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肖文化--戌犬通灵

二、狗与美术作品

自人类与狗有了不解之缘后，狗便成了人类艺术中描绘的重要对象之一。

阴山岩画被认为是我国目前最早见于记载的岩画。在阴山岩画的牧猎图中，狗的形象十分突出。例如在一幅画中，一只狗在看守着羊群，羊群排列成弧形。狗的上方有一根棍状的东西，可能代表了牧羊人的鞭子，背后刻画有一个小圆圈，表示即将落下去的太阳，在这里，牧人、狗、羊群、夕阳构成了一幅充满诗意的游牧生活画面。

从阴山岩画所反映的情况看，几乎不同地带的岩画分区都有狗的形象出现。例如，乌拉特中旗岩画第10组，高1.2米，宽1.35米。画面上方似为放牧场面。有两个人放牧着一群北山羊和一群梅花鹿。右上方，有一条蜷尾大狗，凝视着前方。牧羊人手执长弓，作搭箭放射的姿势。

第28组岩画是一幅大型的反映围猎活动的画面，画面中众多的猎人正在围攻一群猎物。被围猎的鹿、岩羊等四处逃窜，猎手们正搭弓放箭，猎犬紧咬着猎物不放，画面极富于动感，十分传神。乌拉特后旗岩画中的狗造型更具有粗犷的风格。在高0.25米、宽0.17米的岩石上，刻画着一只回首的狗，张着大嘴，露出锋利的牙齿，侧面竖着耳朵，尾巴高翘着，这类动物造型与鄂尔多斯出土的属于青铜器时代的器物项饰上的犬形象，特别是公元前6世纪鄂尔多斯短剑杯上的动物形象更为相似。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反映整个北方游牧民族崇犬的古老习俗。

从我国北方游牧民族的岩画风格看，无论是内蒙古乌兰察布岩画、宁夏地区的明山岩画、甘肃境内的黑水岩画、青海的青海湖岩画，还是新疆和西藏等地区的岩画，在其表现牧猎生活方面都有共同的内容和艺术表现手法，狗的造型在岩画中也是大同小异。当然，对于这些岩画的作者们来说，最初的创作可能并不是为了纯艺术，为了审美，而是在于原始的宗教巫术目的。

我们在新疆哈萨克族居住地的古代岩画中，也能看到猎犬在放牧、狩猎过程中的情形。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大黑沟岩画颇具特色，画中的猎犬、舞蹈者，及男女交媾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生动地反映了古代民族的某些宗教习俗。在不少岩画中，男女性交的画面也与犬结合在一起，或许是牧犬在为它的主人站岗放哨吧。宁夏中宁县黄羊湾一块宽60厘米、高30厘米的岩石上凿着一幅反映牧猎生活的男女交合图，画面上有两只很深的脚印，一条抬头、翘尾、注目前方的猎犬，三只北山羊。这里的脚印似乎暗示了原始的促进生殖能力的巫术意识，同时也体现了古人祈求牲畜增殖的愿望。狗在此充当了一名角色。

狗的形象不仅出现在岩画中，从新石器晚期出土的考古材料看，犬的形象已被当时的制陶者们刻画在陶器上了。例如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中曾出土了一件彩陶壶，侈口细颈圆腹，腹部画有四犬，犬为两两相对之形。较大的一对，尾巴翘起，相互凝视；较小的一对呈直立状，怒目圆睁；一只犬的尾巴已翘得碰着脊背，头部前伸，怒气冲冲，另一支犬的前蹄向前举伸，呈戏闹状。其造型可谓简洁生动，作者不选择犬类互相厮杀的场面，而是特意刻画了两犬相对注目的情景，不仅传达出了对犬的喜爱之情，而且也表现了一种质朴的和谐美观念。

在距大地湾文化不远的辛店文化里，也发现有以犬为主题的彩陶艺术。辛店文化出土的这件双耳彩陶，造型十分生动，是难得一见的以犬为美术主题的完整的艺术珍品。在陶器图案的正中也绘有两只相互对视的猎犬，各自翘着尾巴，似等待着对方的进攻。陶器正中的图案似羊的角盘，在盘羊角内还绘有太阳纹图案，抽象化的羊角也好像成了向太阳神献祭的祭品一样，陶器上的水波纹，则让人感到太阳、水与人的关系。而狗在此俨然是游牧民族部落畜群的保护神。据我的朋友甘肃省考古学者樊维华先生提供的考古资料，主题。由于这件彩陶是从民间收集而来，故出土地点不大清楚。但据樊先生考证应是马家窑或辛店文化遗物。从彩陶的动物造型看与上述辛店、大地湾的犬主题属一类。不过在这件作品中，犬与其他动物共绘一处。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新石器晚期其他地区发掘的彩陶艺术中，都难得见有崇犬主题。而在黄河上游的柳湾文化、马家窑文化、辛店文化之中却表现明显。这也说明，上古时代，这一地区恰好是以崇犬著称的“犬戎”诸部落活动的地区范围，把彩陶中的犬看成是西北游牧民族的图腾崇拜物，应该不成问题。

