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思潮与青年教育研究

第五节 “民主与科学”的口号与五四运动的爱国主义旗帜——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

　　在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90周年之际，准确地把握五四运动的精神，对于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的光荣传统，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本文重点研究和论辩：五四运动前，新文化运动中“民主与科学”的口号在五四运动中已经被扬弃；五四运动的鲜明旗帜是爱国主义；五四运动开创的现代中国青年的爱国主义传统不容逆转。

　　一、五四运动对“民主与科学”口号的扬弃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民族复兴的起点。五四运动是旧民主主义转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转折点。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转折点，也是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的起点，还是全国性群众运动的起点，更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广泛传播的起点。这些提法都是有根据的。这些对五四运动的意义的评价都不过分。因为没有五四运动，就没有今天我们民族振兴的历史和现实。因此，五四运动的推动者，成为世世代代青年所崇拜的人，所敬仰的人，也是历史的必然。

　　“民主和科学”的口号是在五四运动之前，新文化运动中提出来的。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主办的《青年杂志》（《新青年》杂志的前身）创刊，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陈独秀在创刊号上首先提出“科学与人权并重”的口号。当时“人权”的内容基本上就是指政治民主的内容，这个提法后来演化为“民主和科学”的口号，称为“德、赛两先生”。这距离五四运动还有几年的时间。“民主和科学”的口号，在当时显然是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帜提出来的。“德、赛两先生”是新文化运动开始的两面旗帜。这个口号在五四运动期间继续和发展，但是五四运动的洪流扬弃了“德、赛两先生”过去的内涵。

　　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前夕曾经论证过“民主与科学”的口号。他在1919年1月的《新青年》杂志上写道：“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可见这个口号在当时新文化运动中的旗帜地位。当时陈独秀所说的民主，不是抽象的民主，而是明确地指当时法兰西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青年》杂志创刊号的封面上，印着法文的“青年”（LaJe-unesse）字样。罗金斯基在《中国历史》中曾认为：“这个副标题的选择不是偶然的。它本身是法国文化和法国革命民主思想深远影响的反映，它不仅影响了陈独秀本人，而且也影响了许多他的同代人。”确实如此，《青年》杂志创刊号上第一篇文章是陈独秀写的《敬告青年》，第二篇文章就是陈独秀写的《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在当时世界上还没有出现社会主义民主的情况下，陈独秀找到的救国救民的出路就是以法兰西资产阶级民主为代表的“德先生”，而绝不会是别的东西。这是毫无疑问的。陈独秀提出的“赛先生”是指什么呢？通过他的文章可以看出来，他主要指自然科学以及当时传入中国的有限的美国的詹姆斯的实用主义、法国的伯格森的创造进化论以及英国的罗素的新唯实主义这三个东西，而没有什么其他的内涵。特别值得指出的是，陈独秀提出的“赛先生”并不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

　　所以说，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实际上就是以法兰西资产阶级民主为代表的“德先生”和自然科学以及有限的社会学说的“赛先生”。这个旗帜在当时是非常革命的、非常进步的新文化运动的旗帜。当时中国还没有出现比这些更先进的东西，而当时中国停滞混乱的灾难状态，主要是由于缺少这些东西。这些先进的人们看到中国当时的社会缺少这些东西，从而来提倡这些东西。这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但是，这个口号随着五四运动的出现和发展，随着中国人眼界的开阔，很快就被扬弃了。无论这个旗帜在当时的提出多么革命，迅速变革的世界很快就证明它在中国和世界都显得陈旧了。

　　五四运动之后，为什么这些口号被扬弃了？这是因为有更新的东西出现，改变了中国人的看法，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引起了人们思想上的极大变化。虽然在“五四”运动期间，民主和科学的口号还在继续使用，但其内涵和以前大不相同，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了中国先进的人们改变了对这个口号的看法？是什么因素促使中国先进的青年们改变了对德赛二先生的看法？这是特别值得研究的。导致人们思想发生重大变化的因素，大致上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个因素：先进的中国人看到了帝国主义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带来的灾难后果，从而使得许多醉心追求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人，对西方的民主失望、绝望，扬弃了原来的“德先生”。

