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沿海的判断在大三上学期开学报到时,因为要与虽甩人干脆但办事拖拉的女老乡捆绑式返校,结果贻误了火车,在清点人数一个小时之后,才满脸羞惭地回到寝室。进寝室时他屈腰弓背有如驼子,因为他不仅背着两个黑咕隆咚的大包,还要背上一个更加漆黑的警告处分。且说吃了一堑的判断,在五月五日下午就从家里火烧P股似的赶回学校,十四个小时的特快,风尘仆仆啊。当天晚上他早早就躺下睡了,次日早上他在朦胧中听到我在大声地叫,我刚才看到白影一闪,可能宿舍里来过了小偷,大家起来看一下,有没有丢什么东西。
被吵醒的判断听得十分厌烦,就说,有没有搞错?要吵我起床,也不要用这种拙劣的方式啊,给点新意好不好?他嚷嚷着,不知不觉又睡过去了。他再次醒来时,天已经很亮了,他想看看到了几点,习惯性地到裤袋里去摸手表,床头床尾地摸了半天,也没摸出个所以然来,因为不知道裤子昨晚睡觉时被胡乱踢腾到哪个角落里去了。于是他索性闭上眼睛,安安稳稳地睡下,但是过了一会,他睡不下去了,上面口苦,中间腹饥,下面尿急,他不得不起床。那个尴尬的问题卷土重来:他还是找不到自己的裤子。然后,他着急了,床上床下,上蹿下跳,床头床尾,左寻右找,但是毫无头绪。最后,他换了另一条裤子穿上,然后极不情愿地断定自己被盗了。他丢掉的东西如下:西裤一条,西裤口袋里有钱包一个,钱包里有身份证、学生证、电话本,一百多元钱,至于多少,他不清楚。中午时候,判断去报了案,我所谓的报案,是指他到楼下的管理室,故作痛苦地跟那些人绘声绘色地讲了这桩笑话。这个举动在三个小时以后,彰显出了它的效果,有个清洁工找到判断说,在二楼西楼道的垃圾桶内有一条脏兮兮的西裤、一个电话本和你的身份证。
我对这件事的完整概括是:判断睡到十点钟起来找不到自己的裤子,到了下午三点钟,一个扫垃圾的在垃圾桶里替他找到了。
大三上半年,我通过了英语四级和计算机二级考试,四加二,一个普普通通的大学生的标准配置。过四级后,我把精读、泛读、语法、词汇、四级真题等各种英文书以及英文资料都贱卖了。音不准的耳塞也被我丢进了垃圾桶,让它跟一次性饭盒、破袜子、擦鼻涕纸做伴去了。乱扔东西时,我想起英语老师的一句话,她说她走到街上看到中英文兼具的招牌,习惯于首先看英文。我想,这又何必呢!通过计算机二级有赖于我的一点小聪明:上机考试中,压轴戏是一道二十分的程序题,要求写一套程序求出十个数的平均值。编完程后无论我怎么修改,一运行就是通不过。我回过头来看那十个数字,发现口算就能得出结果。于是我径直在一个文本上打出平均数,保存下机,反正阅卷的老师只是看结果,不会审读程序。仍旧有二十分的小题目没动笔的我,最后的成绩刚好及格,也就是说,我还真的蒙混过关。同一时段,杨兰通过了英语六级和计算机三级测试。我得知消息后,自卑了几分钟,但是没有转化成奋起直追的动力。
我修读的双学位挂掉了一门《民事诉讼法》,这事儿起源于任课的教授强迫我们去书店购买他主编的《对民事诉讼法法条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解释》,一本滞销的小册子,还不打折呢!我不肯买。他上课时见我没有,威胁我说,下次谁不带,谁就不用来上课了。我问,凭什么?他说,教师有规定教材的权力,也有制定课堂纪律的自由,有意见可以到教务部投诉。我有意见,但是没有去投诉,我觉得投诉了也没有人理。我也没有去上课,以免矛盾激化,彼此都难以下台。去考试的时候,发现他已经点过三次名,而我一次未到,已经失去了考试资格,正如我曾经加入过的一堆社团,因为我累计三次例会缺席,都把我除名了,也算是彻底辜负了灿烂的一手打造。那批互换的学生除了灿烂都回来了,有人说灿烂提前修完了全部课程拿到了学位留在了当地,有的说她拿到了另一所大学的奖学金,还有一条绯闻说,她身边常有一个瘦高的金发青年出现,青年有一只通红的鼻子,像是被灿烂的手指刮过,他见到陌生人十分羞涩,但是已经学会了一句流利的中文:你是介于傻A与傻C之间的一个个体。一句话,灿烂过得十分不错,而且显然会更加不错,无须任何人担心。还是说我的《民事诉讼法》吧,后来,我交了二百块钱重修费才把红灯熄灭,真他妈的亏,那本小书还不到二十块钱,而且在重修时我仍旧不得不买下了那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