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职业技术教育研究

第一节 中国农民职业技术学校教育分析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农民的职业技术教育获得了快速发展的政治基础，在30多年的时间里构成了较完整的农民职业技术教育体系，其中主要有教育部门的职业学校体系，农业部门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中央农业广播学校体系。研究不同农民职业技术教育体系的模式、机制、特点与问题，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是改革农民职业技术教育以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基础。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职业学校发展步人新的历史时期。依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普及教育，加强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注重技术教育”的规定，国家接管、整顿和改造旧的职业学校和技术学校，调整学校布局和专业设置，为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里我们把农民职业技术学校教育分为两个阶段来谈论，一是改革开放的的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农民职业技术教育；二是改革开放以来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农民职业技术教育。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农民职业按术教育

　　新中国刚刚成立时，百废待兴，文化教育的首要任务是对旧教育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一时期的农民教育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两个改革，一是改革了旧的教育目的，毛泽东提出了“我们的一切工作，包括文化教育工作，都要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个中心，并为这个中心服务。”1950年9月教育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北京联合召开全国工农教育会议，会议上指出“当前国家的中心任务是迅速恢复和发展国家的生产建设，生产建设的主要依靠就足在生产战线上的工人和农民这两支大军，如果我们在教育上不能配合着将这两支大军的思想觉悟提高，就不能在生产建设上出现我们所要求的新的劳动态度和创造精神，我们的生产建设任务将受到损害，我们的教育工作就脱离了实际。”这一阶段的农民教育最迫切的是思想政治觉悟的提高。50年代，中央每年对农民教育中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和文化素质都有明文的规定。比如《关于开展1949年冬学工作的指示》中说，“今年冬学政治教育的基本内容，应当是向农民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伟大意义，解释人民政协的政治纲领，解释目前中国的军事政治情势和劳动人民的任务，讨论恢复和发展本地农业生产和克服生产中各种困难的办法。”对农民的教育，特别是冬学结合生产实际，结合政权建设和土地改革，有力地提高了农民的思想觉悟，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二是改革了旧的教育方针。1949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确定了以老解放区教育经验为基础，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的任务，肯定了教育的新民主主义性质，仍然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

　　工人和农民是新社会教育的主体，学校要为工农服务，因此创办了工农速成中学、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农民夜校、冬学、识字班等，开展农民业余教育。1955年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蓬勃开展，促进了农民教育的大发展。农业合作化既解决了农时教育的资金问题，也解决了农民学习的发动组织问题。当时中央对普通教育、成人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干部教育的实施是有较重缓急的差别的，其依据是建设的需要和基础条件。1949一1950年，新解放区需要大批干部，许多工农干部因缺少文化而不能胜任工作，因此工农干部教育就摆在了优先的地位。1952年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需要大批初、中级技术人员、技术工人，职业技术教育又摆在了首位。当时培养村、社干部和农业技术人员最普遍的形式，是开办技术夜校。山西省的西张耿村1953年成立了一个农业技术学习小组，后来扩展为全乡的农业技术夜校。他们根据农业生产实际需要，把农业科技知识编成农民容易学的讲义采取“少讲、讲清，地里做什么就学什么，学了就用”的教学方法，经过一年多的科普教育，110个学员都初步学会了一两门农业生产技术，其中有90个学员掌握了科学种棉花的技术，能识别和防治十多种棉花害虫。有42个学员学会了配杀虫药水，48个学员学会了制作颗粒肥，有22个学员当了拖拉机手。毛泽东在这篇总结报告上批示：“这样的技术夜校，每个乡，至目前至少是大多数乡，都应办起来，应当同消灭文盲相结合，由青年团一同管起来。”

　　从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到1966年的10年中，我国对农民教育的道路也进行了艰苦曲折的探索，判中有成功的经验，如农村教育要为农村经济建设服务，党的领导是办好农村与农民教育的根本保证，教育要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坚持两条腿走路的办学原则和半农半读的方向等，至今仍然是我们进行农民教育的重要财富。当然也有失败的教训，主要是阶级斗争扩大化，违背教育规律，以至导致了“文化大革命”对教育的空前破坏。

　　除了农民教育得到了发展，职业技术学校教育在这一时期也获得了快速发展。1949年12月，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指出，“各地中等学校多，普通学校多，技术学校少，不适应恢复和发展经济的迫切要求”，“中等学校在今后若干年内着重向中等技术学校发展”。由于新中国在发展职业教育方面尚缺乏经验，主要是借鉴前苏联形成以中专、中技为中心的中等职业教育系统的经验。在改造旧教育的过程中，根据1951年政务院关于改革学制的规定，正式将职业学校改称中等专业学校，包括技术、师范、医药等学校。

　　1954年，政务院又颁布了《关于改进中等专业教育的决定》规定了各类中等专业学校的学习年限。后来，农业部以苏联中等农业技术学校为蓝本，制定和颁发了中等农业学校各专业的教学汁划以及其他各项规定，从而使我国中等农业教育开始按照国家统一标准来培养农业技术人才和管理干部。

