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思潮与青年教育研究

第一节 改革进程中青年的思想轨迹（3）

　　七、弘扬民族正气的亚运精神

　　1.“爱我中华、为国争光”的亚运精神

　　1990年9月22日，亚运会在中国北京召开。这次亚洲体育盛会开得安全、顺利、精彩、圆满。更为重要的是，这期间诞生了青年群众的亚运精神。这是当代青年主流思潮的一次展示。

　　亚运会召开的时期，正值1989年政治风波刚过，群众和青年中的思想混乱尚在清理，加上东欧形势剧变，加重了青年的思想问题，形势并不令人乐观。

　　早在1989年4月19日，有关方面曾对举办亚运会的前景进行了预测，结论是形势不容乐观。我国政府指出，亚运会是“一个不太轻松的问题”，“只有克服困难，把亚运会的准备工作做好”。“中国有再大的困难，也要实现我们的诺言。”（《人民日报》1989年4月19日）

　　面对重大的责任和不容乐观的形势，中国青年显示了积极奋争的爱国主义精神。他们懂得，当今最需要的是“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广大青年用自己的实际行动锻造了亚运精神。亚运精神使青年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什么是亚运精神？它的内涵被总结为：爱我中华、为国争光，顽强拼搏、争创一流，团结协作、无私奉献，遵纪守法、讲求效率，放眼世界、博采众长。（《亚运精神永驻神州》，第10页）其中最核心的是爱我中华和义务奉献精神。这种强大的精神潮流，将几年中蔓延于中国青年中的灰色、泄气、多元思潮全淹没了，青年思潮的主流强有力地向社会、向世界宣告了一个真理：中国青年是爱国的、有历史责任感的、大有希望的。

　　伍绍祖作为亚运会组委会负责人，是这样评价青年在亚运会期间的表现的：“他们朝气蓬勃、热情积极、不计报酬、不辞辛苦、勇挑重担、义务奉献的精神，正是列宁所赞扬过的共产主义精神在实践中的体现，是爱国振奋、自强不息的民族灵魂在新一代炎黄子孙身上的体现。从这些年轻人身上，我们看到了国家民族光明的前途，更加坚信：中国的未来大有希望。”（《亚运先锋》，第2页）

　　青年的亚运精神集中表现为爱我中华的爱国主义精神。青年内心深处蕴藏了极大的爱国主义热情。亚运会把中国推向世界，把青年推向与外国进行礼仪交往的前沿，使青年在参与中感受到民族的自尊、历史的压力，这就激发了青年的爱国激情。

　　亚运会的义务服务的青年亚运交通岗和卫生监督岗就生动说明了青年爱国热情。9月6日至10月10日，历时35天，一共有40万青少年参加，在全市352个站台、103个路口、38条重点大街上出现的身穿黄色背心、头戴小黄帽、手持指挥旗的“双岗”志愿者，他们个个精神焕发，站立如军岗，在共青团旗、少先队旗、黑板报宣传板的簇拥下，排列成罕见的活的漫长画卷；他们个个仪表像标兵，指挥像交通，服务像雷锋，以自己的爱国心燃起了更多人的爱国心。北京大学一位同学说：“我每次上街，看到满城的气氛，就常感激动，就感到一种力量。坐在看台上，就更加难以抑制自己的感情，除了振奋之夕卜，就是自豪，就是荣誉感。”（《亚运精神永驻神州》，第121页）上亿人的火炬传递接力，气势恢宏而富有中华民族文化魅力的开幕式，183枚金牌和341枚奖牌的获得，运动比赛场上183次奏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341次升起五星红旗，使青年的爱国热情走向高潮。

　　开幕式转播后，北京大学校园弥漫着这样的赞叹“比许多奥运会的表演还棒！”这场面确实振奋人心，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和民族精神面貌。“本人叹为观止，我们的民族应该有这样的气派和风度。”连那些以前不愿谈论亚运会的学生也突然转为极度关心，不少人冒雨四出买票看比赛。（《亚运精神永驻神州》，第117页）闭幕式时，清华大学大礼堂里自发看实况转播的学生坐得满满当当，每当看到升国旗时，没人组织，全场学生自动起立，跟着电视广播高唱国歌（《亚运精神永驻神州》，第42页）北方交通大学学生送给中国乒乓球队的锦旗上，大书“重振华夏威”五个大字，并有2000学生的签名。内蒙摔跤高手呼日嘎夺得冠军，当他手持鲜花，胸佩金牌，注视着五星红旗在国歌乐曲中冉冉升起时，竟禁不住热泪纵横，并高唱国歌，场内观众也一起眼含泪花忘情地高唱国歌，场内外国歌声连成一片。亚运会组委会群工部准备的2万面五星红旗，很快抢购一空。一位挥舞国旗的拉拉队员说出了他们的共同感觉：“当我挥舞着五星红旗的时候，我的嘴里、心里都在呼喊‘中国万岁！’望着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听着雄壮的国歌，我们的心情总是异常激动，我深刻地意识到，我们古老的中华民族必将越来越伟大，必将永远屹立在世界东方，我感到了作为中国人的自豪。”（《亚运先锋》，第97页）

　　在丰台体育中心垒球场，中国队与台北队对垒时，二七车辆厂拉拉队与台北拉拉队互为对方加油，配合呼喊，最后两支拉拉队索性坐到一起，一阵阵高呼“祖国统一！统一！统一！”北京工人体育场中中国女队与台北队决赛冠亚军的现场，看台上出现的大标语横幅是：“同根又同心，不分冠亚军！”“同场竞技，共展中华雄风！”香港《大公报》报道说：“全场上万人震耳欲聋的欢呼：中国！中国！当你置身于这样的旗海声涛之中，你才能理解我们这个民族特有的心理情结。”（《亚运先锋》，第93页）

　　在爱国主义的鼓舞下，青年内心深处引起深刻反思：中国的前途不在动乱的街头，更不在“换人种”或“解散中国”的鼓噪之中。中国的希望在于人民意志的统一和青年的奋起。外国的有识之士也看到这一点。《欧洲时报》载文说：“民族的荣耀，国家的利益，是最能凝聚国民的一种黏合剂。如果说平日中国大陆的各阶层有这样那样的不满，但一旦国家利益当前，这些不满和埋怨都烟消云散了。亚运会期间，人们确实体会到这种气氛。”（《亚运精神永驻神州》，第180页）著名美籍华人陈香梅女士也写信给北京市市长说：“亚运盛会真是空前。……不看这场面，真是不知中国河山壮丽和中国青年人的可爱。”（《亚运精神永驻神州》，第57页）

　　青年的亚运精神还表现在团结协作、义务奉献的精神。爱国主义热忱必然转化为无私奉献的高尚行为和自觉的协作行为。人有远虑，必无近忧。青年义务奉献的风貌，留下了千古垂范的记录。

　　在准备召开亚运会的日子里，随着青年的觉悟，形成了有力出力，有钱出钱，自觉奉献，顾全大局的风气。2亿人的集资捐助，义演义卖义诊，上百万人的义务劳动，116支拉拉队，2万多青年的开幕式团体操，全靠义务奉献。

