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思潮与青年教育研究

第一节 改革进程中青年的思想轨迹（1）

　　一、当代青年的思想特征

　　青年是社会的产物。一代社会环境和社会政策将决定一代青年的思想风貌。同时，一代成年人的内心世界，将转化为一代青年的思想和行为特征。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命题“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在青年思想教育领域中的具体化。当代青年成长的背景是改革开放的时期，国际政治格局发生大转折的时期，国内外社会、政治生活发生变革的时期，科学技术革命迅猛发展的时期，信息革命风靡全球的时期。成长在这样一个具有崭新特点的新时期，当代青年也然具有新的时代特征。当然，另一方面，也有其思想素质方面的误区。

　　1.知识广博，思想活跃

　　当代青年与以往青年相比，思想活跃是其突出特征之一。这种活跃的思想状态，是以当代青年占有的较广博的知识为基础的。因此，青年思想呈现出敢于思考、勤于思考、思想活跃的局面。

　　当代青年的这一特点与我国国内的思想解放运动直接相关。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在思想政治领域开辟了一个新局面，才出现青年思想活跃的新局面。

　　随着解放思想的进展，全国思想界活跃起来。一个个“禁区”被打破，冤假错案不断平反昭雪；“文革”被彻底否定；知识分子不再被视为资产阶级的“改造对象”而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安徽出现。迅速变革的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直接影响了正在成长的青年人。青年人提出了“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表明了青年思想活跃的开端。

　　当代青年的这一特点与我国对外开放的政策和格局直接相关。对外开放，国内外信息渠道的开通，西方思潮、学术观点的引进，使青年们增加了比较、思考的参照物，打开了更广阔的眼界，促进了青年思想的活跃。

　　由于对外开放，西方社会中早已流行的一些新的理论、学术观点开始涌入我国，并对青年的思想产生了影响。先是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在中国的传播；接着是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的传播；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都在中国青年中形成一定时期的“热点”现象；具有某种超前意识的未来学派，借助意大利“罗马俱乐部”的报告和美国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一书在中国青年中颇有影响，人们谈论起兰德公司、2000年人类学会、国际未来可能性协会等从事发展预测的机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交叉、融合，产生了交叉学科、综合学科、边缘学科，门类繁多，竟达几千种之多，青年人真正体会到一个“知识大爆炸的时代”的气息。在开放潮流的冲击下，国内学术界急剧活跃，这种环境使青年人具有以往不可比拟的更为广博的新知识，从而促进了青年思想的活跃。

　　当代青年的这一特点与社会传播媒介的迅速发展直接相关。广播、电视、报刊、图书这类文化传媒15年来有了较大发展，起到了青年人沟通信息、交流思想的作用。另外，通讯和交通手段的现代化进程，也为社会文化传播媒介提供了更为便利的载体。

　　仅以全国广播、电视为例，1990年全国广播电台635座，电视台609座，县市有线广播站2466个，都比1989年增加了5%至20%的比例。可见，传播媒介变化之大、发展之快。

　　现代通讯、交通工具的发展也进一步促进了社会传媒的发展，活跃了青年人的思想。现代通讯无疑为社会传媒开辟了新渠道，增进了青年信息的流通。

　　交通工具的发展也加大了青年活动的范围，促进了思想的活跃。这些物质条件，都为青年接受更多的社会信息量创造了更加优越的环境。

　　以上三个方面的变革和发展，为青年思想提供了新的营养、新的环境、新的条件，使青年在当代获得了崭新的感受，获得广博的新知识，从而形成青年思想极为活跃的时代特征。

　　2.求实精神强烈，反对形式主义

　　当代青年的强烈的求实精神，首先来自新时期对于“实事求是”这一思想路线的恢复。

　　全国范围的解放思想，是以实事求是的旗帜为导引的。邓小平同志带头强调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978年12月13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强调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他指出：“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邓小平同志还在其他多次讲话中倡导实事求是，并把实事求是称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在邓小平同志的倡导下，全国思想界更高地举起了毛泽东思想的实事求是的旗帜，大兴求实之风。这一求实之风盛行，影响了青年，培育了他们的求实精神。

　　当代青年的强烈的求实精神，还来自对形式主义的批判。对形式主义的长期批判，使青年人牢牢树立了厌恶形式主义的观念，更加崇尚实际，从实际出发。

　　“文革”结束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过去形式主义的做法被实践所纠正。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形式主义做法的虚假和危害。随着对“文革”的否定，形式主义也遭到社会和青年人的嘲笑和抵制。这种批判形式主义的经历和社会氛围，留给青年人一段深深的记忆。一切形式主义的东西一旦重新出现，青年人对其立即充满逆反心理和厌弃态度。从一定意义上说，青年的这一思想特点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效果是积极的。

　　当代青年的强烈的求实精神，还来自国内政策的导向。改革中，一改过去思想政治工作“万能”的倾向，从大的导向上把个人实际利益与个人劳动态度联系起来，在市场和价值规律的作用下，用实利调动了社会不同层次的积极性。讲究实际、实效，追求奉献和索取基本平衡的心态，构成了青年的强烈求实精神。

　　在按劳分配的原则下，邓小平同志早在1978年3月28日对国务院政策研究室的负责同志讲了物质利益进入奖惩制度的主张。他提出：“颁发奖牌、奖状是精神鼓励、是一种政治上的荣誉。这是必要的。但物质鼓励也不能缺少。……奖金制度也要恢复。……稿费制度也要恢复，并根据新的情况加以修订。”同年12月13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进一步从哲学高度强调了重视物质利益的作用。他说：“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精神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这次讲话中，邓小平同志还主张用经济效益好坏来衡量经济部门的领导水平，并认为“这就是今后主要的政治。离开这个主要的内容，政治就变成空头政治，就离开了党和人民的最大利益”。“这种赏罚、升降必须同物质利益联系起来。”这种强调以实际物质利益调动劳动积极性的主张，很快转化为全国范围推行的政策，国内形成了讲究物质实利作用的风气和做法。

　　在实践中，1978年，安徽省农村出现的承包责任制出台，其实这就是以实际利益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1978年10月，国家经委、科委、农林部、卫生部重新颁发，实行1963年发布的《技术改进奖励条例》，按五等奖级发给奖金。国务院同时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发明奖励条例》，规定按四个等级奖励，除发给奖章和证书外，还分别发给奖金。1980年5月，国家建委、计委作出《关于扩大国营施工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有关问题的暂行规定》，其中规定自1980年起恢复实行企业法定利润留成的制度，企业可按工程预算成本的2.5%留取法定利润。同时实行企业降低成本留成，企业实现的降低成本额，50%留给企业。随着农村承包制的推行，奖金制的普及，以及企业各种留成制的实行，以实利来启动社会劳动积极性的做法遍及国内，形成一种稳定的氛围。青年在这个环境里成长，必然带上一种求实的精神特色。

