁起源于一个中心的传说法，如同农业起源于世界几个中心一样，在各个农业起源地，都独立地发展了自己的农具，其中包括犁具在内。中国各地出土的石犁表明，中国也是犁的起源中心之一，具体地点就在长江下游地区，这是同当地有发展的稻作农业分不开的。

其次石犁的出土，把中国犁耕起始年代上溯到原始社会晚期。

江浙发现的石犁，年代在距今五千年左右，这样我国犁耕之始，既不是起于春秋战国，也不是商代，而是在原始社会晚期就出现了。恩格斯指出：“有了耕犁以后，大规模耕种土地，即田间耕作，从而食物在当时条件下实际上无限制地增加，便有可能了。”特别是牛耕的发明，“家畜用其力补充人类筋力，它具有极伟大意义的新因素”。这样不仅提高了耕作技术，提高了产量，还以畜力代人力，使腾出的人力从事其他生产，扩大了社会分工，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此外勾画出犁耕发展的阶段性。

过去一提及犁耕，就想到牛耕和铁犁，其实远在铁犁出现前，还有石木犁和青铜犁，后来才有铁犁，这是犁制改革的三阶段。人们对铁犁、青铜犁无争议，但是有无石木犁阶段就有争议了，事实上，有许多证据证实有石木犁阶段：

第一是文字学资料。《说文解字》：“?，两刃晒也，从木?，象形，宋魏曰?也。”苯就是木质的犁，从木，三角形，两刃，在土中破土划沟。

第二是古文献。《新唐书》卷144，北狄“剡木为犁，人挽以耕，田获甚褊”。

第三是民族学资料中有不少木犁。

以上事实说明，石木犁是普遍存在的，在犁耕史上占有一定地位，是犁耕的初级阶段。后来所有犁具的产生，都是以原始木犁、石犁为前提的。

（二）犁具的分类

耕犁是比较复杂的农具，由于地理环境不同，土质有别，生产力发展程度不一，人类发明了丰富多彩的耕犁。因此有多少犁具，是说不清的，怎么分类，也难以找出一个模式，笔者认为有多种多样的分类法，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分类：

1.以犁铧质地分类

犁铧是犁具破土划沟的机件，是犁的刃部，无此不成犁。但是古往今来，犁铧最富于变化，形成一定的历史阶段性。正如前面所述的，最早的犁铧是石制的，或者是木制的。对石犁铧我们已有过详述，现在再谈一些木犁铧的情况。如在藏族地区有全木制的犁，从犁铧到犁架全都是由木料砍制的，包括犁铧在内，但是这种木犁适合土地松软的地区，而且是雨后耕作。其在中国的分布地区是西藏、青海、甘肃、云南和四川等地，这说明木犁分布相当广泛。据宋兆麟先生提供，在四川木里县俄亚地区的纳西族、西番人、么些人和藏族现在还以木犁耕地，在其犁辕后边有一犁床，犁床向下有一孔，是安木犁铧用的。这种木犁铧两头尖，中间粗，类似枣核状，但细长。尽管木犁铧是由硬木砍制的，但犁地时还是磨损严重，因此每逢下地耕作，必须背一捆木犁铧，一般犁两三条垄就换一个木犁铧。这说明木犁铧有相当的局限性。

在木犁、石犁之后，又出现了铜犁铧，过去曾发现过北朝期间的青铜犁，人们怀疑它的普遍性，从民族学上看，在某些盛产铜的地区，也不排除铜犁铧的使用。木里俄亚地区诸民族就使用铜犁铧，铧呈三角形，有銎，直接安在犁床上，所用犁架为二牛抬扛形制。铁铧在中国出现较早，起初为春秋战国之际，由于当时铁较珍贵，仅在木犁床尖端包一铁刃，故称铁口铧，秦汉时期才使用全铁质的犁铧。以上石木铧-铜铧-铁铧，可能标志古代犁铧发展的三个阶段。

