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思潮与青年教育研究

第一节 改革进程中青年的思想轨迹（2）

　　四、“振兴中华”与“从我做起”

　　青年思潮，宛如碧波涌动的海。它有跃浮于水面的浪涛，更有深层的洋流。如果只看到青年思潮中迷惘、冲荡的一面，看不到更广大、更根本的振奋、向上的一面，那就是把大海的泡沫当成了大海的形象。

　　共青团“十大”是这样评价当代青年的：“我国这一代青年是大有希望，大有作为，完全可以信赖的。”“低估‘四人帮’对青年造成的创伤是错误的。但看不到青年的主流，看不到这一主流代表着我们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同样是错误的。”（韩英：《为伟大的新长征贡献青春》，共青团“十大”工作报告）这个评价是客观的。对青年的看法，应看主流，不能被喧嚣的支流所障目。对青年主流的看法，就是对我们时代的看法，对我们未来的看法。

　　我们分析众多的各种青年思潮，是为了关注发展趋向，及时解决问题。我们分析青年主流思潮，是为了从大处着眼，抓住根本。

　　1.“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正当潘晓那封《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的信刚刚发出，正当新时期最初的激进主义的震荡刚刚平息，正当社会议论这一代青年是“迷惘的一代、垮掉的一代”、“吃喝玩乐的一代”的时候，反映广大青年和先进分子的心声和改革主旋律的呼声出现了：“干社会主义，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这是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77届二班同学们于1980年4月提出来的。这一响亮的口号，体现了时代特点，代表了绝大多数青年的主流倾向，在青年中立即引起了强烈共鸣。

　　清华77届学生的这一口号，由《中国青年》杂志于1980年5月公之于全国。（《中国青年》1980年，第5期）并发表《一代新人的崛起》的评论员文章。

　　有关“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的蕴意，没有专门文章阐明。但是从清华大学学生集体创作的歌词《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的内容中，便可了解得较为深刻和系统。为了便于了解和研究，我把这首歌词实录于下：

　　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时代在召唤，不容我们犹豫。

　　莫将青春付东流，誓为四化争朝夕。

　　年轻的朋友们，

　　快振作起来吧，快行动起来吧，

　　创造那现代化的新奇迹。

　　团结一致，努力奋斗，勤奋学习，

　　建设祖国的明天，全靠我们自己。

　　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祖国在召唤，不容我们叹息。

　　迎着风雨向前进，哪怕道路多崎岖。

　　年轻的朋友们，

　　快振作起来吧，快行动起来吧，

　　唱起那新长征的进行曲。

　　团结一致，努力奋斗，勤奋学习，

　　开辟美好的前程，全靠我们自己。

　　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未来在召唤，不容我们怀疑。

　　理想能增劲百倍，齐心能汇万钩力。

　　年轻的朋友们，

　　快振作起来吧，快行动起来吧，奔向那光辉灿烂的新世纪。

　　团结一致，努力奋斗，勤奋学习，

　　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见《中国青年》1980年第6期封三）

　　这首歌词由当时才华横溢的作曲家施光南谱成了一曲坚定、豪迈、热烈的进行曲。这也可能是新时期极少的青年进行曲之一了。然而，它并未唱开。虽则如此，这首歌词作为一代青年精神风貌的记录，还是有重要的价值。

　　“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的出现，表明了新中国第三代青年人思考后的崛起。“四人帮”粉碎后，面对十年动乱后的局面，经济怎样振兴？创伤如何医治？青年如何迈开步伐？这些问题一度使不少青年人产生过苦闷、迷惘，也因而进行了进一步的深思和寻求。经过思考，他们得出了一个结论：光埋怨过去，指责别人，摇头叹气，无济于事；而要维护安定团结，干“四化”。在20世纪80年代刚到来之际，就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这里充满了再上征程的顽强奋斗精神，不辞艰苦的实干精神，严于律己的主动精神，顾全大局的时代精神，抓住机遇的紧迫感和团结精神。

　　青年的这一思潮，反映了这一代青年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国兴我兴，国衰我穷。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青年不干谁干？现在不干，更待何时？正是这种信念和使命感、责任感，使不同经历和处境的青年，经过思考，从四面八方走到一起，一起喊起了这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的口号。实际上，这是各界先进青年当时已经实践了的口号。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青年英雄战士们用自己的身躯和生命，保卫祖国“四化”，无怨无悔，视死如归；青年售票员曹振贤，用自己的生命维护了社会治安；纺织姑娘叶慧英，在每日繁忙的劳动中，用辛勤的汗水实践着这一口号；无数个在不同岗位上创造着“四化”业绩的青年，都实践了这一口号。

　　在“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口号的激发下，北京的中学生提出了“80年代，立志成才”的口号，上海青年工人提出开展学雷锋的“为您服务”活动。这些来自青年本身的口号，吸引了广大青年，显示了很强的生命力。

　　青年评论家叶永烈为这一口号写了《从一做起》的专稿。他评价道：“这个口号好，好就好在面对现实，采取积极而又踏实的行动，不观望，不坐等，不怨天，不尤人。”（《中国青年》1980年第5期，第10页）

　　另一位专著作者分析了这一口号蕴含的丰富哲理：这叫做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欲达高远的目标，有赖于脚踏实地的努力。“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的口号，非常恰当地表明了青年们在这一问题上的正确态度。踏实的努力，必须“从我做起”。因为，“最大的危险在于每个人都袖手旁观坐等他人行动”。（《爱因斯坦集》第3卷，第304页）要使“从我做起”不停留于口号而付诸实现，又必须“从现在做起”。只有“从现在做起”，从自己的足下迈出坚实步伐，才能实现宏伟理想和高远目标。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立志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正是一个好的开端。（陈新夏：《跃上新境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7～140页）

　　2.“团结起来，振兴中华”

　　青年对现实社会政策的评价，是看事实的。1980年以后，由于农村的改革成效日益显现，其他改革措施日渐出台，他们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是积极拥护的。他们的爱国热情不断高涨，希望国家安定团结，“四化”宏图早日实现。这种形势下，青年主流思潮孕育着新的动力。

　　1981年3月，我国男排在香港举行的国际比赛中战胜了韩国队。男排获胜的这一体育信息，标志着我国人民有一股为了国家振兴而默默向上拼搏的精神状态。这正与大学生的积极支持改革、爱国主义的思潮相汇合。因此，在消息传开的当天深夜，全国各地大学生不约而同地进行了各种形式的狂欢。他们在校内游行中呼喊着抒发爱国热情、振奋民族精神的口号，如“为民族腾飞，做合格的大学生！”“中华儿女要为祖国、社会、四化作贡献”，等等。正是在这一情感爆发的时机，北京大学的学生呼喊出了青年的时代强音：“团结起来，振兴中华！”这一口号，很快成为涌动于全国各大学校园和各界青年中的口号。