　　以上三个方面的情况，就是当代青年具有强烈求实精神的社会原因。

　　3.参与意识强烈，追求实现自我价值

　　在新时期的进程中，当代青年比以往更加广泛而深入地参与经济生活、参与政治生活、参与科学文化领域，参与社会生活各领域，推动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进展。

　　参与意识，实质就是主观能动性的表现，是青年加速实现社会化的一种实践精神。它的形成与发展也与改革开放的社会环境不可分。当代青年较强的参与意识，与社会对个人利益、个人作用、个人价值更加尊重和强调有关。

　　由于国际政治格局的转化，对抗格局被缓和的新格局取代，国家外来侵略和战争危险的紧迫感解除，国家政策和舆论在强调国家整体利益的同时，也注意纠正忽视个人利益、个人作用、个人价值的倾向，因而青年的自我价值、自我实现的意识开始升扬。在这种氛围中，青年参与精神也随之增强。在管理领域，毛遂自荐当厂长、当队长的青年大量涌现；招标、招考、招聘都有大量青年响应参加；自谋职业、创办个体企业的青年大有人在；关于人生意义的大讨论，青年人踊跃参加，各抒己见。这都是青年参与精神的表现。

　　当代青年较强的参与意识，与社会为青年开辟的参与渠道的条件直接相关。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我国社会在急剧变革中为青年的参与创造了广阔的天地和众多的渠道。在政治生活中，选举权的进一步改革，县级以下人民代表大会的直接选举制的实行，政治理论界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都为青年的政治参与创造了条件和机会。在经济领域中，就业门路的多方开通，人才的逐步流动，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都为青年参与经济生活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在科技领域中，国家对发明创造的奖励制度，保护科技发明的专利制度，国家在农村推行的“星火计划”，共青团开展的“五小发明活动”，也使青年积极参与科技活动，一大批青年科技人才脱颖而出。在文化领域，全国报刊、图书呈十几倍地增长，为青年人发表文章、提出自己的观点、了解文化信息、参与文化活动创造了物质条件；广播电台的节目增加了群众便于参与的“热线电话”，许多青年可以通过热线电话使自己的声音和见解直接播向全国；电视台的节目中，大量设计了由青年人参与的群众场面；文化娱乐行业出现了大量的卡拉OK歌厅，颇受青年欢迎，这使青年不单欣赏歌星的技艺，而且也有直接参与、自我感受演唱成功的味道。社会创造的方方面面的条件，从各领域促进和增强了青年的参与意识。

　　当代青年较强的参与意识，与社会引入竞争机制密不可分。在改革进程中，竞争机制越来越被广泛地引入，青年生活在一个充满竞争、优胜劣汰的新环境中。这种社会竞争机制正面激发了青年的参与意识。这是由青年期的心理状态决定的。青年期，认识活动处于最活跃、最迅速的水平，记忆力与理解力的结合达到一生的最高峰；热烈的情绪和追求的冲动汇合为对机会的极端重视，从而具有不惧风险的特点；强烈的自我意识和突出的自尊极易转化为一种在事业中不甘失败的拼搏精神；青年意志努力随主导动机的明确而越来越大，其意志行动的灵活性与坚定性相结合，产生一种不畏艰难、不惜牺牲、持之以恒的参与动力。青年的这种心理特点，与竞争的机遇相交，将结出强烈的参与意识之果。社会越是在经济、人事管理、文化教育等领域推行竞争机制，青年的参与意识便越是旺盛。

　　青年的强烈的参与意识，是一个巨大的潜在的积极力量。启动和引导青年的强烈参与意识为社会主义“四化”建设服务，是一个现实意义很强的新课题。顺应青年的参与意识，理解青年的参与意识，有针对性地开展调动青年参与意识的活动，就能收到积极的效果。

　　4.求新意识强烈，厌倦陈旧的教育方式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情况在不断地变化，新问题、新局面、新情况、新决策不断出现。在这种环境中，青年养成了强烈的求新意识，对因循守旧、“传统”的旧做法、旧思路、旧形式有一种强烈的逆反心理。只有带着新鲜的气息的新的思路、新的做法、新的形式和开拓创新的精神才能激起青年真诚的热情。这是当代青年不同于以往青年的又一显著特征。

　　当代青年求新意识强烈的这一特点，是国家在改革时期，国内外政策发生较大幅度调整的结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切工作和社会生活都随这一工作中心的转移而面临新的课题，与之相关的一切思想意识问题也要面临革故鼎新的任务。党的十四大决定搞市场经济，这不仅使经济领域面临一个新的情况、新的任务，而且牵涉到全社会，都有一个如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都有一个重新认识和寻找自身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位置的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决策，使青年和全社会面临的新问题增多。只有寻找新的出路、新的答案，才能取得工作的主动。

　　在意识形态领域，新问题、新情况总是层出不穷，不断发展，这使青年形成了不断更新的思维方式。20世纪80年代初期和中期，曾多年存在于社会之中的把生活领域的衣着等问题冠之以意识形态问题的做法遇到了挑战。经过讨论和争论，新的现象伴随新的思想意识不断出现，牛仔服、交谊舞、西服、化妆品迅速出现、扩展。青年则是新思想意识的推波助澜者。“可口可乐”、爵士乐、摇滚乐如今畅行无阻。人们的观念更新了，旧观念被丢弃了。

　　改革开放中出现的许多新问题曾使青年为之瞩目，而新问题的不断出现和不断解决，使青年人更新观念的求新意识，加快了节奏。

　　当代青年求新意识强烈这一特点，还与全国强调实践的观点、探索的观点分不开。邓小平同志关于“摸着石头过河”、“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的观点更加明确地引导了全社会尤其是青年的求新意识。在这种氛围下，一些带有“传统”色彩的方法被青年所不取。

　　青年是求新的天然先锋队。强调实践观点的社会氛围更加强化了青年的这一优势。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我国在新时期不但强调坚定不移地坚持，而且更加强调在实践中的发展；在对待社会主义的态度上，我国强调了社会主义的形态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一观点，对它的本质必须经过更深入的探索才能知道；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本身就是一条支持新创见、新方法的路线。理论上的是非要重新加以确定；改革中的做法是否正确，要不断作出新的判断。这样，新理论、新观点、新方法、新观念受到青年青睐，就不足为怪了。

　　当代青年求新意识强烈这一特点，还与思想政治工作战线的形势有关。由于改革开放过程中理论滞后的问题长期存在，思想政治工作旧模式的失效，青年思想界积累了大量的思想难题和复杂的问题。这些问题和难题的压力，迫使青年先进分子和广大青年一起把希望寄托在非传统式的新方法、新思路、新突破上。

