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职业技术教育研究

第一节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

　　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职业技术教育都是以师傅带徒弟的方式进行的，中国的近代教育缘于新办大学堂和师范学堂。1902年夏，中国近代第一个系统的法定学制《壬寅学制》诞生，1904年1月清政府颁布《癸卯学制》并在全国实施，标志着中国近代教育进入实施阶段。中国近代意义上的职业技术教育一般认为开始于“洋务运动”，中国的农民教育和农民的职业技术教育则更晚。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兴起了一场乡村建设运动，参加这一运动的学术团体和教育机构达600多个，建立了各种实验区1000多处。当时，一些著名的教育家、社会学家，如陶行知、黄炎培、晏阳初、梁漱溟和由他们发起、组织并领导的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乡村建设学院等社会团体，有感于中国乡村饱受天灾人祸，经济凋零，农民愚昧，学校荒废，而中国又是以农立国，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欲救中国，必先救中国之农村，他们纷纷提出“到乡村去”、“到民间去”的口号，试图从改造农村教育人手，达到改进农村生活，建设美好新农村的目的。应该说，这次乡村建设运动是近代农民教育和农民职业技术教育的开端。在照搬外国教育理论在城市试验失败之后，经过认真的反思，他们把目光投向乡村，对探讨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特别是符合乡村实际的教育改革与发展之路进行了积极尝试。乡村教育运动有组织、有目的；有理论、有实践；声势浩大，影响深远。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一大批革命者在开展革命运动的过程中，也进行了大量的农民教育实践。1924年毛泽东在湘江学校开办“农村师范部”，1925年在韶山开办了18所农民夜校，对农民进行革命启蒙教育。1926年他在广州主持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主讲了《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等课程。在土地革命战争期间，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村教育是农民问题的一部分”、“根据地教育应为革命战争和建设服务”等教育思想不断地丰富并得以实践。毛泽东把农民的扫盲教育、农民政治教育与组织农民生产互助相结合，以发动农民为目的的农村教育与根据地的干部教育、军队教育交相辉映，成为我国农村教育的第一个辉煌时期。毛泽东的教育思想和根据地的教育实践不仅对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的农民教育发生了重要影响，对今天的农民教育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总结和回顾乡村建设运动和革命根据地的农民运动经验与教训，对正确地认识农民职业技术教育的规律，把握农民职业技术教育改革的趋势均具有理论和实践双重意义。

　　中国是一个举世公认的有悠久教育传统的国家。自古以来，统治者都非常重视教育（教化）在社会控制中的作用；而中国创立的科举制度也使许多贫寒子弟有了晋身之阶。民间有着尊重文人、重视教育的浓厚风气。中国以其特有的文化传统绵延承传数千年，成为全世界惟一延续发展下来的文明；另一方面，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消极因素使古老的帝国终于走到历史的尽头。鸦片战争以后，从军事上到政治上，从经济上到文化上，“老大”中国在西方“现代文明”咄咄逼人的侵略面前一次又一次失败，中华帝国的惟我独尊已经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地被打掉了，中国日益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神州大地到处上演着国破家亡的惨剧。继续闭关自守已决不可能，旧式教育也日渐枯死，仿效西方遂成大势所趋。在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一向是“民族的脊梁”。旧中国灾难深重，国土破碎，战争频仍，经济日趋崩溃，人民流离失所，尤其是处于社会最底层、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仁人志士不甘亡国灭种，不忍坐视人民苦难，奋力开展救亡图存，也不知产生过多少救国方案。但无论哪种方案，都没有忽视教育的作用，而30年代的乡村教育运动者们更是把一切的希望都寄托在教育上。

　　“五四运动”以后，在对待农民问题上，存在着两条道路：一条道路是共产党所主张和领导的农民革命，另一条是一些爱国学者幻想通过改良主义的道路改造农村。后一条道路的拥护者纷纷建立了农村教育实验区，形成了乡村教育运动。

