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三顾茅庐”
北京，离天安门不远处的西河沿，一家中等的中西旅馆。清早，一位年近半百有着绅士风度的男子，内穿中式对襟袄，外穿呢大衣，一副金丝边眼镜，长长的山羊胡子，前往中西旅馆，探望六十四号房间的旅客。
“他还没起床吧！”茶房答道。
“不要叫醒他，不要叫醒他。”来客用浙江绍兴口音连连说道，“请给我一张凳子，我坐在他的房间门口等候就行了。”
六十四号房间的旅客是一个忙碌的人，白天不见踪影，夜间又要看戏，迟迟才归。唯早晨贪睡晚起。那位访客来过几回未遇，索性一大早起来，在房间门口坐等。
那位忙碌的旅客非别人，陈独秀也。1916年11月26日，他和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同车离沪赴京，为的是在北京为亚东图书馆招股，募集资金。
那位坐在门外静候的人，比陈独秀年长十一岁，当年名满华夏。此人来历不凡，清朝光绪年间（1892年）的进士，授翰林院编修。这位受四书五经熏陶的书生，居然举起反清义帜，于1904年任革命团体光复会会长。翌年，加入孙中山的同盟会，成为上海分部的负责人。辛亥革命后。被孙中山委任为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此后，衰世凯当权，他愤而弃职，游学欧洲。回国后，于1916年12月26日，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
此人便是蔡元培。
蔡元培深知单枪匹马赴任，难以驾驭那旧势力盘根错节的北京大学。这所由创建于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发展而来的最高学府，封建余孽颇为猖獗。那辜鸿铭居然拖着长辫子走上讲坛，那刘师培言必称“孔孟”……蔡元培思贤若渴，欲寻觅一批具有新思想、新文化的新人物，作为新兴北京大学的栋梁之材。
在这个当口，蔡元培见到了北京医专校长汤尔和。汤尔和早在1902年留学日本时便与陈独秀相识。汤尔和当即推荐了陈独秀——尽管汤尔和后来跟陈独秀并无多少来往。汤尔和是从《新青年》杂志上识得陈独秀的才气，因此把十多本《新青年》交给蔡元培，说道：“你看看《新青年》——那是陈独秀主编的。”
1904年12月，在上海，蔡元培与陈独秀有过一面之交，他们都是暗杀团成员。此后多年没有交往。这时，蔡元培读了《新青年》，深深佩服陈独秀的睿智和博学，尤爱陈独秀的新思维、新见识，决定聘任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事有凑巧，陈独秀到京后，曾去北京大学看望过沈尹默。沈尹默把消息告诉蔡元培。蔡元培得知陈独秀来京就赶紧前往拜访。
就在蔡元培获得北京大学校长正式任命的当天上午，蔡元培就去中西旅馆看望了陈独秀。与陈独秀同住的汪孟邹在日记中曾写道：“12月26日，早九时，蔡孑民（引者注；蔡元培号孑民）先生来访仲甫，道貌温言，令人起敬，吾国唯一之人物也。”
如此“道貌温言”，又如此亲自上门敦请，陈独秀却未肯答应下来！
“图_中_不_figure_0053_0024_em”
“图说”绍兴蔡元培故居“/图说”
“图_中_不_figure_0053_0025_em”
“图说”蔡元培与夫人“/图说”
蔡元培简直如同那位“三顾茅庐”的刘备一般，一回回光临中西旅馆，只是难得一遇陈独秀。干脆，他一早前来坐等！
至诚则金石为开。陈独秀启开房门，见蔡元培已在那里静候，大吃一惊，连声道：“失敬，失敬。”
“仲甫先生，孑民今日仍为聘请之事而来。”蔡元培进屋刚刚坐定，便道出来意。
“谢谢先生好意，只是仲甫才疏学浅，难以担此重任——日前曾再三说明。”陈独秀仍重复26日上午说过的话。
“先生有何难处，望直言。孑民愿尽力为先生排忧解难。”蔡元培真诚地说道。沉思了一晌，陈独秀说出了心里话：“仲甫再三推辞，内中有两个原因。”
“愿闻其详。”蔡元培双目注视着陈独秀。
“第一，仲甫从未在大学上过课，既无博士头衔，又无教授职称，怎可充当堂堂文科学长？”陈独秀说道。
“先生可以不开课，专任文科学长。”蔡元培为之排遣道，“至于教授职称，凭先生学识，完全可以授以教授职称——待先生进北大之后，当可办理有关教授职称手续。此事不难。”
“第二，仲甫身为《新青年》主编，每月要出一期杂志，编辑部在上海，无法脱身。”陈独秀又说出另一原因。
