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肖文化--骐骥驰骋

二、甲兵之本，国之大用

提起马，人们往往将其与战争联系起来。《说文解字》释马字时云：“马，怒也，武也。”《玉篇》：“马，武兽也。”《周礼?夏官?序官》有“司马”一职，贾公彦疏：“郑云：像夏所立之官。马者武也，言为武者也。”在古代，“武”与“马”、“兵”与“马”、“戎”与“马”，经常连在一起，好似一对孪生兄弟，可见马在古代战争中发挥着巨大功用。《后汉书?马援传》云：“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这是对马在古代军事战争中重要作用的最好概括。

古代战争的主要方式有徒步作战、车战、骑战等，其中的车战与骑战都少不了战马。关于车战与骑战哪种作战方式在前的问题，一般认为，车战先于骑兵作战，车战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才出现骑兵作战，并引恩格斯这段话为据：“起初马匹大概仅用于驾车，至少在军事史上，战车比武装骑手的出现要早得多。”但这种观点只适合于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民族，对于游牧民族显然有点不太合适。游牧民族善于骑射，其放牧、狩猎都在马上进行，彼此争战也主要在马上进行，我们总不能认为他们能骑马射杀猎物而不能骑马打击敌人。游牧民族同时也制造和使用车辆，但车辆主要用来作为运输工具，当然也不排除其作为战车的可能。但如果认为游牧民族也是车战在前，骑战在后，则显然是错误的，除非这些民族是先有车辆，然后才会骑马放牧、狩猎、打仗。因此关于骑战与车战的先后问题，对于游牧民族来讲，应当是骑战在前，而且一直以骑战为主，车战只是作为骑战的一种补充，并不构成战争的主要形式，更不存在彼此更替问题。对于非游牧民族来讲，才是先有车战，后有骑战，而且骑战最后代替了车战。

（一）战车与车战

车战，是古代战争的一种重要形式，世界各国历史几乎都有关于车战的记载。我国古代特别是先秦时期，也极其盛行车战。明人陆容《菽园杂集》卷五：“三代至春秋时，用兵率以车战。”从夏商至秦汉，古老的战车驰骤在中原战场达千余年之久，对中国的军事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车战盖始于夏代。虽然没有考古实物证明夏代已经有了车子，但从后世一些文献记载可知夏代已有车和车战。前文所言“相土作乘马”和“奚仲造车”的传说是有一定的现实依据的。《尚书?甘誓》记夏启与有扈氏大战于甘的誓师词云：“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从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出夏代的军事战争中已经使用马和马车。这里不但有车兵，还有御正，即战车上负责驾马的指挥官。《司马法?天子之义》、《释名?释车》、《吕氏春秋?简选》等文献中也都提到了夏代的战车。夏代的官制中有牧正、庖正、车正等，车正就是负责掌管车服之事的官职。

殷代有战车和车战，这一点是没有任何怀疑的。因为不但有当时的文字记载，更有出土实物为证。

殷墟甲骨文中已有“车”字，像车之形。还有“军”字，像车车相连之形，表示军队的驻扎。甲骨文中还出现了“戎马”二字，有“戎马，左右中，人三百”之记载，可能就是分左右中三部、每部一百人的车兵组织。甲骨卜辞中有很多殷王命令其军旅“步伐”的记载，既然有“步伐”，就说明有相对的“车伐”。后世文献也有商代车战的记载，如《淮南子?本经训》记商汤伐夏桀时曾“以革车三百乘，伐桀于南巢”。

殷墟曾多次发现过殷代车马坑，在已经发现的22座车马坑中有9座坑内随葬武器，这些随葬有武器的车子在当时可能就是被用为作战的战车。战车中出土的武器大都放在车舆内及其附近。武器多为青铜器，有弓、箭等远射器，有铜戈等格斗器，还有可能是用于防身的直刃青铜器。车马坑中的车舆内还发现有铜锤、锛、凿、刀、砺石以及铜（玉）马鞭柄等多种工具。这些铜石工具当为战车上的车兵或驭手行军作战时随身所带，用来修理车子、磨打武器、驱赶马匹等。殷墟出土如此之多的战车，说明车战在当时已经相当流行。