　　在北京大学的学生因男排而发出的“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传开不久，中国男排的强将汪嘉伟来到了北大。学生们向他抛撒着缤纷的花瓣，蜂拥的人群把他抬在空中前进。他的讲演激起了青年学生更高的爱国热情。他说：“祖国人民需要我们去搏，走向世界需要我们去搏，哪怕还有一线希望，也要拼死拼活夺回胜利。这样稳住阵脚，连扳三局，杀出中华豪气！”（《中国青年》1981年第9期，第8页）

　　“团结起来，振兴中华”，反映了绝大多数青年的思想政治趋向、人生价值趋向已经与中国的改革事业一致起来，并且对中国的改革充满了希望，充满了信心。这个口号还直接反映了青年一代强韧的民族凝聚力，把民族视为自己融于其中的集体，并以自己的奋斗将自己的民族推向振兴发达的未来。

　　这一口号的出现，表明了经过实践的观察，经过人生意义的讨论，青年从“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狭小天地中解脱出来，转向以实际行动投身“四化”建设的一个转折；同时，也是从“思考的一代”转向“奋起的一代”的转折。

　　这个时期流传的青年歌曲，也反映了青年的这一心态。如《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张枚同词，谷建芬曲）这首歌就流行很快，很广。这首歌反映出的兴奋和信心是显而易见的。歌词唱道：“再过20年，我们重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天也新地也新，春光更明媚，城市乡村处处增光辉。啊，亲爱的朋友们，创造这奇迹要靠谁？要靠我，要靠你，要靠我们80年代的新一辈！但愿到那时，我们再相会，举杯赞英雄，光荣属于谁？为祖国，为‘四化’，流过多少汗？回首往事心中可有愧？亲爱的朋友们，愿我们自豪地举起杯，挺胸膛，笑扬眉，光荣属于80年代的新一辈！”（《中国青年》1981年第1期）

　　这期间在青年中流行的其他新歌也都带有亢奋高扬的基调，反映了振兴中华的精神。如《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假如你要认识我》、《美丽的心灵》、《珍惜黄金时代》、《祖国啊，我爱你》等。张明敏的《我的中国心》也是在这个时期最为火爆。这与当时的青年思潮的主流直接相关。

　　在“振兴中华”的旗帜下，大学生青年掀起了“读书热”。为“四化”而刻苦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风气普及全国。

　　在“振兴中华”的旗帜下，城乡青年组织了大批的青年服务队和学雷锋小组，找回了协作精神。

　　在“振兴中华”的旗帜下，青年突击队壮大了队伍。1981年3月7日《中国青年报》介绍北京市六建公司隋世忠抹灰青年突击队事迹时，发表了社论：《我为祖国振兴做了什么？》，北京339支青年突击队积极开展了劳动竞赛活动。（《首都青年突击队35年》1988年版，第8页）

　　在“振兴中华”的旗帜下，全国青年职工开展了“振兴中华职工读书活动”。由上海团市委等部门发起的这一活动，自1982年4月至1983年1月，共建立8000多个读书小组，13万青年职工投入这项活动，涌现7000多名读书积极分子。1983年4月，上海经验在全国推开，受到中共中央的高度评价。

　　全国青年职工读中国近代史、爱国主义教育读物、青年思想修养读物，召开专题讲座会、报告会等活动，吸引了青年职工，提高了觉悟，倡导了新风。到1984年10月，全国有1.2亿青年参加了这项活动。

　　“团结起来，振兴中华”，是青年在一定的形势下自发呼喊出的时代强音。它代表了一代青年80年代初的思潮主流，同时，也影响到整个80年代青年的成长。

　　对于“团结起来，振兴中华”这个口号，时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的李克强同志作出了很高的评价。他在共青团十三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历史性转变之后，‘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曾唤起了一代青年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共青团中央文件》1993年第23号）

　　3.张海迪、张华与“一山两湖”领新风

　　良好的社会环境，振奋的青年风气，必然出现时代所需要的具有共产主义思想境界的英雄模范人物。他们是新时期代表先进青年思潮主流的光荣代表，是走在先进潮流前头的人。

　　（1）身残志坚的张海迪成一代楷模

　　张海迪（1955—）是山东省莘县广播局的一名无线电修理工，共青团员。后调聊城文联工作。她从小高位截瘫，但身残志坚，总是以革命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对待困难与人生，以顽强的毅力自学外语，并发表译著，被誉为80年代的保尔。

　　张海迪还攻读医学教材，学会了针灸医疗技术，为群众义务治病1万多人次。她立志做一个对人民有益的人，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她的名言是：

　　“人生的意义在于贡献，而不是索取。”“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这才是最幸福的。”

　　1983年3月7日，共青团中央授予张海迪“优秀共青团员”称号，号召全国青年向张海迪学习。3月17日，中央电视台向全国播放了张海迪事迹报告会实况，有2亿人收看了这个节目，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

　　5月9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共青团中央和中共山东省委《关于进一步开展学习宣传张海迪活动的报告》。5月12日，全国各大报刊都发表了中央领导人关于向张海迪学习的题词。

　　6月初，张海迪开始在北京、山东等地进行巡回演讲。6月18日，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展出《张海迪事迹展览》。学习张海迪活动在全国形成高潮。

　　张海迪身残志坚，精神高尚，是新时期“四有”新人的标兵，是一代青年先进的主流思潮的代表。

　　（2）富于理想、勇于献身的优秀大学生张华

　　张华（1958—1982.2.11），黑龙江省虎林人。在中学学习期间，多次被评为“三好学生”、“学雷锋标兵”和“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1973年加入共青团。1975年高中毕业后到饶河县农机青年农场劳动，被评为县劳动模范、优秀团干部、先进知识青年。1977年入伍后在沈阳军区空军某场站保伞室当保伞员，多次受奖。1979年，张华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考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空军医学系。

　　张华有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崇高理想，自觉为祖国“四化”建设刻苦学习科学文化和专业知识。他处处以人民的利益为重，走到哪里就把好事做到哪里。

　　1982年7月11日星期天，在去西安市内的路上，听到“淘粪老汉掉进粪池了”的呼救声，他立即丢下装有照相机等物的书包，飞速赶到现场。他一把拉住了正要下池救人的裁缝师傅，抢先下到粪池。当他把老汉捞出粪水时，自己被沼气熏倒，同老汉一起掉进粪水中。终因严重中毒，抢救无效而牺牲。

　　第四军医大学党委追认张华为革命烈士、优秀共产党员，追记一等功。中央军委授予他“富于理想勇于献身的优秀大学生”光荣称号。

　　张华是当代大学生最先进的代表之一。尽管不同觉悟层次的人对张华英雄事迹理解并不一致，但张华崇高的共产主义献身精神却震撼了一代青年的灵魂。这是罗盛教、欧阳海、王杰英雄人物的再生和延续。

