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思潮与青年教育研究

第四节 经济发展与青年生活方式的转变

　　当代青年生活方式的变革，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萌动，80年代中期全面展开，90年代初已基本定型，形成了适应商品经济和市场机制基础的、不断深化的变革趋势。目前，青年生活方式出现了以下特点。

　　一、多层次消费拉开了明确的档次

　　由于多种经济成分的发展、多种分配方式的出现，人们的收入拉开较大的差距。在消费方面，随之拉开明确的档次。

　　据统计，1990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支出及构成表明最高收入户相当于最低收入户消费的2.8倍。1992年，分别截取20%的最高收入户与20%的最低收入户，两者收入差距由1991年的4.2倍，扩大为4.8倍。地区差别在继续扩大。广东、上海与内蒙古、江西的差距在两倍以上。（《人民日报》专稿，1993年3月16日）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已是既成事实。

　　人们的收入不再是平均分配的，消费水平也就拉开了档次。青年的消费活动，更典型地反映了这一现实。

　　个体户、私营企业经理人员首居高收入鳌头，明星、“下海者”紧随其后。青年明星如今出场费开口12000元，其他一般也在2500元至8000元之间。这个阶层人士的消费，处于消费金字塔的顶端。商品住宅、豪华小汽车、大哥大电话是为这些人准备的。这些十几万元或几十万元的项目，连一般意义上的“最高收入户”阶层也望尘莫及。300元的耐克鞋、600元的老人头鞋敢穿，几百元、上千元的宴席敢吃。1992年4月26日至5月2日北京市青年结婚高潮这几天，44辆大型卡迪拉克豪华车被租用。一家个体户竟一人包租10辆卡迪拉克车接新娘。另据统计，全国年收入3万元以上的阶层共有430万户，拥有个人小轿车的有2万多户。清华、北大在校学生有存款超过10万、20万的分别有20多人，他们也显示出被称作“款爷”的派头。

　　钱多了就要消费，不同收入层次的青年消费层次相差甚远。商业也逐渐适应这种形势，调整了自己的布局，以高档为龙头，不断提高和扩大了中高档商品范围。1992年新开业的北京燕莎友谊商城的经理介绍说，柜台里5000元以上的皮夹克、2000多元的儿童车、2000多元的皮鞋还真有人买。各大商场为此都开了精品屋。

　　娱乐设置的升级也反映了消费档次的拉开。1993年1月中日合资的国际俱乐部在天津开业。这是由24个单间卡拉OK歌厅组成，每间整租费500～900元，而其日营业额已逾1万元。光临者大都为年轻的独资、合资企业职员。

　　社会已承认了消费档次拉开的事实。《北京晚报》经济新闻评论家指出：“现在市场已经到了不能强求一律的阶段，尤其是综合性大市场，把买卖押在一个档次上是不成了。”（《北京晚报》，1992年12月22日）消费档次拉开，有利于形成合理的消费梯度，有利于引导各消费层次渐次演进，便于组织生产，防止出现开发期市场高度紧张，批量生产期又滞销饱和的状态。

　　令人担心的是，民间高档消费层的出现，立足于一个不太发达的现状，万元以上收入户与最低收入户、特困户的贫富差距达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目前仍在拉大的贫富差距需要人们更大的承受能力。

　　二、追求轻松而低格调的业余文化生活青年面临的考验显得更严峻一些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文化生活方面的禁欲主义、单调荒漠的状况为之一变。近年来，文化生活的自由度扩大了，娱乐机会增加了，业余文化生活丰富多彩，文化设施快速增加，整个文化生活出现了以轻松自如、丰富多彩为主调的内容。这一变化可以从文化设施构成的基本状况得到佐证。

　　由于电视机的社会拥有量每百户达到40台（在农村）至110台（在城镇），人们往往转而在电视屏幕前消遣时光。这是一种不受时间、场合、文化水平限制的娱乐手段。青年人尤先成为电视的朋友。另外，城镇舞厅的大量开办，也为青年提供了新的娱乐天地。自娱自乐、体现个人参与的卡拉OK歌厅出现，近几年来颇受青年欢迎。仅以上海为例，1989—1990年，全市每天至少有1000多青年“歌手”在各区县卡拉OK厅自娱自乐。天津市、海南省等还出版了指导青年在卡拉OK歌唱的书籍。