2.以犁辕分类

犁辕是以牛牵引犁具的?杆，以大小而言，有长辕、短辕之分，以数量上说，有单辕和双辕之分。

单辕犁即一根犁辕的犁。我国古代最早使用的车，都是单辕，而车辕来自犁辕。由此推之，我国最早的犁辕也是单辕的。不过，单辕犁也有高低之分，如一般的两牛抬杠就比较原始，而曲辕犁也为单辕犁却比较进步，同样在同一种两牛抬杠中，也有高下之分。曲辕犁也是不同的。

双辕犁是汉代较流行的，由一牛挽拉，所以此类犁较轻便，小巧，而二牛抬杠犁可以拉较大的犁。双辕犁是在犁柱前方安两个并行的犁辕，如同牛架车一样。除双辕犁外，有些耧车也使用双辕，由一牛牵拉，目前农村还有这种农具。

3.以有无犁壁分类

一般犁只能破土划沟，还不能翻土，这种犁只有犁铧，没有犁壁，而有犁壁以后，不仅可以划沟，还能够翻土。因此有的日本学者把犁分为两种：一种是无壁犁，这种犁皆为原始犁，只破土划沟；另一种是有壁犁，是较进步的犁。那么，我国什么时候才有犁壁呢？传统认为唐代陆归蒙《耒耜经》中已有明确的记载。但是考古发现说明，在陕西等省已出土不少西汉晚期犁壁，而且有单刃、双刃之别，这说明中国自西汉起，已经发明和使用铁犁壁。不过，在不少民族地区并不使用铁犁壁，而应用一种挡泥板，这就说明最初的犁壁是木制的。

4.根据犁架形制分类

这种分法依据犁底、犁柄、犁身、犁辕和犁柱的组合关系，分为五种：

穿辕犁――其犁身下边有一孔，犁辕从上述孔中穿过而成为犁架。认为此举是比较古老的。

印度犁――其特点是没有犁柱，犁身较宽厚，犁辕修长。

曲辕犁――其特点没有犁身，犁辕呈弯曲状，犁辕、犁底和犁柄由不同部件组成，犁底长，犁柄较细。

框架犁――其特点由犁底、犁身、犁辕和犁柱组成，呈四角框架形。

双柄犁――此犁有双柄，上端有横木连接，作为扶手。

上述分类法，缺乏统一标准，使人看了眼花缭乱，看不出各种犁之间的发展联系。事实上，犁具是在人工翻土工具的基础上产生的。古代的翻土工具，大体有两类：一类是耒耜，有些犁就是在耒耜上安辕而成；另一类是锄，包括鹤嘴锄。在犁架出现之后，在锄后边安一犁身，作为扶犁之处，就变成犁了。古代犁都是在这两种基础上产生的，后来又经过许多改进、加工，形成了多种多样的犁。

5.以挽拉动力分类

犁的牵引，可以用不同的动力，基本有六种：

人挽犁――以几个人共同挽犁的耕作方式，这是比较原始的挽犁方式，但是在历史上由于缺少耕畜，人挽犁一直未断。不久前在山东、山西汉族地区还有人挽犁，贵州苗族地区也有人挽犁。

牛拉犁――古代最流行的挽犁方式，《旧唐书?敬宗本纪》：“农功所切，实在耕牛。”牛是农业的基本动力。有黄牛、水牛、牦牛、犏牛几种，最初奴使的牛，不大驯服，必以人牵牛，架牛方式也较笨拙，如利用犁杠、梯形柜架等。为了便于牵牛，必穿牛鼻子，戴以牛环，俗语说“牵牛要牵牛鼻子”，正是指此而言。

马拉犁――桓宽《盐铁论》：“农夫以马耕载”，“马行则服轭，止则就犁”。不久前在北方、东北等地有用马、骡、驴挽犁者，不用犁杠，而用夹板、套包和犁绳，由一马或两马牵引。但是不够普遍。

羊挽犁――云南大理地区传说以羊挽石犁。

狗挽犁――在东北寒带地区多饲养巨犬，耕地时以狗挽犁。在《点石斋画报》上就曾刊登过狗拉犁的图像。

象挽犁――在《蛮书》卷四中称：“土俗养象以耕田。”傣族传说他们祖先曾以象耕田，具体方法不得而知。

（三）二牛三人犁

在我国古代犁耕史上，有过不同发展阶段，如原始的石犁，战国的铁犁，汉代的二牛三人犁，唐代的江东曲辕犁等等，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那么，二牛三人犁是什么样的耕作方式呢？现在具体进行分析。