　　先进的中国人本来要学当时先进的西方、救中国，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残酷灾难后果打破了人们的梦想。当时不止是新文化运动的那些先驱们，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改变了看法，而且一些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人们、非常温和的人们，也改变了看法。比如梁启超，他就是一个温和改良主义者，在政治上一贯排斥革命和暴力的主张。但是，在停战协定刚刚签订一个月以后，1918年12月份，梁启超到欧洲做了一次考察和旅行，在他的旅行的日记里，记录了一个美国记者的话：“西方文明已经破产”。梁启超很受触动，他写道：“全社会人心都陷入怀疑、沉默和畏惧之中，好像失了罗针的海船，遇到风遇到雾，不知前途怎甚是好”。“社会革命恐怕是二十世纪唯一的特色，没有一国能免，不过争早晚罢了”。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改良主义者的梁启超的震动不小。连改良主义者都断言发生革命的新世纪要到来了。孙中山先生反应更强烈一些，他在1919年10月份，在上海青年会上发表了一个演说，批评了“教育立国”、“实业救国”、“地方自治”救国的主张，最后他提出了一个结论：“改造中国之第一步只有革命”。孙中山断言离了这个革命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几年前提出“德先生、赛先生”的陈独秀，在看到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恶果之后，思想上有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他在思想上扬弃了所谓代表西方民主的法兰西民主。1919年12月1号，《新青年》发表了一篇陈独秀起草的《“新青年”宣言》。在这篇宣言里，他说：“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注：当时在中国的词汇里面，这就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资本主义就是金钱主义，金力主义也就是资本主义。这个用语与今日翻译的不一样。作者注。）已经造了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陈独秀的结论是，过去提倡的那种法兰西式的民主，如今是应该抛弃的时候了。不久，陈独秀在《告北京劳动界》一文中说：共和政治为少数资本阶级所把持，要想用它来造成多数人的幸福，简直是妄想，因此必须铲除少数人的阶级特权，改变大多数的无产劳动者的困苦、不自由、不合符democracy的状况。他认为这种资本主义根本不符合democracy，在他的词汇里面，原来“德先生”的内容已经被扬弃了。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的一些先进入们的教育，使他们对西方的民主失望，此后再提倡德先生，或者说再说讲民主这个词汇，就不是1915年陈独秀原来讲的那个含义了。帝国主义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教育了中国的先进的人民，改变了新文化运动旗帜的内涵。

　　第二个因素：先进的中国人看到了中国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行为，使他们丢掉了幻想，激起了责任感，升腾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思想观念。

　　先进的中国人看到，要想靠北洋军阀政府照搬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模式来解决中国的问题，是没有希望，行不通的。在这件事情的刺激之下，中国的知识分子由强调一般的科学和民主转向了实际的救亡，挽救民族的危亡。启蒙是为了民族的独立和发展，救亡是更加直接的挽救民族，促进民族的独立和发展，方向是一致的，目的是一致的。这是一个新的变化。当时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行为，不仅是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移给日本的问题，还有五条涉及国内的许多主权问题。总统徐世昌命令：要排除一切障碍，准备签字。挂着战胜国的牌子，继续任人宰割。中国的老百姓感到莫大的耻辱。中国的知识分子通过这个过程就把北洋政府看透了，从思想上把它抛弃了，否定了。这个现实激发的爱国主义，不同于历史上在统治阶级影响下的愚忠和狭隘民族主义，而一种动员民众救亡的新的爱国主义精神。

　　第三个因素：在“五四”以后，青年们看到了在邻国俄国发生的革命——1917年的十月（公历十一月）革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使得先进的中国人重新思考自己的问题，俄国的革命道路产生了极大的魅力。