也有人对商代车战的兴盛程度表示怀疑，认为夏商之时虽有战车和车战，但尚属初级阶段。理由是，一车驾二马不利奔驰远行，殷车辐少舆小不利于作战。还有一个理由是，甲骨文中记录战争的刻辞多是记载征人若干、俘虏若干以及殷王命令其军旅“步伐”等内容，而关于车战和战车的却极少。步伐就是不驾车的步战。因此，殷代以前虽有车战，但规模有限，战争主要是步战。这两个理由很难成立，车辆的形制和驾乘法对于处于同一历史时期的交战双方来说并无优劣之分，谈不上有利或不利于远行和作战，如果纵向比较，这样的形制和驾乘法在当时还是先进的呢。至于甲骨文记载较少，也不能作为车战不兴盛的根据。因为甲骨文毕竟是考古发掘出来的零碎骨片，它记录的东西可以说有，它没记录或记录少的东西却不能说无或少。对于商代车战情况，也应如此看待。

周人继承了殷商的车战传统，并将其发扬光大。周人车战的对象主要是车战水平已经很高的商人。著名的牧野之战，就是周武王对殷纣王的一次发难。《孟子?尽心篇》：“武王之伐殷也，革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周人取得牧野之战的胜利，自有其他一些重要原因，但战车无疑显示了巨大威力，周人高出商人的车战本领也起了关键性作用。《诗?大雅?大明》在颂赞祖先功德时，对战车和车战充满了溢美之词：

牧野洋洋，

檀车煌煌。

驷儿彭彭，

维师尚父。

时维鹰扬，

凉彼武王。

肆伐大商，

会朝清明。

西周的军队中“车兵”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每每作战时要按照一定的比例编排车兵进行车战。《禹鼎》：“戎车百乘，斯驭二百，徒（兵）千。”即战车一百辆，驭车者二百人，步兵一千人。可见当时车战是与步战相结合而进行的。

周王朝周边的方国、部族也使用战车。康王时曾对其周边一些地区用兵，双方交战的方式主要以车战为主。这在金文中有所记载。《小盂鼎》记载，康王时与鬼方交战，“孚马□□匹，孚车十两。”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录编19录有另一次交战，“孚马匹，孚车百□两。”鬼方为周边小国，在一次作战中就曾损失战车上百辆，足见其战车之多，而周人能缴获如此之多的战利品，说明周王朝战车更多，军队更强盛。周代战车数量不断扩大，到周宣王时，已达三千辆。《诗?小??采芑》：“方叔?止，其车三千。”

周代战车和车战情况在《诗经》中多有描写。《小雅?六月》：“元戎十乘，以先启行”；《采薇》：“戎车既驾，四牡业业”。《诗经》记载的主要是西周至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的民歌和其他诗歌，周代社会的一些情况亦可从中窥见。

西周时期的车马坑也有大量发现。河南浚县辛村，曾发掘出14座西周时期卫国的车马坑，仅三号车马坑就出车约12辆。陕西长安县张家坡、北京房山琉璃河、山东胶县西庵等地，都发现有大量的车马。考古发现西周时期大量的车马实物，与文献记载相合，可见周人在商人的基础上将车战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

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彼此征战，战车发挥了巨大功用，车战达到了极盛。《左传》中多有关于春秋时期各国进行车战的记载。大国有车千乘已不足为奇。僖公二十八年城濮之战，晋国一次就出动兵车七百乘。昭公十三年，晋治兵邾南，出车四千乘。甚至一些小国也有数量可观的战车，如昭公八年载鲁国有“车千乘”，哀公七年载邾国“赋（贡赋）六百乘”。战车的多少成了衡量国力的标志。

车战发展到战国时期，并没有随着骑兵的出现而走向衰落，而是车战与骑战并存。因为车战是传统战争方式，新出现的骑兵还没有在中原普及，中原骑兵的骑术还不甚高，因此战国时期虽然中原地区已经出现骑兵，但并没有取代车战。赵国大将李牧编组的军队，仍把战车列在骑兵、步兵的前面。许多地区，包括较早出现骑兵的秦国，也还主要以车战为主，并且一直持续到秦统一以后。

秦国是战国七雄之首，有车千乘，骑万匹，卒百万。秦所以并吞六国，一统天下，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强大的军事。秦始皇陵一、二、三号兵马俑坑内埋藏的大量战车、骑兵俑和步兵俑，就是秦国强大军队的一个缩影。从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出土的战车情况来看，秦代的车战并没有减退的迹象，似乎还很兴盛。