　　1949—1957年，我国中等农业技术教育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中等技术学校的数量从1950年的500所增加至1957年的728所，其中农村学校从107所增加至173所，8年里增长了66所，所占比例从21%上升到24%；农科学生人数从1949年的21698人增加到1957年的99133人，增长了3.6倍。

　　这一时期我国农业中等专业技术学校体系基本形成，奠定了新中国农业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的基础，但也明显地暴露出一些问题。首先，忽视了我国国情，照搬苏联的做法未能使旧教育的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之间严重失调的结构得到改善；其次，将职业教育改称为中等专业教育，不仅缩小了职业教育的范围，而且由于将其纳人国家计划之内，从而限制了它的发展；再有，中等专业学校大都设在大中城市，包括绝大多数县城在内的广大农村地区的职业教育未能受到应有的重视，特别是农业中等专业技术学校教育没有包括农民的职业技术教育，农民被排除在学校职业技术教育之外。

　　真正意义的农民职业技术教育，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被零星的包含在“冬学运动”和农民业余学校教育中。50年代农教育的大发展是与农业合作化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客观上提高了对农业科学技术的需求。技术人员的匮乏成为经济建设的阻力，同时人们也有着强烈的学习的愿望。这两个方面的作用促进了农民夜校的发展。在《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一书中曾介绍过山西省西张耿村的农业技术夜校。

　　1955年冬，西张耿村的农业合作社合并了4个乡的24个初级社，成立了星火高级农业合作社。全社由原来的71户增加到3023户，共有12215人。全社有70%的耕地使用了机器耕种，1956年计划打井580口，扩大水田2133.33公顷，棉花133.33公顷，200公顷小麦亩产要达千斤。在19个生产大队中估计需要农业技术人员231人，水利动力机手71人，拖拉机农机手42人。而当时掌握棉麦耕作技术的只有17人。所以有人就编出歌谣说，“高级化，机械化，今年又实行水利化，亩产千斤已订下，可惜没文化，技术不高难招架”，“技术夜校真正好，就是数量不多招人少”。这里的农民夜校，文化教育和技术教育是分开的。只学技术不学文化的人反映“学技术没文化，提高技术没办法。”只学文化不学技术的人反映“光学文化，目的不明，越学越泄气。”针对这种情况，把技术夜校扩充为业余文化技术学校很有必要，乡党委书记、乡长等组成学校委员会统一领导了初中、卨小和扫盲教育。到1958年该校已经有23个初中班，34个高小班，65个扫盲班，吸收了2671名青壮年男女社员参加学习，既学习文化课程，也学习农业技术。上百名教师是从本乡的知识青年中选拔的。他们边教边学，既有集中训练，争取普通中小学的帮助，又与生产队长、技术员和有经验的老农相结合，逐步提高办学水平。

　　1958年春天，各类民办、社办的夜校迅速发展。河南郾城县白坡乡的白坡村，一天一夜就办起了一所小学。乡里召开文化促进会议，要求学习白坡村，“一处点火，四面开花”。全乡5天办起了25处学校。据1958年4月号《人民教育》报道，白坡乡7天普及了初中和小学教育，全乡实现了村村有小学，联社有中学，人人勤劳动，户户有书声。

　　农业中学和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建立，标志着新中国成立后农民职业技术教育体系的初步形成，从此我国不仅有了进行农民职业技术教育的业余学习班职业中学、中专，也有了面向农民的职业大学。1958年5月，中共八大三次会议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教育战线也在“大跃进”的热潮中，掀起了以“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为中心的教育改革运动。为了满足广大农村对技术人才的需要，举办新型的农业中学和“劳动大学”显得日益迫切。

　　农业中学是从江苏省推广到全国的。1958年“大跃进”中，江苏省的施桥乡7天时间办了两所农业中学，全省各县办了851所农业中学。1958年中共江苏省委在南京召开的农业中学创办经验座谈会上，当时的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指出，“动员群众的力量办县各神职业中学，特别是创办农业中学，使不能进普通初中的小学毕业生都能升学，这是个好办法，不但有利于教育事业的大跃进，而且也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同年召开的全国第四次教育行政会议提出，要大力举办农业中学、工业中学和手工业中学，把高小毕业生培养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又有一定生产技能的劳动者。于是，广大农村掀起了大办农业中学的热潮。1958年底，全国农业中学猛增至2万所，在校生达199.99万人。1960年农业中学增加到22597所，学生230万人。1963年以后农业中学又大量发展起来。同期农林类中等专业技术学校也有了较快发展，从1957年的173所增加到1958年的546所，1960年又进一步增加到1264所，在校生36.32万人。

　　农业中学的文化课程是初中最基本的课程，技术课程以培养初级农业技术人员为主，坚持半农半读，原则上吸收高小毕业生。由于“左”的思想的影响，创办农业中学和农业中等专业技术学校后来出现了盲目办学，一哄而上的现象，其发展规模超过了国民经济的负担能力，许多学校师资和校务条件都很差。到1960年底，这一问题显得尤为尖锐，不得不暂停发展，并在1961年与1962年的调整过程中进行了压缩。1962年全国农业中学仅剩下3715所，在校学生26.66万人。