《汉书?食货志》：“其耕耘下种田器，皆有便巧。……用耦犁，二牛三人，一岁之收，常过缦田晦一斛以上，善者倍之。”这是汉代赵过发明的二牛三人犁，对此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

一种认为耦犁是“二牛各挽一犁，二人执犁，一人在前导牛，两犁并行而进，故曰耦犁。”

一种认为是“两犁互相连结，耕作时平行而进”，由二牛挽拉。

一种认为“耦是指合犋的两条牛，犁是犁地的意思，所谓二牛三人是二人牵牛，一人扶犁（一张犁）共计三人。”

在上述三种观点中，头两种是缺乏说服力的，如二牛各挽一犁说，与出土图像不符。同时，当时出土的铁铧较大，且重，一架犁由一牛挽拉力量不够，而多数犁为二牛抬杠式，也证明二牛共挽一犁。所以二牛各挽一犁是不存在的。说二犁组合在一起，如对犁式样，也难以成立，一是二犁难以组合为一体，而且十分沉重，庞大，占地面积大，运转不便，显然与《汉书》所说的“便巧”矛盾。笔者认为把耦犁释为二牛挽拉是对的，但关于三人分工却应进一步研究。

从文献上看，在西南民族地区仍保留二牛三人的耕作方式，例如：

樊绰《蛮书》卷七南诏“每耕田用三尺犁，珞长丈余，两牛相去七八尺，一佃人前牵牛，一佃人持按犁辕，一佃人秉耒”。

《新唐书?南诏传》：“犁田以一牛三夫，前挽、中压、后驱，然专于农，无贵贱皆耕。”

《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九：“夷有田，皆种稻，其田作，三人使二牛，前牵、中压而后驱之。犁一日为一双，……约有中原四亩地。”

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一引《旧志》：“土人多服耕稼，以田四亩为一双。犁则二牛三夫，前挽、中压、后驱。”

《札朴》卷十：“大理耕者，以水牛负犁，一人牵牛，一人骑犁辕，一人推犁。”从上述文献记载分析，云南的二牛三人犁，有以下特征：第一，为一架长辕犁；第二，由二牛并列抬杠牵引；第三，三人分工是一人在前牵牛，一人在中间控制犁辕，一人在后扶犁。其中牵牛、扶犁都是常见的耕作方法，问题是为什么由一人扶辕呢？这是不多见的。

为了理解扶辕人，具体看看民族学家的详细报道：

在云南宁蒗县永宁区么些人地区目前还保留二牛三人犁，该犁由犁梢、犁床、犁辕、犁箭、铁犁铧、挡泥板、犁杠组成，呈二牛抬杠形式。犁梢与犁床为一曲木砍成，犁床长120厘米，其上安铧和挡泥板。在犁床与犁辕之间立安一犁箭，高85厘米，上边以木楔卡死，不能调节深浅。犁衡长266厘米，中央拴绳引辕，该绳长20厘米，辕头上下左右可以移动。犁衡即犁杠，两侧各有二孔，可系绳――牛颈绳，以便拴牛脖子，二牛抬杠是明确的，三人操犁有一定分工：一人在前边牵牛，多站于前边左侧，但现在牛多驯服，不用有专门牵牛人，除非用生牛（刚刚教耕地的牛）才用牵牛人。一人在后边扶犁。么些人多由妇女扶犁，因为扶犁不重，远不及掌辕人费劲，当地有句谚语：“扶犁的是徒弟，掌辕的是师傅。”掌辕者由男性担任，他站于犁辕前边一侧，背依犁杠，双手扶辕，却步而行，他要时时观看耕地深度，防止左右摇摆，拐弯抹角时要协同扶犁者抬转犁架，调头转向。由于犁床与犁辕夹角固定，掌辕人下压犁辕时，犁辕、犁床入土深，反之，掌握人上抬犁辕时，犁铧入土则浅，从而达到调节耕地深浅的目的。这就是古代文献上所谓“中压”、“一人骑犁辕”的目的。这是人们由不能调节深浅向人为调节深浅的重大改进，后来才利用犁箭控制深浅。

