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肖文化--骐骥驰骋

一、先秦华夏族系的马文化

中国的马文化是多元的。从历史上来看，古代中国一直都是一个多民族共存、多元文化共存的国家。首先是共存，其后才谈得上民族间的相互交流与影响。单就马文化而言，这种文化的多元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古代中国汉族以外的其他一些民族，特别是北方游牧民族，被称为“马背上的民族”或“骑马民族”，他们也创造了辉煌灿烂的马文化，而且就某些方面而言，可以说是超过了汉族。汉族先民在青铜时代的商周时期曾有过一段辉煌的马文化历史，但自秦始皇将他的兵马带入地下以后，就开始走向衰落了，乃至汉唐诸代，不得不以战争或贸易等手段从他族获取马匹。而此前、此时或此后兴起的北方游牧民族，正处于游牧文化的上升期，他们创造的畜牧文明包括马文化大大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涵。

石器时代马遗迹的广泛发现，说明人类很早就与马打交道了。人类与马共处，以马为狩猎对象，以马为食物，甚至用马骨制作工具，最后发展到驯服、畜养马匹，取得了相当高的文化成就。

青铜时代是马文化的高峰。我国青铜时代一般以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为始，到铁器时代到来为止，相当于文献记载的夏商周三代。青铜时代的文化，在某种意义上说，可以用“金戈铁马”来作为代表。世界上许多文明古国如古巴比伦、古希腊、古罗马在这一历史时期都创造了高度发达的以青铜兵器为主的青铜文化，同时由于战争的需要，马已经被广泛使用，也将马文化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

（一）夏――“相土作乘马”

夏代已经有了养马业。在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中，曾发现有马骨遗存，这表明夏代已经开始养马了。古代文献中也有一些有关夏代车马的记载。《世本?作篇》中有“相土作乘马”之记述，《荀子?解蔽篇》、《吕氏春秋?勿躬篇》也有类似的记载。相土是商始祖契之孙，“作乘马”，就是用马驾车。根据这条记载，可知在夏代初年的商族人已经发明了马车。马车是马和车结合的产物，其前提是要有可供役使的家马和车的发明使用。相土作乘马，说明车和马在当时已经大量使用。关于造车，古人还有一说，即“奚仲造车”。因为奚仲是夏朝的车正，是主管马车制作的官吏，所以人们又把造车的功劳记在了他的头上。夏代的军事战争中经常使用马和马车，战争方式以车战为主，有关内容详见本书第五章。

（二）商――“革车三百乘”

商代的养马业不论从出土文物还是文献记载来看，都是极其兴盛的。

商族的祖先，就以从事畜牧业而著称。商的祖先曾多次迁居，《史记?殷本纪》：“自契至汤八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帝盘庚之时，殷已都河北，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乃五迁，无定处”。这种频繁的迁移正说明他们仍然保持浓厚的游牧生活传统。传说相土作乘马，王亥作服牛。相土为契之孙，其在位时，商的势力进一步发展。《诗?商颂?长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据《世本》记载，“相土作乘马”，“胲《即王亥》作服牛”。作乘马就是用马驾车，作服牛就是驾牛以载重或用牛拉车。商人迁殷之后，农业渐兴，但畜牧业在商人的经济生活中仍然占据重要地位。在安阳殷墟前15次发掘出的动物骨骼就有6000余件，含哺乳动物29种，其中100具以上的就有马、兔、熊等8种，马是商人的重要役畜，在商代社会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殷墟甲骨文是商代文化的一个代表，通过甲骨文可以窥测到商代文化的基本概貌。甲骨文中保存了不少关于商代的马和养马业的史料，王宇信先生曾撰写《商代的马和养马业》一文，就是根据甲骨文中的材料，探讨商代的马和养马业情况的。殷墟甲骨文中已经出现了“马”字，像马之全身之形。马在商代被视为一种珍贵的牲畜。甲骨文中有一用“金”字表示马色的字――?，即金（铜）色的马。商代是青铜时代文化的高峰。青铜主要用于铸造华美庄严的礼器、乐器和兵器等，这些器具在人们的心目中显得极为尊贵。久而久之，青铜的颜色也被赋予了珍贵的意义。?，即表示铜色的马。用铜的颜色――“金”来表示马色，说明马在商代是一种比较珍贵的役畜。

