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肖文化--鼠咬天开

引言

你听说过直支翁的故事吗？你知道直支翁是谁吗？齐白石老人当年住在北京西城跨车胡同时，曾画过一幅《鼠子闹书斋图》，上有题词曰：“吾友直支翁常画梅花百幅不厌”，白石老人把吱吱直叫的鼠称为直支翁，把大闹书斋、在纸上印满状似梅花的足爪印的鼠戏称做吾友，可见人与鼠的关系实在非同一般。

人与动物是共生的。自然界中各种生物的群体内部，生物群体之间，群体与环境之间，存在着一种彼此依赖、相互制约、相互协调的关系，一方的改变，必然会引起另一方的变化。人与鼠的关系也是如此。鼠是生物之网食物链中的一环，其数量超过极限，或者大量死亡，都会破坏生态平衡。近见报纸不断呼吁，鼠已成为当今世界一大公害，鼠的密度越来越大，鼠与人的比例达四比一，数量已远远超过其他哺乳动物之和。因此，掌握鼠的特性，调节人鼠之间的关系，加大灭鼠的力度，把鼠的数量减少到最低，在当前有着重要的意义。

鼠的话题离不开十二生肖，鼠是十二生肖之首。十二种生肖动物中，牛之勤劳、虎之威猛、兔之敏捷、龙之高贵、马之雄健、羊之清和、猴之神通、鸡之五德、狗之忠诚、蛇是小龙、猪喻财富，十一种动物各有一种优良品质为人所称道。唯独鼠，无论是尊容还是品格，实在都不敢叫人恭维。大量与鼠有关的成语、俗语，如鼠头鼠脑、贼眉鼠目、雀目鼠步、鼠目寸光、鼠窃狗偷、无名鼠辈，以及鼠上秤台等歇后语，把鼠在人心中的位置刻画得入木三分；此外，像仓鼠、社鼠、硕鼠、厕鼠一类鼠辈的嘴脸，更是人所共知，过街之鼠，人人喊打。

然而，在中国人的心目中，鼠既是一种生物性的动物，又是一种人文性的动物。在人鼠共处的数以千万年计的历史长河中，鼠所扮演的文化角色并不是单一的，人对鼠的态度也不是单一的。一方面，鼠既是灾难、疫疠、噩运、阴险、诡诈的载体和化身；另一方面，鼠又是一种生命现象，一种顽强生命力的象征，鼠是开创世界、营造物质天地的文化英雄，一种灵性动物、报恩之兽，是财宝和财神、多子多孙和人丁兴旺的象征。

传说远古时代，天地是一团混沌，其气不开，宇宙未成。这时候，出来一只鼠，鼠是耗虫，在夜未央的子时出来活动，把混沌一团的天地咬了一口，天地有了缝隙，气通了，宇宙遂成。在我国许多民族的神话时代里，是鼠把象征宇宙的葫芦、金鼓咬开，把人带出混沌，还为人偷来日月光明、火种、谷种，教人耕种，为人类做了好事，鼠有创世之功，因而在排十二生肖时，小小的鼠坐上了首席。子属鼠，鼠咬天开，天开于子，而子时正是天地相交、阴阳交接、混沌初开之际，民间把处于生命萌生状态的鼠，看做化生万物者和生命繁衍的象征，用以鼠为首的十二种动物作表征，来表达中华民族的生命意识和生生不已的生命循环观。中国人对子鼠母神的信仰有着悠久的历史。

作为人文动物的鼠，其文化品格的两重性，以及人对鼠的亦畏亦恨的双重态度，在“鼠婚”（老鼠嫁女）这种有趣而独特的文化现象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因此不能不花较多的笔墨，对其重点加以探讨。

1990年10月，笔者在湘西调查土家族梯玛巫师和由他们传承的梯玛文化时，在湖南偏远的古丈县断龙乡胡家坪村，见到一座造型奇特的大型石墓。在墓亭门楣上方，发现一幅“老鼠嫁女”大型石刻画。由于胡家坪村地处崇山峻岭，长年多雨，气候湿润，致使石墓上布满青苔。我和我的土家族研究生彭荣德用石块垫高，先把青苔除去，然后把纸蒙在石刻画上，用铅笔把鼠嫁女图依次全部拓了下来。回湘西首府吉首后，由彭荣德根据拓片描制成线图。