　　十月革命成功的信息并非立即传到中国。随着五四运动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及其对中国人的刺激，这个影响慢慢传来。其中最大的一次震动，就是1919年7月苏俄发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这个宣言宣布：“苏维埃政府把沙皇政府独自从中国人民那里掠夺的或与日本人、协约国共同掠夺的一切交还中国人民以后，立即建议中国政府就废除1896年条约、1901年北京协议、1907年至1916年与日本签订的一切协定进行谈判，苏维埃政府废弃一切特权，废弃俄国商人在中国境内的一切商站。……永远结束前俄国政府与日本及协约国共同对中国采取的一切暴行和不义行为。”中国人从来没有见过一个邻国对中国有这样的举动，从来没有见到过历史上侵略过中国的国家有这样的态度。这在中国激起了极大的反响。这个宣言是1920年4月被翻译成中文在中国传播开来的。在五四运动中产生的“全国学联”立即给苏俄回信，“全国学联”回信电文中有这样一段话：“你们这一次的大举动，足为世界革命史开一新纪元。我们实在是佩服得很。”这是中国先进的学生组织对俄国十月革命的反应。五四运动中，“六三”、“六五”以后，上海工人阶级首先起来介入，使得五四运动变成一个全国、全民性的运动。在这个运动中也产生了全国工人的工会组织，当时称作“中华劳动工会”。“中华劳动工会”也给苏俄回了一封信。当时中国人把苏联“红军”翻译成“红卫兵”。工会对苏俄的回信说：“全俄底农民工人和红卫兵，是世界上最可亲爱的人类。中华全体底平民都钦佩你们创造底势力和牺牲底精神。我们劳动界尤其欢欣鼓舞，愿与你们全俄底农民工人红卫兵提携，立在那人道正义底旗帜下面，一起努力，除那特殊的阶级，实现那世界的大同。”这说明，中国工人阶级从登上历史政治舞台的时候开始，觉悟就是很高的。有人在现时代说，当时中国工人根本没有觉悟，也没有形成工人阶级。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这些都是中国各界先进的人们对苏俄的反应。这些反应很强烈，并日益扩散开来，形成了巨大的政治影响。十月革命的影响传到中国来，蔡和森和毛泽东在来往的信当中记录了自己当时的思想变化。1920年的8月，蔡和森在写给毛泽东的信里说：“我近来对各种主义做综合的审定，觉得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代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社会主义必要之方法：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我认为现世革命唯一制胜的方法。我现认清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的反映，其重要使命在打破资本经济制度，其方法在无产阶级专政，以政权来改建社会经济制度。”1920年12月，毛泽东给蔡和森的一封回信中说：“那种以和平手段谋取全体幸福的主张，理论上说得通，而事实上做不到。”“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毛泽东对苏俄革命的理解是很深刻的。这就是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在了解到了俄国发生的情况后的反应。这些反应就很快的过渡到或者渗透到他们从事的运动之中。

　　第四个因素：人们接触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原来“赛先生”的科学概念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进步的人们将科学首先理解为崇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

　　在“五四”时期，由于苏俄在中国的宣言扩大影响，马列主义科学世界观开始传播。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开始扬弃了西方各种肤浅的社会学说，采用马克思科学世界观来分析社会问题。他们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中掌握了阶级分析的方法，对过去的“民主”进行了扬弃。最早提出“德先生”的陈独秀这时能够以阶级分析的方法对待两种不同的民主：“十八世纪以来的‘德谟克拉西’是那被征服的新兴财产工商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阶级的帝王贵族要求权利的旗帜。”“如今二十世纪的‘德谟克拉西’，乃是被征服的新兴无产劳动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阶级的财产工商界要求权利的旗帜。”李大钊也以阶级分析的眼光看待民主：“今之德谟克拉西有两种，一为中产阶级的德谟克拉西，一为无产阶级的德谟克拉西”，“亦可以说是一种新的德谟克拉西”。他们已经开始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析不同的民主。1919年8月，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发表文章《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提出：“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他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他们一切的基础。经济组织一有变动，他们都跟着变动。换一句话说，就是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发表在1921年6月的《共产党》杂志上的一篇不署名的《短信》论证道：“现代的经济变动是世界的不是国别的了，大家不要妄信经济组织及状况幼稚的国家仍然应采用资本制度；同一起首创造，不必再走人家已经走过的错路了，这就是我们共产党在中国经济的使命。”这说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取代了过去的“赛先生”的内涵。陈独秀认为：“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学或社会学，都是以这种科学归纳法作根据，所以都可相信的，都有根据的。”“所以现代的人都称马克思的学说为科学的社会学”，“为科学的社会主义”。李大钊也指出：“自有马氏的唯物史观，才把历史学提到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此等功绩，实为史学界开一新纪元。”可见先进的人们已经开始接受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这就超越了原来新文化运动的“赛先生”的口号，把原来只限于自然科学的“科学”这一概念扩展到了社会、历史研究领域。这足以看出当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在中国传播的广度和深度。

　　中国先进的人们看到这四个方面的新因素，就使得对“科学民主”的理解大不一样了。如果可以把五四运动前思想方面的进步叫做启蒙，那么五四运动前后启蒙的内容却发生了质的变化：如果说过去“启蒙”中的那个民主是指法兰西民主的话，后来启蒙的这个民主就是苏俄式的社会主义民主了；如果说过去启蒙的科学是自然科学为主以及实用主义的社会学说，那么后来启蒙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了。从启蒙的对象来看，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说以前启蒙过的是少数知识分子和上层人物对问题的理解，那么五四运动以后启蒙的是社会基本劳动群众和一部分先进分子对社会基本问题的觉悟。其实，“民主与科学”的旧的内涵经过社会剧变的洗礼退居幕后，而新的内容已经登上舞台、发生了影响。我们不否认曾经在历史上起到过积极作用的“民主与科学”这个口号，但是五四运动扬弃了过去的东西，提升了新的内容，这更是值得注意的。五四运动的价值在于新的东西，而不在五四运动之前的新文化运动的口号。“民主与科学”的新内涵，其实重点就是追求社会主义民主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有了这个新的转变和新的内涵，启蒙就与中国社会的实际进步联系在一起，中国先进的人们才有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武器。

