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洪荒

第25章 都市洪荒(4)

　　这件事我听说过。那是刊物在市场上最低迷的时期，吴冠生可着嗓子喊创新讲竞争，但刊物的销售就是不景气。恰好那期发稿时他出了长差，就由戈彤全权负责。戈彤就来个全面革新，不仅内容一扫往日的刻板，在人文科学里增加了民俗风情演义，还新瓶装旧酒地改编了一篇古典文学作品，封面上用了极美极性感的非洲女郎，那女郎浑身绳索，青春却像太阳的光芒一样从绳索中喷薄而出。吴冠生回来大发雷霆，说这样的封面设计简直是对刊物宗旨的背叛，简直就是自打耳光。

　　吴冠生将刊物掷到地上，气得出气不匀。

　　可就是那期刊物在各大中院校悄然走俏，一下子销掉了两万册，创了《大风歌》创刊以来的最高纪录，也增加了戈彤在吴冠生心中的分量，他从此不再干涉刊物的封面设计和内文插图。

　　戈彤说，回想起来，吴总真是好保守好固执啊。我每一点创新，都像做贼似的，要把锋芒掩藏到他能接受的最低限度，每一次都在打擦边球，好累好累的。说起来，我好像很早就想离开刊物独立发展，振邦的事只是一个契机罢了。

　　我这才明白，戈彤并不是大家所想的那样稀里糊涂，她其实是很有思想很有主见的。在处理沈振邦问题上的临危不乱和坚定，就是很好的证明。

　　吴冠生在戈彤离开编辑部时还能稳住阵脚，在余钧提出要走时，他就失却了风度。

　　余钧在戈彤一家人重新过起正常日子的时候，彻底地心灰意冷，打起行囊要告别这个伤心地。吴冠生拍桌子打板凳地说不行。吴冠生骂道，真格的孬种，为儿女情长毁事业，你还有没有血性。

　　余钧也拍了桌子。谁是孬种你说清楚？我看不识时务的人才是孬种。告诉你吧，我早就想走了，一个不死不活的刊物，吊死你一个罢了，凭什么拉我们陪葬。

　　余钧话说得难听也罢了，他千不该万不该拿起一本刚出厂的《大风歌》甩在脚底下。

　　吴冠生就不依了。这期刊物的压卷之作是吴冠生撰写的“新人文精神浅议”，还有不少外省名人稿件，新人作品也很出色。自从刊物送进印刷厂，吴冠生就盼孩子出生似的盼着，也不知在人面前炫耀了多少次。余钧摔了刊物就等于摔了他的孩子。

　　吴冠生抓起一本辞典迎头砸去，不偏不倚砸在余钧额角上，当时渗出血来。余钧噢噢叫着，呀，你敢打人。你把打工仔当奴隶是不是。咆哮着跑出门去，在花坛上扳下块红砖，就要同吴冠生拼命。

　　这是我最倒霉的时刻。两个男人开战，我以柔弱之躯挡箭。要不是我以巴山女子锐利的嗓音震住，余钧那一砖头就砸在我身上了。

　　忽然吴冠生哭了，抱着头跑出办公室去。

　　我说，余钧呀余钧，看你都干了些什么。吴主编多难，刚刚按住了戈彤的事，你又闹着要走，他能不急么。

　　余钧说，他凭什么这样凶。我是招聘的工作人员又不是他买来的奴隶，我想留则留想走则走，他凭什么强行干涉。

　　凭感情呀。我说，当初他接下《大风歌》，你是第一个走来和他风雨同舟的。六年的共同经营，六年的呕心沥血，就是两棵草长在一起也生了情义了。

　　余钧不言声，颓唐地坐在藤椅上，说道，我这样做也是不得已。沈振邦回来，使我看清了自己的阴暗心理：我盼沈振邦出大事，我盼戈彤一家翻脸不认他，我期待着重新走近戈彤。我害怕这种毒素膨胀，因为我不可能放弃对戈彤的爱。我表面上嘻嘻哈哈，骨子里是个认死理的人。小时候，家里有条蛇惊了我，它钻进墙洞后，我拼命扯它出来，它不肯，我上去就咬了它一口，那蛇当场就死了。家里人从此都怕我躲我，说我比蛇毒。我怕我在这儿待下去，迟迟早早会做出对不起戈彤的事。我对自己没把握。