　　青年期的人处于追求真理、奠定科学世界观的最热烈的时期。稳定一贯、科学有效、理论与实际相一致的教育，会取得显著的效果。但是，在十多年的进程中，我们的教育出现失误，思想政治工作削弱了，教育失误的核心问题是没有做到坚持一贯。社会传媒形成的舆论导向变幻不定，伤害了青年接受正面教育的积极性。思想政治工作者的队伍还不够适应新的形势，其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尚未更新，更何况这支队伍本身就遭到一些极端思潮和做法的冲击。社会上还存在着理论与实际不一致的现象。这样，青年思想上的问题大量增加，而且增加了解决的难度。所以，青年在这种状况下，对带着新鲜时代气息的、有效的新方法有着炽烈的追求，甚至对贴着“新”字标签的陈旧的东西也有一种热情。这也是值得引导的一种新情况。

　　5.思想方法的偏颇

　　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如果说改革开放的主流决定了青年在当代的突出优势，那么教育失误的现实和亟待综合治理的社会状况也会成为青年思想出现误区的根源。正确地认识青年思想上的误区，也是开展有效思想工作的前提条件。

　　由于我们长期缺乏当代史教育、近现代史教育、思想方法论教育，在部分青年中造成了思想方法上存在下述三个方面的偏颇：

　　第一，偏重横向分析问题。

　　由于青年的阅历浅，其天然的弱点就是缺少历史的观念。加之当代信息流通量的激增，思维敏捷、善于接收新信息的青年人，往往能掌握远比中老年人更多的现代生活、现代科技、现代学术观点等信息。占有大量信息优势的青年人，在缺乏历史观念的情况下，很容易滋生侧重横向分析问题的倾向。

　　当代青年人中，相当一部分人存在反历史的倾向，从而确立了横向分析问题而排斥纵向分析问题的思想方法。例如，关心眼前利益、眼前享乐，而忽视长远利益、长远发展的倾向；割断历史，只用今天人均产值的标准来判断东西方社会的优劣，而全然不顾各自发展的历史过程；对自己生活的处境，只愿以自己现在的处境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人的生活待遇相比，对自己处境的历史性进展不明了，进而产生对现实处境的不满；不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去理解父辈的思想和行为，而以今天自己的处境下产生的思想和行为为准绳，否定父辈，使“代沟”有相当发展；更有甚者，某些青年知识分子，割断民族的历史发展，横向比较现实各民族的差距，产生了否定民族传统文化和现实新文化，向往全盘西化的倾向。

　　历史文化应是青年人最基本的思想营养。历史文化包括历史知识和历史方法两部分。从当代青年来看，这两个部分的教育都很不够。1993年5月在南方某省会举行的一项青年人的文化大赛中，参加决赛的8个候选人全部答不出“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是什么”这个问题。可见历史知识差这个现实在相当一部分青年中存在着。历史的分析方法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历史的分析方法似乎已成了过时的东西。但同时，又有相当多的青年并不懂得联系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这种分析方法是历史的分析方法。有些大学生不愿学习历史类课程；

　　有些高中生不愿报考大学历史专业；在社会生活中，许多青年人视历史文化为无用。这种倾向，必然产生丢掉历史的分析问题的方法，而侧重于横向分析问题。这种只重横向分析问题的方法常常容易发生片面性。

　　针对青年思想方法的这一误区，党和国家领导人十几年来一直重视和强调对青年进行历史教育。邓小平同志就曾指出：“青年人不知道我们的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他还号召“用中国的历史教育青年”。他在论证中国必须坚持社会主义而不能搞资本主义的问题时，讲起了从鸦片战争到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历史。他最后总结说：“这个历史告诉我们，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所以了解自己的历史很重要。青年人不了解这些历史，我们要用这些教育青年，教育人民。”

　　江泽民同志也十分重视对青年进行历史知识、历史方法的教育。江泽民同志199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和1992年10月12日在党的十四大的报告中，都提出在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中，进一步加强“近代史、现代史教育和国情教育”。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江泽民同志还亲自写信致国家教委的领导同志，强调对青少年进行历史教育的必要性。

　　第二，偏重微观分析问题。

　　由青年期心理发展的基本特征所决定，青年人对自身发展、自身社会地位日益关心，因而对外界相关的各种信息、刺激、评价等极为敏感，体验深刻而强烈。加之青年人情绪上存在强度兴奋或强度衰泄的两极性、狭隘性和不稳定性，反映在思想方法上，较易滋生一种偏重微观体验，忽视宏观把握，缺少科学理智控制的局面。这种偏颇，也同样反映在青年对自身和社会的观察和分析上。

　　微观的观察只能强化人的体验，而宏观的把握才能为人们提供正确的判定事物性质的根据。偏重微观分析，加之青年对信息的强烈体验，就会生成一种片面的、情绪化的恶性循环，使人很难对一个事物作出客观、真实的评价。情绪化的思想方法，本身就是一种不稳定的、极端化的思想方法。

　　持情绪化思想方法的青年人，由于其实质是采用微观分析为主的方法，所以其表现极敏感而易变。例如，对自身的疾病或其他健康方面的问题，感受细腻，特别敏锐，而且易生急剧悲观；一旦问题过后，又会忘乎所以。对社会的观察也是如此。他们对社会上存在的负面或阴暗面的事例感受很深，情绪激荡，因而当这种感受达到一定量的积累时，就会对社会下一个否定性的结论，全然不顾社会宏观的现实状态。对待外来思潮影响也是这样。有的青年只要在细微的方面与某些思潮的代表人物有某些相似、相同之处，或某句话、某个推论与之相共鸣，就会将其奉为自己信仰的对象。因而，他们会全盘接受这种思潮，而不注重把这一思潮放到更广大的社会背景中加以把握，也不注重从整体上研究这种思潮。

　　青年一旦陷入这种情绪化的、微观感受膨胀的情态，其思想情绪、认识结论则很难改变，须经过长期的、有力度的其他感受和体验，才有可能摆脱这种偏颇的思想方法设下的泥潭。因此，引导青年人将微观分析问题与宏观分析问题结合起来，才能有利于青年的健康成长即以微观的分析方法发现问题，研究对策，进行调整；同时也应该注重以宏观的分析方法把握事物的全局，把握性质和方向。这才是正确地认识问题的方法。

　　第三，偏重局部地分析问题。

　　局部地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却作出总体性的评价和结论，这主要是一种实践中的狭隘性和局限性造成的偏颇。这种偏颇的思想方法，表现为以偏概全，以局部代替总体。这同样不能对事物有正确的认识。

