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神钱的民俗事状和文化名象征

二、钱币形制的象征意义

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流通于中原诸国的是铲状铜币。铲状工具曾是民间交易的媒介，所以最早出现的铸币铸成铲状。铲状铜币的制作，说明作为当时先进生产工具的铲的形状，曾经被看作财富增值的一种象征。

以早期的空首布为例，柄上保留有銎，仿真性极强。其实是作为农耕工具的铲的缩微形式，也可以看作铲的袖珍的模型。

李学勤先生曾经指出，“商代和西周的一些青铜铲，早有学者主张是货币，甚至收入钱谱，但没有确实证据。”实用青铜铲和铲状铜币之间甚至难以界定，可见两者是何等相似。

布本为麻布之意，麻布也是交易媒介之一。有的学者认为，当铜币出现后，人们因为受长期习惯的影响，仍然称铜钱为布。

也有的学者认为，布，实际上是钱“之”的同音字。

《周礼·考工记·□人》写道：“段氏为‘器。”汉代学者郑玄解释说：器，田器，钱“之属。’”，在《释名·释用器》中写作“鑮”：“鑮，亦锄类也。鑮，迫也。”明人宋应星在《天工开物·锄“》中写道：‘凡治地生物，用锄、’之属。”潘吉星注，锄草用的宽口锄。

刀币也是中国古代曾经通行的钱币。

刀币形制模仿的原型是很明确的，通常以为仿照环首小刀形状铸成。《管子·国蓄》说：“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盐铁论·错币》也写道：“夏后以玄贝，周人以紫石，后世或金钱刀布。物极而衰，终始之运也。故山泽无征，则君臣同利。刀币无禁，则奸贞并行。”

所谓“夏后以玄贝”，指出了贝币流行的历史事实。早期曾经通行以贝作为一般等价物的经济制度。后来出现铜贝，是作为贝的仿制品进入流通市场的。铜贝一般为椭圆形，通高约1.8厘米，重约3克，正面有阴文的“君”、“折”等字，人们称之为“蚁鼻钱”。蚁鼻钱是楚国特有的一种铜币，状似海贝，绝大多数都有阴文字，连同穿孔看起来好像诡异的面容，因此俗称“鬼脸钱”。目前在湖北、湖南、河南、安徽、山东、陕西、江苏和浙江等地区都有发现，且除极少数无文字外，绝大部分都有文字。最早著录楚国蚁鼻钱的是南宋洪遵的《泉志》。其中写道：“此钱上狭下广，背平面凸，长七分，下阔三分，上锐处可阔一分，重十二铢，文如刻镂，不类字，世谓之蚁鼻钱。”“蚁鼻钱”应是实用天然贝的代用品。有学者指出，在早期货币形态中，“用贝的数量是很大的。由于天然贝的来源有限，不敷应用，所以后来便以铜仿造，这种铜贝《钱谱》上叫做‘蚁鼻钱’，成为后世铜钱的滥觞。”

楚国等地不仅出土铜贝，同时还发现有天然贝。1978年在河南淅川下寺春秋中晚期墓，出土了四千余枚海贝。一些楚墓中，还发现了仿海贝的骨贝，如1966年春湖北江陵望山2号战国中期墓出土2件，1984年湖北当阳曹家岗5号春秋晚期墓发现1179枚。这批骨贝凸面的凹槽两头各有一穿孔，而且大多数在槽口两侧还刻有并列或错列的记号，在这些骨贝的平面上，有20%还残留少许绿色结晶物，应是制币时的贴附之物。

天然贝很可能是中国古代使用年代最早，流通范围最广的币种。宋人陆游《书巢五咏·砑蠡》所谓“古者贝为货，庶物赖以通”，体现了一种文化史的常识。据分析，先秦时期用作货币的贝大多是海贝，而中国内地以至西北、西南远离海域的地区多有海贝出土，可以反映当时的社会经济和社会生活与交通的关系。

圆孔圜钱是战国时通行于三晋和周的一种中有圆孔的圆形铜币。

方孔圜钱是战国时期齐、燕、秦三国的通行货币。齐行圜钱可能在战国晚期，铸造量较小，因此传世品或出土品都比齐刀少得多。齐国圜钱方孔有郭，有“賹化”、“賹四化”、“賹六化”三种。清代陈介祺的藏品中有齐圜钱的石范和铜质范母。近年在青岛又发现有铸圜钱的铜范。燕的圜钱也分大、中、小三种。其文字为“明四”、“明刀”、“一刀”。可知与刀币有渊源关系。秦的圜钱有“两甾”和“文信”。有的学者以为“文信”钱是吕不韦所造，因为吕不韦曾经封为文信侯。《史记》也记载吕不韦的封地在洛阳，而1955年，洛阳东周王城遗址曾经出土石质“文信”钱范一方。从这些情况看，“文信”有可能是吕不韦所铸。秦圜钱还有一种为“长安”，比较特殊的地方是钱文的“长”在穿之右，“安”在穿下。有的学者指出，“也应为长安君成蟜所铸。”

作为货币的物质形式及其称谓，是各有其象征意义的。如《汉书·食货志下》所说：

凡货，金钱布帛之用，夏殷以前其详靡记云。太公为周立九府圜法：黄金方寸，而重一斤；钱圜函方，轻重以铢；布帛广二尺二寸为幅，长四丈为匹。货宝于金，利于刀，流于泉，布于布，束于帛。

