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1月,一天,鲁迅在内山书店接待了一对文学青年,一位叫萧军,另一位叫萧红。这是一对年轻的恋人,半年前,双双从东北逃离了日寇的魔爪,在山东青岛落脚住了一阵子,在那里,萧军创作了一部反映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萧红创作了一部反映东北农民生活的中篇小说《生死撤。一个月前,两人冒昧地给鲁迅写了一封信,并将小说书稿一并寄上,希望得到鲁迅的指点和帮助,喜出望外地收到了鲁迅的回信,对他们的创作给予了热情的鼓励和肯定。于是,这一对年轻人便马上跑到上海来找鲁迅。
在内山书店见面后,鲁迅请两位文学青年到附近的一家茶馆小叙。听了两位年轻人对小说创作的一些想法,欣然答应为他们看看小说稿。
“你们来过上海吗?在上海有亲人吗?”鲁迅关心地问。
“这是初次到上海,亲戚朋友都没有。”
“唔。”鲁迅深知上海地方的黑暗混乱,很为这两位在上海举目无亲的年轻人担心,便让刚刚闻讯赶来的许广平打电话,把一位“左联”的青年作家叶紫叫来,介绍给萧军和萧红,让叶紫帮助两位年轻人安排住处,关照两位年轻人的工作和生活。看到两位年轻人穿戴寒酸尚无工作,又拿出一些钱来给他们,让他们暂时解决燃眉之急。
在叶紫的帮助下,萧军和萧红生活很快安定下来。他们从鲁迅这里得到了亲人般的温暖,很想到鲁迅家里做客并能经常得到鲁迅的教诲。当时,鲁迅时时刻刻都被反动当局监视、跟踪、通缉,接待见面陌生人或认识不久而不太了解的人,通常都是在内山书店而不在家里,但是这次破例将家庭住址告诉了他们。不久,他们在北四川路找到了一处住房,离鲁迅家很近,于是,两位年轻人便成了鲁迅家的常客。
1934年冬,鲁迅在百忙中挤时间,抱病看萧军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和萧红的中篇小说《生死撤,1935年春,终于把两部小说书稿看完了,并对书稿中的错误不当之处做了修改,还应作者的要求分别写了《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和《萧红作<生死场>序》(萧军用的笔名为“田军”)。然后,将这两部作品交给了出版单位,但由于国民党反动统治当局的无理阻挠,两部小说均不能公开出版。刚好,叶紫也想出版小说集《丰收》,于是,萧军、萧红和叶紫三个年轻人商量决定,虚拟一个书社名字以丛书方式,三人共同筹措资金自费出版三本书。经过商量,他们决定以奴隶社名义出版,于是很快《八月的乡村》、《生死撤、《丰收》三部小说作为“奴隶丛书”出版了。
这套“奴隶丛书”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和好评,但也招来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攻击,有来自外部国民党反动派御用文人的毒箭,也有混入“左联”内部打着革命旗号的“自我批判”。其中,一个化名“狄克”的人,在《大晚报》副刊《火炬》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的文章,指责《八月的乡村》“不真实”“不够真实”“技巧上,内容上,都有许多问题在”,作者“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要“执行自我批判”。对于这种“自己人”打着革命旗号“自我批判”企图扼杀《八月的乡村》的卑劣伎俩,鲁迅十分气愤,写出了《三月的租界》(1936年4月16日)一文,对狄克等人的蓄谋恶毒的攻击给予了强有力的反击。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还有“我们”和“他们”(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坛上,这些以“我们”自称的“自己人”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是在向“他们”献媚和替“他们”来缴革命文艺的械,因而瓦解革命文艺队伍,损害革命文艺事业。
在鲁迅的爱护和扶持下,两位年轻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很快在上海立稳了脚根,走上了一条通向光辉未来的成功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