　　这一番表白，使我觉得连劝的必要都没有了。我丢下余钧，到门房给吴冠生打电话。吴冠生拿起话筒却死不开腔，我就对着话筒唱独角戏，婉转地告诉他余钧要走的原因，劝他不要将刚才的事太往心里去。

　　虽然吴冠生没有说话，我仍能感觉到他内心的波涛。这个极爱面子的人，今天却是颜面尽失了。尤其在我面前，那是什么样的语言都无法抚平其伤口的。

　　按说，我应该走上六层楼去，敲开他的门，为他烧一壶水，沏一杯茶，陪他坐过这难挨的黄昏时光。当我们受伤的时候，一天中最难熬的就是黄昏了。

　　但是我没有那样做。

　　汪工乙一连好几天都没来找我，好像他那边也出了问题。戈师母说，他有一天从他们的小摊上买走的猴烟有四包之多。

　　我很快了解到，原来他突发奇想，要求把自己十几年来苦心经营的雕塑作品全部搬到街头去，作为城市的装饰和象征。他满以为会得到支持。但事实恰恰相反。权威们说，他的作品晦涩难懂，难以为大众接受。权威们说，街头雕塑要求主题明了，思想健康，形象单纯，就像大卫、思想者那样。

　　汪工乙申辩，我们总不能永远是大卫、思想者，我们总应该给今天的新思维留一点空间。结果，他在权威的唇枪舌剑里体无完肤。

　　他回来后跟石头生气。把石块踢得满屋乱飞，把脚趾甲踢得鲜血淋淋。

　　我走去敲他的门，里边一点动静也没有。我知道，他在跟自己过不去。这种极端自我的人，受伤时是绝不愿意让别人看见伤口的。也只好随他去了。

　　编辑部的事情依然忙乱。吴冠生三天没来编辑部。很显然，余钧的离开对他打击非同一般。可见人不能对另一个人用情过重。用情太重就意味着受伤没商量。因为在这个充满变数的时代，我们谁都无法把握自己。谁知道明天跳下床会发生什么事呢。

　　吴冠生没有下楼，余钧也就没法离开。第一，他得领工资。第二，恐怕得当面对吴冠生说声抱歉。他每天骑着自行车来编辑部转一圈，默默地什么也不说。很显然他也不像他自己说的那么狠心那么歹毒。他还顾及着吴冠生的感情。从他那忧郁游移的目光看，他是想心平气和地跟吴冠生见一面。余钧来编辑部转过几次之后，我给吴冠生家里拨了电话。依然是我唱独角戏，依然没有任何回音。但这天晚上他让小云子送下来一个信封。我掂了掂，很沉，像现钞，又像一封长信。因为封着口，我不便看，就原封不动地交给了余钧。

　　余钧不看还罢，一看简直气疯了。原来那信封里一个字也没有，只装着两千元钱。余钧道，他这是打发叫花子呢。我当初来他手下打工的时候是个叫花子，看来他没忘这个。行，我收下，嘉兰，请转告他，两千元买断了我的感情，从此我们俩清了。忽然对着门外叫道，吴冠生，你这个混蛋，我本来是打算留下来的，我希望你对我说句挽留的话，你却这样对我。说完骑上车就走，我再叫也不回头。

　　谁也没法猜透两个男人之间的友情到底会深到怎样的程度。我也不能乱发言，只能眼睁睁看着铁青了脸的余钧愤愤而去。

　　这个月底有一件让人高兴的事，那就是小云子的妈妈在离别六年之后回来了。走时云子还是个黄发垂髫的幼儿，现在已是辫子翘翘的小姑娘了。云子跟妈妈很生，冷眼看着万欣欣怎么也不肯开口叫，而且对万欣欣买回的一大堆洋装洋食品不屑一顾。这使吴冠生十分为难。