对于所谓“利于刀”，颜师古注引如淳曰：“名钱为刀者，以其利于民也。”所谓“流于泉”，如淳说：“流行如泉也。”至于所谓“布于布”，如淳有“布于民间”的解释。而所谓“束于帛”，颜师古注引李奇曰：“束，聚也。”这里所说的宝、利、流、布、聚，体现了人们对财富的多层次、多方位的热切向往，反映了社会文化意识的一个重要层面。

对于《汉书·食货志下》说到的“九府圜法”，李奇以“圜”即圜钱为解说：“圜，即钱也。圜一寸，而重九两。”颜师古则反驳这种意见：“此说非也。周官太府、玉府、内府、外府、泉府、天府、职内、职金、职币皆掌财币之官，故云九府。‘圜’谓均而通也。”颜师古“‘圜’谓均而通也”的说法，如果借以说明圜钱的象征意义，或许也是适宜的。

圆孔圜钱，又称环钱、环金，其形制的发生，其实，也很有可能是基于对具有某种神秘主义含义的玉器“璧”的仿作。璧，是上古贵族与朝礼、祭礼、丧礼所应用的礼器。也是佩饰之一。《尔雅·释器》：“肉倍好，谓之璧。”邢昺疏：“璧亦玉器，子男所执者也。”“璧之制，肉，边也；好，孔也。边大倍于孔者，名‘璧’。”圆孔圜钱的形制，确实一如微型的“璧”。

有的学者曾经指出，“璧”的形制，有原始生殖崇拜的意义。这种意见，我们在讨论“钱”的文化象征涵义时也可以参考。南朝梁时曾经将一种除去肉郭的异型钱称作“女钱”，也是考察“钱”的象征意义时值得重视的现象。

推想圆孔圜钱制作之另一种仿制原型，有可能是原始时代出现的装饰物“骨珠”。当然，这种仿制，已经是形制上的放大。在新石器时代墓葬中，经常出土墓主随身装饰品“骨珠”。宝鸡北首岭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骨珠是腰饰，华县元君庙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骨珠则是女性的颈饰。“骨珠是用禽类骨骼磨制成的，甚精致，形状不很规则，基本呈圆形。一般外径为3-5、孔径1-2、厚1-2毫米。”骨珠发现的数量有时相当多，如元君庙M420，竟然多达1147颗。从笔者参与华县梓里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经验可知，这种骨珠通常是用动物胫骨割锯制成。青海柳湾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墓葬中的同类出土物，发掘者称为“串珠”，共2252颗，多为“扁圆形，中央一孔”。串珠的质地，有骨质的，也有石质的。

这种装饰品使用时“串”的形式，也与圜钱集中收藏和携带的方式一致。

至于方孔圜钱，《汉书·食货志下》有“钱圜函方”的说法，颜师古注引孟康的解释：“外圜而内孔方也。”在这里，“函”，一如“涵”，有人解释为刀币的舌，恐怕是不正确的。

方孔圜钱的平面图案构成是外圆内方，就此有不同的解说。“据说，秦始皇统一用外圆内方的钱币，是因为他相信当时极为流传的‘天圆地方’的宇宙观；还有说是秦始皇特别崇拜可使自己‘长生不老’的方士，因此铸钱时用了方孔；也有说是表示‘市井方圆’，真是众说纷纭。”所谓“市井方圆”之说不足取，而以为秦始皇最初制作方孔圜钱的说法也不符合历史事实，因为战国时期这种钱币已经在齐国、燕国和秦国广泛通行。不过，以为这种钱币的铸作与使用与“天圆地方”观念存在某种联系的分析，有可能是有一定道理的。

有的学者如此总结秦国方孔半两钱的出现：“经商鞅变法，国势巨增，货币也渐趋统一，到惠文王时，各方面条件都已具备，方孔半两也就自然出台。随着之后一个多世纪兼并战争的进程，越来越看重方孔圜钱的政治神权意义，如《吕氏春秋》中就有‘天道圆，地道方，圣王法之，所以立上下’的句子，到秦始皇时，半两钱就完全成为神权的象征物了。”其实，秦使用方孔圜钱的准确时代还可以继续讨论。而这种钱币形制的发生与文化信仰必然有关，但是否可以归纳为“神权”或“政治神权”的象征，似乎也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论证。

论者又以为，方孔圜钱的出现，与阴阳五行、天圆地方的哲学思潮有密切的关系。这种钱币形式，“是先秦几千年尤其是春秋战国几百年间中国经济政治文化诸多方面的因素撞击融合的最后结晶，是一种综合趋势”。而且，“从此，中国货币与西方货币，不但在形制上清晰地划出了一条界线，具有独特的东方式的文化特征，并影响到日本、朝鲜、越南诸地区，形成一个东方货币文化圈；而且在内质上同时决定了中国货币历史发展与西方不同的命运。”这种钱币形式，“不仅成为中国货币的特有形制，同样是几千年中华文明史的形象投影和印记。”这一文化比较的视角，也可以给我们以一定的启示。

方与圆，是对立的形态，又概括了自然与人文的一切。《周髀算经》卷上说：“万物周事而圆方用焉，大匠造制而规矩设焉，或毁方而为圆，或破圆而为方。”《尹文子·大道上》写道：“生于不称，则群形自得其方圆。名生于方圆，则众名得其所称也。”又《周礼·考工记·舆人》：“圜者中规，方者中矩。”《管子·形势解》也说：“以规矩为方圆则成。”方与圆，既象征着“万物周事”的自然，又象征着“规矩”的权威，制度的权威，法的权威。

前引沈周诗所谓“圆方为象小乾坤”，又以“圆方”作为“乾坤”的象征。

当然，圜钱所以能够通行于世，最主要的原因，是“从铸造、流通、贮藏等各方面考察，圜钱都是最便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