　　1963年农业生产形势好转，农业中学也出现新的转机。1963年3月，中宣部提出，将过去几年停办或合并掉的一些农业学校和与农业有关的技术学校积极设法予以恢复，同时要求地方继续办好农业中学。后来，刘少奇主席又发出创办和发展半工（农）半读职业学校的指示。农业中学又迅速发展起来。1965年全国农业中学猛增至54332所，在校学生316.69万人。从可以看出这几年农业中学所经历的变化。

　　在评价农业中学时，首先要看到它是农村教育“大跃进”的时代产物。从我国农村的需要和大量高小毕业生发展的需要出发，兴办农业中学的愿望是好的，但由于在指导思想上出现了偏差，对农业中学的性质、地位及作用还缺乏科学的认识。首先，混淆了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之间的本质差别，未能明确农业中学的职业教育性质，因而将农业中学视为准普通中学，作为解决不能进人普通中学高小毕业生就学问题的途径和办法，实质上是为了适应“大跃进”的需要弥补普通中学不足而采取的应急措施，而没有重视它的职业教育性质。其次，过于强调农业中学的政治功能，忽视了它在发展农业生产中的经济功能。正因为如此，当时农业中学将文化课作为最基本的课程，而未充分重视农业技术方面的教育，使得农业中学失去了其特色和生命力。

　　1958年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建立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江西是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亲手开创的老革命根据地，经济极端贫困，文化教育落后。为了迅速改变老区贫穷落后的面貌，1958年冬，江西省5万多名干部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上山下乡，在老区建立了100多个农林牧副渔综合垦殖场，为了适应全省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中共江西省委、省政府于1958年6月9日，作出了在垦殖场的基础上创办共大的决定。8月1日，南昌总校和分布在井冈山等山头的30多所分校同时举行开学典礼，首批学生11000名。共大的办学方针是“勤工俭学，半工半读，学习与劳动相结合，政治与业务相结合”。共大的创办，适应了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因而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仅3年的时间，共大分校就发展到112所，学生人数增加到46000人，形成了“社来社去”、“场来场去”的毕业生就业制度，解决了人才通往农业生产第一线的问题。

　　毛泽东听取了共大的汇报后，非常高兴，写信赞扬了共大的教育形式和办学方向，指出：“你们的事业我是完全赞成的。半工半读，勤工俭学，不要国家一分钱，小学、中学、大学都有，分散在全省各个山头，少数在平地。这样的学校确实是很好的。”并要求各省到江西考察，选派有能力、有见识的同志抓好这件工作，从而推动了各省农业和农民教育的发展。

　　（二）“文化大革命”中的农民职业技术教育

　　1966年“五七指示”发表后，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农业中学被当成修正主义教育的产物而惨遭摧残，5万多所农业中学被砍掉；国家举办的中等农业学校和林业学校也深受其害。部分未被撤销的农林学校，因学生停课，教师被下放或遣散，校舍被占，图书资料散失，教学仪器受损，职业学校名存实亡。“文化大革命”中的社会教育、业余教育、成人教育在形式和数量上获得了一种畸形的发展。在城市、工厂，这类教育一般都归人“七二一大学”；在农村地区其名目繁多，如“五七大学”、“共产主义大学”、“农业大学”、“劳动大学”、“庄户大学”、“农校”等，一般统称为“五七学校”叭办学体制是复杂多样的，有地区办的，也有县、公社、大队甚至小队办的，学制上有三年的，也有两年、一年或半年甚至十天的。毕业生有纳入国家分配计划的，也有安排临时工作的，大都回社队拿工分，从事农业技术员、医疗人员、兽医、电工、教员等工作。在名称上尽管叫“大学”，除了少数学校（如江西共产主义大学总校）外，其他都是职业中学（或农业中学）、技工学校的性质。

　　回顾这一阶段的农民教育，在其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以下四个鲜明特点。

　　1.政治性。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是一段特殊时期，社会主义道路在国内外遭遇的巨大压力和国家领导人强调阶级斗争，以及尽快进入共产主义的政治理想，使得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深深地打上了政治的烙印，这是把握这一时期农民职业技术教育历史的前提特征。农民职业技术教育活动的开展，首先要满足的不是使农民获得职业技能，而是使农民接受党的政策方针的精神，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以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为例，促成江西共大建立的原因中，最直接的是满足经济建设对人才的需要。但反“右”斗争以及随后的知识分子上山下乡、大跃进、教育大革命等一系列暴风骤雨式的运动，最终使拟办的江西考动技术学校升格为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培养目标不仅仅是农业技术劳动者，更是“共产主义的新型劳动者”。与西共大同期建立的还有大批农民红专学校、农民红专大学等等。到了1969年后，“五七学校”、“五七大学”、农民政治学校等等又大量建立起来。这一时期农民职业技术教育与政治的紧密结合，引致了农民职业技术教育初衷的嬗变。农民职业技术教育原本是要培养农业技术劳动者以满足经济建设的需要，但过于强大的政治权力的干预使农民职业技术教育逐渐偏离了正常的轨道，到后来变成了为配合阶级斗争和维护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统一性的需要而进行的一场政治运动。在以一套完备的权力体系对所有农民进行控制的同时，国家又以农民职业技术教育的方式将农民中的精英分子和优秀分子送入农民职业学校进行再教育，使他们不仅在农业生产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且也成为农村政治生活中的中坚力量。因此，政治性是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这一时期农民职业技术教育中最本质的特征。