石墓的主人叫吴天顺，土家族人，死于1934年，时年87岁。1943年4月，他的重孙在胡家坪村为他修墓立碑。墓牌坊两边刻有楹联：“树崇封以络地脉，合三气则接天地”，“想当年受尽挫折苦如之乎，入此室安且闲乐莫大焉”。关于墓主的族属和身份，笔者曾作过查访，得知吴天顺世世代代都是土家族人，他祖籍为古丈县茄通乡科布车村，本不是胡家坪村人。其所以在胡家坪村为他修墓，是因为吴家家族相信这里风水好。

我们所见到的石墓上的老鼠嫁女图长125厘米，宽18厘米，阴刻。图像清晰，结构完整。画面为十三只形态各异的鼠和一只公猫组成的送亲队伍，模仿人间嫁娶之事，极富喜庆情趣。画面最右端是一只大公猫，扮演的是猫新郎的角色。猫的前面便是浩浩荡荡的鼠送亲队伍，作直立行进状，正向大猫走来。走在最前面的是两只大鼠，作执事状，一只手（爪）上拿着鸡，另一只手提着鱼，正向猫新郎恭敬地致献。那位猫新郎则喜形于色地躬腰侧身，尾巴高翘，得意洋洋地伸出两手，接受女方执事送上的陪嫁礼品。随后是四鼠抬轿，娇小的鼠新娘只从尖顶、装饰一新的轿子窗口中露出半截身子。轿子后走着一只大鼠，体型为众鼠中之最大者。此鼠两爪垂于胸前，昂首挺胸，仪表堂堂，一副雍容得意的神态。看样子很像是鼠新娘的父亲，也许它正为女儿能找到异类猫新郎这样一个乘龙快婿而暗自庆幸呢！依次往后，三鼠吹喇叭，最后两鼠一边扛着狗牙旗，一边打锣。整个画面动感强烈，体现了送亲迎亲这一特定场景的喜庆氛围。

据墓主吴天顺的后代说，在墓上画老鼠嫁女图并没有什么依据。传说早先有人给土司王画了一幅《老鼠嫁女图》，取的是子孙兴旺的吉兆，吴家的后代只是仿土司王取其吉祥的象征而已。

鼠嫁女图出现在湘西土家族地区土家人的墓石上，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并由此产生了许许多多的问题。

首先，老鼠嫁女的民间年画、剪纸、织锦等艺术品，常见于婚娶寿庆、年节等喜庆活动中，为什么在丧葬场合，要在墓石上刻上老鼠嫁女的图像呢？在婚丧喜庆场合使用鼠嫁女图，是否有不同的特别的用意和象征含义呢？除了我们所见到的湘西古丈这一例外，全国其他地区是否也有把老鼠嫁女图用于丧葬这种习俗的呢？目前常见的鼠嫁女年画、剪纸以及民间故事，是否有鼠嫁女的俗信作为依据呢？鼠嫁女俗信在我国的流布是否普遍呢？

其次，据我们的调查，土家族除了墓石上、织锦上有鼠嫁女图外，还有鼠嫁女的故事流传，其他民族其他地区的流布情况怎样呢？如果我们细心地把湘西古丈墓石上的鼠嫁女图，和鲁迅、周作人少年时代见到的湖南邵阳隆回的《老鼠娶亲》年画作一比较，就会发现，二者之间在一些主要点上，如巨猫当道，送亲的礼品都是鸡和鱼，送亲队伍一色由鼠辈充当，分送礼、乐司、鸣金、抬轿、打彩几个部分，等等，有不少共同之处。湖南邵阳的年画在清代便已流行，而湘西土家族在土司王的时代便已出现鼠嫁女图了，湘西土家人的画工是否参考了湖南邵阳的这幅汉族年画，创作出墓石上的鼠嫁女图呢？在鼠嫁女的文化现象中，是否存在民族文化交流的情况呢？这种交流是单向的，还是双向的呢？

在到湘西调查前后，我曾多次读过季羡林和钟敬文两位教授有关老鼠嫁女的若干文章（见本书第十章），受益匪浅，知道中国的这类故事是从印度传入的，这类故事采用的是循环式的叙事结构，等等。在他们的启发下，我开始关心这个课题，并动手去找资料。但有一些问题始终想不明白，比方说：在我国，鼠嫁女这类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故事，有许多并不是印度式的鼠招婚循环模式，怎么可能全是外来的？是否也有本土根源呢？如果有，这本土根源和外来因素是一种什么关系呢？还有，许多地区从腊月到正月都有嫁鼠的俗信，各地还有大量的以鼠嫁女为内容的年画、剪纸和其他艺术品流传，鼠嫁女故事和民间的嫁鼠俗信有些什么内在的联系呢？鼠婚这种文化现象和我国源远流长的农业文化以及岁时信仰有些什么渊源关系呢？再有，中国的这类故事是否也像印度故事一样，仅仅是一则寓言，别无其他功能呢？说实在的，这许许多多问题，在我从湘西回京写作用于丧葬的墓石上的老鼠嫁女图的调查报告时，并没有搞清楚。

