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肖文化--骐骥驰骋

一、引重致远，以利天下

马最重要的物质功用便是用于交通。马在未被驯服之前，人们猎取野马，主要是为了食用。马被驯化以后，其食用功能逐渐减退，而代之以使用功能。从历史上看，不论是游牧民族，还是农业民族，都没有把马肉作为自己的主食。马在前农业社会和农业社会，一直扮演的是交通工具的角色。《易?系辞》云：“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是对马在交通运输方面的作用的最好概括。

（一）骑乘

以马为骑乘在游牧民族中极为普遍。马是游牧民族最好的伙伴，在许多游牧民族的俗语中，都将马比做其最好的朋友。游牧民族时时刻刻与马相伴，骑乘构成了其生活的主要内容。生产，骑马放牧；生活，骑马出行；交换，骑马行商；战争，骑马作战。游牧民族与马几乎是形影不离，以至于人们谈起游牧民族就想起马，说起马就联想到游牧民族。在历史上，一些游牧民族被称为“马背上的民族”或“骑马民族”，其所建立的国家也被称为“骑马民族国家”。可见骑乘之风在游牧民族中之盛行。

汉族先民中也曾存在乘马之俗，但不甚普遍。夏商周马文化发达，但关于骑乘的记载较少。盖与其不是以游牧为主要生产、生活方式有关。马在三代时期主要用于驾车出行、狩猎，更主要用于战争。战争最初以车战为主，后来出现了骑兵。骑兵产生后民间骑乘才有所发展。骑乘从而成为民间行旅的一个重要手段。

华夏族骑乘出现于何时，目前尚无一致意见。但一般都认为，单骑在中原地区骑兵产生之前就已经存在了。根据就是先秦古籍的一些零星记载。《诗经》中有关于骑乘的描写。《周南?卷耳》云：

采采卷耳，不盈顷筐。

嗟我怀人，置彼周行。

陟彼崔嵬，我马虺?。

我姑酌彼金?，维以不永怀。

陟彼高冈，我马玄黄。

我姑酌彼兕觥，维以不永伤。

陟彼?矣，我马?矣，

我仆?矣，云何吁矣。

诗中表现的是一个采卷耳的女人怀念远离家乡的亲人，设想他途中种种困顿的情况。其中反复出现的“我马虺?”、“我马玄黄”、“我马?矣”诸句，假想其夫行旅中马匹疲惫的情形以示担心挂念。这里没有出现表示骑乘的字，但从全诗来看，似乎不是以马驾车，而是骑马出行。《诗经》所录为西周至春秋时期的诗歌，此诗就算晚出，也应是春秋时期的作品。如果诗中的描写可以确定为骑马而不是驾车的话，说明当时已有单骑存在。

《左传》中也有关于单骑的记载。《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左师见夫人之步马者。”又《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左师展将以公乘马而归，公徒执之。”人们对这两则材料的理解不尽相同。“步马”实为遛马之意，按今之遛马，有牵而遛之，亦有骑而遛之，不知古遛马法如何，但尚不能否定其为骑遛。“乘马而归”多释为驾车而归，但也有释为骑马的，如杜预注：“展，鲁大夫，欲与公俱轻归。乘如字，骑马也。”这两条信息被一些人广为引用，作为中原华夏族有骑乘甚至有骑兵的证明。

从这些有争议的零星记载来看，骑兵产生前，在不是以游牧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华夏族中，可能曾存在骑乘现象，但这只是一种个别存在，是个案，骑乘尚不能构成一个民族之俗。

骑兵在中原地区产生以后，华夏族的骑乘之风才逐渐兴盛起来。秦始皇兵马俑坑中出土有骑士俑，汉代多次与匈奴交战的骑兵，都表明了秦汉之时骑乘之风之盛，虽然此时骑乘以军中为主，但不可能不影响到民间。汉代画像石和陶俑中，也多见骑乘图像。魏晋南北朝时承袭了前代的骑乘之俗，并有所发展。特别是北方，有许多游牧民族建立政权，更把骑乘之风带到了中原。至唐代，骑乘之风极为流行。