　　2.普及性。由于国家在农村中具有强大的动员和号召力量，一旦农民职业技术教育的重要性为国家所意识到，很快便在全国形成了统一的农民职业技术教育模式。农民职业技术教育的普及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农民职业技术教育学校的大量开办。在每次大的政治运动开始都会出现一些农民职业技术教育学校的样板，经过推广和学习，同样的学校就会大量建立起来。例如，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建立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支持，刘少奇鼓励全国各地到江西学习共大，学习其办学经验，回去再办同样的学校，形成了“教育学共大”的办学局面。“五七指示”发出后，在全国又掀起了兴办“五七学校”的热潮，不仅原有的学校纷纷改名为“五七学校”，新的“五七学校”也建立很多。在有的省份，甚至发展到了生产大队、生产小队也自己办学。到1976年，全国的“五七大学”有7449所，在校生92.28万人，“五七学校”9550所，在校生88.19万人。农民职业技术教育普及性的第二个表现是农民的参与面广。自农民职业技术教育形成体系后，培训了为数众多的农民。江西共大在其存在的22年中培养了大学生1万余人，中专生6万余人，初技生20余万人，还办过研究生班。作为农民职业技术教育主要承载体的是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所办的学校，它们的教育对象的范围是逐步扩大的。起初这些学校主要是培训乡村干部和积极分子，后来开始培训青壮年劳动力，再后来又开始关注回乡的中小学生。抛开当时特定的政治背景，各种各样的“五七学校”在客观上却也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解决农村回乡青年进一步学习知识，提高农民素质的作用。

　　3.自给自足。新中国成立后，国家致力于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其他的财政投人十分有限，农民职业技术教育能够得到的经费少之又少，主要依靠办学单位自给自足。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办学经费和物资条件自给。除了省、县办的学校可以从政府得到一些资助外，公社、大队办的学校几乎全靠自给。一般的生产大队办学大多采取了利用本地资源把办农场、牧场、林场等生产单位与办学校相结合的策略。这种半工半读，以农养学，自给自足的方式也是农民职业技术教育的一个特色；第二，师资力量自给。在队办学校中，具有一定知识技术水平的公派教师非常少。在农民文化程度普遍低下，学校又大量开办的情况下，一些文化程度相对较高的农民经过一定培训后就成为了农校的教师，二些具有较多的种植经验的农民也是教师的来源。第三，教学内容自给。教学内容可以分为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在理论方面，农校普遍缺乏教材，他们就组织力量自己动手编写，并且往往是针对本地比较实用的农业技术编写（称为乡土教材）。

　　在实践方面，把教学实践和试验所得到的经验固定下来，指导本地生产，并向学员传授。

　　4.灵活性。这一时期农民职业技术教育的灵活性不仅表现为半工半读，以农养学的办学方式和针对不同文化程度因人施教的教育教学方法，也表现在教学时间的安排上。农校一般是忙时少学，闲时多学。在农忙季节，上课时间安排在早晨和晚上，到了大忙时节可以完全停课劳动。冬季农闲是集中学习的时间，可以坚持全天上课。同时兼有生产功能和教学功能的农校在教学和生产中也不是截然二分，而是可以既劳动又实践教学内容。

　　这一时期的农民职业技术教育从总体上来看更像是一场运动，而不是一项事业。作为事业的教育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然而这一时期的教育从一开始就处于附属地位，完全不能把握自身的发展，也就必然会造成培养目标的偏离。尽管这一时期农民职业技术教育存在着诸多问题，师资、教学条件和教学水平的限制以及政治运动的干扰，使轰轰烈烈的农民职业技术教育运动大都流于形式，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中演变成对教育的大破坏。但如果撇开这一时期的时代特殊性，结合今天的职业技术教育改革我们仍然可以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

　　第一，教育要同生产劳动相结合，为农村发展服务。中国共产党很早就提出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的教育观点，到1958年把它作为教育方针规定下来，并发动了以教劳结合为中心的“教育大革命”。这场革命在总体上失败的原因在于一开始就把它作为“思想革命”和“政治革命”来搞，没有找到教育与劳动的结合点，脱离了教育规律。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是教育改革的一个永恒的主题，是对现代生产和现代教育提出的客观要求。教育脱离实践仍然是我国目前教育特别是农业职业技术教育目前所面临的突出问题之一。教育只有同生产实践相结合才能有效地提高学生的操作能力，提高技术水平。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农业教育方式显然不能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对知识和技术的渴求，探索一个怎样的结合点才能使现代农业职业技术教育同现代农业生产结合，使农村职业技术教育乃至农村教育为农村发展服务，是目前农村教育改革的关键问题。

