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间长期以来形成的神秘主义观念中,“钱”,具有某种超自然的神力。于是曾经被作为巫术的道具。
厌胜,或压胜,是中国古代一种特殊的巫术形式,用以诅咒致胜,压服对方,包括敌人敌物。李商隐《送从翁东川弘农尚书幕》诗所谓“兹行殊厌胜,故老遂分新”,吴融《和韩致光侍郎无题三首十四韵》诗所谓“厌胜还随俗,无疑不避人”等,都体现了厌胜术的盛行。
杜甫《石犀行》诗写道:“君不见秦时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自古虽有厌胜法,天生江水向东流。蜀人矜夸一千载,泛溢不近张仪楼。今年灌口损户口,此事或恐为神羞。终藉堤防出众力,高拥木石当清秋。先王作法皆正道,鬼怪何得参人谋。”所说“石犀”,据说就是李冰针对洪水而制作的厌胜之物。
《史记·高祖本纪》说:“秦始皇帝常曰‘东南有天子气’,于是因东游以厌之。”唐人颜真卿《刻清远道士诗因而继作》诗:“吴子多藏日,秦王厌胜辰。剑池穿万仞,盘石坐千人。”就说到了秦始皇的厌胜行为。据说萧何营建汉长安城,未央宫有东阙、北阙,不建西阙和南阙,其设计思想就有基于厌胜之法的考虑。汉武帝因柏梁台火灾,听取了越巫勇“越国有火灾即复大起宫室以厌胜之”的说法,决意营造建章宫。汉元帝元寿二年(前1),匈奴单于来朝,汉元帝根据“太岁厌胜所在”,特意安排单于居住在上林苑蒲陶宫。王莽专政时,曾经用五色药石与铜铸作“威斗”,形式如北斗,长二尺五寸,“欲以厌胜众兵”。王莽出行时,以专职官员背负前行,回到宫中,则置于身边。据史书记载,他“性好时日小数,及事迫急,亶为厌胜”。《三国志·魏书·李傕传》李贤注引《献帝起居注》说,汉末军阀李傕“性喜鬼怪左道之术,常有道人及女巫歌讴击鼓下神祭,六丁符劾厌胜之具,无所不为”。历史上又多有“以铜铁五兵造诸厌胜”,“甲仗皆画为雷公星文以为厌胜”,“妇人裸体扬箕,掷牛羊犬首为厌胜”等记载。又如《清史稿·诸王列传六·圣祖诸子·理密亲王允礽》:“上令侍卫发允礽所居室,得厌胜物十余事。”都是使用“厌胜物”的实例。《宋史·艺文志六》“兵书类”中已经有“《六十甲子厌胜法》一卷”。《明史·马文升传》又写道:
宪宗朝,岳镇海渎诸庙,用方士言置石函,周以符篆,贮金书道经、金银钱、宝石及五谷为厌胜具。
作为以“金银钱”为“为厌胜具”的记载,这可能是正史中所仅见的一例,因此特别值得我们注意。
讨论“钱”与巫术的联系,“钱”与神秘主义文化的联系,厌胜钱是重要的物证之一。
厌胜钱,或压胜钱,是中国古代钱币中具有特殊意义的一类,其文化涵义,则又远远超过了普通的流通领域中的钱币。
汉代的“辟兵莫当”钱,“日入千金”钱等,应当看作年代较早的一些压胜钱。从唐宋到明清,此类钱种类数量相当多。常见者有“天下太平”钱、“千秋万岁”钱等。有的正面仿古钱形制而铸成“大泉五十”、“五行大布”、“大观通宝”等,而背面则铸出星象、宝剑、龟蛇一类图像,以寄托某种神秘主义思想。厌胜钱的用途多种多样,建筑、抗灾、殡葬等场合均有使用。
元、明时还有一种供养钱,一般都是寺庙所造,有的背面还有寺名或“护圣”等字样,其实也具有厌胜钱的作用。
厌胜钱在考古发掘中常有发现。
厌胜钱的钱文、图样丰富多彩,其具体含义也纷杂不一,但是基本的意义,主要在于趋吉辟邪。
有的学者提出,传统“厌胜钱”的说法不尽准确,应当改称为“礼俗钱”,或者“民俗钱币”。将相关现象归于“民俗”或者民间“礼俗”的判断是正确的,但是这两种称谓依然未能准确体现其文化内涵。我们在这里暂且依然使用“厌胜钱”的传统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