商代人眼里的马，名目极其繁多。商代人特别重视马的毛色，甲骨卜辞中经常可以见到用铜、白、赤、深黑、黄、杂等色来为马命名，或以此来形容马。有时还用某种熟悉的动物来形容马或为马命名，如?、?等。鹿类温顺机敏，伶俐善奔，此马可能在性格或外形上与鹿类有着相似之处，故命名为?。?的得名也类似于此。商人还喜欢给自己喜爱的马命以专名，并用不同的字来表示，如、?、?等。将甲骨文中的马字和以马作为偏旁的字一一考察，就会发现一幅幅生动活泼的商代群马图。

商代的马匹主要用于祭祀和战争。祭祀和战争，在古代被认为是国家最重要的事情。《左传?成公十三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马在商代这两件大事中都发挥了重要功用。商代的战争主要是车战，商汤伐夏桀时曾“以革车三百乘，伐桀于南巢”。商后期，时有对外战争。武丁连续三年伐鬼方，还一再征伐土方、马方、羌方等。甲骨文中有商王曾在一次战斗中缴获大批战俘、车、马的记载（续存下915）。除用于车战外，商代贵族在狩猎时也用马驾车以逐猎，甲骨文中多有关于商王出猎占卜的记载。有关内容在后文中将有详述。

甲骨文中还有许多用马作祭祀牺牲的记载。如祭祀祖乙时曾用“五马”（甲696 +甲697、佚883），祭祀廪辛时曾用三匹黑色的马（通别一?何八、佚203）。殷人还用车和马来祭祀祖先，在殷墟文化遗址中发现有大量的马坑和车马坑，便表明了这一点。马坑是用于祭祀或殉葬而掩埋马匹的坑，车马坑是用于祭祀或殉葬而掩埋的车和马的合葬坑。用马和马车殉葬祭祀至迟在武丁时代就已经开始。1935年殷墟西北岗王陵区发掘一大车马坑，内埋有37匹马，1978年在同属于这一地区的武官北村发掘的祭祀坑中，又发现有117匹马随葬。考古发现的大量商代车马坑以实物的形式证明了“革车三百乘”之类的文献记载所言非虚。

甲骨卜辞中还有关于马祸的记载。马祸主要来自虎害和疾病。卜辞中有“贞我马有虎，佳祸。贞我马有虎，不佳？”（丙201正）意思是“我的马群里出现了老虎，造成了祸害吧？我的马群里窜来了老虎，没有造成祸害吧？”还有“马其死”、“马不死”等记载（甲零140、珠285、邺初下38?3），造成马死的原因之一就是马疾。

商代统治者对军事和养马业特别重视，设有许多与兵马有关的官职。有马、多马、射、多射等，为统领军马、进行征战的武官。商代官职中还设有“马小臣”一职，专门干预养马事宜。商代的青铜业发达，考古发掘出来的多为青铜礼器、青铜兵器、青铜乐器，也有青铜车马器，如辖（固定车轮与车轴位置、插入轴端孔穴之钉）、轭（车上部件，轭首系在车辕前脚横木，轭脚架于马头）、镳（马嚼子，马口所衔之露出口外部分）等，制作技术相当成熟。商代妇好墓中出土的随葬礼器中有大量玉器制品，其中有数十件动物雕像，如牛、虎、豹、羊、马等，造型生动，栩栩如生，工艺水平都很高。

商代的养马技术也很高。商王朝设有专门养马的马厩，商代还掌握了相马、执驹、去势等技术，马匹的数量大增，还培育出了许多名马。这些在甲骨文的片言只语中都有记载。

（三）周――“四牡庞庞，驾言诅东”