我明白，要回答这些问题，重要的是要大量占有资料，让事实说话。从湘西回北京以后，我继续搜集有关鼠嫁女的各种资料，包括典籍的、口头的，文字的、实物的，信仰的、游戏的，民间坊间流传的和作家艺人创作的，等等。几年来，我得到全国各地许多学者和朋友的帮助，搜集到248个各种形态的鼠婚例子（其中，鼠婚俗信111例，鼠婚故事歌谣及文人创作76例，各种形态的鼠婚艺术72例，除去交叉重复的11例，共248例）。对全国各地流传的248个鼠婚例子进行考察，得出了一些初步的看法：

1.鼠婚又称鼠嫁女、鼠娶亲、鼠纳妇、鼠招婿。鼠婚这种文化现象在我国流传相当广，从本书附录的中国鼠婚分布图来看，东南沿海和华北地区以及鼠患比较严重的地区（如陕西）流传比较普遍。

2.据各地方志和风俗志的记载，我国不少省区旧时每年从腊月二十三到二月初二都有内容和形式各不相同的嫁鼠俗信流传，嫁鼠有固定的日子、相应的嫁鼠习俗和禁忌。嫁鼠俗信是一种以敬鼠、祭鼠、媚鼠为手段，以禳鼠、驱鼠、灭鼠、祈福为目的的民俗活动；常配合照鼠耗、填仓节等民间节日，以食物诱鼠出洞，放猫捕鼠。

鼠婚是一种民俗文化现象，是我国农业文化中嫁鼠禳灾习俗和岁时文化中对子鼠母神信仰的产物。嫁灾的观念在我国由来已久，《方言》曰：“自家而出谓之嫁。”所谓嫁灾、嫁非、嫁鼠，都包含有“自家而出”，把灾祸、是非、鼠虫逐出家门的意思。

从笔者所搜集的111例鼠婚俗信中可以看出，各地嫁鼠的日子都在岁末年初。为什么呢？原来每年冬春之际，正是鼠繁殖的高峰季节，这时候送鼠出嫁，意味着逐鼠“自家而出”，从巫术的心理来看，便可达到禳鼠害、求平安的目的。选择腊月至正月嫁鼠，还有另一层含义，鼠属子，为十二支之首，子鼠为极阴的象征。而腊月到正月，正是阴阳交接、万物始生、新旧岁时交替的时刻，此时嫁鼠体现了送阴迎阳、除旧布新、生命繁衍和子孙兴旺的象征含义。民间在岁时风俗、喜庆节日、婚丧嫁娶之时，喜欢张贴老鼠嫁女的年画、窗花，取的就是祛灾纳吉、生生不已的吉兆。

3.鼠婚是一种独特而有趣的文化现象。婚嫁是人类所特有的文化行为，鼠类之交配生子自然绝无婚嫁可言；而人却把人类的婚嫁行为加诸鼠辈身上，使鼠婚具有文化的性质，并带有非现实的、象征的、幻想的故事素。老鼠结婚，本身就是一则故事。我们把包含有鼠与婚嫁这两个故事素的作品称为鼠婚故事。

在我国，鼠婚故事的流布相当广，几乎遍及全国。鼠婚故事有多种艺术表现形式，常见的有三种，一是以语言文字为载体的故事歌谣和文人的创作；二是以图画形象为载体的鼠婚艺术，如年画、剪纸、工艺品、石雕等；三是以行为为传承方式的鼠婚俗信。可以说，鼠婚是一种综合性的文化现象，民间以语言、图画和行为等各种不同的方式述说着同一个故事：老鼠嫁女。

中国的鼠婚故事可概括为两大类型：民俗型和招婚型。占总数85%强的民俗型鼠婚故事，是中国鼠婚故事的原型模式，是民间流传的择日嫁鼠送鼠，与诱鼠出洞放猫灭鼠的鼠婚俗信的艺术反映，是人鼠关系（敬鼠、祀鼠、媚鼠、驱鼠、灭鼠、人鼠通婚）的艺术再现。其中的基本故事素，如择日婚嫁、热闹的婚嫁场面、猫鼠较量、鼠人猫腹等，无一不是我国农业文化中嫁鼠禳灾习俗和信仰的形象表现。占总数不足15%的招婚型鼠婚故事是在民俗型的框架上，加上鼠为嫁女，逐次向太阳、云、风、墙、鼠、猫招婚，最终把鼠嫁给鼠或猫的情节。我国传统的鼠婚作品、农民创作的鼠婚艺术品，都很少见到招婚的故事素。现代从印度传入的招婚型故事，在中国民俗文化的土壤上，经过变异，成为我国鼠婚故事的一种派生模式。