　　万欣欣回来没有在家住，而是住在附近的云龙宾馆。原来她不是回来探亲的，而是回来办离婚手续。她已在大洋那边有了花园洋房和情人。

　　吴冠生跟万欣欣分手时比跟余钧分手时冷静多了。像个绅士那样，在万欣欣钻进出租车的时候频频招手。他只对万欣欣强行带走小云子有些伤感。他本来是可以留住云子的，因为云子不愿意跟妈妈走。但是他考虑到万欣欣在海外孤单，百般地劝云子跟妈妈去。万欣欣的结婚对象已经快七十岁了，生育的可能性不太大。据说他们先认干爸后成情侣，想来也够滑稽。当然吴冠生的考虑还有另一层，他希望女儿能有一个好的前程。以他的处境和脾性，他没法给云子提供好的教育环境。

　　就在这天夜里，吴冠生走进编辑部，将头伏在我的腿上，像个孩子那样无助地说，嘉兰，告诉我，你不会离我而去吧，你不会抛弃《大风歌》吧？

　　那时候我正伏案校对，红油笔像匕首那样向一个个错别字刺去。我全神贯注，吴冠生走到我身旁并屈膝俯身将头颅放在我腿上，我竟有些懵懂，直到他说了那番话，我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

　　在博大精深的汉语言海洋里，我最怕的字眼就是“抛弃”。我觉得这个字眼远比“枪毙”、“杀戮”这些字眼残酷，因为它饱含着对生命的轻蔑。也许正是这个缘故，我无限怜惜地伸手抚了抚他凌乱的头发。

　　汪工乙就在这时候来到了编辑部。汪工乙看着我们点了一点头，什么也没说，拔腿就走。等到我清醒过来追出去，他已不见了踪影。我又一次屈尊去敲打他那海盗的洞穴，那里边没有一丝回音。我充满恐惧。那是一种无法归港的恐惧和断线风筝的恐惧。我的心哭泣着呐喊：汪工乙，你这个海盗，你听我解释。

　　汪工乙躲藏了一个月不肯露面，这使我又愤怒又忧伤。这个任性的海盗，他竟不听我解释。

　　整个院子跟我一起失魂落魄。我心碎片片，觉得这个城市和我的情感联系断裂了。我感到在这儿待不下去了。

　　吴冠生惊诧万分地说，嘉兰，你原来爱着他。说完这句话他就眼神发直，吓得我又摇他又喊他。

　　吴冠生病了，躺在医院里打点滴。于情于理，我都应该去照顾他。但是我没有。我深深地怨恨他，恨他使我丢失了汪工乙。我的一生还没有这样强烈地怨恨过别人。这使我明白了汪工乙在我心目中的位置。我已经顾不得自尊。我跑遍了我们曾经幽会过的地方，问遍了所有我所知道的他的熟人、朋友，找遍了一切可能的角落，都没有搜寻到他的蛛丝马迹。我的眼泪像雨一样，飘洒在城市的街道上。我都能听见那汩汩流淌的声音。

　　我走投无路，只好到秀菊他们的工棚里去消磨一个个难熬的黄昏。秀菊一边摇着背上的娃娃一边做着永远也做不完的家务事。她对我说，妹子，别忧愁，大妹夫一定会回来。大妹夫他气越大，说明他对你的情越重。

　　他对我才没情哩。这个海盗。这个无情的情人。

　　星期天，沈振邦和戈彤从白水运回了整整一车红富士。大约是高原骤热骤寒的气候，使得那些苹果犹如一朵朵经风历霜的花，艳艳地诱人。一院子的人都围在车旁争相购买。沈振邦像个大力士一样，来回地从车上搬苹果。忽然看见我，从车上跳下来，从夹克衫的衣兜里掏出个又红又大的苹果说，嘉兰，这个给你。