周人善于稼穑，其祖先后稷被尊为农神。但实际上，周人在灭商前后，畜牧业都在其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姜?生后稷，后稷被置之于隘巷，结果是“牛羊腓字之”（牛羊为被弃的后稷喂奶）。周人曾受夏人侵迫，不得不“自窜于戎狄之间”，过着与戎狄相似的游牧生活。商时，周王季历还作过商王“牧师”，周文王也曾“秉鞭作牧”，可见周人的畜牧本领之高。武王灭商建周后，“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疆域扩大到周边的一些游牧民族生活地区，畜牧业取得了进一步发展。

马牧业是周人畜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周代养马业盛况在文献中的记载更是比比皆是。《诗经》中多有关于马和马车的描述。如《小雅?车攻》：“我车既攻，我马既同，四牡庞庞，驾言徂东。”《小雅?鸳鸯》：“乘马在厩，摧之秣之。”《小雅?六月》：“戎车既饬，四牡??。”《秦风?小戎》：“四牡孔阜，六辔在手。”翻阅诗三百，随处可以看到有关养马、用马的描写。

周代的养马机构、职官情况以及养马技术在《周礼》一书中多有记载。《周礼》中记有校人、牧师、圉人、?人、趣马、巫马等与马有关的官职，分别负责马的放牧、饲养、调教、乘御、保健。职责清楚，分工精细，形成了较为完善的马政制度。《周礼》中还有“中春通淫”、“攻特”、“佚特”、“执驹”等文字记载，说明当时对马配种、马去势、马调教、别群放牧等繁育技术有了更进一步的掌握。

马仍在周代军事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史记?周本纪》：武王联合庸、蜀、羌、濮等族或方国以伐纣，亲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这种车战传统，一直到春秋战国时期，还在承袭。战国时期还出现了骑兵，马的功能进一步扩大。

周代马文化考古发现极为丰富。河南浚县辛村西周早期墓葬，有车马坑发现。陕西丰镐遗址的普渡村、张家坡等地都发现有车马遗迹，仅张家坡就发现有10余座车马坑。陕西扶风黄堆，陕西武功黄家河，甘肃灵台白草坡，青海都兰诺木洪，新疆巴里坤的石人子乡、南湾、兰州湾以及北京琉璃河等地，都发掘有西周时期的马骨遗存，表明了西周时期养马业的空前盛大规模。春秋墓葬也多有车马发现，洛阳东周墓、郑国墓、虢国墓、齐鲁墓、晋墓、蔡墓、楚墓、曾国墓、秦墓，都有大量车马遗迹发现，如虢国墓的车马坑，一等墓埋车10辆，马20匹；二等墓埋车5辆，马10匹。齐鲁墓的殉马坑竟葬马228匹。

西周、春秋及战国时期的车马器出土也很丰富。西周时期的青铜器制造技术继承了商代传统且有所发展，器型和数量都比商代增加了许多，有礼器、兵器、手工工具、生活用具，还有许多车马器。车马器种类比商代多，有辖、轭、镳、衔（马嚼子）、毂（车轮中间车轴贯入处的圆木）、当卢（马额中央的饰物）、鸾铃（马铃）等。西周时期的青铜器具主要供王室和王臣使用。到了春秋时期，各诸侯也大量使用各种礼器、乐器、兵器和车马器。车马器有衔、辖、辕、轭、盖、盖弓帽、弓肘、铰链管等车饰和铃、镳、当卢等马饰。战国时期的青铜制造业仍在发展，出土的铜器更是丰富无比。全国几乎每个省都有战国铜器发现，有礼器、兵器、车具、马饰等等。战国早期的特大墓葬――随州曾侯乙墓，墓葬规模巨大，出土文物达7000余件，有各种乐器、各种青铜礼器，还有许多罕见的古代兵器和车马器等。其中的车马器有车辔、车伞盖、马衔、马镳、马饰等，共有1000余件。车辔有的有错金文饰，个别的有铭文。马镳是骨质的，马饰有方形和圆形两种。墓中还出土了240多枚竹简，竹简总字数达6600字，内容主要是关于丧仪用车马兵甲之制，包括车马的组成，驭者的组成以及各种车辆的准备等等。战国时期中国已经开始用铁，进入了铁器时代，但仍有大量青铜制品包括车马器具出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