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思潮与青年教育研究

第二节 家庭与青年文化的重塑

　　近期为纪念联合国建立50周年和世界青年十周年，联合国和韩国政府主办了“1995世界青年指导者会议”（The1995WorldYouthLeadersConference），专题讨论了全球性的青年道德滑坡、人性丧失、片面注重物质文明建设而忽视精神文明建设的问题。笔者有幸出席此次会议，并在会上作了主题发言。

　　一、当代青年文化的家庭背景

　　青年文化是社会的产物。青年文化的家庭背景制约和规范了青年文化的特点和趋向。这个背景的变化值得注意。

　　1.家庭小型化趋势和独生子女的增多

　　家庭小型化是一个世界性的倾向，在中国变化尤为突出。核心家庭近40年中一直保持增长势头，近十多年更趋快速增长。从全国来看，1949—1982年，核心家庭的比例由55.42%上升到69.28%。1953—1990年，中国家庭的户规模由户均4.30人降为3.96人；其中城市户均人口更少，1982—1990年北京户均人口由3.69降为3.2人，上海则由3.6降为3.1人。自从1979年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后，15岁以下的独生子女目前已达5000万。

　　这种现实带来了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家庭对子女企望值过高，进而产生过多的关心和过多的干预，破坏家庭与子女正常交流的氛围。二是子女在家庭中地位的升高导致子女自我意识的强化，易与阅历不同的家长产生离心情绪。

　　2.家庭片面强调子女智力教育

　　由于双亲知识化水平的提高和妇女平等就业的广泛，一般家庭将财力和精力集中于子女的智力投资上，忽视了心理健康和道德素质的培养。

　　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在“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思想的驱动下，送子女进弹琴、绘画、体操、外语、唱歌、舞蹈等专业班，甚至不惜重金送子女进“贵族学校”。这实际上剥夺了青少年全面接触社会的机会，造成畸形心理发育的环境。

　　3.家庭电气化取代家庭内部情感交流

　　近十多年来，家庭电器设备激增并达到普及。1988年城镇每百人拥有电视机38.7部，户均1.48部。电视传媒的普及适应了人们对精神消费的追求。城市青少年把许多难得的闲暇时间用于看电视。据统计，青少年在1993年每天花在看电视上的时间为1至2小时，这种青年占90%。在这种环境中家长会觉察到，子女与家人的情感、语言交流机会越来越少。

　　4.对传统文化的过激批评削弱了家庭教育的实效

　　在社会转型、变革剧烈的社会环境中，对往日经验教训的批评和检讨，对私人利益的尊重和鼓励，金钱作用的扩大，使一些青少年产生了全面否定传统文化的过激思潮。又由于改革中长期存在着精神文明建设“一手软”等“教育失误”，青少年中出现“价值失范”、民族虚无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这种由于过分否定传统文化而产生的“失范状态”，不仅直接造成了“道德滑坡”，而且加深了家庭内部的“代沟”。

　　二、青年文化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

　　青年文化中存在的问题，原因很多，但无不与家庭教育不当有关。择其要者，作一分析。

　　1.价值观向自我倾斜，对社会公德冷漠

　　邓小平同志早在1975年批评的“雷锋叔叔不见了”，“公共汽车上没有人给老人让座”的现象现在仍然存在。见死不救，不敢见义勇为，屡见不鲜。不遵守公共秩序的现象司空见惯。

　　这种现象也与家庭影响相关。一个家庭越是以孩子为中心，把他（她）当成“小太阳”、“小皇帝”，青少年以个人价值至上的偏向便越是严重。这与独生子女的地位有关。但国际友人也指出，韩国一个家庭有几个孩子就有几个“小太阳”、“小皇帝”。看来关键是家庭实施什么样的教育。自我价值很偏激的青少年，对社会人群没有热情，对社会公德不尊重，对父母也不会有亲情。个别青少年甚至不知社会公德为何物。

　　2.拜金主义倾向及其根源

　　金钱作为杠杆在经济领域作用增大，是一种社会进步现象。但是，金钱作用在非经济领域中扩大却是社会和青少年的灾难。家庭在青少年子女身上盲目用钱是培植拜金主义的起点。

　　据北京市统计局调查，1990年底，小学生每月人均消费支出173.10元；

　　1992年幼儿园孩子每月人均消费240元，占双职工户均月收入的50%；一名中学生月消费支出占户均月支出的66.3%。家长在孩子身上讲攀比穿戴、派头、享受，甚至为此一掷千金。学费每年20万元的“贵族学校”并没有挡住某些家长，如今这种学校在中国已有40多所。当家长把金银项链、戒指、耳环、BP机、挂在子女身上的时候，当家长在子女面前显示自己拥有的金钱可以使一切规章制度“迎刃而解”时，拜金主义就深深埋在子女心灵中，教育的失败由此开始，悲剧实际上已拉开了序幕。如果培养子女把金钱作为人生价值的标准，那么他就塑造了道德缺乏、人性丧失的后代。