　　乡村建设运动是在中国农村日益走向衰落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1906年科举制度的废除，使中国的近代教育获得了比较快的发展，新式学堂如雨后春齊般地在各地建立起来。但当时的新式学堂主要设在城镇，直至民国初，中国并无真正的乡村教育，甚至无人重视农民的教育。乡村教育最初的呼声，开始于“五四运动”之后，一是民主思想的发展，使有识之士认识到农民教育对实现民主的重要意义；二是由于清末推行义务教育的失败，引起人们的反思。一些学者认为推行义务教育失败就在于教育只重视城市，而忽视了占人口85%以上的农村。加之当时有一批在美国学习乡村教育的回国学者，积极倡导乡村教育。随着对乡村教育重要性认识的深化，“下乡去”成为教育工作者的行动口号，全国的教育界纷纷把办学重点转向农村，在1926年汇集成为乡村教育运动。但随着中国农村经济衰退的加深，人们开始感觉到仅靠乡村教育不能解决乡村的问题，还必须进行乡村建设。

　　1927年乡村教育运动便向乡村建设运动发展。江恒源曾对乡村教育和乡村建设这两个概念的区别作过解释，他认为，乡村教育主要是兴办乡村小学和成人学校，教乡村儿童和成年农民读书、识字、写信、记账，也教给他们了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道理，教给他们做公民的技能习惯。乡村教育方式有多种，取固定方式的教育设施，统称为“乡村学校教育”；取活动方式的教育设施，称为“乡村社会教育”，乡村教育是二者的总称。乡村建设是就一个或数个村划成一个适当的区域，按照理想的预定计划用最完善、最经济的方法技术以训练区域内的所有农民，使区域内农民的生活得到改进。因此，乡村教育包含在乡村改造事业中。在乡村建设运动中，梁漱溟和晏阳初的思想与实践最具代表性。

　　（一）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

　　梁漱溟（1893—1988），原籍广西，生于北京。他是中国著名的文人，对宗教、哲学、印度哲学、东西方文化，特别是儒学和中国农村问题均有一定深度的研究。他从信仰佛教，转向对儒学和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最后对中国农村问题的探讨产生兴趣。1923年他在山东曹州中学讲学时，提出了“以农立国”的观点，强调了农村和农业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他又提出：“只有乡村安定，乃可以安辑流亡；只有乡村产业兴起，可以广收过剩的劳力；只有农产增加，可以增进国富；只有乡村自治当真树立，中国政治才算有基础；只有乡村一般的文化能提高，才算中国社会有进步。总之，只有乡村有办法，中国才算有办法。”因此，要民族自救，民族振兴，必须从乡村教育着手，从头开始。因为中国“现在已被坏到体无完肤，不堪收拾，非从头建设起不可！这一点从头建设的工作，全是教育工作。我们一点一滴的教育，就是一点一滴的建设；一点一滴的建设，无非是一点一滴的教育：只有从一点一滴的教育着手，才是一点一滴的建设！”

　　梁漱溟在乡村建设实践中形成了一套自己的乡村建设思想。有学者把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1.“创造新文化，救活旧农村”。梁漱溟认为乡村破坏的原因，一是天灾人祸，二是风气的改变。社会风气的改变何以引起乡村的破坏？他认为是中国向西方学习的结果。在《乡村建设大意》中他写到：“中国人既与西洋人见面之后，中国文化便发生了变化。自变法维新一直到现在，其中有好几次的变化，有好些地方变化；尤其只是近几年以来，更一天一天地在那里加深加重加速地变，这样也变，那样也变，三年一变，两年一变，孙猴子有七十二变，中国人的变也和他差不多了……旧的玩艺儿几乎通统被变的没有了！中国乡村就在这一变再变七十二变中被破坏了”。学习西洋之所以导致乡村的破坏，他认为原因在于中西文化不同源。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其文化是以乡村为本的文化，其社会是以乡村为本的社会，农业是中国的国命所寄。而西洋国家都是工业国家，皆以都市为本，他们的文化是一种都市文明。一个以农业、农村为本的文化，遇到了一个以工业为主，以都市为本的文化，就会与自己原有的文化发生矛盾和冲突，以至于画虎不成反类犬。西洋的文化没学到，反而使自己的乡村被破坏了。他认为要救济中国乡村就要创造一个新文化。