唐代，马、骡、驴等牲畜成为当时主要的陆路交通工具。人们出行多以骑马为主，贵族官僚更是如此。据《旧唐书?王毛仲传》记载：天宝年间，唐玄宗在华清宫，“乘马出宫门，欲幸虢国夫人宅”，结果被陈玄礼所劝阻。虢国夫人（杨贵妃长姊）也曾骑马去会玄宗。张祜有诗：

虢国夫人承主恩，

平明骑马入宫门。

却嫌脂粉污颜色，

淡扫娥眉朝至尊。

唐代的一些官僚家中还养有良马，以供出行使用。肃宗时冀国公裴冕家里就畜养着十几匹良马，每匹马都价值百金。这都是良马宝驹，但也有不太讲究的。如官至同中书门下三品、被封为赵郡公的李怀远，虽“久居荣位，而弥尚简率”，经常骑一匹行动迟缓的“款段马”。李白《江夏赠韦南陵冰》诗：“昔骑天子大宛马，今乘款段诸侯门。”将大宛马和款段马相对，可见款段马不是骏马。李怀远的同僚劝他买一匹符合他身份的骏马骑乘，但他不听，仍还是骑着那匹行动迟缓但很驯服的“款段马”。韩?为官四十年，总共只骑乘了五匹马，被认为是“性持节俭”的廉洁之官。由此可见，当时腐败的官僚所骑乘的马匹数量一定不少。唐代的一些文人在离家远行时也多乘马而行，这从他们所写的一些诗句中可以充分看出，如：

青山朝别暮相见，嘶马出门思旧乡。

（李颀《送陈章甫》）

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

（李白《送友人》）

游说万乘苦不早，著鞭跨马涉远道。

（李白《南陵别儿童入京》）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孟郊《登科后》）

至于那些长年在外的“游侠”，更是依仗马匹而行。

王维《少年行》：

新丰美酒斗十千，

咸阳游侠多少年。

相逢义气为君饮，

系马高楼垂柳边。

唐代文物中，也多发现有骑马出行的壁画、陶俑等，如唐昭陵长乐公主墓，出土有骑马俑22件，其中女骑马俑就有11件，说明当时骑乘之风在女子中也很盛行。在民间，乘马之俗也很流行，也有骑乘驴骡的。

宋元明清，承袭了前代骑乘之俗。特别是元代，骑乘之风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元朝是蒙古人建立的王朝。蒙古民族是一个以游牧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民族。蒙古贵族入主中原以后，对中原本来就存在的骑乘之风有进一步的推动作用。元代皇帝出行时多骑马而行，扈从的文武百官也要乘马随行。元代宫廷实行两都巡幸制。从忽必烈即位起，元朝皇帝每年冬夏来往于燕京（大都）与开平（上都）之间。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下：

元世祖定大兴府为大都，开平府为上都。每年四月，迤北草青，则驾幸上都以避暑，颁赐于其宗戚，马亦就水草。八月草将枯，则驾回大都。

皇帝巡幸上京，文武百官扈从。扈从皇帝的人员，要遵守一定的礼仪。值得一提的是其中有关骑乘马匹的礼仪。杨?《山居新语》：

国朝有禁，每岁车驾巡幸上都，从驾百官不许坐骟马，唯骑答罕马。答罕马，二岁驹也。

帝王出行乘马，各级官僚、文人墨客乃至普通百姓出行也都主要以马为交通工具。元杂剧、散曲中多有关于乘马的描写（如马致远《天净沙?秋思》、《般涉调?耍孩儿?借马》），有关元代的历史文献（如《元史》、《马可波罗游记》、《鲁布鲁克东行纪》等）也多关涉这方面的记载。其后各代，这种交通习俗一直承传。直到今世，虽然出现了许多现代化交通工具，但在一些交通不发达的地区，如西北农村、西南山区，仍然可见骑马出行习俗的残迹。

（二）马车

车是中国古代重要的交通工具，它在交通运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传统的运输工具中，马车占据很重要的位置。

