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肖文化--戌犬通灵

七、古代的“六畜”与犬

考古发掘业已证明狗是人类最早饲养的家畜之一。由于狗既可作肉食，又是人类先民狩猎的助手，很容易与人接近或听人使唤，所以狗很早就成了为人服务的好伙伴。

迄今为止，我国最早的狗遗骨是在滋山遗址中发现的，共计9具和18块残骨，经鉴定为驯化的家狗。甘肃秦安大地湾、东乡马家窑、浙江余姚河姆渡、陕西半坡等新石器遗址中，都发现有狗的遗骨，这说明早在新石器时代，我国的南方和北方都已养狗。

犬大概在被驯化之际就是人们主要的肉食品之一。但先秦之时的“六畜”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六畜”是不同的。前者的“六畜”中有犬，而后者的“六畜”中没有犬。

关于“六畜”的来历，我国少数民族的神话史料也多有提及，不少民族的神话认为“六畜”是神在不同的日子为人类创造的动物。一则流传在四川省达县、巴中县地区的神话则认为“六畜”是由女娲所造：

相传女娲娘娘造万物，先造六畜后造人。开始，天是一团混沌，地是一堆泥巴。女娲娘娘掺水盘泥巴玩，边玩边说：“天泡地泡，哪个要不要？”第一天，女娲娘娘把泥巴摔来摔去，摔出一只鸡，并说：“一只船，两头翘，只屙屎，不屙尿。”鸡一叫，天门开，日月星辰齐出来。第二天，女娲娘娘把泥巴摔来摔去，摔出一只狗，并说：“瓜子脸，尖下巴，走路印梅花。”狗一跑，地门开，有了东南西北。第三天，女娲娘娘又拿泥巴摔出一只猪，并说：“走路扭呀扭，嘴巴吹笛笃。猪为家中宝，无豕不成家。”第四天，女娲娘娘用泥巴摔出一只羊，并说：“一竿扬叉，胡子拉撒。”用羊敬天神，天降吉祥如意。第五天，女娲娘娘用泥巴摔出一头牛，并说：“四个铜锤，两把铁钻，一帚扫地，两耳打扇。”第六天，女娲娘娘又用泥巴摔出了马。这样，六畜都造齐了，可是无人管理，鸡乱飞、狗乱跳，尤其牛的力气大，光触角打架，触山山崩，触水水深，触石头冒火星，触土巴冒草根。

为了管理六畜，女娲第七天又造人，叫人做主，叫鸡司晨，狗守门，牛耕田，羊上山，猪进圈。因为人是第七天造的，所以农历每年正月初七叫做人日。

这则神话给六畜进行了分工和定性，显然有后期补加进去的思想。事实上，原始时期的畜牧业并无严格意义上的分类。不过这则故事却为我们提供了从神话学角度认识“六畜”产生的原始观念。

从考古史料看，夏商之际“六畜”的概念已基本定型。如：我国古代所谓的“六畜”，在原始时代即已开始饲养。大抵最早饲养的是狗，次为鸡和猪，牛羊也较早，最晚的是马。这些家畜的野生祖先绝大多数可以在我国找到，它们是我们的祖先独立驯化成功的。

先秦以前，古人所谓“六畜”、“五畜”等包含的动物类别并不完全统一，但“犬”始终在其之内。比较权威的说法如《周礼·夏官·职方氏》“其畜宜六扰……四扰……五扰”。

郑玄注曰：“六扰”，马、牛、羊、豕、犬、鸡。“五扰”，马、牛、羊、犬、豕。“四扰”，马、牛、羊、豕。

“五牲”也就是“五扰”和“五畜”的别称。《左传·昭公十一年》说：“五牲不相为用。”后人杜预注曰：“五牲，牛、羊、豕、鸡、犬。”其中以“鸡”取代了《周礼》中的“马”。《管子·牧民》说：“藏于不竭之府者，养麻桑六畜也。”其六畜即指：马、牛、羊、豕、犬、鸡。

《周礼·犬官冢宰》说：“庖人，掌共六畜、六兽、六禽，辨其名物。”当时的“六畜”主要指马、牛、羊、豕、犬、鸡。从目前甲骨文的史料看，夏、商、周三代的原始畜牧业养殖已达到相当的规模。各类动物的畜养大多以圈养的方式进行，在饲养方法上也已由单纯放牧发展到舍饲。甲骨文中的厩、牢、梔等字分别表示：厩是养马的圈，牢是养羊的圈，梔是养猪的圈，但养狗的圈究竟如何？甲骨文或金文都没有发现，金文中有一未能辨识的字。如：突，是否能看成最早的犬窝还不敢肯定。就连郭沫若先生也认为早骨文中尚有不少的马牛豕羊的等字样，但奇异的是寻不出“犬”字。