　　第二，农民职业技术教育过程中不应忽视政治思想教育。政治思想教育具有强大的动员能力，这一点已为改革开放前农民职业技术教育的实践所证实。尽管它产生了诸多的消极作用，但结合当时的历史条件看，它的正功能也是不容忽视的。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实行村民自治后，农村的政治生活逐渐淡化，农民离政治越来越远，在没有自己的组织的情况下，亿万农民处于游离状态，政治、思想道德教育成为农民教育的一个严重的问题。虽然政治思想教育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具有强大影响力，但它仍然足推进农村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力量，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目前对农民进行政治、思想、道德教育施教主体缺失的情况下，农民职业技术教育应当承担起农民思想、政治、道德、观念教育载体的角色。在完成职业技术教育的同时，重新把政治思想以及道德观念教育纳人其范围，这才是继改革开放前过分强调政治教育，改革开放后过分漠视政治教育之后对政治教育的合理定位。

　　第三，农民职业技术教育应当部分推向市场，在一定程度上按照市场规律来办学。农民职业技术教育是一种特殊的教育，其直接目标就是培养具有思想素质和一定专业知识与技能的、能够在一定岗位上迅速产生经济效益的劳动者，体现的既有社会效益，也有经济效益，许多内容具备依据市场需要来运行的条件和可能。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农民要不要进行职业技术教育，怎样教育，教育什么内容均是由权力主体说了算；并且在大多数时期，农民没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利益，他们并无进行职业技术教育的内在需求，很容易导致职业技术教育只注重形式，不注重效果的局面。

　　改革开放以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赋予了农民独立的经营权，农民家庭和个人具有了独立的经济利益，这就使农民的致富需求在指向勤恳劳动的同时也指向了专业技术，产生了职业技术教育培训的内在动机，但原有计划体制下运行的农民职业技术教育体制仍在继续发挥作用，对市场信息缺乏灵敏度，所提供的教育服务不能满足农民的真正需求，造成了农民职业技术教育供给与需求脱节的矛盾。部分市场化可以有效的解决这个矛盾。

　　第四，农民职业技术教育投资主体要多元化。在新民主主飞革命时期，毛泽东就依据中国国情坚持为农民办教育，依靠农民办教育。1956年在《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就强调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要好得多”这是“两条腿走路”办学方针的理论依据。1958年“教育大跃进”，采取群众运动的方法，因时、因地、因人，自己教育自己。提出既要普及，又要提高，“学会两条腿走路”。“两条腿走路”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发展教育事业，要动员一切积极闪素，发挥国家办学和群众集体办学的两个积极性。二是办学形式要多类型、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多规格。我们认为这一思想是符合我国国情和特点的。在今天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职业技术教育要走向市场，一个核心的方面就是投资主体应是多元的。改革开放后，国家成为农民职业技术教育的惟一投资者。这种单一的投资状况产生了两个不利后果：其一，由于国家的财力有限，对农民职业技术教育的投入不足，因此所能提供的职业技术教育服务也就不多，而我国是有着9亿农民群体的农业大国，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差距过大；其二，国家投资的农民职业技术教育是一项公共服务，由于缺乏监测机制，这项服务给多少，怎么给，基本上是由供给方决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供给方是有老自己独立的经济利益的，这就容易使本来就十分有限的农民职业技术教育服务再打折扣。

　　改革开放前的农民职业技术教育所带来的深刻启示之一，就在于它的办学主体是多元的。当时国家财政状况十分措据，不得不主要依靠乡、村办学，国家只给予少量的补贴。然而正是这种依靠基层的做法，使得农民职业技术教育学校遍地开花。这其中当然有计划体制的强力支撑，但它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仅仅靠国家对农民职业技术教育的投资所发挥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主体的缺失势必导致农民职业技术教育孤掌难鸣。

　　一旦其他利益群体进人农民职业技术教育市场，目前的窘境将大有改观。首先，市场可以大量吸引投资，解决了资金来源有限的问题，大批的农民职业技术教育学校和机构就可以建立起来，可以更多地满足农民的教育需求；其次，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在以往条件下，国家是供给者，农民是接受者，两者是一种非市场关系，农民无法对国家的供给行为作出要求。进人市场后，利益群体取代国家成为主要供给者，与农民之间产生了经济关系，农民可以要求更好的服务，从而可以提高农民职业技术教育的质量。国家成为监督和协调者，保证正常的秩序和双方利益的实现。