　　捐献本身就是一种无私奉献，它极大调动了青年的热情。青少年们跟踪捐款支援亚运会。很多学生捐的都是硬币，装了很多大麻袋。山东青年农民李贵兴，由于家中不富裕，他步行1000多里来到北京，捐给亚运会200元钱。河南残疾青年靳俊才，自己摇着轮椅走了850里，来到北京亚运会筹备会集资部捐款。在2.7亿元的捐款里，大多是具有像李贵兴、靳俊才这种精神的年轻人。

　　“为祖国争光，为亚运奉献”的民族正气涤荡了一切向钱看的风气。自1989年冬天，奉献在亚运工地的义务劳动大军10万人就点燃了奉献的内心之火。垃圾消纳场青年工人刘启光为指挥车辆顾不上病倒在床的亲属，只是每天下班后赶20里路去医院陪床。首钢青年工人刘贵成，用自己承包的铲车平整场地，连补助费也不收。北京16万大学生中，有12万人直接参加了亚运会义务服务工作。清华大学只分到组织1200名义务服务队的任务，结果报名的却有4500人。北京市建材总公司义务服务支队名额原规定为2500名，最后因报名太多，反复压缩还是剩下2571名，实在减不下去了，故称“2571部队”。很多大学生对共青团员占了义务劳动的机会不满意，千方百计取得义务劳动的机会。许多中学生到组委会“软磨硬泡”，一定要争到参加义务劳动的机会。湖南、浙江、安徽等地青年都写信愿意为亚运会义务服务。新华社还报道了1989年11月24日，亚运村工地出现了270多名北京宗教界青年，他们来自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各团体、寺院，这些人也愿为亚运村建设尽义务。

　　无论是屹立于大街上的50万“小黄帽”双岗服务员，无论是116支拉拉队的成员，无论是5万多固定观众，无论是6000多人的场地清扫者，无论是10万义务劳动者，他们全是义务奉献，大部分连伙食补助费也不要。这就是中国青年由爱国主义导引出的无私奉献精神。

　　在亚运会期间，输电进京的北京至山西、河北的每条高压输电线的铁架塔基下，都有当地青年日夜守护，吃住不离，确保亚运会用电安全。这是一般人很难想象得到的。在全国各地，像这样以各种形式为亚运作贡献的何止千千万万？

　　青年的奉献精神是广泛的，自觉的。亚运会期间，有位日本记者半夜12点从“梅地亚”新闻中心出来，要回亚运村，但已没有车了。正巧赶上一位下夜班的青年工人骑自行车路过。日本记者向这位工人说明情况，这位工人果断地说：“如果你不嫌弃，就坐我这‘二等’，我给你送回去。”这位日本记者果然这样坐自行车回到亚运村。在东四附近的一个小书摊前，一位长者拿起一本通常卖高价的书问道：“这书是否按定价卖？”摊主竟急了：“现在都在迎亚运，别小看我们，不会卖高价的！”听着十分动情。这些奉献不是有所图，而是无私的，自觉的。

　　这种奉献精神，使人们感到了雷锋又以不可抹煞的价值回到青年之中。这种奉献的精神，大大改善了当时的社会风气。在高尚的精神状况之中，人们又普遍看到了民族振兴的希望。

　　事实证明，民心是可唤的，青年是可以信赖的。青年潜在的爱国、奉献的极大热情是可以调动的。先进青年的带头作用，使一般的大学生青年也发生了两个变化：一是由观望到赞誉，二是由被动参与到主动参与。举办亚运会，是青年满意、高兴的事，是容易使青年产生历史和现实责任感相结合的事，同时也为青年提供了一次参与伟大事业实践的具体的机会，这就使青年的激情与理性达到了较好的结合，而青年通过举起爱国和奉献两面高尚旗帜的行动，不但理顺了一般青年的内心平衡，而且疏通了青年与社会的关系，融洽了学生与政府的关系。反转过来，青年的行为功绩又扭转了社会对青年本质主流的认识。

　　青年所表现的亚运精神，使很多人为之一惊。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讲了有10个“没想到”，总之没想到青年干得这么好。北京团市委副书记周英也说有5个“没想到”：“没想到青年自觉地做到祖国利益高于一切；没想到亚运交通岗的青年得到社会如此信任……谁要是再说我们的青年素质不高，请他到亚运交通岗看一看。”（《亚运先锋》，第158页）从社会角度看，过去对青年观察的着眼点有偏颇：对青年主体部分看少了，对问题部分看多了；对广大青年潜在的主导思潮看轻了，对喧嚣于潮流表面的浮沫看重了。亚运精神的出现，使全社会看清了中国青年的本质和主流。

　　2.正本清源的反思

　　由于思想教育的一度失误，社会舆论导向的一度混乱，青年中交织了各色复杂的思想影响。1989年东欧剧变，又给中国青年的思想带来一些更为复杂的问题。鉴于这种现实，全国自1989年冬季开展了关于社会主义若干问题的学习、教育活动。与此相配合，农村普遍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青年职工开展了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国情教育的“双基培训”。这就是1989年下半年至1992年下半年的空前广泛的青年思想教育活动。

　　为了与全国的社会主义教育活动相配合，党的组织在基层单位的作用增强了，共青团、政治思想工作机构也增强了，青年思想教育工作有了新的发展。为了与全国的社会主义教育相配合，新闻传播媒介坚持正确的导向，总之，在环境上纠正了教育失误。青年也进行着正本清源的反思。这种反思在理智的环境中进行，效果良好。青年的反思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也能够发展中国。

　　反映青年这个思考的成果的，是一位留美的青年学生闻迪的一篇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文章。这篇文章指出：“中国需要建设性的、理性的、沉稳现实的、精明全面的思想和行动，我们亟须减少破坏性的、肤浅的、浮躁浪漫的、轻率片面的臆断和盲动。中国经历的大动乱已经太多，中国不需要一场新的大动乱。这应当是每一个爱国者从当前的反思中所达到一个最重要的共识。”作者指出了“中国人在过去的40年中走完了英国人花了100年稍多的时间走过的路。我们至少可以说，在人口上亿的发展中国家中，中国的发展速度是最快的”。作者还指明：“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也不是一朝一夕建设起来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也是一个过程”。“毫无疑问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它已经给中国带来了独立、统一、稳定和初步繁荣。它完全有可能使中国在今后的三四十年内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几个国家之一。”（《人民日报》1990年1月15日、16日、18日、19日）这位学生用清新的笔触，有理有据地论述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要性。这在当时，无疑是代表有责任感的青年的时代强音。

　　在青年职工的“双基教育”中，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学到了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现实的能力，热情投入社会主义问题的学习和研讨之中，信念更为坚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青春年华”节目，播出的某部研究所青年知识分子和青年科研人员积极参与“双基教育”的情况十分感人。一位研究生毕业的青年科研人员说：“这次教育活动学会了用马克思主义分析现实社会现象，科学、发展、历史地看问题。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之初其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制度的完善程度不如封建主义制度，这不能说资本主义不如封建主义。也应用同样的观点认识社会主义。农民在新中国、尤其是改革开放中确实富了、发展了。只听说农民骂基层不称职的干部，没听说过农民骂社会主义、骂共产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青春年华”节目，1992年6月19日播出）一位研究生毕业的年轻的科研人员描述了他们参加的“双基教育”班的听专题报告的情景：“一位老师讲‘中国告别贫困的历程’，连续讲了3个小时，没有一个人离场，大家都认真记笔记，大都密密麻麻记了十几页。听着这生动的报告，大家一会捧腹大笑，一会点头称赞，真是口服心服。有一期学员们没有请到这位老师，只好看他的讲话录像，效果一点也不差，还是没有人离场，认真记笔记，听得津津有味。大家在总结时，都提到了这个报告。看来我们并不是不要正面教育，而是能接受正面教育，关键要看怎么搞。”（同上出处，根据电台录音整理）由此可见，青年们在“双基教育”中，受到了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教育。他们是有很深的感情投入的，对问题的理解也比以往深刻多了。