车辆的最早发明和使用者是哪个民族或国家，目前还是一个扯不清的问题。国际上一般的看法是，苏美尔人最早发明并使用了车辆，并且把这种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但在我国古代，车和马车的发明始于何时，发明者为何人，却有着种种不同的说法。

一种说法是伏羲或黄帝造车。《宋书?礼志》：“庖羲画八卦而为大舆，服牛乘马，以利天下。”但此说似乎没有黄帝造车影响那么大。《楚辞?远游》：“轩辕不可攀缘兮。”王逸注云：“轩辕，黄帝号也；始作车服，天下号之为轩辕氏。”《汉书》：“黄帝作舟车以济不通。”传说黄帝不但发明了车，而且还发明了用马挽车。《玉篇》中说：“黄帝服牛乘马。”《说文》引《易》曰：“备牛乘马。”这里的“备牛乘马”即用牛马套车之义。段玉裁注云：“此盖与革部之鞍同义。鞍，车驾具也。故《玉篇》云：备，服也，以鞍装马也。”黄帝“服牛乘马”与《易》中的“备牛乘马”是一个意思，都是以某种驾具装备牛马。按照这种解释，则黄帝时已经开始使用牛马来挽车。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车的发明特别是以畜力引车当在黄帝之后。《吕氏春秋》：“舟车之始见也，三世然后安之。”《史记?夏本纪》：大禹治水，“陆行乘车”。都是在说车的发明在黄帝之后。但车的发明者又有二说。一说为相土造马车。《世本?作篇》中有“相土作乘马”之记载。相土是商始祖契之孙，“作乘马”，就是用马驾车。还有一说为奚仲或他的儿子吉光发明了车。《世本?作篇》：“奚仲作车。”《山海经?海内经》：“番禺生奚仲，奚仲生吉光，吉光是始以木为车。”《左传?定公元年》：“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古史考》：“黄帝作车，引重致远。少昊时略加牛，禹时奚仲加马。”《古史考》中认为黄帝发明了车，但到了少昊时“略加牛”，开始以牛为畜力牵引，而以马为畜力牵引则是在禹夏之时。奚仲是禹夏时的车正（官名），他最早开始使用马拉车，所以奚仲所造之车，应当是马车。大概始有车时，可能主要是以人力推挽。牛马驯服后，才变人力为畜力。所以才有黄帝造车，以后的少昊略加牛，奚仲加马之说。

伏羲或黄帝造车之说固不可信，因为古人习惯于把一些发明创造归功于某一始祖，特别是三皇五帝身上。传说虽然不可尽信，但传说又往往是历史的影子，仍能折射出一些现实的东西。根据上述传说，并结合后世有关车子的文献和实物分析，可推知至少在夏代就已经有了车子，也就是说，“奚仲造车”之说应当是有历史的影子的，是有一定根据的。奚仲本为薛之先祖，其时正在夏代，为夏的车正，即主管马车制作的官吏，所以人们把造车的功劳记在了他的头上。从后世的文献中可以看出，夏代的军事战争经常使用马和马车。《尚书?甘誓》中记夏启与有扈氏大战于甘的誓词时，就提到了御正等与车马有关的官职。夏代已经有车和马车的证明还表现在其后的商代的车和马车形制已经相当完备，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而这样完备的车子是不可能突然出现的，一定有个前期发展的过程，这一发展过程所处的时期正是夏代。

