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神钱的民俗事状和文化名象征

一、汉代墓葬出土的“钱树”

汉代墓葬中，多有被称为“钱树”的随葬明器出土。这种器物大多分为两件：上部为青铜树形铸件，有主干和枝叶，枝叶往往附有钱形挂饰，并且有人物、禽兽形象，有的树干上铸有佛像；下部为树座，树座有陶质、石质和铜质多种，表面有山峦、人物、神兽图像，也多饰有钱纹，顶端中空，用以插立上部的青铜树干。

20世纪40年代，考古学者冯汉骥注意到四川彭山崖墓出土的这种器物，定名为“钱树”，基本得到学界认同。也有的学者称其为“摇钱树”。

此后，这种器物陆续出土于四川、云南、贵州汉代墓葬。就考古发掘资料的数量来说，以四川为最多，云南次之，贵州数量较少。

由于这些汉代墓葬在发掘时大多已遭盗掘，“钱树”出土时多为残件，只有四川彭山和广汉出土的两件依然完整。

有的学者综合分析了“钱树”出土资料，指出“钱树”流行的时间，大致在东汉初年至三国蜀汉后期，也就是公元84年至公元253年期间。

已经发现“钱树”或“钱树座”的地点，有四川成都，双流，新都，彭山，郫县，乐山，新津，芦山，宝兴，西昌，广汉，绵阳，三台，遂宁，简阳，广元，达县，渠县，新繁，茂汶；重庆忠县；云南昭通，呈贡，大理，保山；贵州清镇，赫章；陕西城固；青海大通；甘肃武威。

研究者将这些地点之间的交通关系进行了分析，标示出一幅示意图。从而敏锐地发现，迄今为止出土的“钱树”及“钱树座”，主要分布在古代西南丝绸之路三条主干线上：西夷道（牦牛道，灵关道）上有成都（包括双流，郫县，新都，新繁，新津），芦山，宝兴，西昌；南夷道（五尺道）上有彭山，乐山，昭通，呈贡；博南道（永昌道）上有大理，保山。而广汉、绵阳（包括三台）、广元，则在汉代由成都至长安的通道（剑阁道，子午道）上，可视为西南丝绸之路向北的延伸。至于茂汶、大通，则在古代四川通西域的河南道上。

这一分析，可以说指出了重要的历史文化线索。尽管个别意见尚须商榷，但是总的考察收获，无疑使人们对于“钱树”的分布及其有关社会文化现象，得到了新的认识。

所发现的“钱树”的造型特征，共同之点在于均在树干及枝叶间悬挂钱形装饰。其钱大多是“五铢”。附属装饰，有车马，人物，龙、虎、象、鹿、羊、辟邪、玉兔、蟾蜍，出现相当多的神话形象，其中以西王母形象最引人注目。

四川彭山江口镇1972年发现一座已经被盗的东汉崖墓，仍存留一件完整的“钱树”。树座为陶制，通高44厘米，上部顶端为“钱树”的插口，径5厘米。“钱树”为铜铸，通高100厘米。以1铜管作为树干，又以5套管将树干等分，以插枝叶。树干顶端立一朱雀，雀前有一人置一丸于雀口之内。叶片上部铸西王母，侧旁有跪姿玉兔，作捣药状。另一侧为蟾蜍捧献灵芝。西王母居中，坐龙虎座上。叶片下部用6枚铜钱组成茂密的树叶形状。叶片的枝头上也有一朱雀，头向内，尾向外。西王母左侧的钱纹上铸有羽翼飞马。西王母右侧的钱纹上有形式生动的双羊。在枝叶下部弯曲处铸挂3枚钱饰，其旁有二人，其中一人牵牛，一人持臿形农具。这一形象，是神话之外的实际社会生活的写照。其意义，可以理解为对于“钱树”的崇拜，是覆盖较广泛社会层面的普遍的文化现象。

四川广汉万福乡狮象村东汉墓1983年10月也出土了一件完整的“钱树”，总体通高152厘米，其中座高48厘米，红陶绿釉，雕塑传说中的天禄、辟邪两种神兽，脚下浮漫云气，“钱树”正安插在神兽上方。树身为青铜铸作，树干高104厘米，分为6节，每节四面悬挂叶片。树叶形状分3种，大小共64片。大叶片上方正中为西王母形象，身后有仿石龛的结构，推想应当是传说中所谓“石室”。西王母头戴方胜，笼手坐于龙虎座上，下方左右分列神话人物乘鹿、牵马、骑射、搏击、抚琴、杂技等图案。其间有大小不等的铜钱9枚。小叶片上有凤鸟、飞雀形象，以及5枚形制较小的铜钱。整株“钱树”共有大小铜钱400枚。树顶立一朱雀，口衔灵芝，展翅欲飞。

有的“钱树”还饰有猿猴、鹏鸟等形象。而与西王母传说有关的青鸟、九尾狐等，也构成神话世界的重要内容。

四川彭山东汉崖墓出土的一件“钱树座”，通高64.1厘米，分四层。其中，“第三层为钱树及人。右半为一钱树及左中右三人。其左、右两人皆椎髻着裤，上身似裸露，左手提一钱，右手举一钱。左一人腰间还横一长杖，中一人头上高起，但不作椎髻状。也着裤，腰上裤束结明显。上身裸露，左足立树枝上，左手托树上一钱，右手持一钩柄之物，似以击钱。左半亦有一钱树及左中右三人。左、右二人左肩上各横一杖，杖端挑六钱，前后各三，左手挟杖而行。左一人右手提一钱。左、中两人首饰皆不清晰，均着裤。右一人上身似裸露；左一人着方领衣；中一人腰部裤束结明显，上身裸露，左膝跪地，两手捧一筐状物，中盛一钱，钱较大，比例与人不相称。”这件“钱树座”被定名为“飞羊乘人陶插座”，编号为M176：29。另一件编号为M550：24的所谓“飞羊乘人陶插座”，下部也可以看到“钱树”的图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