　　第二，爱国主义的凝聚力更大了。

　　在1989年风波之后，随着西方敌对势力制裁中国，对中国施加政治、经济、文化压力，中国青年更加自觉地张扬起爱国主义的旗帜，民族自尊心、自信心更加坚定。舆论界也充分报道了广大青年群众的爱国情绪，青年的爱国主义热情更高了。

　　不少青年唾弃《河殇》宣扬的民族虚无主义，在报刊上撰文批评其谬误。

　　更多的人却立足本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北京理工大学一位由中德联合培养的博士生谢绝了德方给予的优厚待遇，1989年如期回国。他说：“我为什么看不起自己国家的学位呢？作为中国人，走出国门才更深地体验到国家的强盛是多么重要。”“我们中国的事还是要中国人自己干。”（《北京日报》1990年1月4日）该校最具出国进修资格的一位青年副教授冯顺山，放弃了几次来到眼前的出国机会，别人问他为什么不出国而在国内建立世界银行贷款的A级实验室，他回答说：“你看我走得开吗？”“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已经可以主持一方面的工作了，就应该全力以赴。”（《北京日报》1990年1月4日）爱国心、事业心、责任心全包含在这朴实的话语中。从德国回国的匡镜明也说了类似的话：“我走不开。现在得全力以赴地干。”“我当副主任这两个月，科研、备课全是在晚上干，白天全搞管理工作，可我不能推辞，不能全为自己，得做些奉献。学校里这样做奉献的人不少，从校长到最年轻的副教授，没有这些人，事业没法搞。”（《北京日报》1990年1月4日）被评为“全国十大杰出青年”的冯长根的话更是字字千钧，令人深思：“我是从国家投资办学中取得了成才优势的。对我来说，用知识报效祖国是天经地义的。”北京理工大学这几位青年高级人才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为了我国尽快地富强起来，自觉地作出了许多奉献和牺牲。他们代表了当代青年爱国主义的主流。

　　社会科学界和文化艺术界在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也出现了爱国主义的复归趋势。

　　在风波刚刚过后，学者何新出版了他酝酿了15年的一部巨著：《东方的复兴——中国现代化命题与前途》（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这部书的主旨用一句话来概括，包含在作者的书前题词里：“我一切学术活动的最高宗旨，就是为我的祖国和民族谋利益。”作者希望“重新高度团结和凝聚起来，高扬中华民族的精神，发愤图强，一一克服面临的一切危机和困难，致力于在本世纪末到下世纪前期全面实现国家现代化，从而作为一种主导力量参与东方文明群体的复兴。”（《东方的复兴》，第28页）想不到何新这种爱国主义倾向竟然招来了莫须有的罪名。对于某些人来说，宣传和伸张爱国主义，似乎也带有不可饶恕的“刺激”，似乎只有自暴自弃的败家情绪才是最顺口味的。但这毕竟是被绝大多数民众看出真面目的、日趋没落的东西了。这种萎缩中的虚无情绪，为更多的人所不齿。青年评论家石中，公开声明自己为何新辩护的文章其宗旨与何新一样：“为我的祖国和民族谋利益。”（《人民日报》1990年12月2日）他申明“我赞同爱国主义者，不赞同那些民族取消主义者。”“不少人对于某些人的偏颇可以理解，从字缝里看出他的‘爱国主义’来，对何新却不行。……这已远远超出意识形态之争了。长此以往，我们的下一代大概又要闹救亡了。”（《人民日报》1990年12月2日）这是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经历一场动乱之后的肺腑之言。《人民日报》能够大篇幅地刊登这类文章，这是巨大代价换来的爱国主义的回归。

　　在文化艺术界也是如此。著名的演员姜文应美国国务院有关部门邀请访美，与美国社会深入接触之后，不但没有崇美，反而挥发了一通爱国主义情绪。他访美后指出：“中国对世界的偏见越来越小，而世界对中国的偏见仍然很大。”“现在国内不少影视刊物弥漫着一种崇洋媚外的风气，并且完全处于无知状态。一些外国影坛毫无地位的所谓‘明星’们的照片，不断涌现在中国的影视杂志上。……国内这些掌握舆论阵地的人实际上是以自己的无知来加重观众的无知。”（《文汇电影时报》1992年9月12日）洒脱不羁的演员，也不乏民族骨气。

　　3.青年寻找毛泽东

　　在80年代末，中国青年中出现了寻找毛泽东现象。默默瞻仰毛泽东主席遗容的人群激增，1988年12月已达5200万人次。1980年，韶山冲毛泽东主席纪念馆接待的人数仅为21万人次，而1988年则达61万人次。（《中国毛泽东热》，北岳文艺出版社，第26页、481页）这与少数所谓“精英”式人物全盘否定毛泽东的思潮形成了鲜明的对立。

　　1989年下半年以后，寻找毛泽东的现象升温。30多部记叙毛泽东丰功伟绩和伟大人格的纪实作品相继问世，吸引了众多的读者。这些书籍发行量少则数万，多则数十万，最多的一本达340万册。（《中国毛泽东热》，北岳文艺出版社，第5页）许多青年在这类书中第一次了解到了真实的毛泽东，并深受感染。青年们从读毛泽东的介绍性的作品，逐渐转向读毛泽东本人的著作，探究他的思想体系。据报载，王府井新华书店，自1989年6月至1990年2月仅仅九个月的时间，积存书库的250套《毛泽东选集》全部售完。市内其他三个书店在这期间售出各种版本的《毛泽东选集》计2000多套。1989年12月I2日，《大学生》杂志编辑部召开了“大学生寻找毛泽东热座谈会”，九所高校师生参加了座谈会。该杂志和《文摘报》以醒目标题报道了这次座谈会。中国人民大学于1990年3月20日召开“毛泽东思想研讨会”，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参加者不少。《北京青年报》以“寻找毛泽东什么？”为题作了报道。据报道，北京市第一届大学生艺术节开幕式上（1989年11月）当大型舞蹈《黄河》中出现“东方红”的旋律时，全场掌声雷动。（《中国毛泽东热》，北岳文艺出版社，第104页）北京东四青少年书店还举办了“寻找毛泽东”图书展卖周，颇有轰动效应。（《中国青年报》1990年4月4日）这时期，“老歌新唱”成风，《东方红》、《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成为炙手可热、大受青年欢迎的歌曲。（《中国毛泽东热》，第50页）

　　1992年春节前后，寻找毛泽东现象在全国范围达到高潮。在原有“寻找毛泽东”热的基础上，加上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的临近，“毛泽东热”达到高峰是不奇怪的。这期间，由南而北，由东而西，在全国大地上出现怀念和纪念毛泽东的热潮。城市的汽车驾驶室里，普遍出现了悬挂“过塑”毛主席彩色画像的现象。大街小巷，到处响起了歌颂毛泽东的歌曲。一盒《红太阳毛泽东颂歌新节奏联唱》磁带，由上海中国唱片分公司出版后，竟发行400万份。