　　（3）“一山两湖”英雄群体

　　所谓“一山两湖”英雄群体，是指集中发生在1983年5月至1984年2月间的三次可歌可泣的青年英雄事迹。它们是指：华山抢险、迎泽湖抢险、沉绿湖抢险的英雄事迹。

　　华山抢险是指1983年5月1日由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学员为主，并有许多群众参加的抢救华山观光游客的事件。5月1日上午，假日游览华山的游客在华山咽喉地带“千尺幢”发生拥挤阻塞，十多名游客腾空跌落下来，在陡峭的“千尺幢”山麓上，跌下去则是深涧。在场的第四军医大学的徐军等80级学生奋力抢救。对于已经摔伤的游客，学生们进行了救护。他们一个个以自己的身体奋力挡住向下滚落的游客；有的不顾自己跌下山谷的危险全力抓住向下滚落的人；有的为救人松开手中的索链，双手抱住了正在滚落的人。他们放弃游览，将伤员抬到几十里外的荣军医院，挽救了伤员的生命。下午，华山的“百尺峡”地段险情复生。挂在百尺峡悬崖边缘铁柱上的护栏铁条被挤得向外拱起，宛如弓背。危急时刻，第四军医大学的学员又站出来，与当地民警、执勤人员一起，在悬崖边缘拉起了一道50多米长的人墙，护卫群众以免落险。他们坚持了6个小时，直到群众安全疏散。（据1983年11月28日《陕西日报》载文《响彻西岳的一曲精神文明赞歌》）华山抢险英雄群体用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和人生价值观，谱写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颂歌。社会主义自有高尚精神在！这对全国青年是一次极大的教育和鼓舞。1984年2月，共青团中央命名华山抢险英雄集体为“全国新长征突击队”称号。

　　迎泽湖抢险是指1983年12月9日下午发生在太原市迎泽湖的群体救人的事件。太原市大营签署小学的学生余斌、王锐在迎泽湖冰面上行走时堕下冰窟中，情况危急。太原市第十五中学女生池越忠听到呼救声后，奋不顾身跑向出事地点，但不慎仰面摔倒，身下冰层破裂，也堕入冰窟中。迎泽湖公园管理处工人王志胜听到呼救也急急赶来救人。他先救起余斌、王锐，又再次下水救出池越忠。这时，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抢救落水者。两名小学生得救。池越忠因溺水时间过长，抢救无效而不幸牺牲。这次事件展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应有的人与人之间的高尚关系，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良好社会风尚。池越忠不愧为一代先进青年的榜样。共青团太原市委和市教育局决定追认池越忠为“优秀共青团员”、“太原市三好学生”称号。王志胜同志也受奖。12月14日，山西省1000余人在双塔寺烈士陵园为池越忠开了追悼会。

　　沉绿湖抢险是指1984年2月15日发生在河北省石家庄市西郊动物园中的沉绿湖上的英雄群体救人事件。当日下午，一男孩突然堕入离湖岸50米远的冰窟中。听到呼救，河北省国防工业建筑工程公司的王德恒跑到冰面上，并匍匐接近落水儿童。与此同时，沈阳机务段运转车间团总支书记蒲昭枫也匍匐靠近落水儿童。在他们伸手拉住落水儿童时，冰层再次塌裂，几人同时落入水中。此时，沈阳机务段党委宣传干事李玉坤、团委书记于东伟、天津的农民高佩兰、解放军战士张菊生等人都赶来救助，自发形成了一个团结战斗的集体。前后共十多人跃入水中，其他人在冰面上组成“人链”，积极营救。经过半个小时的搏斗，遇险儿童得救，而王德恒同志却因耗尽体力、呛水过多、抢救无效不幸牺牲。参加抢险的人当场都不肯留下姓名，抢险时丢在岸上的东西无一丢失。沉绿湖抢险传为美谈。这是对某些地方社会不正之风的一次强有力的冲击。

　　“一山两湖”英雄群体为当代青少年树立了一组闪耀着共产主义思想光辉的、具有鲜明时代特点的英雄群像。他们崇高的精神境界，自觉的社会责任感，忘我的献身精神，起到了扭转社会风气的巨大作用，在全社会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1984年3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共青团中央联合作出《关于向“一山两湖”等英雄群体学习的决定》。共青团中央还为“一山两湖”英雄群体召开表彰大会，并组织“一山两湖”英雄集体事迹报告团在京、津、沪等地巡回报告。这使全国青少年受到教育和鼓舞，促进了社会风气的好转。

　　4.“代沟”与“理解万岁”

　　“理解万岁”这个口号反映了“文革”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青年人渴望平等代际交流的思潮。

　　这一代青年，没有“文革”的自觉体验，也未受过“文革”前的正规教育，而是在社会动荡中度过童年，在社会变革中迎来青年期的全新的一代人。他们自称“第四代人”，实际上是改革的特殊环境造就的特殊一代人。他们与老一辈在经历、处境、思想、生活方式、接受信息、理解社会诸方面均有明显的差异。时代不同了，新一代青年与以前大不相同了。“第四代人”感到与造就他们自身的老一辈人缺少了共同语言和共同的逻辑思维。老一辈对此则多半摇头叹气，慨叹世风日下，他们怎么会这样？

　　青年人的态度是要求得到理解，要求与老一辈有着平等的、真诚的、有效的、完全适应新的社会现实的对话和了解。因此，“理解万岁”就成了他们的正面旗帜，也反映了他们的“第一社会需要”。

　　关于代际交流与理解的迫切性，是1980年提上日程的，至1985年英模报告团在全国巡回演讲，“理解万岁”的口号是青年心中呼喊最多的口号。

　　这一潮流始于1980年《中国青年》第1期发表宋振庭（当时负责党的宣传工作和中央党校工作的老领导）给一青年的书信，题目是《变两代人之间的隔膜为友爱》。这封信反映了他对有“文革”经历的青年的看法，谈了自己对青年看法的转变过程：开始，就整个形象说，“我一闭眼睛就想起了一部分疯狂了似的抄家、打人的红卫兵，想起了那些玩世不恭、信马由缰，忽而哈哈狂笑，忽而兔起鹘落的做派，想起了那些言语粗鄙、头脑空虚、文化教养低下的可怜可悲的形象”。后来，他的这种悲凉心情和对青年的上述看法经四五运动而有了“较大变化”：“四五运动以来的事实教训了我，使我明白了这一代虽然受了伤，但并未垮下去；虽然受过骗，但终于觉醒了（并且比我们这辈人觉醒得还早）。把青年一代看得那样消极，是错的。事实证明，希望依然在青年身上。”从此，作者想了解青年，渴望与青年交朋友。但积习难改，总是训导，“收回来的往往是冷漠和疏远”。最后，作者采取平等态度，不仅要理解青年，也让青年理解我们，终于收到了效果，由于这样，某种共同的感情在我们之间激荡起来。他的结论是：“要消除两代人之间这种让人不舒服的隔膜，我以为平等地彼此对待最重要。这种变隔膜为友爱的主要责任应在老、壮年这一边。要认识到，在过去的若干年，青年人受到的灾害并不比我们蹲牛棚、坐班房好多少。论接受过去的经验教训，他们可能比我们更敏锐、更快些；论搞四个现代化，真正的生力军是他们。”“由此受到启发，我很少再发那种倚老卖老的教训人的议论了，而且通过平等的交谈、交心去研究他们思想成长、形成的历史，谈论对人生的态度、生活的趣味、理想、抱负等题目，从中发现，这些青年人对人生、社会也在努力观察、思考，甚至还有许多新颖的见解，从此发现，过去在他们面前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摆在诸葛亮的地位，实在是有些欠聪明的了。”他大呼：“青年朋友们，我爱你们！”