　　在谈到乡村建设意义时，梁漱溟再三强调：“救济乡村便是乡村建设的第一层意义；至于创造新文化，那便是乡村建设的真意义所在。乡村建设除了消极地救济乡村之外，更要紧的还是在积极地创造新文化。所谓乡村建设，就是要从中国旧文化里转变出一个新文化来。在他看来，所谓”创造新文化“也就是要换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他称之为”生活的样法“梁漱淇指出，要换一个”新的生活样法“既不能像西化派所主张的那样，把西方”生活的样法“全盘移植过来，也不能像守旧派所主张的那样，坚持中国旧有的”生活样法“而只能”返本开新“从旧的”生活样法“中转变出一个新的”生活样法“也就是说从旧的文化中转变出一个新的文化。他还进一步打比方，中国好比一棵被外来文化摧残的大树，新文化的创造就是从中国文化大树的老根上长出新芽。那么什么是中国文化的老根呢？他认为，中国文化老根中分成有形和无形的两部分，有形的根是”乡村“无形的根是”中国的老道理“这些老道理就是我们这个民族过日子的方法、制度和规矩。在老文化破坏殆尽，而新文化还没有建立起来的青黄不接的过渡时期，”最要紧的就是赶快想法子创造一个新文化，好来救活旧农村。‘创造新文化，救活旧农村。’这便叫‘乡村建设’。

　　2.乡村建设中的组织建设理论。在乡村建设的实施方面，梁漱溟认为最重要的是乡村组织建设。他认为与西方“个人本位，阶级对立”的社会组织结构不同，中国的社会组织构造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

　　就“伦理本位”而言，他指出，由于中国自古就缺乏团体生活，因此不存在个人和团体的关系问题，有的只是伦理关系。在社会方面，家在中国伦理本位的社会结构中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由此推而广之的家族、亲戚、乡党、师徒、朋友、同僚的关系，“或比之于父子之关系，或比之于兄弟之关系情义益以重”。中国社会秩序的维持不是靠法律，而是靠伦理关系。在经济上，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经济”，具体表现为：父子、夫妇有“共财”之义，兄弟、宗族有“分财”之义，朋友有“通财”之义。人们在经济上能彼此顾恤，从而使生计问题无形中得到了许多保障。在政治方面，认为中国人但知君臣、官民间的伦理关系，而不知国民与国家的团体关系，没有公法和私法、刑法与民法的区分，这和西方讲“法治”而不讲“人治”的政治迥然不同。

　　从职业分途来看，他指出在西方由于近代贵族与农奴、资本家和劳工对立阶级的出现，“遂造成剥削与被剥削的两面”。但中国由于没有出现阶级的分野，只有一行一行不同的职业，而没有两面对立的经济，所以中国社会可称为职业分立的社会。

　　梁漱溟认为中国的问题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社会结构由于西方文化的冲击遭到了破坏，然而“个人本位”、“阶级对立”的社会结构又没能建立起来，“遂陷于东不成，西不就的状态中”。认为这是一切问题产生的根由。因此主张要从事乡村建设，就必须“重建一新社会组织构造”。这需要坚持两个原则，“一是从理性求组织，一是从乡村入手”。“从理性求组织”是要“以伦理情谊为本原，以人心向上为目的”，既要发挥“中国人讲的老道理”，又要充分容纳“西洋人的长处”，如团体组织、社会参与、尊重个人、财产社会化，“这个组织是以中国固有精神为主而吸收了西洋人的长处的组织。所以要”从乡村人手“有三个理由：首先，梁漱溟认为中国是一个集家而成乡，集乡而成国的国家，构建组织从家人手范围太小，从国人手则范围太大，而乡则是最适应的范围；其次，新的社会组织构造，要靠多数人的力量而组成，而这多数人住在农村，要启发他们的力量，只有从农村下功夫；再次，从农村人手适合于”理性“的发挥，这不仅因为”乡村秩序原来就是靠理性维持“的，而且中国固有的”伦理的社会情理的社会的风气，在乡村还没有像城市那样摧残殆尽。

　　乡村的新组织是个什么样子呢？梁漱溟认为这个新组织即中国古人所谓“乡约”的改造，他非常欣赏北宋“吕氏乡约”中“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的原则，认为它“充满了中国人的精神——人生向上之意”。他认为乡约组织与地方组织不同，地方组织是西方政制的照搬，与中国人的精神格格不人。乡村组织建设就是要酌乡约精神，同时将其消极的东西修改补充为积极的东西。经过“补充改造”乡约而建立起来的新的社会组织就是乡农学校。梁漱溟提示说，“所谓乡农学校这个东西，是补充改造的‘乡约’中自然要有的机关。这个机关主要的是讲求进步；而同时我们用即以乡农学校来表示‘乡约’，表见我们的组织。”梁漱溟所设计的乡农学校是一个集政、教、养、卫为一体的乡村组织。他试图通过这个组织把农民组织起来，进行新礼俗的教化，为建设未来的新社会打好基础。

