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神钱的民俗事状和文化名象征

二、西王母崇拜与“大富”追求

“钱树”所体现的精神文化内涵，涉及相当复杂的文化关系。例如，西王母形象往往占据全器的主题，体现出当时社会意识的重要特征。

通过史籍记载和文物资料，都可以看到汉代民间影响相当广泛的西王母崇拜。分析这一社会文化现象，可以从新的角度探察汉代民间的观念形态以及汉代社会的礼俗风尚，也可以发现当时处于特殊历史文化背景下人们对于外来文化影响的微妙态度。

汉代画像中多见表现西王母的画面。正如陈直先生曾经指出的：“汉代每以西王母事为镜铭及图画题材，于西王母之外，又增加东王公以为配。”

河南密县出土的汉画像砖，有西王母侧坐的画面，前有玉兔捣药，凤鸟舞蹈。河南南阳神话题材的汉代画像中，西王母的形象最为多见。山东嘉祥宋山汉画像石的画面上，西王母正坐于灵芝状云座上，周围除青鸟、玉兔、蟾蜍外，又多有羽人飞舞。汉代铜镜纹饰也多见西王母画面，又往往明确题铭“西王母”。汉镜以祈祝内容为主的吉语铭文中，也多见“西王母”字样。例如，河南南阳市博物馆藏东汉灵帝建宁元年镜铭文：

建宁元年九月九日丙午，造作尚方明镜，幽湅三商，上有东王公、西王母，生如山石，长宜子孙，八千万里，富且昌，乐未央，宜侯王，师命长，买者太吉羊，宜古市，君宜高官，位至三公，长乐央□。

见于著录的汉镜铭文更多有说到“西王母”或“西母”的。例如：金西母来始有其滓宜葆利众典祀（《啸堂集古录》）

上大□，见神人，□王母，饮澧泉，驾交龙，乘浮云，宜官□，保子孙，贵富昌，乐未央兮（外层）；子丑寅卯辰。

东王公西王母（内轮）；袁氏作竟真大，上有东王公西王母，仙人子侨赤诵子，白虎熏卢，左右为吏高升贾万，尚方作竟自有真，良时日吉大赏，十子九孙各有喜，□至三公中常侍，上有西王母东王父，山人子乔大田子平（外轮）；西王母东王父（内轮）（《藤花亭镜谱》卷二）。

社会生活中使用十分普遍的铜镜，铭文多见“西王母”文字，是值得重视的文化现象。《藤花亭镜谱》卷二著录的一件所谓“六朝器”，铭文也反复出现“东王公西王母”，其中“东王公”出现两次，“西王母”及“王母”出现三次：“仙人子侨赤诵子，白虎熏抟，左右为吏高升赏万千□万，太上君□，上有东王公西王母（外轮）；西王母东王公王母（内轮）。”唐代和宋代仿汉镜的铭文也多有“西王母”字样，也说明西王母崇拜在民间影响的久远。

西汉末年，曾经以民间西王母崇拜为背景，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流民运动。

《汉书·哀帝纪》记载，建平四年（前3），大旱，关东民众传言“西王母筹”，大批民众“经历郡国，西入关至京师”，百姓又“会聚祠西王母”，有人夜间持火上屋，击鼓号呼，相互惊吓。《汉书·天文志》中则有这样的记载：“（建平）四年正月、二月、三月，民相惊动，□哗奔走，传行诏筹祠西王母。又曰：‘从目人当来。’”《汉书·五行志下之上》又写道：汉哀帝建平四年正月，民众惊走，手持草茎禾秆一支，相互传递，号称“行诏筹”。行途中相遇，人群聚集，有的群体人数甚至上千。他们有的披发赤脚，有的夜间闯关，有的越墙进入，有的乘车骑奔驰，有的利用驿传系统急行，经历二十六郡国。到京师之后，又在里巷阡陌歌舞狂欢，聚会祭祀西王母。

汉哀帝时代以西王母迷信为意识基础，以“祠‘西王母’”为鼓动口号，以“传行‘西王母’筹”为组织形式而发生的表现为千万民众“会聚”、“惊动”、“奔走”的大规模骚乱，从关东直至京师，从正月直至秋季，政府实际上已经失控。其狂热程度之惊人，说明了当时民间西王母崇拜的深刻影响，已经足以策动变乱，掀起社会政治波澜。

汉哀帝时民间骚动，传书所谓“母告百姓，佩此书者不死”，反映汉时西王母崇拜与当时社会上下盛行的长生追求有关。

扬雄《甘泉赋》也写道：“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寿兮，屏玉女而却虙妃。”出现“西王母”字样的汉镜铭文更多见所谓“仙人不知老”，“寿如东王公西王母”以及“长保二亲生久”等，也说明了这一事实。《易林》卷二《讼·泰》“弱水之西，有西王母，生不知死，与天相保”一类文句，也透露出同样的文化信息。不过，西王母作为神仙世界的领袖之一，还具有内涵更为丰富的社会感召力和文化影响力。如下镜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元兴元年五月丙午日□大利，广汉造作，尚方明镜，幽湅三商，周□无亟，世得光明，长乐未央，富宜昌，宜侯王，师命长生如石，位至三公，寿如东王公西王母，仙人子立至公侯（外层）；吾作明竟幽湅三商（内层）（《陶斋吉金元兴元年五月丙午日天大赦，广汉造作，尚方明竟，幽湅三商，周传无亟，世为光明，长乐未英，富宜昌，宜侯王，师命长生如石，位至三公，上有东王公西王母，仙人子立至公侯（外轮，内轮九字不辨）