　　宋振庭同志看到青年的主流之后，首先作出了抛弃偏见，消除僵化，平等客观看待青年的榜样。他收到了青年的回音。一位青年致信宋振庭说：“我觉得，您是了解我们的，或者开始了解我们了。”希望他多写点这种文章，教育父母怎样对待孩子，“尤其是身为领导干部的父母，既要他们克服特权思想，又要他们克服封建家长作风”。“我多么衷心地希望你们——老一代革命者，用新的语言、新的方式去讲解这新的生活，新的社会呵！希望你们站在我们的前列，指引我们向新的目标迈进！”

　　由此开始的这一对话在全国逐渐开展。青年工人也在讨论师傅与徒弟之间的隔膜问题，寻求共同语言和互相理解。（《中国青年》1980年第2期，第23～24页）后来，又有山西太原金传奇的《需要两代人的真心》、湖北宜昌覃明直的《要理解老年人的心情》、北京继兵和延辉的《谈“纵比”与“横比”》、四川眉山毛文光的《言传身教，以身作则》等讨论文章发表。（《中国青年》1980年第3期）这些文章提出了多角度地变两代人之间隔膜为友爱的建议，大多是青年自律、正确对待老一辈的观点。

　　关于青年与老一辈互相理解的第一个回合有了一个融洽的结局。这不奇怪，因为老一辈这时面对的青年思潮，来自当时的大青年，即所谓“第三代人”。“第三代人”有“文革”经历，也受过正统的教育，有一定的历史方法和社会责任感的基础。他们与老一辈的代际差异是比较好弥合的。

　　但是，当“第四代人”成为大学里和社会上新角色时，情况就大不相同了。随着77届、78届大学生之后，自79届、80届以后进大学的学生大都是“第四代人”了。他们以及同情、赞同他们的“第三代人”结合在一起以全新的姿态，向老一辈提出了直率的批评和要求，并且对“第三代人”的承前启后的姿态不屑一顾。这样，就可能产生新一轮的关于几代人互相理解的问题。

　　1980年年末，上海华东师大两位学生发表于《青年报》的文章引起了社会的轰动和老一辈的注意，《中国青年》杂志转载了这两篇文章。文章锋芒毕露、气势逼人、不无偏激，但其内心深处还是渴望得到交流和互相理解的“第一社会需求”。只不过上一轮对话是首先由老一辈发起，这一轮由青年发起了。

　　第一篇文章是《“信任危机”与青年》，作者是华东师大的一位学生。文章开篇就说：“做儿女的没有比遭到父辈的无端指责更痛心了。在某些长者眼中，我们这一代简直像一个谜，一个无法理解、充满‘危机’的怪胎。”“某些同志为什么更将‘信任危机’帽子扣在青年头上？”

　　文章提出了几个重要观点，摘录如下：

　　“一些干部说话不灵了，没人听。有些同志把这种状况说成是‘信任危机’。似乎党的威信在‘四人帮’倒台后没有直线回升的责任全在青年，是由于青年的政治动摇而产生的恶果。其实，青年对各级领导持一种不轻信不盲从的态度，也不过是测定党的威信的民意晴雨表上的一个明显刻度而已。从人民的立场上看，这不仅不是‘危机’，而是当代中国青年日趋成熟的标志，表明他们已从现代迷信的蒙昧状态中觉醒，开始以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眼光关注着中国的政治，对党、国家与人民的命运表现出一种异常严肃的责任感。这是大好事。”

　　“他们以一种固定的模式来衡量当今的青年。在他们的印象中，50年代、60年代初的中国青年是最称心的：热情、质朴，‘党叫干啥就干啥’。80年代的青年虽然对党也有感情，但雷锋式的单纯却不见了；他们不甘做‘螺丝钉’，想发挥自己更大的才智和潜力，因而他们那个‘自我’更内向、更执著，富于哲学沉思色彩；不安于现状，不承认任何未经实践证实的信条；他们尊重父辈，很想从那儿获得教益，但总想被说服与诚服，而耻于‘驯服’；他们是用两个眼睛看事物的，一边是光明，一边是黑暗。”

　　“‘四化’远景与现行干部体制之间有着深刻的矛盾。经济上的冒进与瞎指挥，使一些动人的口号、华美的诺言成为泡影。这怎么不使热血青年忧心忡忡呢？”

　　“要重新赢得青年的心，再不能单靠老套套了。美丽的诺言，可歌可泣的历史，空洞的宣传，对他们作用不大了。他们有了‘抗药性’。他们只相信行动。一步实际行动胜过一打纲领。”

　　这是一代青年典型的内心独白。道出了自己的追求、社会责任感、严肃的求实精神。这对代际交流和互相理解，提出了更高标准。

　　第二篇文章是《写给我们的父辈》，作者也是华东师大的学生。文章中既有对父辈的尖锐的批评，也表达了对父辈抱有的希望。请看：

　　“我写给我的父亲，写给我们的父亲，写给造就了我们的父辈。”

　　“说实话，说了痛快，父亲，我怨你，恨你，为你暗暗痛心。”

　　“你精通《共产党宣言》的基本原则，却把一个和你我平等的公民，高悬在我的头上。你说，那是太阳，我们是万物，万物生长靠太阳！”

　　“你糊涂啊，父亲，你当年也曾喊过‘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你今天却说‘天不生仲尼，万世秉烛游’。何以又闹出了这样的笑话！”

　　“我百思不解：父亲，你本像树木一样朴实，什么时候学会了粉饰，用如此单调乏味的色彩为我们描绘现实。”

　　“说真话吧，父亲，一个瘦骨嶙峋的弱女远比涂脂抹粉的妖妇令人爱怜。别以为在春天的阴影里我们的心灵会褪色，恰恰相反，在没有水分的光明中，我们的血会干枯。”

　　“想想吧，父亲，你们是怎么走过来的。……你们不是也走过许多弯路吗？你们有什么理由怀疑我们，凭什么哀叹我们出现了‘信仰危机’？难道我们不是黄帝的子孙？难道我们不是热血的青年？”

　　“父亲，你忘了，忘了你们的青年时代。你也没有了解我们这一代——你那热情如沸而又默默无言的儿子们。他们表面上那样平静，内心却那样骚动。你难道听不见他们胸中响着生命的怒潮！”

　　“父亲，记住吧，今日的浪潮，是昨日的浪潮，你们的浪潮推动起来，而今日的浪潮得替明日的浪潮开路。”