　　第五，合理发挥政府在农民职业技术教育中的作用。当前我国农民职业技术教育中的主要症结就是政府主导，这种状况是在改革开放以前就一直存在并沿袭下来的，它是农民职业技术教育面临的诸多问题的深层次原因。把农民职业技术教育推向市场，涉及到政府职能转换问题。一般而言，政府应当退出微观操作层次，实行宏观管理。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国家要建立和完善农民职业技术教育立法，保证农民职业技术教育的稳步发城。其二，政府应做好农民职业技术教育的监督和管理工作。政策与法律的重要区别就在于政策是阶段性的、不稳定的，而法律是长期的、稳定的。改革开放前的农民职业技术教育发展不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它追逐政策，随风而动。目前专门的农民职业技术教育立法还没有建立起来，在操作中存在较多的无序行为，迫切需要通过立法来规范。国家首先应当明确农民职业技术教育的重要作用，将它置于与普教平等的地位；并明确国家、职业技术教育供给者、农民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协调供求双方的矛盾，保证农民职业技术教育在稳定中发展。

　　但这里也需要指出的是，在农民职业技术教育市场化的初期阶段，不应当忽视政府管理和投入的重要性。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自发的市场发育不完善，尤其是在市场化的初期阶段，政府完全退出职业技术教育市场可能造成诸多无序行为，反而不利于发挥市场的优越性，这使得政府有限度的进人市场成为一种替代选择。即是说，在农民职业技术教育市场化初期，政府可以有限度地发挥行政干预作用，来对市场中的部分资源进行配置，这种做法在实践中不乏成功的例子。当然，这同时也需要配套的机制来监督政府的管理行为。

　　第六，在办学形式、办学方向、教学内容等方面，改革开放前的农民职业技术教育也有一些值得借鉴的地方：首先，半工半读，以农养学的方式解决了经济困难的农民进行职业技术教育的成本问题。原来的农校既有生产功能又有教学功能，农校学员不需要缴纳学费，农校的教育经费，完全来自教师和学员的劳动所得。通过农民学员自己的劳动支付他们的教育成本在今天仍然具有借鉴意义。其次，农民职业技术教育应当务实，使学员能够学以致用。改革开放前的农民职业技术教育没有刻板的考试制度，他们的成果检测体现在教学内容与实践的结合上，体现在学以致用上面。目前的农民职业技术教育比较关注以各种证件文凭来衡量学员的学习成果，而且在很多情况下证件的发放处于不规范状态，容易使学员的注意力转移到如何获取文凭这些形式结果上，而忽略了教育的实质结果。况且农民对花钱买文凭并不感兴趣，这也是农民职业技术教育萎缩的原因之一。其三，农民职业技术教育的内容应当有针对性，符合本地的实际情况。改革开放前的农民职业技术教育比较注重解决生产过程中的实际问题，教学内容针对性强，这一点是目前农民职业技术教育（特别是学校教育）所缺乏的。今天的农民职业技术教育内容应当为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特色产品服务，注重形成地方优势。

　　（三）改革开放后的农民职业技术教育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和农村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的变革，农村对科技等各类人才的需求越来越迫切。中围是个农业大国，又是一个农业科技后进的国家。一方面农业科技人员比较少，另一方面农业劳动者还不善于运用现代农业科技。在“六五”期间，科技在农业增产中的作用不足30%～40%，而发达国家占到60%～80%。解决人口多，土地少的矛盾，解决因劳动力素质低限制劳动力转移和运用现代农业科技的#盾，都只能靠教育。1978年，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要扩大职业学校比例，1979年又重申要有计划地举办各类中等职业教育。1980年，中央在批转全国劳动就业会议的文件时强调指出，要把职业教育作为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逐步建立职业教育网。1982年5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力加强农村教育事业》，认为目前农村教育的落后状态同现代化建设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当前的主要工作之一是有计划地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和中等农业技术教育。由于得到了充分的重视，我国职业教育逐渐由试点进入稳步发展阶段，农村职业教育也迅速发展起来。

　　1983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加强和改革农村学校教育若干问题的通知》中又强调指出，“改革农村中等教育结构，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是振兴农村经济，加强农业现代化建设的一项战略措施。”《通知》还提出“除在普通高中增设职业技术课，开办职业技术班，把一部分普通高中改为农业中学或其他职业学校外，还要根据可能，新办一些各类职业技术学校。力争1990年，农村各类职业技术学校在校学生数达到或略超过普通高中。”

　　在政府和各有关部门的重视下，农村职业中学在1980年之后开始步人正规的发展时期。农村职业中学先由1980年的2924所增长到1983年的4073所，继之又增长到1984年的4622所。在校学生数也由1980年的32万人增长到1984年的90.7万人，发展。“燎原计划”在实施步骤上，要求逐县、逐乡推广农村教改先进典型经验，从而带动周围的县和乡，逐步形成燎原之势。