　　为此，电视台还播放了记者采访盒带制作者的节目。

　　青年寻找毛泽东现象，有许多直接导因，也有许多深层次原因。综合来分析，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为了进一步了解中国国情，求助于毛泽东和他的著作。经过反思，青年学生产生了重新审视西方文化和中国国情的趋向。他们普遍感到，毛泽东能够在懂得国情的基础上，将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当代青年的楷模。青年们认为，“大学生中已经出现了从空洞地追求民主和自由，走向历史和现实的可喜变化”。“中国的国情究竟是什么？寻找毛泽东对这种疑问有帮助。”（《中国毛泽东热》，第60页、58页）一位大学生读过几本毛泽东著作后说：“毛泽东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了解中国历史和国情的人。”（《中国毛泽东热》，第70页）一位大学生说，去年6月以后，他们在反思这一切时，发现需要学习、了解和熟悉毛泽东的思想方法，才能更好地从中国国情出发，把握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规律和条件，而不是照搬西方的东西，更不能搞全盘西化。

　　（《新世纪》周刊1990年第13期）北大一研究生说得更为直接，“毛泽东是一本难得的教科书。阅读他，可以确定自己在现实中的位置，找到个人与社会的结合点”。（《中国毛泽东热》，第113页）可见，寻找毛泽东的原因之一，是青年想从毛泽东思想中寻找了解中国国情的指南，以便使自己在政治上更加成熟和稳健。这是一股积极向上的力量。

　　第二，敬仰毛泽东廉洁奉公的高尚品格，表达了对改善社会风气的强烈愿望。

　　社会上的不正之风，党和政府中少数人的腐败现象，严重污染了青少年成长的社会环境，扭曲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形象，冲淡了思想政治工作的效能。青年对此深恶痛绝，这是与党的宗旨和想法一致的。然而，根除腐败，标本兼治，是一个系统工程，非一朝一夕之功。在这种情况下，青年们迫切要求改善社会风气的强烈愿望必然转而对已故领袖毛泽东廉洁奉公品格的敬仰。同时，也反映了青年希望今日干部能像毛泽东那样严于律己，洁身自好。

　　1989年9月6日，《中国青年报》发表署名文章《向毛主席学习廉洁》。文章指出，为什么《走下神坛的毛泽东》这本书受到青年的青睐？最主要的是毛泽东那种严于律己的精神，公而忘私的品格，朴实无华的生活作风。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的孩子与普通百姓的孩子一样吃不饱，毛泽东在困难时期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这本书唤起青年对毛泽东的敬爱之情。（《中国青年报》1989年9月6日）一位青年学者作了较准确的揭示：“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我们一些领导干部忘记了我们是在一个贫穷的大国里进行改革，忘记了改革就是艰苦创业，丢掉了党的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这些人奢侈腐化，他们败坏了党风，带坏了民风，导致社会世风日下。他们慷国家之慨的大吃大喝，使国家经济每年损失上百个亿！近年来群众强烈的反腐败反贪污的呼声值得每一个领导干部注意。如果我们领导干部都能以毛泽东主席为榜样严于律己，身先士卒地过紧日子，寅吃卯粮的超前消费风何愁不止？腐败现象何愁不绝？强国富民的宏伟目标何愁不能实现？”（《中国毛泽东热》，第323页）可以说，这段论述，代表了中国广大群众、尤其是青年人的共同呼声和心愿。

　　影视界推出的《开国大典》、《三大战役》、《毛泽东和他的儿子》、《毛泽东和他的乡亲》等受到青年人欢迎。许多青年看到毛泽东严格要求自己，严格要求自己的子女的廉政言行，激动和落泪，对毛泽东更加佩服、崇敬。

　　由此可见，青年人在寻找毛泽东的廉洁奉公的品格，希望这种品格能够在今日党和政府领导干部身上得到发扬和光大，以实现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

　　第三，寻找毛泽东密切联系群众、关心人民群众疾苦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密切联系群众，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解决群众的困难，贯穿于毛泽东一生的工作和思想中。他是共产党人密切联系群众的楷模。而青年人在社会上看到某些干部脱离群众，与群众的关系紧张，对群众疾苦麻木不仁，甚至摆出“高人一等”的架势，感到不能接受，因而追寻毛泽东密切联系群众的好传统。一位大学生说：“毛泽东在艰苦朴素，联系人民群众上堪称楷模，大家自然会怀念他。”（《中国毛泽东热》，第59页）大量出版发行的歌颂毛泽东的歌曲盒带，集中扣准了毛泽东与群众的血肉联系这个主题。十几盒歌曲磁带的选题中，都不约而同地选人了《毛主席是咱社里人》、《毛主席来到咱农庄》、《毛主席永远和我们在一起》、《咱们的领袖毛泽东》等歌曲。这些歌曲都突出了毛泽东联系人民群众的主题。

　　关于毛泽东的纪实作品，例如《走向神坛的毛泽东》、《走下神坛的毛泽东》（均为权延赤所撰著，由中外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出版），之所以打动人心，吸引青年，其中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这些书中大量掲示了毛泽东与人民群众和青年人密切联系的事实。青年们津津乐道，中国历史上，毛泽东第一次喊出“人民万岁”的口号。战争年代，在遇到危险而撤离时，毛泽东总是说：“同志们先走。”这就是毛泽东的真诚、感人之处。

　　今日，广大青年对毛泽东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的追求，是对脱离群众、官僚主义的一种无声的批评，也是召唤社会关心青年的一种间接的呼声。

　　青年寻找毛泽东，还有多方面的原因。例如，怀念和追寻毛泽东以严谨的理论来指导工作的传统，要求心中要有一个大体的理论框架和体系，以便在迅速变革的社会环境中不迷失方向，心中有底。青年们还追寻毛泽东一生的壮丽事业，在百般艰难、万般困顿中，引导了中国的独立自主和初步繁荣昌盛，使中国人不再做奴隶，而是堂堂正正地做人，其功绩百代生辉，令青年敬佩。青年们还寻找毛泽东人格的巨大魅力，寻找他那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军事家、政治家、外交家、教育家、书法家、诗人的完整结合，毛泽东这一特点肯定成为青年们崇敬和学习的榜样。青年们还寻找毛泽东身上铁骨铮铮的民族气节，在国际风云变幻中，青年们感受到国际上经济制裁和政治压力的味道，更加向往毛泽东这位民族英雄的形象。

　　青年寻找毛泽东热，反映了青年一代对于党的传统教育内容的回归，对于建国以来新中国历史的一种有益的温习，对于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追求。

　　寻找毛泽东现象中也夹杂有一些不和谐的消极因素，例如某种程度的怀旧心理，对改革开放现实变革的不适感，但这不是主流。对这些非主流的因素，只要注意引导，调动主流的积极导向作用，是可以解决的。