　　3.感情缺乏症与家庭狭隘关怀

　　自私、冷漠、“代沟”，对家长的逆反心理，是当代青少年感情缺乏症在家庭内的表现，它也同样表现为社会行为。这种现象不是由于家长不关心子女，而是关心得太过分而导致的。

　　80年代初的调查表明，京、津两市的家长95%的人不愿让孩子到外地工作。

　　1992年中、日、美三国中学生在回答“你最尊敬的人是谁”这个问题时，日本、美国中学生列在前三位的是父亲、母亲、英雄人物；而中国的中学生却把父亲、母亲摆在了第10、11位。湖南广播电台在讨论“对待自己父母的态度”时，收到500封信，其中90%的青少年对父母表示不满。1993年的一项全国青年调查表明，当你有知心话或重要的事时，最喜欢找谁说一题，30岁以下未婚青年选择向父母说的，仅占11.5%；30岁以下已婚青年则仅有6.9%。

　　4.“温室式教育”与青年心理疾病

　　父母溺爱子女的风气随独生子女增多而日盛。这种溺爱表现在，父母舍不得让子女经受应有的劳动锻炼、挫折锻炼，艰苦磨炼。

　　据1993年北京对2294名小学生的调查，他们干家务活的时间人均0.2小时，远远低于同龄的美国小学生的1.2小时、泰国小学生的1.1小时、韩国小学生的0.7小时。上海某小学校的一次调查，发现90%的小学生把午餐用过的碗带回家由父母洗。连自理小事的劳作都由家长代劳，更谈不上挫折和艰苦的锻炼了。这种“温室式的教育”显然带来了副作用。

　　舍不得让子女经受任何一点风雨，造成大面积青少年心理脆弱、心理疾病的发生。据北京市一项调查，10所重点中学的学生中，60%的人认为自己缺乏毅力和恒心，不能控制个人感情，经不起挫折；对1700名青少年的另一调查也表明，大学生有42.5%的表示遇到失败打击时顶不住。天津市对1332名综合性大学学生的调查，24.92%的人有程度不同的神经官能症；上海6所中学的心理测试表明，心理不健康者占22.8%；京、沪、川三省市的调查一致表明，独生子女心理变态率均在50%以上。

　　这些心理脆弱的、有心理疾病的青少年往往不能与同伴相处，不能经受挫折和打击，思想封闭，异常行为不断，有的则不能坚持正常的学习生活。1993年，沈阳先后出现6名女生、10名男生离家出走的现象；南宁也出现4名男生集体出走；大连11名中学生出走；上海63名中学生出走。仅1992年1—3月，广州火车站就截下了900多名出走的青少年学生。

　　三、家庭教育的新观念

　　面对以上现实，家庭只有树立子女教育的新观念，才能重塑青年文化，使其适应变革的社会发展趋势。

　　1.父母与子女建立平等互动的教育关系

　　在真正平等关系下父母与子女的交流，是教育有效的前提。在城市家庭中，要防止的主要倾向是家庭中尊子女为“小太阳”、“小皇帝”。应从对父母平等体谅的关系中，培养青少年平等待人、尊重别人、做普通公民的意识。在农村家庭中，主要防止父母不尊重子女发展权利的倾向。由于经济条件差，封建家长制影响较大，有些父母专制主义地摆弄子女的命运，侵害了青少年的权利。据调查，1980—1988年全国至少4000万中小学生被迫弃学；1989年中小学生仍流失725万人。辍学的青少年成为童工、小商贩、卖花女，流落社会，中断了受教育和发展的权利。

　　平等关系在教育上的体现便是父母与子女的互动的教育。这是弥合代沟，改善青年文化的有效途径。青少年的长处应得到尊重，如他们博闻广识，求实求新精神强烈，参与意识强，锐意改革进取，应得到父母尊重。在尊重子女人格的基础上，以参谋的身份，分析肯定其正确的、纠正其迷误的东西，才能真正完成传统文化的接续。

　　2.解放子女，注重磨难教育

　　磨难教育是中国历代教育家所倡导的。为了防止和纠正青少年心理健康方面出现的问题，家长应当丢弃那种老母鸡保护雏鸡式的教育方式，把孩子解放出来，放他们去经风雨，见世面，经受磨难教育。这样，才能有较强的心理适应能力。

　　古人曾论证“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毛泽东、鲁迅、陶行知也曾倡导放手让孩子们去到大风大浪中锻炼。这个教育思想今天更显得有现实意义。

　　3.重视子女的非智力因素教育

　　青少年成才的关键绝不在于先期智力教育投入的多少，相反，却在于非智力因素的教育。完成学业或创造，关键在于永恒的学习动力是否存在。这种动力来自非智力因素。这方面突出的教育内容有：

　　正确的人生观教育。引导子女认识到，自我价值、个人利益，只有在不损害他人和社会时，才是合理的。

　　正确对待金钱的作用。这是走向市场经济过程尤其应解决的一个问题。把金钱当成人生价值的标准，那么，金钱越多，其人性越少。这是屡证不爽的事实。父母的榜样作用是至关重要的。

　　树立正视现实，不屈不挠的奋争精神。教育子女面对现实，正视困难，知难而上。在子女前进道路上遇有挫折、失败，应给予理解、温暖、支持，把家庭变成支持子女进步的大后方和加油站。

　　青少年属于社会，属于未来。提高家庭教育的科学性，才能重塑良好的青少年文化，推动全民族素质的提高。

　　（原作发表于《青年研究》1995年第9期；该文为作者作为中国代表出席“1995年世界青年指导者会议”的大会发言；原文为英文，曾在韩国英文报纸《大学生活》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