　　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人却按照五四运动以前的“民主科学”的旧的内涵、旧的“启蒙”的内涵来概括五四精神，说五四运动的救亡压抑了启蒙，这是一种倒退的思想倾向。难道面对亡国的危机时还要人们专门去研究昔日西方启蒙思想家的讲义吗？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对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所起的革命作用、进步作用作了充分的肯定，给予科学的评价；但是同时严肃批评了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那些门徒，批评他们死抱着老师的观点不放，依然坚持那些过时的、空想社会主义的观点，结果在实践中走向反面，被马克思、恩格斯称为“反动的宗派”。这是因为，英国的欧文主义的信徒，对工人阶级轰轰烈烈的“宪章运动”采取一种污蔑和敌对的态度；法国的傅立叶主义者，反对法国进行民主主义的改革。一个学说或者口号，如果在发展中由旧的阶段达到科学的新境界时，有人却死守住它过去的某个阶段的旧观点，这只能使它变成历史前进的绊脚石。同样的道理，“民主与科学”这个口号在历史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已经有了科学的新内涵，如果还有人死守住五四运动之前、新文化运动早期的旧的“民主与科学”的内涵不放，并拿到现代社会中来折腾，这显然是对五四运动的背叛而绝不是一种进步。

　　二、五四运动的旗帜是爱国主义

　　五四运动时期，先进青年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选择了爱国主义。爱国主义又形成了90年来青年运动的传统。五四运动的旗帜、五四运动的精神最基本的是爱国主义。这是五四运动作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运动的本质决定的。这也是历史事实昭示世人的一个客观结论。

　　第一，五四运动爆发的直接原因就是帝国主义列强在巴黎和会上把德国原在山东掠夺的特权转交给日本，列强损害中国国家主权和中国的民族危亡激发了人民大众的爱国热情。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巴黎和会上，中国北洋政府的代表要在一个出卖国家主权的协议“二十一条”上签字的消息，5月1日由上海一家报纸透露。北京得到这个消息是5月2日，蔡元培、许德珩这样的先进分子，得知这个消息以后就立即开始行动。5月3日晚上，以北大、清华、高等师范和中国大学四所大学的代表为主体，在北大法科礼堂筹备了5月4日的游行。在筹备会上，学生们提出，断送国家主权，就是卖国贼；强烈要求阻止中国代表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当时在场的有一千多人，很多人发言、出主意、提建议，群情激昂。有的学生当场写下了“还我青岛”的血书。还有的学生在会场作了声泪俱下的讲演，表示愤慨之情。为了筹备第二天的游行，大家纷纷准备物质条件，捐钱捐物，十分踊跃。5月4日下午一点钟，十几所大学的学生汇集天安门前，大约3000多人，开始游行示威。当时游行散发的传单上，清楚表明了游行的目的：“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上要求并吞青岛，……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要亡了！……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举了！”可见，五四运动的爆发，完全是出于爱国主义的动机。

　　第二，五四运动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直接要求就是阻止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的条约上面签字，阻止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主权的严重侵犯。