4.鼠婚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协调关系以及人对鼠的亦敬亦恨和媚之逐之的双重态度。人在与鼠的长期交往中，对鼠所特有的惊人的繁殖力和破坏力不解：小小的鼠居然会给人带来如此惨重的灾难，又因缺乏灭鼠的好办法，便把鼠作为一种异己力量加以夸大，以为鼠具有某种超自然力，使之与人抗衡而立于不败之地。于是便视鼠为神，企图以敬鼠祭鼠祀鼠媚鼠之法，祈求鼠神不要祸害人间，并进一步祈求子鼠神的护佑，各种对鼠的信仰与禁忌便油然而生。以婚嫁的方式送鼠嫁鼠反映了人对自然（鼠）所采取的一种消极而无奈的带有巫术色彩的协调态度。但中国人嫁鼠是有着明确的功利目的的。正如著名的民间美术专家王树村所说的：“这一风俗的起因，是人们鉴于春节后正是老鼠繁殖季节，选定一天不点灯，为的是诱老鼠出洞，以便捕杀。老鼠嫁女年画不仅是点缀春节吉利的装饰品，也是一幅保护农产品，防鼠除害的宣传画。”鼠婚作品中大量出现的巨猫角色和鼠嫁猫入猫腹的情节，更是以直接的方式表达了农民灭鼠镇鼠克鼠禳灾的强烈愿望。

5.中国的鼠婚作品具有明显的象征含义和实用功能，带有鲜明的入世色彩。周作人在20世纪40年代写作的一篇《记嫁鼠词》的短文中，对鼠婚这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所具有的三重意义说得非常透彻（详见本书第十一章第一节）。这三重意义，其一是民俗意义，以岁时和地方为背景，是民间媚鼠驱鼠习俗和人间婚俗的艺术再现；其二是艺术鉴赏意义，鼠嫁女之所以为小儿女和成年人所热爱，是因为它“纯是童话意境”，其中所蕴涵的象征含义、鼠演人事也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其三是学术研究意义，它所提出的故事类型模式、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人与自然关系等课题都值得作进一步的探讨。

6.鼠婚这种文化现象在当前的发展趋势，很值得注意。前面我们说过，鼠婚这种风俗的起因带有明显的镇鼠克鼠的巫术目的，东南地区养蚕地区特制的蚕猫图就是以巫术之法，专门对付蚕的天敌――老鼠的（详见本书第四章第五节）。有趣的是，日本的养蚕人家也有挂蚕猫图驱鼠的习俗，日本学者对这一习俗演变的分析对我们很有启发：“这幅画（指蚕猫图）是驱鼠的‘猫图’中的一种，贴在蚕室内能辟鼠。从幕末到明治时代，出口国外的蚕种，也贴有猫画。猫画在江户末期为养蚕世家所珍重……安政开国以后，日本蚕种向意、法等国出口，猫画也远渡重洋成了船舱内防鼠的监护人……到了大正时期，鼠辈们发觉了猫画只不过是一幅纸画。于是乎，猫画也就变成了护粮财神画，‘大黑’是日本七福财神之一。”我国的鼠婚年画和中日两国的蚕猫图在性质上和功能上是一样的，日本的蚕猫图演变为财神画，这种现象在我国目前尚未发现，但在人们的心目中，鼠婚年画和蚕猫图一样，昔日所具有的辟鼠驱鼠的巫术功能已日渐淡薄乃至消失，求吉纳福的喜庆功能和艺术鉴赏功能日渐加强，鼠婚年画和其他以鼠婚为内容的文艺作品以及各项民俗活动，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艺术珍品和岁时习俗中一项祈福迎祥的吉庆活动了。而老鼠嫁女所展现的童趣世界，仍然受到众多儿童和成人的喜爱。

奇丑无比的鼠也能给人以美的享受，作为灾祸载体的鼠又给人以吉祥的希望，鼠婚艺术与鼠象征的这种两重性，给小小的鼠婚故事平添了无穷的魅力！

本书对鼠婚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由于我所搜集到的资料很不完全，例如，对明代以前的鼠婚俗信几乎一无所知，典籍资料也掌握极少；各民族地区，尤其是东北地区的资料很欠缺；特别是海外的资料更不充分，留下了不少空白，只好有待于来日。还希望得到海内外专家和读者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