殷商以前的车辆实物未见，但甲骨文中已有“车”字，有多种写法，都像车之形，可知车在殷代已经相当发达。《金文编》收车字50个，如《方彝》、《车卣》的车字，很像威风凛凛的战车，车上有用于征战的戈。殷商后期的车马坑、车马器的发现，表明车在当时的贵族出行、田猎以及战争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殷墟自1928年发掘以来，曾多次发现过殷代车马坑。截止到1990年，共发现车马坑22座，出土殷代车子20多辆。出土车子的地点主要有小屯宫殿区、孝民屯南地、孝民屯东南地、大司空村、白家坟西北地等。在已经发现的22座车马坑中有十余座未随葬武器，可能是用于代步的乘车。殷代的车子为木制，坑中的车子已经腐朽，20世纪50年代以前因受种种条件限制，都未能将坑中的车子遗迹清理出来。50年代后随着考古发掘技术的提高，殷车的剥剔和清理以及复原工作都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使我们能够看到殷代车子的原貌。殷代的车子主要部件由两轮、一轴、一舆、一辕、一衡构成，除了少数部件为青铜制品外，皆为木制。车轮由牙、辐、毂组成，车辐一般为18根；车轴两端套入车毂中，毂外套有軎，軎上有木质、铜质或玉质辖插入；车辕置于车轴上，从车舆至辕头向上翘起，呈弧形状，辕的尾端有时套有铜饰（踵）；车衡在辕的前端，有时装饰有铜兽面饰，两侧各有用以驾马的车轭，轭上套有铜饰构件；车舆呈矩形，前后有?，左右有轼，后面有门。殷代车马坑中大都埋一车两马，说明殷代的车子大多为两马驾辕。小屯宫殿区的M20中埋一车四马，表明四马驾车（两服两骖）在殷代晚期已出现。殷墟出土车辆如此之多，说明车在当时已经成为重要的交通工具。但这种交通工具并不是一般公众所能乘坐的。据《尚书?酒诰》记载：妹土（今河南淇县）人，“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商人尚且用牛车载货经商、谋生以孝敬父母，普通人则更无车马可坐了。因此，商代使用马车只是一种贵族习俗。

周代的马车基本继承了商代的形制，且有一定的改进。西周时期的车和商代属于同一类型，双轮，方形或长方形车厢，独辕，辕前有衡，衡两边各缚有人字形轭，多数驾两匹马，也有驾四匹马的。《周礼》的《考工记》对周代车子的车厢、车轮、车辕、车盖的形状、结构、各部分的尺寸等，都记录得十分详细。今发现的西周、春秋墓葬车马坑，随葬车马数量极多，少则5辆，多则达12辆。从这些车辆实物中可以详细看到周代车子的形制。

周代的车子更讲究外形装饰。《诗经》中描写车马时，多有这方面的诗句。如《?风?干旄》：“孑孑干旄，在浚之郊。素丝纰之，良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干旄，即牦牛尾，以牦牛尾饰旗杆，树于车后，以壮威仪。《卫风?硕人》：“硕人敖敖，说于农郊。四牡有骄，朱?镳镳，翟?以朝。”写硕人所驾四马极其健壮，马口铁边红绸飘飘，车舆四周有以雉羽为饰的屏蔽。《齐风?载驱》：“载驱薄薄，簟?朱?。”簟为方纹竹席，可做车舆门帘；?为雉羽做的蔽覆，放在车后；朱?为红色的兽皮，亦用于蔽车。在小雅的一些诗作中，也有不少描绘车之装饰的句子。《采芑》说：“四骐翼翼，路车有?，簟?鱼服，钩膺?革。”《出车》说：“我出我车，于彼郊矣；设此?矣，建彼旄矣。”这都是在描写路车之华美。根据诗中描写可以想见，“周之路车，车身涂朱；上建美丽的旗帜，后有文竹编制的障蔽；车上放着鱼皮的箭袋，车毂包着坚韧的革皮；车衡上画着综错的图案，马胸下悬着巨大的樊缨；马辔上有下垂的革条，马口两旁配着一对对的鸾铃。车马走动的时候，旗帜飘扬着，革条拂动着，鸾铃和鸣着，既好看，并且也好听。宗周贵族车马享用之美，恐怕远非初创路车的殷人所能比拟了。”