　　另外，报刊、杂志、图书出版也空前活跃，为青年文化生活注入了新的内容。按图书和杂志种类计算，1978—1990年，图书出版由1.4万增加到8万余种，杂志则由930种增长到5700余种。

　　我们不难看到，十五年来青年业余文化生活在趋向多样化。但由于经济条件仍不富裕，城乡购买文化娱乐品和书报杂志的费用支出还只能占总支出的6%和2%。文化生活总的状况还属较低层次。文化生活的作用也是以被动地接受为主，盲目地消磨时光为主，还没有上升到促进自我发展的高度。

　　由于新时期的文化生活是从批判过去“左”的倾向起步的，社会大幅度调整造成的震荡，使人们留下了亦真亦幻、困惑不安的情绪，以及对高层次严肃文化的厌倦情绪。被十年“文革”强调意识形态是非观念所伤害，形成无法穷究是非的客观条件，加上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影响，精神支柱出现真空。这种状态与出版物的空前繁荣，就生出了一个畸形儿，即轻松而低格相的文化潮流占据主导地位。

　　调侃文学大受青年欢迎，“痞子文学”在青年中相当有市场。即使越侃越无聊、越说越丑恶的作品，仍被一些青年文化报刊所吹捧。出版界也借此大捞一把。书名叫做“我不是人”、“千万别把我当人”、“我是流氓我怕谁”、“我是你爸爸”颇对许多青年的口味。有的青年作者连“操你大爷”也写得满书皆是。也许作者、读者有难言之隐，但这种表现方式却是低格调的。

　　在大街小巷、车站码头，一个个书摊上，大都是花花绿绿的书刊，少不了女性半裸照片、刀枪暴力的图画，或者是易经、手相、看风水的“古籍”，三毛、琼瑶、汪国真的东西要算是其中上乘的了。人们把这些文化食粮，称为“文化快餐”，其特点是省时、省力、省钱、省心。“活得真累”是青年流行语。不少青年已“累”得不愿追求高层文化享受。因此近些年笑星、丑星、怪星十分走红，通俗歌曲、港台小调备受青睐。与此相对应，文化经典作品受到冷落，京剧吸引不了青年，严肃音乐找不到市场，连中央乐团也险些为了生计卖掉自己的名字。

　　在莘莘学子集聚的高等学府，大学生和研究生们也是这种低格调文化生活的积极推动者。自从1985年以后，校园盛行“麻派”（打麻将者）、“托派”（考托福者）、“旋派”（跳交谊舞者）的说法。自然科学的基础教学更是处境惨淡。北京某学院学生对所学课程的必要性进行评估时，只肯定外语、计算机和公共关系课，把所有专业课和专业基础课全部否定。似乎只有直接换钱的，才是有用的。商品经济的实践造成的短期效益观念冲击了青年正常文化生活的氛围，使大学校园文化中充满了浮躁情绪。

　　文化生活品位下降、价值失范，导致了部分青年理想的迷茫和情趣的庸俗。文化生活的低格调虽然有普及文化生活的一面和轻松自如的一面，这是积极的，但是它带来的消极作用也引起世人的忧患。纯正而优秀的文化也许还会引起部分青年的动情，但更多的人则是在低格调文化中随波逐流，麻木不仁。

　　三、注重建立协作互利的社会交往关系

　　80年代以前，青年的人际交往关系受到种种局限，一般只是在亲友和单位内开展交往，而且还会受到政治因素的限制。80年代以来，青年的社会交往不断拓展范围，突出着“协作互利”的主题，到90年代，更具有明确性和稳定性。

　　80年代初，青年对社会交往中以血缘关系和人身依附关系为主线的社会不正之风深恶痛绝，对靠这类关系而得到晋升的干部和获得肥缺岗位的人嗤之以鼻。但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双轨制”长期起作用，青年逐渐感到了建立适宜人际关系的重要，深感自己在这方面的缺憾。某次调查表明，对生活状况分九个方面的评估中，以100分为满分，人际交往得分为62.24分，低于工作、家庭生活、时间分配各项。（《中国青少年发展状况研究报告，1992》，第88—89页）1988—1990年两次调査结果表明，青年人对人际关系各项负面判断的五级量表评分均值，几乎全在“3”以下，可见青年人对人际状况评价不高。（同上书，第110页）在迫切需要改善的人际关系方面，第一位被青年选择的是必须改变“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利用的关系”，第二位的是必须改变“每办一件事都低三下四求人”的状况。

