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神钱的民俗事状和文化名象征

三、早期货币与民俗生活

钱与社会生活有密切的关系，这是不需要特别说明的。许多历史学者在讨论中国社会生活时，都注重对于钱的考察。

例如，“贝”的使用，在社会史上曾经留下了深刻的印迹。《易经》中的《震》写道：“亿丧贝。”王弼解释说：“贝，资货粮用之属也。”《史记·平准书》：“太史公曰：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所从来久远，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记云。”

郭沫若在讨论“贝”的使用价值时，除了经济史的考察之外，又涉及民俗史的考察。他写道：

贝在周初本来是一种原始的货币，所用的是海贝，学名为货贝，殷商民族的疆域离海尚远，可知贝的使用是起源于滨海民族。起初不是用为货币，而是用为装饰品。《说文》贝部有賏字云，“颈饰也，从二贝”；又女部婴字注云，“颈饰也，从女賏，賏其连也”；这就是以贝为装饰品的明证。贝的装饰品输入殷周在初应该是由于实物交易或者掳掠。交易或掳掠所得的贝朋，在初亦用以为装饰，继后始作为等价物之货币而使用。

朋就是贝的连系。古人有五贝为朋，或二朋为贝之说，近时王国维主张十贝为朋。数虽不能确知，要系贝之连系。这在朋字的古文表示得很鲜明。

郭沫若指出，“朋”字字形在卜辞及金文中均作“以二系之贝连为一串，呈左右对称之形状”，卜辞更有连结其下者，“这便是颈环的象形”。郭沫若说，“前人释为‘孙荷贝二贯’或‘子荷贝一朋’的，其实即是一人在颈上着贝环之形。可知贝在殷代尚未真实地成为货币。殷彝中锡朋之数，至多者不过十朋，此与周彝中动辄有二十朋，三十朋，五十朋的判然有别；与《诗·菁菁者我》之‘锡我百朋’，《穆天子传》之‘载贝万朋’，不消说更相隔天渊了。”他于是认为：

故殷彝中的锡朋，在我看来，是在赏赐颈环，不是在赏赐货币。

郭沫若指出“贝”作为货币之前，曾经在社会生活中发挥其他方面的重要作用，是值得重视的。通过他的分析，我们可以认识钱在经济流通领域之外的社会史意义。而“贝朋”之初用，竟然与民俗现象有密切的关系。

他还认为，“中国的货币字样多从贝，这显然是由渔猎民族提供出来的东西，而物品字样则从牛，物件的提供者可知是牧畜民族。”“由贝所制之物有朋。朋乃古人的颈饰。”“贝朋在初为物尚少，仅用以作颈饰，入后始化为一般之货币单位。其事当在殷、周之间。”郭沫若还提请人们注意罗振玉《古器物图录》中有真贝一，石贝一，其论述又说到“于磁州得骨制之贝”，罗氏推断：“初盖用天生之贝，嗣以其贝难得，故以珧制之。又后则以骨，又后铸以铜。世所谓蚁鼻钱之又铜币中之尤晚者也。”郭沫若指出，这是一段极重要的文字，为谈中国古代社会史若经济史者所不可不知。郭沫若还说道：“贝朋之贝，由图录及实物观察，实为海贝，此决非黄河流域中部所能产，虽其初必有用为颈饰之一阶段，然其来源则必出于滨海民族之交易或抢劫。”

李学勤先生曾经指出，“中国最早的货币，根据考古材料可确定的是贝。商周墓葬中曾发现没有文字的铜贝或银贝，是否当时实用的货币，目前尚无定论。”王玉哲先生在总结商代货币史时写道，“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贝在商代后期或已从单纯体现使用价值的装饰品，逐渐变成交换的媒介物，以货币的角色出现于商业舞台。但地下考古和卜辞中所反映的贝的数量都不大，不像流通的货币。郭宝钧先生说过：‘这样微小的数量，若分配到十万人的大都市，还不足够社会的收藏，如何能敷市面的流通，作交换媒介之用？’这种怀疑是有道理的。最稳妥的说法应当是：商代晚期海贝已有两种功用：一是作为贵重的装饰品；一是作为交换的媒介物货币。贝的这两种职能同时并行。”也就是说，直到文明发展得相当辉煌的时代，早期货币依然保留有兼作“贵重的装饰品”的性质。