“此事亦不难解决。先生可把《新青年》杂志搬到北大来办！”蔡元培主意真多，又为陈独秀解决了具体困难。他说：“北大乃人才济济之地。先生到北大来办《新青年》，一定比在上海办得更有影响。”
这下子，陈独秀心中的忧虑顿时烟消云散，面露笑容。
“先生答应啦？”蔡元培问道。
“我回沪后料理好杂事，即赴京就任。”陈独秀爽快地说道。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两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握毕，陈独秀却又道：“文科学长之职，我只可暂代。我推荐一人。此人眼下正在美国。倘若他返回中国，即请他担任文科学长。此人之才，胜弟十倍。”
“先生所荐何人？”蔡元培赶紧追问。
“胡适先生！”陈独秀道。
“久闻适之先生大名。倘若仲甫先生代为引荐，适之先生归国之后能到北大任教，则北大既得龙又得凤了！”蔡元培兴奋地说道，“当然，文科学长一职，仍由先生担任。适之先生可另任新职。”
“不，不，文科学长一职，只是此时无人，弟暂充之。”陈独秀谦让道。
就在这次中西旅馆晤谈后十来天，1917年1月13日，蔡元培向陈独秀发出由北京政府教育总长范源濂签署的“教育部今第三号”：
“图_中_不_figure_0054_0026_em”
“图说”作者采访上海当年的《新青年》编辑部所在地“/图说”
“兹派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此令。”
1月15日，蔡元培校长签署的布告，张贴在北京大学：
“本校文科学长夏锡琪已辞职，兹奉令派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消息传出，北大震动。青年学生热烈欢呼，遗老遗少不以为然。
既然任命已公之于众，陈独秀也就在1月下旬赴京上任。北京大学原在北京地安门内马神庙，自1916年9月起在北京汉花园另建新校舍。汉花园即今日的沙滩。陈独秀被安排住在与汉花园只一箭之遥的北池子箭杆胡同九号——那里也就成了《新青年》编辑部的所在地。
“他还没起床吧！”茶房答道。
“不要叫醒他，不要叫醒他。”来客用浙江绍兴口音连连说道，“请给我一张凳子，我坐在他的房间门口等候就行了。”
六十四号房间的旅客是一个忙碌的人，白天不见踪影，夜间又要看戏，迟迟才归。唯早晨贪睡晚起。那位访客来过几回未遇，索性一大早起来，在房间门口坐等。
那位忙碌的旅客非别人，陈独秀也。1916年11月26日，他和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同车离沪赴京，为的是在北京为亚东图书馆招股，募集资金。
那位坐在门外静候的人，比陈独秀年长十一岁，当年名满华夏。此人来历不凡，清朝光绪年间（1892年）的进士，授翰林院编修。这位受四书五经熏陶的书生，居然举起反清义帜，于1904年任革命团体光复会会长。翌年，加入孙中山的同盟会，成为上海分部的负责人。辛亥革命后。被孙中山委任为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此后，衰世凯当权，他愤而弃职，游学欧洲。回国后，于1916年12月26日，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
此人便是蔡元培。
蔡元培深知单枪匹马赴任，难以驾驭那旧势力盘根错节的北京大学。这所由创建于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发展而来的最高学府，封建余孽颇为猖獗。那辜鸿铭居然拖着长辫子走上讲坛，那刘师培言必称“孔孟”……蔡元培思贤若渴，欲寻觅一批具有新思想、新文化的新人物，作为新兴北京大学的栋梁之材。
在这个当口，蔡元培见到了北京医专校长汤尔和。汤尔和早在1902年留学日本时便与陈独秀相识。汤尔和当即推荐了陈独秀——尽管汤尔和后来跟陈独秀并无多少来往。汤尔和是从《新青年》杂志上识得陈独秀的才气，因此把十多本《新青年》交给蔡元培，说道：“你看看《新青年》——那是陈独秀主编的。”
1904年12月，在上海，蔡元培与陈独秀有过一面之交，他们都是暗杀团成员。此后多年没有交往。这时，蔡元培读了《新青年》，深深佩服陈独秀的睿智和博学，尤爱陈独秀的新思维、新见识，决定聘任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事有凑巧，陈独秀到京后，曾去北京大学看望过沈尹默。沈尹默把消息告诉蔡元培。蔡元培得知陈独秀来京就赶紧前往拜访。