　　然而，商品经济发展趋势不可逆转，部分青年采取了与自己思想认识相矛盾的行动。他们从厌恶人际关系转而利用人际关系。80年代初以来，青年中不断出现“同乡会”、“校友会”，就是明证。“认识人，好办事”，由受人谴责，变为青年们不得不接受的现实。因此，他们也顺从了社会传统中由于地缘关系、血缘关系、人缘关系结成的社会网络，以为己用。

　　商品经济的冲击，传统伦理道德的人情关系日益淡薄，建立在互相利用、互相协作基础上的人际交往关系日益为青年所重视。人际交往中的实用主义色彩浓重，金钱利益的杠杆在起作用。

　　十多年来，青年中的“公共关系学”热潮便说明这一点。各类公共关系学版本层出不穷，北京、辽宁、贵州、上海都有数家出版社有此类书籍出版。与此同时，公共关系协会应运而生。1987年6月，“中国公共关系协会”在北京成立，上海、天津、沈阳、广州、深圳、浙江、陕西、四川、云南、湖南、贵州、武汉也纷纷效尤。至1990年11月，全国第三次公共关系组织联席会召开时，全国已有26个省、市、自治区成立的3117个公共关系组织。无论从事公共关系学研究的人们怎样将公共关系学与“关系学”、“拉关系”区别和划清界限，人们还是从实质上把它看作搞好人际关系的学问。而且，实际上积极参与“公关协会”活动的基层骨干，往往是在本单位被公认为“会搞关系”的典型人物。北京的全国性公关组织中，当初的活跃分子，就有几个是尚未毕业的大学生，在同学中被称为“万能交”的人物。

　　随着青年交往的实践和理论的进展，青年人际关系的新模式逐渐显露。大学生在研究推销自己的技术，关于卡耐基的讲座人满为患，男女青年交往的自由度日见增大。互相利用，互相协作，契约型、利益型的人际关系，成为今天青年人际交往关系的主流。

　　四、张扬主体个性的自我意识

　　自我意识的迅速形成是青年由“自在”或“半自在”状态向“自为”状态发展的标志，它本来是在认识社会的同时认识自己的一个范畴。由自我意识派生出当代青年时兴的“自我设计”、“自我实现”等概念。这是青年发展和生活领域中必要的思想素养。

　　80年代以前，在社会生活中和青年教育方面，侧重强调集体主义、集体利益，青年的自身利益和个性被忽视。个人与集体讲服从多，讲主观能动的作用少。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和思想解放，从调动个人物欲和积极性人手的改革把自我意识及其相关的外延意义强调起来。因此，近十多年来，青年生活方式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张扬主体个性的自我意识，进一步扫清遗留在人们脑际的自卑意识。这是青年向社会散发能量的一个前提条件。

　　在选择职业和社会角色上，青年自我意识空前强烈。改革以来，自荐任职现象从被人嘲笑到被人接受；妇女一改服从及温和的传统，出现了许多年轻的女强人；大学生自主择业；青年知识分子和职工大量“跳槽”；青年农民不可遏止地冲向农田以外的地方。这使主体个性得以实现，自我意识表现强烈。

　　农村也被青年人弄成一块躁动的土地。1990年江苏省南通市郊区有农民150万人，其中50万人离土离乡长期在外谋生，50万人进乡镇企业。1992年北京郊区青年农民80%抛弃农业，拂袖而去。（《中国青年研究》，1992年第2期，第2页）近5年来，每逢春节过后，青年民工便使各地铁路人满为患。

　　近两年时兴的“下海”一说，也反映了青年人挣脱原有岗位束缚的趋势。

　　更开阔地观察，自1978年以来，青年中出现多次热潮，文凭热、从政热、出国热、经商热，都反映了青年的自我意识的增强。

　　在个人生活上，青年更是张扬自我意识。过去“左”的禁欲倾向被抛弃，青年的个性得以伸展。描写性爱的文艺作品纷纷问世，《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对性爱的描写达到国际通常允许的最大限度。姑娘们开始穿着显露出自己女性体形曲线的服装，涂抹美化自己面容的化妆品，梳剪表示自己个性的发型。男青年开始以新的理解对待“男子汉”、“阳刚之气”这些概念，并在服饰、行为风度上着意体现。青年这一特点也在家庭、婚姻关系上反映出来。离婚不光彩的观念淡漠了，青年对离婚持宽容态度。爱情转移而离婚，不必发生冲突，好离好散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目前，协议离婚者已占离婚案例的三分之一，离婚率的升高成为一种持久的现象。

