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钟摆似的,长江轮船从上游到下游,又从下游回到上游,来来回回,终年不息。
忽地,从1927年4月12日那天开始,上海的大批乘客涌向码头,往武汉的船票顿时成了抢手货。船票价格暴涨。十天之后,由上海驶往武汉的几艘轮船,前后有两艘挂着米字旗的英国轮船护航,船票价格更是翻了几个跟斗,连统舱票都涨到四十五元一张——比普通职员一个月的薪水还高。
虽说如此,仍有许许多多“生意人”把船票争购一空,匆匆登上长江轮船,前往武汉。
这些“生意人”,做各式各样的“生意”,有的“买卖茶叶”,有的“开鱼行”,有的据称“卖水果”,还有的说是“贩盐的”。天晓得,武汉怎么有这样多的“生意”可做?
不过,这些“生意人”大都文质彬彬,很多人戴着圆形镜片眼镜。刚上船时,他们“黄牛角,水牛角,各归各”,似乎素不相识。
照例,长江轮船途经南京时,要靠岸上下客。这时,“生意人”们大都躲进客舱,上床闷头睡觉。从码头上来了一批特殊人物,腰间鼓鼓囊囊,那不是钱包,却是铁家伙——手枪。他们用锐利的目光扫视着旅客们,竭力想从中查出“红色人物”。可惜,那些“红色人物”脸不红、衣不红,跟普通旅客一模一样。
直到那些特殊人物下了船,直到轮船离开了南京码头,“生意人”们才渐渐活跃起来,踱上了甲板,三三两两地窃窃私语。也有个别的竟高谈政治,说出跟“生意人”身份毫不相干的话来……
这些“生意人”,便是“红色人物”。据年已九旬的超超麟(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回忆,光是跟他坐同一条船前往武汉的共产党重要人物便有陈绍禹(即王明)、李立三、罗亦农(即罗觉)、王荷波、陆定一……甚至连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也在这条船上。在此之前,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已和汪精卫一起秘密乘长江轮船西行,由沪抵汉。
这么多的中围共产党人(还包括许多国民党左派人士),为什么“定向运动”,纷纷由上海奔赴武汉?
那是因为上海刀光剑影,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气氛……
上海,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摇篮。六年前的1921年7月,中共“一大”便在上海举行。此后,上海成了中共中央的所在地。大批中共高层人物,或明或暗地落脚在这座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不久,决定联合中国国民党,携手共同反对军阀。
中国国民党也作出了发善的反应。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一大”,孙中山以总理身份担任主席,提出并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从此,国共两党结为盟友。众多的中国共产党人加入了中国国民党。李大钊、谭平山等中共党员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毛泽东、瞿秋白、张国焘等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
1025年3月12日上午9点半,孙中山因肝癌不治,长逝于北京。随后国民党内两雄并立:汪精卫成为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最初,蒋介石沿着孙中山“三大政策”的轨道运行。1925年9月,当蒋介石作为东征军总指挥率领兵马从广州出发,征讨军阀陈炯明时,他的东征军的总政治部主任便是共产党人周恩来。苏联顾问帮助他制订了周密的东征作战计划……
国共两党又携手北伐。自从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出师北伐,一路势如破竹。才三个月功夫,便拿下武汉。
武汉,辛亥革命的第一枪就在这里打响。自从国民革命军占领武汉后,这里便成了中国革命的中心。随即,国民政府迁都武汉。
蒋介石却把他的总司令部迁往南昌,他想要国民政府迁往南昌的提议遭到拒绝。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在武汉联合起来,跟在南昌的蒋介石相对抗。
在上海,共产党有着颇好的基础。在陈独秀、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领导下,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在1927年3月21日经过三十个小时的激战后,全歼北洋军阀部队三千人和警察两千人,占领了上海。共产党由此声威大震。
蒋介石闻讯急急进军上海,又迅即占领南京。
蒋介石把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纠察队视为眼中钉。
4月12日凌晨1时,上海在沉睡。一队队全副武装、臂缠“工”字符号的人马,看上去像工人纠察队,却突然袭击了上海闸北、南市、沪西、吴淞、虹口等区的工人纠察队队部,拉开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序幕。
世上最危险的事,不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却是原本的朋友突然翻脸,掉转了枪口对着你。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这天开始,在共产党人猝不及防的情况下,蒋介石血洗了工人纠察队,血洗了中国共产党。
于是,大批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涌向码头,涌向长江轮船……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第六天,蒋介石在南京也建立了一个国民政府,跟武汉的国民政府唱起了对台戏。
于是,国民党一分为二:国民党右派集结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麾下,拥护南京国民政府;国民党左派集结在国民党中央主席汪精卫的大旗下,拥戴武汉国民政府。
宁汉分庭抗礼。蒋介石和汪精卫各霸一方,加上北京的张作霖北洋军阀政府,中国一时间有着三个政府,唱起20世纪20年代的“三国志”。
面对着这三足鼎立的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共产党人思忖着该怎么办。