　　持这种思想方法的人，往往以年轻人为多。他们在根据局部状况下结论时，缺少对总体状况的了解和体验。例如，某些人对“文革”时期的错误了解较多、较充分，就认为新中国建立以来都是这样，歪曲了新中国全部历史的面貌。某些人在改革遇到阻碍或曲折时，便滋生了改革无法成功的悲观看法，缺少对改革的必然性和全局蓬勃发展现状的全面认识。总之，看到局部，就误以为是全局，匆忙下结论，这显然是一种思想上的误区。

　　偏重局部分析，忽视全局性的分析，其原因在于对事物的发展、事物的全面状态缺乏了解。缺乏对国情的了解，缺乏全面的调查研究，是其典型表现。毛泽东同志曾批评这种人说，一个虾蟆坐在井里说，天只有井口那么大，这是不符合实际的。因为天并不是只有井口那么大。要纠正这种以局部根据为总体下结论的偏颇，也只有多作调查研究，打开自己的眼界，全面了解情况。同时，也要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看看是否有道理。这样，综合各种意见，认真加以理解，是作出正确结论的一条捷径。

　　西方人曾用瞎子摸象的寓言讽刺那些只注重局部看问题而盲目地对全体下结论的人。时代已发展到全息照相技术出现的阶段，人们对全面认识问题的标准更高了。所以，偏重局部分析问题的方法，这种思想方法上的偏颇已成为当今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青年思想教育领域，与其将某些错误的看法上升到严重的问题看待，不如找出青年人在作出这些错误结论、错误看法时，在思想方法上存在的偏差。这样，也许更有实际教育的效果，或更加容易被青年人所接受。因此，重视对青年思想中某些误区的研究，是认识当代青年思想特点的一个重要侧面。

　　二、解放思想，投身改革

　　青年思想的活跃，起于社会的变革，起于青年问题的集中。

　　1.思想解放与青年思想的变化

　　20世纪70年代是中国社会发生激烈变革的时期。1976年9月，毛泽东的逝世，留给了后人一个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震动中外舆论。1977年7月，中共中央十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复出，全会通过的《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1977年8月召开的全国高校招生会议作出了恢复高考制度的决定。1978年10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中止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知青陆续回城。1978年11月，中共北京市委为1976年“天安门事件”平反。

　　这一系列的巨大震动，显然与当时仍占主导地位的“左”的思潮大相径庭。青年们从自己的切身体会出发，成为解放思想、走在历史潮头前列、积极推进一系列变革的积极力量。

　　扭转社会舆论的决定性步骤，是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为代表的思想解放运动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人民日报》于1978年3月26日发表《标准只有一个》的思想评论。4月，《光明日报》负责人发现了准备刊登在77期《哲学》专刊版上的《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这篇文章，作者是南京大学哲学系的教师。经过《光明日报》社组织力量修改，文章定名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时经中央党校副校长审定，于1978年5月11日在《光明日报》第一版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当日，新华社转发此文，次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转载此文。一场围绕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从此揭开帷幕。不久，邓小平同志指出：“所谓理论要通过实践来检验，也是这样一个问题。现在对这样的问题还要引起争论，可见思想僵化。”“我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这确实是一个十分严重的任务。”在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进一步倡言解放思想：“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

　　解放思想的运动从此成为舆论主流，不断向各领域扩展。它为即将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基础，十一届三中全会反过来又从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进一步保证和推动了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

　　思想解放运动冲击了许多过去的结论。所谓61人“叛徒集团案”的平反，所谓“二月逆流”案的平反，撤销中央过去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件，撤销中央专案组，纠正过去为彭德怀、陶铸、杨尚昆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等，这一系列举措激起了广大青年的极大关注。然而，最使青年动情的还是为1976年“天安门事件”平反。这激起了部分青年关心和参与国家政治的积极性。

　　1978年11月15日，中共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宣布：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总理，声讨“四人帮”的行动完全是革命运动。11月21日，《中国青年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伟大的四五运动》。该文对四五运动作出高度评价。该文指出：四五运动是“一次伟大的人民革命运动”，“它是五四运动开创的人民民主精神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大发扬”，“四五运动则是揭开了中国伟大的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的序幕”；“四五运动是在社会主义的民主运动”；“四五运动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旗帜下的思想解放运动”；“四五运动又是一场伟大的继往开来的青年运动”。

　　重新评价四五运动，在当时有着极大的现实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思想解放运动与青年运动的结合。它极大地激发了广大青年对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热情。

　　2.求知成才的热潮

　　青年是社会最活跃的人群，和平与发展为他们的成长成才提供了最宝贵的条件。从“文革”跨入新时期的青年，也有人称之为“红卫兵”的一代人，他们经过了“文革”风雨和精神、肉体的全面摔打。他们是长在红旗下的一代，受过一段前所未有的普及的中等和高等教育，也不乏实践教育和接触社会，以及劳动和艰苦奋斗的训练。尽管毛泽东同志发动“文革”有自己的思想和目的，尽管“文革”中也不乏坏人的破坏，但青年却也有自己内在的追求。他们反对官僚主义，他们要求更高的民主环境，他们要兑现社会主义社会给青年的更好的发展机会。他们天真自然而又执著地、热烈地幻想着“文革”后能出现符合自己想象的新世界。他们为此付出了十年青春的代价。

　　“文革”的全过程使青年大失所望。无论是初期、中期、后期的积极参加者，无论是偏左、偏右，还是中间派、逍遥派，都没有逃开运动的伤害。谁是正确的？全都不是！他们付出十年青春的代价，得到了什么呢？“文革”后期，理论与实际的对立危机已经出现。极左的高调，与党和政府某些干部中走后门、官僚主义歪风并存，早已引起青年人的失望与反感。这种失望和压抑的情绪，曾使他们借周恩来总理逝世的悼念活动而突然爆发为四五运动。在四五运动中，他们采用的手段，还是十年中用得娴熟的“四大”。他们的反抗，是对“文革”结局的厌恶和否定，是对理想社会环境的一种追求。从“文革”时期过来的这一代青年，是对两种社会政治环境都有深刻体会、有所比较的青年。

　　随着“四人帮”的垮台和高考制度的恢复，青年们又看到了发展的机会。他们跃跃欲试，决心要把被“四人帮”耽误了的青春再夺回来。其中最突出的反应，就是读书热、高考热、自学热、文凭热。