　　青年张扬的自我意识也会在社会需求面前汇聚成民族意识。这种民族意识也是各个活动着的自我意识的又一反映。在第十一届亚运会召开期间，自9月6日至10月10日，历时35天，全市有40万人次的青少年出于爱国和振兴中华的民族意识，投入到义务为亚运会服务的交通岗值勤、卫生岗值勤的活动中。全市交通干线的352个站台、103个路口、38条大街从早到晚都布满青年义务服务的身影。北京市有关官员认为：“没想到青年能够自觉做到祖国利益高于一切，没想到上岗青年会得到社会的如此信任。”（《亚运先锋》，第158—173页）看来，弘扬自我意识的青年并没有失去汇聚自我意识的能力。

　　同时应该看到，在青年生活方式变革的潮流中，也出现了误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极端个人主义的倾向

　　少数青年在实践中从片面否定集体主义出发，走向个人主义的极端。他们以我为核心，在强调自我的口号下，不顾别人和社会的利益，去实现自己的利益，产生了反社会倾向。

　　许多青年职工的集体宿舍已被居住者用木板、家具分割成一个个狭小杂乱的空间。大学生的宿舍往往连值日也没人做。集体食堂连队也不排，一个个争先恐后满足自我，不顾一切。这种倾向在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反映为一种不择手段的宣泄，甚至蔑视法律；在得到满足的时候，则反映为一种人际交往的封闭，甚至形成双重人格。

　　2.享乐主义的倾向

　　部分青年在当代经济发展的较优裕条件下，不是进一步艰苦奋斗，不断进取，而是滋生享乐主义倾向，甚至挥霍无度，造成极大浪费。这是高消费潮流中出现的负面作用。

　　享乐主义是社会上成为“大款”、“大腕”的极少数富人领头的，但它同时也影响了广大青少年。长城、昆仑、西苑等大饭店的舞厅门票20元，玩两个小时就得200元，可是人群照样络绎不绝。在某饭店歌厅、某“大款”青年竟拿出5万元，硬是逼着不愿出场的歌星出场演出。有的青年为买狗也花上5000到10000元。西安一位17岁的代培生嫌学校的宿舍吵，竟在西安宾馆包了单间，每日500元，住了半月，只因其父是某煤矿的“款爷”。一些先富起来的人，不仅自己享乐，还让他们的子女消费高人一头。

　　一般青少年中也存在享乐主义倾向。据上海团市委调查（1989年），77.11%的青年买衣服无计划性，67.6%的青年感到“收入跟不上消费”。（《当代青年文化思潮与思考》，第179页）据抽样调查，某校学生在校每天吃水果、喝酸奶、吃零食的占90%。大部分在大、中、小学的学生过生日时，相互送礼，少于100元还觉“小气”。有的领同学下饭馆，一顿便是几百元。据调查估测，全国近几年每年浪费粮食370亿公斤，大学生每年浪费粮食2100万公斤，中等学校每年浪费粮食1255万公斤。（《文摘报》，1992年8月20日）。

　　享乐主义被许多青年理解为理所当然，似乎过去一辈人的艰苦奋斗与今日新一代的尽情享用是互不相干的两回事。这引起了全社会的忧虑。《人民日报》曾发表文章批评：“为了捞钱可以不择手段，为了享乐，可以挥金如土，这种人口袋鼓鼓，脑袋空空，没有一点社会责任感（《人民日报》1993年4月5日）。”《人民日报》还发表社论“坚决反对那种大手大脚、铺张浪费、讲排场、摆阔气的不良风气”，“即便是我们的经济发展了，国家富强了，人民富裕了，也自然要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人民日报》，1993年3月5日）可见，这确实成了一个社会关心的问题，看来，在批评禁欲主义倾向时，有不少人走过了头，艰苦奋斗的精神和民族好传统也被丢掉了。

　　3.拜金主义倾向

　　随着搞市场经济的口号出现，这个口号被曲解为赚钱就是搞市场经济的片面认识。社会上出现人人谈赚钱、处处说下海的风气，把市场经济庸俗为钞票经济和金钱拜物教。社会上出现“金钱万能”的潜流，旧社会流行的“有钱能使鬼推磨”在现时期还颇有市场。

