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思想是时代的晴雨表。作为社会主义新人的青年思想是社会发展的先声。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20年来,青年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回首20年前的情况,宛如穿越了漫长的时间隧道,令人多有感叹。在即将跨入新世纪大门的时候,对20年来的青年思想脉络作一个简要的总结,是很有意义的。
一、新时期青年思想的突出特征
20年间青年是个动态的人群。20年间青年思想的壮丽行程是由几代青年接续完成的。但是,只要我们始终注视着那一只最富有活力的队伍,就不难看出新时期青年思想的鲜明时代特征。
新时期青年成长的环境,与以往有了巨大的差别。国际政治背景呈现出东西方关系的缓和、和平、开放、对话往来的新态势;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发展迅速,带来了所谓“知识大爆炸的信息时代”。国内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政策的调整,改革开放的展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展开,使青年处于崭新的环境之中。国际国内的变化都给青年思想的变迁奠定了基础。
在新时期,反映时代主流的青年思想主要呈现五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知识较广博,思想较活跃。这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路线、对外开放导致的信息交流、新闻传媒和出版业的发达、现代通讯交通工具的发展促成的。这种态势是青年吸纳新的知识和信息,表现出活力的结果。
二是求实精神较强烈,反对形式主义的情绪较强烈。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及其指导下的各项政策出台,经济生活中物质利益导向的启动,对“文革”期间“假大空”和忽视物质利益刺激的批判,导引出强烈的追求实际利益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形式主义的东西都成为青年排斥的对象。
三是参与意识较强,公开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新时期为青年广泛参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创造了更多的机会。他们在新时期的各领域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主人翁精神,积极参与,发挥作用。这是青年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精神和主观能动性的表现。
四是求新意识较强,厌倦陈旧的教育方式。青年是求新意识的天然先锋队。对“文革”的批判,新情况的不断出现与解决,强调实践的观点,都促进了青年求新意识的强化。思想政治教育被削弱的失误,理论的滞后发展,旧的教育方法的失效,都更加促使青年厌倦陈旧的教育方法,寻求思路和方法上的新突破。当然,青年对一切贴着“新”字标签东西的某些盲目热情须给予引导。
五是世界意识增强,关心中国的国际环境和国际地位。在对外开放的环境中,随着现代交通和通讯技术的使用,现代传媒的发达,国际交往日趋密切。
在这一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关注国际风云的变化,关心祖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乐于与世界各国人民交往,善于在世界范围内理解国内的问题,世界意识空前增强。
当然,20年中青年在思想上也潜在某些值得注意的现象。从总的情况来说,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1)淡化思想政治,淡化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倾向和情绪在部分青年身上客观存在。实用主义思潮颇有市场。(2)拜金主义思潮抬头,侵蚀部分青年的头脑。(3)历史教育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普遍较为薄弱。历史地、发展地、科学地看问题尚未形成风气。因此在相关的某些问题上与中老年人不易达成共识。(4)对西方的思潮和意识形态接收的较多,科学研究分析的工作较少。(5)在思想方法上,偏重横向观察,忽视纵向观察;偏重微观感受,忽视宏观把握;偏重局部观察,忽视全局性的判断。这些偏颇之处,也严重影响了青年人才全面素质的提高,亟待解决。
二、80年代:在激烈震荡中靠近时代主旋律
在新时期的20年里,青年思想发展的脉络,大体上明显地呈现两个发展阶段:前10年的特点是在激烈震荡的变奏中塑造着时代的主旋律,后10年的特点是在平稳的推进中形成新的态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打开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先河。“四五运动”的平反,激起许多青年参与政治的积极性;高考制度和研究生制度的恢复,又激起了青年学习成才的潮流。在社会上积累了10年的青年人才,向高等院校和城市汇集。青年以天下为己任,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形成了投身改革的主旋律。
在历史与现实对比之下,青年回想起在“文革”中的热情追寻却一无所获,甚至受到严重损害。痛定思痛,必在事后,因此形成了名噪一时的“伤痕文学”,一半是对“文革”的挽歌,一半是对未来的思考和追求。总的来看还是起了积极的作用。
社会政策和社会生活发生的大变革,促使青年深刻思考。极少数人以极端主义的态度在所谓“西单墙”上冒出不和谐的杂音。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也出现了怀疑和反对党的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邓小平同志1979年3月30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就是对这些危害匪浅的杂音的第一次回答。这为青年在政治思想上指明了方向。