古时养狗业并不亚于牛、马、羊的畜养，甚至有时还超过其他家畜。这从殷墟卜辞所提供的献牲头数中看得出来。如郑州北墙东段的8个埋犬坑，共埋92只狗，最多的一坑埋23只。

商人迷信鬼神，尤重献祭，每次祭祀用牲少则数十，多则上百，甚至上千。有时用以献牲的犬就达数百只之多，这也说明当时的畜犬业相对发达。

对《诗经》时代的人来说，畜犬业的发展目的有三：一是用于田猎，二是用于肉食，三是用于祭祀。清人邹汉勋曾说：

“犬类甚多，用有三。其长喙喜猎者，用为田犬；短喙善守，用为守犬；肥而不吠者，供馔为食。”

从畜犬的情况看，当时越人的养犬业比较发达。河姆渡遗址中的犬骨也证明越人先祖早有食狗的习俗。春秋时的越国就有过较大规模的养狗业，而且从史料看越人喜食狗肉。如《越绝书·记吴地传》载：

“桑里东，今舍西者，故吴王所畜牛、羊、豕、鸡也。名为牛宫，今以为园。”这里所说的桑里东是吴王养牛的牧场。吴国当时不但有养鸡的鸡山，还有养豕的猎山和养狗的犬山等。如《记吴地传》曰：

“犬山者，勾践罢（疲）吴，畜犬，猎南山白鹿，欲得献吴，神不可得，故曰犬山。”

这是说畜犬是为了猎鹿，但实际上也是为了食肉。在越人的观念中，犬肉是比猪肉还要高级的食品。越人食犬肉恐直承了河姆渡时期先民的吃狗肉之遗风。当今两广人所以嗜好狗肉不能不说是有其悠久的历史传统。例如《国语·越语》就记述了越人食犬的这一特殊传统。越王勾践为增强国力准备伐吴而采取了一种奖励生育的策略，其中的奖品就是“犬”和“猪”，这非常的有趣：“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豕。”

看来犬豕在越人眼里还是有区别的，国家如果没有大量地畜养犬猪，恐怕这一奖励也就难以实施了。

尽管春秋时的畜牧业和畜犬相对发达，但一般的老百姓还是很难在平时吃到肉食的。这大概与当时中原人口多的压力有关，又因为农业比畜牧业能养活更多的人，以致肉类生产少，难得吃到肉食。因而肉食成了上层贵族阶层的特权，以致在殷末产生了有人偷祭品的事件。如《尚书·微子》曰：“今殷民乃攘窃神栘之牺牷牲。”

大概先秦之前，肉食一般成了上层贵族的特殊享受了，至于一般百姓则很难有吃肉的机会。这如孟子所言：“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飘，此率兽而食人也。”

显而易见，食肉者大多数是统治阶级。《左传·庄公十年》说：

“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这里曹刿的同乡们，把属于统治者的贵族称为“肉食者”，大概可以看成是一般百姓很难享受到肉食的权利。因而，孟子站在他的民本主义立场上，不但对统治者进行了批评，同时也提出了建议：

“五欲行之，则盍反其本矣。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

孟子的这段话似乎也表明七十岁的老人也不见得经常能吃上肉。故此，管子提出“务五谷则食足，养桑麻，育六畜则民富”的农牧业思想，主张农业生产和养殖畜牧业生产应同时发展。

秦汉时的畜牧业比之春秋战国大大发展了一步。当时统治者为了发展畜牧业，还根据不同地域的气候、土壤、水源等自然环境特点，制定出了全国性质的畜牧业发展规制，大有我们今天所谓的农业区划指导思想的意思。最典型的实例就是“天下之图”，这张图无疑生动地反映了先秦时代人们关于畜牧业生产合理布局的畜牧思想。如《周礼·夏官司马》曰：

“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上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民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要，周知其利害。”

择录其九州畜牧布局为：

“东南曰扬州，其畜宜鸟兽；正南曰荆州，其畜宜鸟兽；河南曰豫州宜六扰；正东曰青州，其畜宜鸡犬；河东曰兖州，其畜宜六扰；正西曰雍州，其畜宜牛马；东北曰幽州，其畜宜四扰；河北曰冀州，其畜宜牛羊；正北曰并州，其畜宜五扰。”

