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增强战斗力量,扩大革命影响,必须发展文化战线上的生力军。为了寻求新生力量,鲁迅在青年身上情愿花费时间和精力。
有一个青年叫宋紫佩,从前在绍兴中学念书的时候反对过鲁迅。那时候,鲁迅在绍兴中学当教员兼任监学,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办事又十分认真,学生都有些惧他。大概是做监学太严峻或要求太严格,引起一部分学生不满意。宋紫佩就是其中一个。宋紫佩是一名最优秀的学生,不知为什么激烈地反对鲁迅。宋紫佩后来加入了“南社”,对鲁迅的认识发生了转变,倒成了鲁迅的亲密知己的朋友。宋紫佩还请鲁迅也加入他们的“南社”,不过,鲁迅对“南社”的作风不大赞同,始终只是一个挂名的社员。
不久,鲁迅和宋紫佩都到了北京。两人是同乡,是师生关系,鲁迅在教育部工作,对宋紫佩的处境很关心,介绍他到图书馆去工作,从此来往十分密切,成为极可信赖的朋友。许多事情,鲁迅都得到他的帮忙。那次,1924年5月,鲁迅买北京西三条胡同住宅,原有的房屋已经破旧不堪,非要重新修建不可。事前难以做出准确预算,只好先多筹措一些资金,鲁迅便从许寿裳等几个朋友那里借了一些钱。在筹措资金时,宋紫佩也借给鲁迅一百元钱。房子买下也装修好了之后,鲁迅决定把多余的钱先尽快还给人家。在移居西三条胡同新屋的前一天,鲁迅上午去图书馆找宋紫佩还钱,宋紫佩不在,下午又去图书馆找他,将一百元钱还给了宋紫佩。照说,一百元钱,他也不见得急用,过几天还也无妨的,鲁迅却一天跑去两次亲自送还,何况搬家是一件繁琐的事。当晚,鲁迅又忙于收拾东西,次日一早,鲁迅便从砖塔胡同移居到西三条胡同。后来,鲁迅离开北京,宋紫佩一直关照鲁迅的老母亲。
鲁迅说:“我觉得先同我闹过,后来再认识的朋友,是一直好下去;而先是要好,一闹之后,是不大会再好起来的。”对于鲁迅给予的关心爱护,却也有以恶相报之人。
有一个青年叫韩侍桁,以前在日本留学时给《语丝》投来一篇稿子,从那时起他便和鲁迅书信来往。一次,不知他从哪里得到鲁迅将要回北京探亲的消息,给鲁迅寄来一张当票,请鲁迅回北京时替他把东西赎出来送到他家去。对于年轻人有困难相求,鲁迅是很乐意帮忙的。鲁迅回到北京,便按照他的要求把这件事给办妥了。后来,他又写信来,请鲁迅在北京设法给他找个工作。鲁迅对文化教育界比较熟,便托马幼渔代为找一份教书的工作。当时,胡适和周作人在北京文化教育界很得势,得知是鲁迅代人找工作就硬给搅黄了。
不久,韩侍桁回到了上海。他看到冯雪峰、柔石等人都住在景云里,便也挤进来,以利于和鲁迅接近,又看到大家都是“左联”的,便也要求加入“左联”。然而,看到柔石借债办刊物,靠“左联”并不能升官发财,于是,他马上来个急转弯向右,跑到南京去,投入到国民党反动派怀抱里去,想到鲁迅虽然不能帮他升官发财,但通过骂鲁迅还是会得到主子赏识的,便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和他的两三个狐朋狗友一起写文章大骂鲁迅。鲁迅岂能置之不理?鲁迅在《〈伪自由书〉后记?新儒林外史》一文中捎带斥责韩侍桁一句:“时代的巨轮,真是能够这么冷酷地将人们辗碎的。但也幸而有这一辗,因为韩侍桁先生倒因此从这位‘小将’(杨邨人)的腔子里看见了‘良心’了。”
鲁迅在和广大青年打交道中,自然是什么样的人都遇到过,有的因为稿子写得太幼稚不能采用,有的因为翻译文章错误太多不能发表,有的因为请鲁迅找工作未能如愿以偿,有的以为鲁迅是富翁而来求援未能满足私欲,有的因为不求长进受到鲁迅的严厉批评,因而怨恨不满,甚至谩骂攻击,这样的青年大有人在。但是,鲁迅说:“我不能因为一个人做了贼,就疑心一切的人!”
鲁迅为他人服务常有费力不讨好的时候。有一次,收到一个青年寄来的稿子,字写得很小,用铅笔写的,字迹很模糊,鲁迅校阅每一页时都要在稿纸底下衬上一张硬白纸,好不容易把整本稿子看完了,可是,作者看到修改后的稿子很不满意。还有一次,接受一位作者委托编选书稿,几十篇稿子质量参差不齐,鲁迅辛辛苦苦将这些稿子逐篇仔细看过,从中挑选出一部分好的编成一辑推荐出版,然而,作者却认为把好文章淘汰下来因而很不满意。最后一次,鲁迅重病稍有好转就替一位作者修改书稿,鲁迅去世后,许广平通知作者书稿已经修改好了,但是,作者却不屑一顾地说:“让他去吧,我不打算印了。”
鲁迅做事总是尽心尽力,从不计较他所服务对象的态度,他认为,他的工作不是对个人而是为社会服务。辛勤的农夫,会因为孺子弃饭满地而不耕作的吗?这就是鲁迅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