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肖文化--骐骥驰骋

三、马驿

中国古代驿传制度开始于殷商，以后各代相承，并不断改进和完善，形成了一整套制度。直到民国初年，才告废除。在几千年来一直延续的驿传制度中，马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古代乘车曰“?”，曰“传”，乘马曰“遽”，曰“驿”。甲骨文中有几个表示信息传递的字，如“传”、“?”、“?”等，“?”是“?”的初文，“?”是“?”的本字。甲骨文辞中还有“?来归”、“?往”、“?散”、“传氏”等记载。由于后世驿站主要乘马，所以表示乘车的?等字就不再通用，“驿”成了通用的字。

驿传经商周时期初步建立并逐渐完善后，到春秋战国时期取得了重大发展。此时由于社会的发展，各诸侯国之间彼此交流的需要越来越强烈，与此相适应，驿传也普遍发展起来。《左传》中多有关于“?置”的记载。如文公十六年：“楚子乘?会师于临品。”襄公二十八年：“吾将使?奔问诸晋而以告。”这里的?就相当于后来的驿站，《国语》、《周礼》、《孟子》中也有关于此时驿传的记载，说明驿传在当时已很普遍。?置之间有一定的距离，一般是30里，也有50里一置的。?置的主要任务是传递政治和军事消息。

秦汉之时，为适应统一后的全国交通、军事等方面的需要，广泛发展驿传事业。在交通要道上设亭，就始于此时。一般是十里一亭，每亭设有亭长等职。汉代全国普遍设有邮和驿，为传递有关匈奴的军事信息，还在边塞军事防线上设有亭、隧等。汉代的邮比亭还密集，每五里一邮，任务是传送文书，主要由人来传送。驿与邮相似，但传送的往往是紧急公文，使者要乘用马匹，所以叫驿骑。驿与春秋战国时期的?一样，也是30里一置，并设有驿卒。

汉代的驿还设有传舍，以供使者和政府官吏止宿。官吏役使车马，按等级分为置传、驰传、乘传和轺传四种，《汉书?高帝纪》如淳注引“汉律”：“四马高足为置传，四马中足为驰传，四马下足为乘传，一马二马为轺传。”用四匹上等马的称置传，用四匹中等马的为驰传，用四匹下等马的为乘传，用一两匹马的为轺传。秦汉时期的驿传制度有许多被后代承袭下来，直到唐代，发展到相当完备的阶段。

唐代的中国是一个强盛的大国，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驿传事业也发展较快。唐代在各水陆交通要道上广设馆驿，构成了以首都长安为中心的遍布于全国各地的驿路网络。

唐代的驿也是每30里一置，驿长负责，每驿辖有众多驿夫和驿马。据学者们研究统计，全国陆驿共有一千二百九十七，分为七等，最大的有驿夫二十五，马匹七十五；最小的也有驿夫二，马匹八。唐代驿马的来源有官给和役民马等途径，也有官给民养的。有时马匹紧张，还用驴代替马，称为驿驴。水驿虽不用马，但水陆相兼的驿，仍需大量马匹，有时驿马还要济河渡津。唐代奉差传送公文者和赴京上任、述职者，都称为驿使。驿使又分乘驿和给传，前者乘马，后者乘车，并根据官阶的高低配备一定数目的马匹，多的有十匹，少的则一两匹。役使往来要有银牌、角符等凭证，乘驿者每日要行六驿，即180里，乘传者每日行程为120里。遇紧急情况则要更快，有时甚至要日行500里。安禄山兵叛范阳，唐玄宗6天之后就得到了消息。范阳距临潼约有2000里，驿使骑马奔驰的速度每天约300余里。然而，唐代驿传的功能似乎还远不止于此。唐玄宗为了博得杨贵妃“千金一笑”，就曾经利用过驿传。《新唐书?杨贵妃传》：

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置骑传送，走数千里，味未变，已至京师。

李肇《国史补》中也有类似的记载：

杨贵妃生于蜀，好食荔枝。南海所生，尤胜蜀者，故每岁飞驰以进。

留给人们印象最深的是杜牧的《过华清官》诗：

长安回望绣成堆，

山顶千门次第开。

一骑红尘妃子笑，

无人知是荔枝来。

宋代以60里为一驿，并且以军卒为驿夫，较以前各代有所不同。除驿外，还设有递铺，递铺设置距离从25里到10里不等，分为步递、马递、急脚递、水递等方式，传送政府文书。步、马、急递等方式是根据所传送文书的轻重缓急来决定的，“官文书则量其迟速以附步、马、急递”。马递、急递都属于快速传递，马递要日行300里，急递则要日行400里。熙宁中又增设金字牌急脚递，要日行500里。传统小说《岳飞传》中有皇帝下达十二道金牌火速招岳飞回京而被害风波亭的故事，十二道金牌，大概就是金字牌急脚递之类。宋代驿传制度的新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所处的周边环境决定的。