《汉书·食货志下》说到王莽改革币制所发行的贝币：

元龟岠冉长尺二寸，直二千一百六十，为大贝十朋。公龟九寸，直五百，为壮贝十朋。侯龟七寸以上，直三百，为幺贝十朋。子龟五寸以上，直百，为小贝十朋。是为龟宝四品。

大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二百一十六。壮贝三寸六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五十。幺贝二寸四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三十。小贝寸二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十。不盈寸二分，漏度不得为朋，率枚直钱三。是为贝货五品。

据孟康的解释，“冉，龟甲缘也。岠，至也。度背两边缘尺二寸也。”又臣瓒曰：“元，大也。”也就是说，所谓“元龟岠冉长尺二寸”，是指大龟龟背的尺寸为一尺二寸。颜师古注引苏林的说法：“两贝为朋。朋直二百一十六，元龟十朋，故二千一百六十也。”王莽是以盲目复古著称的帝王，据说往往“伪稽黄、虞，缪称典文”，事事都要在圣王事迹和儒学经典中寻求根据，其政治文化立场表现出托古的倾向，即《汉书·王莽传中》所谓“追监前代，爰纲爰纪”“专念稽古之事”。不过，复制贝币的举动，却并不是完全基于复古的个人妄想。在汉代社会文化史的资料中，可以看到对贝币制度的清晰回忆。

例如，《易林》卷一三《鼎·蛊》说：

商人行旅，资无所有，贪贝逐利，留连王市，□辕内安，公子何咎。

又如卷一五《节·涣》：

伯仲叔季，日暮寝醉，醉醒失明，丧其贝囊，卧拜道旁。

也说到“贝囊”的应用。

贝的通行，在相当晚近的时代，在边远地区依然保留有若干遗迹。明代学者王士性在《广志绎》一书中介绍“西南诸省”地理文化时，曾经写道：“（云南）贸易用贝，俗谓贝以一为庄，四庄为手，四手为苗，五苗为索，盖八十贝也。”明人刘文征《滇志》卷三《地理志第一之三·风俗》也说，“交易用贝，一枚曰庄，四庄曰手，四手曰苗，五苗曰索。”又推测说：“秦灭六国，惟楚公子庄□王滇，故楚独存，秦虽使常頞于滇中略五尺道，然未尝属秦。故货贝之在南中独不变者，岂秦法未尝入滇耶？于此亦可以考世矣。”通过货币即“钱”的形式而“考世”，正是我们认为有意义的通过“钱”史考察社会史、文化史、民俗史的研究方向。

有的学者曾经指出，“上古以物易物，以贝为货币，故现代通行之字，如财、货、買、賣、赁、贷、贿、赂……凡与财物有关者，多从贝。”事实上，与贝币存在历史渊源关系的从“贝”的字，还有许多，例如：贡，责，账，质，贩，贪，贫，贬，购，贮，贯，贱，贳，贵，贸，费，贺，贻，贼，贽，资，赃，赉，赊，赋，赌，赎，赏，赐，赒，赔，赖，赛，赝，赠，赡等等。其中有些是可以集中反映社会生活中的人际关系、等级区别以及其他种种文化现象的。而许多从贝的字又与重要的民俗现象有关，如“责”，如“质”，如“贪”，如“贽”，如“赊”，如“赌”，如“赖”，如“赛”，如“赠”，如“赡”等等。

至于有的具有特定社会文化含义的字，如“贤”，为什么从“贝”，今人已经难以理解。然而如果能够探求其本来的关系，显然是有意义的。

《说文·贝部》：“贤，多财也。”许多刻本写作“多才”。段玉裁解释说，“贤”本来的意义是“多财”，引申之义，凡“多”都称“贤”。用来称人“贤能”，正取其引申之义而废其本义矣。

也许，赞美人有德行有才能的“贤”字的字源，也可能和《管子·牧民》“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观念有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