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肖文化--骐骥驰骋

二、茶马互市

茶马互市，即茶马贸易，是中国古代中原地区同北部、西部少数民族进行的一种贸易活动。对古代茶马互市的含义，今人主要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认为茶马贸易就是“茶”和“马”的贸易，茶马互市主要是指历史上居住在我国北部、西部的游牧民族用马匹与中原地区交换茶叶的一种较大规模的贸易活动。另外一种解释要比第一种宽泛得多，认为茶马贸易是指西北少数民族用牲畜及畜产品同内地交换各种生产和生活必需品的贸易活动。这两种理解只是宽窄不同，实际上并无矛盾之处。所谓茶马互市，既是西北民族与内地贸易的总称，又是西、北民族与内地贸易的代称。贸易双方分别以茶和马为主要交换对象，同时双方贸易活动中还伴随有其他产品交换，但以茶马为主，最具代表性，而官方的策令又多针对“茶”、“马”而下，故有此称。

茶马贸易的兴起主要取决于贸易双方的需要。西北民族与内地在贸易上具有极大的互补性，内地之所有正是西北民族之所无或所缺，内地之所无或所缺正是西、北民族之所有。于是双方从各自的需要出发，找到了交换的共同点――内地的茶和西、北民族的马。

马匹对于中原王朝来说是极为重要的畜力。马在军事、交通、生产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军事上，意义尤为重大。“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戎之大事，则在于马匹，“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马匹的多寡直接影响到军队的强弱，国家的盛衰。而中原地区一向缺马或无良马，这直接影响到中原王朝的统治地位。历代统治者都极其重视马政，就是出于这样两种考虑。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来征马、括马、买马、养马，以扩充自己的实力。而西部、北部的游牧民族一向以出产名马闻名，这自然会引起中原统治者的垂涎，与其互市实在是出于自身的迫切需要。

西北游牧民族主要从事畜牧业，其产品也以畜产品为主，经济形式较为单一，缺少中原所富有的茶叶、布帛和其他农产品。我国南方很早就种茶、饮茶了，饮茶习俗很快就传入了北方少数民族地区，茶叶成为他们生活中必不可少之物。由于游牧民族的饮食以肉类为主，不易消化，容易致病，而茶叶恰好能解除此厄，故为游牧民族所喜爱。在古人的记述中，茶叶似乎成了游牧民族的命根子。《明史》卷八?《食货志》四：“番人食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番人以茶为命”。这些记载虽有夸张之嫌，但反映了游牧民族对茶叶的一种内在需要。

唐代以前，中原地区与北方民族就曾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战国之时，中原各诸侯国为了争雄称霸，都积极从北方民族获取战马。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以发展骑兵，其战马就有许多来自与其相邻的东胡、林胡、楼烦等游牧民族处。秦统一后，汉胡交换一直存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南北各民族间的贸易并没有因为统治阶级的混战而中断。隋统一后，与西北的突厥长时期存在贡使贸易，中原用粮食、布帛、瓷器等交换突厥的马匹等。至唐以后，绢马贸易、茶马贸易兴起，中原与北方民族的贸易往来更加密切，一直延续到后世。

茶马贸易兴于唐，成于宋，盛于明，衰于清，跨越五个朝代，延续千年之久，在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中，马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唐与回纥的绢马贸易在当时中原与北方民族贸易史中历时最长，规模最大，共历九帝，达80余年。唐与回纥之间的密切关系是这一贸易长期进行的一个重要保证。《新唐书》卷二一七《回纥传》载，贞观三年（629），回纥“始来朝，献方物”，后又有回纥诸部归顺唐朝、唐回联合攻击突厥、回纥出兵助唐平定“安史之乱”等重大历史事件，唐回关系越来越密切。为酬谢回纥在平定“安史之乱”中立下的汗马功劳，唐朝与回纥约定绢马互市，大量开始绢马贸易。绢与马的比价一般是40匹绢比1匹马。通过互市，中原的丝织品源源不断地流向回纥，并通过回纥传到中亚和西方。唐也从回纥处获得了大量马匹，据《新唐书》卷二一七《回纥传》载，回纥“岁以万求售”，有时竟“岁送马十万匹”。唐政府后又用茶易回纥马匹，《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载唐德宗贞元末年，“回鹘（回纥）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唐政府通过与回纥互市，引进大批“胡马”，对其改良马种，外保国防，内伐安史之乱及割据方镇，起到了重要作用。