从夏商周三代出土的墓葬遗址看，以犬随葬是当时较为流行的丧葬习俗，但犬在当时的造型艺术之中，并不是一个十分流行的主题。在先秦的动物造型中，牛、羊、虎、猪、马、龙、蛇的形象较多，相比而言，狗的造型较少。除了陶狗造型外，个别的墓葬随葬品中也有一些玉制的狗造型。例如安阳殷墟出土的动物玉器中，就有玉狗的形象，其雕琢工艺非常精细，是难得的艺术珍品。河南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出土的玉狗便属此类。从造型上看，狗的造型可以粗略地分成三类，一类是瘦长型的长嘴狗，另一类是肥胖型的短嘴狗，还有一类是体形较大的獒犬类。

瘦长型狗，大都带有项圈，是否为专门驯养的看门犬，还不能完全肯定，如河南辉县东汉墓出土的陶狗俑。安阳东汉墓室上的看门犬也是瘦长型的，从形态上看有狼犬的特征。这类狗的造型特征是身体瘦长，嘴尖。秦汉以后的墓葬里，陶俑、绘画以及墓室门口的砖雕上多发现有这类狗。山西汾阳县1990年发掘出八座金代砖室墓，墓中绘有非常生活化的壁画，把现实生活中的一切都搬到了阴间，有卧室、客厅，在主人的窗下还绘有守门犬，此犬即属瘦长尖嘴型。

肥胖型的短嘴狗，也是古代墓葬中出土较多的陶器艺术品之一。在汉代，这类狗的造型也十分盛行。如东汉灰陶带项圈的狗俑，就属于肥胖型短嘴狗。

陕西宝鸡卧龙寺汉墓中的釉陶狗也属此类。这件陶狗，高28.5厘米，长27.6厘米，绿釉红胎。以往汉代的陶狗大都是灰陶，上釉的陶狗在当时不算很多，因而此件釉陶狗就显得十分难得。

魏晋六朝及唐宋之际的陶狗造型，也大都延续了汉代的艺术风格，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变化。

从1996年洛阳谷水晋墓出土的陶狗分析，当时的一般居民家中都有养犬的习惯。该墓曾出土陶狗两件，造型基本相近。

除了古代墓室出土的陶狗艺术品外，汉画像或汉画像砖中，也有不少狗与猎人打猎的画面。郑州新通桥出土的汉代晚期的133块墓室空心砖画上，就反映了猎犬助人追猎的场面。其中“猎犬图”和“猎犬逐逸图”等最为著名。河南密县打虎亭东汉画像也有猎犬斗虎的情景。同类的题材还见于其他的汉画像之中。

唐宋两代的墓葬文化中，有关“六畜”的造型艺术并不算少，其中陶狗造型十分生动。如云南安宁县小石庄唐墓出土的七件陶狗造像，其中四件较完好，比之中原出土的同类题材，在造型艺术上更加灵活多样，亲切动人。

西夏王陵墓葬中出土的石狗造像，一般要比中原墓室中的陶狗身材高大，更显出獒犬的特征。雕刻手法上更带有粗犷朴实的游牧文化气质。

在唐宋两代，狗的形象也经常出现在绘画和雕塑之中。这与上层贵妇中的养狗时尚有极大的关系，也与唐代崇尚异族文化有关。唐代是一个各民族文化交流频繁的时代，当时的西域诸国向唐朝进贡了不少欣赏价值很高的狗种。著名汉学家劳费尔在《中国汉代的陶器》中就提到了进贡入唐的狗种。如说在624年，晒文泰国王：

献狗高六寸，长尺，能曳马衔烛，云出拂沬，中国始有拂沬狗。

拂晅狗种早已失传。好在唐代的艺术家们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视觉资料，例如流失在美国的一幅高48.8厘米的陶制雕塑《妇女与狗》作品中的妇女，显然是宫廷中的贵妇，头饰与长裙都是唐代的装束，丰满、肥胖的体态表现出唐人以胖为美的观念。贵妇双手抱着一只袖珍狗，一副悠然自得的模样。从狗的形态看，很可能就是劳费尔所说的“拂晅狗”。另外，唐代著名画家周听的《簪花仕女图》也生动地表现了贵妇戏狗的情景。那狗身短毛长，大概也属于“拂晅”狗。