从以上引文中，不难看出先秦时的畜牧业发展是很快的，而且是从全国整体布局考虑来发展畜牧业的。

加之秦汉之际，祭祀活动中的大量献牲也有所节制，以致由人祭和动物逐渐向陶人、陶兽的替身物过渡。这无疑也使得大量的畜生用于人们的肉食。汉代又是一个国富民强的时代，食肉已不像孟子时代那么困难，不至于出现七十老叟才可能吃到肉的困境。

当时一般人家大多饲养猪、羊、鸡、犬等。这如《汉书·地理志下》说：“民有五畜，山多麈麋。”“五畜”即指牛、羊、豕、鸡、犬。又如《灵枢精·五味》说：“五畜：牛甘，犬酸，猪咸，牛苦，鸡辛，加马则为六畜。”猪除了供人们食肉外又可造粪肥田，而犬的功能依旧是狩猎护院。所以，当时的南方和北方的小农家庭大多少不了畜犬。在秦汉王室和各地贵族们的墓葬中，我们也常能见到陶猪圈、陶狗、陶鸡及“六畜”的模型出土。例如云南祥云大波那铜棺墓内出土的一组“六畜”的图雕：牛、马、羊、猪、狗、鸡。表达了古人企盼“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心态。这座墓属战国时代，说明远在2400年前云南农业便已“六畜”齐全，并且以雕塑艺术的形式表现了出来。说明家庭养殖业已十分发达。

在这里需要指出一点的是，我国古人为了更好地发展“六畜”生产，还从岁时的角度给“六畜”分别规定了日子。古人何以要为“六畜”定个日子呢？董勋《问礼俗》说：“正月一日为鸡，二日为狗，三日为猪，四日为羊，五日为牛，六日为马，七日为人。”

在这里古人以一年开始一周的每一天与“六畜”相配，其目的无外也是为了占验当年各种家畜繁殖的情况。又如，后人假托东方朔所作的《占术》所说：“岁后八日：一日为鸡，二日为犬，三日为豕，四日为羊，五日为牛，六日为马，七日为人，八日为谷。谓其日晴，则所主之物育，阴则灾。”

这种以各天的晴雨来占卜一年家畜谷物，还有人的生育，是与古代的增殖巫术观念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由此形成了一套“时日”与“六畜”相对应的生产观念。以求得人畜兴旺、平安的祈愿心理。如《月令占侯图》所记：“元首至八日占禽兽：一日鸡，天气晴朗，人安国泰，四夷运贡，天下丰熟；二日狗，无风雨即大熟；三日猪，天晴朗君安；四日羊，气色和暖即无灾，臣顺君命；五日马，晴朗，四望无怨气，天下丰稔；六日牛，日月光明即大熟；七日人，从旦至暮日色晴朗，夜见星辰，人民安，君臣和会；八日谷，如昼明，夜见星辰，五谷丰稔。”

随着畜犬业在汉代的发展，还出现了专门相犬的一套方术知识。1972年在山东临沂出土的二座汉代墓葬里，出土了很多竹简文献，一号墓出土的竹简多达五千枚，除了有著名的孙武和孙膑的兵书外，还包括一些与占卜有关的阴阳书以及一些相狗经之类的书籍。

《相狗经》记述的是识别良犬与劣犬的标准和方法。《汉书·艺文志》三十八卷中有《相六畜》的著述。这里所说的六畜指牛，马，羊，鸡，狗，猪。从秦汉的史料看，当时的汉人中很盛行不同家畜的相术，相马术尤为看重。六畜作为家畜，是人的基本生活资料，所以，判断其良与劣，对于饲养家畜的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技术。《相狗经》就是这一类的技术书籍。

银雀山汉简《相狗方》，内容涉及狗的头、眼、喙（嘴）、颈、肩、胁、膝、脚、臀等部位及筋肉、皮毛、走卧之类，奔跑速度等，而且幼狗和成狗各有标准。其实，早在秦始皇时代的宰相吕不韦下令学者们写就的《吕氏春秋·士容篇》中，就有关于相狗家的记述。

据说齐国有位相狗的方士。有人请他帮忙，买一条能捉老鼠的狗，但这条狗买到家后并不愿捉老鼠，于是狗主人请教相犬家。那位方士说，狗原来是捕获像鹿那样的野生动物，根本不屑于捉鼠，但要捉的话只需用两条腿就行，这样将狗的两条腿拴起来，果然，狗愿意捕鼠了。鼠本应是由猫来捕捉的，但这个故事中的狗显然是越位了，以致在中国古代的成语里有句讥讽人的话：“狗拿鼠子，多管闲事。”