　　1977年11月12日，《北京日报》发表一位青年工人的来信，题目是《向“四人帮”讨还青春》。文章谈到，作者在中小学时代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文革”却把他塑造成了一个敢打敢闯的“红卫兵小将”。曲折的人生使他学业荒废，青春难以追回，因而发出了强烈的呼声。该文引起强烈反响，《北京日报》开辟专栏，讨论该文提出的问题，展开“怎样为光明的中国贡献青春”的大讨论。《中国青年报》也载文提出：“被耽误的中国只能靠被耽误了的中国人来改造”的口号，推动了青年思想的健康发展。

　　自从1977年8月全国招生工作会议决定停止“文革”期间实行的“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的做法，恢复全国统一高考、择优录取的制度，许多青年立即抓住了这一机会。他们奔走相告，各展才思，尽全力争得这一久违的改变自己命运的杠杆。

　　1977年底，全国高校统一考试招收新生。当时全国共有12届高中毕业生和同等学历的青年共计570万人来参加“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结果择优录取了27.3万人。这种参加高考的踊跃程度和规模是史无前例的。

　　1978年3月，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恢复了招收研究生的制度，当年共招收3万名研究生。这一数字大约相当于“文革”前培养研究生的总数。

　　此后社会上就有了特别引人注目的“77届”、“78届”的相对固定的说法。这两届大学生中确实集聚了十年积淀下来的“人尖子”。

　　高考制度的恢复，为青年提供了两条发展通道：第一，实现个人理想的通道。与往日下乡后命运难卜的状况相比，现在总算有了一个经过个人努力拼搏可以达到理想的实实在在的道路。与下乡青年回城中存在的靠老子的权力或疏通关系走后门等做法相比，现在总算有了一个通过平等公开的竞争求得发展的机遇。这样，青年的自我意识开始强化，个人价值开始明晰，个人奋斗意识开始升腾。第二，较高的就业门路。由于大批青年回城，待业青年人数激增，就业成为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当时摆在青年面前的就业机会只有两种，一是老子退休，儿女接班；二是归口包干，硬性分配。当时的经济状况，吸纳就业人口的能力很差，靠以上两条渠道就业，难以令人满意。在这种情况下，高考就是就业的一条较好的出路了。

　　高考制度的恢复带来了社会上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风气。大学生受人羡慕，不再是过去的“臭老九”了。研究生更是受人崇敬，被社会喻为“金凤凰”。于是学习热、科学热、人才热广泛兴起。

　　1978年初春，报告文学作者徐迟写了篇《哥德巴赫猜想》的报告文学，为已燃起的青年科学热的烈焰，注入了新的燃料。他着力描写了数学家陈景润，身居陋室，刻苦攻关，靠一支笔和几麻袋的计算草纸，摘取了数学王冠上的宝石，攀上了科学之巅的感人事迹。陈景润成为千百万青年学习和效法的榜样。学习陈景润，勇攀科学高峰，成为青年的共同心声。尽管社会上对树立陈景润这样一个典型尚有微词，但人们都毫不含糊地意识到，建设四个现代化，需要陈景润这样的人才。

　　在青年的心目中，华罗庚等老一辈科学家是最高的楷模，陈景润、杨乐等中年科学家是令人佩服的人才，宁铂是令人惊喜的后起之秀，史丰收则是自学成才的榜样。这些科学界的人物的故事之所以在青年中广为流传，与青年的学习热、科学热分不开，与建设“四化”的新时期任务分不开。

　　这一代青年，在新时期刚开始的路程上，首先举起了学习成才、为“四化”贡献力量的旗帜，成为新时期青年思潮汹涌澎湃的第一大波。

　　青年的这一思潮汇入了新时期的主旋律。

　　3.“伤痕文学”的出现

　　在“文革”中，青年也受到了种种委屈和磨难，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无处倾吐自己的哀怨。粉碎“四人帮”，痛定思痛，就有了长歌当哭的机会。不久，文艺界写出了控诉“四人帮”、抒发个人不幸遭遇的文学作品，并在社会上引起了轰动的效应。这便是被称作“伤痕文学”的青年思潮。

　　之所以把“伤痕文学”称为青年思潮，是由于这些作品大多出自青年作者之手，而且热心的读者也是青年，其反映的主要人物也是青年。“伤痕文学”作为一种特定时期的现象，反映了“文革”期间心灵受重创之后尚未痊愈的伤痕。

　　1977年11月，《人民日报》发表了北京市青年教师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这是新时期文学的开山之作，也是伤痕文学的前导。

　　《班主任》塑造的谢惠敏这个青年典型，是一个能够振聋发聩、激起共鸣的深刻人物形象。通过作者的深入思考，引导人们由浅及深，由表及里地认识“四人帮”对青年的毒害。作品通过刊物、广播的传播，在全国引起极大反响。

　　1978年8月11日，复旦大学学生卢新华的小说《伤痕》在《文汇报》上发表。“伤痕文学”由此得名，可见其代表性和典型性。

　　《伤痕》以悲剧的形式，控诉了“文革”时期反动血统论给一个家庭带来的灾难，引导人们把仇恨集中于极左路线。

　　《伤痕》发表后，震动了社会，成为人们政治生活中的热点，青年们从小说的情节中形成了对极左路线的共识和否定。与小说中的主人公有着相似命运和经历的青年激动起来，投书报社和这位作者，痛说十年心灵创伤。

　　1978年9月之后，一大批“伤痕”式的作品问世，形成了“伤痕文学”潮流。其中有话剧《于无声处》，小说《醒来吧，弟弟》、《铺花的歧路》、《神圣的使命》、《枫》，等等。

　　“伤痕文学”在社会青年中不断引起热烈的反响，有时甚至达到癫狂的程度。这不是偶然的。这些作品，直接干预了生活，干预了社会，激起了情绪，推动着当时拨乱反正的潮流逐步深入展开。以“文革”十年文艺状况为背景，这些作品勇敢抨击现实，直抒胸臆，专在政治敏感问题上做文章，吸引了人们的注意，使人耳目一新。青年人，对僵化式的文艺作品厌倦的心理，在这里获得了精神生活的满足。

　　“伤痕文学”潮流不断发展，其影响后来扩展为影视、歌曲界的创作，时间也延续到80年代。

　　属于“伤痕文学”的影片有《樱》、《婚礼》、《神圣的使命》、《泪痕》、《小街》、《戴手铐的旅客》、《苦恼人的笑》、《天云山传奇》等。

　　属于“伤痕文学”的电视片有：《手足情》、《蹉跎岁月》、《一代佳人》、《雪城》等。

　　与“伤痕文学”作品相连的影视歌曲，一时也成为青年执迷的金曲。人们，特别是青年借此倾吐着对往日的悲愤和对新生活的追求。凡是词曲与这一心态相通的歌曲，很快便在社会青年中流行起来。

