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不仅对中国的历史发展起到了伟大的转折作用,同时在政治上和思想上为当代青年知识分子指明了方向。
作为与人民共和国一起成长的一代人,我亲眼目睹了庆祝人民大革命胜利的庆典,目睹了妇女解放的喜悦和移风易俗的大变革,目睹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广大民众为对象的新式教育的普及和兴旺。解放初,我的小学虽说地处农村,但每天升国旗、升校旗、戴校徽、搞课余活动,完全是正规化的教学。当时教师都是从师范学校新毕业的青年,他们平日工作在农村小学,星期六下午步行15公里回城里的家,第二天又从城里赶回来。曾记得,为了讲清语文课文里的“西红柿”这个概念,老师特地从城里买来西红柿,展示给我们这些没见过西红柿的学生。当时,青年教师们焕发出的无私、热情、乐观、任劳任怨精神,让我深受感染,第一次体会到新社会的教育是着眼于为大多数劳动人民服务的。这是新中国给我上的第一课。
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困难时期,我成为无家可归的孤儿。当时自己的亲戚大都对我白眼相看,使我懂得了鲁迅所说的,从小康堕入困顿后才能看到的世人真面目。但是,危难中党和政府抚养了我。我们那所农村中学寄养了6个孤儿,生活都有了着落。后来,我读到张乐平的《三毛流浪记》,感慨万千。在对待人的生存权利方面,新旧社会真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当时青年中流行着一首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在一天夜里,歌声从远处行走的人群中传来,听了顿觉振奋。这首歌表现了青年一代健康向上的风貌。
在长期的学习生活中,我对五四运动指引的方向逐步明确、深化。爱国主义就是要热爱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祖国;就是在实践中永远站在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动人民的立场上,把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掌握马克思主义,就是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武装头脑,不断巩固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然而这些道理,我是在曲折的实践中逐步理解的。
改革开放的20年,我从本科读到了博士,成长为学者、教授。但我从未忘记我是新社会抚养起来的孤儿。一位出租车司机曾和我聊天,最后大笑说:“真想不到,教授竟是这样的。做派和我们一样!”我听了心里很舒服,作为教师,在大学生和研究生面前,我是以对待自己孩子的爱心对待他们的。我从来不敢想当然。因为在学生后面,站着千万个工农劳动大众的家长,学生即是祖国明天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去年,我被学校研究生投票选为“良师益友”。我至今看不惯有悖于劳动大众利益的言论和人物,看不惯鼓吹所谓“自由知识分子独立性”的言论和人物,更看不惯趋炎附势的吹牛拍马之徒。我心中崇敬的知识分子,始终是鲁迅、茅盾、朱自清、闻一多、华罗庚、李四光这样的人。这体现了我所理解的“五四”精神。
一根直立的柱,可以顶起千斤重量。一个人,只要真正爱国、真正为老百姓着想,就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人。这样的人才是真正发扬了“五四”精神。
(原作发表于《半月谈》199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