　　在改革实践中，各地普遍把教育、科技和农业部门分别提出的“燎原”、“星火”、“丰收”三个计划结合起来，通过培养适用人才和提高农村劳动者素质，加快了实用技术的推广，使“科技兴农加上教育二字成为科教兴农”，对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1989年8月，农业部、国家科委、国家教委、林业部、中国农业银行联合成立了农科教统筹与协调指导小组，下发了《关于农科教结合，共同促进农村、林区人才开发与技术进步的意见（试行）》。农科教结合是汇集许多农村地区的实践经验而总结推广的，安徽、河北等省都较早做了有益探索。农科教统筹的任务大力提高农村劳动者素质，推广普及科学技术，振兴农业，加速农村“两个文明”建设。为此，要求各地要积极推进农村、林区各类教育的协调发展，做到三教（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统筹，广泛开展实用技术培训。

　　农科教结合在实践中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它促进了教育思想的改变，使教育与经济建设紧密结合；提高了农民采用实用技术的积极性，加速了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有利于农科教各部门的人、财、物力合理配置，形成较好的整体效益；使“燎原”、“皇火”、“丰收”三个计划配套，科教兴农落到实处。

　　1990年我国农村职业教育取得新进展。农村职业学校（含县镇）已达6651所，在校学生195.5万人，全国几乎每个县都办起了职业中学。农业中专与林业中专也发展到427所，在校学生21.56万人。此外，还对不能升学的小学、初中、高中毕业广泛开展了实用技术培训。

　　1991年10月，《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4年增长了1.8倍。

　　1985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系统地指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改革基础教育管理体制，实行省、市（地）、县、乡分级办学、分级管理的办法；鼓励单位、集体和个人捐资助学；调整中等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逐步建立起一个由初级到高级、行业配套、结构合理又能与普通教育相沟通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1986年7月，全国职业技术教育会议召开，提出农村职业教育必须坚定不移地确立为振兴农村经济、发展农业生产和为农民劳动致富服务的办学思想。

　　1988年5月，国家教委在关于实施“燎原计划”向国务院的《请示报告》中指出，“目前影响我国农业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农业劳动者文化技术素质不高，吸收和运用科学技术的能力以及经营管理水平低。据农业部门的资料介绍，有70%的现成农业科技成果得不到推广；全国仍有2/3的中、低产田；每年因防疫不好而病死的牲畜高达10%。”《请示报告》认为，“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农村教育应当在良好的基础教育的根基上，面向当地农村经济建设的实际需要，大力发展灵活多样的职业技术教育，使学生不仅学好文化科学基础知识，而且能够掌握一定的实用技术和经营本领，成为发展农村商品经济的骨干。”

　　1988年，在中国500个县的1500个乡开始实施由国务院批准的“燎原计划”。它的主要目标是：“七五”期间拟在全国500个县内建设1500个示范乡。“八五”期间争取扩展到全国大多数县。示范乡要实现9年制义务教育，学校教育要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示范乡还要做到扫除青壮年文盲，建立农民文化技术学校。对在乡初、高中毕业生要进行有效的技术培训。乡的教育设施要综合利用，促进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的协调指出，要高度重视职业技术教育的战略地位和作用，积极贯彻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方针，认为在广大农村地区，要积极推进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实施“燎原计划”，实行农科教结合，统筹规划基础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采取更灵活的方式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

　　1997年，全国由地、市举办的农林中等专业学校已有408所，招生17.6万人，在校学生51.6万人；主要由县（市）举办的农村职业高中4900所，招生95.8万人，在校学生219.5万人；由乡镇和村举办的农村职业初中1469所，招生30.9万人在校学生80.93万人；农民技术培训学校44万余所，招生6514.6万人，在校生5340万人。

　　2000年，全国农村职业高中学校数4255所，占全国职业高中总数的60%以上，在校学生数224.98万人，占全国的54.28%。农村职业初中1164所，在校学生数为85.89万人。以职业教育为主要内容的农业中专446所，在校学生17.26万人。农民技术培训学校48.63万所，年培训农民9047万人次。在全国多数地方形成了以县职教中心（或骨干职业中学）为龙头、以乡镇成人学校为骨干的县、乡、村三级教育培训网络，为农村小学、初中、高中毕业生和广大农民创造了更多的接受职业教育和培训的机会。农业类专业和农村急需专业的建设得到了加强，农村职业中心实验示范基地的建设速度不断加快，教学质量不断提高，涌现出了一大批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好典型，培养了一大批有技术、高素质的新型劳动者，促进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

　　改革开放后的20年，不仅使我国农村职业教育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对农村职业教育的认识也产生了一个飞跃。首先，人们认识到教育是社会经济、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摆脱了视政治为教眘惟一功能的思想。其次，将发展职业教育同整个中等教育结构改革联系在一起，同时采取开放的态势，注意吸收和借鉴国外经验。最后，在如何发挥农村职业教育的作用上，提出了实行“农科教”结合和“三教”统筹，将农村经济、科学技术和教育三者有机结合起来，不仅确立了农村职业教育在农村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且也客观地指明了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方向和道路。这一时期农民职业技术教育所取得的成绩突出表以下五个方面。

