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肖文化--骐骥驰骋

一、文学中的马

中国文学源远流长，历史悠久。从远古的神话传说，到先秦的诗经、楚辞，而后的汉赋、乐府民歌、建安文学、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以马为题材或表现对象的作品都极为丰富，且有许多优秀、成功之作。至于我国其他民族的文学，特别是以畜牧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民族，马的形象在文学中更是占有突出地位。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其中多有关于马的描写。仅以马字为部首的字就用了50多个。（诗经）中描写马时多注重马的毛色、神态、佩饰等，以抒发诗作者对马匹的喜爱之情，如“四牡庞庞”、“四牡孔阜”（《小雅?车攻》），“四牡??”（《小雅?六月》），“两骖如舞”（《郑风?大叔于田》），“四牡有骄，朱镳镳”（《卫风?硕人》）。有些诗还以马起兴，如《小雅?白驹》：“皎皎白驹，食我场苗。絷之维之，以永今朝，所谓伊人，于焉逍遥。”意思是：“洁白如雪小白马，吃我场中嫩豆苗。绊着它来拴着它，使我快乐在今朝。我所说的那个人，到此可有多逍遥。”以后各章也都用“皎皎白驹”起兴。这里的小白马虽然是用来起兴，但我们仍能从中看到一个可爱的小白马形象。以马起兴，在后世民歌中也经常出现，陕北民歌信天游中就有“马里头挑马不一般高，人里头数不过哥哥人儿好”的句子。

先秦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中关于马的描写也很丰富。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思想解放，也唤醒了人们的个性。随着相马术的发展和完善，人们以物及人地将马与人的价值比附并将其上升到人格意义上认识，于是，良马成了人材的象征，而善于相马的伯乐则成了文人心目中的知遇明主。《战国策》中多有以良马比人材之喻。《燕策二》言有卖骏马者立市三日而无人问津，伯乐前去看一眼，于是“马价十倍”。《赵策四》以买马尚须带二相马者为喻，言国君治理天下应当重用贤能。《燕策一》则记有以五百金购买千里马骨的故事。《战国策?楚策四》：

骥……服盐车而上太行，蹄申膝折，尾湛?溃，漉汁洒地，白汗交流，中阪迁延，负辕不能上。伯乐遭之，下车攀而哭之，解?衣以?之。骥于是?而喷，仰而呜，声达于天，若出金石声者。

此处所载之骥与伯乐，恰似贤士与明主，马人关系中显示出君臣契合的双向交流与知遇情重。自此以后，“千里马――伯乐”成为千古文人魂牵梦绕、割舍不断的情结。

诸子之中庄子和荀子经常以马喻事。庄子曾以白驹过隙比喻人生短暂，认为“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庄子?知北游》）庄子崇尚自然，他喜欢的是“喜则交颈相靡，怒则分背相踢”（《庄子?马蹄》）的马，认为伯乐驯马是对马的摧残和伤害，“故马之知而态至盗者，伯乐之罪也”（《庄子?马蹄》）。而荀子正好与庄子相反，认为“古之良马……前必有衔辔之制，后有鞭策之威，加之以造父之驭，然后一日而致千里也”（《荀子?性恶》）。伯乐和造父，都是礼教的象征，荀子强调的是礼教对个体的正面影响，而庄子看到的则是礼教对个性的泯灭。至于荀子以驽马劝学的名言更是人所共知的了：“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荀子?劝学》）

屈原的作品中经常出现“骐骥”形象。《离骚》：“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惜往日》：“乘骐骥而驰骋兮，无辔衔而自载”；《怀沙》：“伯乐既没，骥焉程兮？”诗中骐骥驰骋的形象实际上是诗人崇高理想的象征。屈原的弟子宋玉在《九辩》中写道：“却骐骥而不乘兮，策驽?而取路。当世岂无骐骥兮，诚莫之能善御，见执辔者非其人兮，故?跳而远去。”诗中骐骥和御者之间的关系犹如千里马和伯乐，但不同的是这里的骐骥并不是被动地接受选择、等待知遇者到来，如果“执辔者非其人”，则要远走高飞。正如论者所说的那样，这里“御者与骐骥的矛盾即是贫士与昏君的冲突，士亦要择主而事，一股清正之气中散发了士阶层对自我价值的肯定与自尊。”

秦代文学虽然成绩较小，但有李斯的一篇名文――《谏逐客书》。文中曾以秦地不产的宝马等比喻“外来人材”：“今陛下至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悦之，何也？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后宫，而骏良不实外厩……”以骏马等丰富的比喻说明异国人材对秦国的重要性，揆之以事理，说之以利害，终于说服了秦始皇。秦始皇留客也好，逐客也罢，都没有使其江山永固。在他死后爆发的农民起义很快就将秦朝推翻。起义队伍中有一个英雄兵败之后写下了一首千古悲歌――《垓下歌》，其中有两句为“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表现了项羽临死之前对自己心爱的战马的依依不舍之情。