　　这肯定是个果子王，驼红的底蕴上印着一道道光晕般的亮黄色竖线，汁水仿佛要喷出来似的。不知为什么，看着这个果子，我的眼里突然泪水涌动。

　　戈彤走过来说，感动了？你该感动。振邦为挑这个果子寻了十几个果园呢，走州过县地一直揣了回来，说只有你配吃它。哎，你倒好，对我们这位多情公子连一个谢字都不肯说。

　　我没理会戈彤的打趣。我惊讶地看着沈振邦变黑变粗糙了的脸膛。想，这才还了关中原野上粗犷汉子的本来面目了。一种来自自然心灵的气质，使他显得憨憨的可爱，和过去他那做出来的斯文真是天壤之别。

　　我想起沈振邦刚出事时戈彤的自言自语。她说，这下好了。振邦再也不用假装着上班去图书馆泡了。

　　沈振邦是有福的。这个曾为升学愁白了少年头的人，不知怎么在荒漠里走着走着就跌到福窖里去了。

　　这使我特别相信宿命。相信冥冥之中，上苍对一切都做了精密安排。也相信了那种姻缘是两个人前世的互相少欠的说法。戈彤这傻丫头，八成是上辈子欠了沈振邦什么。或者她上辈子就是猎人，无意中误伤了沈振邦这个狐狸，这辈子扑着赶着的偿还他。

　　否则，简直无法解释他们的爱情了。

　　我对戈彤说，我可能得回陕南山地去。哪天走说不定，现在先道个别。

　　戈彤沉吟了一下，说，我早就觉得那里可能更合适你。你是青山丽水滋养的人儿，在这样的环境里糟蹋了。

　　我们正说着话，忽然走来一个形销骨立的人物。那人大眼凹陷，颧骨高耸，看上去同骨头架子没什么两样。他用两只凹陷的大眼直愣愣看着我，使我毛骨悚然。正想问他找谁，他倒先开了口。他说，嘉兰，你让我找得好苦。

　　他竟是赵卫民。

　　我顾不得怨恨，急问，赵卫民，你怎么成了这个样子？

　　赵卫民环视着周围的人不回答，泪水却恣肆汪洋地在他面颊上滚动。我对大家说他是我的乡亲，就赶紧带他到编辑部去。

　　在编辑部空荡荡的大办公室里，分别近五年之久的赵卫民对我讲了这样的神话。他说他自我走后就开始了万里寻妇。上海、深圳、珠海、东莞、穗洲、汕头、海口，凡是他认为我可能去的地方他都去找。卖了房子，卖了家具、手表，甚至皮鞋。因为风餐露宿，更由于营养不良、内心焦虑，他在旅途中多次晕倒。他找遍了南方大中小城市，就是没想到省城。这一次，是来省城出公差，办完事，偶然在书店看见了《大风歌》，他认为那印在编辑栏内的嘉兰就是我。他说世界上只有一个嘉兰。

　　不管这一番表白是真是假，我都不想再追究什么。他的形销骨立消除了我心里所有的怨恨。我心里只剩下了一种感情，那就是痛惜。

　　他主动讲出了五妹这个名字。他说五妹是他的远方表妹，从小恋他，二十岁上突然查出患了绝症，命归黄泉前，她听人说没结过婚的人死了就是夭折。她想要完整的人生，她不甘心夭折，她不愿意白来世上走。她求他给她完整的人生。

　　现在，五妹的坟上已是芳草萋萋。赵卫民说，嘉兰，你应该相信我。

　　我再次扫视了他那让我心惊肉跳的形象。我没说信也没说不信。我走进卧室去，为他泡了一杯茉莉花茶。他却从衣袋里掏出了一小包塑料纸裹了又裹的陕南青茶，说道，这是为你带的。我走到哪里都为你带着一小包，想在见到你时就让你喝上家乡的茶水。你一喝家乡的茶就会跟我回家。