　　作者以历史的辩证法引导“父辈”认识自己的过错和责任，以炽烈的热情、高度的自尊和自信，提出了“了解我们这一代”的呼声。

　　对于以这种方式出现的追求理解的现象，社会反响也理所当然是激烈的。有人认为，这是对社会阴暗面、对现行政治和经济体制弊端、对少数干部不正之风“看得过分严重”、“对社会、对党的认识也有很大的片面性”的表现。（《青年研究》1981年4月30日第2期，第8～9页）“由于两方面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认识不同，又各有其片面性，这样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两代人之间的某种隔阂。产生这种隔阂当然有特定的社会历史原因，这种隔阂不利于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奋发图强，建设四化，则是十分明显的。”（引书同上）

　　发起第二轮代际理解的两位青年学生，不久投入更深层次的对青年的理论研究，发表了《试论青年的“三极分化”与青年工作》这样的鸿篇大论。他们已不再停留在原有的情绪化的表现阶段。（《青年研究》1981年第8期）他们从探讨一条新的、明确的、符合实际的青年工作路线出发，把青年划分为：先进的“沉思群”，属于一般群众的“实惠群”和极少数落后甚至违法的“失足群”，提出了党应在关心青年切身利益，帮助实现青年追求目标的原则下，把青年吸引到自己周围，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代表先进青年的沉思群（主流），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热诚追随者和捍卫者，是党的宝贵财富，要接近、感召、培养他们。党的青年工作的路线应是：“依靠沉思群（主流），团结实惠群，挽救失足群；舍此将无法赢得这一代。”（引书同上，第5～7页）

　　此后，消除代际差异的代际理解，都转入深入的理论研究。1981年5月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张劲夫发表《两代人相互了解，来个“接力赛”》的长篇论文。这是他在中国科技大学郭沫若奖金及“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授奖大会上的讲话。他分析了“代沟”这一概念，主张研究点心理学，把老一辈和当代青年各自的优缺点讲清，以便相互理解。他提出：“我们之间，年老的帮助教育年轻的，年轻的也要帮助年老的。我们有些老同志思想解放不够，不敏锐，有缺点也需要青年人的帮助。但青年人要尊重老年人，敬老尊贤是我们民族的好传统，不能丢掉。让我们共同努力来填这个‘沟’，我们之间是为社会主义事业共同奋斗的同志关系，师生关系，来个接力赛，把革命火炬传给你们，一直传下去。”（《中国青年》1981年5月第10期，第4页）

　　研究代际理解后来成为青年研究领域中一个常设课题。江西洪都机械厂82车间团支部书记熊敏的论文《试论企业中两代人的差异》，对代际差异进行了基于调查研究的量化分析。他找出了两代人之间形成差异的十大根源：经历、精神需求、个性特征、经济条件、生活待遇、技术要求、文化修养、物质要求、社会环境影响、兴趣爱好。这就使代际理解更深入科学地得到剖析。

　　1984年国庆游行，青年学生在天安门前突然展示出了“小平您好”的横幅，这使得代际理解有了较大的进展。青年作为改革的拥护者和先进队伍的形象在民众中建立起来。有许多思想工作者为青年人惊喜、振奋。

　　1985年，随着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英雄模范们以自己的献身精神和饱满热情巡回演讲的强音，直接喊出了“理解万岁！”的口号。他们以忠心和生命为代价，捍卫祖国“四化”、忠诚于社会主义事业，有谁还持怀疑态度呢？他们就是当代青年的代表。

　　“理解万岁！”由英模们喊出，却像核聚变一样在全国青年中迅速扩散，成为当时最响亮的口号。

　　“理解万岁”的普及，象征着代际关系的协调、理解已达到较好的状态。改革的老一代和新生代交接基本完成了。各股改革的力量汇合了。

　　五、青年与中西思潮的交汇冲荡

　　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的青年思潮，是这个时期社会变革的现实反映，同时又是带有西方思潮冲击的影响。开放政策实行以来，西方吹来了几股思潮之风，引发青年思潮一阵阵热浪。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思潮已成为渗人当代中国青年思潮的一个重要成分。研究青年思潮必须研究西方思潮对中国青年的影响，这恰是新时期青年工作的一大特点。

　　西方思潮对中国青年发生影响有两个方面原因，一是中国青年在变革的社会环境中遇到了许多新问题，甚至是困惑和苦恼，从思想上有到处求索答案的要求；二是西方思潮从80年代初也有主动在中国登陆、影响中国青年的战略。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西方思潮在中国的流行就事出有因了。

　　对中国当代青年思潮影响最大的西方思潮，举其要者，有以下诸端。

　　1.《第三次浪潮》引发的震荡

　　最早在中国青年中引起轰动效应的外国思潮是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所著《第三次浪潮》为代表的未来学思潮。与之相伴的还有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著的《大趋势》、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著的《后工业社会的到来》、美国学者赫尔曼·卡恩著的《论核战争》、意大利学者佩切伊的《80年代的挑战》，以及罗马倶乐部学者米都斯起草的《增长的极限》等未来学著作和思潮。但影响最大、起主导作用的，还要推《第三次浪潮》。

　　托夫勒写的《第三次浪潮》是1980年在美国出版的。1981年我国的《读书》杂志便对它作摘要介绍，引起国内知识界的注意。1983年初，由朱志礙等翻译的中文本《第三次浪潮》由三联出版社出版，1984年大量发行。1984年作为《第三次浪潮》姊妹篇的《预测与前提》又在国内大量发行。《第三次浪潮》一本书在中国的发行量，借助于当时官方的赞许和推荐，达到惊人数字。1984年，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也以“新技术革命研究参考丛书”的名义，出版了《托夫勒著作选》，选人了《第三次浪潮》简编本、《预测与前提》和《关于经济痉挛症的报告》的有关内容。这时，托夫勒花了200万美元，跑了60多个国家，按照《第三次浪潮》这本书拍摄的《第三波》的录像带，也在中国大量发行、放映，成为当时政治学习的必看片子。

　　正当中国大量发行《第三次浪潮》，迅速兴起新科技革命的研究热的时候，托夫勒夫妇二人于1983年1月初来华访问，并于1月4日在北京“中国未来研究会”举办的报告会上，作了《第三次浪潮冲击着整个世界》的学术报告；1月10日又赶到上海，在上海科学会堂作了《关于未来社会发展的报告》；这期间，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接见了他。1993年1月他第三次来华访问。

　　中国人对开放了解外部世界环境的新鲜感和好奇心，对新科技革命的求知欲，对中国改革开放和世界前途的关心，一下子全集中到了《第三次浪潮》这本书上。一时间，中国知识青年、知识分子几乎无人不知《第三次浪潮》。人们争相购买此书，以期了解新潮流。据《博览群书》杂志1985年第11期载文披露，仅长沙市，当年上半年就售出《第三次浪潮》13000册，是卖得最多的两本书之一。

　　《第三次浪潮》立即在中国产生了影响。它使得未来学、新科技革命这两个概念迅速传播开来，并激起社会震动。

　　在出版界，西方一大批未来学专著被翻译出版，包括托夫勒早些年出版的《未来的冲击》一书。中国国内也办起了相应的刊物，如《未来与发展》、《未来世界》、《未来研究》、《走向未来》等。四川人民出版社还出版了一系列“走向未来丛书”。介绍新科技革命的书籍更是如雨后春笋，不胜枚举。1986年，还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了专门研究《第三次浪潮》的学术专著《评“第三次浪潮”》。《博览群书》杂志，连续刊载介绍和讨论《第三次浪潮》的文章和相关评论。