楚汉相争，刘邦立汉。至武帝时，国力最盛。汉武帝喜爱良马，曾作有《天马歌》：“天马徕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障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诗中表现了汉武帝好大喜功和酷爱良马的心情。这只是皇帝高兴偶一为之。汉代作为“一代文学”的是汉赋。汉赋词采华丽，铺张扬厉，其内容多表现车马、田猎等，如枚乘的《七发》，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等，都有长篇大段的关于车马和田猎的描写（因其篇幅较长且文字艰涩，此处不引）。汉代的诗歌以乐府为主，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孤儿行》中有“父母在时，乘坚车，驾驷马。父母已去……大兄言办饭，大嫂言视马”之句，表现孤儿在父母死亡前后两种不同的境遇。《战城南》中有“枭骑战斗死，驽马徘徊鸣”之句，以战马的哀鸣表现战争给人们带来的苦难和不幸。东汉文人五言诗《古诗十九首》中的《行行重行行》中有“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以胡马比喻游子思归之情，语短情长，富有余味。

建安作家笔下的马形象，是社会现实和个人情感抱负的直接表现。“行行日已远，人马同时饥，担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苦寒行》），“戎马不解鞍，铠甲不离傍，冉冉老将至，何时返故乡”（《却东西门行》）。曹操的这两首诗描写了行军之苦，抒发了征夫怀乡之思，而《龟虽寿》中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以老骥自喻，表现了老当益壮的志士情怀，被今人广为引用。建安七子中的陈琳，有《饮马长城窟行》：“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男儿宁当格斗死，何能怫郁筑长城？”以饮马起兴，对统治者修筑长城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女诗人蔡琰曾为胡骑所掳，远嫁匈奴，后被曹操赎回。她在《悲愤诗》中写道：“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控诉了战争给普通人带来的灾难。被誉为“建安之杰”的曹植，他的前期诗作《白马篇》是一首描写英雄和战马的优秀之作。“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控弦破左的，右发摧月支。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长驱蹈匈奴，左顾凌鲜卑……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诗中身骑白色骏马、武艺高强、渴望建功立业甚至不惜捐躯赴死的幽并游侠儿正是诗人理想的化身。

晋代文学中马的形象不很突出。到东晋陶渊明虽“结庐在人境”，仍“耳无车马喧”（《饮酒?其五》）。但到了南北朝时这种情形则大为改观。此时的诗歌以乐府为主，但南北诗风不一，正如郭茂倩《乐府诗集》中所说的那样，“艳曲兴于南朝，胡音生于北俗”。北朝统治政权多为游牧民族建立，因此其诗歌中有许多非汉族因素。《敕勒歌》是一首鲜卑民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全诗只用数十字，便把辽阔苍茫的草原景象和游牧生活充分地展示出来。《企喻歌》：“放马大泽中，草好马著膘。牌子铁?裆，??鹞尾条。”前两句写牧民对自己心爱的伙伴――骏马的赞叹，后两句写着铁甲、戴雉尾的草原铁骑形象。其他几首《企喻歌》也多充满了这种英雄之气。《折杨柳歌》中说：“遥看孟津河，杨柳郁婆娑。我是虏家儿，不解汉儿歌。”直接说出了此歌是“虏家儿”所作。《折杨柳歌》中还有一首情歌：“腹中愁不乐，愿作郎马鞭。出入擐郎臂，蹀坐郎膝边。”写一个女子为情所困，闷闷不乐，真希望自己化作情郎的马鞭，每天挂在情郎的手上，蹀坐在情郎的膝边。诗中的马鞭之喻形象、生动、准确，对爱情的表达大胆、热烈，毫不掩饰，全无扭捏之态。另一首《折杨柳歌》云：“健儿须快马，快马须健儿。跸跋黄尘下，然后别雄雌。”如此快言快语，令人“骨腾肉飞”（王士祯《香祖笔记》语），充分表现出了北方民族善于骑射、好勇尚武的精神。《木兰诗》是北朝民歌中最优秀的作品，非汉族成分很多。北朝为游牧民族统治，战争频繁，尚武好勇，诗中提到的地点都在北方，诗中称父亲为“阿爷”为北方民族所常而为汉族所少见；诗中的“明驼”也是北方民族所蓄养的主要畜类，更重要的是一向讲究避讳和民族自尊的汉族是不可能称呼自己的皇帝为可汗的，因此《木兰诗》很可能是北朝某一游牧民族特别是鲜卑族的作品，后来经过汉族文人或汉化了的鲜卑人的整理，才使我们今天见到这样的诗作。木兰因“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主动代父从军。诗中在描写木兰出征前买鞍马的准备时写道：“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这种夸张铺陈描写，给读者营造了一种紧张的心情和战争的气氛，产生了强烈的效果。类似这样的对英雄出征前的战马的描写在我国其他民族文学如蒙古族文学更是广为存在。这也是《木兰诗》为北方游牧民族作品的一个旁证。