唐代最著名的与狗有关的艺术作品，大概首推敦煌石窟中发现的摩尼教徒们绘制的粟特神栘图。

敦煌白画P畅4518（24）号绘有两位女神像，其造型与风格，不见于一般的敦煌绘画与彩塑。白画所绘持盘（盘中有犬）的女神，一般都认为她是中亚粟特人所特有的宗教崇拜对象。

著名学者饶宗颐先生在《敦煌白画》一书中解释说：

P畅4518（24）绘二女相向坐，带间略施浅绛，颜微著赭色，颊涂两晕，余皆白描。一女手执蛇蝎，侧有一犬伸舌，舌设泜色。一女奉杯盘，盘中有犬，纸本已污损，悬挂之带结尚存。

这是一幅极其珍贵的绘画史料，它为我们了解唐代摩尼教、拜火教在西域的传播，以及中亚粟特人的犬崇拜提供了难得的视觉材料。从这幅作品看，女神头上有光轮，其所戴头冠与莫高窟409窟回鹘女供养人头冠相似。敦煌学者们一般称之为“桃形凤冠”。白画的年代约在10至11世纪。

在粟特人的圣教拜火教之中，狗自始至终占有崇高的地位。拜火教是一个主张善恶二元论的宗教，它宣称宇宙是由善恶二神所主宰的。善神叫阿胡拉·玛兹达，恶神叫阿赫里曼。善恶二神不断战争，彼此都有创造能力。

善神创造了“光明”与“善良”，创造了一切与善良、美好有关的事物，例如秩序、真理、光亮，以及狗、骆驼等有益于人类的动物。恶神创造了“黑暗”与“罪恶”，创造了世界上一切有害的事物，例如蛇蝎、猛兽、毒虫等。这个宗教号召信徒们参加到善神方面来同恶神战斗。按照拜火教的善恶原理来分析：我们认为敦煌白画P畅4518号，持盘中兽偶女神画，应为拜火教中的善恶二神。持盘中犬者应为善神阿胡拉·玛兹达；持蛇蝎者，应为恶神阿赫里曼。

据拜火教经典载，神主玛兹达最先创造出一头公牛，它被阿赫里曼折磨致死。牛死后其躯体化为55种谷物和12种药草。牛的精液被运到月宫，经过纯化，产生出一对动物，后繁殖出282种动物。

狗也是由神牛分化出来的动物，但是在后期拜火教经典中，犬的地位被逐渐提高，以致成为所有益兽之首。从粟特人的经书来看，犬不但是拜火教的守护之神，同样也是人类的守护之神。

在另一幅敦煌白画中，一位四手日月女神骑在一只狗的背上，右手持日，左手持月，头戴饰冠，另有一手执物，一手下垂，表情肃然。至于女神的名号现难以考证。

在敦煌的与狗有关的美术作品中还有反映粟特人祆教徒的丧葬习俗的。在被斯坦因盗走的敦煌图画中，有一幅《地藏十王图》彩色画，上绘有停尸场，其门开于左墙壁，在该墙的两头墩上，各蹲伏着一只周身冒着火焰的狗。从壁画的内容看是佛教中的有关地狱审判的说教，但有关壁画中的停尸场及丧葬习俗，我国著名摩尼教专家林悟殊教授认为受到祆教葬俗的影响。他说：

至于康国人在尸葬中让狗而不是让其他兽类参与，这在已知的祆教教义中似可找到根据。祆教徒认为人死后，死尸附有一种致命的尸毒，需要狗来驱除这种尸毒。根据《闻迪达德》第八章31节的说法，选择生有四只眼睛的黄狗或长有黄耳朵的白狗，把其带到死者旁，就可以使尸毒飞离死尸。长有四只眼睛的狗自然难以找到，但据现代巴斯人的解释，所谓四只眼睛是指两只眼睛上边各有一个斑点。显然祆教徒是把狗视为圣物，让狗撕食死者的肉，很可能是认为这样做可以驱除所有的尸毒。

其实，祆教经典所说的“四只眼睛的狗”也就是象征着能将死者之灵带领到祖先去处的送魂之犬。无独有偶，古印度的《梨俱吠陀》的“送葬”诗中，护送亡灵归家的神犬也长有四只眼睛：