除与回纥进行绢马贸易、茶马贸易外，唐还与突厥、吐蕃实行互市贸易。突厥“每年纳马不过三四千匹”，最高为开元二十四年（736），达14000匹。唐与吐蕃的贸易始于文成公主、金城公主远嫁吐蕃之后。当时唐朝与吐蕃都是两个强盛的国家，双方多次和盟定界，并沿边划地设市，如益州、赤岭、陇州、瓜州等地。唐主要以缯绢、布帛、茶叶、铁器等物品销往吐蕃，吐蕃销往汉地的主要有马、牛、羊、麝香、药材、玉石、宝石等，特别是茶马两宗，是两地交换的主要物资。

宋代的茶马贸易自神宗时即已确立。神宗七年创置提举茶马司，以管理茶马贸易事务。但因茶马两司矛盾重重，影响了茶马贸易的发展。宋哲宗时期，茶马两司合一，才有所好转。与宋进行茶马贸易的有吐蕃、回纥、羌等民族，他们以马匹、皮货、药材等与宋贸易，互通有无，而宋政府则通过茶马贸易获得了大量军事上急需的战马，同时也以此作为对西北少数民族实行羁縻统治的重要手段。

宋代，契丹、党项、女真在北方崛起，分别建立辽、夏、金政权，与宋对峙。这一时期宋与各国之间的贸易，主要为榷场（官办边境互市市场）贸易。由于宋与北方政权之间的时战时和的关系，榷场也随之时兴时废。除榷场贸易外，还有民间设置的和市（民间市场）。宋输出的有茶叶、香药、犀象、布帛、漆器、粟麦等，辽、夏、金输出的则有马、羊、骆驼、毡毯、柴胡、苁蓉、红花等。

元朝疆土广大，地域辽阔。元朝统治者建立的横跨亚欧大陆的蒙古帝国，打破了原来的国与国之间的界限，正如王礼麟《原集》卷六《义冢记》中所说，“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各地区、各民族之间互相交流，互通有无，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茶”与“马”已经不像唐宋时期那样成为两个国家、两个民族间既“对立”又互补之物，所以史籍很少见到元代茶马互市的记载。但到了明代，这种“对立”互补之势又重新出现了，茶马贸易再度兴盛。

明承袭唐宋旧制，大兴茶马贸易，以获得充足的马源，巩固其边防。明代茶马贸易交换双方主要为明和西北地区、北方地区诸民族。据《明史》卷八?记载，在西北地区，“自碉门、黎雅抵朵甘、乌思藏，行茶之地五千余里，山后归德诸州，西方诸部落，无不以马售者”。这些地方，大致包括今天的西藏、青海、川西、甘肃及新疆的一部分，是藏、蒙、回等民族的聚居区，盛产良马。明通过与这些地区诸民族茶马互市，增加马源，充裕国用，并以此为羁縻之法达到控制西北民族、孤立和打击蒙古残元势力的目的。明与北退的蒙古除战争外，也有互市贸易。明代曾在今东北地区和内蒙古地区开“马市”、“茶市”，以货币、茶叶等向该地区的蒙古、女真等购换马匹。

明代茶马贸易制度更臻严密，是古代茶马贸易的最高峰期。有明一代，“惟以茶易马……直与明朝相始终者”。明代茶马互市从洪武至宣德间为发展繁荣期，形成了一套完善的茶马之制，如设立茶马司、实行金牌信符的勘合制等。正统至弘治末，这一时期茶马制度屡有兴革，许多旧制被破坏，弊端渐生，茶马互市受到影响。弘治末至正德初，杨一清“修复茶马旧制”，对茶马之制进行改革，使茶马贸易复兴一时，但不久因杨一清去官而再度衰废，直至明亡。

清初沿袭明制，实行茶马互市。但随着清朝在全国范围内统治秩序的建立、社会的安定，以及农牧业经济的发展和民间贸易的繁盛，茶马之法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清朝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许多历史上与中原王朝对立的民族都已并入大清国之内。“茶”与“马”的对立，像元代一样，不复存在。因此官方的茶马互市已无存在意义，而大量转为民族间、地区间广泛的民间贸易形式。雍正十三年（1735），清政府撤消茶马司。至此，相沿千余年的茶马互市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