唐代的马文学空前繁荣。马不但经常出现在文人的诗句中，整篇咏马的诗作也多得数不胜数。从诗题中看，有马、天马、白马，骢马、紫骝马、天骥、骐骥、胡马、瘦马、病马、舞马等。从开国皇帝李世民，到李杜等知名大家，都曾以马作为歌咏的对象。有些诗人还集中创作了数首以马为题的诗歌，如张仲素的《天马辞二首》，张说的《舞马词六首》、《舞马千秋万岁乐府三首》，仅李贺一人就写下《马诗二十三首》。唐代的咏马诗作因其时代不同、作家不同、同一作家所处的生活阶段不同，其内容呈现出复杂的局面，但都是在以马喻人，借马论事。正如清人王琦评李贺《马诗二十三首》时所说的那样：

俱是借题写意，或美，或讥，或悲，或惜，大抵与当时所闻所见之中各有所比。言马也，而意初不在马矣！

唐人优秀马诗甚多，此处且举杜甫和李贺的几首马诗。杜甫《房兵曹胡马》：

胡马大宛名，锋棱瘦骨成。

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

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

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

诗中描画了一匹神清骨峻、四蹄腾空、凌厉奔驰的骏马形象，是诗人渴望建功立业的远大志向的写照。另一首《高都护骢马行》则刻画了一匹刚刚离开战场来到长安但仍充满豪气，还想到战场驰骋立功的青骢马形象，也是表达这种志向。这种志向在李贺的《马诗二十三首》中也有充分表现。其五：

大漠沙如雪，

燕山月似钩。

何当金络脑，

快走踏清秋。

其中还带有一种怀才不遇之感叹。其四：

此马非凡马，

房星本是星。

向前敲瘦骨，

犹自带铜声。

其二十三：

武帝爱神仙，

烧金得紫烟。

厩中皆肉马，

不解上青天。

这一瘦一肥两匹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汉武帝养在宫厩中的肉马，整天吃得膘肥体壮，怎么能飞腾上天呢？而那些瘦骨嶙峋的良马，虽然境遇恶劣，犹自带“铜声”。平庸之辈身居高位，有识之士不被重用，千古文人普遍存在的失落和怨愤在这里以婉曲的方式流露出来。

由此我们不能不想到唐代散文大家韩愈写的一篇关于马的千古奇文――《马说》。文中说：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

许多千里马因为没有被发现而埋没了，更严重的是，这些没有被发现的千里马往往得不到正常的待遇。

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

这些千里马连常马的待遇都不如，怎么能要求它日行千里呢？作者最后议论并感叹道：

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

并不是天下没有良马，而是缺少真正发现良马的人。韩愈在这里以千里马作喻，对统治者埋没人材、压制人材的做法表现出了愤愤不平，道出了千古文人的共同心声。

元明清各代文学中的马形象基本上继承了唐和唐以前的传统。苏轼“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岗”（《江城子?密州出猎》），以骑马射猎抒发自己的“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之志。陆游和辛弃疾的诗词中多出现“铁马”形象。“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陆游《书愤》）；“谁知蓬窗梦，中有铁马声”（陆游《书愤》）；“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陆游《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陆辛笔下的铁马，是他们抗战报国之志的集中体现。当然，宋人也有类似韩愈之叹。黄庭坚诗云：“世上岂无千里马，人中难得九方皋。”（《过平舆怀李子先时在并州》）这样的叹息声至元明清更高。郝经诗云：“莫言骐骥能千里，只重黄金不重贤。”（《贤台行》）晚清的龚自珍对旧制度压抑人材的做法更是不可忍受，并向旧制度发出最后的呼声：“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悲，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己亥杂诗》）。

古代文学中的马，丰富了中国文学的形象画廊。以马喻人，托马言志，借马论事，成为中国文学的一个传统。这种传统也影响到了现当代作家。诗人臧克家《老马》诗云：

总得叫大车装个够，

它横竖不说一句话，

背上的压力往肉里扣，

它把头沉重地低下！

这刻不知道下刻的命，

它有泪只往心里咽，

眼前飘来一道鞭影，

它抬起头望望前面。

诗中吟咏的身负重轭、疲惫不堪的老马正是千百年来苦难深重的中国农民的形象写照。当代作家的笔下也常有马的形象出现，如张承志的小说《黑骏马》等。但以上所论，很少涉及国内其他民族。事实上，其他民族特别是曾以游牧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民族，他们的文学中马的形象更为丰富，如闻名世界的我国三大英雄史诗――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蒙古族的《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都成功地刻画了骏马的形象。其他文学样式也是如此，在此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