的确，狗捉老鼠这种事有些离奇，但难说没有此事。狗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一种有用的家畜。因此，相狗方士作为一种职业是完全有理由存在的。

犬的畜养产生了以杀狗为营业目的的屠夫行业和狗肉铺面。大家最为熟悉的杀狗屠夫莫过于《史记》中的樊哙。《史记·樊哙传》曰：“舞阳侯樊哙者，沛人也，以屠狗为事。时人食狗，亦与羊豕同，故哙专屠以卖之。”

汉高祖刘邦经常邀他的朋友们去樊哙狗肉铺吃狗肉，从而结识了樊哙。虽然，狗作为六畜之一在汉代前大有发展，但人们似乎对“卖浆屠狗”之业，颇有蔑视之感。这恐怕不仅在于屠夫职业的微贱，也许还有狗通人性人们不忍杀食的怜悯之心有关。

但总体看，秦汉时的“六畜”之一“犬”仍是当时主要的肉食品之一。

魏晋南北朝时代，“六畜”的观念开始有了一点变化，“犬”在“六畜”中的地位开始动摇。大概一是由于这一时期少数民族政权纷纷入主中原，如拓跋氏，鲜卑等族的饮食文化多少对北方汉族产生了一些影响；另外牛、羊、猪、鸡、鸭、鱼的饲养水平已有很大的提高，大概从食肉的需求量上来说，一般的小农和城镇家庭已能够满足；三是狗作为人类通灵的朋友经常杀之，一是有恻隐之心，另外狗所具有的巫术性功能也多少使食客们产生畏惧之感。

后魏贾思勰《齐民要术》曾详解了“六畜”之中的马、牛、羊、猪、鸡的饲养方法、技术等，唯独没有提及“犬”的饲养。只在其中提到两道“犬肉”的烹饪方法，这说明贾思勰的时代，人们对畜狗杀食的兴趣逐步淡化。例如：当时人们将牛、马、豕、羊、驴五种牲畜称之为“五梡”，其中少了“犬”与“鸡”。《齐民要术》六卷明确地提出小农家庭致富的思想是：“陶朱公曰：‘子欲速富，当畜五梡。’牛、马、豕、羊、驴五畜之梡。然畜梡则速富之术也。”

这与先秦时代所说的“五畜”、“五扰”，即马、牛、羊、犬、豕又有不同。可见时代的变化发展也促进了人们“六畜”观念的变化。

又如《洛阳伽蓝记》就曾记载了一个生动的故事：

北魏太和十八年（494），南齐秘书丞王肃投奔到洛阳。王肃刚到北方时不食羊肉及酪浆等物。数年之后，在一次宴会上却吃了许多羊肉和酪浆。孝文帝怪之，问道：卿中国之味也，羊肉何如鱼羹？茗饮何如酪浆？王肃答道：羊者是陆产之最，鱼者乃水族之长。所好不同，并各称珍。以味言之，甚是优劣。羊比齐鲁大邦，鱼比邾莒小国，唯茗不中，与酪作奴。

这段对话充分说明了孝文帝时汉人在饮食习惯上也已逐渐受了少数民族的影响。此外，作为牧猎民族的鲜卑族在历史上曾视犬为图腾，因而他们是禁杀食狗肉的。所以有可能由于鲜卑族入主中原建北魏，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中原汉地杀食狗肉的习俗。

到了唐代时，人们在食肉方面“六畜”则主要是牛、羊、猪、鸡为主。如果说汉代最时兴吃“狗肉”的话，那么唐代人特别嗜好的是羊肉。据载，当时的长安城豪富人家中盛行一种叫“古楼子”的食物，就是将羊肉夹在大个的胡饼之中，并放入椒、豉等佐料，入炉烘烤，待羊肉半熟时即可取出食用，这有点像当今西安人喜欢吃的“肉夹馍”。

从古代畜牧业史的发展看，唐代“六畜”中的“犬”在畜养上已不像先秦以前具规模。畜犬无论是在肉食上，还是祭祀上都不再占有主要地位。虽然唐代仍有食狗肉的，但已不像秦汉那样普遍。

从“六畜”的发展来看，到了唐代，“犬”在“六畜”中大有名存实亡的感觉，甚至在“六畜”之中也不怎么提犬。家禽饲养中鱼鸭鸡的地位逐渐提高，狗不再是一般家庭中肉食的主要对象。当然，这与唐代整个饮食文化习俗的变化有很大的关系。我们认为畜狗食狗的习俗在唐代所以发生变化，这恐怕与当时大量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和长安有关。