周人有着较高的驾驭车马的本领，《诗?秦风?小戎》：“四牡孔阜，六辔在手。”《秦风》中的其他诗中也有“六辔在手”之句。驭车者将六根缰绳握在手中，马就拉着车驯服地向前行走了。诗句表现了御者高超、娴熟的驾车技术。周代贵族所乘马车一般为四马所驾，每马两条缰绳，四马共八条缰绳，两条系在车上，六条在驾车人手中，所以说“六辔在手”。《邶风?简兮》也有一段表现驭者的驾御艺术的。诗云：“硕人俣俣，公庭万舞，有力如虎，执辔如组。”诗中赞美的是一个在公庭跳舞的勇士，他身材高大，力大如虎，驾御车马的动作娴熟，手中握着的六条缰绳整整齐齐，就像一排正在编织的丝组。《简兮》中的舞者虽是在表演，但似乎比（秦风）中的“六辔在手”那个真实的驭者更高一筹。一个是生活，一个是艺术，但都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熟练、高明的驾挽技术。

此时，马车的使用要比商代广泛，已超出贵族范围。各诸侯国的商人们也“负任檐荷，服牛轺马，以周四方”，往来于各国之间。民间甚至有以车马作为礼物赠送他人的。《秦风?渭阳》：“我送舅氏，曰至渭阳。何以赠之，路车乘黄。”意思是：我送舅舅到渭水旁，没有什么可送的东西，只好送他一辆大黄马车。据徐龙华先生研究，这是贵族之间互相赠送马车。舅舅的声威在刚刚脱离母权制不久的周代来说，还是有相当影响的，所以外甥送给舅舅一辆马车，是理所当然的。

陕西凤翔战国初期秦墓，出土了一辆陶制双辕车模型，这是我国最早的双辕车模型，也是世界上产生最早的双辕车实物资料。双辕车可系一马或一牛，说明此时已经开始以马或牛引双辕车。双辕车的出现，有着划时代意义，它确定了中国车的基本车型，时至今日，马车、牛车等仍以双辕为主。但当时可能还不太普遍，因为比之晚出的秦始皇铜车马，仍还是单辕车。

秦始皇陵出土的铜车马，也是中国重要的马车实物资料之一。铜车马由铜车、铜马和铜御官组成。车马系驾齐全，装饰豪华富丽。一号铜车马是一辆立乘驷车，单辕，双轮，前驾四匹铜马。车舆作横长方形。铜车马与所模拟的真车之比为1:2，车舆大小与秦俑坑所出土的战车车舆相近。车舆后留有门以备上下。车上立一圆伞，伞下站立一铜御官俑。二号铜车马亦为单辕双轮车，前驾四匹铜马。车马通长约3米，高约1米，总重量达1200多公斤。车舆平面呈“凸”形，分为前后两室，前室小，后室大。前室为御官所坐，内跽坐一铜御官俑。后室为乘主的席位。后室的四面立有厢板，前有轼，后面留门，左右两侧及前边各有一窗。车舆的顶部有一椭圆的拱形车盖。车舆的内外绘着夔龙纹、夔风纹、流云纹以及各种几何形图案花纹。车有一衡二轭，每轮有30辐。两边车軎悬挂车轮。车前驾四马。铜驭官跽坐前室，戴冠佩剑，双手执辔，冠服与秦俑坑中的将军俑相同。两乘铜车马都以大量的金、银构件为饰。马身上戴着金银络头、金银缰索和项圈、金当卢、银象镳，车上有银辖、银軎等。仅二号铜车马就有740件金质器物，817件银质器物，计金约3.03公斤，银约4.4公斤。车马装饰得富丽堂皇，显示了车主身份的高贵。据学者们研究，第一乘铜车马名为立车，又名戎车；第二乘铜车马古代叫做安车，都是皇帝乘舆中的车子。