在民族学中，还可举出若干二牛三人犁的例证：

首先，是藏族，如云南德钦县巨水村的藏族木犁，犁制比较简单，仅有犁身和犁辕，但犁辕修长，辕与犁杠以皮绳相连，人们可以通过压、抬犁辕控制耕土深浅。在大中甸一、二村居住的藏族，有一种四角框架长犁底木犁壁长直辕二牛抬杠，其形制与永宁木犁一样，辕端与犁杠也以皮绳相连。

其次，是纳西族，中甸三坝乡纳西族的犁制，与永宁么些人，中甸藏族的木犁一样，也通过抬、下犁辕控制耕地深浅。丽江县天红村纳西族的犁也同上，操作时一人扶犁辕，以便控制深浅。

第三，普米族，在宁蒗县、永胜县居住的普米族，与么些人同处，农具工具也基本相同，普米族普遍使用二牛三人式犁耕作。

第四，彝族，在路南县豆里村，彝族使用一种小框架长辕二牛抬杠犁，犁较么些人的犁轻巧，但不能调节深浅，依然利用辕头与犁杠活动式连接方式，通过抬、压犁辕调节入土深度，原理与么些人耕田方法如同一辙。该县海宜村彝族的犁制也是如此。在古代《南诏图卷》中也有二牛抬杠的农耕形象。

此外，大理白族的二牛抬杠犁，虽然已有犁底、犁柱、犁评，能够调节深浅，但是在犁辕与犁杠联结上依然保存古法，人们还可以通过抬、压犁辕调节耕地深浅，1989年笔者在云南大理参观时，还亲眼看到白族用上述方法耕作的情形。

由此看出，二牛三人犁是相当普遍的耕作方式，最初由赵过发明，先在关中地区推广，后来传播到其他地区。唐代南诏地区已应用二牛三人犁，在《南诏图卷》上的耕犁就是这种形式，后来经宋元明清几个朝代，一直在云南农区使用着。不过，该犁庞大，二牛牵引，适合平地使用，在山地、丘陵地区就不适用了。二牛三人犁是由不能调节耕地深浅，向以犁箭调节耕地深浅的过渡形式，在犁具使用上占有突出地位。

（四）唐代江东犁

从考古资料看，自汉代到魏晋南北朝所发现的犁，都是二牛抬杠犁，也有一些一牛双辕犁，还没有曲辕犁出现，但是到唐代却发现了曲辕犁，这是中国犁制的重大突破，也是中国古代犁制的定型化，进而得以大力推广。

唐人陆龟蒙（？-881），早年曾任过地方官吏，后来隐居田间，身畚锸，对农具有相当了解，并著有《耒耜经》，对当时的几种农具多有记录，尤其对江东犁记录最详细。陆龟蒙在《耒耜经》中称当时的江东犁由木和铁两部分组成：“冶金而为之者，曰犁馋，曰犁壁。?木而为之者曰犁底，曰犁梢，曰犁评，曰犁建，曰犁盘。木与金凡十有一事。”上述犁主要产生在江东地区，故称江东犁，其最大特征为曲辕犁，一般又称其为唐代曲辕犁。

唐代江东犁的进步性，有以下几点：

一是犁底、犁?的改进。犁底又名犁床，因其位于犁架的最底部而得名，是犁的基础。最原始的犁没有单独的犁床，而是犁梢与犁床的合一，这是因为犁来自耒耜或锄类的原因。汉代平陆犁已有单独的犁床。江东犁则“底长曰尺，广四寸”，这说明江东犁的犁床较大，平稳，深浅固定，有助于安装犁箭、犁评等设备。犁床前端为扁尖状，以便安置犁?或犁铧。唐代犁铧种类多，分工细，不仅有犁地之铧，还有开沟的巨铧。

二是犁壁设备的完善。犁壁又称犁镜、?土、犁?、挡泥板。原始犁有铧无壁，只能破土划沟，不能翻转耕土，汉代已有犁壁，有单面、双面之分。唐代犁壁又有改进。《耒耜经》记载当时的犁壁“广、长皆尺，微椭”，“壁形下圆”。看来与现代农村用的犁壁无异，具有精制、轻便、定型等特点。壁面有一定捻曲度，既可翻土，又能破碎。唐代为了更好地取装犁壁，犁架上又增加了两件设备：一是策额，它与犁底平行，是安装犁铧和保护犁壁的，二是压?，它下抵犁底，背连策额。