众所周知，唐朝是一个颇具“胡风”的时代。汉族人在音乐、舞蹈、服饰、饮食等方面都深受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据有的学者研究，当时居聚在长安及附近的少数民族人口就达170万人。诸如阿拉伯人、波斯人、西域人、突厥人、吐火罗人、契丹人、高丽人、吐蕃人、南诏人等等。由于大批奉信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中亚人来到我国带入了他们的饮食文化和饮食禁忌。加之，其他一些游牧民族都有过犬图腾的宗教信仰，以上这些民族几乎都不食狗肉，这恐怕也是唐代食狗之风衰落的原因之一。

宋代的“六畜”中，犬实际上已不作为肉食的主要家畜看待。一般人家的畜犬，主要目的则是看家护院，或是狩猎用之。食肉的功能转向了实用的目的，当然，并不是说宋代就不食犬肉了。

据南宋人吴自牧所写《梦粱录》来看，当时杭州城中的肉铺多得“不知其几”，“巷内两街，皆是屠宰之家，每日不下宰数百口”。宋代由于大批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来到中国，他们不食猪狗等肉为特征的伊斯兰风饮食文化也异军突起，成为我国饮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这对于抑止畜养杀食狗肉起了不小的作用。

加之，宋徽宗皇帝赵佶属狗，大臣范致虚曾上书赵佶：

“十二宫神，狗居戌位，为陛下本命。今京师有以屠狗为业者，宜行禁止。因降指挥，禁天下养狗，赏钱至二万。”

赵佶禁狗之令，对已经走向衰落的畜犬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一点也是显而易见的。

元代和清代的中国都是由少数民族执政，而这两个民族在历史都是牧猎民族，且有过犬图腾的信仰。成吉思汗家族有过犬人交配的图腾信仰；满族人有过义犬救努尔哈赤的传说。因而，在这两个民族当中是严禁杀食狗肉的。比如：元代法令规定，汉族人不得聚众畋猎和举办迎神赛会，不得执弓矢，甚至养狗养鹊鸟都不允许。自然，在元人和满人执政时期，也不大会鼓励汉人发展“六畜”中的犬业，以此残杀他们曾经崇拜过的图腾。清代学者徐昤在《读书杂释》说：“今国法禁宰牛杀犬，重耕田守夜也。”

可见，清代法律也是严禁杀食狗肉的。当然这只是官方的一厢情愿，民间仍有不少杀犬者，如徐昤说：“而吾邑民及滁州人多食犬，官或治之。则曰‘吾所杀非耕牛，菜牛也’。此小人无忌惮之言，然其由来已古，盖宋时已有菜牛之名。陆佃《埤雅》云：《传》曰：‘犬有三种：一者田犬，二者吠犬，三者食犬。’食犬，若今菜牛也。是此说宋时有之矣。”

依这则史料看，宋人也将食犬看成是食菜牛一样。但到了明清之际，中原内地吃狗肉的风习已很不多见。清人檀萃就曾注意到了吃狗肉的问题，如说：“狗，彘与鸡、豚并畜，为养老食肉汁，则食犬在先，而守犬，猎犬在所后。顾今周行天下，未见有卖狗肉之市，公然自命为屠狗之人。即有屠者，皆攫人家之守犬而屠之，鬻之。良以民间不复养食狗，则生资又阙其一端矣。曾见粤市肩狗肉而卖之，讳其名曰地羊。黔省狗场有卖狗肉者，但数家耳。滇俗多四教，以犬，豕肉为忌，而道家说又重戒犬、羊，故食犬由是遂废。”

“六畜”的观念产生于中原汉地，但周边的少数民族，远在新石器时代的云南境内发掘的遗址中就有狗骨，秦汉时的墓葬里保留了当时人们制造的陶制六畜造型。与云南近邻的越南，在古代也使用“六畜”的分类。明人黄省曾说：占城国，其俗耕田，其谷宜三种；其畜宜六扰。国之马如驴。“六扰”即是马、牛、羊、豕、犬、鸡。这说明云南边地的少数民族也接受了六畜分类的观念。如汉代匈奴的民歌所唱：

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

失我燕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

看来北方少数民族也流行六畜分类观念。

我们在一幅流传在丽江纳西地区的民间剪纸艺术中，发现有“六畜”的画案，狗也在其中，虽然在民间的艺术传统中仍旧保留了狗的地位，但事实上，在具体畜牧业生产中，狗不过徒有虚名，或者说是名存实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