　　如有着悲愤低沉曲调的影片《神圣的使命》插曲《心上人啊，快给我力量》。其歌词典型表达了伤痕文学的基调：

　　情切切，意惶惶，

　　泪眼盼春光。

　　人相对，心隔墙，

　　无言话衷肠。

　　花零落啊，月西沉啊，

　　心破碎，黯神伤。

　　孤独痛苦，徘徊彷徨，

　　是谁种下这祸殃？

　　怨重重，恨悠悠，

　　正义难伸张。

　　忆往事，想未来，进退两茫茫。

　　心上人啊，快给我力量，

　　破迷雾，化冰霜。

　　雨过花红，云开月朗，

　　有情人情更长。

　　哭诉、控诉、怨诉、情诉的复杂感情，悲伤、彷徨、追求、渴望的复杂心态，较准确地勾勒了当时人们的内心世界。

　　这种欲吐又噎，说不清、道不明的压抑和冲动，也使青年们乐于接受用高度概括和简单语言表达无限复杂的心情。“伤痕文学”歌曲《诚实的眼睛》便是一例。全歌翻来覆去咏唱的只是一句歌词：

　　望着我，望着我，

　　你那诚实的眼睛。

　　对于它深沉的含义，青年们有无尽的体会。因此，该歌曲也在青年中大获青睐。

　　“伤痕文学”以哭诉的形式表现了一种变革现实的政治参与性。由于汇成“伤痕文学”潮流的作者的经历、家庭背景、在“文革”中受伤害的缘由和程度各不相同，所以，他们在哭诉时能求得交响乐般的效果，但一旦袒露自己的具体政治见解时，就大相径庭了。

　　在这个潮流冲击下出现的剧本《苦恋》，就不同于一般的伤痕文学。它表述的思想为社会所不容。邓小平同志评价《苦恋》及据此改编的影片《太阳和人》时说：“无论作者的动机如何，看过以后，只能使人得出这样的印象：共产党不好，社会主义制度不好。这样丑化社会主义制度，作者的党性到哪里去了呢？”

　　三、青年人生意义的讨论

　　1980年4月，北京市某工厂一位青年女工投书《中国青年》杂志社，慨叹：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中国青年》杂志编辑人员将这封信作了加工，糅进了北京某学院一位青年的某些语言，化名潘晓，刊于1980年第5期，同时开辟专栏《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开展大讨论。

　　一封青年女工的信牵动了广大青年的心，竟有欲罢不止的气势。一些青年人经过“文革”，又经过拨乱反正，回顾成长历史，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诚挚热烈的追求与扭曲无情的现实相遇，不少人产生了“干脆算了，搞什么政治”的念头。有些人还认为：共产主义理想是空的，还是实惠些，多想想自己吧。一旦多想自己，不少青年人又遇到来自社会现实的许多困惑。这就是潘晓心态，也是与之共鸣的一些青年人的心态。

　　这场人生意义的讨论开展之后，引起强烈反响，已不局限于《中国青年》杂志一家。各中央报刊、地方报刊也载文参与。这就引发了青年人对人生意义的深刻思考。

　　1.潘晓来信讨论的进程

　　讨论从1980年第5期《中国青年》杂志发表潘晓的信为起点，至第12期结束，共办了八期。1981年第1期、第6期、第11～12期还有关于讨论的相关内容。总共涉及11期杂志，时间延续一年零一个月。

　　在《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的专栏下又先后开出了五个子栏目。它们是：《关于“个人价值”的探讨》（第6期），《信稿摘登》（第7期），《什么是科学的革命人生观》（第8期），《怎样认识和对待我们的现实社会》（第8期），《我的人生之路》（第8期）。稿件讨论最多的，集中在后面这三个子专栏上。《我的人生之路》是容纳成功典型的现身说法的地方。从讨论的角度看，多数文章最后集中于对人生观和现实社会的看法上。

　　关于这次讨论的缘起和目的，肇始这场讨论的“编者的话”作了表述。它指出：“今天，在我们的民族经历了如此巨大的灾难之后，在我们的国家亟待振兴的重要关头，在科学文明已经如此发展的当代，人生意义的课题，必然地、不可避免地在青年当中又重新被摆出来了。”“应该怎样看待社会？怎样对待人生？当理想和现实发生矛盾的时候怎样才能生活得有意义？一个人生命的价值何在？——让青年们自己来讨论这些严肃的问题吧！”“我们相信，在一场对人生意义的广泛的、平等的、科学的探讨之中，青年们会有所收益。潘晓同志和更多的青年会在各自不同的人生道路上，找到指引自己前进的路标。”（《中国青年》1980年第5期，第2页）

　　在讨论进程中，也有青年写信表示“不能同意”已发表的文章的意见；也有人认为像潘晓那些心里话，包括积极的和消极的全登出来了，是否又要引入上钩，最后“围剿”“批判”她呢？对此，编辑部进一步强调了讲真话和平等讨论的姿态。

　　看了《中国青年》两期关于《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的讨论文章，当时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同志十分关心这场讨论。1980年6月18日下午，他来到《中国青年》编辑部，了解了讨论的情况，发表了对这场讨论的意见。他指出：“这是一场很有意义的讨论，凡是关心青年一代成长的人都应该有兴趣。青年们都想在一个适当的气氛中把自己的心掏出来，讲讲自己的经历、苦闷、失望和希望，寻求问题和答案。”“潘晓的问题当然要答复，但是讲干巴巴的道理不行。你要答复她和其他许多青年的问题，首先得要同他们一道思想，感受，理解和同情他们所遭遇的一切，然后再学会说怎样的话才能让他们愿意听和听得进。”“人生的道路是复杂和曲折的，如果人们的处境比较暗淡，我们通常就没有权利叫他们非按着快乐的调子唱歌不可。他们叹息了，或者发些错误的牢骚，我们不应该恼怒，也不应该置之不理，而应该弄清楚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并且认真地帮助他们找到希望的所在。这里最需要的是年长的一代人的耐心和热情。”（《中国青年》1980年第8期，第2页）胡乔木同志的这些谈话，讲明了对这次讨论的基本意见：一是对类似潘晓来信中表露的思想要理解；二是要创造一个让青年人讲真话的氛围；三是要实事求是地、讲究方式方法地给以回答和引导，帮他们找到希望。

　　在1980年年底第12期《中国青年》杂志上编者宣布：“发完本期，群众性的笔谈讨论，就告一段落了。”群众性的讨论延续了7个月，共收到信稿57000多件，在第5～12期杂志上共编发了111位读者稿件，约18万字。这场延续多个月的讨论结束了，编者允诺将在1981年第1季度的某期杂志上发表自己对讨论中的几个主要问题的看法。