　　八、求知热的潮起潮落

　　“读书无用论”本是“文革”期间尤其是“文革”后期流行的一种青年思潮。它与那个时期“左”的政策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社会利害导向的结果。“文革”结束，青年中迅速出现了求知成才的热潮。改革开放一开始，一股又一股的读书热、自学热遍及全国城乡青年。但到1988年以后又出现了“读书无用论”。深入探究，可以发现，新的“读书无用论”的出现是经过了几次变换的。从总的情况看，它是在急剧变革的社会背景下，一种无所适从的盲动和浮躁情绪的表现。然而，就其实质来说，它仍然是一种利益导向的产物。思潮背后，支撑着的是个人的实际利益。求知热的潮起潮落，反映了当代青年对自身价值判断的摇摆。

　　1.由“读书热”到“文凭热”

　　1977—1979年，可以说是求知读书热的上升时期。1977年高考制度的恢复和国家安定局面的展示，青年们一扫“文革”时期“读书无用论”的烟云，以压抑了10年的本能冲动掀起了求知读书热的高潮。

　　在当时这是广大知青和社会青年，在高考这种公平竞争机会中断10年之后突然来到眼前的改变命运的机遇。高考就是一根有力的指挥棒，它不仅解决了青年考大学的问题，而且使中、小学学生也调整了进军方向。社会舆论导向，否定了对知识分子的“批判”，否定了所谓“臭老九”“接受再教育”的现实，教师光荣，知识分子光荣，知识就是力量，重新对青年产生吸引力。

　　这个时期，不仅高校正式招生考试成为青年们读书的动力，而且许多“文革”中毕业的“老五届”大学生，由于悔恨自己没有学完大学本科的课程，还纷纷回母校办理“回炉”学习的手续。有些“文革”中被免试推荐上大学的“工农兵学员们”，也不愿停留在动荡时期没学到系统知识的状态，纷纷要求参加国家为他们准备的合格达标考试。这是一个大学生和研究生最受社会羡慕、最得民众青睐的时期。

　　这个时期求学的青年们可以说以成才为主调。他们无暇顾及武侠小说、言情书刊，而是在业务领域竞技拼搏。

　　然而这股学习热，读书热，于1980年变形为“文凭热”。

　　1980—1985年期间的“文凭热”与此前的读书热有一定的联系。但是越来越显现出形式主义的“成才”思潮，即只为弄张文凭，以作他用。小学、中学的教育全瞄准了高考这条羊肠小道，全社会的青年为抓到一纸文凭如狂如痴。各种“刊大”、“函大”、“夜大”应运而生。

　　在1980—1985年期间，我国成人教育在校生人数增加了16倍，创造了世界奇迹。1980年全国成人高等院校不超过207所，至1985年教育部备案的成人高校竟达1216所，成人大学在校生达1725万人。这与1976年成人大学在校生262.9万人相比，足见其扩张势头。（《五次浪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06页）

　　求知读书热走向“文凭热”，是因为主体的价值指向偏移，它的指向已不是真才实学，而是“文凭”本身。有人这样评论大学生和同龄青年：“仿佛谁都明白，中国的高等学府就像一只优异的保险箱，谁能进去，谁的前程就有了八成的把握，至少找到一份比普通人优越的工作不成问题。”（《中国青年》杂志1988年第4期）一位大学生称：“学习不紧，分配不愁，上大学就像踏上一条既安全又保险的传送带一样。只要你不出什么大错，它就会按部就班地让你学完4年，给你一张文凭，再送你一个铁饭碗。这是十分滋润的。”（《五次浪潮》，第109页）大学校园中一时曾流行一个“看破红尘”的口号：“60分万岁！”一位大学生自我描述着“文凭热”的心理状态：“复习高考时，就像逆水行舟；高考考场上，就像最后冲刺；一进大学门，就可以顺流而下，不用举桨，悠哉悠哉地漂流。”（《五次浪潮》，第110页）这种心理表明，学知识、练本领的积极的学习热过去了，一种混文凭的实用思潮开始蔓延。

　　成人中的“文凭热”令人惊异。辽宁省开办的党政干部专修科函授大学，仅1985年就有26万学员之众，人学者大都为各政府机关、企业部门各岗位的青年骨干，有的是培养提拔的“苗子”。1984年冬季一次课程复习辅导，近2万来自全省各地的学员代表齐聚辽宁体育馆，热情之高，气氛之热烈，真是空前。一位女工的话可反映出这股热潮的热度：“是个人就想混一个文凭，单位不给假夜大也得上！”（《五次浪潮》，第106页）上大学拿文凭，对于社会青年何以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原因并不难找。

　　这里首先应注意到，从1980年起，党中央开始强调干部的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的政策。在实际中，干部的提拔任用开始讲究文凭。邓小平同志1980年1月16日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指出：“无论在什么岗位上，都要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没有的要学，有的要继续学，实在不能学、不愿学的要调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第150页）同年6月26日，宋任穷同志在《关于今后脱产干部来源的几个问题》中，明确指出：“从现在起，补充脱产干部必须十分强调具备一定的文化水平和专业知识。今后吸收脱产干部，主要从大中专毕业生或具有同等文化程度的青年中择优选拔。”（《五次浪潮》，第40页）直到党的十二大，正式把“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写入新党章。这就产生了一种强大的驱动力：今后想当干部，当了干部的想继续提拔到更高一级的领导岗位，没有文凭是不行了。

　　正是这时，“文革”中毕业的“老五届”大学生中没有政治“瑕疵”的一批人被选进各级领导班子，身居要职。77级和78级大学生毕业时正值大批任用有文凭的人当干部的好时机，一大批人分配到党政机关工作，其中有220万人担任了县、处以上级别的干部。（《五次浪潮》，第43页）

　　以上信息反馈到高等学校，激起了大学生的一股长达几年的“从政热”。

　　到机关去，做党政干部去，成为一时大学毕业生的追求目标。这个信息反馈到社会干部队伍，就产生了无文凭的青年干部的“文凭热”。笔者当年作为某大学教师，直接接触过不少这类青年干部朋友。他们的心思是：要提干，先去上大学，弄个文凭。他们不管什么专业，不管与自己工作是否对号，方便挤进哪个夜大、函大就极力挤人。对于其中一部分人来说，听课与否关系不大，到临考前动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和方便条件，不怕从有关大学的“知情的”教师手里挖不到考题。抓到题目，找人作出标准答案，死背一番，悠然过关。两三年下来，大专文凭拿到手了。还有得到其他方便的“进修”条件的，就更是洋洋自得了。这种倾向越是发展，文凭形式主义就越严重。人们把这种现象称为“文凭热”。而随着“文凭热”的“秘密”路人皆知，文凭也越来越不被社会所认可。

　　文凭热使处于中学的孩子拼全力去挤高考这一条路。《中国青年》杂志载文呼吁：“何必让千军万马去挤独木桥”。文章开头便说：“片面追求升学率确实是把中学生的路搞得越来越窄。正如有的同志所说，‘这样下去，简直是驱赶着千军万马去过独木桥’。”（《中国青年》1981年第2524期，第10页）

　　大学中正统观念较重、较认真的教授们，对教学、考试不严格的形式主义混文凭的热潮发出了振聋发聩的批评：“是谁把大学文凭贬值了？是我们大学自己！我们以不严格的做法，不负责任地向社会青年干部大发文凭，等于贬低了自己！这些干部拿到文凭，反过来更瞧不起高等教育，甚至视教育为儿戏！”这类话从不少大学教师中脱口而出，虽然不无偏激，但也并非无道理。