然而,更加深层次的问题还是绕不过人生观问题。1980年由某些报刊发端的所谓“潘晓来信”引起的关于“人生意义的讨论”,是青年思想上的一次深刻的思索和争论。这个讨论的后半期,由于引导失误,并没有达到激发青年投身改革的积极作用。讨论中出现的“人的本质是自私的”,“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等社会达尔文主义观点没有得到应有的分析和批判。这就留下了许多消极的思想因素。
投身改革、推动改革毕竟是新时期青年思想的主流。这一思想主流的最早体现,是清华大学化工系学生1980年4月喊出的“干社会主义,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的强音。接着是北京大学学生1981年3月喊出的“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这是青年从思考到奋起,以实际行动投身四化建设的重大转折。在这种状态下,出现了张海迪“人生的意义在于贡献而不是索取”的高尚精神;出现了富于理想、勇于献身的大学生张华;出现了“一山两湖”英雄群体。以“理解万岁”的口号为代表的代际思想交流也健康开展起来了。1984年开展的关于生活方式问题的讨论,进一步在生活观念方面解放了思想。丰富多彩的生活内容更激起青年对未来的憧憬。这些都汇成新时期青年思想的主旋律。
但是,由于在对外开放和思想解放中,思想政治工作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被削弱,外来思想的冲击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尼采和萨特的哲学、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东欧几个国家的“多元化”和“民主社会主义”、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都对青年思想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一方面青年力图推动中国改革尽快进展,一方面青年对中国极少数领导干部及其子女的腐败现象深恶痛绝,极为不满。有的则在西方思想库里寻找武器。在正面的思想理论工作较薄弱的情况下,青年思想呈现出极为复杂的状况。作为结果,就是几次学潮的出现。
三、90年代:平稳进程中的新态势
对于青年思想来说,具有崭新稳健面貌的90年代,在思想上是以一次较大的学习和教育活动开始的;在行动上是以亚运会振奋起来的精神为序幕的。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之后,总结国内外惊心动魄的风波的教训,全国展开了社会主义教育活动。在青年思想发展的进程中,这次思想教育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各级党政部门密切配合,采取青年喜闻乐见的方式,通过新闻传媒、举办学习班、参观访问、开展学术讲座等形式,弘扬了社会主义的主旋律。《北京青年报》开辟的“社会主义好”的主题教育专栏连载,为青年所欢迎,在全国引人注目。青年学生、青年职工、青年机关干部、青年农民都受到了一次难得的正面理性教育。这次教育引发了最初的1990年青年爱国精神大勃发的“亚运精神”,引发了学习马列、毛泽东著作,了解中国国情的热潮,引发了“寻找毛泽东”的热潮,大大增加了青年对党的向心力,带来了青年思想长期稳定发展的90年代。
1990年9月召开的亚运会,在当时国内外条件不利的情况下,是一个“不太轻松的问题”。但是,广大青年面对重大责任和严峻形势,显示了积极奋争的爱国主义精神,团结协作、义务奉献精神,使亚运会开得安全、顺利、圆满。青年思想的振奋向全世界宣告一个真理:中国青年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有历史责任感。亚运精神扫荡了漂浮于青年运动表面的浮沫,显示了青年思想的本质和主流。
亚运会两年后青年中出现的“毛泽东热”,以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怀念毛泽东同志的丰功伟绩为主要内容。这充分反映了青年在思想上对传统教育内容的回归,对新中国历史的温习,对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追求。
党的十四大的召开,邓小平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使青年的思想得到了武装。全面学习和掌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有了基本条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深入,青年积极投身主战场,在新的改革浪潮中大显身手。他们把自己的价值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事业连接起来,在实践中建功立业。青年企业家、青年科技工作者、青年工人、农民、青年学生,对改革的承受力增加了,政治态度明显趋于稳定。
青年思想的这种稳健状态,在邓小平同志逝世时得到了表现,通过迎接1997年香港回归达到了高峰。面对昭雪百年国耻的重大历史时刻,全国青年为之振奋,进一步巩固了青年思想的稳健积极的趋势。
青年的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1996年的一项全国问卷显示:青年最不喜欢的国家是美国。这是由于美国对中国的制裁、干涉中国内政和在全球推行霸权主义导致的。美国的“遏制中国”的战略政策,直接导致由青年人写作的《中国可以说不》等一系列著作的问世。1998年北京大学学生在美国总统克林顿面前的发问,再一次体现了中国人民的气节,体现了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自立、自强、自尊精神的继承和发展。
在党的十五大精神的指引下,青年掀起了学习邓小平理论,做跨世纪的一代合格人才的热潮。
四、青年之心,国运所系
总结20年间青年思想历程,令人百感交集,深有所思。未来属于青年,谁掌握了青年,谁就掌握了未来。青年之心,将决定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整个社会环境塑造的青年思想面貌,就是我们社会未来的面貌。透过青年的眼睛,就能看到我们未来社会的情景。
新的世纪,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关键时期。这一代青年将亲手把我们的国家建成中等发达国家,将为中国同胞在全球的尊严和荣光奠定基础。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形象,将在中国青年手中完成。
面对富有朝气的青年朋友们,我们坚信:他们肯定会比前辈们干得更好!
(原作发表于《辽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