　　3.乡村建设中的经济建设。梁漱溟是一个以农立国者，“以农立国论”的特征为反都市化和工业化，憎恶现代工业社会和都市生活，向往或企图维护和恢复农村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情趣和生活方式。梁漱溟的以农立国不同于其他以农立国者，他并不反对中国发展工业，而是主张以农为本，先振兴农业，再“从农业引发工业”。据此，他提出了经济建设的方针路线：“散漫的农民，线知识分子领导，逐渐联合起来为经济上的自卫与自立；同时从农业引发工业完成大社会的自给自足，建立社会化的新经济构造。”梁漱溟详细论述了不能走欧美日“从商业发达工业”的路子，而只能走“从农业引发工业”的理由。首先，农业是中国国民经济几千年来的基础，关系着大多数国民的生活，促兴农业就是巩固国本；其次，中国没有一个近代工商业所需的政治环境；

　　再次，促兴农业较发展工业在资本、劳动力、市场等方面具有更多的有利条件。如何从农业引发工业？他认为，农村繁荣，工业才有可能发展，而工业的兴盛又反过来促进农业的发展。农业的进步没有不是科学化的，没有不是工业化的，在农业的发展进步中，工业自然会相缘相引而倶来。例如，从农业土壤肥料等化学问题而引出化学工业；从农业机械引出机械工业；从农产品加工亦可引出许多工业。诸如此类，都是相因而至的。他指出：从农业引发工业，更多工业推进农业，农业工业垒为推进，产业乃日进无疆。

　　如何促进农业的发展，梁漱溟认为技术的改良措施是必要的，但要紧的是“先之以除弊”。在他看来当时有阻碍农民生活的四大问题：第一，匪患严重，社会秩序不安；第二，运输不便，农产品不能正常流通；第三，农民负担重；第四，自然灾害频繁。谁能承担“除弊”的任务呢？他认为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不能代表农业和农村的痛痒”，解决这四大障碍的任务只能是全国乡村运动大联合的“中枢机关”。他认为乡村建设运动代表了多数人的要求，能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梁漱溟十分重视引进科学技术，认为这是乡村建设能否成功的关键。如种子改良、病虫防治、改良农具、改良土壤、改良农产品制造、科学种田等。他还主张在体制上发展农民的合作组织，把农民组织起来，使他们走合作发展的道路。如信用合作、产业合作、消费合作、运输合作等。在促进农业发展方面，梁漱溟指出，农业技术的进步不能单在技术本身着想，也非单靠农业推广机关所能推进。因为零散的小块土地无法采用进步的生产技术，只有组织合作社来经营才有采用的可能。农民纵然合作了，没有足够的资本也是不行的。所以，建立农村金融系统、引进新技术、发展合作组织，三方面要同时推进，缺一不可。

　　4.关于知识分子的作用。梁漱溟认为，乡村建设事业需要“农民自觉”，也要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才有可能获得成功。要“农民自觉”，首先要对农民进行教育，使他们认识到“天下事无论什么都要靠他本身有生机，有活气”。譬如，一棵树，只有本身有生机，它才能吸收水分、养料和阳光，才不会枯萎死亡。乡村逢设也是一样，如果乡下人自己没有向前的打算，外边的人也就不可能使他向上。只有农民认识了这个道理，他们就会获得自救的热情，就会产生自救的行动。由于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动引起了价值判断的丧失，以及频繁的天灾人祸，乡村出现了“精神破产”。要解决乡村的“精神破产”，让乡下人活起来，首先要“启发农民的智慧”，使他们看到前途，变意志消沉为“乐生之心，进取之念”。