　　1.农村中等教育结构单一的局面得到了改变。改革教育结构，发展职业教育，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建国初期和70年代末期，教育的结构很不合理，与经济建设的实际需要相脱节。根据我国国情，农村学生应从中学阶段开始升学和就业的分流，初中毕业生一部分升人普通高中，一部分接受中等职业教育；高中毕业生一部分升人普通大学，一部分接受高等职业教育。1979年以前，我国农村高中阶段教育的毕业生远远多于职业教育毕业生，加上高等学校招生规模较小，从而造成了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局而，而升学率也极低。农村绝大多数青少年高中毕业后，既不能升学，又没有就业所需的技能。

　　20年来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改变了农村中等教育结构单一的局面。1993年，农村职业高中与中等农业学校在校学生963850人，占农村高中阶段在校生总数的44.2%。此后，农村职业教育的规模进一步扩大。高中阶段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一方面满足了经济建设对各类初、中级人才和劳动者的需要，促进了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另一方面缓解了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的压力。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从初等到高等的职业教育体系框架已基本形成，多层次、多渠道、多种类的职业教育网络已初具规模。

　　2.培养了高素质的农村建设者。农村职业教育根据职业教育的特点和对初中级人才的要求与成长规律，提高受教育者的基础职业技术素质，让其掌握适当的专业实用技术，为当地建设事业培养了适用的初中级建设人才和熟练劳动者，为农村的振兴和当地群众的脱贫致富做出了贡献。

　　农村职业教育培养的人才量大、面广、专业门类繁多。农村职业学校的毕业生，就业于各行各业，明显改善了各行业人才队伍的结构，从整体上提高了各行业劳动者的文化和技术素质。在农村经济的发展中，职业学校毕业生发挥了科技示范和生产带头作用，提高了广大农民吸收运用科技脱贫致富的能力。据国家统计局对6700农户的调查，受到职业技术教育培训的农民收入明显高于其他农户。

　　通过职业教育，许多农民群众不仅学到了致富的技术本领，增强了学文化、学科学的积极性，而且改变了许多不良的旧风气。赌博、打架、迷信、邻里纠纷、偷盗等现象正在逐步减少，种学习文化知识、科技致富、健康文明的新风尚在广大农村广泛兴起。

　　3.促进了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在大力加强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同时，积极发展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是进行农村教育综合改革的突破口。发展多形式、多层次、多规格的职业教育，改变教育结构单一的状况。在普通教育中也引进职业技术教育的内容，让农村新增劳动力上岗前以及在岗劳动者能得到必要的职业技术培训，在农村职业教育获得长足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农村教育综合改革。

　　农村教育综合改革要求实行“三教”统筹，就是要把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三教”协调发展，谁也不能代替谁。同时，“三教”的教学内容、教师、设备、场地尽可能统筹安排，发挥整体效益。实行农科教结合和实施“燎原计划”也同样离不开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事实证明，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对我国农村经济和精神文明建设起了很大作用。

　　4.办学条件逐步得到改善。五六十年代以来，我国农村中等职业学校的经费，原则上来自国家财政的办学单位。中央和地方业务部门兴办的学校所需经费，列人各部门的教育事业预算，地方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举办的学校，列人地方政府教育经费预算。从1983年起，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每年划拨一定额度的农村职业教育补助经费；学校主管部门按照“两个逐步增长”的原则加强对办学经费的投人；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农村职业学校实行学生缴费上学；有的地方还利用外资、内资贷款以及社会捐资、海外侨胞捐助，形成了多渠道筹集职业教育经费的机制，农村职业教育办学经费逐年增加。

　　随着事业规模的发展，农村职业教育的教职工队伍不断扩大，正在形成一支专兼结合、结构合理、有职教特色的教师队伍。我国大部分省市建立了职教师资培养基地，以保证职业学校师资的来源。同时农村职业学校可以有选择地聘请一些有实践经验的专业技术人员和能工巧匠到学校来担任专、兼职专业课教师或学习指导教师。

　　5.职业教育法制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在党中央、全国人大和国务院的重视和关怀下，通过广大职业教育工作者的辛勤努力，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职业教育法》于1996年5月15日正式颁布，并于同年9月1日开始实施。这是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它标志着我国的职业教育事业从此进人了有法可依、依法治教的新阶段。

　　《职业教育法》确立了职业教育的地位和作用；规定了政府、各行业、企事业及社会各方面举办职业教育的职责、义务；提出了发展职业教育筹资的原则和各项保障条件与措施；指出了发展与改革职业教育应遵循的重要原则；明确了职业教育管理职责分工的基本原则。《职业教育法》是巩固职业教育成果的重要保障，是促进职业人才培养，落实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保证。

　　据统计，职教法颁布实施以来，辽宁、吉林、北京、山西、河南等省市已出台了地方配套法规，还有15个省市的政府先后制定了贯彻落实《职业教育法》、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职业教育的发展目标、任务和各方面的职责，使职业教育的发展环境有了进一步改善。《职业教育法》的贯彻落实，使我国职业教育实行依法治教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