　　我愤然说，你凭什么这么自信？

　　赵卫民避开我的锋芒说，我们家乡夏天遭了洪水，学校倒塌了，现在学生都分散在村民家里上课。这是青石寨小学最困难的时期，学校需要你回去。

　　我倏然想起我们刚到学校那阵，学校连个收录机都没有，每天早晨升旗，都是赵卫民腿上架一把二胡拉出国歌的曲调，送五星红旗冉冉上升。但我嘴上仍没有热度。我说，学校那么惨，你跑到这里来干什么？

　　赵卫民那凹陷的眼睛闪出了一点光，他说，乡镇提出重建一所像样的学校，乡民们也强烈要求，现在已筹资二十五万，资金欠缺一半，他是乡镇政府委托来世界宣明会驻省城办事处联系资助事宜的。

　　有情况么？我急问。

　　赵卫民眼里的光又跳了一下，说，情况很好。他们答应捐助二十五万，过几天就派员去实地考察。

　　我一下子拉住了他的手，说，太好了。那么我们青石寨会有一所历史上最好的小学了。赵卫民说是的，三层楼，有教室，有学生宿舍，以后涨大水，我们再也不用背学生过河了。赵卫民说着捏紧了我的手。那两只鸡爪子似的干骨头，竟这样有劲，捏得我手都要碎了。我叫道，找死啊你。

　　因为经历了汪工乙事件，吴冠生已无意挽留我。所以我提出走时他很痛快就答应了。但他没有答应我带走一套刊物的请求。我想，他是不愿意我带走这儿的痕迹，刊物里几乎每期都有他的照片或文章。我给他介绍了赵卫民，也讲了我们之间的关系，他反应冷淡，眼睛盯着面前的稿子几乎没有抬头。我也就不便多作解释。

　　汪工乙回到院子的那天，正是我预定离开的日子。因为火车是晚上的，白天我们一直待在编辑部里。汪工乙找来的时候，我们正就着一个茶杯喝茶消磨时光。

　　他晒得又红又黑，这是大漠给他留下的印记。原来，他是去了敦煌。

　　他说，我在大漠里苦行忘不了你，在敦煌的艺术殿堂里忘不了你，我就回来了嘉兰。

　　我低下头。我在他如炬的目光逼视下没法不低头。我说，他是赵卫民，我给你说过的。

　　赵卫民，那个抛弃了你的男人。汪工乙叫道，他来干什么？

　　难为他记得。这个最讨厌别人谈论过去的人，我以为他根本没有听我那过去的故事，他却记住了赵卫民的名字。

　　我说，那是一个误会。现在误会消除了，我要跟他回去。

　　他一定也记得，赵卫民是我的合法丈夫。我看见他双眸里的火焰腾腾燃烧，脸上的线条猛烈地抽搐了几下，然后抬脚迈出门去。这一次他没有拂袖而走，而是一步三回头，把眼里的钢针狠狠扎在我心上。

　　下午六点，我们提着简单的行李离开。我没有跟院子里的人告别，对研究院的传达师傅谎说外地出差去，那心情有点落荒而逃的感觉。

　　国画院的白色办公大楼已拔地而起，院子被分割成两半，缺了往日那种庭院深深的幽秘。这多少冲淡了我离别的伤感。再说，有赵卫民跟着，也使这种伤感的可能性减低到最小限度。但我仍内心怅怅的，若有所失，脚下走得很慢，不住地回头张望，眼看要走完曲曲弯弯的石子甬道了，又折回丁香院去，在那些大理石间流连徘徊。

　　赵卫民对我的举动不发表任何意见。丢失了一次我，他就像受惊的兔那样，变得小心翼翼。那样子即使误了车，他也不会责怪我半句。当然，我也不至于误车。我们饱经风霜，已不是年少幼稚时，多苦多涩的酒也能吞咽下去。

　　汪工乙站在他的洞穴门口，目迎我走近。他仍是那副海盗架势，凶巴巴地不肯开口说凡人言语。我走过去，说，再见吧，请为我保重。他突然说，你可记得我的特殊记号？我说，当然，永生不忘。他说，那么，我有一天可能会变只鸟飞到你的山林去，你记得找我啊，别让我像杜鹃那样悲啼至死。