　　在学术研究领域，国内出现了上海、天津、河南、辽宁等12个省市的未来学会。这些学会于1983年曾召开了“2000年中国”讨论会、1984年召开“新技术革命和社会发展对策”讨论会。1985年，由“现代人丛书”编委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联合举办“评《第三次浪潮》学术讨论会”。国内知名学者雷洁琼、爱泼斯坦、马海德、赵范、董纯才都与会并作了发言。

　　在高校教学领域，有不少高校开办未来学课程和讲座。西北大学、中山大学、上海交大等10所院校开设未来学课程或讲座。大学生也开始建立兴趣小组研究未来学和《第三次浪潮》。厦门大学、武汉工学院都有这种兴趣小组。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博士生导师高放教授把研究《第三次浪潮》作为博士生的必修课程，并进行了正规的考试。

　　中国青年、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思想上受到了托夫勒《第三次浪潮》传播的许多观点的影响。这种影响既有积极的成分，又有消极的成分。

　　从积极的方面来看，《第三次浪潮》对青年的影响有三个方面。

　　积极影响之一：它带来了新科技革命的信息，对于青年了解世界科技发展的新水平，迎接挑战有激励的作用。而且，今天的青年和中、老年人不离口的“信息”这个概念，也要首先感谢托夫勒。

　　例如，中国人对电子计算机的认识，是从“第三次浪潮”的冲击开始的。对电子计算机的用途托夫勒很细致地描写了他的最初感受：“我买了一台简单的计算机当作文字处理机，这本书的后半部分就是用它来写的。……我一直对它的速度和功效大加赞赏。今天，代替我将一个章节的草稿打在纸上的做法是，先将内容直接打在键盘上，它以电子形式储存在一种称为‘软塑料磁盘’的器械上，我就可以看到我写的字在类似电视屏幕上出现。……我只需一按电钮，我身边的印刷机就能以一眨眼的工夫，打印出一份字迹工整的定稿。”（《第三次浪潮》，第296页）他还介绍了电脑用于电讯、人造卫星、银行、工业、商业、教育等领域的情况。这些情况，在90年代初看来，已成了常识。但在80年代初期，是多么新鲜，多么诱人，真如梦幻般神奇。

　　他向我们介绍了现代高级科学技术的新领域，空间工程、生物工程、海洋工程、信息工程、新材料工程、新能源工程，借托夫勒的书普及开来了。他生动地描述道：卫星用红外线拍摄的停落在地面上的飞机，不仅能看清机翼上的线条和标志，而且能看见飞机机身上的每一颗铆钉！将来，卫星可使传统的平面地图被淘汰，人们可以看到栩栩如生的活动着的地球，这就是立体的、活的地图！

　　托夫勒从发达的国家的科技发展苗头出发，带来了极大含量的信息。这些科技发展信息大大增加了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青年加快发展的紧迫感和压力。这与中国对青年的要求是合拍的。

　　积极影响之二：它从发达的工业社会预测未来，既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现状中的矛盾，又为我们在发展中避免重犯一些错误而提供了借鉴。他的预测，在某些方面，也是我们预测未来发展所必需的。

　　托夫勒毫不掩饰地揭示了美国这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弊病：社会混乱，丑恶现象增多，精神颓废等。他揭示了现代工业社会的标准化、专业化、同步化、集中化、好大狂、集权化，造成了生产与消费的断裂，导致了官僚主义，思想僵化，人浮于事，缺少活力。

　　他预测到电子家庭的出现，劳动的多样化，教育的分散化，人际关系热点从工作单位重新回到邻里和家庭。这些观点从社会学和未来学角度，都有借鉴和研究的价值。这有助于青年增强未来发展的预见性。

　　积极影响之三：托夫勒认为中国可以找到超越第二次浪潮，根据本国实际走向第三次浪潮的道路。这种结论经他分析，对中国青年有启迪作用。

　　但是，《第三次浪潮》的消极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消极影响之一：用浪潮划分社会发展阶段、用技术决定论代替了历史唯物主义，在青年中造成了一些思想混乱。

　　他所说的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这三次浪潮的划分方法，以生产力为标准划分社会形态，割裂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在社会动因上，夸大了科学技术的影响；在社会发展动因上，宣扬了宿命论。他把普里高津的“耗散结构论”应用于社会发展，认为社会发展无定向，就像白蚁筑穴一样，说不定未来会弄成一个什么样子。

　　这进一步冲淡了中国青年的政治观念，抹煞了两种制度的区别。

　　消极影响之二：宣扬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的趋同论，冲击了中国青年的理想信念。

　　托夫勒在该书中，既谴责资本主义，又谴责社会主义，认为二者都是第二次浪潮的产物，随着“第三次浪潮”的发展，二者都将消除自己的弊病，走向未来一种叫做“实托邦”的信息社会。他在《预测与前提》一书中说：“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无非都是时代的错误。”（《预测与前提》，第108页）“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已经不再片面强调所有制关系了”，“新发展和第三次浪潮的兴起使意识形态的大杂烩跳出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旧经济理论范畴”。（《预测与前提》，第108页）他认为一个叫做“实托邦”的东西“正在取而代之开始出现”，“今日之种种变革正在大汇合中集中于一处，由此直奔一种切实可行的新文明，它将是取代日益腐朽且无法前进的工业体系的唯一抉择。一言以蔽之，今日之变革，正指向实托邦。”（《评“第三次浪潮”》，第266页）

　　“实托邦”是托夫勒自己制造的一个新词。他认为“乌托邦”是不能实现的空想，而他设想的未来社会模式是“切实可行”的，所以把“实践”（Practice）和“乌托邦”（Utopia）中的“实”和“托邦”组合在一起，成为“实托邦”（Practopia）0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宣扬的这一“趋同论”对中国青年有不可忽视的影响。“趋同论”一度盛行于青年理论界，与此有直接关系。

　　爱泼斯坦（《中国建设》杂志总编）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在这本书（指《第三次浪潮》——引者）出版的时候，正是中国青年思想上有些混乱、思想意识不太清楚的时候。我们这一代人认为资本主义是应该摒弃的东西，有些青年却认为资本主义是未来。在我们的时代，资本主义在生产方面比社会主义要先进一些，而未来则将是另一幅图景，所以我们必须让年轻人看到真正的未来在哪里，看清未来的方向。”（转引自《评“第三次浪潮”》，第217页）

　　在一份大学生思想调查中，有些青年大学生持“趋同论”观点，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最终走到一条道上来了”。（见《青年研究》，1990年第7期，第6～7页）还有受趋同论影响而陷入矛盾的青年，表现出“情感上趋向社会主义，认识上趋向资本主义”的态度，这种人常以“幽默”调侃社会，散发负面情绪。（见《冲击·变奏·超越》，第326页）

　　消极影响之三：散布“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冲击了青年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坚定信念，助长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