秦始皇陵一、二、三号兵马俑坑内已经清理出20辆战车，均为木制。因火焚和坍塌，俑坑出土的车迹已经十分凌乱，考古工作者对其进行综合考察研究后，基本将秦车复原。学者们将秦代战车与殷周及春秋战国车马坑出土的战车加以比较，发现秦代战车有许多不同于前代的特点：车辕较长；轮辐增多；车舆增大，车轴短，轨距较小；无盖；战车各部分比例多与《考工记》所载相合。这只是目前已经发掘出来的战车情况。秦始皇兵马俑坑内埋有多少战车，因目前发掘工作还没有完全展开，只能根据已发掘的部分材料推算。据学者们研究和推算，三个兵马俑坑内总共约有战车130余辆，驾车的陶马500余匹，骑兵的鞍马116匹，车兵、骑兵和步兵等各类武士俑7000余个。这些战车、车兵、骑兵和步兵组成一个庞大的地下军阵。从兵马俑坑中的战车情况来看，秦统一的过程中和统一后，车战仍是一种重要的作战方式。

秦代车战情况还可从秦末农民起义中看出。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后起义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当起义军攻打到陈地时，已经达到“车六七百乘，骑千余”。刘邦项羽的队伍中虽已有骑兵，但车兵仍为主，如刘邦手下的夏侯婴就是车战部队的将领。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汉初。文景之时出击匈奴，也是车骑并重，直到汉武帝时，骑兵才成为部队主力。

关于古代战车上的乘员、武器装备和指挥系统情况，在文献中也有一定记载。一般是一乘战车有三名乘员，主将在左，御者居中，右为“戎右”。《左传?成公二年》：《齐晋鞍之战》“邴夏御齐侯，逢丑父为右”；晋国主将解张，“御?克，郑丘缓为右”。据学者们根据商周考古材料研究，这种乘制在商周时期普遍存在。车上乘员所使用的武器有远射、格斗、卫体三类，远射的有弓矢、铜镞、石镞等，用来格斗的有戈、矛、戟等，用于卫体的有马头刀等。此外还有防御性的护体装备如甲胄和盾牌等。战车的指挥系统安置在主将和各级将领的车上，有战旗、战鼓等，战旗建于车后，其他战车跟着主将的鼓声向前冲锋。每辆战车还配备一定数量的徒兵配合作战。先秦车战，主要采取一线横列作战，双方格斗主要在两车错毂时进行，一旦马伤车毁，战斗即告结束。屈原《楚辞?国殇》中曾对古代车战有着精彩的描写：

操吴戈兮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

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

凌余阵兮躐余行，左骖殪兮右刃伤。

霾两轮兮絷四马，援玉桴兮击鸣鼓。

天时怼兮威灵怒，严杀尽兮弃原野。

出不入兮往不返，平原忽兮路超远。

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

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

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

（二）骑兵与骑战

骑兵是古代军事战争中最灵活最具战斗力的兵种。中国骑兵有着悠久的历史。但目前对中原地区骑兵的最早起源尚有种种不同的看法。传统看法是，我国的第一支骑兵是在战国时期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以后才有的；也有人认为骑兵的产生比此时要早，大约开始于春秋战国之交；更有人认为，中国最早的骑兵在春秋时期秦穆公时就已经出现了，远远早于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比春秋战国之交也要早一个半世纪左右。前二说从者甚众，比较独特的说法为第三种，即畴骑为我国最早骑兵说。

王晓天认为，春秋时期秦穆公的“畴骑”，是中国史上最早的骑兵。“畴骑”一词见于《韩非子?十过》：晋公子重耳流亡至秦，秦穆公与群臣商议后，决定帮助重耳归晋，“公因起卒，革车五百乘，畴骑二千，步卒五万，辅重耳人之于晋，立为晋君。”旧注对“畴骑”的解释多认为是“同一规格的马”。但王晓天以古人释“畴”有世代承传之意，认为“畴骑”应释为“世世传习骑术者”。并说，古多世业，父子相传，兄弟相及。在骑兵刚刚出现的时候，骑术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军事技术，因而成为“世世相传之业”。秦穆公以武力助重耳入晋，一次派“畴骑”二千，这里的畴骑不是单个的骑马者，而是具有军事意义的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骑兵。