三是调节深浅的规范化。犁耕必须讲究深浅，汉代已有两种方法：一是由一人抬压犁辕加以控制，二是利用犁箭，当然最初的犁箭是加固犁架用的，并没有调节深浅的功能。后来在犁箭靠近犁辕的地方，自上而下穿若干孔，以木楔来调整犁辕与犁床的夹角，从而控制耕地深浅，但还没有犁评。唐代则发明了犁评。《耒耜经》：“辕之上又有如槽形，亦如箭焉，刻为级，前高而后庳，所以进退曰评。”或进或退，有深有浅，使调节深度规范化。

四是曲辕代替长辕。犁辕是牛挽拉犁具的柱杆，其起源较早，由于受车制的影响，我国最初的犁辕都是直辕，有单辕、双辕两种，前者由二牛挽柱，后者由一牛挽拉，较轻便，但不利深翻。二牛抬扛犁比较笨重、庞大，必须以二牛之力，加之犁架庞大，不便在山区推广，在水田地区更加困难。《耒耜经》：“前如程而?者曰辕”。程当曲字解，又作?，《尔雅》释木“下句曰?，上句曰乔。”《经典释文》：“?一本作?，下句即下曲也。”?说明唐代已有曲辕犁。曲辕较长，辕进步，一是长度大为缩短，二是取消了笨重的犁杠，三是总体上轻便化，又节省了挽拉力，二牛抬杠要二牛之力，曲辕犁只用一头牛就可以胜任了。

（五）犁盘、犁索、曲轭的产生

二牛抬杠犁，是把犁杠架于两牛肩上，挽犁辕而耕作，挽拉工具简单、笨拙，但是当曲辕代替长辕后，曲辕缩短，且前方落地，这时已不用犁杠了，而出现了犁盘、耕索和曲轭等挽拉工具。

犁盘是曲辕前端安装的可以旋转的设备，一是使犁辕架空，不直接落地，二可以旋转，便于转弯，三可以套于千斤，以便套以耕索。

原来的牛轭有一个发展过程，分三个阶段：原始的角轭，即把犁杠架在牛角上；进而架在肩上，称为肩轭；唐代架在牛肩上的为曲轭。曲轭的套牛方法是，在犁盘横木两侧各拴一根耕索，耕索前边拴系曲轭，曲轭架在牛肩上，这样以两条轻巧的耕索代替犁辕，又以小巧的曲轭代替笨重的牛轭，《耒耜经》称犁盘长三尺，与曲轭相当，正是它的便当处。《授时通考》卷二十二：“以一犁用一牛挽之，作止迥旋，惟人所便。”

不难看出，唐代江东犁，既总结和吸收了汉魏以来耕犁的优秀经验，又有自己的新创和发展，无论是犁架的改善，曲轭的产生，还是耕盘和耕索的发明，牵引方式的改进，都远远超过以往的耕犁，这是唐代江东犁优越性的具体反映。

从历史上看，唐代江东犁比汉魏时期的耕犁有很大改进，如曲辕的采用，犁架的小巧，犁壁设备的完善，调节耕地深浅的规范化，犁盘的应用等，从而改进了牵引方法，不仅节省了人力、畜力，还提高了耕地效率。如果说汉代犁箭的发明和牵牛方法的改进节省了牵牛人和掌辕人，大大解放了人力，那么，唐代曲辕犁的出现，使笨重的二牛抬杠让位于一牛犁，又大大节省了畜力，这对推广和发展牛耕有深远的意义。所以，唐代曲辕犁是我国犁耕史上的里程碑。同时，我国耕犁到唐代已经定型，后来经过宋元明清四代，尽管耕犁也有发展变化，其基本形制并没有脱离唐代曲辕犁的形制。如宋代《便民图纂》、元代王祯《农书》、明代徐光启《农政全书》、清代《授时通考》上的牛耕图，都沿用着唐代曲辕犁的形制，发展变化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