　　“农民自觉”尽管是乡村建设的关键，但仅有农民自觉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代表理性的知识分子与之结合。农民只能感到问题的严重，但不了解问题的原因，他们有解决问题的愿望，但无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能力。梁漱溟指出，“乡村问题的解决，第一固然要靠乡村人为主力；第二亦必须靠有知识、有眼光、有新的办法、新的技术（这些都是乡村人所没有的）的人与他们结合起来，方能解决问题。没有第一条，固然乡村问题不能解决；没有第二条，乡村问题亦不能解决。”在梁漱溟看来，知识分子下乡与农民结合至少可以起到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是为乡村扩增“耳目”。他认为乡村最大的疾病是愚弊，知识分子下乡可以带去新的知识和新的信息，开阔乡下人的眼界。二是为乡村增添“喉舌”。乡村人最大的缺憾是受到祸害没人理会，无法唤起社会的注意。知识分子比较敏感，容易发现问题，加上他们有文化，可以引起社会关注乡村问题。当然，知识分子下乡还有第三种更进一步的作用，即为乡村添一个“头脑”。为乡村建设事宜出谋划策，如兴修水利、养猪放鱼、植树造林、改良土壤、引进先进技术等。梁漱溟相信，如果知识分子真正起到乡村的“耳目”、“喉舌”、“头脑”的作用，那么中国民族的前途就有了希望。

　　（二）梁漱溟乡村建设实践

　　梁漱溟提出的乡村建设的理论和方法的主要部分都付诸实施，1931年6月，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宣告成立，并确定部平为实验区，开始了乡村建设实验。到1937年抗战爆发被迫终止，前后6年的时间。尽管实验区仅限于山东邹平、菏泽等县，但它的影响却是全国性的，乡村建设工作受到了方方面面的关注。乡村建设实践对实验点县的乡村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当地农民的生活也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改善。其主要实验内容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建立村学乡学。村学乡学是一种政教合一的组织，它由学董、学长、教员和学众四部分人组成。村学学董由县政府从本村人士中遴选，经村民开会同意后由县政府正式聘请3～5人担任，本乡各村村理事及未设村学之各村村长为当然学董，由县政府聘任本乡资望素孚热心公益者1～3人为聘任学董。学长是“村中或乡中品德最高的人”，他们由各村各乡村学乡学学董会依该区民众群情所归，于齿德并茂者中推举一人，经县政府礼聘产生。教员是村学乡学聘请的先生。乡村教员的职责不仅仅是教书，还负有推进乡村社会工作的责任。乡学中的辅导员不属于乡学的组成人员，而是代表县政府下乡工作的。其职责是辅导乡学的校长、学董和教员各尽职守，并巡查村学乡学的活动。学众是一村或一乡中的所有人，在《村学乡学须知》中对学众的行为规范做了具体的规定。

　　村学乡学的工作主要包括甲乙两项，甲项工作为学校式教育工作，乙项为社会式教育工作。

　　村学设儿童部、成人部和妇女部，儿童部相当于国民小学的初小，白天上课，课程也与初小基本相同。成人部和妇女部主要是晚上上课，所开的课程有识字、唱歌、精神讲话和军事训练。除了这四门课外，各乡村学还根据各自的特点，因地制宜地开设一些实用课程。如植树造林课、养蚕种棉课、合作社事业课等。还可以结合农时举办农业技术培训和讲习班，也可以结合生活举办缝纫、烹调等讲习班。

　　乡学设升学预备部和职业培训部。升学预备部又称高小，即国民教育五、六年级。课程除了国民小学所设的课程外，还开设新闻消息、乡建理论、精神陶冶等。职业部主要是针对各村18～40岁成年农民进行职业轮训，传授农业科技知识。有的乡学还设有高级部，高级部的课程增加了历史地理和农村问题，使农民明白历史的变迁，培养自己所处的地位的自觉。

　　乙项工作为社会式的教育工作，“为乡学村学的主要工作”。主要任务是提引问题、商讨办法、鼓舞实行。梁漱溟认为，“所打上述提引问题、商讨办法、鼓舞实行，这三项实为意义至深、关系极大之教育，非寻常所说国民教育生计教育所得比。”这是因为，“所教育者不独在一般农民，兼及其领袖。成果有效，这个乡村社会可以活起来，是即解决问题的主力之发动，为村学教只最大最后之成功。”

　　2.促兴农业。在这方面的工作主要有建立农村金融流通处、他广优良品种和发展合作事业等工作。特别是推广优良品种是促兴农业的一项重要措施。乡村建设研究院农场做了很多工作，农场是为了“增进农家生产，提倡农业合理化之经营，及供本院内学生实习”而开办的，主要从事优良品种的培育和推广工作。1931年6月农场正式开办，包括场舍20亩，园艺和育种场40亩，此外还有棉麦良种繁殖场、养鸡场、养蜂场等，共计900多亩。还聘请了金陵大学农学院的专家担任技术指导，从事农业技术的实验和推广工作。在这期间他们培育和推广了优良种猪、种鸡，研究推广了乳牛、乳羊的科学饲养方法，研究了蜂群的放养和种兔的繁殖。在种植业方面重点进行了棉花、小麦、高粱、大豆、谷子等作物和苹果、梨、桃等果树的科学种植实验，将其中的优良品种推广到了农户中。