王说颇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但也有几点令人疑惑之处。所谓“畴骑”为何不见于先秦史书记载？我们当然不能说史书没有记载的东西历史上就一定不存在。但众所周知，秦穆公是春秋五霸之一，不论在当时还是在后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的一言一行都为史家们所关注。先秦史籍对各诸侯国之间的征战极其关注，对战争的记载也颇为详尽，为何对骑兵的出现这样一件与秦穆公这个有重要影响的人物有关的、在战争史上又是新出现的大事无动于衷？畴骑既然是秦国“世世传习骑术者”“父子相传，兄弟相及”的“古之世业”，就应当具有很大的保守性，不肯轻易外传，“秘密武器”怎会轻易暴露？就算是秦穆公为辅助重耳不惜抛出秘密武器，为何不见秦穆公在其他战事中使用“畴骑”？“畴骑”最早见于《韩非子》，如果韩非子搞错了怎么办？虽然王说尚有种种疑点，但仍不失为一家之言。特别是他对秦国可能较早出现骑兵的分析还是有道理的。

认为春秋时期中原华夏族出现骑兵者的主要证据是前文已引过的《左传》中的两句话，即“左师见夫人之步马者”和“左师展将以公乘马而归”。对《左传》中的这两条记载人们有不同的理解。“步马”为遛马之意，遛马则可牵可骑，姑且算骑。“乘马而归”，宋翔凤《过庭录》卷九：“乘读去声，言以车一乘归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认为“宋说较近事实”。“乘马”二字在先秦文献中多释为用马驾车，如相土作乘马，人们都理解为相土发明了以马引车，而不作相土发明了骑乘这样的理解。但杜预注曰：“乘如字，骑马也。”杜预所以这样解释，也许跟他的戎马生涯经历的潜在影响有关，姑且也算是骑马。仅凭这两条有争议的记载，只能推知，春秋时期已有个别人骑马，但不能将其广而推之，认为此时已经有了骑兵。骑兵作为一个兵种的出现是需要具备许多条件的，不能把根据这两条有争议的材料作出的带有推测性的结论（春秋时期有个别人会骑马）放大为春秋时期就有了骑兵。《左传》是记载春秋时期各国军事和社会生活的重要历史文献，其历史价值极高。如果当时真的有骑兵出现，不可能只是含糊地记这两句。如果当时哪个诸侯国军队中有骑兵并用之作战，更不可能忽略不记。试想，连遛马都要提一句，为什么却不记骑马作战？要知道，善于记录和描写战争可是《左传》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啊。难道这是“微言大义”不成？只凭这两则材料而认为骑兵始于春秋，这种说法实际上是混淆了个别人的骑乘和骑兵这两个不同的概念，虽然是好心，想把骑兵出现的时间往前提提，并力图摆脱骑兵的产生受外族影响的影子，但留给人的却是个令人难以信服的结论。

引用这两则材料证明骑兵始于春秋说的人可能是忽略了《孙子兵法》这一古代军事名著。孙武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军事家，他生活的时代是春秋末期，在他的兵法著作里未见有关骑兵的记述，但却提到了车兵和车战。《孙子?作战篇》：“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由此可知，孙武在世之前，用兵主要是车兵。如果当时出现了骑兵，这位研究战略战术的大军事家在其兵书里难道会只字不提？可见当时中原地区骑兵还没有出现。

袁仲一先生把中国骑兵的起源和发展大体划分为四个阶段：（1）骑兵至迟于春秋初期已首先出现于我国西北部及北部的游牧民族地区。（2）接着是与北部和西北部游牧民族接壤的秦晋，于春秋中期为应付戎狄骑兵的侵扰也建立了骑兵。秦的骑兵已成为独立的兵种，而晋的骑兵似乎还未成为独立的兵种。（3）到了春秋战国之际中原各国普遍有了骑兵。（4）到战国中期中原各国骑兵的数量骤增，成为战争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到了赵武灵王的“变服骑射”，是骑兵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对骑兵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忽略骑兵出现的时代不计，这种划分还是基本符合历史事实的。首先一点是游牧民族的骑兵先于中原华夏族而出现，并对其邻近诸国产生了影响，刺激了他们的骑兵出现和发展。但具体出现的时间应当在孙武去世以后的战国时期比较合适。

华夏诸国骑兵的产生，与匈奴、胡人有着密切关系。匈奴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古老的游牧民族，即上古之荤粥，周之猃狁，战国以来才称匈奴。匈奴是一个善于骑射的骑马民族。“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匈奴的游牧生活方式与华夏诸国的以农业为主的定居生活方式在历史上经常发生冲突。华夏诸国正是在与匈奴的交往和战争中，产生了骑兵。华夏族骑兵来自于其周围游牧民族的影响，这是一个不可争辩的事实。