　　从学习热到文凭热，貌似相同，实则大变。如果从文凭持有者实际得到的知识水平来看，一般来说会令人不寒而栗，不敢恭维。这一热潮反映了青年特别是社会青年急于成才、从政而不甚讲求实际的浮躁心态。

　　2.新“读书无用论”的出现

　　物极必反。“文凭热”造成的异常热闹的癫狂现象至1986年开始降温；至1988年，社会上出现了新的“读书无用论”；1989年春，《人民日报》为此开始了“我看‘新的读书无用论’”的讨论。新的“读书无用论”作为一种青年思潮，其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1985—1989年，新的“读书无用论”渐成气候，其原因值得注意。

　　原因之一：自从1984年大幅度调整物价，调整工资，放开各种经济成分的发展，知识分子工资收入低的矛盾日益尖锐。作为知识分子后备军的大学生看到前景暗淡，滋长读书无用的思潮。其实是“读书无钱”，引出“读书无用”。

　　1984年国家调整物价，放开经营后，知识界大哗，明显感到自己收入的羞涩。当时流行的民谚有一则，曰：“老大（工人）打了蔫，老二（农民）发了尖，老九（知识分子）光着P股上了天。”（《五次浪潮》，第116页）《光明日报》1987年3月至4月登出45名高级知识分子的讣告，中年人占其中1/3.这有很大的刺激作用。

　　杂文家舒展在《中年与中年知识分子》一文中写道：“卖冰棍的收入超过大学教授，真是中外古今的超级天方夜谭。”（《五次浪潮》，第68页）温州一位中学生辍学去市场看自行车，月收入400-500元，而某班主任月收入总额仅100元。（《五次浪潮》，第69页）

　　1985年全国工资改革调整，当时称“理顺工资”。这对社会整体工资的“理顺”，却冲击了当时大批在学的博士生、硕士生。他们顶着学生的帽子，拉着老婆、孩子和老人的抚养之车，却被当成了不许调资的“学生”。部分这种处境的研究生在高涨的物价面前只拿70～80元的原工资，令社会不解，同时也引起了一定的不安定情绪。

　　1986—1988年，物价逐步放开，社会脑体倒挂，分配不公成为十分突出的矛盾，更加剧了收入低的知识分子的尖锐矛盾，激起了公开的读书无用论。中国社科院一研究人员指出：“由于新旧体制并存齐行，尤其是国家的和非国家的两种工资报酬制度的并行，以及物价、工资改革不配套，在分配领域出现了从事了几十年脑力劳动的人，其收入赶不上一个刚毕业不久的中学生的收入多的现象，甚至有的倒差几倍。这种情况容易使许多人感到读书人的经济收入不如不读书的人或少读书的人，产生‘读书无用论’。”（《人民日报》1989年3月22日）

　　大学生自身的感觉反响更大。中国人民大学一研究生对记者说：“如今书涨价，纸涨价，菜涨价……哪里不用钱呢？现在都怨大学生不好好读书，经商，打工。这种现象没什么奇怪的。我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做，我同情他们。知识分子也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考虑从事科学文化事业。”（《人民日报》1989年3月8日）该校另一研究生认为：“毕业后的工资勉强维持日常生活，可一谈到成家立业就‘惨不可言’了。看看以往毕业生的景况，让人心境难平，与其坐以守穷，不如出去闯闯。”（《人民日报》1989年3月8日）另一女研究生则认为：“我们读书所花费的时间，付出的代价与以后的待遇不等价，心理上不平衡。在此情况下，这书读下去不值得，不读了又可惜，研究生正好处于选择的当中，骑虎难下。”（《人民日报》1989年3月8日）她说出了大多数大学生、研究生的矛盾心理。

　　《人民日报》曾发表一评论，透露一则耐人寻味的事情：“据报载：浙江一位品学兼优的大学生刊登征婚广告后，收到一位姑娘的来信：‘读书苦，读书忙，读书有啥用场？像你握着笔杆的，不如讨饭，像你这种全世界顶背时的背时鬼，纯粹给大学生闹笑话。文化当不了饭吃，理想当不了钱花。现在的姑娘都吃人民币，像你这样有笔杆，没有人民币的，只有娶个50岁的老太婆。如果你今后娶上老婆，劝你的儿女不要上大学，读到小学五年级够了，现在都有计算机，劝他卖甲鱼，那时他就成亿万元户了’。”（《人民日报》1989年3月1日）这典型反映了“读书无用”的心态。如今，书中不仅没有“颜如玉”，“颜如玉”反而出来奚落和羞辱书生。读书人无起码的经济条件，读书也就显得无用了。

　　原因之二：大学生热衷的“从政”渠道阻塞，传统的“官本位”观念与文凭热的结合破裂，这使大学生产生了暂时的失落感和挫折感，导致了对“读书”真义的怀疑。

　　从政热与文凭热结伴而行，自1980年开始，到1983—1984年达到高潮，之后一直延续到1987年。这期间大学生的分配和出路是既广又顺的。1982年，“文革”后第一批入学的大学毕业生14万人，很快被社会预订一空。在从政热高潮的几年中，每年有百万以上的大专毕业生进入政界。从全国来看，1981年前，全国各级党政机关干部每年递增11万人；1981—1985年期间，平均每年递增32万人；1986年，在宏观加以控制的情况下，仍递增30万人；连从政热落潮的1987年，仍有90万大学生进入机关。这样，截止1986年，县级以上机关人员共超编49万人。（《五次浪潮》，第72页）

　　1985年出现了逆向运转。由于受编制所限，机关爆满，中央机关1985年决定，今后不再接受应届大学毕业生。1987年，中央机关和国家机关率先进行精简机构的工作，机关的门对大学生不再大敞四开了。1982—1985年毕业的大学生60%进了党政机关，1986—1987年毕业的大学生却只有30%进党政机关，以后就越来越难了。

　　令大学生更加震惊的是，1987年全国应届大学毕业生竟有3000名被用人单位退了回来。这些毕业生在全国38万应届毕业生仅占0.8%，但这破天荒的事实产生的影响却是巨大的。北京有650名大学毕业生被退回，没有着落，上海有250名。别说进国家机关，连工作单位也难落实了。这无疑是一个冲击。

　　北京市高教局的一位同志分析了这种情况。他说，别看77级、78级、79级学生被一抢而空，其实这里有许多虚假现象。这些年普遍存在的“企业拔高”、“机关升格”，无形中增加了一大批编制。三四年的工夫好位子就让大学生占了。近一两年，国家机关在进行机构改革，不少单位的行政编制一下子压缩了30%～40%，一些较好的工矿企业由于实行承包，也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大学毕业生都往这条路上挤，哪能不过剩？

　　原因之三：自1985年以后逐步实行的大学生分配体制改革，国家不再包分配，由学校与社会挂钩，供需见面，双向选择。由于用人单位人事制度等配套措施没有出台，正常、公平竞争的渠道并不具备，加之不正之风的冲击，明是双向选择，暗是“关系”大战，这就加重了“读书无用论”的心态。