　　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以一个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过来人”的现身说法，说明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对我国青年影响尤为消极。他在序言中就说，自己20来岁时也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但后来发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答案”是“不完全的，是片面和绝对的”。（《第三次浪潮》，第51页）他还说，由于阅历多了，变革加快，“这时候我才发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已不能解释有些新情况了”。（《预测与前提》，第199页）

　　更为根本的是，他在《第三次浪潮》全书中贯穿着这样的思想：在第三次浪潮到来之时，已经没有按经济地位划分的阶级了，“资本”已被“信息”取代了；掌管财富的人已不如职员、工人有决策权了；劳动价值论不行了，必须换成信息价值论了；资本是有限的，信息却是生生不息的，无形的；阶级斗争是第二次浪潮的旧观念了，新的观念是“超级斗争”。这些马克思主义立足的根据变了，马克思主义也就过时了。托夫勒口口声声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第二次浪潮”的产物。第二次浪潮过时，马克思主义也过时了。

　　这种“过时论”对青年影响更深。钱学森同志在评论《第三次浪潮》时指出：“第三次浪潮等，还隐藏着一个我们不能赞成的思想，即马克思理论、马克思主义是根据第一次产业革命的结果分析得出的，而你们的科学社会主义也是以此为根据的，现在出现了新的产业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当然都没有见过这一次新的产业革命，因此他们的学说和理论不灵了。……这种说法，当然是把水搅浑，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必须严肃地加以分析和驳斥。”钱学森同志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社科院的一位研究员在接触青年同志时，发现许多研究生受了托夫勒这本书的影响，竟然也不相信人类的未来是共产主义。有些青年甚至对召开学术会，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客观评价一下《第三次浪潮》都表示反感。中国人民大学的某些博士生在讨论这本书的观点时，尽管有分析，很客观，但还是有少数青年研究生斥之为“左”。

　　国务院总干事马洪同志曾在王府井书店的书架旁做过调查，一位研究生青年，在回答马洪同志问话时谈道：他看过《第三次浪潮》这本书了，这本书已经超过了马克思。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只有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的思想才是最正确的思想。（参见《中州学刊》1984年第4期马洪同志的文章《立足四化建设，改进社会科学研究》）

　　在后来的年月中，不少青年知识分子根本就没读过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著作，却浮躁地宣布马克思主义那一套已经没用了。还有些人对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学习马克思主义毫无兴趣，却大喊大叫要“发展马克思主义”。这都是受了“过时论”影响的消极后果。

　　2.存在主义思潮在知识青年中的流传

　　随着开放环境的形成，涌入中国并对80年代的知识青年有影响的哲学思潮，当属萨特的存在主义。80年代初，青年学生中出现了“萨特热”。萨特的存在主义，直接涉及青年的人生价值观，所以流传较广，渗透也较深。

　　萨特的存在主义是怎样来到中国并对青年发生影响的呢？

　　让保尔·萨特（1905—1980）存在主义思潮，20世纪40年代在法国形成时，正值社会遭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冲击，人们充满屈辱、失望、抗争的情绪。50—60年代存在主义在美国和日本流行时，都是因为社会中充满悲观、失望、苦闷、抗争的情绪。在这种情况下，存在主义鼓励了人们对自身价值的认识和抗争的精神，同时也导致了利己主义、非理性主义、道德失范倾向以及无政府主义。但是，在西方萨特的存在主义大为流行的时候，在中国却并未引起类似的反映。

　　早在50—60年代，我国就把萨特存在主义作为西方哲学的一派加以研究和介绍。1955年9月，萨特偕夫人波英娃还来中国访问，参观了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国庆阅兵游行仪式。回国后为中国的《人民日报》写了《我对新中国的观感》一文，真诚而热情地赞扬新中国取得的成就。这在当时东西方两大阵营对立的严峻形势下，萨特访华带有向西方帝国主义封锁中国的行为挑战的意义。60年代末和70年代，在法国左派开始分化时，萨特是属于继续坚持用他们一派人理解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暴力革命的“毛派”。为了支持法国“继续革命”的“毛派”，他出资创办两份报纸，并任社长。他还同夫人上街叫卖《人民事业报》，遭警方短期拘留。他还学习中国知识分子当时的做法，同“毛派”分子一起下厂下乡，到工农中落户。1974年，萨特借用毛泽东名言，出版了一本叫《造反有理》的著作。然而，这个时期是萨特受中国人影响的阶段，他对中国人还未发生多少特殊的影响。当时中国根本不具备其思想流行的社会心理条件。

　　在结束十年动乱之后，解放思想的潮流中，一方面学术界开始重新评价存在主义，另一方面中国在大的震荡之后，具备了接受或流行萨特存在主义的条件。它的流行是不足为怪的了。

　　校园内的“萨特热”开始升温。1979年《外国文学研究》第1、2期载文，对萨特“存在先于本质”、“自由选择”的观点作了相当肯定的评价。1980年该刊第1期又发表不同意前文的意见，从此，学术界出现了对萨特存在主义的讨论。正当中国萨特存在主义升温之时，萨特于1980年4月在法国逝世，成千上万的人自发涌上街头为这位哲学家、文学家左派领袖送葬。我国的《人民日报》也于1980年5月5日发表《萨特——进步人类的朋友》一文，肯定了萨特反帝、支持被压迫民族斗争的一生，而且也肯定了萨特思想中的某些部分。1980年，《读书》杂志等刊物载文，评价萨特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立即有人著文反驳，认为萨特属于小资产阶级。需要是传播的动力，争论更是传播的催化剂。1981年萨特的作品大量翻译成中文出版，其中有《存在与虚无》、《辩证理性批判》、《禁闭》、《呕吐》等名作。萨特的剧本改编的影片、剧作也在北京、上海搬上舞台和银幕，介绍萨特的出版物和文章多起来了。学术界、出版界的萨特热，很快传导到中国青年这个最敏感的人群层次，于是1982年中国青年中出现了“萨特热”，绵延十多年。

　　1982年，青年学生抢购上演萨特影片的门票，并因此发生冲击影剧院的事情。一些介绍萨特作品的杂志被青年人争相购买、传看。萨特生平和作品中的人物、观点成为青年知识分子的日常话题。大学里介绍萨特思想和作品的讲座不断举行，门庭若市。萨特的自我观、存在观、自由观受到许多青年的推崇，出现了中国化的萨特存在主义的口号：自我设计，自我选择，自我实现。这就更加广泛地扩大了萨特在青年中的影响。

　　在青年的“萨特热”中，真正读过萨特作品的并不多，一般多是通过介绍和人际社会传播。复旦大学的调查表明，只有40%的学生阅读过萨特的作品。北京市高教局的调查也表明，大多数青年是从报纸、杂志和个人交往、“侃大山”等渠道了解到萨特的存在主义的。

　　作为携带全面西方文化价值观核心内容的萨特存在主义，在深层上、根本问题上冲击了中国青年。这使得青年在尚未弄懂萨特晦涩作品的情况下，在尚未把握住萨特那潜存的思辨走向的情况下，首先对萨特存在主义热情地崇尚起来。这种情况就使萨特的影响复杂化了。而且从客观效果来看，在青年中的消极作用远远超过了积极作用。