　　1981年第1期《中国青年》杂志还载有一条消息，作为这次讨论结束的善后工作。文中透露，讨论期间，共收到各地青年寄给潘晓的人民币2272.80元，邮票42.75元，书籍71册，小纪念品112件，布票1丈，粮票60斤。潘晓将钱物转赠石家庄育红学校。文中还透露潘晓是笔名，编者对潘晓的信在文字上作了调整和修改，有三处还吸收了另一位青年的观点。

　　1981年第6期《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了编辑部文章《献给人生意义的思考者》，从理论上作正式的总结。文章谈了重新探索人生意义是历史的需要；正确认识“人的价值”；科学地看待“公”与“私”；在振兴祖国的奋斗中开拓人生之路等四个专题，近3万余言。

　　2.潘晓来信反映了什么？

　　引起全国青年热心讨论的潘晓来信到底反映了什么问题呢？

　　从内容构成来看，除了开头语、结束语之外，内容分两大部分。

　　来信的开头语是全信的高度概括。她诉说：“我今年23岁，应该说刚刚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奥秘和吸引力对我已经不复存在，我似乎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反顾我走过来的路，是一段由紫红到灰白的历程；一段由希望到失望、绝望的历程；一段思想的长河起于无私的源头而最终以自我为归宿的历程。”

　　第一部分或前半部分是她对人生历程的感受。她走过了这样几个历程：

　　（1）她早年在良好的家庭里长大，受过良好的教育，对人生充满美好的憧憬和幻想，受到雷锋、保尔英雄人物的影响，相信共产主义，将来要入党。

　　（2）她接受社会教育的结果，形成了自己最初的人生观：“人活着，就是为了使别人生活得更美好；人活着，就应该有一个崇高的信念，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就毫不犹豫地献出自己的一切。”

　　从她的年龄可以判断，她是1957年出生的。她形成以上人生观的时间正是史无前例的“文革”时期。她以上的人生观是否需要改变呢？

　　（3）她感受到了理论与现实的对立。“文革”中的混乱，如抄家、武斗、草菅人命、家人不苟言笑、外祖父写检查等，与她所受的教育“形成尖锐的矛盾”。她的态度是回避现实。

　　（4）来自家庭的打击。外祖父去世，为了钱家庭吵翻，关系冷酷，母亲不给寄抚养费。受生活打击，自己不得不到一街道小厂当自食其力的工人。这时，“生活还是充满诱惑力的”。

　　（5）来自基层组织的打击。给领导提了意见，不能入团，“又一次地失望了”。

　　（6）来自好朋友的打击。自己犯了点过失，好朋友把她的知心话汇报给领导。

　　（7）来自爱情的打击。全身心地爱上一个正受“四人帮”迫害的、“处境一直很惨”的干部子弟。粉碎“四人帮”之后，此高干子弟翻了身，“从此不再理我”。

　　她在总结这一历程时，发出这样困惑的呼喊：“人生呵，你真正露出了丑恶、狰狞的面目，你向我所展示的奥秘难道就是这样？！”

　　信的第二部分或后半部分是她追寻人生意义答案的思想过程。她的求索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

　　（1）观察和请教社会各种人，没有得到一个满意的答案。她认为：人生目的“为革命”，太空，不想再听这种说教了；“为名”，离一般人太远；“为人类”，“和现实联不起来”；“为吃喝玩乐”，自己又不甘心。思想陷入矛盾的泥淖。

　　（2）求助于读书。中外作家的经典中揭示的丑恶与她现实中看到的“如此相像”，加深了苦恼。最后她从社会达尔文主义得到启示，认为：人都按人的本能选择，而不是根据崇高的道德和信念，“人都是自私的，不可能有什么忘我高尚的人”。为过去自己对人生的理解感到可笑。

　　（3）“看透”人生之后，她表现为双重性格：谴责庸俗的现实，同时又随波逐流。

　　（4）与周围的俗气的人格格不入，立志弄文学，“我自己知道，我想写东西不是为了什么给人民作贡献，什么为了‘四化’。我是为了自我，为了自我个性的需要”。

　　（5）对人生规律的理解。她认为：“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只要每一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也就成为必然的了。这大概是人的规律，也是生物进化的某种规律——是任何专横的说教都不能淹没、不能哄骗的规律！”

　　（6）内心矛盾极了，“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可我一个人已经很累了呀”。

　　她固执地捍卫着从社会达尔文主义那里寻来的“人生真谛”，反对改造她这种认识的“任何专横说教”。但她仍自相矛盾，没有生活动力，以至于想到削发为尼，“想到去死”。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结束语表示希望发表该信，“让全国青年看看。我相信青年们的心是相通的，也许我能从他们那里得到帮助”。

　　潘晓的经历和追寻人生意义的思路是非常清楚的。那么，她从这场讨论中得到了什么帮助呢？青年朋友们又从中得到了什么帮助呢？

　　3.有争议，有共识

　　关于人生意义的讨论，一开始就引起了激烈的争论。由于当时历史的局限，没有在理论和实践上引向深层探讨。组织这场讨论的《中国青年》编辑部，面对众多互不相让的各种争论，它自己也无法支配自己用大讨论呼唤出来的“各路豪杰”了。因此，这次讨论取得的共识不多，而争论却是难以控制的。最后给人一种不了了之的感觉。如果说这场讨论达成了什么共识的话，那就是对潘晓这样青年的同情、理解，以及引起了青年对人生意义的思索。当然，同情和理解也是从各个角度出发的，思索也走向了不同的方向。

　　武汉的一位青年在信中说：“我也是个青年，也曾有过同你类似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演变过程。可以毫不夸张地讲，由虔诚地迷信‘革命词句’，憧憬‘英雄业绩’，到狂热地追随激烈行动，盲目地寻求献身的庄严时刻，直至在生活面前碰得头破血流，进而转入怀疑、彷徨、苦闷，这几乎成了共和国诞生后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必经的历史过程。绝大多数二三十岁的青年人都不同程度地领略了这一段征程的滋味。”（《中国青年》1980年第6期，第11页。以下引文除注明杂志名外，均出自《中国青年》）南京一位读者在文章中说：“文学家和艺术家描绘了那么多先进青年，可从没有像潘晓这样真挚地说出青年一代的心里话。”（第7期，第18页）北师大一位青年在信中说：“你的来信搅动了我的心。我以为我能懂得你，因为我是像你一样在人生道路上试步，在大千世界中苦苦求索人生之谜的青年。我曾有过类似于你的思想和感情，也有自己对人生总是不成型的见解。”（第8期，第11页）显然，潘晓的思想情绪有一定的代表性。以上青年朋友表达了一个共识：同情、理解潘晓，愿意和她探讨问题。还有许多青年来信像潘晓一样，详细讲了自己的经历和类似的思想寻觅过程。这是没有分歧的。