汉代的车马大致与前代相同而渐异。从史籍记载来看，汉代使用马车相当广泛。《史记?货殖列传》记有“轺车百乘，牛车千辆”的富户。轺车出行成为汉代画像石的一个重要表现内容。汉时马车已是双辕。但马车是尊者所乘。一般情况是上层贵族多乘坐马车，下层百姓多用牛车。每逢集会、送行、迎娶，车马甚多。《后汉书?王符传》：“牛马车舆，填塞道路。”但汉武帝征匈奴后，马匹的数量有所减少，一般的人买不起或买不到马，所以只好代之以牛。《史记?平准书》：“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只有天子才能乘坐马车，而将相只好乘坐牛车。《汉书》中也多次提到官员们乘牛车的情况。如《朱家传》、《朱邑传》等等。汉代一些官僚因少马或贫穷而乘坐牛车，起到了一种示范作用，社会各阶层的人纷纷效法，乘坐牛车的人日渐增多，逐渐演变成一种时尚。《晋书?舆服志》：“古之贵者不乘牛车，汉武帝推恩之末，诸侯寡弱，贫者至乘牛车。其后稍见贵之。自灵献以来，天子至士遂以为常乘，至尊出庙堂举哀乘之。”至魏晋时，虽极富人家，也还是喜欢乘坐牛车。一些人甚至把自己喜欢的快牛起个千里马的名字，如“王君夫有牛，名‘八百里驳’”。这一方面表现出人们喜欢乘坐牛车，但同时也流露出了人们不能乘坐马车的无奈和遗憾心情。

唐宋及其以后，马车形制基本定型，双辕，双轮，以马牵引，从一马到六马不等。基本上分用于载人的轿式马车和用于载货的敞篷式马车两种。权贵和富庶阶层所乘坐的马车装饰华丽，有“宝马香车”之称。而处于社会下层的普通百姓则使用简陋的马车，许多人实际上根本就没有马车。

以上所述只是汉族及其先民使马用车的简单情况。除汉族外，我国古代其他许多民族也都有制造和使用马车的惯制。在我国境内广泛发现的原始岩画中，都有车辆岩刻。有的民族因为善于制造车辆而被称为“高车人”。匈奴、鲜卑、蒙古等民族也都有着悠久的使用马车的历史。此处从略。

（三）乘舆制度与卤簿制度

古代与车马有关的另一重要文化事象就是乘舆制度与卤簿制度。

乘舆制度是一种古老的礼仪制度。车马在古代主要为贵族所享用，是用来“别尊卑”之物，拥有车马是身份和地位的重要标志。《周礼?冬官?考工记》：“殷人上梓，周人上舆。”周人以舆为上，郑玄解释为：“武王伐纣，疾上下失其服而尊舆。”贾公彦解释为：“纣王无道，臣下化之，无尊卑之差，失其服饰。但车服者，显尊卑之差，故周公制周礼，尊上于舆也。”因此所谓乘舆制度就是围绕着舆建立以车马为主要标记和载体的礼仪制度。周代的车舆制度主要有三：一是天子“五路”（即玉路、金路、革路、象路、木路，不同的路车饰不同）乘舆制度；二是围绕路车的封赏（即天子赏赐给王公贵族的车辆）；三是公车（即官车，为在任官吏所配之车）制度。周代乘舆制度的基本特点就是明确规定乘车的等级，在乘舆上建立周天子的权威，不许僭越。可见在周代车子与官位已经紧紧相连。

乘舆礼仪发展到秦汉时期形成卤簿制度。所谓卤簿，蔡邕《独断》云：“天子出，车驾次第，谓之卤簿。”古代帝王乘车马出行，要有仪仗队伍随从，有前导，有扈从，有伴驾，前呼后应，次第井然。学者们研究认为，卤簿制度应该是秦始皇创立的制度。秦汉时代皇帝出行都有一定数量的车队伴随，作为扈从的仪仗队，即卤簿。秦陵出土的两乘铜车马就似属于卤簿中的车子。近年发掘了一些规模较大的战国时代车马坑，出土了一批乘舆或接近乘舆的车辆实物，多与秦铜车马相仿。秦卤簿制度特征有三：一是作为乘舆之首的金根车的创设（规格最高，以金为饰，驾六马）；二是属车制度（即以安车为代表的十辆五时副车之制。十辆五时副车由五色安车和五色立车各五辆组成，五色为青、紫、黄、白、黑，分别象征春、夏、季夏、秋、冬五时）；三是规定了御驾的规格，如大驾、小驾等，大驾是帝王外出祭祀时规模最大的仪仗，小驾则是帝王祭祀宗庙或行凶礼时的仪仗，其规模比大驾小。