中平六年正月丙午日，吾作明竟，幽湅三商自有己，除去不祥宜孙子，东王父西王母，仙人王女大神道，长吏买竟，位至三公，古人买竟百倍，田家大吉日月（外轮）；吾作明竟，位至三公，天王日月，幽湅三羊（内轮）（《善斋吉金录》“镜”卷一，《小校经阁金文》卷一五》）。

宋氏作竟□有意，善时日，家大富，取妇时□，众具七子九孙，各有喜，官至公卿中尚侍，上有东王妇西王母，予天相保不知老，吏人服之带服章（《小校经阁金文》卷一五》）。

最后一例“东王妇西王母”，应即“东王父西王母”。

我们看到，除了“长生如石”，“生如山石”，“予（与）天相保不知老”等长生祈祝外，镜铭文字还反映了当时民间对于所谓“富宜昌”、“贵富昌”的热切期盼。而人们的财富企求，体现如文字“大赏”、“贾万”、“百倍”、“宜古（贾）市”、“家大富”等，其强烈和迫切，是超过了尊贵企求（如“宜官□”、“带服章”、“宜侯王”、“君宜高官”、“位至三公”、“立（位）至公侯”、“官至公卿中尚（常）侍”、“□至三公中常侍”、“左右为吏高升”等），平安企求（如“长乐未央（殃）”、“长乐未英（殃）”、“长保二亲宜孙子”、“除去不祥宜孙子”、“辟邪喜怒无央（殃）咎”等），多子企求（如“宜子孙”、“长宜子孙”、“众具七子九孙各有喜”、“十子九孙各有喜”等）的。汉长安城遗址曾经采集到“富贵”、“严氏富贵”、“万岁宜富安世”、“千万岁富贵宜子孙”文字瓦当。陕西淳化汉甘泉宫遗址董家村和凉武帝村都曾经采集到“千金宜富贵当”文字瓦当。陕西华县汉京师仓遗址曾经出土“大富”文字瓦当。西安南郊春临村又曾经采集到“富贵毋央”文字瓦当。西安灞桥乡发现的“并是富贵”文字瓦当，也是体现当时人思想意识的文物遗存。陕西耀县独家村曾经采集到的“宜富昌”、“富贵昌”、“大富吉”文字瓦当，陕西渭南辛市乡大夫张村采集到的“日乐富昌”文字瓦当，陕西安康市文管会收藏的“富贵万岁”文字瓦当，陕西兴平曾经出土的“宜钱金当”文字瓦当等等，同样反映了普遍的社会追求。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收藏的汉代“日入百千万”铜洗，也可以看作包含同样文化信息的资料。这些文字毫不掩饰对富贵、对金钱的炽烈追求。

这一现象，与“钱树”之制作往往附加西王母形象的情形联系起来分析，可以认识汉代社会带有普遍意义的共同愿望。

司马迁在《史记》中数次说到“西王母”，如《赵世家》记载周穆王“西巡狩，见西王母”事，《司马相如列传》有“遍览八$而观四荒”及“涉流沙”、“西望昆仑”语，《大宛列传》中关于“西王母”的传说，更明确说其起源非发生于中土，而是“安息长老传闻”的条支西来神话。

《易林》中“王母”凡31见，其中“西王母”5见，无疑是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对象。而卷二《讼·泰》“弱水之西，有西王母”，卷五《临·临》“弱水之上，有西王母”，卷一六《既济·大畜》“弱水之右，有西王母”，都说明关于西方远国“弱水、西王母”之“传闻”，在民间流传之普遍。

汉代民间的西王母崇拜，不仅是神话学研究的重要课题，而且还是反映当时社会较为普遍的“天下”观或称“世界”观的文化现象。民间这种基于对远域国家部族的模糊了解所产生的迷信意识，当然也是交通史研究者所应当注意的。

我们看到，在汉代民间礼俗的历史遗存中，东王公和西王母往往并列，然而，实际上西王母的影响又远远超过了东王公。正如陈直先生所说，一般情况下，只是在西王母主题形象之外，“又增加东王公以为配”。这可能与当时人们由西方曾经得到了更为生动、更为新奇的文化信息有关。《易林》中所谓“西见王母”、“西过王母”、“西遇王母”、“西逢王母”而皆蒙福祉诸文句，都反映西王母崇拜的这一心理背景。

汉代是中原华夏文化主动西向，同时又空前集中、空前强烈地感受到西方文化东来影响的时代。对于西方见闻的疏略，对于西方认识的模糊，使得西方文化具有了某种神秘的色彩。当时人对于来自西方的新鲜事物，一方面有所欢迎，一方面又心存疑惧。在中国商人和西方商人的交易活动中，后者往往表现出更为积极主动的态度。公元77年成书的普林尼（Pline LAncien，23-79）的《博物志》写道：“（赛里斯人）不与别人交往，坐等贸易找上门来成交。”“（他们）不轻易与外来人交谈。”交易时，“商品只堆放在赛里斯人一侧的江岸上，如果商人们感到价格物品合适的话，就携走货物而留下货款。”公元3世纪的索林（Solin，3世纪中叶）的《多国史》也说到赛里斯人即中国人的交易方式：“赛里斯人高度文明开化，互相之间非常亲睦和气，但却躲避与其他人相接触，甚至拒绝同其他民族保持贸易关系。然而，这一国家中的商人渡过他们那条大江，双方在某江岸上进行没有任何语言交流，而仅根据简单的目测估价的方法进行贸易，他们出售自己的商品，但从不采购我们的商品。”

汉代受到普遍崇拜的吉祥永寿之神西王母，在当时巫风大畅的背景下，其实可以看作西方神秘世界的一种典型象征。而汉代“钱树”所见西王母形像，又有金钱富贵之神的意义。对于金钱的观念，汉代人与其他时代有所不同。而这一文化现象所以形成的诸因素之中，不能排除也包括西方商人即“胡商”的影响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