就在蔡元培获得北京大学校长正式任命的当天上午，蔡元培就去中西旅馆看望了陈独秀。与陈独秀同住的汪孟邹在日记中曾写道：“12月26日，早九时，蔡孑民（引者注；蔡元培号孑民）先生来访仲甫，道貌温言，令人起敬，吾国唯一之人物也。”
如此“道貌温言”，又如此亲自上门敦请，陈独秀却未肯答应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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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绍兴蔡元培故居“/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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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蔡元培与夫人“/图说”
蔡元培简直如同那位“三顾茅庐”的刘备一般，一回回光临中西旅馆，只是难得一遇陈独秀。干脆，他一早前来坐等！
至诚则金石为开。陈独秀启开房门，见蔡元培已在那里静候，大吃一惊，连声道：“失敬，失敬。”
“仲甫先生，孑民今日仍为聘请之事而来。”蔡元培进屋刚刚坐定，便道出来意。
“谢谢先生好意，只是仲甫才疏学浅，难以担此重任——日前曾再三说明。”陈独秀仍重复26日上午说过的话。
“先生有何难处，望直言。孑民愿尽力为先生排忧解难。”蔡元培真诚地说道。沉思了一晌，陈独秀说出了心里话：“仲甫再三推辞，内中有两个原因。”
“愿闻其详。”蔡元培双目注视着陈独秀。
“第一，仲甫从未在大学上过课，既无博士头衔，又无教授职称，怎可充当堂堂文科学长？”陈独秀说道。
“先生可以不开课，专任文科学长。”蔡元培为之排遣道，“至于教授职称，凭先生学识，完全可以授以教授职称——待先生进北大之后，当可办理有关教授职称手续。此事不难。”
“第二，仲甫身为《新青年》主编，每月要出一期杂志，编辑部在上海，无法脱身。”陈独秀又说出另一原因。
“此事亦不难解决。先生可把《新青年》杂志搬到北大来办！”蔡元培主意真多，又为陈独秀解决了具体困难。他说：“北大乃人才济济之地。先生到北大来办《新青年》，一定比在上海办得更有影响。”
这下子，陈独秀心中的忧虑顿时烟消云散，面露笑容。
“先生答应啦？”蔡元培问道。
“我回沪后料理好杂事，即赴京就任。”陈独秀爽快地说道。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两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握毕，陈独秀却又道：“文科学长之职，我只可暂代。我推荐一人。此人眼下正在美国。倘若他返回中国，即请他担任文科学长。此人之才，胜弟十倍。”
“先生所荐何人？”蔡元培赶紧追问。
“胡适先生！”陈独秀道。
“久闻适之先生大名。倘若仲甫先生代为引荐，适之先生归国之后能到北大任教，则北大既得龙又得凤了！”蔡元培兴奋地说道，“当然，文科学长一职，仍由先生担任。适之先生可另任新职。”
“不，不，文科学长一职，只是此时无人，弟暂充之。”陈独秀谦让道。
就在这次中西旅馆晤谈后十来天，1917年1月13日，蔡元培向陈独秀发出由北京政府教育总长范源濂签署的“教育部今第三号”：
“图_中_不_figure_0054_0026_em”
“图说”作者采访上海当年的《新青年》编辑部所在地“/图说”
“兹派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此令。”
1月15日，蔡元培校长签署的布告，张贴在北京大学：
“本校文科学长夏锡琪已辞职，兹奉令派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消息传出，北大震动。青年学生热烈欢呼，遗老遗少不以为然。
既然任命已公之于众，陈独秀也就在1月下旬赴京上任。北京大学原在北京地安门内马神庙，自1916年9月起在北京汉花园另建新校舍。汉花园即今日的沙滩。陈独秀被安排住在与汉花园只一箭之遥的北池子箭杆胡同九号——那里也就成了《新青年》编辑部的所在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