　　当然，对潘晓的理解和同情还来自老一辈革命家胡乔木同志。他指出：

　　“青年们讲讲自己的苦闷和失望没有什么不好，谁没有过苦闷和失望呢？感到苦闷和失望的青年把自己的心情讲出来，这表示他们对社会究竟还是抱着希望和信任，他们究竟还是在寻求答案，尽管许多现有的答案不能使他们满足。”（第8期，第2页）这是跨代际的一种理解和信任。

　　然而，除了上述共识之外，讨论的参加者都各持己见，再也没有共同达成一致的东西了。

　　分歧和争论主要围绕这样几个问题：

　　（1）“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是不是人生的规律？

　　这是潘晓信中的核心问题。她的经历、寻觅，最终结论就是这个逻辑。她后来苦恼的根源也在这里。在讨论中，对于潘晓这个结论有不少青年朋友不同意或反对。一位读者在《“为自我”又岂能“为别人”》一文中认为，潘晓从相信“人活着是为了使别人活得更美好”，退到“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是从无产阶级人生观退到了剥削阶级人生观，是一种“动摇”。他说：“潘晓同志会认识到‘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的人生态度是错误的。有这种人生态度的人，总是一事当前先为自己打算，动机和行为都是自私的，为自己出人头地，为自己争名夺利，为自己活着。如此极端利己主义的行为非但不能‘为别人’，还往往会不择手段地损害别人。……‘为自我’与‘为别人’是互相矛盾的，二者不可得兼。所谓‘客观为别人’只不过是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遮羞。”（第6期，第13页）这番议论，不无道理。

　　北京的一位读者也不赞成“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的逻辑。他认为，“在实际中，主观为自己的人并不总是能做到客观为大家的。主观为自己可能会产生两种效果：当个人利益和大众利益相一致时，主观为自己确能在客观上有益于大家。可是当个人利益和大众利益发生冲突时，这就面临两种抉择：要么牺牲他人满足自己，要么牺牲自己满足他人。选择前者的人是自私的人，而选择后者的人就是高尚忘我的人。”（第7期，第14页）这位青年讲的，也是实情。

　　山西临汾的一位青年也对潘晓的逻辑持否定态度。他说：“一个人生活和创造的目的仅仅是为自己，那么他的一切创造都不可能摆脱私有观念的束缚。当他的个人利益得到满足时，他就会满足现状，停步不前。当他的个人利益达不到时，他就会悲观失望，失去生活的信心；也会靠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来满足私欲。所以说，这种为我的创造，是不会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第7期，第15页）这种意见是正确的。

　　但是也有人对潘晓的这一人生哲学结论持完全赞成的态度。

　　广西桂林一青年认为，“不论是哪一类人，他们的活动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就像你所说的‘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所以，我说雷锋也是‘自私’的，因为他的言行也是为了自己的需要，只不过他主要为了满足自己的高级需要。”（第7期，第14页）这已走到了用极端个人主义歪曲人生的误区。

　　江西南昌的一位读者也认为，“人活在现实中，首先必须千方百计为满足自己的需要而斗争，然后再去满足别人。这是人的本能规律”。（第7期，第14页）广西藤县一位读者说得更直截了当：“人生的意义何在？为自己。……只要不是白痴，谁不愿意黄金屋？谁不愿意千钟粟？谁不愿意颜如玉？……像雷锋助人为乐，寄钱给灾区，也好解释……他除了是良心的驱使之外，无非是想使别人赞声他‘好’。”（第7期，第15页）南京一读者也认为，“我对潘晓同志对人生意义的一些看法非常赞同和欣赏。我同样认为：如今社会上的人们是为私利而活着，离开了私利，人们恐怕就会像没有油的汽车一样发动不起来”。（第7期，第14页）这种说法，已回到了私有制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

　　四川自贡的一位青年更加偏激，他认定：“潘晓信上的观点有许多是我的观点。什么‘现代化’、‘为解放全人类而贡献出自己的生命’，那完全是骗人的话。现在有多少青年能在工厂拼命地干，又有多少青年是为革命而努力学习文化知识呢？一句话，不是为了奖金而工作，不是为自己的前途而学习，又是为了什么呢？”（第7期，第14页）

　　武汉一位读者的偏激显得更有某些“理论色彩”，他说他从萨特的存在主义、欧美文学中的超现实主义里挖掘自我，又从马克思早期著作中寻找其对人性的态度，从社会达尔文主义、叔本华、尼采的思想去了解社会本质，“得到很多启示，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崭新的人生观”。这个“崭新的人生观”的精彩之处即是：“按照人的本性来说，自私是最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是人类最原始、也是最正当的权利。没有这种广义的自私，社会就不能发展，历史就不能前进。”（第8期，第5页）“你应该去发掘自我，只有自我才是绝对的！”（第8期，第6页）这种议论颇能代表造成潘晓观点，而且是比潘晓走得更远的一种意见。他的观点更系统、更露骨、更极端了。

　　看来赞成潘晓“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的人生哲学的人大有人在。除了上述反对和赞成两种意见外，还有人持折中的态度。

　　武汉一读者认为：“为自我或为他人，是无所谓的。关键在于毫不吝啬地挖掘自己的潜力，最大限度地创造社会财富。因为创造的过程本身是自我表现的过程，创造的结果是为他人造福的结果。”（第7期，第15页）这是一种模糊逻辑。

　　北京一读者著文指出一条“新路”，即：“‘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将被‘主观为社会，社会成就我’所代替；‘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将成为清醒而又自觉的行动。从而使两个命题既有统一完整性，又有科学性。”（第10期，第17页广这种修改意见具有根本的性质，即掩盖了“为自己”，遮蔽了价值观中一个核心的表现方式，如果能“为社会”，那是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了。

　　看来，对于“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这一人生命题，在讨论中始终各言其是，没有使人看出问题的实质。从某种意义上说，虽然各持己见，尖锐对立，但不同观点并没有交锋，说得重一点，各方没有具备交锋的共同语言和基础。从各自观点论述中看，这一点是很明显的。

　　（2）怎样认识和对待我们的现实社会？

　　潘晓在来信中提出的第二个重要命题就是怎样认识和对待我们的现实社会。她经过来自家庭、社会、工作单位、友谊、爱情各方面的打击后，感到孤独、苦闷，认为人生的路越走越窄，活得很累。

　　在讨论中，还没有人从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去拓开潘晓的“窄路”，而是一般的方法和分析居多。

　　不少人从方法论上引导潘晓全面辩证地看待现实社会。有一篇文章指出：“我们许多青年人都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或则‘全部’，或则‘全无’。当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