元代是中国驿传制度最为发达最为完备的一代。“薄海内外，人迹所至，皆主驿传，使驿往来，如行国中。”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国后，为“通达边情，布宣号令”，以大都为中心，修建了四通八达的驿道，站赤遍及11个行省，远达今中国本土以外的四大汗国。“站赤”系蒙古语jamcˇi的音译。Jam意为路途止顿处，cˇi为词尾附加成分，Jam音译成汉语则为“站”，驿站实际上是意译加音译的结果。Jam即“站”进入汉语后成为汉语里广为使用的一个词素，车站的“站”就是从蒙古语Jam来的。

元代站赤有达达站和汉站两种。达达站即蒙古站，主要行于边地；汉站行于腹地，有马站、车站、水站、船站等。关于元代的站赤，《元史?兵志》有载：

站赤者，驿传之译名也。盖以通达边情，布宣号令，古今所谓置邮而传命，未有重于此者焉。凡站，陆则以马以牛，或以驴，或以车，而水则以舟。其给驿传玺书，谓之铺马圣旨。遇军务之急，则又以金字圆符为信，银字者次之。内则掌之天府，外则国人之为长官者主之。其官有驿令，有提领，又置脱脱禾孙于关会之地以司辨诘，皆统之于政通院及中书兵部。而站户缺乏逃亡，则又以时签补，且加赈恤焉。于是四方往来之使，止则有馆舍，顿则有供帐，饥渴则有饮食，而梯航毕达，海宇会同，元之天下视前代所以为极盛也。

意大利人约翰?柯拉《大汗国记》中对元代站赤也有记述：

境内各城邑间，皆有邮差所居。邮差或步行，或骑马，腰股上系响铃，为皇帝送公文，行近时则将腰上之响铃振之，声达站内。站内闻之，亦如此准备，接到公文，即行火速奔驰，递送第三站，如是而递之全国各地，昼夜不停，至送达目的地为止。虽在三月路程以外之消息，大可汗可于十五日内悉之。

可见元代站赤之发达。

根据《元史》等文献的记载可知，元代站赤分水陆两种，陆站用马、牛、驴、车等，在辽东还用狗，水站则用舟。站赤官有驿令、提领等，还设有脱脱禾孙作为验证官，以验使命之真伪。这些官职都统摄在政通院及兵部之下。站赤领有站户，站户与民户异籍，固定在驿站上，世代相袭。站赤所用车马之类，有的由官府“和买”，发给站户饲养应役，有的则由站户共资购买。来往使节、公差使用马匹根据等级而定，从五匹到二匹不等。乘驿必须持有牌符作为凭证。有金字圆牌、银字圆牌、铺马圣旨和札子等。朝廷遣使佩金字圆牌，诸王公遣使佩银字圆牌。圆牌主要为军情急事遣使之用，上刻有海冬青图像，后又改铸蒙古八思八文字，上写“长生天气力里皇帝圣旨，违者治罪”。佩戴圆牌的使者，可优先选择良马，可兼程驰驿，甚至在马乏之时可以夺取民马以完成使命。铺马圣旨主要发给一般公事差遣人员，圣旨上标明用马的数目。除了站赤以外，元承宋制，也设有急递铺。

明代的驿传有水马驿、递运所、急递铺等。陆路设马驿，一般以60里或80里为一驿。驿站备有马匹，以供役使。要冲之地，设马80-30匹不等，非要冲之地，设马20-5匹不等。驿马分上中下三等，马脖子上挂有小牌，注明等级。驿使往来也要凭借符信。关于明代驿传制度，已有专文专著论述，此处从略。

清代版图辽阔，驿传发达。清政府在全国广设驿、站、军塘、台、所、铺等多种不同形式的驿置。仍主要以马和马车为驿传工具，水路则用船。公文递送一般要日行300里，紧急公文则要日行四五百里以上。给驿乘马、车船的多少，也都按官员级别的高低而定。清末，近代交通工具进人中国社会，传统的驿传制度受到了冲击。光绪三十二年（1906），设立邮传部，主办邮政事务，驿站事务统归邮传部管理。至民国时期，驿传制度逐渐废除。

马在几千年驿传制度中，一直扮演着主要角色。马之善走、有力，是人们选择马匹作为驿用的重要原因。试想，如果将马易之以牛，让驿使们坐着牛车或骑着牛，恐怕什么紧急的事情都耽误了。马在古代交通、通讯等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驿”字从马，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