　　打破包分配制度，这对大学毕业生来说似乎是一种解放，有的甚至高呼万岁！但是，当他们走向社会谋职时，却远不是主观想象的那么浪漫。某大学一个班1/3的学生搞自主择业试点，这些人跑遍了街，敲遍了门，结果没有遇到一位欣赏他们的“伯乐”。12个人中，最后只有2人通过社会渠道找了民办企业，其他全是靠亲友关系解决的。该校一位87届的毕业生说：“不包分配对我们来说确实是一种解放，但这种解放来得太突然，太缺乏基础了。”该校88届毕业生在回答校方发放的问卷时，对于不包分配一项其中有80%的人选择了“不赞成”的答案。（《五次浪潮》，第126页）

　　北京市高教局一位同志说得深刻而实在：“国家对大学生不包分配必然带来两条路，一条路是凭本事，一条路是凭关系。有本事的人走不通的没本事的人却能走通。这就是现实。”他说得对。一个人在社会上谋得职位和工作岗位的好坏，一旦与学习成绩和实际业务水平无关，而是靠“关系”，学习的动力显然失去大半。

　　新华社1989年3月15日发表了记者报道，题为：《大学生求职送礼成风》，副题为：《为找好工作，不得不破费；送者自有苦衷，收者岂不亏心？》。

　　记者得知数十名应届大学毕业生在求职中都送了礼，而且“今年大学生分配中出现的送礼‘规格’之高，涉及面之大令人担忧”。记者分析了“送礼”的三条原因，一是社会风气不正迫使他们在求职时不得不随波逐流；二是求职分配过程中还缺乏公平的竞争机制；三是缺乏透明度，缺乏强有力的监督机制。有的大学生对此气愤地说：“什么能力、专业，还是钱和关系管用！”（《人民日报》1989年3月15日）

　　1989年3月24日，北京市统计局的同志又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父母为子女走后门明显增多——大学生毕业不包分配引出的社会现象》。文章说：“不包分配，双向选择，道理上是很好的。但眼下社会风气不好，又没有监督机制，只要两厢情愿，谁也无可奈何，因此使分配走后门合法化。既然分配工作是靠后台、关系解决的，学生真才实学也就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看学生父母的本事如何。”还有的用人单位、企业家素质低下，不是以才取人，也很难做到合理、公道。一位用人单位的人在否定了几位女大学生的求职之后，竟对别人说：“我喜欢穿裙子的求职大学生，这几个穿牛仔裤的，我们全不要！”真是笑话！其素质之低劣，令人吃惊。（《人民日报》1989年3月24日）大学生不包分配，是要为大学生提供以真才实学自主择业的机会，促进其在校努力学习。而这一“理论上”很好的主张在现实社会中的出现，却导致了新的不平等、不合理、不公道。它应与其他措施、条件配合进行。

　　在这种情况下，一到毕业分配时期，学生家长便忙起来。有权有势的家长，有的甚至开着豪华轿车，送礼、拉关系，以把孩子分到好单位；有的通过组织渠道，居高临下，向大学校长和干部施加压力，迫其破格安排自己的亲属和子女；有的千方百计挖到关系，为自己的子女说上话；还有的学生，四处活动，金钱铺路，先行找到得力单位，对学校进行胁迫。这些不正之风，引起了大学生主体的不满。同时，它也极大地冲淡了学生的学习动力。

　　原因之四：“经商热”的冲击，把新的“读书无用论”推向高潮。

　　商品经济的发展引起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使人更加关注自己的经济利益变化。1984年国家加大改革力度，各类文职人员转而经商者日渐增多，终于掀起了1986—1989年的经商热。“赚钱”、“发财”的口号又回到人们口头。

　　弃政经商、弃农经商、弃工经商、弃学经商成为人们熟悉的社会现象。

　　1989年初，上海大学团委书记辞职申办个体户营业执照。哈尔滨市两名分配给市领导当秘书的青年辞职，当了公司经营者和企业承包人。自1984年以来，大中城市原来平静的街道上，似乎一夜间冒出了数不清的公司、商店、饭店、小吃店，弄得世人心中惶惶，不解其谜。1986年6月经过整顿清理后，全国还有17万家公司。1986—1988年，全国公司数由17万家扩张为40万家，平均每天诞生329家、每小时13.7家。全国的个体户1986年为1208.7万户，1987年达到1372.5万户，平均每天增加4488户，每小时增加187户。这是活跃在人们眼前的最显眼的经商大军。（《五次浪潮》，第193页）这可以称为改革15年中的第一次“经商热”。它持续了4年之久，对社会各领域的冲击和影响不可等闲视之。社会上流行的一句话：“辛辛苦苦几年，不如暴发户一天”，“摆个小摊，顶个县官；办个小厂，顶个省长”，就是工资分配制度与社会商品发展不协调的畸形现象的写照。

　　这种经商热冲击了青年，冲击了高校。北京高校师生经商一时成风。虽然仍属“侃”的多，真干的少，但是校园内林林总总的咖啡厅、冷饮店、彩扩点、书摊、售货摊，终于使读书人坐不稳板凳了。1988年2月上海高校共有各类公司218个。有的中学班主任，在课堂上竟然也兜售起商品来了。

　　在经商热中，厌学、弃学之风刮起，引起人们的困惑和不安。1989年3月24日《人民日报》“青年热门话题”栏目载发了《弃学办实业，希望？忧虑？》一文。文中说，作者之弟寒假突然中断大学学习，经商办实业，家庭多方劝阻无效。作者不解：“对弟弟的这一抉择，我很难简单地用错和对来判断。改革的大潮给昔日宁静的校园里掀起的这种躁动和不平静，究竟是我们民族的一种希望？还是一种忧虑？”（《人民日报》1989年3月24日第5版）该报4月12日又在《找寻“读书无用论”之根系》一文中分析道：“一哄而起的经商热席卷了党政军民学。当国人明白，肚子里的墨水与兜里的票子并不成正比时，对知识的功用又产生了第二次失落的心态。”（作者认为第一次失落的心态是在“文革”中。见《人民日报》1989年4月12日第5版）新华社记者对上海的情况作了反映，题为：《“厌学风”刮起，“自学潮”消退，上海成人高考冷落了》。记者写道：“上海成人自学考试办公室最近透露：1986年以来，上海市报考成人高校的学生人数逐年下降50%，预计今年还要下跌。商品经济冲击下的高校‘厌学风’，使不少校外莘莘学子心旌动摇，有的甚至甘愿半途而废。”（《人民日报》1989年4月16日第2版）

　　不难看出，社会流行的“经商热”是刺激“读书无用论”的一个明显的因素。

　　当然，新的“读书无用论”的出现，还有其他众多原因。一种思潮产生的原因总是复杂的，全方位的。例如，教育结构、知识内容与迅速发展的形势不相适应，政策导向有偏颇，群众承受改革冲击的心理素质还不甚强……都是其中起作用的因素。但是直接的、主要的还是以上四个方面。

　　3.新“读书无用论”的冲击

　　1986—1989年，在各种社会因素的激荡下，新的“读书无用论”开始冲击校园和社会。

　　表现之一：大学生厌学、弃学、退学成风。

　　全国政协副主席、复旦大学名誉校长苏步青教授指出：“一个时期来，有关学生厌学、教师弃教的消息时有所闻，总感到不是个滋味。……许多青年学生竞相弃学经商，弃学出国，即使像复旦大学这样的重点大学，也有近百名学生自愿退学。”（《五次浪潮》，第119页）