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变服骑射”，“以备燕、三胡、韩之边”。赵武灵王为了对付燕国、韩国和“三胡”（即东胡、林胡和楼烦）下令实行胡服骑射，组建了中原地区的第一支骑兵。在此之前的匈奴和三胡早就有了骑兵。匈奴和三胡都是北方游牧民族，善于骑马射箭。赵国近有三胡为邻，远受匈奴之危，情势所迫，不得不学习胡人和匈奴的骑术，建立自己的骑兵组织。赵国新组建的骑兵中，实际上很多还是胡人。而那些非胡人从服饰到骑射技术都远远不能适应马上作战，所以赵武灵王才顶着种种压力，下令“变服骑射”，使赵国国力大增。

战国时期虽然已经有了骑兵，但还不是特别普遍。据杨泓根据《史记》中《廉颇蔺相如列传》、《张释之冯唐列传》、《苏秦列传》提供的材料统计，距赵武灵王变服骑射之后的七八十年以后，赵国名将李牧编组的军队中骑兵所占的比例不过8%，其他各诸侯国，不过1%左右。但这股新生的力量在军事上已经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竹简本《孙膑兵法》中讲到了骑战：“易则多其车，险则多其骑。”认为在地势平坦的地方利于车战，而高低不平之地则应展开骑战。传出洛阳金村的铜镜上已经有了骑兵的形象。

秦汉时期骑兵在军事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秦始皇陵出土的大量骑兵俑，便是秦代骑兵的一个缩影。

中，都有自己的骑兵。项羽的骑兵较为强盛，对刘邦构成严重威胁。但刘邦很快就派灌婴组织了自己的骑兵，并与项羽1的骑兵大战于荥阳以东，破项羽骑兵。垓下之战，楚军彻底失败，亦是这支骑兵之功。但到汉武帝以前，一直是车骑并重。陕西咸阳杨家湾一号汉墓群（文景时期），兵车坑居中，步兵最多，骑兵数量仍较少，占21%。汉武帝时，骑兵成为主力。汉匈大战中，双方以骑兵作战为主，兵车退为运输和保护营地之用。《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大将军军出塞千余里，见单于兵陈而待，于是大将军令武刚车自环为营，而纵五千骑往当匈奴，匈奴亦纵可万骑。”《汉书?卫青传》也有类似的记载。由于骑兵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马的快速、腾跃等特长，便于在各种复杂地形作战，所以骑战逐渐取代车战。到了南北朝时期，鲜卑等善于骑射的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骑兵彻底成为军队的主力。

需要说明的是，所谓中原骑兵，其中还是有大量的非华夏族系成分。赵武灵王的骑兵队伍中，被收服的三胡骑兵是重要组成部分。汉家骑兵中也有许多楼烦、西戎、义渠、匈奴骑士。《汉书?项籍传》载，楚汉相争，对垒于广武，“汉有善骑者曰楼烦，楚挑战，三合，楼烦辄射杀之”。晁错《言兵事疏》中载，文帝时有西戎、义渠几千人投奔汉朝，晁错认为“（其）饮食、长技与匈奴同，可赐与坚甲絮衣、劲弓利矢，益以边郡之良骑”，“令名将……约将之”，“即有险阻，以此当之”。武帝时设八校尉管理骑兵，其中的胡骑校尉专门管理由匈奴人组成的骑兵，越骑校尉专管越人（东瓯、闽越、南越）骑兵。一直到曹操的骑兵队伍中，还有大量的北方游牧民族（乌桓）的骑兵。这些非华夏族系骑士被编入汉家骑兵，是中原统治者实行“以夷制夷”政策的结果，客观上也带动了中原骑兵的发展。

古代骑兵所使用的武器有弓、弩、戟、矛、刀、剑。远射武器为弓箭和弩，马上格斗武器主要为长柄的戟和矛，卫体的武器有较短的刀、剑，防护装备有盾牌和铠甲，保护战马的有具装铠。为了便于骑乘，还在战马身上配以鞍具等。这些东西并不是同时出现的，也有个历史发展问题。

在中国传统文学中，表现骑兵作战场面时，多以出阵单打的形式，如三国故事中的三英战吕布、温酒斩华雄等。这实际上是一种文学化的表现方法。古代军事战争讲究布兵排阵，骑兵作战也是如此。在车骑并重的时代，战场上车兵、骑兵、步兵都按一定比例分布；骑兵成为军队主力后，车兵主要负责粮草，战场上骑兵、步兵按一定的阵势排列。至于具体的布阵方法，已非本书所能论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