　　为提高农业技术的推广效果，农场制定了三个推广原则。一是因地制宜，分区推广。他们首先开展了乡村调查访问工作，借以明了农作物的分布情况和农家副业经营情景。在调查的基础上划定农业改造区域。二是以乡学村学为推广策源地。他们认为，优良品种的推广，从广义上说是对农民实施关于改良农业生产及生活方法的各种教育。在推广每一个新品种时，先使农民明白旧品种与新品种的优劣所在，这样农民才会接受。否则，即使运用政治力量，也难取得实效，甚至会引起农民的反感。基于这种认识，邹平农场的农业技术推广首先在乡学村学举办各种农业技术培训班、讲习班，对农民进行有关知识的教育，使他们既懂得了新品种、新技术的好处，也掌握了使用新技术的方法，然后才向农民提供新技术和新品种，由农民去实施。三是推广与合作相结合。鉴于不少地方因缺乏相应的组织或机构，往往费劲大收效小，他们坚持了推广与合作相结合的原则，即只有合作社社员才能领取改良品种作为“表证农家”。这样不仅便于指导，也有利于优良品种的保存，防止品质退化。

　　3.发展合作事业。乡村合作社运动是邹平实验区有成效的工作，邹平的合作事业姑创于1931年，到1936年底全县合作社的总数达到307所，社员达到8828人。合作社的种类有美棉运销合作社、蚕业产销合作社、林业生产合作社、信用合作社、庄仓合作社、消费合作社等。为了集中指导力量，推进合作事业，邹平还成立了县合作事业指导委员会，负责指导全县的合作社工作。指导委员会以县长为委员长，由县政府选聘乡村建设研究院讲授经济合作的教师、农场主任及有关人员为委员。下设三个小组，第一组负责合作事业的调查统计与合作教育；第二组负责金融及信用合作社的指导；第三组负责其他各种合作社的指导。合作社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民在生产和生活上的问题，是促兴农业的重要措施。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在指导农民成立各种合作社的同时，还特别重视合作教育。梁漱溟及其同仁认为，合作社的发展必须依靠合作社教育，这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合作运动都不可变更的规律。就邹平的合作教育而言，其内容大致分为合作精神教育和合作技术教育。邹平的合作教育，特别重视乡学村学的作用。1935年7月，邹平合作事业指导委员会成立不久，即将乡学村学实施合作教育的原则和方法写进了工作计划。不久又颁布了《乡学村学实验小学及其他小学合作教育计划大纲》。当时的合作委员会委员在《邹平实验县合作事业指导委员会报告》中明确指出：

　　“乡学村学之组织，为理想的合作推进机关；其全部教育活动，名呵视为合作精神训练。其社会教育活动，尤以合作事业为主要目标。本会以‘多下教育功夫，少用政治力量，引发乡民之自力’为指导原则；以‘普施合作教育、合作指导’为工作计划；无不奠基于乡学村学之组织及活动上。”邹平的乡村合作社运对基层农民组织建设和农民的合作教育都是一次有益的探索。

　　4.卫生建设和移风易俗。1933年乡村建设研究院与齐鲁大学医学院合作开办了医院，对农民病人实施低费和免费治疗，大大减轻了农民的医疗费用负担。在预防接种、传播科学卫生知识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在妇婴保健工作方面高度重视，如在乡里建立妇婴保健会，举办家庭卫生训练班，培养新一代接生员等。还在当地招收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学生加以训练，使之成为各乡卫生所的医卫人员。医院还非常重视社会卫生教育，在学校里教育学生养成卫生习惯，经常举办卫生展览，组织医疗队下乡，向农民发放卫生宣传品。

　　邹平实验区对革除陋习，移风易俗也颇为注意，在剪长辫、禁缠足、戒早婚、取缔赌博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由于在革除陋习过程中他们坚持了“教育化导”与行政处罚相结合的原则，移风易俗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革除陋习无疑有益于社会风气的转变和社会的进步。除此之外，邹平实验区在丰富农民的业余生活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如排练文明戏，送戏下乡；鼓励农民自编自演节目；组织放映队下乡为农民放电影；举办农民运动会等。