　　由于目前的巨富大都靠房地产和证券投机而暴富，他们的近乎疯狂的社会行为激起了拜金主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揭示：杭州两巨富在众人面前比赛烧人民币，每人烧2000多元。长春一家卡拉OK厅，一巨富买下当晚的所有点歌费，另一巨富就买光了全市的鲜花以斗气。北京一巨富用2万元一桌宴席招待广东巨富，广东巨富则用6万元回请，而北京巨富又甩出35万元提高这一桌宴席的档次。拥有巨额金钱的“大款”、“大亨”、“大腕”被视为人生成功的象征。

　　在拜金主义的冲击下，工人不再愿意守住收入不大的奉献性国营艰难阵地。不少青年文人不讲人格，为嫌钱进行编造、抄袭，甚至用淫秽出版投机。青年文艺明星们更是若醉若痴，出场费要到2000元、3000元、8000元（《中国文化报》，1992年7月26日）。大学生也坐不稳板凳了，有课不上，四处钻营生意的大有人在。上海大学生1991年流失2249人，其中一半是到外国挣大钱（《组织人事报》，1993年4月1日）。大学生连校徽也不愿戴，有的甚至戴在裤子后面，问之为何，答曰：“知识都不值钱了，校徽还值什么钱？”（《中国青年报》，1992年12月6日）。一些中学生也整天想赚钱，无心学习，逃学现象严重，辍学现象又趋上升。国家教委统计表明，1992年初中在校学生辍学率为5.7%，比1991年上升0.32个百分点。拜金主义对青少年的冲击是一个重要原因。

　　4.“性解放”与卖淫现象出现

　　20世纪80年代以前“左”的性禁锢、压抑人体艺术的做法遭到青年们的否定。但自西方弗洛伊德性学研究引入后，有些青年竟走向极端，开始倡导“性解放”，卖淫现象也在各地不同程度地出现。受害者主要是青年。

　　“性解放”意识主要是受了西方文化思潮的影响。这表现为“性躁动”和“性浪漫”。1985年5月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在对“试婚”问题征答时，竟有众多青年对试婚表示首肯（《当代青年文化回溯与思考》，140页）。青年男女中产生的性躁动，后果严重。据一项调查表明：某市女青年未婚先孕年龄在逐年下降。1984年20岁，1985年18岁，1986年16岁，青少年未婚流产占全市人工流产总数的27.9%，上海未婚少女流产数1982年为3.9万例，1983年为5万例，1984年为6.5万例。某市郊农村，未婚先孕的女青年占50%以上（同上书，第141页）。

　　由于对“失贞”观念的淡薄，性行为的“娱乐性”观点流行，青年职工中未婚先孕者也是如此。蛇口有临时工姑娘1万人，其中1984年未婚先孕者200人，1985年300人，1987年800人。一位当事者做了典型表述：“劳累了一天，谁不想靠着一个男人的胸膛休息一下！即使不同他结婚，我也愿意”（同上书，第144页）。

　　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和开放大城市，青年卖淫嫖娼现象近十多年重新出现并日渐严重，这是封建主义社会视女子为玩物和资本主义社会中卖淫是正常婚姻补充的旧观念的复活。在某些地区，卖淫女性有低龄化的发展趋向。以广东省为例，1989年1—4月查获的卖淫女性中，25岁以下的占总数的70.65%；至1989年7月止收容的1千多卖淫女性中，未婚者73.8%；广州市1988年2月统计的781名暗娼中，未婚588人，占74.2%；广州市还收容过一个11岁就开始卖淫的女孩（《青年研究》，1990年第8期）。这种犯罪现象严重危害青少年健康成长，腐蚀着社会。社会呼吁只有对卖淫和嫖娼者同时、严厉打击，方能扫除剥削阶级遗风。

　　青年生活方式的转变是受各方面因素影响的。健康、文明、科学生活方式的形成是一个过程。理清其进步主流，及时解决生活方式转变中产生的不健康甚至有害的支流，才能更好地塑造新一代人类。

　　（原作发表于《青年研究》1994年第7期，该文为作者参加世界青年社会问题研究会瓦尔纳年会的发言稿，原稿为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