卤簿制度自秦汉建立完善，至唐代，发展到舆辇卤簿时期。各代帝王在承袭周秦旧制的同时，也都有自己的发展。但其核心内容没有改变，都是为了从车马方面维护统治者至高无上的地位。在这里，马具有了“别尊卑之序”的社会功能。

马在古代被视为一种珍贵的畜类，特别在不是以畜牧为主要生产方式的中原地区，马匹显得尤为珍贵。一般百姓很少拥有马匹，马匹主要属于帝王和贵族所有。前文所举商周文化遗址中的车马文化遗物，都是帝王或贵族墓地出土。马因为多为帝王、贵族所用，因而在人们的观念中，马也沾染上了某种“贵族气”，拥有马匹成了一定身份和地位的标志。正如《后汉书?马援传》中所说：“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安宁则以别尊卑之序，有变则以济远近之难。”卤簿制度，实际上就是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古代帝王使用马匹、车辆、随从等方面的数量、规模等，非帝王者，不能僭越。卤簿制度中的马在这里起到了别尊卑、分贵贱、壮威仪、显王者之风范的作用。马也因为具有这种特殊的社会功能，在人们心目中留下了“高贵”的印象。

（四）马帮

以马为交通工具，在有些地区还形成了特定的社会组织――马帮。

我国西南地区，因自然环境所限，不能使用车辆运输，多用马匹驮运货物，称为“马驮”。生活在贵州镇宁、贞丰、关岭等地山区的布依族，就流行有马驮之俗。他们驮运货物时，先将一驮鞍装在马背上，再用木做一鞍架，将所运之物捆在鞍架两旁，抬架在马鞍上。所运货物多，则步行牵马驮运；货少者，则可将鞍架去掉乘人。西南地区其他一些山区也有类似的交通习俗。

以马驮运货物，在旧时云南地区，很少有跑单帮的，多以集体的、有组织的方式出现，这就是“马帮”。云南马帮据说在东晋时期就已经形成。到清代，形成滇南、滇东、滇西三条马帮主要运输干线。马帮的规模大小不一，小者有马十余匹，大者则达百匹以上。马帮运输的里程，近者在百里之内，远者可达千里之外。

每一马帮都有自己的首领，称“锅头”。马锅头一般由马帮的所有者（马老板）担任，也有由马老板选定的富有经验的赶马人担任的。马锅头是整个马帮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负责马帮内外的一切事务。马帮行进时，马锅头骑在头马上指挥。马帮的头马要进行特别装饰：项挂铜铃，辔装红绫，驮架上插马帮旗号。马帮内有自己的行话和规矩，有的还备有武器，以防劫匪和自卫。

马帮中称休息为“开稍”。一般行进到中午时分就要开稍。通常选择水草开阔之地，将马驮子卸下，放马饮水、吃草，赶马人也埋锅造饭，稍作休息。行至夜晚之时，一般不在野外露宿，多住客店。供马帮投宿的客店，称“马店”。但有时因马多人众无店可宿，也在野外开稍过夜。赶马人用马驮子围成圆圈，将马匹围放在圈内，圈外四周燃以篝火，并派有专人轮流值夜。

云南地区的马帮运输直到20世纪50年代以前一直很流行。50年代后逐渐消失，但在一些地区仍有残存。

马帮在旧时属于一种秘密性的民间社团，类似于帮会组织。马帮内部有着自己的一套帮规、行话，甚至还有武器。旧时的马帮成分比较复杂，有些马帮可能带有某种黑社会的性质。但就总体而言，马帮是一种交通运输组织，它对边远地区的商业和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马帮的这种帮会色彩并没有从根本上影响马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马帮也曾激起了一些作家的创作兴趣，著名作家艾芜的小说《南行记》中就有关于马帮生活的内容。建国后，还拍了一部有关马帮的影片，片名为《山间铃响马帮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