　　我突然失声痛泣。汪工乙，你这无情的海盗，你不是不懂人间的语言么，为什么说这样断肠的话语。

　　我抽泣着说，来生吧，来生我们做一对自由鸟。

　　青石寨小学校址在半山腰上，重建工作十分艰苦。修建学校时，所有的乡民都来义务做工。每天与深秋里光裸着脚丫背石挑土的乡亲们相伴劳动，使我逐渐淡漠了丁香院里的伤感。我爱着我的学校，新添的一砖一瓦都让我激动不已。赵卫民说我是天生的教书匠料。他说还在我们很年幼的时候，我就喜欢让伙伴们背了小手排排坐着听我讲话。我告诉他们，花不能折，鸟不能捉，鸟窝不能掏。小伙伴们全听我的。

　　在建校过程中，为了方便与世界宣明会的工作人员联系，乡上为我们装了电话。我得以穿越重重山水去问候省城西郊那个深院里的朋友们。吴冠生坚守着《大风歌》。他从应届大学生里招了两个工作人员，只是他有些冷僻，和新人手关系不大融洽。余钧在深圳办了个广告公司，不时地寄一些款子给吴冠生，吴冠生在汇款单上签上“查无此人”，又原单退回，这使余钧非常伤心。戈彤夫妇的生意蒸蒸日上。有人问他们日子怎样。沈振邦会骄傲地说，日子过得好不好，你看女人脸上的笑容就知道。汪工乙的雕塑作品批量走出国门，他正打算建立自己的大型工作室，准备招聘十个以上的工作人员。我开玩笑说，不打算飞来山林了？他一下子严肃起来，叫道：绝对会来。不是今生就是来世。

　　他在某个日子给我寄来一个锃亮的合金钢镯子。他说希望我能戴上并且永远不离不弃。我在情绪好的时候也会告诉他一些我这边的事情：比如学校落成剪彩那天，乡亲们燃放的震天炮仗和学生们久久舞动的花环。告诉他当世界宣明会的G先生呼唤那一声青石寨的父老乡亲们，并说出“我敬佩你们在与自然灾害和贫困抗争时仍执著追寻文明”的话时，我眼里涌动的泪水。我还告诉他夏夜青石河清凉的流水以及我和鱼儿一起游动的欢畅。当然，我不会忘记告诉他我腕上跃动的金光。

　　他会追问，你光裸着与河交融么？

　　我说，是的。

　　只戴着那个镯子？

　　我说，是的。他就陷入久久地沉默，而后一句话不说就挂断了电话。

　　朋友里边只秀菊很惨。当然这是一年之后的事了。她的丈夫酒后上工，不慎从脚手架上摔下来，当时就断了气。她寻死觅活地要追了丈夫去，谁也拦不住。有人叫来了汪工乙。汪工乙一言不发，挟了她和孩子就走。从此，她就在他的洞穴里生起了炊烟。

　　我听到这个消息时愣了一愣，很久的没有声息。急得戈彤在电话的那一头大喊大叫，喂喂，你怎么了？我说没什么。我想秀菊。戈彤至今不知道我和汪工乙之间的纠葛。我也不打算说破。我们注定要将一些秘密永远掩藏，直到走进坟墓。

　　这一天，我在山林里走了很久很久。我想，我是在寻找一只鸟。一只腹下有黑色晕圈的鸟。

　　赵卫民找来的时候，我正像夜游症患者那样在山林里奔走不停。赵卫民说，你忘了，下午观摩教学呢，镇文教组的周组长他们马上就要来了，你倒不急，跑到林子里逍遥。我一激灵，猛地记起了我所担负的事情。我立即从林子里冲出来，大步向学校跑去。

　　我担纲讲解的语文课文是“红军不怕远征难”。这是一代伟人毛泽东的诗词。我坐在办公室里凝神屏气，慢慢让心情平静下来。我想，我得讲出些气势。

　　（发表于《特区文学》2003年第5期，《中篇小说选刊》2004年第1期选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