　　（三）对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与实践的评价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是一次改良主义的运动，他试图通过一种广义的教育工程，来挽救乡村破坏，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文化的复兴与中华民族的自救问题。由于他过分强调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主张通过和平的手段、通过改良的道路解决中国的问题，这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只能是事与愿违。梁漱溟本人也发现了乡村建设中的问题，他认为乡村建设运动有两大难处：一是尚谈社会改造而依靠政府；二是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在梁漱溟看来，社会改造最终要对政府实行改造，但是乡村建设的工作又离不开政府的支持，这是一个矛盾。“是我们用他呢？还是他用我们？倘使我们不能为主以用他，反而落到为他所用，则结果必至完全失败。”他同时指出乡村建设运动的第二个问题是不能广泛地动员农民参加。本来最理想的乡村运动，是乡下人动，我们帮他呐喊。退一步说，也应该是他想动，而我们领着他动。现在完全不是这样。现在是我们动，他们不动；他们不惟不动，甚至因为我们动，反来和他们闹得很不合适，几乎让我们做不下去。此足见我们未能代表乡村的要求！我们自以为我们的工作和乡村有好处，然而乡村并不欢迎；至少是彼此两回事，没有打成一片。梁漱溟所述的第二个难处，是国内外农民教育工作者直到今天仍然在探讨的问题。

　　关于梁漱溟乡村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学者们有各种各样的评价，绝大多数学者看到了梁漱溟理论和实践的改良主义性质，同时也钦佩这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为民奉献实干的精神。的确，梁漱溟的理论是希望在不触动现存社会秩序的前提下，运用和平手段和方式，来达到拯救农村、改造社会和复兴民族的目的，这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不可能的。他把乡村破坏的原因归结为近代中国人向西方学习，显然也是错误的。但乡村建设运动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和实践体系，却有其独到的地方，时隔60多年后，回顾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我们今天的农民教育工作有许多值得思考的东西。

　　首先，对待传统的态度，梁漱溟既不主张全盘西化，也不主张固守中国传统文化。他看到了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发现中国的固有精神正好可以弥补西方文化的缺憾，因此，他坚持以中国文化中固有的精神为基础来构建新的文化，即“乡村组织要以中国的老道理为根本精神”。他比喻说“中国好比一棵大树，近几十年来外面有许多力量来摧毁它，因而这棵大树便渐就焦枯了。先是从叶梢上慢慢地焦枯下来，而枝条，而主干，终而至于树根；现在这树根也将要腐烂了！此刻还是将腐烂而未腐烂，……必须赶快想办法从根上救活他；树根活了，然后再从根上长出新芽来，慢慢地加以培养扶植，才能再长成一棵大树。等到这棵树长成了。你若问‘这是棵新树吗？’我将回答曰：‘是的！这是棵新树，但他是从原来的老树根上生长出来的，仍和老树为同根，不是另外一棵树。’将来中国新文化的创造，也正和这棵新树的发芽生长的情景是一样”。这种对传统的态度，在今天看来比全盘西化和盲目排外更符合中国现代化的实际。

　　其次，对教育作用的认识。在梁漱溟这里，教育是“乡村建设”的必由之路。“乡村建设”是梁漱溟最根本的政治主张，被他作为“拯救中国，恢复伦理本位社会”的惟一法宝。他认为教育与“乡村建设”的关系，就是道路、方法与目标的关系，教育是实现“乡村建设”目标的道路与惟一的方法。他认为，教育是一个有机整体，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不可分，教育宜及于成人乃至终身，教育应尽推进文化改造社会之功。

　　再次，实践第一的观点。这是梁漱溟理论的最显著的特征，梁漱溟曾多次说他“无意乎学问”，也不想著书立说，所以“以哲学家看我非知我者”。他希望别人把他看作是“一个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的确，他不仅是个思想家，更是一个社会活动家，他的著作发乎心，出乎口，字里行间流露的都是真情实感。而且他一且有了想法和见解，就要付诸行动。在他看来理论认识是重要的，但理论的实践更重要。因为只有在实践中形成并在实践中得到检验的理论，才是最有价值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