　　五四运动爆发于维护国家主权的契机，这个运动冲击的重点就是当时主管外交的北洋政府的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人。5月4日当天的游行队伍的口号集中在爱国主义的内容，大致分为“外争主权”和“内除国贼”两个方面。前者有“还我青岛”、“取消二十一条款”、“拒绝签字巴黎和约”、“保卫国土”、“反对强权政治”等；后者有“打倒卖国贼”，“诛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国民应当判决国贼的命运”，“卖国贼宜处死刑”等爱国内容。游行队伍还举着一幅巨大的挽联，上联是：“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下联是：“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横批是：“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遗臭千古”。这些口号是游行示威者心声的表达，是运动参加者爱国动机的体现。为了内除国贼，5月4日游行示威的高潮是学生冲进曹汝霖的住宅，要惩罚卖国贼曹汝霖，在场的章宗祥被当作卖国贼曹汝霖遭到痛打。五四运动时期出现的群众社团，都以“救国”为主旨，有的干脆以“救国”命名，如“广西梧州学生联合救国团”，该团的刊物就叫做《救国旬刊》。五四运动时期，先进的中国人已经开始懂得把中国的命运放在世界格局之中进行观察，眼界比以往开阔得多；他们还能够把爱国与民族的发展相联系、把爱国与反对卖国政府相联系，完全不带有历史上那种“爱国”表现的对统治阶级的愚忠或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从五四运动的结果来看，这是一次胜利的运动。经过青年学生的罢课、游行示威以及后来的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等英勇斗争，迫使北洋军阀政府在6月9日夜间举行内阁会议，罢免了群众指为卖国贼的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职务；6月28日，中国政府代表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青年学生爱国运动的直接目的基本达到。因此，全国学联于7月22日宣布全国学潮停止。狭义的五四运动的主体事件，缘于爱国而发，达到爱国目的而收，始终围绕着国家前途与命运而展开。由此可见，五四运动的宗旨始终是鲜明的爱国主义。

　　第三，五四运动的领军人物大都从真诚的爱国主义走向科学社会主义，充分体现了五四运动是现代中国新型的以爱国主义为旗帜的运动。

　　1919年10月，李大钊在演说中说：“我们今天应该把国际帝国主义侵略我们的痛史，细数从头，把五四运动的精神，牢牢记住，誓要恢复国家的主权，清洗民族的耻辱。”李大钊表达的这种“恢复国家主权、清洗民族耻辱”的精神，正是爱国主义的精神。李大钊是爱国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结合的典范。“五四”以后，一大批运动的领军人物大都从爱国主义走向科学社会主义，世界观转到马克思主义方面来了。这些先进人物，突出的有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邓中夏、恽代英、瞿秋白、周恩来、赵世炎、董必武、陈潭秋、向警予、何梦熊、李达、李汉俊等人。这些人在这个关键时刻选择了接受马克思主义，这说明，在当时的中国环境里，真正的爱国者必然走向科学社会主义。这是现代青年运动的规律。

　　五四运动开创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传统，已经被世世代代的中国青年所继承，形成了光荣的传统，成为民族精神的一部分。但是，在历史发展的潮流面前，总有人在思想上走着与历史潮流相反的方向。比如有人竟然在五四运动80年后，指责我国的改革“不包括学习和建立西方那样的制度文明”。殊不知这种所谓的西方的制度文明，法兰西式的民主，在五四运动的先驱那里，就已经被扬弃，成为追求俄国社会主义的制度文明了。还有人竟然在五四运动90年后，抬出清朝末年的“洋务运动”作为今日社会主义改革的样板，认为：“改革对于推动生产力发展起着很大的作用，比如清代的洋务运动。”还有人在2009年1月的《炎黄春秋》杂志上发表政论，认为：“辛亥革命、北伐战争、解放战争这三次以暴力斗争为主要形式的民主革命，在取得革命胜利以后，都出现了专制势力的复辟。”崇拜清代洋务运动，谴责给中国带来伟大变革的三次革命战争，从某一角度来看，其中的要害就是否定了五四运动的划时代的意义，否定五四运动对整个中国历史的推进作用。这种思潮骨子里就是对五四运动以来接受马克思主义、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潮流持否定态度。五四运动的进步人们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必然。但是这样的历史进程就打断了西方殖民主义欺骗中国人民的“启蒙”模式，使中国人民走上了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的道路。这引起了国内外敌对的思想和势力的长期敌视和攻击。他们似乎赞成五四运动前的“启蒙”，那是因为那时存在把中国“启蒙”到资本主义附庸国的道路，使中国成为西方列强的俯首帖耳的“孙子”国；他们决不赞成五四运动促成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不赞成这种真正有社会进步意义的启蒙，是因为这种启蒙打破了西方殖民主义奴役中国的企图。在中国，否定五四运动，崇拜“洋务运动”，实质上就是拉中国历史走向倒退。这样的思想就倒退到五四运动以前去了。在中国改革发展的时期，念念不忘指责中国的五四运动没有走上模仿西方制度文明的道路，只能表明有些人丧失了最起码的爱国主义精神。一个当代中国人，丧失了爱国主义，不爱自己的社会主义祖国，毫无出路。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下，凡是排斥爱国主义的人，实质上毫无疑问只能充当西方敌对势力的思想俘虏。这就是在新时期关于五四运动存在许多争论的实质所在。

　　（原载于《重庆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

　　§§第三章 关于当代青年民族精神与爱国主义精神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