　　因此，萨特在青年思想上的影响应作具体分析。

　　从积极的方面来看，萨特存在主义在以下方面对青年有积极影响。

　　积极影响之一：萨特人道主义的个体本位思想对青年形成自我意识起了积极的作用。

　　萨特认为，存在先于本质，人的存在不受上帝是否存在的制约。（《存在主义哲学》，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336页）“人，不外是由自己造成的东西，这就是存在主义的第一原则”。（同上书，第337页）萨特这一思想及其著作对青年影响很大。

　　中国青年在经历了十年“文革”之后，意识到以往对个人价值、个人利益、个人才能、个人积极性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有一种要求出现，即要求尊重个人的价值和人格，要求正当的权益，发挥个人的潜能。他们从萨特“个体存在”的观点出发，强调了个人不能依赖社会和他人救助，而要从现在的自我做起，自主决定自己的行为，自己对自己负责，自己造就自己，树立自我奋斗的思想。这就推动了青年自我意识的形成，使青年摆脱依赖性、盲目性，建立自主性、自立性。这与当时进行的改革要求，是合拍的。

　　积极影响之二：萨特提出的“自由选择”、“自我设计”的自我观，推动了部分青年增强主观能动性和独立思考的意识，对于青年抓住机遇，发展自己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中国不少青年人从萨特的自我观那里，概括出了自我设计，自我奋斗的口号。他们提出了：“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自己的人生要由自己来走”；“不自我选择、自我设计、自我奋斗就什么也干不成，更谈不上为社会作贡献”。在青年社会行为中，出于社会现实和这一思想的影响，出现了立志成才，工作职业上的“跳槽”，学习科技、文化知识的现象。这也是有积极作用的。

　　积极影响之三：萨特存在主义哲学思想是面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丑恶现实的反思产物，这为中国青年更加深刻和全面认识资本主义的现实，提供了一份参考。

　　萨特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险恶关系，资本主义社会摧残人、压迫人、异化人的“令人呕吐的现实”，都是使青年透过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现象认识其社会深处的本质的一些参考。加之，萨特力图把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结合起来，同情法国共产党，同情被压迫民族的斗争，对新中国持友好态度，这种反映在其作品中的政治上的基本倾向也使青年受到感染。

　　然而，萨特存在主义在中国青年思想最混乱的时期在中国“热”起来，也就必然会导致更深层次的思想混乱。这消极面的影响，更是不容忽视的。

　　消极影响之一：萨特个人本位的思想助长了本来就倾斜的自我观，导致部分青年陷入极端个人主义的泥坑。

　　一些青年从萨特存在主义的思想中，抽出了个人价值至上的观点，把萨特颠倒了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当成了真理。他们往往从自己奋斗的一个短短的实践历程出发，推崇个人至上，过高估计自我的能力和作用，夸大自我的利益和价值，把自我凌驾于他人和社会之上，以个人的需要、愿望、利益为认识和处理问题的标准，这就深深陷入极端个人主义。

　　部分青年中的极端个人主义借萨特的“自我观”的大旗，更加膨胀不已。他们公开提出“人活着都是为了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为名为利”，“只有自我才是绝对的”。一时间，在某些青年的舆论中，似乎“为公”、“为他人”都是妄谈，而只有“为私”、“为自己”才是实在的真话。甚至连张华舍身救人，也认为这是“划不来”的行为。贬低、诋毁、否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风尚，一度曾披着合理的外衣，成为部分偏激青年的时髦。

　　消极影响之二：萨特自由主义的人生观助长了中国青年中存在着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和否定一切规范的逆反心理及反社会行为。

　　萨特建立在主观唯心主义之上的个人至上的人生价值观，带有否定社会规范的倾向。一些青年不顾客观条件和自我素质的情况，片面地从主观愿望出发，搞自我选择、自我设计，把实现个人价值作为人生终极目标。把社会、他人、理想全丢开了。一些青年在这种人生价值观的影响下，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淡薄，个人利欲熏心。其中极少数还由此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披露于报端的北京航空学院学生刘勇，曾把“自我万岁”写在日记本上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以萨特的自我选择、自我实现为指南，为达到自我的欲望，不惜杀害他人，最终自我毁灭。中国人民大学的某研究生，为了实现自己与另外女生的婚恋愿望，竟然回到农村砍死自己的未婚妻，最后被枪决。

　　还有一些青年人把个人绝对自由当作信条，盲目否定一切社会规范，追求我行我素。他们往往以超然态度指责中国现实中老百姓没有严格的法制传统，另一面却自相矛盾地不愿受任何一点法制的约束。他们身上出现了道德失范和反社会行为。有的青年在一对新婚夫妇中插足，竟指责女方的丈夫是“第三者插足”。有的男青年大谈性解放，鼓吹追求到别人妻子做情人是一种“本事”，但他却对自己的妻子行使封建式的绝对的“占有”权利。有的青年大肆贬斥“雷锋精神”，但他却希望其他人对他发扬雷锋的“助人为乐”精神。在不少高等学府，侃侃而谈的学子们，在食堂买饭连队都排不起来，并常常为此大打出手。笔者曾多次遇到这样的情景：骑自行车，常遇青年人骑逆行道直冲自己而来，由于躲避不及发生撞车，倒听到骑逆行道的人责骂“没长眼睛！”

　　人如果绝对地“个人至上”，即使世界上只有两个人也难以构成社会。绝对自我主义者在世界上是孤独的，最自私的人也不希望别人对他本人表现自私。

　　还有少数人信奉萨特“现实令人作呕”的名言，把它转用到社会主义中国的现实，宣泄对现实的怀疑、不满、郁闷和迷惘的情绪。

　　消极影响之三：萨特存在主义的消极悲观的历史观，导致部分青年悲观厌世、精神颓废，产生虚无主义人生取向。

　　萨特的存在主义本身反映了中小资产阶级在危机时代的一种危机心理，具有浓重的悲观厌世倾向。萨特说：“人是被判了自由这样一种徒刑”，“自由正是人的意识中造成的虚无”。（《存在与虚无》1987年版，第439～440页）

　　“他人是地狱”。限制自由的就是他人。萨特在《禁闭》这一剧本中描写了这样一个情节：三个生前作恶多端的鬼被关到地狱的同一个房间里。这三个鬼互相纠缠、制约，谁也摆脱不了别人的牵扯而获得自由。最后，一个鬼感慨万分地说：“地狱原来就是这样……何必用拷架呢，他人就是地狱。”这种逻辑在生活中导致与他人为敌，与社会格格不入，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悲观绝望。这种情绪深深影响了青年，使他们认为人都是自私的，人生和世界都是虚无的、荒谬的、不可捉摸的。还有人认为人生充满恐惧、焦虑、绝望，没什么实在的价值可言。走上这条思想道路的青年，从空虚、恐惧、焦虑、绝望走上了自杀的路。当然，从萨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