　　马来西亚《南洋日报》载：“上海很多大学的情况是，教师到课堂授课，1/3学生缺席已司空见惯，有时一节课只有十几人乃至几个人来听讲，几乎每个教室的前两排都是虚位以待。”“时下新的读书无用论已侵蚀到高等学府的各个方面，各个角落。”（《五次浪潮》，第112页）1989年上半年上海35所高校退学人数达386名。华东师大校园里，有人贴出《告同学书》：“读书不如退学，退学有出路，当教师没出息。同学们，快去退学吧！退学才是上策，有识之士们退学吧！”（《五次浪潮》，第113页）

　　1988年，中国人民大学在对硕士生实行中期筛选制度时，出现一种怪现象：在86级硕士生中，经考核只有2～3名不适合继续学习将被筛掉。但是，却有近30人以各种理由要求被筛掉。他们宁肯放弃3年攻读获得硕士学位的机会，只要一张2年制研究生班毕业证书，降格出校门。该校87级硕士生还未搞中期筛选，就有一批人提出申请，要求被筛掉，按研究生班毕业。人学不久的88级硕士生也到研究生院询问能否提出被筛掉。中山大学有两名研究生在筛选考核中故意使两门考试不及格，以达到自我淘汰、早日降格结束学业的目的。（《光明日报》1988年11月12日）

　　表现之二：报考研究生的人逐年递减。

　　报考研究生的大学毕业生1987年比1986年减少19.7%，1988年比1987年又减少14.8%。全国高校招生数与报考生之比，1984年为1：3.4，1985年为1：2.33，1986年为1：1.36，1987年为1：1.29，出现了滑坡现象。

　　表现之三：中小学生流失严重。

　　厌学、退学不仅在大学成风，也弥漫到中小学。全国中小学生流失仅1987年就达300万人。1988年，仅中学生就流失150万人，占全国中学生总数的3%。（《青年潮》1989年第2期，第15～16页）

　　《中国青年》杂志曾公布过“一串令人忧虑的数字”：

　　河南某小学1986年招收50名新生，不到两年只剩下19人；某镇中学1987年招收100名新生，半年过后就有42名退学。

　　长沙市1987年至1988年，中学生退学人数达3056人，小学达746人。1988年中学生退学率城市为5%，城郊为7%。

　　广西博白县编织带厂，全厂40多名工人全是童工。1988年2月，广州、深圳到广西招工，仅玉林地区就有1024名中小学生被招工，年龄最小的仅10岁。北流县中学生流失2345人，其中200人赴东莞打工。（以上3组数字见《中国青年》1989年第1期，第44～45页）

　　当1988年底中国新闻界关于“1989年亟待解决的十大问题”的征询答卷揭晓时，“教育危机问题”成为公认的一大社会问题。观察家普遍认为，由于近几年的“经济过热”，结果“冷了教育”，教者厌教，学者厌学，中小学生大量流失，就是这一危机的重要表现。正是这个时候，邓小平同志1989年3月提出了“十年改革的最大失误在教育”这一结论。（《人民日报》1989年3月24日）

　　4.求知热又一次降温与升温

　　自从1989年国家整治经济过热现象以后，经济秩序的好转推进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发展，新的“读书无用论”明显地在治理整顿的过程中退出了历史舞台。大学、中小学的学习之风又趋稳定。教育失误的教训在1989—1991年间得到了一定的纠正。但是，人们对于教育在迅速变革的社会中的位置仍缺乏足够的自觉性。因此，在全国贯彻邓小平南方谈话，加快发展、加大改革力度的新形势下，再一次出现了忽视教育的现象，造成了对教育和青少年学习热情的又一次冲击。

　　这一次新的对于读书冲击的浪潮有下列表现：

　　第一，狂热的“下海”经商潮冲击师生的正常工作和学习。

　　1992年夏季开始，文人“下海”经商已成社会热门话题。《文汇报》上有一短论，曰：“雅了也罢！俗了也罢！深沉了也罢！商业了也罢！反正，就这么回事。”“君子为什么偏要固穷？”“……还挺个什么劲啊？何况咱也坚持得够长了，铜臭就铜臭了吧。”（《文汇报》1992年8月31日）各大报纸一时涌现出众多知识分子教师“下海”的事迹报道和观念“更新”的讨论。

　　1993年春节，某高校学生宿舍门口贴出这样一副对联：“大胆捞钱没商量，死心读书有何用”。（《北京青年工作研究》1993年第3期，第7页）这就透出了大学生厌学从商的一种思潮。

　　笔者针对这一思潮曾于当时撰写了《大学校园的经商潮简析》一文。文中指出：“在全社会形成第三次商潮，文化人和机关干部纷纷下海的冲击下，大学校园中的莘莘学子也按捺不住躁动的心灵，掀起了大学校园的经商下海的浪潮。”（《北京青年工作研究》1993年第3期，第12页）大学生经商，主要类型有：校外兼职，做经纪人或中间商，倒卖商品或做小生意，搞文化娱乐活动，炒股票，办培训班。清华大学某系87级学生中有半数以上在贸易中心任职。据一教师估计，该校学生存款10万元以上者不低于20人。中国人民大学一负责人认定，学生通过经商搞到几十万元的有38人，北京大学一学生自二年级起经商倒服装，如今已有10万元存款。某大学，一教师正讲课，一学生身上带的传呼机“嘀嘀作响”。教师惊问何事，学生起而出门，并向教师打手势说：“有人呼我，有生意了。”一席话引得全班哄堂大笑。据某学院有关人员估计，涉足经商的学生占学生总数的20%。从总体上说，大学生经商还是说得多，做得少。但这种经商的浮躁情绪却使许多学生把课堂学习看得轻如鸿毛。

　　大学中教师的经商热更加剧了这种“读书无用”的氛围。某些高校纷纷办公司，抓钱，校园出现奇观。某大学新建的大楼正面墙上，挂满了教师们办的“实业公司”的各色牌子，密密麻麻，如要找到某一公司的牌子，要在这面墙上找15分钟才能发现目标。一些大学教师兼职经商成风。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市10所高校中35岁以下的教师，有40%从事第二职业。（《大地杂志》1992年第10期）北京的某所重点大学仅1992年第一季度，就有150位教师离校经商或出国。许多大学为数不少的教师把主要精力放在赚钱上，削弱了教学力量。还有不少学校，卖地皮、出租办公楼、教学楼，办各色企业，力图自救。但愈是这样，“读书无用论”愈是在青年学生深层思想上留下巨大的影响。

　　第二，中小学生辍学率急剧上升。

　　国家教委指出，据统计，1992年初中在校生辍学率为5.7%，比1991年上升了0.32个百分点。（《中国青年报》1993年2月23日）

　　上海《青年报》刊登了《中学生弃学赚钱不应当》的文章，指出：“一些中学生由于整天想着赚钱，无心学习，逃学现象时有发生；有的学生炒股票赚了大钱后，索性不想上学了。”（《青年报》1992年3月21日）

　　第三，大学生厌学弃学趋势堪忧。

　　大学生深造进修积极性受挫。中国社科院原计划1993年有42个专业招收80名研究生。但结果有11个专业无人报名，2个专业有人报名但无人考试，7个专业未录取1名合格研究生，最后有20个专业空缺。（《北京青年报》1993年6月29日）

　　高校学生也开始厌学、流失。据《组织人事报》报道，上海每年高校流失的学生，已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