阎摩啊！你的那两只狗，一对护守者，长一个四只眼，看守道路，视察人间。

长了四只眼的一对花狗，走平安道路。

《吠陀》经中的神犬崇拜大概与祆教有同源关系，二者都强调犬与送亡的象征含义。

纵观中国美术史，其实真正做到以犬入画，并以描绘宗教祭拜对象为目的的美术作品，大都与古代视犬为图腾的民族有密切的关系。恐怕最有代表性的是崇信盘瓠的瑶族、畲族和苗族的民间宗教艺术。

例如湖南湘西麻阳县境内至今仍然保存着建于明永乐二年（1408）的盘瓠庙内的壁画《漫水盘瓠》。

从图像上判断，应是刻在砖或是木板上的高浮雕作品。造型生动，其画面表现了盘瓠涉江过海的情景。可以肯定是武陵蛮后裔苗族、瑶族，或是土家族共同敬拜的先祖盘瓠王。此图版现存盘瓠庙内。

关于瑶、畲、苗等民族所刻绘的盘瓠作品，明代学者顾炎武也有记述：

瑶本伕瓠种，自信为狗王后，家有画像，犬首人服，岁时祀祝。

顾炎武的记述再一次证明，明代在信奉盘瓠狗王的民族地区很盛行雕绘盘瓠形象，用于家族的祭礼仪式。广东蒙山县瑶族的祖先神牌就绘为狗形，画狗像的目的就是为祭祖时用，像后并附有盘瓠王的出身图。

闽浙两省的畲族，在举行婚丧和祭祖仪式时，都少不了参拜祖先的图像，而此像都作狗形。古文字学家董作宾在《畲民考略》中说：

永泰山中，有畲民……典礼于正月元旦日举行之，即祭祖也。祭时，秘不使人见，或窃窥之，则所祭之神盖一狗耳。

在瑶、畲、苗族之中，除了木刻的狗头图腾之外，还有不少绘制的以讲述盘瓠神话事迹为主的类似于现代连环画性质的美术作品。大都叙述盘瓠王一生的英雄事迹。

1982年中国历史博物馆从浙江省丽水县搜集到一件绘制于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的祖图，即著名的“盘瓠图”。这件文物不但是畲族历史文化的精品，而且也是研究犬图腾美术作品的难得史料。

据民族考古学家宋兆麟先生介绍，盘瓠图以长幅布画的形式，描绘了畲族女始祖与盘瓠通婚而生育后代的历史故事。共有上下两幅，每幅高36厘米、宽570厘米，有黑、红、绿诸色。画前有序，在序言之后，依次画有以下内容，并有简单的文字说明。

（1）三皇，以盘古开天地开始

（2）高辛登基

（3）皇后患疾

（4）蚕秦辛王

（5）金蚕变犬

（6）燕王起兵

（7）向丞相递战表

（8）高辛王招贤

（9）盘瓠揭榜

（10）过海杀燕王

（11）献燕王首级

（12）盘瓠变身

（13）求婚

（14）婚娶

（15）高堂大会

（16）生育子女

（17）圣旨赐姓

（18）送广东自立为王

（19）送行

（20）到广东

（21）入山学法

（22）打猎

（23）盘瓠亡身

（24）做功法

（25）送葬

（26）盘瓠坟

（27）保佑子孙

（28）祭祖

全图共有28个场面，其中描绘了近二百多个不同的人物形象，包括各种社会生活场面，形象地描述了盘瓠传说和畲族的社会生活。

盘瓠神话也流传到汉族人中。1975年冬，在贵州兴仁县出土的铜摇钱树上，有一幅“狗首人身骑鹿像”。据李衍恒先生研究，认定是古代南方民族流传甚广的“盘瓠”的形象。此墓的主人为东汉时期的汉族，却吸收了少数民族的神话题材。如果此说确实的话，那么这件铜像便有可能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唯一一件以犬图腾为题材的青铜器作品。

李衍恒先生说：

1975年冬，兴仁二号墓出土的一棵铜制摇钱树上，有一个彩带飘舞、双重环圈的璧形物，上立一只体态肥硕、满身斑点的梅花鹿，它咀嚼着芝草，背骑着一个怪物。这怪物长鼻张口，狗首人身，上身赤裸，下系叶形围裙，右手持矛靠肩，腰插匕首，摆出一幅作战的姿态，我认为这就是儿瓠的形象，或可以说明该地区古代的民族成员中，也包括苗瑶等民族的祖先“儿瓠”集团在内。由于它的影响，东汉时期汉族官吏的坟墓中也保存着这种少数民族文化痕迹。

近现代的美术作品之中也不乏以狗为题材的作品。例如现代大画家齐白石就曾以狗入画。但像畲族、瑶族人那样视犬为图腾，并以犬祖图成为整个民族顶礼膜拜的宗教艺术品，在中国美术史上并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